爱华网第一章 个人之出现与自由之暧昧
个人日渐脱离原始关系的“脱颖”过程——我们可称此过程为“个人化”
只要个人尚未完全割断这个把他与外界联接在一起的“脐带”，他便没有自由；但是这些关联给予他安全感，和一种相与感，及一种附着感。笔者欲称此种关联为“原始关系”
孩童脱离母体和家庭的过程也是个人化，一方面：是一个由个人意志及理性引导的，有组织的构造在日渐地发展着。如果我们把人格的这个有组织而完整的整体，称作“自我”（Self），我们也可以说：“个人化的成长过程的一面，就是自我力量（Self－sfreaenth）的成长”。个人的条件及社会的环境限制了个人化的成长。而社会环境的限制尤为主要，因为，在这方面，个人之间的差异虽然很大，但是，每一一个社会只能达到某一程度的个人化，一般的人不能超越过这个程度。另一方面：就是“日益的孤独”，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只要一个人是此世界的完整的一部分，只要他没有觉察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与责任，那么他便不必害怕这个世界。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子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个人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两种结果便是服从与自发的活动。服从并不是避免孤独与焦虑的惟一方法。另外一种方法，也是惟一一种有创造性的，结果不是导致无法解决的冲突的方法，就是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把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这种关系——其最极致的表现就是爱与创造性的工作——固着于整个人格的完整性与力量中，因此，所受的惟一限制，就是自我成长过程中的那些限制。
在动植物种类演化史上，人类历史也可说是日渐个人化及日渐获得自由的一个过程。当人类试图摆脱强制性本能时，便开始脱离人类以前的阶段。就发展的程度而言，越是低等的动物，越能适应大自然，其活动也越受本能及反射行为机构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组织完全是由本能所造成的。在另一方面，发展程度越高的动物，于初生的时候，其行为方式越有伸缩性，同时其结构的调整也越不完全。人类的这种发展达到了其巅峰状态。
当本能之无法固定行为超过某一程度时， 当对自然的适应丧失其强迫性的特征时，当遗传的天赋机构不再能固定行为的方式（way toact）时，遂出现“人类”。换句话说，“人类的存在与自由，从开始起便是不可分的。”在这里，笔者所指的自由，不是就“有自由做什么”的积极意义而言，而是就“解脱什么”的消极意义而言，质言之，就是“解脱”本能的约束，也就是说，本能不再决定人的行为。
人类出生的时候十分依赖外界，“人类生物的弱点，就是人类文化的条件。”人类从有生命开始，就必须对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Coursesofaction）做一抉择。在动物方面，从某一种刺激（例如饥饿）开始，到满足因这种刺激而发生的紧张（这几乎是完全固定的一种行为方式）为止，这是一连串不间断的反应。在人类方面，这一连串的反应便受到妨碍。这种刺激还是有的，但是满足的方式却是“取舍自由的”，这就是说，他必须在许多行为方式中，做一取舍。人类并非只能从事某一先决的本能行为，而必须在脑海中斟酌许多可能的行为方式；人类开始思想。他对于自然，由纯粹的被动适应，变为主动的适应：他可以有所创作。他发明了工具，藉以支配大自然，他日益地脱离大自然。他开始朦胧地发觉自己——或者可以说，发觉他的团体——与大自然不是同一的。他渐渐地明白，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又要超越自然。他开始发觉，死亡是他的最后命运，虽然他试图以各种幻想，来否认这项事实。
就像圣经里面的，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逐出了天堂，结果永远回不去了。乐园一旦失去，永远找不回来。
就其正面而言，人所犯的罪是吃了智果。作为一项自由的行为而言，这种反抗的行为则是理性的肇始。这段神话还谈到此首次自由行为的其它后果。人与自然之间原有谐和状态破裂了。上帝宣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及自然与人之间的战争。人脱离了自然，由于变成了一个“个人”，而朝着做人的方向，迈进了第一步。他已做出了首次的自由行为。这段神话强调这次行为所导致的痛苦。由于想超越自然，想脱离自然及其他的人类。使他裸露，使他觉得羞耻。他是孤独而自由的，但也是无权力和恐惧的。新获得的自由显然像是一个天罚；他脱离天堂的可爱的枷锁，获得了自由，但是他却不能自由地去管理自己，去实现他的“个人人格”
我们看到，人类日渐获得自由的过程，与个人生长的过程。有着相似的辩证性质。一方面，这是日益增长力量与统一的过程，这是日益可以控制自然，增长理智，日渐与其他人类团结的过程。在另一方面，这种日益个人化的过程，却意味着日渐的孤独、不安全，和日益怀疑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意义，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的无权力及不重要。
原始的束缚一旦被割断了，便不会修复；一旦丧失了天堂，人就不能重返天堂。只有一个可能的，有生产性的办法，可以解决已个人化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那就是：他积极地与所有的人团结起来，以及他自发自动的活动——爱和工作——藉着这种办法，而不是藉着原始的关系，以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个人身分，再度把他与世界连接起来。
然而，如果人类个人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条件），不能作为实现个人化的基础，而同时人们又已失去了给予他们安全的那些关系（束缚），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将使得自由成为一项不能忍受的负担。于是自由就变成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也表示一种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生活。这时，便产生了有力的倾向，想要逃避这种自由，屈服于某人的权威下，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使他可以解脱不安之感，虽然这种屈服或关系会剥夺了他的自由。
第二章 宗教改革时期之自由
一、中世纪的背景及文艺复兴运动
中世纪个人虽然自由，却并不感到孤独与孤立。由于人从生下来开始，在社会中便有一个明确的、不会改变的和没有疑问的位置，他已经生根在一个结构固定的整体中，所以，生活是有意义的，根本无怀疑余地。一个人与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社会秩序被视为如同一种自然秩序，而人成为社会秩序中的一个确定的部分，使人有安全和相属之感。固然有很多苦难与痛苦，但是，还有教会解释痛苦与苦难的原因是亚当的罪恶的结果，及每个人个人犯罪的结果，使得这些痛苦成为可以忍受的。
中世纪社会并不剥削个人的自由，因为那时候，“个人”还不存在；人仍然靠“原始关系（束缚）”与世界联系起来。他尚未认为自己是一个“个人”， 他也未想到他人是“个人”
文艺复兴，以及中世纪社会结构的日渐破坏的结果，便是现代意义的个人的出现。人发现他自己与他人是“分开而独立的人”；他发现在两个方面，大自然与他是截然分开的：大自然是理论与实际的征服的对象，同时就其美丽而言，大自然是享受的对象。人类由于发现了新的大陆，和由于在精神上培养了一种四海为家的精神，人类发现了这个世界。所谓四海为家的精神，就是但丁所说的：“吾乡即是全世界。”
文艺复兴是一个富裕而有权力的上阶层的文化。没有分享到统治阶级的财富与权力的广大群众，丧失了他们以前身份的安全感，于是成为无定型的群众。文艺复兴学者也是如此，他们一方面强调人性尊严，个人地位，及力量，同时又在他们的哲学中，显示出不安全感与失望。这种由于个人在充满敌意世界中，处于孤立状态，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就说明了文艺复兴时代中个人的特点，即是对名誉的渴求。如果生命的意义成为可疑的，如果一个人与
他人的关系，不能使他觉得安全，那么，名誉就是抑压一个人的怀疑的方法。名誉的功能是一样的。它可以把个人的生活，从生活的有限及不安，提升到不可破坏的程度；如果一个人的名字能为同代人知道，而且如果一个人可以希望，他的名能永垂不朽，那么，他的生命便可籍着别人的判断对他生命的反应，而获得意义，和重要性。
了解中世纪社会个人地位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关于经济活动的伦理看法。“一个是，经济利益是受日常生活支配，第二个是，经济行为是个人行为的一面，道德的规则便是要约束这一面，正如同也要约束个人行为的其它方面一样。财富是重要的，但是经济动机是可疑的。如果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动机就是贪婪，就是一种恶。
中世纪后期日渐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变化：资本家的出现，小商人利益被损坏；另外现代意义的时间观念开始发展，分钟已变得有价值；此种时间新意识的一个预兆便是：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在纽伦堡，钟表开始每刻钟敲一次。工作的价值日增，。效率的观念成为最高德行的一种。
中世纪社会制度已遭到破坏，随着，中世纪社会制度所赋予个人的安定及安全也受到破坏。由于资本主义的开始，所有的社会阶级也开始变动，在经济秩序中，不再有固定的位置，而在以前， 人们认为有固定的位置才是自然的，是不可怀疑的现氛“个人已孤立了。每一件事都须靠他自己的努力，他传统地位的安全是不足倚持了。资本取得了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一种超人的力量，决定人的经济与其个人命运。资本“已不再是仆人，而成为主人了。资本取得了分立且独立的活力，有了主要合伙人的权利，可以按照其自己的正确需要，来指挥经济组织。”
兹将十五、十六世纪社会与经济的改变，对个人的影响，总结如下：
我们发现到我们以前曾讨论过的那种自由的暧昧情况。个人解脱了经济与政治关系（ties）的束缚。由于他必须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积极和独立的角色，他也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是，同时他也脱离了以前给予他安全感及相与感的那些关系。他不再生活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社会里；世界成为没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由于人失去了他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固定地位，他也失去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他遭到威力庞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由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人与他人的关系变成为敌对的和疏远的；他自由了，但这也就表示，他是孤独的、隔离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他没有文艺复兴时代财主所拥的财富或权力，也失去与人及宇宙的同一感，于是，一种他个人无价值和无可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如果个人想要成功地发生作用，就必须缓和这些感觉。
二、宗教改革时期
出现了路德教派及加尔文教派。。这两种教派不是属于富有上层阶级的宗教，而是属于城市中产阶级，城市贫苦人家及农人的宗教。
路德这个人是“独裁个性”的典型代表，因为他是由一位非常严厉的父亲培养长大，同时因为他在童年时没有享受到爱也没有安全感，所以他的人格受到一种对权威具有两种极端相反的感情的折磨；他恨权威，并且反抗权威，而同时他又崇慕权威，有服从权威的倾向。
在宗教改革的很早以前，某些原则就是天主教神学的特征，即是以下这些学说，人的本性虽然由于亚当的罪恶而败坏了，但是内心里，还是追求至善的；人的意志是可以自由地向往至善；人的努力对他的超脱还是有用的；以及，基于耶稣基督舍身救世的功劳，再靠着教会的圣礼，有罪的人便可获救。总结而言，中世纪教会强调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以及，人的努力是有助于他的获救，中世纪教会也强调，上帝与人的相似，以及人有权利相信能得到上帝的爱，由于人与上帝相似，人觉得是平等的，是如同手足的。
路德的神学说明了中产阶级的感觉，中产阶级反抗教会的权威，憎恨新的有钱阶级，感觉受到日益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并且觉得无权力和个人的不足轻重。就路德的体系与天主教传统不同而言，路德的体系可分两方面而言，一个是在新教国家中经常比较受重视的，就是认为， 路德使人类在宗教事务上得到独立；他使教会失去的权威，使个人得到了权威；同时，路德的信仰与拯救的观念，是一种主观的个人经验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个人负有一切责任，权威是与责任无关系的。
只要人一天不能从消极的自由演变到积极的自由，非理性的怀疑便一天不会消失。只要人一天不能克服他的孤立，只要他在世界的地位一天不能成为有意义，怀疑的本身便一天不会消失。
他的解决办法是：承认自己的无价值，极其能事地羞辱自己，完全地放弃个人意志，否认并且抨击人的个人的力量。他认为，靠这种做法，人才有希望可以接近上帝。路德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屈服的关系。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他的信仰观念就是：如果你完全地屈服，如果你承认你个人的无价值。那么，万能的上帝可能会愿意爱你和救你。如果你可以完全抹杀自己，摆脱一切个人的缺点和怀疑，你便会不再觉得自己无价值，于是可以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路德虽然使人摆脱教会的权威，却使人屈服于一个更暴虐的权威之下，即是上帝的权威，因为上帝要个人完全的屈服，要个人完全抹杀自己，这是人获救的基本条件，路德的“信仰”实是认为在完全屈服的条件下，才能受到恩宠的一种信念，这种解决方法，又何殊于个人完全屈服国家和“首领”的原则？
路德的人格以及他的教义都显示出，他对权威有种矛盾的情感。一方面，他畏惧世俗的权威和专横的上帝的权威，另一方面，他又反抗教会的权威。在他对广大群众的态度方面，他也显示出同样的这种矛盾情感。只要他们的暴动不超出他所规定的范围，他是同情他们的。但是，当他们攻击他所赞许的那些权威时，他便对这些群众，显出强烈的憎恨与轻视。在本书第五章中，笔者将会指出，这种对权威的自发喜爱，及对无权力者的憎恨，乃是“权威个性”的典型特点。
加尔文传教的对象是保守的中产阶级，是觉得非常孤独与害怕的人； 他的教义认为人是无意义和无权力的，人的努力是无用的，因此，在他的教义中，道出了那些觉得孤独与害怕的心情。加尔文教义中表达了个人的自由感，也表达了个人的无意义与无权力。它提供一项解决之策，教个人完全地屈服与自我贬抑，然后才能希望发现新的安全。
加尔文的命定说。命定说是加尔文学说整个体系的基石，中心思想。他假定，上帝不仅先已注定某人要蒙受恩宠，而且决定另外的一些人要注定永受诅咒；他的这种臆说给命定说换了个新面貌。此一命定说的心理上意义是双重的。其一是它表达和提高了个人不重要与无权力的感觉。没有任何学说较此种命定说更强烈地表达了人类意志与努力的无价值。人类完全失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人根本对其命运的决定，就没有过问的余地。另外一个意义是，像路德的命定说一样，加尔文的命定说的作用是想要压抑非理性的怀疑。他的信徒实际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籍着自我贬抑的心理作用，得到这种信心。
加尔文的命定说有一个含意，应在这里加以明白地说明，因为这个含意在纳粹的理念中又复活了：这就是人类基本不平等的原则。加尔文认为，人有两种——一种是得救的人，一种是注定受谴责的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个原则的含意是，人之间是不能团结的，因为人类团结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已遭否定，这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类命运是平等的。加尔文教派的人很天真地认定，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的人则是遭天谴的。很明显地，这种信念，在心理上，就表示对其他人类的轻视与仇恨。
加尔文教义与路德教义之间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更强调道德努力和道德生活。，从心理学上来看，事实并不如此。焦虑的状态，无权力的感觉，尤其是对死后命运的怀疑，造成一种使任何人无法忍受的精神状态。任何受到这种恐惧打击的人， 几乎都不能放心地享受生命，和对以后的事漠不关心。为了想要逃避此种无法忍受的不可靠的状态及这种个人无价值的感觉，加尔文教派提出的一种办法就是：疯狂的活动，拼命的做事。 在这种意义下，活动是强迫性质的： 个人为了克服他的怀疑与无权力感，必须活动。这种努力与活动不是内在力量与自信的结果；它只是拼命地想逃避焦虑而已。
在加尔文的教义中，努力还有另外一种心理意义。一个人不休止地努力在道德及世俗工作方面获致成功，这就表示他属于上帝选民的一类。在这种意义下，努力与工作完全是无理性的。工作与努力的目的不是想要改变命运，因为命运早已由上帝决定了。努力与工作不过是一种预算已定之命运的方法而已；同时，这种发狂的努力是为了逃避一种无法忍受的无能为力感
就目的之本身而言，对努力和工作的这种新态度，可能表示自中世纪末期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心理改变。许多社会，是由奴隶来工作，自由人羞于工作。但是现代社会人开始被迫工作，并非是受外在的压力，而是受内在的强制力。
从宗教改革时期以至目前，现代人在生活中开口闭口，离不开“责任”，其实，这种责任感带有强烈地仇恨自己的色彩。“良知”是驱策奴隶工具，它驱使人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希望与目标而活动，其实，这些希望与目标不过是外在社会要求的“普遍化”而已。“良知”残忍而无情地驱策着人，禁止他享受乐趣和幸福，使人的整个生活作为某种神秘罪恶的补偿。
宗教改革：新教的教义非但表示出一般中产阶级的感觉，而且，由于把这种态度合理化和系统化了，更加强了这种感觉。不仅如此，新教教义还为个人指出一种克服他的焦虑的办法。新教教义告诉人们，要完全地承认自己的无权力和本性的邪恶，要认为他的整个生命是为赎罪而有的，要羞侮自己，而且还要不停地努力——藉着这种种做法，人才能克服他的怀疑与焦虑；必须完全地屈服，才能得到上帝的宠爱，或者至少可以希望能属于获救的一类人物中。新教教义解答了受恐吓的、孤立的、没有根的个人的人性需要。这种由经济与社会的改变，和受到教理论的强化的新个性结构，反过来。又成为塑造社会与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此种个性结构的一些属性——强迫自己去工作，喜爱俭约，把一个人的生活成为达到别人权力之目的的工具。苦行禁欲，以及一种强制的责任感——成为资本社会的生产性力量，没有这些属性，现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三章现代人的两种自由观念
我们不仅要保留和增加传统以来即有的自由，同时也要设法获得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要能使我们充分地认清我们自身，从而对自己、对人生都能具有充分信心
资本主义不仅使人不再受传统之束缚，并且对于增加人类更多的自由以及如何训练人们进取，有鉴赏力和负责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然而，资本主义同时也使个人在社会中感到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
原因：个人活动的原则问题。在中古社会，各人在一个有秩序有规则的社会过着固定的生活，自己无须为自己操劳担忧，而资本主义社会却让每一个人完全依赖其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减少。另外，宗教改革，人与上帝个体化的关系是人的世俗活动个体户特征的心理准备。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为赚钱而赚钱的，个人的成功与物质所得，只是构成与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份子，谈不上解脱或享乐。个人就像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资本多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齿轮，资本少的就无足轻重了。这种将“个人”长期固定的奉献给生活以外的许多事务的现象，在新教派的教义中也已显露了。不过马丁·路德及加尔文所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他们为了使教徒奉献自己的一切，在教条中诱使人们摒弃个人的自由精神生活，抹去人性的尊严与骄傲，不作其他非分之想。
这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形态——，对于自己感到生命无意义。二、为本身以外的一切奉献自己。今天的人类，只是把过去一直是侍奉上帝的观念，转而为侍奉现代的经济制度而已，永远成为这个大机械的奴隶。以资本赚取资本的原则
可以肯定的是，某个人成为爱的“对象”的爱只不过是对某人缠绵之爱的实现和集中而已。它并非像罗曼蒂克式的爱那样认为一个人在世上能爱的人只有一个，找到那个人是一生中最大的机遇，爱他的结果便是不再爱其他人。该事实恰恰表明，那种只能从一个人身上体验到的爱并非真正的爱，它不过是一种施虐——受虐依恋。作为人主要特性的具体体现，真正的爱蕴含着对被爱者的基本肯定。爱一个人意味着爱这样的人。爱这样的人，并不像人们所常常认为的那样，是爱某一个特定的人，并据此加以抽象概括，也不是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经验扩大化。相反，它是前提，尽管爱的产生是在与具体个人的接触过程完成的。
据此，我们可以说，原则上我自己同另一个人一样是我爱的对象。我之所以能肯定我自己的生命、幸福、发展与自由，是由于我具有此类肯定所需的最基本的欣然心理与能力。如果一个人有这种欣然的心理状态，他也能对自己如此。如果他只能“爱”他人，那他根本就没能力爱。
自私与自爱并不是一回事，恰恰相反，二者是对立的。自私是一种贪婪。同所有的贪婪一样，它蕴含着一种不满足性，其结果是永远没有真正的满足。贪婪是一个无底洞，它耗尽了人的精力，人虽然不停地努力使其需求得到满足，但却总是达不到。只要仔细观察便可发现，自私的人总是对自己焦虑异常，他总是不满足，整天心神不定，害怕所得不足，怕错过什么，更怕被剥夺了什么。他对任何可能得到更多的人嫉妒万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尤其注意潜意识动力，我们发现这类人根本不喜欢自己，而是极其厌恶自己。
这个看似矛盾的怪现象其实很容易解释。不喜欢自我恰恰是自私的根源。不喜欢自己、不认同自己的人常常对自我焦虑异常。他缺乏内在的安全感，而内在的安全感只能建立在真的喜欢与肯定自己的基础之上。他必须关注自己，贪求所有东西，因为他根本就缺乏安全感与满足感。自恋的人也是如此，他虽不关心自己有所得，但却景仰自己。表面看来这些人非常爱自己，实际上他们并不喜爱自己，他们的自恋同自私一样是对根本缺乏自爱的一种过分补偿。弗洛伊德已指出，自恋的人撤回了对别人的爱，把它转向自己。尽管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但后半部分却是错误的。他既不爱他人也不爱自己。
自私根源于缺乏对真实自我的肯定与爱，即，缺乏对整个具体的人及其所有潜能的肯定与爱。自我是社会的自我，它基本上是由个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组成的，实际上只是人的客观社会功能的主观伪装。现在自私是贪婪，后者根源于真实自我的挫折，其对象是社会的自我。虽然现代人的特征似乎是完全主张自我，实际上他的自我受到了削弱。
他的全部自我连同其全部具体的人格却成为他亲手制造的机器之目的的工具。
现代人的人际关系特征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人与人之间呈现出一种操纵精神与工具性特点。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必须以人与人间的相互漠不关心为基础。人与人之间呈现出物与物的关系特征，而非人与人间的关系。人不但卖商品，而且也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件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自己的体力，商人、医生、职员则出卖他们的“人格”。这种人格必须博人欢心，必须精力充沛，有创造性，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特殊职位。同其他商品一样，市场决定了这些人类特质的截止，甚至他们的存在。正象一件有使用价值的滞销商品毫无价值一样，如果一个人所具有的特质没有用处，他便毫无价值。因此，自信、“自我感”只不过是别人评判的一种指标，使他确信自己价值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声望和在市场上的成功。如果他受人追逐，有声望，那他便是个人物，便有价值；如果他默默无闻，便什么也不是。声望对现代人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人格”成功成了自我评价的依托。它不但决定了一个人在实际事务中是否能够领先，而且决定了一个人能否保持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或是否跌入自卑的深渊之中。
有的人的自我是以拥有财产为支撑的。他越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是，便越需要拥有财产。
有的人的自我是以声望与权力支撑的。它们部分地是拥有财产的结果，部分地是竞争领域获胜的直接结果。别人的景仰及对他们行使的权力象财产的作用那样更上一层楼，支撑着没有安全感的个人自我。
对那些没有财产和社会声望的人来说，家庭便是个人声望的一个源泉。
除家庭外，属于某个团体，也赋予个人一种重要之感。因为他觉得他属于一个他觉得优于其他竞争群体的群体。
这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自我的因素与实际的经济与政治自由、个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及不断加强的理性启蒙是不同的，对此我们要正确分别。后者实际上增强了自我，并导致个体性、独立性及理性的发展。相反，前者只是有助于弥补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它们并未根除不安全感和焦虑感，而是掩盖了它们，因而有助于使个人在主观上觉得安全。但这种感觉部分地只停留在表面上，并只有在支撑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才存在。
现代广告，并不诉诸于理性，而是情感，象其他任何一种催眠暗示一样，它先着力在感情上征服对象，然后再让他们在理智上投降。事实上，这种弱化人的批判思维能力的方法对我们民主的危险性更大。经济领域里的这些现象同样存在于政治领域。政治宣传的方法同广告对顾客产生的影响一样，能加深个体投票人的微不足道感。重复口号，强调无关主旨的话题麻痹了他的批判力。政治宣传的规则决定不是让他有清晰冷静的思维。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广告与政治宣传过分强调个人的微不足道。恰恰相反，它们奉承个人，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并假装尊重他的判断力和鉴别力。但是这些把戏说到底不过是麻痹个人怀疑情绪的一种方法，不但有助于他自欺欺人，而且能使他使做出合乎个人性格的决定。
电影中，受强大恶毒敌人威胁的小东西就是观众自己，这就是他的所感，这种环境使他自我认同。为了不断吸引观众，其结局也总是大团圆。实际上，观众忍受着所有恐惧与渺小感，最后获得一丝安慰。很多作家也表述了个人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一般的常人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它。它被掩盖了，掩盖在日复一日的固定活动中，掩盖在得自于私人或社会关系上的肯定与认可中，掩盖在事业成功中，掩盖在任何一种分散这方面注意力的方式中，掩盖在“娱乐”“社交”“升迁”中。但在黑暗中呼喊并不能带来光明。孤独、恐惧及困惑依然存在‘人再也支撑不住了。人们无法继续承受“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带来的负担，他们必须全力逃避自由的，除非能化被动自由为主动自由。
第四章逃避机制
常态有两种形式来定义：
1.从社会角度看，他能够按这个社会的要求去工作、去生活。
2.从个人角度看，健康或常态就是有一个最适合个人成长和幸福的环境
如果一个既定的社会结构能为个人幸福提供良好的环境，这两种方式的常态就统一了。但是，大多数社会都并非如此，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因此，我们需要严格区分这两种常态概念，前者从社会必要性角度出发，后者从事关个人存在的价值及规范角度出发。不幸的是人们常忽视了这种区分。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远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意义上的精神病症患者健康。前者很好地适应社会，其代价是放弃自我，以便成为别人期望的样子。所有真正的个体性与自发性可能都丧失了。相反，精神病患者则可以被视为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可以肯定，他挽救自我的企图并未成功，他并未良好有效地表达自我，相反，却借精神病症状和遁入幻想生活寻求拯救。不过，从人类的价值角度来看，他要比那些完全丧失了个体性的常人更健全些。毋庸置疑，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有人既没变成精神病症患者也未丧失个体性。但是，对我们而言，精神病症患者的污名似乎并无根据，只有从社会功能角度出发它才能成立。就整个社会而言，精神病症一词并不适于这后一种意义，因为如果社会成员不履行社会职责，那么社会就不能存在。然而，从人类价值角度来看，从社会成员在其人格发展过程中被弄得不健全的意义上讲，可以称社会为病态社会。由于精神病症一词通常指代缺少社会功能，所以我们尽量避免用精神病症一词来评述一个社会，而说它忽视人的幸福与自我实现。
一、权威主义（寻找继发纽带以代替始发纽带）
人人身上可能都有施虐与受虐特质。整个人格受这些特质主宰的那些个人是一个极端，那些施虐—受虐特质不很明显的个人又是另一端。只有在讨论前者时，才可以说施虐—受虐特质。
权威并非必然是人或组织结构，也不一定总得说：你必须做这，或你不许做那。这种权威可以称之为外在权威，它也可能是内在权威，以职责、良心或超我等名目为伪装。实际上，现代思想从新教发展到康德哲学，其特征就是内在权威取代外在权威。随着新兴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胜利，外在权威失去了光彩，人自己的良心取而代之。在许多人眼里，这种变化就是自由的胜利。臣服于外在的命令似乎不配做一个自由人；而人的理性、意志或良心征服人的自然倾向，建立起其对个人自然部分的统治，而且人的良心所发布命令的内容常常完全并非受治于个人自我的需求，而是受治于以伦理道德方式出现的社会需求。良心的统治甚至比外在权威更残酷，因为个人觉得命令是自己的，他怎能反抗自己？
近几十年来，“良心”的重要性大减。似乎外在权威和内在权威在个人的生活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人人都彻底“自由”了，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合法要求。但是，我们发现，权威并未消失，而是使自己隐而不现。“匿名”权威取代了公开权威，实行统治。它装扮成常识、科学、心理健康、道德与舆论。它不言自明，根本用不着发号施令，它仅仅靠温和的劝说，根本不用施加任何压力。无论是母亲对女儿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跟那个男孩出去”，还是像广告所说的“抽这个牌子的香烟——你会喜欢它的清凉”，都是如此。这些狡猾的建议营造出的气氛实际上同样充斥于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匿名权威比公开权威更有效，因为人从未怀疑还有别人期望自己服从的任何命令。很明显，在外在权威中，有命令和发布命令的人，人可以与权威作斗争，个人的独立与精神勇气在斗争中也能得到发展。在内在化了的权威中，命令虽然是内在的，但仍看得见，而在匿名权威中，命令和命令者全都踪影全无，就像受到了看不见的敌人的攻击，任何人都无还手之力。
区分“革命者”和蔑视一切权威的“叛乱分子”还存在一种比较适度的依赖方式：终生与自身之外的某种权力保持微妙关系的人，依附于神秘的帮助者，这种依赖常常是人根本未意识到的某种事实存在，即使朦胧地觉得有某种依赖，依赖权力的人或他所依赖的权力也常是模糊不清的
受虐者的最终目的在于寻求快乐，所受的痛苦只是一个副产品，而非目的本身。
消灭在我，并进而试图克服无法忍受的无能为力感，这只是受虐冲动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是企图成为自己之外的更强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融入它并分享它。这个权力可以是人、机构组织、上帝、国家、良心活心理强制。
从心理角度看，这两种倾向都是同一基本需求的结果，即源于摆脱无法忍受的孤立与自我的软弱之需要。我建立把深含于施虐和受虐基础内部的目的成为共生。
分析表明，良心像外在权威一样施行严厉统治，而且人的良心所发布命令的内容常常完全并非受治于个人的自我需求，而是受治于以伦理道德方式出现的社会需求。
压在后代人身上的原罪体验概念就是受虐体验的典型特征。
二、破坏欲（意图消灭所有的外在威胁）
笔者已说过，虐待狂与被虐待狂，和破坏性是不同的，虽然这几种现象是常常混合在一起，难以划分。破坏性的不同是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主动的或被动的共生，而在于想消灭它的目的物。可是，它也是产生于个人无法忍受的无权力感及孤独感。由于我把外在的东西摧毁了，因为，我可以免除了我自己无权力的感觉。当然，如果我成功地消灭了外在的目的物，我还是孤独的和孤立的，可是，我这种孤独是一种绝佳的孤立状态，在这种孤立状态中，外在的目的物之力量，不能再压服我了。毁灭世界是想使自己不再受外界力量摧毁的最后一种，几乎是奋不顾身的企图。虐待狂是欲借统治他来增强自己的力量；破坏则是欲借消除外界的威胁，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毁灭世界是想使自己不再受外界力量摧毁的最后一着，几乎是奋不顾身的企图。大多数的破坏现象是不被人们视作为破坏的，相反的，人们用各种方法，使这些破坏行为合理化。人们经常用爱、责任、良知、爱国主义等等字眼，来掩饰他们的破坏行为
弗洛伊德曾触及生命受阻与破坏性行为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弗洛伊德在晚年发现，除了性冲动及自卫冲动以外，还有破坏的癖性，也是人类行为中的一个动机。
生命有其自己的内在动力；生命有生长及表现自己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受到阻碍，以发展生命为目的的精力，便会走上分解的过程，并且转变为以破坏为目的的精力。换句话说，求生的冲动与要破坏的冲动，并不是互望依赖的因素，而是一种相反交替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求生的冲动受阻越大，想要破坏的行动则越强；生命实现的就越多，则被破坏行为的力量越小。“破坏行为是生命受阻的结果”。压抑生命的种种个人的及社会环境，产生了想要破坏的欲望。
三、机械协同（社会意义最大的逃避机制）
机械趋同责任感的压力太大了，足以让他觉得别人期望他做的，就是他所欲的。
现代社会里个人自动与他人趋同，这加剧了普通个人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
弗洛伊德强调的是压抑”坏念头“，他似乎没有真正认识到”好“念头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
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这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这种机制有点类似于某些动物的保护色，它们与周围的环境是那么地相像，以至于很难辨认出来。人放弃个人自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与周围数百万的机器人绝无二致，再也不必觉得孤独，也用不着再焦虑了。但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便是失去了自我。
认为克服孤独的“正常”方式是把自己变为一个机器人，这种假设是与我们的文化关于人的广为流传的思想相冲突的。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认为是自由的个人，可以随己所愿自由思考、感觉、行动。这确实不仅是对现代个人主义的普遍看法，而且是每个个人的真实想法，大家都坚信他就是“他”，他的思想、感情、愿望就是“他”的思想、感情、愿望。不过，尽管我们中有真正的个人存在，但这种信念多半是幻想，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妨碍了清除那些造成这种局面的条件。
我们思想、感觉、愿望的内容不真是我们自己的，而是从外面灌输给我们的，这个事实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人们认为这些伪活动是规律，而真正的心理活动反成了偶然例外。
仅凭人陈述的逻辑性是无法弄清理由是否是合理的，还必须考虑到作用于人内部的心理动机。关键不在于思想是什么，而在于如何思想。积极主动思考得到的思想总是新的原创性的，原创并不一定非得是别人以前未想到过的，而总是指思想的人用思维做工具，去发现外面的世界或自己内心世界的新东西。合理理由根本缺乏这种发现和揭示特性，而只能证实自己的情感偏见。合理化并非洞察现实的工具，而只是一种事后行为，目的在于调和自己的愿望与既存事实间的差异。
虽然人看待压抑多从在精神病症行为、梦中起作用的受压抑力量角度出发，但每个压抑都消灭了个人真实自我的某些部分，真感觉受到更大的压抑，不得不用伪感觉代替它。这是必须着重强调的重要事实之一。
我们希冀获得别人的认同，以此寻找自己的存在标志，却从未停下来思考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真实自我的肯定。
伪活动取代思想、感觉和愿望的原始活动，最终导致伪自我取代原始自我。原始自我是精神活动的原动力。伪自我只是一个代理，它打着自我的旗号，实际代表的却是人被期望所扮演的角色。当然人能扮演许多角色，并在主观上确信他是每个角色里的“他”。事实上，在所有这些角色中，他只是别人期望的他，而他却认为这就是他。大多数人的原始自我都完全被伪自我窒息了。自我有时会出现在梦里、幻想中，或者喝醉的时候，此时人会有多年未曾经历到的感觉与思想。这些感觉与思想往往是坏念头，必须予以压抑，因为他感到害怕或羞耻；但有时又是非常好的，可他也必须压抑，因为他怕因有这些感觉而受到嘲笑或攻击。
第五章纳粹主义心理学
我已竭力表明希特勒的著作体现了权威主义性格的两种基本倾向：渴求支配他人的权力，渴望臣服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外在权力，希特勒的思想多少是与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等同的。他书中的思想就是他在不计其数的演说中阐发的思想，正是借它他才赢得了群众，使他们成为他的党徒。由他的人格——自卑、仇恨生命、禁欲主义、嫉妒享受生活的人而致的这种意识形态是施虐—受虐冲动的土壤。它被散布给那些有同样性格结构的人，他们被这些教义所吸引、所激动，并成为表达他们感受的那个人的狂热信徒。但是，满足下层中产阶级的不仅仅是纳粹意识形态，而且还有把意识形态的允诺变为现实的政治实践。一套制度形成了，其中每个人上面都有一个他要臣服的人，下面则是他有权支配的人；高层顶端的领袖则把自己淹没在高高在上的命运、历史、自然之类的权力中。这样，纳粹意识形态和实践就满足了从部分人的性格结构中生发的欲望，也给那些虽不愿意支配和臣服，但已退缩，放弃了对生活、对自己的决定甚至对一切的信念的人们，指明了方向。
第七章 自由与民主
（一）个体之错觉
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
表明无能为力感两种逃避机制：一是权威主义性格的逃避机制；另一种是强制趋同机制。人变成机器人，丧失对自我的信心，这正是法西斯主义政治目的的沃土。
（二）自由与自发
无助与怀疑麻痹了生命，为了生存，人竭力逃避自由——消极的自由。
积极自由，自由扩大的过程并非恶性循环，人可以自由但并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
自我活跃到什么程度，就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生命只有一种意义：生存活动本身。
民主政体必须向人们灌输最强烈的、人的思想能够有的信念，即对生命、真理及积极自发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信念。惟其如此，才能战胜虚无主义势力。
附录性格与社会进程
社会性格只包括一部分经过选择的特质，即，在一个群体共同的基本经历和生活方式作用的结果下，发展起来的该群体大多数成员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P187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性格的主观功能在于引导他去做对他来说从某种实际的立场出发必须要做的事情，同时还使他在活动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P191社会性格把外在的必然性内在化了，从而驱使人把精力用在某一既定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任务上了。P191虽然生命的基本条件塑造了人的性格发展，虽然没有固定的生物学上的人性，但人性仍有自己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是社会进程演化中的一个积极因素。P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