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

1966年至1977年，这段时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由于人口增长失控形成了中小学入学人数的增加，对师资需求剧增，再加上出现了“公转民”的热潮和“十年浩劫”造成的师资队伍主渠道师范院校招生的停止，公办教师来源的中断，而大量农村小学又改为民办，大批公办教师转为民办教师。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又盲目发展中学，教育管理处于极度混乱状态。民办教师数量剧增，1977年小学民办教师总量到达历史的顶峰，达到491万人，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2%。
1978年起，各地加强了民办教师工作。通过对民办教师队伍进行调整整顿，确定留用的民办教师资格，淘汰部分经培训仍不合格的民办教师，将部分优秀民办教师转为公办，达到退休年龄的进行妥善安置等措施，到1994年民办教师逐步减到230万人，仍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30%，队伍的发展和民办教师管理工作开始趋于正常。
实际上，现在所说的民办教师却恰恰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全民所有制）的时候。而原本意义上的民办教师，也随着1952年对民办学校的成功改造而消失了。至于近几年随着非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经济而出现的大量民办学校，那里的教师并没有被认为是民办教师。

二、贫瘠讲台上的圣人

人们都说，教师是“阳光底下最神圣的事业”。人们却无法想像，从事“阳光下最神圣的事业”的民办教师，其工作条件之差，压力之重，生活之苦，待遇之低，到了何等程度！
如果把公办学校之外的教师都称为民办教师的话，中国的民办教师已存在2000多年了，而最早的民办教师或许就是孔子。可以说，正是凭借了民办教师的力量，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才得以传递到今天。
可是，也就是这些文明的传递者，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孔子，还是今天的民办教师，“清贫”一直是他们生活的主调。当新闻媒体向世人披露了广大基层民办教师的精神境界以及工作和生活状况时，人们震惊了，人们看到了笼罩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是一束束神圣的光辉。
张宗花是广东南雄县澜河镇中心小学的民办教师。她1981年高中毕业后就踏上了三尺讲台。
她曾有两次机会可以摘掉“民办教师”的头衔。一次是1985年冬，她爱人所在部队几次来函，让她到北京的部队幼儿园工作，但她没有去；另一次是1992年，她爱人转业到743矿，矿领导想把她调到矿山子弟学校任教，并许诺解决转正、住房问题，但几番劝说，她都不为所动。
对此，张宗花的解释挺干脆：“舍不得离开这些纯朴的孩子。”她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有孩子在她周围叽叽喳喳地闹。她那两间陈设简陋的平房，是孩子们游戏学习的乐园。
令张宗花梦牵魂绕的澜河和澜河小学，藏在大山的怀抱里，四周峰峦起伏、沟壑相错，那块平坦的谷底便是澜河镇。从县城出发乘车需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其闭塞状况可以想像。
在澜河，说起“张宗花老师”，许多人都可以向你讲出她感人的故事。一位家长说：“张老师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疼爱。”有一次，南雄暴发山洪，张宗花把学生分批护送回去，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当她正打算脱掉湿透的衣服吃饭时，才想起8岁的儿子还在学校。等她冒雨赶到学校时，孩子已在教室里睡着了……
张宗花的家境很不宽裕，一家6口人依靠她和丈夫有限的工资维持生计。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时常接济一些生活条件不好的学生，不仅送纸送笔，还送衣服鞋袜。张宗花的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物品，唯一醒目的是那台旧彩电，这还是她为了学普通话咬牙掏钱置办的。她的家务很重，除了两老、两小需要照顾外，还要摆弄几亩责任田。
不过张宗花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她说：“不管怎么样，我同孩子们在一块就很开心，看到他们在我的眼前，渐渐地长大成人，知书达礼，这就是我付出得到的最好的回报。”
什么叫圣人？那就是品德高尚得正常人做不到的人。孔子是圣人，山寨里的山民不知道孔子是谁，只知道张宗花是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值得尊敬的圣人。
在民办教师队伍里，这样的圣人多得很。
一头疏发，一双智慧的眼睛，一个清瘦的躯体，他就是浙江丽水市黄弄小学校长陈岳明。这位在畲乡奔走了30年的民办教师，已快60岁了。
畲乡的贫困，紧揪陈岳明那颗悬着的心。30年来，他把改变家乡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身上。知识，就是智慧，就是力量。他要把全部学龄儿童带进学校，留住学生，培养成才。
何丽洪、何文斌姐弟俩是他班上勤奋好学的学生，父亲长期患病，家境一贫如洗。不幸母亲突然身亡，姐弟俩被迫停学。陈岳明急了，眼下正步入毕业班，停学将伤害两颗希望的心灵。不行，再困难也得让他们念书。当时陈岳明月工资90元，家中老少7人，经济相当拮据。但为了学生能继续读书，他就拿出两个月的工资并戒了酒，供姐弟俩读完小学，并送进初中。
陈岳明当校长以后，他的目光不是一个班级了，而是他所管辖的几个自然村的孩子们。
为了普及初等教育，他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到每一户村民中去，使家长自觉自愿地把孩子送到学校。他把《义务教育法》翻印了400份，做到学生、家长人手一份，叫学生回家一字一句读给家长听。并利用村广播室，请村干部向村民宣传《义务教育法》，发现有学生不来上学，先由老师动员，再由村干部上门劝说，直到成功为止。
1986年，离学校50里路远的山村五尺口麻田村，有俩姐妹周淑琴、周美琴没来学校报到。陈岳明亲自前往动员。那天下雨，陈岳明早上起身走到傍晚，到了学生家已是全身湿透。家长感动得直擦眼泪。陈岳明与家长、学生谈了大半夜。学生当时答应去读，可是第二天又变卦了，主要原因是路太远了，走怕了。陈岳明对学生说：“路远就少回家吧，米到我这里拿，星期天到我家里吃，与同学一起共度周日。”又说了大半天才将姐妹俩说通。
30年，在他的学籍档案里，入学率和巩固率均是100%。
30年，陈岳明从未因事因病请过一天假，脱过一节课。30年来，他吃住在学校。用他的一句本地话来说：“办学校靠劳心。”
1991年，他接任本乡教育质量下降的一所学校———黄岭小学。群众大会上，他表态：“成绩提不上去，我不出村。”为了搞好学校，他亲自担任毕业班班主任，兼教语文、自然。学生住校，开设早晚自修课，狠抓语文基础教学。为了上好自然课，他经常带领学生上山采集动植物标本。日夜“劳心”。自觉体力不支，但又不能耽误教学，他就买来“补脑汁”放在桌上，眼花了喝几口。他就是这样拼了一年，升初中考试时，他教的毕业班总评成绩在全乡5所完小中列集体第二名（过去最末）、个人第一名。
村里人生活富裕后，赌博现象也出现了。有的学生也参加了赌博。陈岳明针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有效的思想教育。为了制止学生中的赌博现象，他开办家长学校，以事实诉说赌博的危害，恳请家长，为了孩子的前途给予配合支持。晚上，他一家一户走过去，见有家长在赌博，他就好言相劝。家长们见这位年迈的民办老师这般劳心、苦心，也自觉惭愧，渐渐地戒了赌。任教30年，其间18年是校长，陈岳明却依然是一个老民办教师。是条件不够格，还是没有机会？都不是。
1986年，县教委给本乡“民转公”两个名额，就陈岳明的条件而论，教龄、学历几个硬条件都符合。可他让给了同校的几位民办教师。他说：“作为校长，不能利用职权抢利，而应该让利。”他诚恳地对一位老师说：“我们都是同一命运的人，你家比我还困难，你先转正。”
1989年，又有“民转公”的机会。妻子说：“转了公办就加钱，有福利，这次不能再让了。”陈岳明笑笑说：“我不喜欢与人争，一争就费心，就不安宁了。现在学校安宁、家里安宁，不是很好吗。”
他对“安宁”的解释，也许是他处理人际关系，团结教师搞好工作的一条方法吧。难怪他头顶没有“桂冠”。有了”桂冠“对“民转公”可助一臂之力。他却说：“把桂冠让给老师，可助我一臂之力。”一语道破了他心底的秘密。他想的是学校工作，工作是靠老师来做的，老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不是他最大的愿望吗？
领工资时，与他同步当民办教师现在转为公办的老师，月薪是他的好几倍。其他老师不胜感叹，他则坚信：“我会有这么一天的！”
覃月明从1972年担任广西贵港市蒙公乡凌寺小学壮族民办教师以来，早已桃李满天下。在她那间简陋的房间里，最显眼的是她作为先进个人出席199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文进校实验工作表彰大会时的代表合影。
1987年，凌寺小学成为壮文进校实验学校后，她一个人挑起了壮、汉双语教学实验的担子，在尚无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她不断地学习、探索。根据自治区教委提出“以壮为主，壮汉结合，以壮促汉，壮汉兼通”的教学方针，她灵活地结合本校实际，不断探索，提高壮汉双语文教学的质量。1993年，她任教的壮汉双语文教学，汉语文平均分为88.3分，及格率达98%；壮族语文平均分为71.5分，及格率达96%，优秀率为50%，双双名列全乡第一。于是，她被自治区教委授予壮文进校实验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972年，正值豆蔻年华的覃月明踏上讲台时，教学条件异常简陋，一间四壁透风的破教室，里面摆着残缺不全的桌子板凳，学生上课时得常常蹲在地上写字。物质条件的匮乏，丝毫没有动摇她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她想，人民把学生交给我，就要努力培养他们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当时她只有初中毕业水平，自身知识的不足使她感到巨大的压力。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她积极学习文化知识，认真钻研教学业务，工作、学习成了她生活里的全部内容。她自费订了多种教育刊物，从中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再在本校教师中推广使用。她教出的学生一茬又一茬，已如山花烂漫，桃李满天下。
1983年2月，她的爱人确诊患了肝癌。为了延缓丈夫的生命，她殚精竭虑地操劳，不但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护理好丈夫。可是，三个月后，丈夫还是抛下她和唯一的4岁的孩子而去。在巨大的悲痛中，她没有忘记班上的孩子们。在料理完后事的第三天，她悄悄地把家门锁上，带着儿子食宿在校。她的“小学”因此成了“大家”。暑天，学生的饮水成了问题。她叫学生带玉米粉来学校。每天早起为他们煮玉米粥。冷天，她每天都要为学前班的孩子们准备好炭火。她已习惯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之火，去照亮属于学生们的那一片天空。
作为一个民办教师，她不但要完成好教学任务，还得耕种责任田。为了工作，她的责任田往往误了种植季节，该喷药杀虫的最佳时机常常被耽搁。每到这时，村里的群众都一声不响地为她放田水、插秧、收割。校舍由于年久失修，墙体多处裂缝，瓦面严重凹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学生的安危使她焦虑不安。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无论如何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她找到了村干部和村里有名望的老人商量危房改建事宜，并领着他们逐间察看校舍。为了集资建校，她挨家挨户把人们请来学校商量办法。每逢村里放电影，她都要抢在电影放映前向人们宣传抢修危房的意义。终于乡亲们自觉集资了11万元建设了一所新校。新校舍竣工的那天，村里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放了一场电影以示庆贺。在电影放映前，村长号召全体村民合唱了一首山歌，以表达对她这位壮乡好女儿的赞美、崇敬之情。
缪志和任教的地方在云南省富源县的普克营，这是一个只有40多户人家的彝族山寨。一提缪志和，寨子里的人都伸出大拇指称她“子那苏摩波”（彝语，指最好的老师）。普克营三面岩石峭立，只有一条狭长的山间驿道与外界相通。当地人说是个“鸟飞得来，飞不出去”的地方。缪志和真像一只吉祥鸟，进了彝家的门，成了彝寨的人。
那是1973年冬天，缪志和随新婚的丈夫回婆家。在通往彝家山寨崎岖的山路上，爬了一道坡，又翻几道梁，当丈夫指着一面大白岩兴奋地说要到家时，她心冷地流下了泪。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姑娘，想像不出这么偏僻的大山里竟还有人居住。
爱情的力量使她迈进了彝寨。早先她是瞒着娘家走的，可到了婆家却并不太受欢迎。老辈人认为这个俊秀的城市姑娘是“吃得了草，干不了活”的人。在彝家生活劳动了10年后，她作为这里唯一的汉族女性在大山里立住了脚跟。可她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一件事：这里的贫穷能忍耐，但祖祖辈辈当睁眼瞎的日子不能再过下去了。
“山寨娃娃的眼睛是亮亮的，看得见麂子跑，就是不识一个大字。”老人的这番话刺痛着缪志和的心，她决心自己创办一所山寨小学。她的想法得到了丈夫的支持。她把自家的两间房屋腾出来做教室，又搬来自家的桌凳做课桌，还请人专门做了块大黑板。
1983年9月1日，山林的松涛声中新添了琅琅读书声，缪志和创办的小学开学了，十多个彝家人的后代背着书包走进了学堂，整个山寨都沸腾了。可是，在这个很少与外界往来的山寨办学，有着许多想不到的困难。要让学生学会书上的内容，缪志和首先得找准汉语与彝话的对照词组。在教学中，缪志和整理了900多个彝汉对照词组。一个教室里常常交替着两种语言，她的“汉词彝注”教学渐渐使学生克服了语言难关。
为了这个学校，缪志和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刚任教的前几年，她把自己每月的15元钱都花在学生的身上。课本和学习用具还要翻山越岭去镇教育组背回来。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下起了大雨，山雾迷漫着山路，她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人也变成了“泥人”，看着身旁的大山和石头，伤感的泪水一路伴着她走回山寨……
1992年末的一天，寨子里传出了缪志和要调到县里任教的消息。山民们都被这一消息震惊了。当天晚上，全寨山民都自发地涌到设在缪志和家里的村小学。
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流着泪拉住她的手说：是你给寨子带来了福气，你一走会把福气带走的。三年级学生杨建和苏国德哭了，这两位从小失去母亲的孩子是从缪老师那里得到母爱的。“老师，你走了。谁给我们上课，谁给我们补衣服啊？”哭着哭着，他们依偎在她的膝上睡着了。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30多人一直在她家坐到天亮。
是眼泪把她留住的。山民们把一颗颗滚烫的心捧给了她，他们用情感浸泡着她，用言词软化着她，用真诚挽留着她。这一刻，她深深感受到了教师这一职业的无比神圣，学校这一殿堂的无比神圣。
当第一抹曙光透过窗棂时，缪志和上路了，决心已定，她要向组织说话，她要做一只留鸟，永远栖息在这里。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麦吉汗所在的米泉县柏扬河乡玉素甫早小学涝坝沟教学点距乌鲁木齐不过50公里的路程，然而记者去采访他时，一辆全新的“捷达”轿车竟然跑了4个多小时，一块挡风玻璃被飞石打碎，轮胎两次被扎破。然而，就是这条崎岖的山路，麦吉汗已经走了整整20多年。他的青春、他的爱恋、他的追求，都随着匆匆岁月毫无保留、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天山深处的这片热土，献给了那些纯朴可爱的牧区哈萨克族孩子……
麦吉汗的少年是不幸的。13岁那年他上山伐木材，不幸被树枝砸断左臂，留下终身残疾。初中毕业后，他操起牧鞭，做了牧童。30岁那年，他作为全村唯一一名初中毕业的“秀才”，被推荐做会计，就在前去报到的路上，巧遇即将退休的老校长。老校长拉着麦吉汗的手说了一声“咱山里像你这样的人才太少了”，便哽咽了。麦吉汗明白老校长的心情，毅然放弃月薪60元的会计工作，当上了一名月薪仅20元的民办教师。从教的前10年，麦吉汗几乎是在马背上度过的。那时牧民们很少定居，牧点一般都很分散，相距五六公里或十几公里是常见的事，麦吉汗便背上作业本、课本、黑板和教具，骑着马起早贪黑挨家挨户地转，有时候一天要跑五六十公里。
他现在所在的“学校”，其实是一个偏远的教学点，只有一间土坯垒成的小屋，里面摆着几排没有油漆的桌凳，一块黑板，十几个满脸稚气的孩子。麦吉汗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里。白天，他为三个年级的学生分别上不同的课；夜晚，他在烛光下批改作业，翻阅教材。深山里毡房零散，远处的学生回不了家，麦吉汗给他们做饭铺床，缝补洗理。学校经费不够，他自己动手钉桌椅、做教具，几乎把每月的工资都搭了进去。他既是教师又是校工，还当保育员，草原上的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独臂园丁”。
有人为麦吉汗老师算了一笔账：他在前10年游牧教学中，走过的路程，足足可以绕地球一圈；而他那10年的收入还不足5000元，其中至少有一半花费在给学生买作业本和课本上。
30个年头过去了，麦吉汗的马匹换了三代，学生也毕业了几十茬。学生中有的当了科技专业户，有的当了军官、工程师和法官，有的又回到牧区当了老师，牧民们也脱贫致富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麦吉汗老师依然不改初衷，默默无闻地教书育人，过着清贫而平静的生活。
德吉，雅鲁藏布江值得骄傲的儿子。为了高原的明天，他在这条古老的江边的日喀则市第二小学，默默耕耘了30多个春秋。他先后把数千名农牧民子女领进了知识的殿堂。
30多年前，不到20岁的德吉，怀揣一张小学毕业证书，在踏上山区的路上，看到那么多满脸稚气的牧童天真地跟在牛群后面，他多么想教他们念书识字啊！从那时起，他就把日喀则市农牧区基础教育的重担暗暗地放在自己孱弱的肩头。
旧西藏长期的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留给农牧区的不仅是萧条和贫困，还有文化的干涸，劳动人民根本感受不到知识的重要。虽然实行民主改革已有多年，但历史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没有校舍，可以建；可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怎么办？德吉体验到了拓荒的艰辛与坎坷。他没有气馁。沿着德吉额头那条条皱纹铺展的小径，人们仿佛看见他冒着风雪，深入农场牧点，走村串户，动员群众让孩子上学的匆匆步履；也依稀可辨他领着孩子们搬石头，垒土墙，修建校舍的忙碌身影。日喀则市第一、第二居委会联办的那所民办小学，连一块黑板都没有，他把自己家的门取下来当黑板；而他家的门却只剩下一块破旧的布帘子。德吉不会忘记1963年10月那个特别的日子。第一声稚嫩的读书声在简陋的教室里响起，几十双求知若渴的目光望着他手中那根沉甸甸的粉笔。他知道，在风雪高原上办学有多艰苦。白天，他既要承担正常的教学任务，又要负责照料学生们的生活。晚上，还要在昏暗的酥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而他每月的收入还不如一个老阿妈纺线所挣的工钱。学生的主食是从各自家里带来的糌粑。没有副食，上课之余，德吉常常背上猎枪去打点野味来给孩子们增加营养。柴火断了，他还要翻山越岭去捡牛粪和干柴。
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德吉严于律己，刻苦自学，渐渐成长为全市教学业务顶呱呱的专家型教师。
德吉，藏语意为“幸福”。而这幸福从德吉这里传向了千万人。30多年来，经德吉教过的学生达2000多人，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建设新西藏的骨干力量，还有不少人担任了当地党政部门的领导职务。
德吉常说，孩子是民族的未来，教育是未来的希望。德吉老师用生命在雅鲁藏布江流经的大地上谱写了一曲人间真善美的颂歌

三、无怨无悔的苦乐年华

不管是谁，只要你接触一下中国的民办教师，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这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走来的一群人。他们待人是那样的谦恭礼让，谦恭得让人心灵悸颤，你会想起“卑微”这个词。他们或者是有钱不肯自己花，把微薄的工资用到学生身上，用到学校建设上；或者是有了“民转公”的机会却要一次次让给别人；或者是放弃了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却甘愿在贫困中终老深山；他们或栖身破庙旧房，或跋涉山水之间，学校天地之小，学生管理之难，生活工作条件之差，工资待遇之低，这一切都不足以动摇他们矢志教育的信念。他们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教育是神圣的事业，可要让一个事业神圣是需要代价的。听一听这些民办教师的故事，你会觉得有时候这种代价甚至到了惨烈的地步。
对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乡山城沟村小学民办教师杨增奎来说，神圣的代价实在是太惨了。他女儿得的是现今并不难治的肺结核，就是因为贫困，因为没有那世俗的钱，女儿在18岁时永远闭上了眼睛。女儿临终时都没能见上她极爱戴的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刻，父亲还挺立在讲台上。
杨增奎穷，每月29元的收入，这与他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不相当了。是他在31年前办起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所小学，校长、班主任、教师，全是他一个人担任。没钱买粉笔，用生石灰拌黄泥自制；一年中只有一瓶蓝墨水写教案，一瓶红墨水改作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顺着他的教鞭的指向，这个只有50户人家的小山村却有20多人走出了大山，成长为各类建设人才。
有多少民办教师，为教育竭尽了心血，他们的收入和付出是远若霄壤的不等式。
谢有德的不等式是可怕的，当他听说广东的大款一席黄金宴吃掉10多万时，他那本来就很大的嘴巴张得更大了。
河北的张广森算了一笔账，他任民办教师20多年，总收入还不足万元；四川开县渔北村的赖克林接到赴京参加表彰会的通知，却叹息着准备放弃，他无钱上路，也无出门的衣服。结果是乡教办为他筹了路费，几个弟兄资助他衣服他才得以进京；吉林榆树市的陈雅莉进京受表彰，身上穿的那套西装裙是村里你一元他两元凑钱买来的；张宗花到北京的老乡家，老乡看着她身上穿的直摇头，为不给广东人丢脸，老乡买了两套衣服送她，这才使她像个样地出席了表彰会。
人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湖南瑶族民办教师吴西元的回答是：“吃饱一顿肉！”他上有瘫痪在床的80高堂，中有患精神病的妻子，下有两个在县城读书的孩子，全靠他几十元的月薪维持，吴西元不得不常常饿着肚子去上课。表彰会期间，会务组的同志只要和他一桌吃饭，都会主动把肉往他碗里拨，看着笼罩在同情目光中的他羞涩地低头吃饭，一些人的眼圈红了。
无论是遇到不幸，还是病魔缠身，对教育事业总是矢志不移。湖北的甘菊秀，1987年做完直肠癌晚期手术后，始终顽强地站在讲台上。她所带班的巩固率、提高率、合格率始终名列全学区前茅，她决心“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教育工作中去”。河南邓州十里堡小学的民办教师李道理，1976年高中毕业当上了民办教师，先后当教导主任、校长，积劳成疾，患上“后天性维生素D3缺乏症”，全身多处骨质疏松，已有15处发生自然性骨折，随时都有全身瘫痪的可能，使得他在33岁时就拄起了拐杖。但他并没被病魔吓倒，始终坚持在教学岗位上，即使是外出看病，也不忘去走访学校，考察学习先进经验；为了学校工作或走访学生家长，多次摔倒在路上。他常说：“人活着就几十年，病了不能等死；趁现在还没有全身瘫痪，只要能活动就要干事，就要全力以赴，奋斗不息。”
处于穷乡僻壤的民办教师，尽管工资微薄，但他们没有吝啬这微薄的收入，而是倾其全家所有、慷慨解囊帮助那些交不起学费、书杂费的农村娃。山西兴县高家村镇西坪中学吕晋春老师，用他与他爱人（同是民办教师）两人的工资和变卖祖房的全部所得及他撰写文章的稿酬共5000元，为学生办了图书馆，只希望“把晋西北的山里娃娃培养成合格的建设人才”。陕西延安的王思明，带领全校学生用课余时间大搞勤工俭学，当民办教师30年，用自己的双手三迁校舍，连自己家的粮食、婆姨喂的猪都让他卖了投进学校，曾有四集电视剧《走出黄土地》介绍过他的事迹。
内蒙古哲里木盟的散都嘎喳村小学的额尔敦桑老师1974年任民办教师，为了改变学校的贫困面貌，带领学生每年种植蓖麻10多亩，栽树150亩，他用几千元的勤工俭学收入为学生解决了疫苗费、书本费，为学生订阅了十几种报刊。该村有两个残疾儿童不能走路上学，额尔敦桑就每天晚上到学生家上课，风雨无阻5年整，使两个孩子成为合格的小学毕业生。额老师的奉献赢得了广大农牧民的尊敬和爱戴，被家长们称为“我们的赛音巴格希”（我们的好老师）。
黑龙江铁力市爱林小学邵景云，为了不让学生退学，她用自己的钱为学生交学费，买学习用品和棉衣、棉鞋等。她说：“面对家乡父老，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掏出热心办教育，尽心教书育人才。”邵景云所在的爱林村是大骨节病多发区，也是铁力市防治地方病重点村，村里一些孩子患了大骨节病无法正常上学，邵老师便主动承担起为学生义务投药的任务，每次都把药和水一一送到孩子手上，眼看着孩子吃下去才放心。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爱林村的大骨节病发病率由原来的90%降至5%以下。为了怕交男朋友分散教学注意力，她一连推掉了乡亲们为她介绍的十几个对象。
徐显义原在江西龙南县新都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拼死拼活搞科学种田，生产起色却不大。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他终于发现了其中原因，村民文化素质太差，村里50个党员中不认识自己的名字的就有39个，24个生产队长中21个是文盲。治穷要治愚，要想使家乡富，必须搞好家乡教育。1975年，组织上答应了他当教师的要求，这一干就是20多年。1986年夏天，洪水泛滥，他不顾家人的反对，蹿进快要倒塌的办公室去抱刚从书店领回的学生新书，书刚抱出，房墙擦着他的脊梁塌下来了。20多年来，他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资助了30多名学生，使他们顺利读完初中。
安徽金寨杨冲小学的卢丙伦1973年担任民办教师，20多年的时间，126名学生得到过他的接济和资助，总金额4000多元。由于他威信高，懂科学，乡领导多次动员他当支部书记，劝他承包茶叶厂，搞致富带头，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下代人没有文化，从根本上治穷不可能。
吉林省师德标兵，国家模范教师，永吉县黄榆头乡折麻背小学林占春，当民办教师25年，工资总额还不到15000元，就是这些可怜的工资，他每年还得拿出几百元为家庭困难的孩子买书、买本子、买笔。有人为他算了一笔账，25年来，他把工资总额的三分之一都补贴到了学生的身上。
福建上杭县的才溪镇，毛泽东同志曾3次亲临调查，于1933年11月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1959年，有18个师级，9个少将被授衔，才溪乡有了“九军十八师”盛名。改革开放以后，曾因“三千榔头八百斧”走出山门搞建筑，这个乡密集出现了千万元户、百万元户。有很多中小学教师也走下讲台走进商海。但黄秋莲老师从来没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她的好友摆地摊赚了几十万，表示拿出本金让她经商，她说：“钱固然重要，但孩子没有人教，一个个成了睁眼瞎，这才是最要命的。”任教以来，她用自己可怜的工资和家中养猪、养鸡的收入，先后为学生支付课本费2800多元。
1987年，四川开县渔北村小学突然倒塌，106名学生停了课，村里穷得一盆如洗，哪有力量修缮房子。赖克林老师把自己一家5口挤到紧挨猪舍的茅草屋去住，四处投亲借友奔走化缘，卖猪卖粮，又说服妻子卖掉了陪嫁来的那只珍贵的红木箱子，终于盖起了3间宽敞的教室。有人问赖老师你到底图啥？赖克林笑着说：“图啥？图的是孩子们有出息。为了这一点，我把老本赔上也心甘。”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民办教师。像这样的老师举不胜举。
四川省宜宾县茅坪村的郑金明，陕西省户县西林小学的谢有德，甘肃永登县临平希望小学的王好仁，辽宁阜新的侯凤田，海南儋州的朱金赞，宁夏永宁的康秀英，贵州凯里市金银洞村苗族教师金光明，陕西延安的刘生连，莫不倾尽全力资助学生，他们甘心情愿，无怨无悔。
民办教师是在我国国家办学力量严重不足和私人办学不被提倡的特殊情况下产生的，毋庸讳言，民办教师队伍存在天然的不足，这些不足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被放大，问题也显得越来越突出。
民办教师不应当长期存在下去。因为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民办教师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在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兼顾家庭的生产活动，完全用公办教师的标准要求他们是很困难的；民办教师担负着与公办教师同样的教育教学工作，但待遇悬殊，同工不同酬，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影响了民办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公办学校不应当长期存在比例过大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的性质长期处在模糊状态，是教师却还要种地，是农民却还要教书，是干部又不享受干部待遇，是临时工却长期任教。这种状况造成了学校购买国库券时把他们算作干部；村里摊派义务工时又当作农民；教育部门定编时作为教师计算；人事部门精减人员时又当成临时工首当其冲；计划内临时工转正把他们排除在外；常常把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转嫁到民办教师身上。民办教师应当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控制，并通过禁止增加新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转公办、定向招收师范生、对经培训仍不合格的予以辞退、对达到退休年龄的妥善安置等措施逐步减少、最终消化掉。因此，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关、招、转、辞、退”等解决民办教师的五字方针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多次调整整顿、加强培训，民办教师素质有了不断提高、人数逐年减少、管理法规逐步健全，为做好民办教师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段时间，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民办教师队伍进行了调整整顿。对一些文化水平太低，经全面考核不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民办教师予以辞退。对需要进修提高方能胜任工作的民办教师发给了试用证，加强了培训，限期达到要求后颁发任用证，达不到要求的予以辞退，确定了资格。通过转正、提高待遇等措施提高了民办教师进修提高的积极性。与以前相比，民办教师的整体素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994年6月，中央作出了“全面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倒计时会”，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第一、民办教师90%左右集中在农村小学，1990年小学民办教师中具有国家规定合格学历者已达165万人，占小学民办教师的71%。还有约5%的民办教师取得了专业合格证书，达到国家规定合格学历教师所占比重已与公办教师相当，其中7万人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第二、按照和公办教师一样的要求，民办教师中有206万人评聘了各级教师职务，占民办教师总数的69%，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务的有13万人。第三、受省级以上表彰的7000余人，地（市）级表彰的5万余人，县级表彰的近30万人。第四、相当一部分民办教师已成为农村教育管理的骨干。据湖南省统计，该省的乡中心校、村小校长一半以上是民办教师。湖北省担任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的民办教师达2.5万名，占民办教师总数的13.4%，该省罗田县33.7%的民办教师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第五、民办教师继续提高学历层次，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潜力很大，据统计，全国民办教师的50%为3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有利于培养提高和送入各级师范院校深造。第六、经过多年的努力，民办教师已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有的民办教师被评为特级教师，当选为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据统计，全国当选为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民办教师达15万多人。
上述情况表明，民办教师的素质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国家应当继续完善执行民办教师转公办的政策，并保证长流水、不断线、年年转。至少教育系统的自然减员指标，应主要用于民办教师转公办。已取得中级以上职务、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特级教师、受省级以上表彰、担任中小学校长的民办教师更应当免试优先转为公办，以取信于民，调动民办教师的积极性。
与民办教师地位、素质成反比的是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待遇相差越来越大，根据民办教师较多的河南、山东、四川等23个省、自治区统计，到了上世纪末，民办教师月工资在76元以下的仍然占66.5%。而且民办教师除工资以外几乎没有任何补贴。近十年来公办教师几次增加工资和补贴，而民办教师的国家补助部分一直未动，每月仍然雷打不动仅20元左右。乡镇自筹的部分一是标准低，二是旱涝不保收，有的地方还长期拖欠。与教育部门以外的其他行业相比，民办教师的收入则更加微薄，更加可怜！

四、民办教师，想说爱你很容易

1994年8月18日，我来到北京参加首届全国十佳民办教师表彰会。按照会议通知住在新华社招待所。12点吃午饭的时候，我见到了来自全国各省的代表，总共29个人。原来是30名，陕西刘生连代表因病未到会。这30名代表中将评选出10名“十佳”和20名“优秀”。
有人介绍了会务组的几位同志：国家教委人事司的副处长孙霄兵，中国教育学会的秘书长郭永福，《中国教育学刊》记者杨太清，光明日报社的李丹、叶辉。后来才知道，整个这次活动就是由叶辉策划的。叶辉不到40岁，白净清瘦的面孔，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未曾开口先带笑。叶辉有一个好友，叫柴云健，系广东大亚湾健风集团的总裁。38年人生路，10余载商海泛舟，13个分公司，10亿元资产，早已铸就一个现代企业家的卓著业绩。谁会知道，柴云健的启蒙者竟是一位民办教师。一次，叶辉采访柴云健时，柴云健和他谈了令自己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
柴云健出生的那年，正是他父亲成为右派，全家被遣送回老家的1957年。父亲被送去“劳动改造”，他们兄妹4人随同在音乐学院当教师的母亲来到浙江临海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住进一座破庙，开始了常人无法想像的艰难生活。
那正是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童蒙初开，饥饿便成了他生活的主调，在母亲的泪光里，他开始认识这个世界。
四年小学生涯在他的心中刻下了永难磨灭的印痕。他的班主任与其说是民办教师，不如说就是多读了几年书的农民。他丝毫没有因为柴云健是右派的儿子而歧视他。一次，学校开运动会，柴云健家贫，没带中饭，当同学都在吃饭时，他悄悄躲开，走向墙角。突然，一只大手搭在了他的肩上，随之一块黑面馍馍送到了他的手里，老师那亲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吃吧，别饿坏了身体。”他是伴着泪水吃完那块馍馍的。此后，每当家境同样贫寒的老师一次又一次接济他时，他心中就升起一种强烈的愿望：长大了我一定要报答老师的恩情！
如今，当他出入高级宾馆、面对美味佳肴时，那块使他铭心刻骨的黑面馍馍便会在他眼前浮现。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他事业有成，回到了养育他的那块土地看望那位老师时，他的心灵又一次受到震动：30多年前的民办教师，至今依然还是民办教师，苦守清贫30年啊！老师，你含辛茹苦为哪般？他这里在唏嘘叹息，老师却朗声笑了：人生在世，各有活法，金钱名誉乃身外之物，何足道哉！我只求以自己微薄的能力，为社会作些微薄的贡献，问心无愧，于心足矣。
也就是那一次，他见到了昔日最好的同学。这位同学也是民办教师，月薪160元，18年老民办，因为穷，妻子跟别人跑了。一股同情心油然而生，不就是因为穷吗，今天他已有能力帮助同学去掉那个穷字。“来吧，到我的公司工作，我可以使你很快富起来。”他的同学却苦笑着谢绝了他的好意：“教书苦，但我舍不得离开孩子们，钱这东西可多可少，人活着也不仅仅为了钱啊！”
他又一次震惊了。普通平凡，质朴无华，无私无恨，无怨无悔，倾尽毕生心血，献出拳拳爱心，可是却连一句豪言壮语都不会说，这就是我国最基层的民办教师！
有一段时间，电视剧《凤凰琴》在电视台热播，很少看电视剧的柴云健却每天破例坐在电视机前。那些普通民办教师的命运深深吸引着他，那从不轻弹的男儿泪竟一次又一次地从这坚强汉子的眼眶漫出……
眼角泪痕未干，一种神圣崇高的情感在柴云健心中升腾起来。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他很清楚教育无疑是阳光下最神圣的事业。可是最神圣的事业无疑却有着最世俗的烦恼———没钱。教育穷，中国的教育更穷。作为教育的受惠者，作为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他要向教育、向他的老师们，捧上一颗赤子之心。
叶辉也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秀新闻工作者。这些年来，他接触采访了大量基层民办教师，多少次为他们的奉献所感动，多少次思考着他能为这些民办教师做些什么，能为中国的农村教育做些什么。二位好友倾心相谈通宵，当黎明的曙光透过玻璃窗照进屋里时，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握手之间，一项建国以来第一次为民办教师举办的全国评优活动拉开了序幕。
评选、资助优秀民办教师的决定作出以后，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国家教委、中国教育学会和《光明日报》社的大力支持。大家都认为这项活动很有意义。江泽民同志说，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而我国尚有230万民办教师长期工作在农村中小学，这是党和政府撒播在农村最基层、最贴近“三农”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白天办“日校”培养下一代，晚上办“夜校”扫盲培训农民，在令人难以想像的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农村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支重要的力量。颂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并以此唤起全社会对他们、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关心和支持，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得知此事表示极大支持。他说：民办教师大都分布在农村，越是贫困的地方，民办教师越多。民办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与他们付出的劳动极不相称，他们的工作条件很差，负担很重，工资很低，且得不到保证，因此特别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关心。中央已决定六七年内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这次评选活动正是具体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一个具体行动。张承先在与柴云健交谈后说：柴云健慷慨支持这项活动是与他对民办教师的深入了解分不开的。作为企业家，他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体会。当然，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他想通过这项活动带个头，使更多的企业家和志士仁人都来关心民办教师，为他们献上一份爱心，把表彰民办教师的活动坚持下去形成风气，促使我国民办教师问题的尽快解决。我相信，柴云健这一义举定能及时得到社会的响应。
尽管民办教师的产生和发展有许多非正常因素，但作为民办教师个人，长期以来，在生活条件困难、工作环境艰苦，待遇、地位低下的困境中，不计名利、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辛勤工作，献身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为国家分担了困难，为农村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扎根农村、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培养下一代奉献了宝贵的青春。民办教师的形成和发展及他们的贡献证明，没有民办教师，就没有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今天；没有民办教师，中国的文盲要比现在多好几亿。但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是政府所有的部门对民办教师都有全面的认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待遇提高缓慢，转公办等政策没有连续的贯彻执行，与对民办教师的认识和理解程度有密切关系。
民办教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特殊的用工形式，是教师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甚至有人干脆称民办教师为“赤脚教师”。民办教师大致有三种类别：由上级颁发任用证的是第一类民师；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发给他们任用证，但却有登记记载的，属第二类民师；最后一类，就是所谓的“临时代课民师”，是由各乡镇、村自己任用的民师，既没有任用证也没有登记，这样的教师连民师都称不上。
民办教师，应该说是中国最基层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深知农民群众的甘苦，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因为大多数农民识字太少，他们在农村的威望一直很高。过春节为农民写春联，平时为农民写信，甚至代写情书。上级要求村里干的宣传工作，村里大多都安排他们去完成。粉刷标语，写批判稿子，挨家挨户去设计学习专栏，为村里办黑板报，挂锄季节为乡亲们念唱本，说评书，编节目，演节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夜校，扫文盲，为农民讲农药使用常识，带头推广优良品种，搞塑料大棚，带头搞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头搞家庭致富，做给农民看，引导农民干。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理得一丝不乱，迈着稳健的八字步走路目不斜视，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上衣兜里插一支钢笔，提一个包系大多已断裂，用布条缝合着的印有“教师节留念”几个字的人造革提包。面带微笑，有求必应，这一民办教师形象一直定格在几亿农民脑中。
他们虽然也是人民教师的一部分，但他们的身份和收入却是那么不协调。他们还是常常在锄头和课本，土地和讲台之间徘徊。
1980年以前，民办教师得到的是同等劳动力的工分报酬和国家补助费。小学民办教师每年补助170元，初中民办教师210元。1980年以后，民办教师享受责任田和国家补助费。1981年，国务院规定民办教师每人每年的补助标准增加50元。此后，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定补助费标准。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补助费相对较高，但大部分地区依然很低。民办教师工资待遇长期偏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至1995年底，全国民办教师月工资在70元以下的有17.5万人，约占8%；月工资在100元以下的有43.8万人，约占22%；月工资在150元以下的有59.4万人，约占30%。在一些民办教师较多的省份，大量的民办教师月工资不足100元，仅是公办教师工资收入的1/4，且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生活之清苦可想而知。国家也曾多次发出文件，要求各地要做到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同工同酬，最低也要达到公办教师平均工资额的2/3。可实际上，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做到这一点。

五、长路漫漫，艰难的等待

因为种种原因，全国“十佳民办教师”的评选活动只举办了这一次。是首届，也是最后一次。但这次评选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活动发起者和国家教委、光明日报社、健风集团的远见卓识，也将会永留中国的教育史册！这次活动对自孔子开始至今2400多年来的中国民办教师群体作了最好的注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欣闻举办首届全国优秀民办教师评选活动时，高兴地说：“这个活动举办得好！我国的民办教师特别应该受到全社会的理解，关心和尊重。希望全社会对民办教师给予更大的关心支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称赞民办教师是“中国农村教育的脊梁”。是啊，脊梁的负担太沉重而又缺乏营养，这脊梁也会弯曲的，脊梁弯曲过度，大厦也会倒塌的。
因为奉献，杰出的民办教师受到表彰。但表彰却不是为了永远的奉献，而是为了让这不公平的奉献彻底终止。
民办教师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史静寰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古到今，从外到中，教育不是个致富的产业，教师也不是个能发财致富的职业，民办教师更是如此。但教师付出的劳动应能维持其体面的生活。一个贫困孩子失学，受影响的是一个孩子，如果一个教师因贫困“失教”，受影响的却是整班的孩子。中国已经有了“希望工程”，失学儿童可以得到救助；同样贫穷的教师，也应该建立一个希望工程，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他们！
“民办教师”是一个大课题。民办教师的性质、队伍的发展等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是个空白领域，很少有人对此进行认真的调研，细致的分析。
国家教委人事司的杨春茂在负责教师队伍管理的工作期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解决，贡献很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针对各地“民转公”过程中发现的种种误区，他在《望》周刊上撰文指出：
第一，“民转公”不是考试录用公务员。“民转公”，在国家，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民办教师个人，应当说是一种“补偿”措施。因为民办教师长期在生活、工作条件都非常差的农村中小学工作，本应得到比城市、比发达地区更多的补贴、津贴之类的“补偿”。但限于我国一度人口增长失控，紧接着十年动乱，国家难以承担大量的教育费用。很多教育经费方面的困难，实际上长期由民办教师个人承担了。今天，当我们的教育事业日益受到应有的重视，国家有能力解决“民转公”问题的时候，作为一种“补偿”，逐步将合格民办教师转招为公办教师，仅仅是民办教师转变为公职人员的身份变化，与考试录用公务员（干部）有显著的区别。“民转公”是国家专门针对民办教师采取的一项特殊政策。这种特殊政策不适用于其他任何行业，因此不能把考试录用公务员（干部）的办法简单地套用于“民转公”。
第二，“民转公”不应当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在“民转公”中不能凭考试成绩决定谁能转公办，而应当首先考虑民办教师的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任教时间上，时间越长贡献越大。公务员之所以要通过考试录用，是因为一方面对公务员文化水平、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要求很高，另一方面又没有专门的高校（或专业）培养公务员。故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公务员都是通过考试录用的，实践也证明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办法。而民办教师长期担任教学工作，绝大部分人在学历等方面已经达到《教师法》规定的标准，按公办教师一样的条件评聘了教师职务，而且这支队伍已经过多次调整整顿，淘汰了不合格人员。转公办仍从事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工作，所以不应当以考试成绩作为转公办的唯一根据，更不能简单地套用考公务员的办法，用同样的教材考民办教师。依照《教师法》制定的教师资格制度规定，具有教师职务的民办教师将与公办教师一样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后认定其国家教师资格，具有国家教师资格的民办教师转公办，就更没有必要进行考试。《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现有合格的民办教师经通过考核认定资格后逐步转为公办教师”。其中的考核就是针对考试而言的。“民转公”工作中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
第三，“民转公”不应当有年龄限制。“民转公”主要应当考虑其在教育事业中的贡献，因此在“民转公”中不应当限制年龄。而现在在一些地区，仍套用以往录用干部的做法，规定了“转公办”的年龄界限（一般在40岁左右）。这种做法会严重影响民办教师的积极性。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民办教师支撑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半壁江山。没有他们，就没有九年义务教育今天的普及程度；没有他们，中国农村的文盲会比现在多得多，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今天，当国家有条件解决他们的困难和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能采取“卸磨杀驴”的做法，把从教多年、贡献很大的民办教师拒之门外。据1994年上半年统计，全国51岁以上的民办教师仅18.6万人，即使将他们全部转为公办，也不会对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产生大的影响。
第四，“民转公”不应当收费。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是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是依法治教的需要，是政府对民办教师的关心，也是政府对民办教师为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辛勤劳动的补偿。在这一工作中，收取任何费用都是不合理的。
1994年6月，李鹏总理提出“争取今后六七年内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目标后，杨春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又在同年42期《瞭望》周刊上提出了“消化掉”民办教师的思路：
第一，全国50岁以上的40万名民办教师，将在未来10年内陆续退休。
第二，对经过培训仍不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约10万名民办教师，予以辞退。
第三，转公办是减少民办教师数量、调动民办教师积极性的最有效措施。为此，国家每年至少应下达5万名民师转公办的指标，各地政府也应下达不少于这个指标的数字，这样每年可以转10万人。另外，中小学公办教师的自然减员指标应主要用于民师转公办，现在这项自然减员率至少为1%。以此为标准，每年中小学公办教师自然减员约6万人。这两项民师转公办每年为16万人，到本世纪末可转96万人。
第四、现在35岁以下民办教师100万人，其中一部分可由师范院校定向招生的途径转为公办。比较保守的估计，这些青年民办教师至少有40万人符合到师范院校深造的条件。
上述多渠道、逐步消化的一系列措施，没有超出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只要各级政府重视，就可以达到最终消化掉民办教师的目标。总之，消化民办教师的速度越快，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就越有利。
不能忘记的还有，在逐步消化民办教师的过程中，应当加快着手改善民办教师待遇，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首先是提高民办教师国家补助费标准，以此推动地方政府改善民办教师待遇的工作。笔者认为，民办教师的收入标准，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超千元的地区，应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00元左右的地区，应不低于公办教师的2/3。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长篇幅地介绍杨春茂同志的观点，一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程中，像这样有远见的针对“民办教师”的建议少如凤毛麟角。二是杨春茂的建议，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陈至立，甚至李岚清副总理的称赞，他的建议在后来解决民办教师群体的进程中，基本全被政府采纳。
尽快妥善地解决好民办教师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成了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教育事业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和所有社会改革一样，解决的进程中有阳光也有阵痛。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解决这一问题进程的漫漫长路。
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
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对民办教师应逐步实行社队统筹工资制，有条件的地区还应建立民办教师的福利基金，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改善，每年安排一定的劳动指标，在考核合格的民办教师中，转一部分为公办教师。”山东平度在此精神指导下，1984年建立了人民教育基金，民办教师的工资全部由基金会支付，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山东平度的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民办教师从1977年的491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280万人。为加快解决民办教师问题，1992年8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著名的“关、招、转、辞、退”五字方针。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这一年的全国优秀民师评选表彰活动，促进了党和政府尽早解决民师的进程，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从此有了历史性的转折。从1994年起，国家连续3年每年下达15万名“民转公”专项指标，各级政府调剂约17万名配套指标。到1996年底，我国民办教师人数已减至145万人。1997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提出全国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分年度目标为：1997年民办教师占全国中小学教师的比例为12%，1998年减少到7%，1999年减少到3%，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结束公办、民办教师并存的状况。“九五”期间，国家共下达的“民转公”指标近80万个；另外，地方政府还调剂了10多万个配套指标。对于被“辞”和被“退”的民办教师，地方政府都尽可能地进行了妥善安置。但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差距，民办教师的解决时间表各有不同。这样的实际最终解决民师问题仍然推迟到了2003年底……

六、“编外民师现象”的思考

中国的民办教师问题最终解决了吗？
说“最终解决”可以，因为站在全国的角度来看，作为亿万人关注的这个群体不存在了。最起码，国人心目中“民办教师”的群体已经淡出了时代的视野，淡出了自上而下各级政府的视野了。
说“基本解决”也可以。因为在今天中国农村中小学的三尺讲台上，仍然站着一大批不是公办教师的执教者。是的，就在读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有一大批身份既不是公办教师也不是民办教师的执教者还站在老少边穷地区的中小学讲台上。毫无疑问，他们肯定不属于公办教师，也显然不再是民办教师。他们的角色似乎有些滑稽，也似乎有些尴尬，已没有一个恰切的称谓来表述他们的身份。但他们确实在传道授业解惑。
这一大批是多少？没有人统计过。
他们还要在讲台上站多久？不知道。
他们依然在从事着“民办教师”的工种。报酬由乡里统筹发给，每月几十元上百元不等。由于工资由乡镇统筹，他们从不奢望工资能按月发放，因为这实在没有可能，能到年底一次性补齐就很不错了。乡里每年和他们签一次合同，合同条款上很明确地写着“聘期是一年”。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学生在逐年减少，公办教师也会渐渐超编，说不上哪天，他们有可能随时被中止合同。
他们大多是五十岁左右外出打工打不了的一个群体。他们文化水平都不很高，边学边教也能应付教学工作。其中一些教学成绩可能还略高于周围的公办教师。成绩好归好，他们对转正已不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们很清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能有这么一份既能照顾家庭、土地，又能挣点小钱的事情做，他们已经知足了。让他们搞家庭种植、养殖，能不能挣来几千元钱也很难说。
他们或许是中国民办教师的最后守望者？
接收一名师范毕业生，乡镇财政每年得支出近万元，而且这些师范毕业生还不一定安心在这里干，头天来报到，第二天就开始托关系、走门子活动进城的，太多了。
聘用一名临时的教师有几千元就足够了，用一名公办教师的开支，可以聘用三五名这样的教师啊！财政状况大多捉襟见肘的乡镇政府不得不都在算这么一笔账。
我们不妨听听几位农村基层教师的肺腑之言，他们是山东省微山县的两名农村基层教师，一位叫张伟，一位叫樊彩云。他们以超人的胆识说出了多少农村基层教师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仅此一点，他们就很了不起，就足以让世人对他们仰视。但为了使他们避免不应有的麻烦，笔者权衡再三，在这里还是隐去了他们的工作单位。他们的“心里话”先后刊登在2004年11月17日和2005年1月12日的《教师报》上。听听他们的呼吁和期待，我们或许能对“编外民师”现象产生的背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张伟：遥想十七年前，我中师毕业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为能胜任所教学科，我踏上了漫漫的继续教育之路。经过六年的寒“冻”暑“烤”，我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并通过加试外语，获法学学士学位。农村学校财政困难，所有的继续教育费用“自产自销”，再加上培训、办证，我的工资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直接从工资中扣除的所谓“捐资”，令我雪上加霜。校园内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教师职业不入流，忍气吞声度春秋。只讲奉献低工资，温饱问题使人愁。工资能及时发放，成了我们农村教师最大的心愿，“福利补贴”、“奖金”之类想也不敢想。一教师结婚，众同事前去贺喜，因未发工资，无钱上礼，只好联合打白条，等有朝一日发工资再补上，想来真让人心酸掉泪！
《教师法》第六章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2002年教师工资改由县统一发放，教师今后不必再为工资问题而担忧。多少农村教师为之欢呼雀跃，可盼来的居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农村教师只能领到工资单中65％的“国标”工资，属于“地补”的35％的工资依然是“水中月，镜中花”。前不久，农村部分地方实行乡镇合并，我们有幸与一所原来的县直学校合并在一起，我的对桌（拿县直工资）竟比我这位比他早工作9年的大师哥每月多400多元工资。一样的工作，天壤之别的待遇，真让我们心寒！我们地方的乡村退休教师最初和所属农村在职教师一样只拿“国标”工资，后经退休老教师的多方“努力”，终于“吃”上了“县直皇粮”。“干，不如不干”，于是乎，一些还在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争先恐后地卸了磨去颐养天年；亦有几位八面玲珑之辈提前金盆洗手，捞取35％的“地补”工资。一时，有多少乡村教师望眼欲穿，巴望着退休那一时刻的到来……《教师法》第二十七条：“……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应当予以补贴。”我们隔邻的湖区学校境况更糟，他们四面环水，交通不便，办学条件差，生活艰苦，不仅没有“地补”，连原有的“湖区补助”也销声匿迹。去年，一所学校的副校长、教导主任连同几名骨干教师进城了，这个学校一下子陷入了瘫痪，只好在乡下找了几名代课的编外民师来维持！又有多少乡村教师在“闻鸡起舞”，“卧薪尝胆”挑灯夜读，准备在来年的招聘中跳离“农”门！毋庸置疑，在教学软硬件、工作量、教育科研、文化生活、学生管理与学生家长沟通等各方面，农村学校与城镇学校没法比。同样的工作，乡村教师要花费更多的心思，流更多的汗水！然而，从最能体现地位的收入上来讲，乡村教师却是“低等教师”，他们不仅生活苦，更多的是“心”苦。连《教师法》都遭遇尴尬，何况我们这些“低等”教师的呐喊，轻者“末位淘汰”、“降岗使用”，重者“下岗”没商量，我们只能选择沉默！
在农村教育财政体制实行“县”管的今天，多数地区“县两标”（一县城乡两个标准）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教师职业状况整体改善的同时，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了。农村教师中的骨干教师纷纷调入城镇学校，农村学校成了城镇学校的“教师培训基地”。优秀教师走了，新教师不愿意下乡，不合格的教师又增加了，贫困地区教育的“血”正被城市一点一滴抽走！别再让我们这些留守在农村的“低等教师”流汗又流泪了，“一县一个发放标准，所有发放项目均由县财政统发”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同工同酬，会有那么一天！
樊彩云：“起得比公鸡还早，睡得比小姐还晚，干得比驴还累，跑得比马还快，挣得比民工还少，说起来比谁都好。”网上这句戏言看似有些荒诞，却道出了今天教师这一职业的无奈。我们学校坐落在微山岛乡中央，四面环水，交通不便，有800多名学生，核编在岗教师58人，却仅有38位任课教师，而一所吃县级财政的中学，400多名学生，却拥有科任教师60余人，与此相比，我们的工作量岂可同日而语？许多教师要把学生的作业带回家去批改，在家里加班备课！乡村学校设备简陋，鲜有图书馆和活动室，教师的精神生活几乎一片空白，好几位教师挤在一间破宿舍里，寒冬腊月十几位教师围在一个蜂窝煤炉周围取暖，批改作业的手冻裂冻破，类似现象司空见惯。农村学生家长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虽有“望子成龙”之心，却无教子成才之法。不少学生家长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节衣缩食让孩子“考取大学穿皮鞋”，用“知识改变命运”；又有一些家长认为“读书没有用”、“有钱就有一切”，他们早早把孩子拉出学校，送入劳（童）工的大军。乡村的素质教育何其难！城里学校师资强，竞赛桂冠一大堆，成绩好的、家庭经济背景好的学生如潮水般涌向县城和名校，农村学校各项考评分落后，“弱势群体”的农村教师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教师法》第二十七条：“……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应当予以补贴。”我们本地不仅没有属于“地补”的36％的工资，连原有的“湖区补助”也没有了。教师的工资收入还不如“干建筑”的，许多教师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馊先生”的美誉让教师的心理很不平衡。去年，一所学校的副校长、教导主任连同几名骨干教师进城了，新分配教师又不愿意来这苦地方，这所学校一下子陷入了瘫痪，只好在村子里找了几名代课的编外民师来维持，每月150元的代课费根本无法解决生活问题。其中的两个代课教师另有职业，没有活干的时候才去教学，教学工作只是他们的“副业”！安居方能乐业！我们农村教师首先是人，我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需要油盐酱醋，生活是我们的第一需求！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片热土上，同在一个县，农村和县城却截然不同：县局领导和职员以及县直所属学校教师都拿全额工资，凭什么农村学校只拿64％？农村教师拿不到全额工资，不仅得不到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过问，反而一些领导还要经常口口声声地对老师们讲“要奉献”，这种冠冕堂皇的“对付”让广大教师心里很不舒服。城市教师、乡村教师，都是教师，但在许多地方苦乐不均，而且相当明显。“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看待”，我们农村教师远离了“福利补贴”、“奖金”，远离了人们深恶痛绝的教育乱收费，远离了城镇的走穴补课，连正当的权益也得不到维护。莫非我们农村教师不是教师？不少省市制定了“教师下乡”政策，给下乡支教的教师浮动一级工资，以推动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可咋也不想一想农村为什么留不住教师呢？“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其中农村教师的工资问题就是最大的症结所在！我们希望，当领导干部端起饭碗时，别忘了在农村学校捧着半碗饭的广大教师；当领导干部要求广大教师讲奉献的时候，多给教师一些心理上的平衡，别忘了广大教师的利益也需要有人来维护。
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要落实国家规定的对农村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津贴、补贴。有些地方的领导公然提出了“拖欠教师补贴不算拖欠教师工资”的说法。“拖欠补贴不算拖欠工资”的说法是一种概念上的偷梁换柱，不符合国务院的有关要求，也违背了《教师法》的有关规定。“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列宁）尊重广大农村教师的辛勤劳动，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保证他们按时足额领取到工资，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我们国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着手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随着教育“四权”收归县管，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由县统一足额发放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至少我们还有梦！我们坚信：梦犹在，希望永存，同工同酬，会有那么一天的！

这两位教师反映的情况肯定不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全部，但肯定也不是个别。有多少农村中小学像这二位教师描述的情况这样，笔者手头没有详细资料，不敢妄下结论。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采用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投入机制。也就是说，哪一级政府辖区内的教育由哪一级政府投入管理。广大农村的基础教育自然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投入、管理了。
这似乎是合理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投资办学的积极性。于是，就有了天南海北的中国老百姓都不陌生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响彻全国各地的口号。我们是穷国、大国，穷国、大国的教育不这么办怎么办？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哪一级政府辖区内的教育由哪一级投入管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把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片面理解成分级筹资、分级投入就很值得探讨了。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农村的义务教育都一直这样运行着。于是，越到基层农村，教育投入便越少，危房越没钱改造，教师工资越没有保障。据权威资料统计：目前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连柬埔寨、尼泊尔、越南这些人均GDP是中国1/3的国家都完全免费了。我国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却大部分仍由农民自己承担。占总人口80%的农村只获得了全社会教育投入的30%左右，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90%由乡村统筹。
在很多乡镇，危房摇摇欲坠，一到下雨阴天就得停课，教师的必保工资都难以兑现。早在1993年10月31日颁布实施的《教师法》明文规定：“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教师法》第23条）。很多省市下发的《实施<教师法>办法》中也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教师法》规定的教师工资待遇。建立和完善教师工资按月足额发放的保障机制，将国家支付部分金额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中小学、成人学校教师在乡（镇）、村学校任教的，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向上浮动一档工资。八年后继续留在乡镇学校任教的，再向上浮动一级工资。”1994年7月3日发布的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也明确指出：“保证实现《教师法》和《纲要》所规定的教师工资待遇的目标，使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要建立有效机制，决不允许拖欠教师工资，人事、财政部门应制订相应的提高教师工资的规划和计划。”实际上，乡镇教师工资被拖欠已不是什么新闻。难怪很多人把《教师法》称作“软法”，在这部法律颁布实施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农村教师的工资依然被拖欠，这不知是法律的悲哀还是民族的悲哀？
《义务教育法》早已颁布实施了近20年了，可是究竟何时才能让国民真正“义务”，谁都不敢想。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义务，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维护公民的这一权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地方对《义务教育法》的内涵把握不准。前几年，甚至一些地方为了使那些因家庭贫苦而让孩子失学的家长承担送孩子上学的义务，还通过诉讼方式来控告这些让孩子失学的家长。事实上，政府的教育“义务”在先，只有在政府为孩子提供了接受义务教育的充分条件之后，家长再继续“义务”下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配到乡镇任教的教师比同期分到城市的还要多一级二级工资。在那种政策鼓励下，有很大一批优秀师范毕业生积极申请到老少边穷地区去任教。
后来，工资差别越来越大，农村教师的工资已远远低于城里。别说向上浮动工资了，就是连最起码的必保工资都难保证。师范毕业生主动申请到农村任教的越来越少。师范院校每年一次动员毕业生到老少边穷地区任教已成了虚情假意的例行公事。
师范毕业生们都很清楚，到农村去任教损失的不仅仅是工资，还有交通难、住房难、找对象难、进修求学难、科研信息难等等一大堆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所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口号已成了“很不合时宜”的令人哑然失笑的苍白无力的说教。
于是，便出现了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越需要优秀师资的地方越没有人去、越留不住优秀人才的恶性循环的局面。
没有政策支持的良好愿望只能是良好愿望而已。
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已经到了非“全国一盘棋”统盘思考不可的时候了。
分级筹资，分级投入的教育投入体制必须尽快中止！
好在中央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完善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机制”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但这还远远不够！
比如在教师分配方面，我们可否采取这样的优惠政策？除了对师范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鼓励他们到贫困地区建功立业以外，还应启用经济杠杆。到人均收入低于多少元的乡镇去任教的除浮动的几级工资外，还应发给一定数量的住房难、交通难、找对象难、进修难等这难那难的经济补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引大批的优秀师范毕业生到急需优秀师资的农村，到老少边穷地区去任教。
现在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形势很不容乐观。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差异之大令人几乎难以想像。资金投入不平衡是造成差异的关键原因，现在好的教师都是逆向流动，农村的向县城流动，县里的向市里流动，于是乎，薄弱学校便越来越薄弱。
2005年3月6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人代会上参加青海代表团讨论时，民盟青海省委专职副主任程苏反映，该省1994年就已完成“普九”工作的乐都县，有的学校至今没有教室，只能用塑料布搭棚子上课，而且有的学校连塑料布棚也搭不起。
全国每年有160万适龄儿童不能进入小学，100万名小学生进不了初中。这些都是“教育投资倒挂”造成的恶果，这好比只给成年人配备婴儿饭量。时间短，巨人可以勉强支撑，但时间一长，他除了日益病弱的身体和随时倒下的死亡，别无他路。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就提出，教育投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4%，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目标依然远远没有达到。各级人大年年审查预算、决算，可从没听说哪级政府的预决算因教育投入没有达到4%的法定目标而被否决。难怪很多人说“重视教育”仅仅是挂在口头上的空话而已。投入不足，说到底，还是认识问题。
教育患贫，更患不均。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一些学生的人生起跑线就完全不同了。特别是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从理论上说，应由国家来提供，应该同质等量。可实际上却悬殊得惊人，大的悬殊有城乡差别，即便是在同一层面上，还有重点非重点示范非示范学校的体制。多少年来，教育就靠这些重点校、示范校来展示自身形象。教育成绩大小、业绩高低，就靠这些“窗口学校”展示形象。领导看教育，也满足于被领着到窗口学校转一圈。这样一来，投入本来就不够，再这么贫富不均地一闹腾，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就成了日趋尖锐的矛盾。不想让孩子在起跑线就落下一大截的家长们，只有倾其所有来交纳高得惊人的择校费、赞助费。现在学校之间悬殊有多大？用教育部长周济的话说，就是，“有的城市学校搁到欧美也堪称一流；很多农村学校拿到非洲恐怕也是最差的。”我们的教育如果一直沿此思路办下去，投入再多老百姓也不会都满意。
当前的“三农”问题，全社会分配不均问题，莫不与农村教育的滞后互为因果。据调查，一个地区的劳动者接受教育每多一年，其GDP就会增加9%。农村同样的投入，在教育上回报率在5倍以上，而投到生产领域最多2倍左右。因此尽快增加对广大农村的义务教育投入，是全民建设小康社会，彻底根治“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导致教育不公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而政策性导向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是主要原因。不可否认，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条件的差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肯定会存在某种失衡现象。比如，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一些地方财政收入高，有能力创办更多条件优越的学校等。教育机会不可能绝对平均地被所有人享有，这样的失衡在现阶段看来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进行合理协调和统筹布局？当前，涉及教育公平的种种表象，其根本原因是教育资源的占有和利用问题，而政府对教育资源利用方面的政策性允许或者限制，直接关系到社会大众的受教育权的实现程度。
国家教育投入的不公，人为地造成教育资金向城市倾斜，向城市中设在行政区的重点学校倾斜，并且越是级别高的城市这种倾斜就越明显，由此导致最好的设施、教师、管理等公共教育资源向少数学校流动和集中；而“同在一片蓝天下“的农村，得到国家的教育投资相对少得可怜。教育的不公必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不公，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在欧美一些国家，教育不公平问题早就被提到影响国家危机的高度来认识。
在任何社会，社会的阶层分化都客观存在，现代社会的分层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当，教育不公平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甚至形成底层民众无法上升的“断裂的社会“。这种分化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几辈子难以跳出，让弱者失去希望。因此，教育不公不仅危及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率，而且危及社会稳定。长期以来，在我国，教育往往被大多数个人和家庭当作是改变自身命运、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尤其是那些相对低层的群体和个人。因此，教育事业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减少贫富差距、促进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但近年来，教育领域所出现的不公平倾向却日益严重。因此，确保教育公平是关系国家战略的大问题，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以人为本这一治国理念的需要。
胡锦涛同志对“和谐社会“的定义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和谐社会的最核心就是公平。“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教育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而对社会来说，这种公民权利是否能实现，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不仅牵涉公民权利，同时也是衡量社会相关制度正义含量的标尺。而上述的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结果及多年来所存在的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很清楚地说明公民权利或者说是社会公平还存在着很大问题。在教育本就水平较低，发展需要加大投入的广大农村，相关的制度安排不但没使其教育水平有所提高，相反还使其离社会要求距离越来越大，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是一种社会马太效应现象。
学者周义兴先生认为：就目前情况来说，虽然我国的城市化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大量的人口仍然分布在农村，这也是社会的事实。而从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的要求看，农业人口向城市与工业化转移，这也是今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从此角度看，无论是从农业本身发展要求，还是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农业人口的文化素质与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但对农业本身和城市的发展有着现实与潜在的影响，且对今后整个人口素质与社会发展也同样有着相当的牵制作用。因为在低文化素质农村人口的条件下，要使农业现代化并以此推动城市进程，其结果肯定是不可想像的。在社会发展需要高文化素质人口的农村，在城市化进程需要高文化素质人口的今天，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教育现状却呈现了反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且如此的差距还处在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是一个社会发展中的严重问题！
“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教育制度有几种选择“，教育学者杨东平说，一是主动维护社会公平，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二是至少不去人为制造差距与不公。而我国当前的教育不公，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失误和偏差所致。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稳定、自由、和谐的基础，着重、优先发展公平公正的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战略选择，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安定和谐之本。
我们应该从这个高度上认识和促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
城乡教育巨大差距，不仅是一个公民权利是否实现的问题，同时对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要采取切实措施使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地区、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教育政策，打破城乡二元格局。
在欠发达地区，在确保教育足额投入的前提下，我们可给农村学校设定最低的标准。从现在起，教育投入要依据现有生均（按学生人头平均）资产来投入，高的少拨，低的多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各级各类重点学校体制，彻底避免教育的马太效应。领导看学校也不要再嫌贫爱富，看教育业绩也不要再看好学校多好，而要看差学校有多差。这样，可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资源配置大大偏向重点学校的扶强抑弱的做法，转而向弱势学校倾斜。
这也是遏制当前恶性择校热的根本举措。
教育不公还反映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地域差距明显。上海达55%、北京52%、江苏29%，而西部省份却还在10%左右徘徊。同时，近年高校学费的增长加大了落后地区学生的经济压力，更加剧了这种差距：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立知名院校，落后地区、贫困地区的学生比例呈连年下降之势。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大学副校长金道超认为：国立高等院校，享有了全国的人财物资源，在提供高等教育服务方面理应具有全国区域概念上的公平性。目前这种教育不公造成的沟壑，较之于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倾斜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已经并将进一步加大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差异。
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建议：高等教育要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实现公平，可灵活地通过高考制度的改革来实现。从目前看，可将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和民办大学进行分类的独立考试：国立大学采取全国统一试卷，严格按分录取，不允许有地区的分数差异；地方院校可对本地区学生实行适度优惠入学政策，民办学校则完全自主招生。在尽可能盘活教育资源的同时，实现国立高等教育对全民的一视同仁。

如何彻底消除教育的不公平，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首先在农村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有人会说中国人口太多，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才造成今天义务教育的不尽如人意，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财政分配体现的是政府对不同事务重要性的优先次序。据统计，按现行农村义务教育“一费制“标准统计，每年约需250亿元，如按照比较理想的标准，再多一倍足矣。农村教师工资统发，约需650亿元，两项相加，有1000亿就够了。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已达到26000多亿元，其中中央占到了51%，县乡两级十亿民生只能分享约20%，由中央和省统筹理所应当。我国每年仅餐桌上花掉的公款就达数千亿元。据资料显示：现在我国有专车约400万辆，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仅此一项耗用3500亿元人民币。按照湖北老河口市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务用车改革的经验，节约率分别为76.2%和62.6%，即使都按60%计算，全国公车都改革，一年就能节约1900亿元，以30万元建一所农村小学计算，可建63万所。
说到底还是认识问题。
2004年，我国仅税收增长就达5000亿元。
可见我国是完全具备这样的国力和财政能力的。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已决定：从2007年起将逐步在全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听到这个消息，相信谁都会为之一震。
免费义务教育，是该驶入快车道的时候了。
还有教师工资发放、义务教育投入也应尽快纳入中央财政统筹发放。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比较看，前者有助于个体发展，而后者则有助于民族的整体发展。当务之急应明确在义务教育上的责任，建立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当前因税费改革，农村教育经费总投入大幅度减少，中央应加快这一问题的解决，中央、省、县可否按照7∶2∶1的比例进行投入，否则，脆弱的县乡财政是不可能确保农村教育正常运转的。

以上所谈话题扯远了吗？没有，当然没有。
有了科学合理的政策支持，我们的良好愿望才能变成现实，而且是越来越理想的现实。解决其一可惠及全部。解决了由中央和省统筹义务教育经费，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问题，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危房难改问题，贫困学生辍学问题，越穷的地方越缺乏人才恶性循环等等一系列困扰了中国教育几十年的瓶颈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站在老少边穷地区农村三尺讲台上的那些既不是“公办“又不是“民办“的“民办教师守望者“们才不再在那里守望。中国的农村基础教育才能真正得以健康发展，科教兴农战略才能真正得以有效实施，影响中国发展的头等问题———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得到彻底解决。
教育现代化的主题词，将不仅是数量、速度、规模、效益，而将大写以人为本、公平、民主、公正、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书写和谐社会教育的新篇章。
否则，“民办教师守望者“们还将一代代守望下去。

七、民办教师，感动中国的名字

因为爱教育才做上教师，因为做教师才爱上教育。真的不必追究太多的因果，曾经奉献过，就必定留下痕迹；曾经付出过，就必定产生影响。不管怎样，当年的民办教师已经成了许多人心中的丰碑。特别是在乡村或者是从乡村走出的孩子对民办教师的敬意和感激让人感动。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并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担负起了中华民族最神圣也最艰巨的农村教育的重担。他们用自己枯瘦的脊梁超负荷多少倍地支撑起了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大厦。而对于无论是转正、退休或是永远告别讲台的所有民办教师来说，这就足够了。
全社会都应该向民办教师致敬，你们是伟大的！同时也应感谢那些关注民办教师，关注中国教育，为民办教师呼吁、呐喊的人们，你们同样是伟大的！
历史的车轮进入了21世纪，知识经济崛起，信息时代到来，民办教师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概念，一段历史，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和社会的舞台，成为昨天静态的历史，下几代人也许真的很难想像当年的民办教师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曾经处于怎样的生活状态。他们的背影走进历史，在人民的心中早已深深地镌刻下了他们曾经共同拥有的名字：“中国民办教师“。今天，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用有些苍白的笔触，试图定格这些平凡的伟大、伟大的平凡，以及泪水、汗水和心中的感动，但总觉得笔不尽心，语不尽意。我们颂扬这个群体，崇敬这个群体，并不是希望这个群体再次回归，因为民办教师作为共和国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它的隐退与消失是社会巨大的进步。之所以用心血和笔墨记录这些文字，是为了进一步挖掘、弘扬从这个群体身上所折射出来的那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正是中国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它不能随着事物的消失而泯灭。今天，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个民族的崛起，需要感动，需要精神，而中国民办教师的群体精神在全民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今天理应在国人的追思、怀念中发扬光大。
今天，趁记忆还没有离我们太远，让我们再一次记住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曾经感动过中国教育、感动过中国的名字吧。
“健风杯“全国十佳民办教师10名：
山东沂水张载军、山西兴县吕晋春、内蒙哲理木盟额尔敦桑、浙江丽水陈岳明、河北平泉张广森、河南邓州李道理、湖北南漳甘菊秀、广西贵港覃月明、云南富源缪志和、新疆米泉麦吉汗。
全国优秀民办教师20名：
辽宁阜新侯凤田、吉林榆树陈雅莉、黑龙江铁力邵景云、江苏丹阳王小红、江西龙南徐显义、安徽金寨卢丙纶、山东德州李照明、福建上杭黄秋莲、湖南江华吴西元、海南儋州张宗花、广东南雄朱金赞、四川开县赖克林、宜宾郑金明、贵州凯里金光明、陕西延安刘生连、延安户县谢有德、西藏日喀则德吉、甘肃永登王好仁、青海大通杨增奎、宁夏永宁康秀英。

[作者补记：在本文的采访、撰写和不断修改的过程中，我国民办教师问题也迅速发生着变化。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持续关注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现象”。逐步减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费和杂费的文件也正在拟定或者已经执行。在“十一五”发展纲要中，关于我国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民办教师王文福十几年扎根“麻风村”的事迹感动了中国，四十多万“编外民办教师”（又叫“代课教师”）也有了较为妥善的安置……时代大潮波澜壮阔，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会成为历史的烟云。“中国民办教师”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我愿用我的文章为一个时代送别；为千千万万民办教师，包括那些没有活到今天的民办教师，送上由衷的感恩和怀念；为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工作和奋斗着的曾经受惠于民办教师的人们，送上永远的崇敬和祝福！]

［编后］
本文即将发排之际，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已有了良好的开局，西部地区的改革实践取得的初步成果，对全国实行新机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根据国务院确定的“两年到位、三年巩固”的改革步骤，从2006年春季开始，在中部部分地区试点，2007年将在全国全面推开。
前不久，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陈至立要求，必须从理顺机制入手，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新机制将农村义务教育的基本需求全面纳入了财政保障范围，重点在以下4个方面提供保障：1.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免除杂费后，中央和地方补助公用经费；2.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3.建立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4.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
今后5年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其中，中央新增1254亿元，地方新增928亿元。
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在《中国民办教师》这篇作品里渴望实现的梦想，在新一代中央领导的运筹帷幄下，将有望逐步变为美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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