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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本宪兵队暴行录
宪兵是平时维系军纪、约束军人行为举止的军事警察；战时负责维持后方稳定、看押战俘。而天津沦陷时期日本宪兵队，倒是一个逮捕、刑讯爱国志士和百姓的魔窟。
日本帝国主义宪兵权力很大，特别是在没有民事警察机构的战区，负有刑事侦缉、维持治安、审判的职能。日军全面侵华后战区迅速扩大，原有宪兵不敷使用，便征召当地侨民、浪人辅助抓人和搜查。
七七事变后平津先后沦为敌手，日本宪兵队即开始对抗日军民进行血腥报复，凡是参与过抗日活动的市民、学生，以及参加过抗日作战的士兵，他们抓到之后都要严刑拷打甚至处死，其恐怖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为了尽快挣脱魔掌，许多人选择了天津，因为那里有租界，当时是唯一的稻草。从北平到天津，即使是乘火车，也要走十二三小时，沿途各大站均有日兵检查，凡遇到学生及貌似军人的当即捕去。
火车到达天津东站，就像到了鬼门关。“车一入站，车门由日军守住，不许下车。站台上栅栏门下了大铁锁，栅栏门外边两列日军荷枪对立，中间只留一条狭路，枪刺在阳光里闪着光芒。”“等了二十分钟车门开了，像放猪似的这些负着亡国亡家二重痛苦的人，背上受着皮鞭的敲挞，从那小小的狭路中挤出去。”“一幕幕极人间的惨剧展开了：学生模样或年轻力强的人受着枪杆的敲击，被命令着-右边！就给踉跄着推到右边，拘到一处，分明是走入了厄运；侥幸未拘走的人，拾得一条性命慌慌张张的向外窜。一个怀孕的妇人受不起惊吓，尖锐的高叫一声面孔僵白滚倒地下，污血流染了一地；年幼力弱的孩子给推挤得倒下，还未喊出声，就为无数脚践踏着剩得奄奄一息了；一个驼背的老翁眼力不济，摸索着往前走，嫌走得慢吧，一双皮靴踢过来，老翁应声跌伏地下，口中吐着白沫，一个热心青年过去刚要搀扶，被另一只皮靴踢过来-右边！那老翁就这样没人理会地痉挛着伏在地下；一个小娃从母亲怀里惊醒了，哇哇啼哭，母亲情知不妙，用手扪紧了小娃娃的嘴，偏这小娃倔强地挣扎，发出一片凄厉的哭喊，但听一声吆喝，这婴孩飞到半天空，那有着忠厚朴实面孔的母亲，望着地下手足乱动的小宝贝，猛地闭上眼睛往后倒下；年轻的妇女在通身受检查时，除无理由的损失一些财务外，受到公然的辱弄，她们低垂了头，涨红着脸，让一包眼泪在眼眶里滚动不敢流下来。”一个从北京逃来的学生，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暴行。
“我早已被带到右边！没让我看完那些惊心动魄的惨剧，便由日军押着，随同百余同难者一齐解到日本宪兵司令部。这多人共囚在一间幽暗的小屋子内，像被一只魔手扼住咽喉似地静悄无声。”
“第二天早晨，两排枪护着我们走出囚室，迎面爬来一堆鸠形鹄面的人，破旧的灰军服撕裂着，一眼望过去，突地一阵猛烈的战抖通过我的全身，我将头低转过去。那些人鼻子给刺穿了，用一条长长绳子通过去，连成一串代替了手镣足铐，他们不能走，只能爬，因为腿部大都被打断，背上一股股血流出来，大群苍蝇聚在上面，嗡嗡地吸吮着，有的眼睛溃烂了，流出脓血来，他们无力地呻吟，无力地爬。”
“开首被审的是学生模样的强壮青年，许多人大抵略略问过就押走候第二次更严厉的拷问。但其中有十六位，刚一被问到抗日否？就慷慨的挺起胸来说：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抗日？这坚定地回答，如一声霹雳震呆了上下一伙人。然而他们一齐被拉走到旁近邻室内，随即一声尖利的如深谷中狼嚎的悲号刺破了空气，钻进每人耳中。我们一群人有三个晕倒在地下。”a.
卞慧新是在8月16日被捕的，“下车人多，等待放行。站内人多，许久才挨到出站口，日人听我说是清华学生，留下不放行。最后随同三五十人押到特三区大中银行货栈院内。”“8月17日晨又讯问，至12时许，仅剩5人，除我外，尚有黄品长、谭彦和、田金铭、白家祉，都是清华学生。下午2时许，用无篷无座位之小汽车解至日租界日本宪兵本部。将个人行李及随身钱物等登记扣下，分别关进黑屋子。”在这里，他遇到了《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
日军占领天津后，他们企图压制舆论控制媒介，散布悲观失望情绪，使之为日军侵华工具。事变前天津尚有大型报四种，小型报三四十种，西文字报五六种，凡不按日方授意出版的一律关停，凡不遵从日方安排的经理人一律逮捕。
“这间黑屋子约有五六平米，前面为木桩栅栏，门内有一尿桶。屋内先有一人，躺在搭搭密上，衣服褴缕，乱发长须，有似南市乞丐。自报是《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并谓前些日子乘汽车从意租界报社往法租界，在万国桥头遭日军劫持至此，遭毒打伤腿，拘禁此屋。其妻来要人，即被拘禁；其母又来，也遭拘禁。现在腿伤出血，沾住裤腿，躺着稍一转动，疼痛难忍云云。其状殊为可悯。”
“8月18日下午又来一人，自云师潜叔，为崇德堂翻译、天津《益世报》董事会秘书，今日同经理生宝堂从意租界报社去法租界，在特三区遭劫。师谓髯公在天津沦陷前痛斥日寇发动侵略战争，杀害中国人民。沦陷后虽不再责骂，日人记恨已深，故遭此毒打。”b.
刘髯公是8月5日被捕的，半个月前被捕的上海申、新两报驻天津特派员王研石，也曾被关押在这里。他是在特二区家中被捕的，被押上汽车，“循法国桥经法租界，越新寿街，曲折多时，到达日租界春日街日本在天津宪兵总队部。”
王研石在1938年在《被日寇囚系半载记》中，详细的描述了日本宪兵总队的位置，以及被囚禁的情况。
“我被禁的拘留室，作长方形，系位于楼下，宽约四尺半，长约七尺（1.485×2.31=3.43㎡），地板上铺有日本制凉席一方，宽约三尺半，长约五尺，席外则铺有军用毯一条，里左角置有马桶一个，右角则堆有棉被一床，室内光线不足，黑暗异帝，虽在白昼，亦燃电灯。墙壁泥污斑驳唾洟殆遍，且纵横刻画许多字迹，屋顶蛛网尘灰旋络满是，苍蝇如蚕豆般大，阖室乱飞，嗡嗡之声，使人闻之，倍增烦恼。马桶气味充满一室，触人鼻端作辛辣般恶臭。门端木栅，每根方形粗有四五吋，密密竖立，两根的距离所留只有一指大小，栅门上下各开一方孔，为传递饮食处。”
“午后天气转热，室内空气渐不够用，栅门虽有间隙，并无冷风吹进，闷坐于中，即觉马桶气味熏蒸，袭人鼻端欲死；同时復因苍蝇飞集，更使人分外苦熬”。c.
北平宏达高中学生赵新，也是由北平来，行至特三区码头被捕，王研石见他被押到宪兵队时，“捆绑甚紧，两手被铐，口内復勒一绳，若马之衔环，衣扣亦均敞开，形状至为狼狈。”
春日街日本宪兵总队，门外堆积着沙袋，佈有电网，并有武装日兵荷枪鹄立，警戒殊严。这里是关押、侦讯、拷打爱国志士以及有碍于大日本帝国圣战的人，但凡是从这里走过的，不死也要脱层皮。
据与刘髯公同室的难友说：“刘君则负重伤，两腿被打不能动转，左脚踝骨似碎，不能起立，一耳被击出血，听话则须侧其好耳。”刘先生受到的是怎样的酷刑，我们不妨从难友的描述中感受。
王振海，居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对过，饭后在门外乘凉时，向海光寺兵营看了一眼，便被日本宪兵队抓来。“三四人将其捆绑手足，置于地上，胸际置一椅，一日人坐其上，使之不得转动，一人使数丈长粗如儿臂胶皮管，一端接龙头上，一端以手执之，向其鼻孔灌注，历数十分钟方止。渠被灌绝气者数次，均为日人以水喷醒，后復以用香火向胸背灼烫，三四人抡木棒更番大打。”c.
英租界黄家花园公顺合染店少东宋金义，被日人疑其为宋哲元副官抓来，其自述：“六七个人，以木棒、皮鞭，没头没脑，将我乱打一顿，我被打时，虽喊至声嘶力竭，日人亦不住手，直到我已晕死，方停敲击。”其被水浇醒后“又过来数人将我按倒，一人骑我身上，使我不得动转，一人则按住我两腿，另有二人用碗口粗细木棒，专打我下肢，致我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又两次。”“翻开裤管与我（作者）看，则两腿被棒打已破乱，皮肉绽裂，血液凝污自胯而下，几不辨血肉，白色单裤，血染遍红，令人见之不敢注视。”c.
还有更惨无人道的，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老虎凳”。
被捕的天津小报记者胡春水，描述其被刑经过：“昨早我被提到宪兵队，足甫逾国。即有两宪兵各握木棒，如雨般向我打下，我被打跌扑数次，均为踢起。约打刻钟，方绕住手，时我周身青紫，肿痛已不能动转，日人令我坐于地上，讯我口供。”“日人认我扯谎，取出一种刑具，系一长约五尺，宽约三尺六七木板一方，上有四块锯齿状木垫，并有四条皮带。日人强我脱光衣服，逼我爬在板上，将我膝盖及肘端放正于木垫上，然后用皮带束紧，使我不能动转。木垫锯齿渐次嵌入肉中，痛不可当，若少移动，愈难挨忍。此时我臀部高耸，俯伏于板上，日人逼我速说实话，我不肯讲。渠等即以皮靴轻踢我臀部，我身躯略一悠动，膝肘立如刀割，痛极大喊。日人不顾，分持皮鞭木棒如铁匠之击铁，此起彼落，向我脊背、两膝及两肘大打，打脊背时，犹可咬牙挨忍，打膝肘时则痛徹心髓，不能须臾支持。渠等则擦火柴掷在我尻部，或臀孔内，火着皮膏，燃烧的吃吃发声，痛的我直着喉咙喊叫，声嘶力竭，气息就微。日人惨忍万分，不少见怜，仍继投火柴，及香烟头不已，烧的我喊声皆无，人入昏迷始罢手。计早九时被讯，午前仅遭鞭棒痛打。午后二时续讯，则上木板，烧打，至晚七时停刑，松解绑扎时，我已伤重，难以起立，欠伸多次，皆痛极而仆。”“胡述毕解衣示众以伤痕，除脊胯两膝两肘青紫高肿外，尻部为火烧疤痕十余，其中最大的有酒杯口样，深则数分，均已焦黑不辨皮肉。”c.
据统计，当时日本宪兵队行刑的暴虐兽行，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向鼻孔灌水。用胶皮管或洋铁壶，灌自来水、煤油水或石灰水，连续多次。“将其放倒地上，胸部置椅一把，一日人坐其上，不使转侧，另一日人提石灰水两壶向其鼻孔倒灌，渠昏厥两次。”“胸膈受水灌注，发热益剧。”
2、用木棒、竹剑大打。“所击处均为要害，致胸、肋、两胯、两膝，皆负重伤。”“搥楚声如擂鼓，受刑者惨号甚戾。”“以巨梃击其头颅，脑门为裂，血流数碗，昏厥三四小时。”
3、打。打嘴巴、打手心。“手掌被打肿有数寸。”“左颊被击亦肿起殊高，夹耳根起，指痕宛然。”
4、烫。用香火、烟头或火柴，胸背“为香火灼伤殆遍，血肉焦黑，模糊一片。”“擦火柴掷在我尻部，或臀孔内，火着皮膏，燃烧的吃吃发声，痛的我直着喉咙喊叫，声嘶力竭，气息就微。日人惨忍万分，不少见怜，仍继投火柴，及香烟头不已，烧的我喊声皆无，人入昏迷始罢手。”“尻部为火烧疤痕十余，其中最大的有酒杯口样，深则数分，均已焦黑不辨皮肉。”
5、摔。“两日人施其贯跤术，大摔特摔，渠当时头目昏眩，不辨方向，气结几死。”
6、冰。“绑坐一椅间，取冰一块，令其抱持。又一日人剥下其衣裤，用一冰棍，向其生殖器拨弄。”
7、抽。“以皮鞭痛抽，两肋无完肤，一息仅属。”
8、侮辱。“强将三妇女衣服剥掉，赤身露体蹲于门旁，任日兵的抚扪。后半夜且带往楼上，不知做何悔辱（强奸），迨翌早方逐下楼，三妇女已狼狈不堪，面无人色，两目红肿，泪痕未干。”
9、恫吓。“突出手枪向渠瞄准，作欲射击壮，仍恫吓其说实话。”“将我倒绑二背，拖于门外，一人取出手枪，拟我颅门，逼问我是否引去？”“日人厉声告我道：你即不去，抗拒皇军宪兵队，唯有枪毙你。旋以手巾遮蔽我二目，枪管抵我头颅上。问我道：你有什么遗言吗？有告诉你妻子的话吗？如有赶快说，还有三分钟，你就死了。”
10、束缚。“捆绑甚紧，两手被铐，口内復勒一绳，若马之衔环。”“两臂反结，放置地上灌水。”“那些人鼻子给刺穿了，用一条长长绳子通过去，连成一串代替了手镣足铐。”
11、夹。“尤有以两只铅笔梭其手指者，至头顶肿包坟起，手指亦红肿破皮。”
12、老虎凳。“长约五尺，宽约三尺六七木板一方，上有四块锯齿状木垫，并有四条皮带。日人强我脱光衣服，逼我爬在板上，将我膝盖及肘端放正于木垫上，然后用皮带束紧，使我不能动转。木垫锯齿渐次嵌入肉中，痛不可当，若少移动，愈难挨忍。”
还有其它手段就不一一例举了。
宪兵队捕抓是目标，其首选是抗日分子。如参加长城抗战29军官兵，有痛击日寇的天津、通州保安队和便衣队，再有就是声援爱国志士的市民、学生，以及鼓动抗日的新闻媒体；还有就是共产党、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地下抵抗组织。总之，不管是谁，无论是在言论上还是行动中，只要反日，只要妨碍日军大东亚圣战，他们都要抓，并施以酷刑。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他们以疯狂的报复，来满足他们扭曲的心灵。
日军占领天津后，他们接管了除英、法、意租界外所有行政区的警察及其刑侦系统，日本宪兵队派人进驻些机构，监督这些旧警察为他们服务。凡是逮捕到的可疑目标，首先在这里侦别，重要犯人直接移送日本宪兵队。这些人被送到日本宪兵队总部，由莳苗所领导的小组负责审讯和处理。
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此人为宪兵分队特高系主任，时调宪兵总部负责，“其凶很毒辣，兼而有之，学问亦不差，讯究最详，殆无一人可获完肤于其前者。”审讯后，即被送到香取街（绥远路）宪兵宿舍关押。此时，这里已经改建成监狱，先后建有9个“留置室”，同时关押过104人。
同时关押抗日志士的还有海光寺，留置室设在兵营后边的一个仓库，被关押在那里的难友讲：“渠等于被讯后，被送至海光寺兵营禁押，囚于仓库内的新留置室，宽仅四呎半，长约七呎的斗室，囚渠等八人外，復益以小镇江于内。九人挤在一处，动转皆无余隙，彼此争抢栅门旁坐，以通风呼吸。室小人多，天气溽热，终日满头满身大汗，彼此以汗洗浴，无法擦抹身体，则撕毁衣袴做手巾。四五日不给引水，三四日给一次干饭团，向监视索水，即遭大骂。九人渴的眼红耳聋，实出无奈，乃溺尿饮之解渴。渴时多，溺时少，其后尿已成珍贵饮料，彼此自靳，不肯相互通融。室内无马桶，大便无地去遗，遂痾于破衣袴内，裹放栅门外，为日兵所见，即逼令取回。后来无法，乃痾于鞋子内，自后窗棂孔塞出。孔小鞋大，淋漓满窗，臭愈不可闻矣。”c.
他们在这受到非人的折磨，“有数人实在饥渴难挨，乃合力以破碗剜开后墙，越狱逃走。”“墙外则系水沼，不善泅水的被溺几毙。夜间海光寺军营，有警犬逃狩，闻声狂吠、追逐，有数人遭日军及军犬追获，得逃脱的不过三四人。李则系逃至中途被捕回的。凡被捕回的，日兵则绑于木杆上，唆犬狂噬，或以皮鞭痛打，有数人被击重伤，不能起立。”
被监禁在香取街的囚犯也有越狱计划，其中的组织者就有《益世报》经理生宝堂和董事会秘书师潜叔。与其生不如死，不如冒死夺条生路。参加此项密谋的有十二三人，他们的计划，是拆破后窗铁丝网，拆下铁条，夜间钻窗而出，躍垣登隔邻中国人家屋顶，再躍往马路，经宫岛街北端，折西而行，穿淡路街过西开小桥奔入法租界，即可安然脱逃。由于叛徒出卖，此十余人即由宪兵补助队执系而去，惨遭枪杀。
随着战线不断的南移，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平津一带的抵抗呼声愈来愈弱，在日本人的一片呼声中，春日街中国人的惨号也愈不搭调。1937年底，春日街的宪兵总部搬到相对偏僻的吉野街，香取街监狱也改成陆军仓库，但日本人的暴行并没有就此而结束。
a.阿英等《铁蹄下的平津》
b.2007，卞慧新《纪念难友刘髯公先生》
c.1938，王研石《被日寇囚系半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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