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 李光地

从汉军旗人于成龙看封建官僚的多重政治人格——兼论康熙中期政治

在康熙一朝的大臣中曾有两个于成龙，皆以“清忠疆直”著名于世，其一是山西永宁人、官至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卒后赐谥“清端”的汉人于成龙，另一便是官至河道总督的汉军旗人于成龙，卒后谥“襄勤”。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后者。于成龙生于清崇德三年（1638年），卒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先后历任直隶巡抚、都察院左都御史、镶红旗汉军都统、河道总督等职，为康熙中期皇帝宠重的大臣。而由于成龙的政治生涯及其官评操守，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康熙中期政治的某些特征及封建官僚的多重政治人格，而且作为汉军旗人的代表，我们更可了解到汉军旗人督抚的为官风格。

一、 “如直隶巡抚于成龙之真实清廉者甚少”

于成龙，字振甲，隶汉军镶黄旗。同大多数汉军旗人一样，于成龙因养父于得水爵三等阿达哈哈番，由荫生步入仕途，于康熙七年（1668年）出任直隶乐亭知县，八年署滦州知州、十八年迁通州知州。在十余年“知州县”的为官生涯中，于成龙先因“有殊绩”受荐于前任巡抚金世德，后因“居官廉洁”受荐于继任巡抚、号称“天下第一清官”的于成龙（江西永宁人），于二十年（1681年）擢江宁知府。

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首次南巡抵达江宁，经“确加咨访”后，于十一月命大学士明珠传谕于成龙曰：“朕在京师即闻尔居官廉洁，今临幸此地确加咨访，与前所闻无异。是用赐尔朕亲书手卷一轴，加尔清操，以示旌扬。”[1]返还京师，即于十二月擢升于成龙为安徽按察使，赐其父于得水貂裘皮领，以嘉其教子有方。于是，于成龙始以清廉著名于朝廷内外。

这一时期，康熙曾多次称赞于成龙居官清廉，且不吝赏赍。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升于成龙为直隶巡抚，陛辞时，赐白金千两，表里二十端。四月谕大学士明珠等曰：“居官清廉如于成龙者甚少，世间全才未易得。”[2]对前来陛辞的于成龙说：“今之督抚，朕可相信者，惟两江总督于成龙、江南巡抚汤斌及汝三人耳。”[3]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康熙又谕大学士等曰：“今观各官虽有品行清洁者，但畏国法而然，如直隶巡抚于成龙之真实清廉者甚少。观其为人，天性忠直，并无交游，惟知爱民，即伊本旗王等门上亦不行走，直隶地方百姓旗人无不感戴称颂。如此好官，若不从优褒奖何以劝众？可令九卿集议。”大学士等遵旨会议，认为于成龙“实心任事，并无勉强虚假之处，应赐奖励，以励官方”。同时又举荐督抚中还有云贵总督范承勋、山西巡抚马齐、四川巡抚姚缔虞等居官皆优。而康熙却明确指出：“范承勋等居官虽善，但尚有勉强之意”，而“于成龙则出自诚心，毫无瞻顾。今人不往来大臣之家，则恐其意有不悦，如于成龙介然自守，无所交游，为大臣者其奈于成龙何？著加太子少保衔，以为廉能称职者劝。”[4]

可以看出，在康熙帝的眼里，于成龙是清官中的杰出者，他不仅操守清廉，且是不结交权贵、“天性忠直”的耿介之人。而从其他的记载来看，康熙帝对于成龙此时的评价与赞扬，当为切合实际。在与其同时的大臣王士祯为于成龙所作的墓志铭中有曰：“公莅江宁，益励清节，事关利害，侃侃持之，虽制府（巡抚）亦不苟同。”[5]

值得关注的是，康熙帝对于成龙的赞誉如此不遗余力，还在于他出自汉军旗人，堪称汉军中的表率。众所周知，康熙皇帝自平定三藩后，即将倡廉视为其平治地方的重要措施。在他看来，三藩反清、叛者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朝德泽未能孚洽、吏治未能剔厘所致。以故，他大力整饬吏治，表彰清官，推行清官政治。而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清官应运而生。然而其时，清官虽不乏其人，却以崇尚理学的汉人官僚为多，督抚中两江总督于成龙（山西人）、江宁巡抚汤斌等皆为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在汉军旗人督抚中，操守清廉者却并不多见。从当时地方督抚的构成来看，自康熙七年将山陕或川陕总督、山西巡抚、陕西巡抚和甘肃巡抚定为满洲缺，其余15省的地方督抚选用仍多以汉军为主。据不完全统计，15省巡抚共有264任（人次），其中，汉军151任，汉人94任，满人19任。依次汉军巡抚的任职人次占巡抚总缺的57.2%，汉人巡抚占35.6%，满人只占7.2%。即便是加上西北三省的巡抚，即18省巡抚共有316任（人次），也仍是汉军人次最多，为155任，汉人94任，满人67任。总督的情况也是如此。康熙朝出任总督者共计108人，其中汉军60人，满人31，汉人17。[6]所以，汉军是康熙朝督抚中的中坚力量，在全国大部分直省中，汉军督抚占有绝对的多数。

然而，尽管汉军旗人在康熙朝的疆臣中居于多数，其操守却不尽人意，而以贪蠹败者更是不乏其人。截至康熙二十年前后，广西巡抚屈尽美，陕西巡抚贾汉复，四川巡抚张德地，江西巡抚白色纯，广东巡抚卢兴祖（升任两广总督后“居官仍无善状”[7]）、王来任、金儁，江苏、湖南、四川巡抚韩世琦，以及山陕总督白如梅、湖广总督张长庚等“皆以贪劣之故”[8] 解任去职。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康熙谕大学士说：“督抚乃封疆大臣，通省民命所关，世祖章皇帝时所用者尚属循良，逮至辅臣时（鳌拜专权时），自用张长庚、白如梅、张德地、贾汉复、屈尽美、韩世琦等匪人以来，扰害地方，以致百姓困苦已极。”[9]康熙所列举的上述“匪人”无一不是汉军旗人，因此康熙一面指责辅臣在选官用人上的渎职，一面表明了他对督抚操守的重视。

二十三年（1684年）十二月，康熙在封赠于成龙父亲的同时，又特别召集八旗汉军都统、副都统等官谕之曰：“国家自祖宗定鼎以来，委任汉军官员与满洲一体，其中颇有宣猷效力者，如孟乔芳、张存仁辈，朝廷亦得其用。比年汉军居官者大不如初，每赴外任，多携兼从，汰侈糜费，惟务黩货累民，恣肆放逸，未能谨守法度，如张长庚、贾汉复、白色纯等不可胜举。屡加申斥，尚多因循，未见改辙。兹者巡行江南，见文武各官及军民人等众口一词称江南知府于成龙清廉爱民，朕心喜悦，已面加奖励，超迁为安徽按察使，又特召于成龙父赏赐，以示褒美廉吏至意。凡尔八旗汉军人等，自今以后悉宜洗心涤虑，痛除旧习，或子弟官守在外，宜各贻书训勉。果有洁己爱民如于成龙者，朕立行擢用。”[10]二十六年（1687）十月，又谕大学士等：“原任总督张长庚、原任巡抚张德地、韩世琦等（皆为汉军）皆贪婪虐民，居官甚劣。……使汉军居官者皆似总督范承勋、巡抚于成龙之善，朕又何谕之有。”[11]

康熙如此喋喋不休地历数汉军督抚中的贪劣，又如此不厌其烦地赞誉于成龙，正是他整饬地方吏治的一个重要举措。换言之，康熙从教化入手，从疆臣开始，通过“大法小廉”来推行清官政治，以使清朝的统治深入人心。如果说山西人于成龙是康熙帝树立的第一个清官典型的话，旗人于成龙可视为康熙帝树立的汉军清官典型。

二、“于成龙操守且不必论，其办事之才，汉军内诚无有及者”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于成龙卒于河道总督任上，康熙帝颁旨曰：“于成龙才品兼优，服官勤慎，屡经简任，实心办事，不辞劳瘁，宣力有年，历著成效。”[12]并赐谥“襄勤”。这是康熙对于成龙的盖棺论定，即于成龙是一“才品兼优”之人。即便若干年后（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帝仍对已故的于成龙称赞不已，谓：“于成龙操守且不必论，其办事之才，汉军内诚无有及者。”[13]也就是说，在康熙皇帝的眼里，于成龙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在汉军旗人中勘称之最。

必须承认，汉军中勘称才守兼优者毕竟是凤毛麟角，而长于办事、才干优长才是大多数汉军督抚的风格。如王新命，汉军镶蓝旗人，向以能臣在朝中闻名，凡九卿会推大吏，王新命无不在名，康熙也称其“品行虽不及于成龙，然尚有才”。[14] 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康熙令大学士九卿会推两江总督人选，众人公举现任江苏巡抚王新命为正拟，现任湖广巡抚、汉军镶黄旗人丁思孔为陪拟。但康熙却十分踌躇，他说：“膺斯任者固贵有才，犹贵有守。”“王新命亦滥举匪类，其人不无可疑。丁思孔虽曰有才，未闻操守过人。”[15] 康熙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三十一年（1692年），王新命终因“挪移库银”被革职，三十七年（1698年），令起复任永定河工程，然仍“钱粮不清”，“蒙混亏空”达万余两，[16]被处以斩监候。丁思孔虽未发觉有上述情弊，但朝中舆论欠佳。大学士王熙的评价是，“丁思孔操守平常。”康熙的看法是，“闻其居官有声，至有无贪婪之迹，实为难定。”[17]此外，河道总督靳辅也是康熙所倚重的汉军旗人，能臣之一。但就操守而言，靳辅自称不敢自保清廉。因此，于成龙能够取得康熙的信任，首先是操守，其次才是才干。

就于成龙的为官经历而言，他从知县做起，历知州、知府，熟悉地方事务，为人精明，故而不乏治才。史称：于成龙任乐亭知县“恤民缉盗有殊绩”。[18]而且，于成龙因“实心办事”已深惬官民之心。署理滦州知州期间，他因罪囚脱逃当降调，“乐亭民列善政，两叩阍吁留。下巡抚金世德勘实，得复任。”十三年（1674年），又以缉盗逾限当降调，巡抚金世德再度疏请留任，曰：“乐亭旧号疲邑，成龙抚绥调剂，与民相宜”。足见于成龙的干才和操守都是出众的。及出任直隶巡抚，他针对京畿旗民混杂、“八旗投充匪类……凭借权势肆诈行劫，有司莫敢谯诃”的状况，提出“治畿辅利弊”当以“弭盗为先”，在全省力行保甲，令旗民同编，旗人头领“拨什库”与乡长互相稽察。“先后捕治旗丁沈颠、太监张进升及大盗同九、张破楼子，置于法。”[19]未几，京畿“境内宁谧，旗民允服。”正由于于成龙为人耿介清廉，为官厘奸剔弊，抚弱抑强，一时成为普通百姓心目中的理想化官僚，于是，在民间竞出现了以其断案为蓝本的《于公案奇闻》，[20]同另外两部赞誉清官的《彭公案》、《施公案》一样成为流传颇广的话本小说。

事实上，即便于成龙才干超群，但如果没有康熙帝对他的充分肯定与超常擢用，其才能也是得不到“挖掘”的。于成龙第一次受命“钦差”，是二十四年（1685年）以安徽按察使衔督理下河工程。时河道总督靳辅虽以“束水攻沙”的方法，大治淮黄堤坝，使“河归故道”。但是，靳辅的治河之策仍未解决下河的水患。于是，康熙“以其未能兼顾下河，敕成龙督理之，遇事得自陈奏。”[21]按察使官不过三品，职司刑狱与监察，与河务并不相干，且上有督抚、藩司。而康熙不但将此重责交予刚刚升任此职的于成龙，且准其遇事自行陈奏，足以说明康熙对于成龙的信任，以及于成龙在下河工程上负有特殊的使命，他不但要治河，对靳辅也有监察之责。而于成龙也正是依仗康熙的宠信，就下河治理提出自己的见解，力主“浚海口故道”，并与河道总督靳辅的“于下河筑长坻，束水注海”的主张发生尖锐的冲突。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靳辅的治河方略是有成效的，但却不能否定于成龙在治河上的胆识。也许正因如此，于成龙才与河务结下了不解之缘，继靳辅、王新命之后成为河道总督。

康熙第二次超常使用于成龙是在三十五年（1696年）。时清军用兵西北，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命于成龙以左都御史衔同侍郎李鈵、左通政喀拜督运中路军粮。军粮能否按期运至，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将士的军心，于成龙一路所遇，恐怕仅用艰难险阻是不足以形容的，但是于成龙却能不辱军命。二月，康熙谕议政大臣：“前命于成龙等用内帑钱粮督造中路运米车四千辆，又两次增造一千五百辆。今朕营需用车辆不必令地方官预备，即于增造车内分拨二百辆供应。”[22]表明于成龙先已奉旨将中路运粮的前期工作准备就绪。而在督运过程中，于成龙的表现也令康熙满意，以致到了晚年，康熙仍然赞之曰：“朕北征时，于成龙总理粮饷，凡事调度得宜，不惮劳苦，真为国出力。今汉军内还有如此人否？”[23]

此外，于成龙两次出任河道总督，也足以说明康熙对于成龙的宠重。康熙中期，曾被年青的皇帝视为亲政后三大要事之一的河务已成为当朝亟待解决的重务，自平定三藩后，康熙便开始全力关注治河，所用河道总督靳辅、王新命皆为当朝能臣。三十一年（1692年）二月，王新命被参劾去职，靳辅复任。十二月，靳辅卒，于成龙遂受命为总河。三十四年（1695年）八月，于成龙因丁父忧去职。然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继任河督董安国（汉军正白旗人）因不谙河务被罢，于成龙二次受命督河。是月，康熙谕大学士曰：“今时际隆冬，正当水涸，而董安国乃奏水涨。朕观其所奏诸事皆于河道水性罔协其宜，殊不称职，著革任。于成龙原任河道总督，今河上工程皆其未完之事，其下效力之人亦众，此缺著将于成龙补授。”[24]十二月，于成龙陛辞，康熙又就漕运总督桑额奏请开浚下河一事谕大学士等人曰：“桑额固居心平和，为人诚实，然遇事不免迟钝，易被人欺。如此纷繁事务何以责其成功。于成龙屡委以事，尚克勉效。河工事情紧急，与于成龙敕书内须入各部不得掣肘之语，使得相机料理，庶不误事。”[25]桑额（汉军镶蓝旗人）任总漕先后达十余年之久，也是康熙所重用的大臣，但以康熙的立场而言，桑额在才气和精明上都不比于成龙。也就是说，康熙认为于成龙是个“全才”，汉军中无有能及之者。不但重用他，且给予特殊的权力，对于成龙所行，“各部不得掣肘”。

然而，事实却不能不令康熙失望，于成龙并非他想象中的“全才”。他虽两度出任总河，但治河的成就却是他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事时承担的卢沟河工程。卢沟河流经北京南部，历辽金元明四朝，始终为患一方，故向有“无定河”之称。三十七年（1688年）二月，于成龙奉命疏浚河道。他在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河道两旁加固河堤，并在多处深挖河道，卒使卢沟河复归故道，四十余年安然无事，而卢沟河也被命名为“永定河”。然而，于成龙出任河道总督后，反而于下河工程的治理上多遭康熙的谴责。

先是，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责于成龙前曾“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致河务毫无成效。于成龙不得不承认，彼时自己妄言，“今亦视（靳）辅而行。”[26]但治河成效仍远不及靳辅。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康熙在大学士面前斥责说：“下河入海之处……前虽特令于成龙、凯音布修治，毫无裨益。”[27]直到于成龙过世之后，康熙仍然对其治河不满，三十九年（1700年）九月，康熙对新任河督张鹏翮说：“归仁堤修筑事宜，屡经面谕于成龙最为紧要，乃于成龙性偏，未行详看，迁延时日，以致于今。”[28]十二月，康熙竞在谕旨中直接褒张鹏翮贬于成龙，曰：“张鹏翮奏修筑下河事宜深为得当，……于成龙为修下河曾屡疏具题，未得其宜。”[29]

但是，四十六年（1707年）二月，康熙又有另一番评论，他说：“当年靳辅、于成龙在任时，水势甚大，若张鹏翮当此河工必致不堪。张鹏翮惟有一长……，朕以前于河务一一指授，皆能遵行。”[30]四十九年（1710年）十二月，南巡时康熙再次评价靳辅、于成龙、张鹏翮三个总河，称“靳辅善于治河，惟用人力，于成龙心计太过，张鹏翮但遵旧守成而已。”[31]

可见，康熙在重用于成龙的同时又责备他，不仅在于他治河没有成效，还因为于成龙“性情执拗”，“心计太过”，“每不遵朕指示，自立意见。”[32]表明专制政治需要的能臣，还必须是“顺臣”。事实上，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于成龙在对地方的治理与管理上，确是不可多得的实干之材。而他于河工上不得成功，虽然缘于缺乏治河的专门之才，但是，他此时的政治人格所发生的变化，恐怕也是影响他在治河的思路上屡屡发生偏差的重要原因。

三、“今观旗员亦各自结党，其中于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