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深圳直辖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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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盼直辖，如大旱之盼云霓。
然而这种期盼，如一股潜流，只能在民间涌动。至于深圳本地的官员，尽管牢骚满腹，心里边可能比老百姓更盼直辖，但嘴上是不会承认的，不仅不支持，在公开场合上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直辖，坚决拥护广东省的领导。
面对深圳直辖这一问题所衍生的怪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语言腐败”，而应从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区划制度等方面去分析深层次的原因。
深圳为什么要寻求直辖？
深圳的直辖企图由来已久。虽然深圳官方曾明确表态，“深圳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申请过把深圳变为直辖市。”但根据笔者搜集的信息表明，自1988年以来，深圳市的官方和民间曾通过不同渠道，先后数次向全国人大及中央有关部门提交有关直辖的申请和提案。虽然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但丝毫没有影响深圳人民追求直辖的决心。长期以来，“深圳直辖”作为一个热点话题，一直在深圳各大论坛酝酿。
深圳为什么要寻求直辖？最直接的原因，是深圳的辖区面积太小，扼制了深圳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这个“小”是动态的，国家在1980—1981年间成立四大经济特区，四市的陆地面积平均为1823平方公里，相对而言深圳尚在平均线之上，不能算小。之所以现在说深圳的辖区面积太小，是因为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深圳的“体格”长得太快太大了。
通过图表1我们不难发现，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如大浪淘沙，四大特区之间已经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深圳这个当年的小渔村，已经从四大特区的阵营中脱颖而出，跻身到了中国一线城市的行列当中。也就是在这个飞速成长的过程中，深圳遭遇到了“塘小鱼大”的困境。
也许在特区成立之初，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形势是，同样在不到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珠海只生活着一百多万人口，而深圳却要养活一千多万人口，差距有十倍之巨。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还能用与珠海、汕头、厦门同样的策略来对待深圳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深圳的竞争对手，早已换成了北上广津渝等国内一线城市和直辖市。深圳现在是中国内地第四大城市，GDP总量连续12年居排名中国内地城市第四，外贸出口连续13年居全国第一。国务院对深圳的城市定位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国际化城市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然而正是在与国内一线城市和直辖市的竞争当中，深圳发现了自身的许多先天不足，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城市面积狭小，严重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图表2和图表3所列的中国六大城市中，常住人口最少，城市面积最小的深圳，2011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502亿元，继续居于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深圳的土地面积只有上海的1/3，广州的1/4，天津的1/6，北京的1/8，重庆的1/42——这就像是在举重赛场上，让一个56公斤以下级别的选手和一群110公斤以上级别的选手同台竞技。
早在2005年初，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在分析深圳发展面临的困难时，就提出“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密度过大，难以为继；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七年过去，“四个难以为继”的老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不断恶化。
据报道，到2011年，在深圳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实际承载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总量超过1500万，人均土地占有量约130平方米，人口密度高达7785人/平方公里。美国福布斯杂志布的数据显示，深圳人口密度全球第五，仅次于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拉各斯，是中国最拥挤的城市。
截至目前，深圳市已纳入储备管理的土地217.5平方公里，其中可建设用地仅有65.7平方公里——这就是深圳土地的全部家底。由于土地资源的严重匮乏，全市范围内已经基本没有可供成片开发的土地，深圳因此与许多大型投资项目失之交臂。“十一五”期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年均仅增长10.5%，不但低于天津（33.8%），也低于苏州（14.1%）和广州（15.7%）。受土地瓶颈的制约，经济增长后劲不足，这正是导致深圳在与天津、重庆、苏州等城市的竞争中底气不足的主要原因。
此外，土地狭小，人口拥挤还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据统计，深圳人均的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4，广东省的1/5。交通方面，2012年深圳汽车拥有量已经超过200万辆，这还不包括超过30万辆的外地车和过境车。全市道路长度6041公里，人均道路长度仅为0.58米，道路车辆密度已经突破300辆/公里，位居全国之首，并超过了国际上270辆/公里的警戒值，城市道路交通不堪重负。
看病难也成为城市拥挤的后果之一。资料显示，2011年，按照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算，深圳仅为2.1张，而广州、北京、天津、上海分别为4.9、7.3、4.9、7.4张，全国平均水平为3.5张。以每千人拥有的医生计算，深圳为2人，广州、北京、天津、上海分别为2.6、5.2、2.9、3.7人。
学位紧张已经成为令深圳市民头痛的另一个问题。因为深圳居住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低，育龄人口较多，在校生数量逐年攀升。由于土地资源紧缺，大量新建学校在深圳已经成为不可能。为了让每个孩子能上学，学校只能尽量把更多的学生塞进教室，因而出现了深圳小学的平均班额远超其他城市的现象，很多小学一个班的人数甚至超过60人。据统计，深圳小学每个人平均的校舍面积只有5平方米，这个数字在广州是7.4平方米，在南京是7.7平方米，在北京是8.7平方米。
深圳的大学资源则更为稀缺。据官方统计资料，深圳市2011年仅有普通高等学校9所，招生2.29万人，毕业生1.83万人，在校学生7万人。对于一个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而言，深圳的这一系列数据实在是太单薄，太寒酸！
“医院病床数”和“在校大学生人数”是衡量城市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指标。以深圳在国内城市中的地位，要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比社会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太现实，笔者特意选取了与深圳社会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五个计划单列市进行对比分析，图表4所体现的，就是五市常住人口、每千人拥有的医院病床数和每百人中包含的在校大学生人数这三项指标的对比。
常识让我们很难相信，深圳这个人均GDP全国排名第一、光鲜亮丽的大都市，在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与国内普通的二线城市相比，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叫嚷着要离开深圳？这个图表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
概括而言，以上一系列数据至少可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家和政府长期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提高财税收入，对深圳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太少，欠账太多，导致出现了“半城市化”或称“伪城市化”的问题。而千千万万的特区建设者，正是在这样一种相对较差的生存环境中负重前行，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
第二，由于受土地面积狭小的制约，在捉襟见肘的可建设用地上，深圳市已经无法投入大规模市政建设以满足广大市民的正常生活需要。也就是说，地域狭小已经不仅仅影响了深圳的可持续发展，更严重地影响到了深圳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深圳就像一棵树苗，三十年前被栽培在特区这个狭小的花盆里，三十年过去，这棵树长大了，树干粗壮，枝繁叶茂，花盆太小，容不下它庞大的根系，里边的泥土太少，不足以为它涵养水分。这个时候，园丁就要及时把这棵树移栽到大田里去，否则只能有一个结局：花盆倾覆，树木凋零。
如果把因为土地面积狭小转而寻求直辖以扩大发展空间，视为深圳直辖的经济动因，那么我们可以把深圳寻求直辖的第二个动因，归结为政治诉求。
据《2011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全市年末常住人口1046.7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67.9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25.6%；非户籍人口778.85万人，占比重74.4%。另据报道，今年三月份深圳赴京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5名——大约210万深圳人共享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这一数字足以说明深圳在全国城市的政治格局中地位何其低下。
据笔者掌握的非官方资料显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上海55名，北京46名，天津36名，海南15名。广东省151名，其中广州15名，深圳5名，韶关5名，江门5名——副省级的深圳市与广东省内其他地级市的政治地位别无二致。
据说在今年一月份召开的广东省两会上，深圳代表团只有26名代表，“大市小团”的现象也曾引起代表热议。凡此种种，以致坊间有广东省刻意打压深圳之说，斧声烛影，恐非空穴来风。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环境当中，一个城市政治地位的低下必将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坦率地说，深圳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侏儒。尽管它的头上还有许多耀眼或不耀眼的光环，但怎么样也逃避不了它只是广东省内一个“B牌”城市这样一个事实。广州是广东的首府，至少在广东省境内，它的地位是不容挑战的。
笔者曾见到一份名为《广东省2012年度规划重大项目》的文件，其中广东省在广州市的投资项目多达24个，规划投资总额为6159.7亿元，而同期深圳市的投资项目为14个，规划投资总额仅为1752.7亿元，前者是后者的3.5倍。
以珠江口的桥梁建设为例。早些年曾有深港珠澳“双Ｙ”方案与港珠澳大桥“单Ｙ”方案之争，经多方博弈，最终以撇开深圳的“单Ｙ”方案胜出。这座跨海大桥建成后将直接连通港、澳与粤西，令近在咫尺的深圳成为旁观者。无奈之下，深圳只好退而求其次，盼望能早日建成规划中的深中大桥——该桥将直接连接深圳和中山，大大降低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物流成本，提高深圳对珠江西岸“珠中江”经济圈的辐射力。2008年该项目列入《珠三角规划纲要》重点项目，2010年广东省“两会”上被列入全省重点建设预备项目计划表，但此后就再也没有确切消息。2011年，经广州南沙的深茂铁路项目获批，该项目将在东莞虎门与广州南沙之间新建一座公铁两用大桥，这一消息让深圳、中山两地对深中大桥的期盼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深圳的尴尬之处在于，它虽然是一个副省级计划单列市，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它不向广东省纳税，但同时又隶属于广东省管辖。在实际的行政管理权限当中，重大项目的审批和省管干部的任免等关键性的权柄仍然由省府掌控。可以说，在深圳市委书记同时出任广东省委常委的政治格局之下，“胳膊”与“大腿”之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但是深圳的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在成长，他们决不会因为行政区域的限制而放慢自己成长的步伐。相反，他们的政治诉求只会越来越强烈。
深圳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深圳市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大专）和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430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约110万。深圳私家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150万辆。据估计，深圳大约拥有150万个中产阶级家庭，500万以上的中产阶层人口，这个庞大的城市中产群体，是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最可依靠的力量。他们年轻，拥有高学历，高收入，他们眼界开阔，思想前卫，于经济的小康之外，还有自己对于政治生活的诉求。而现阶段的深圳，其政治地位和政治生态环境根本无法满足这个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需要。我们认为，这正是直辖呼声在深圳民间激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
不再是开放的窗口，不再是改革的试验田，不再是共和国的宠儿，不再是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尽管这种局面已经出现不止几年，但是习惯了当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人，感情上还是转不过这个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连续十几年缀在“北上广”之后的那个“深”字，如今地位看起来岌岌可危。令深圳人引以为荣的“一线城市”金字招牌一旦失去，无疑将对深圳市民的心理产生不小的冲击。
深圳上上下下都在为此寻求应对之策。笔者就曾撰文提出一个新的定位方案：做中国最宜商城市，试图为回归“粤B”之后的深圳探索一条新路子，即在深圳失去国家投资支持、失去政策优势的情况下，争取做中国最宜商的城市，最适合创新创业的城市，成为中国的民营资本和民营经济的聚集地。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土地才是最大的资本。在土地资源几近枯竭的深圳，已经很难有低端产业的容身之地。笔者担心，深圳近年大力推行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政策，极有可能导致高端产业失去基础产业的支持。房价高企，铺租昂贵，城市基本生活成本高昂，必将导致大批商铺关张，小微企业倒闭，产业工人和基础服务业从业人员流失。萃精取华的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业和文化产业，如果失去低端的配套产业、基础服务业的支持，最终必成沙上之塔，末路狂花。
治本之策，唯有直辖。
深圳直辖方案之对比分析
笔者断言，深圳直辖已经成为在弦之箭，没有发与不发的选择，只有发射时间的选择——而早发比迟发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全局带动效果要好得多。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关于深圳直辖的备选方案主要有以下三种：
方案一：把整个东莞和惠州都划入深圳，新的深圳直辖市总面积为1.56万平方公里。
方案二：把东莞靠近深圳的三个镇（塘厦、凤岗、清溪，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和整个惠州市划入深圳，新的深圳直辖市面积为1.35万平方公里；
方案三：把上述东莞三镇以及惠州市的惠阳区和惠东县（面积分别为1262和3397平方公里）划入深圳，新的深圳直辖市面积为6962平方公里，与上海不相上下。
笔者明确反对方案二和方案三，因为此类方案强行割裂了正在走向一体化的深莞惠，使被分割的东莞和惠州的实力大减，这种以邻为壑、损人自肥的方案，必将遭到莞惠两地人民的强烈反对。
笔者支持第一种方案。其理由如下：
首先，深莞惠三市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在1979年之前都属于惠阳地区。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惠阳地区所属的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接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979年11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成立地区一级的深圳市，深圳与惠州正式“分家”。而东莞则迟至1988年才与惠州分开，独立设市。现在我们提出让深莞惠合并为一市，是一种“分久必合”的历史回归，在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方面都具有最强的可操作性。
按照国家发改委2008年制定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提出了建设“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的构想。深圳、东莞、惠州三市于2009年签订了《深圳、东莞、惠州规划一体化合作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建立了三市党政主要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可以说，深莞惠一体化已经有了非常坚实的行政基础和民意基础，重归一家是瓜熟蒂落，顺势而为的事情。
其次，按方案一设置的深圳直辖市，其辖区面积、人口和经济指标与现有的直辖市相比，均比较适中。深圳直辖市的面积为1.56万平方公里，届时将在全国5大直辖市中居第3位，次于重庆和北京；2011年人口2335万，在全国5大直辖市中居第3位，次于重庆和上海；2011年GDP为18334亿元，在全国5大直辖市中居第2位，仅次于上海。
第三，深圳之所以要直辖，正是因为其地域狭小，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受限，经济门类有轻缺重，“偏科”严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缺乏基础产业的配套支持。而方案二和方案三各有偏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第一个方案才是解决上述种种问题的不二之选。
三市合并之后，新的深圳市将对1.56万平方公里的市域进行统一规划，可以在原深圳特区范围内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金融、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在原东莞市和深圳松岗、沙井、光明新区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东部的“惠阳—大亚湾—坪山新区”片区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精细石化等重化工业；在南部海岸（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和北部山区（惠州、罗浮山）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可以预见，直辖之后的深圳，经济门类齐全，配套合理，将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市民的安居乐业创造非常良好的条件。
深圳直辖对相关各方的影响
深圳直辖，不管是对国家，对深圳，还是对香港，都是极为有利的一项决策。尽管它可能部分地损害到广东省的利益，但是经过理性分析，我们认为此事对广东的影响其实也是利弊半参的。下面我们不妨一一分析之。
一、深圳直辖对国家的积极影响。
（1）深圳直辖，有利于平衡我国直辖市的布局，优化我国的城市化战略。
我国现有的4个直辖市，华北有京、津，东部有上海，西部有重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唯独在南方留下一个缺口。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需要直辖市来发挥其核心作用和龙头作用。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珠三角地区，竟然没有一个直辖市，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直辖市布局上的一个战略性失策。
造成这一失策的思想根源，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太过深远，对特大城市、超级大城市的管理缺乏经验和信心，因此长期以来对大城市的发展一直采取钳制的态度。1978年和1980年的两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都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1989年通过的《城市规划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这一系列政策主张有个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大城市存在诸多弊端，难于管理，易出问题。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谬误的观点。城市之所以会在人类社会中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规模化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超级大城市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之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人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实际上是一项逆潮流而动的失当政策。
首先，从城市的经济功能来看，无论是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还是对周边区域的市场辐射或扩散效应；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和作用，还是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大城市都远比小城市更具有效率和竞争力。美国的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洛杉矶区）和日本的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其经济贡献率均占到了全国的70%左右。而中国的三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环渤海）的经济贡献率还不到全国的40%。这表明，中国的特大城市与世界级大都市相比，其经济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扩大。
其次，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特大城市因为其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更强大，作为区域经济引擎的动力更强大，也能更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这个数字，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新的市民社会成长阶段，实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转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但是，由于受到落后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双重制约，上述中国城市化指标可能更多地体现为统计学意义。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半城市化”的问题。所谓“半城市化”，是指农民入城却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只实现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中低端就业市场的对接，而未完成包括就业、福利、教育在内的全部衔接。这些常住人口上半身在城市，根基依然在农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近日表示，扣除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
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公布的资料，预计在2030年之前，世界城市化率将超过60%，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将达到80%。目前，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德、法、俄、西班牙的城市化率已超过70%，美、加、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的城市化率已超过80%，英国则已超过90%。
总之，不论从中国大城市的现有规模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中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不是太快了，而是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干旱地区多，生态脆弱，人多地少），为了保护耕地，扩大生态保护区面积，更有必要将人口适当向宜居地区集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应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向发达国家看齐，即最终达到80%左右的城市化率，
鸟瞰中国的城市分布图，我们将看到一个横卧的希腊字母“π”，其中“一纵”是沿海城市带（从北到南包括辽中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两横”分别是陇海城市带（包括徐连经济带、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关天经济区）和长江城市带（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川渝城市群）。根据笔者的研究，在这三个城市带中，起核心作用的直辖市总数应当增加到13个左右为宜，除现有的京津沪渝之外，辽中南城市群中可产生1个，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可产生1个，关中城市群可产生1个，长三角城市群中可新增2个，长江中游可产生1个，海西可产生1个，珠三角可产生2个。其中对直辖市需求最为迫切的地区，首推珠三角。
而在上述所有备选直辖市中，如果要选出一个条件最成熟的城市，则非深圳莫属。
首先，深圳不是省会城市，不涉及到省会的搬迁，行政成本最低。其次，深圳城市规模够大，自身无须培养，即可直接起到直辖市的龙头作用，同时对新增辖区的建设亦具有足够的投融资能力，无需国家投资。第三，行政区域界定明确，历史脉络清晰，区内民意趋同，直辖对于原属省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深圳直辖，并不只是深圳本身的需要，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大势所趋。深圳直辖，不仅能有效平衡我国的直辖市布局，而且对于优化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开启我国直辖市升级大幕，都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深圳直辖，有利于加快建设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步伐。
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龙头城市。而今天的珠三角虽然群星璀璨，然而在港深穗之间，我们却无法找出一个真正的核心，尤其是深穗之间分工模糊，陡增内耗。
香港是全球位列纽约、伦敦、东京之后的第四大金融中心，但其地域仅与目前的深圳相当，发展空间的逼仄局限了香港的整体实力，而且由于两种不同制度的隔阂，令香港注定无法担当珠三角的龙头。
广州已经是华南的中心城市，但是要担当未来珠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与上海在长三角的地位相比，广州在珠三角的号召力明显不足，因为此种号召力源自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对周边的辐射能力，并不能全靠行政命令而获得。按照目前的趋势，一个拥有深圳和香港的珠三角，更可能成为一个多极世界，而广州难得有一枝独秀的机会。
凭深圳目前的实力，显然还不是珠三角的龙头，但深圳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按上述第一方案直辖之后的深圳，将成为置入珠三角城市圈当中的一个功率强劲的引擎，为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在深圳的周边，包括河源和汕尾等相对落后的地区将出现一条“环深富裕带”，尤其是香港，更将大受其益。
核心城市是城市经济圈的关键所在，其集聚与辐射能级有多大，决定了这一区域的整体能级。根据我们的预测，5-10年之内，深圳直辖市必将很快成为珠三角城市群当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核心城市。假以时日，一个以深圳为核心，香港、广州为南北两翼的珠三角城市群，必将成为一个在国际上可与纽约城市群、伦敦城市群、东京城市群相媲美的世界级城市群。
（3）深圳直辖，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进程。
“治大国若烹小鲜”，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稳定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以维稳的名义叫停一切改革措施。以中国的行政区划制度为例，就存在着一系列必须面对的问题，例如：
省域面积过大。我们的一些省，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规模，都要大于世界许多中等国家，有出现“诸侯经济”的潜在风险；
由于省域过大，辖县太多，无法按宪法规定实行省直管县，遂导致宪法中没有名分的地区一级行政区划由虚变实，增加了行政层级，提高了行政成本，侵蚀了行政效率；
对于一些应该由省直辖的县市，由于行政区划改革滞后，实际仍由地级市管辖或“代管”，以致形成“市卡县”、“市刮县”之弊。
对于一些应该由国家直辖的市，由于行政区划改革滞后，将直辖做成半拉子工程，以“计划单列市”之名行半直辖之实，致使其中一些城市的发展受到地方政府的掣肘和干扰。
这些问题，有的由来已久，有些则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的。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国民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的行政区划改革则明显偏于保守，没有跟上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区划史，如果不考虑港澳回归的因素，30多年来只有过两次变更，1988年设立海南省，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此外就只有设立“经济特区”、“计划单列”、“试验区”、“试点城市”之类的试探性动作、临时性政策。
以深圳为例，作为经济特区，深圳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遗憾的是特区成长起来之后，后续的行政区划改革措施并没有跟上。由于深圳是“计划单列市”，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而无须上缴省级财政。所以不管深圳的经济发展多么出色，对于广东省却并没有多少实际贡献，反倒成了中央政府安插在广东省的一根“吸金泵”。经济贡献直接影响政治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东省把深圳放在与江门、韶关同等的地位，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安排。而在这种情况下，深圳要想与广州享有均等的发展机会，何异于缘木求鱼？
正常情况下，一个直辖市的设立，应该是随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择其优者直辖之，这在本质上是一项扶强工程。某个城市发展壮大了，成为了某一区域的核心城市，上级政府就应该锦上添花，强化其核心地位，让它对周边地区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而不是打压它，矮化它。
当年的重庆直辖，第一位的原因并不是它的经济有多么发达，而是为了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库区移民工作，所以才有了这个幅员广达8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城市”，是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特例。
而深圳的直辖则完全符合城市发展的必然规律。根据我们的观察，深圳直辖的时机其实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完全成熟。可以说，深圳直辖，不仅可以理顺深圳与广东的关系，还能理顺深圳与珠三角城市群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建立更健康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还能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进程。
（4）深圳直辖，有利于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
从图表7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深圳一直辖，在中国的版图上马上就会矗立起一座与北京、上海比肩的特大型城市——须知这一结果并不是将深莞惠三市简单的相加所得，而是三市成为一个整体之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乘数效应和互补效应——行政区划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近年来，由于受国际市场需求下滑，工资成本上涨，工厂内迁潮的影响，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经济发展步伐放缓，在国内城市中的排名由连续多年的第18名滑落到去年的第22名。而惠州市的发展水平长期排名广东省内第6，辖区内还有大片农村和农业用地。从城市化率指标来看，深圳的城市化率为100%，东莞的目标是在“十二五”期间达到88%，而目前惠州的城市化率刚过60%，城市化进程的梯级差距十分明显。
如前文所述，一旦深圳直辖，东莞和惠州在新的深圳市经济版图中将分别担当不同的角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通过互补效应弥补自身“短板”，整个城市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必将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考量深莞惠三市现有的经济基础，并参考重庆直辖后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们可以推测，直辖之后的深圳，前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可以达到17%左右，如果我们以2011年三市GDP为基数，则可以预估出今后5年的GDP分别为2.1万亿、2.5万亿、2.9万亿、3.4万亿、4万亿元人民币，大致相当于将目前深莞惠三市的GDP在5年时间里翻一番。
4万亿，大致相当于2011年全国GDP总量的1/12。我们有理由相信，深圳的直辖，对于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促进中国尤其是整个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起到十分显著的作用。
（5）深圳直辖，有利于推动中国南北方族群和文化的交融。
在中国的南方，普通话被官方和民间同时作为第一交流语言的城市，唯有深圳。
深圳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让外地人不把自己当外地人的城市。在深圳的街头，除了普通话，你还可以听到全国各地的方言；除了粤菜，你还可以吃到全国各地各种风味的菜式。
在深圳的一千多万常住人口中，估计至少有五百万以上的“外省人”。如果深圳能顺利直辖，估计还将再接纳五百万左右的省外人口。这个总数超千万的北方南下移民，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以某一城市为目的地的最大规模移民。这对于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促进祖国南北方族群和文化的交融，增进国民的了解和团结，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年为了安置百万三峡移民，中央安排的移民建设资金多达六百多亿元，如果算上地方配套资金，以及无法计算的移民工作成本，耗费何其巨大，国家甚至还为此成立了一个直辖市。相比之下，深圳移民千万，却无需中央财政分文拨款，只须在行政区划方面略作调整，一座国际大都市便巍然屹立在南海之滨——而这些，都是顺应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潮流的必然结果。
二、直辖对深圳的巨大意义
深圳直辖，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深圳。
直辖给深圳带来的好处多多，数不胜数，无须在此一一列举，下面只从几个主要方面略加分析。
首先，深圳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直线上升。虽然从副省级上升到省级，名义上只有半级，但从“粤B”到“深A”的距离，却不可以道里计。京沪津渝深，中国五大直辖市之一，这块24K纯金镶钻的牌子，可不是多少钱能买来的。
第二，直辖解除了长期束缚深圳的用地紧张问题，直接扩大了深圳的发展空间。从1953平方公里到15618平方公里，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变化，同时意味着，直辖后的深圳，将整合特区内既有的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和金融、物流等第三产业优势，加上“世界工厂”东莞的制造业优势，惠州大亚湾地区的重化工优势，各种经济要素优化组合之后的新深圳，第二、三产业协调健康发展，经济方面不但再无“泥足巨人”之忧，而且具备成为世界级经济中心城市的条件。
第三，再来看文化方面的影响。由于深圳建市时间太短，至今只有32年历史，曾经长期被国人视为文化沙漠。虽然近年开始加强文化建设，但是文化重在积淀，不是立竿可以见影的。深莞惠三市合并之后，深圳再也不是一个没有历史文化根基的城市。深圳直辖市内，有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设立的博罗县，有东晋咸和元年（326年）设置的东官郡，有东晋咸和6年（公元331年）设立的宝安县，有唐朝至德2年（公元757年）更名的东莞县，有南朝梁时设立、宋朝更名的惠州。其中惠州在隋唐已是粤东重镇，1400多年来一直是东江流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名宦、文人荟萃之地。苏东坡谪居惠州期间，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数十篇散文、序跋，其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前人有云，“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笔者今仿其意曰：“自从惠莞归深圳，天下何人不重之？”
顺便提及，深圳直辖后，还将拥有更大的人才积聚优势——很明显，一个省辖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是没法与一个直辖市相提并论的。
再看交通方面，我们一般认为广州是华南地区的铁路枢纽，而深圳地理位置稍偏，其实稍加观察便会发现，纵贯中国南北的两大通道，“京—广—深—港”铁路和“京—九”铁路，都是从北京出发，在深圳交汇——在中国境内同时有两条干线铁路与北京直接相连的城市，深圳是唯一的一个。如果再加上正在修建中的“沪—杭—福—深”客运专线和“深—茂—湛”高铁，处在四条干线交汇点上的深圳（其中“京—广—深—港”和“沪—杭—福—深”是国家高速铁路客运网“四纵四横”中的“两纵”在深圳相交），凭借与香港毗邻的独特地位，完全可以成为华南地区新的铁路交通枢纽。
此外，深圳宝安机场作为中国第四大航空港，直辖后可与惠州机场共同发展，二者的关系正如上海的浦东机场与虹桥机场，而扩建后的惠州机场作为深圳第二机场，正好可以平衡宝安机场位置过于偏西的问题。惠州港也将得到快速发展，与深圳东西两大港区携手，共同构成华南地区最大港口群。
与北京等一些古城“摊大饼”的发展模式不同，在原深圳、东莞、惠州三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深圳，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中心城市。在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支持下，未来的深圳人口和产业布局均衡，协调发展，交通顺畅，不会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
有人担心的公务员队伍膨胀的问题，我们可以参考重庆的数据。重庆直辖后，不再设地级市，实现了市直管40个区县，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减少了政府管理层级，行政效率明显提高。有数据表明，重庆财政供养人口与全市总人口之比约为1∶58，低于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如果以全国平均水平1∶35计算，重庆每年可少支出人头经费100亿元左右。
三、深圳直辖，利好香港。
香港经济与大陆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香港在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掘到过“两桶金”，其中一桶金是六、七十年代的制造业，另一桶金就是依托大陆而兴起的转口贸易。香港经济腾飞的年代，曾有过很高的年增长率，60年代为13.6%，70年代更高达19.3%。80年代香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此时恰逢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引进外资，香港的许多工厂得以内迁珠三角等地，“前店后厂”的模式使香港和内地之间优势互补，各有所得。同时大陆经济的腾飞也给香港带来了巨大商机，1990年至1995年香港进出口及转口贸易总额以年均16.5％的速度增长，到1996年，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连续五年居世界第一，香港机场的客运量名列世界第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香港这一弹丸之地能创造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堪称世界经济奇迹。
然而香港回归祖国这十五年，日子却过得并不轻松。97回归前后的信心危机，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曾让香港经受严峻考验。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全方位对外开放时期，香港沟通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地位不再，转口贸易锋芒顿失，加上受到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掏空”经济的影响，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日见黯然。
1997—2011年，香港GDP从1763亿美元增长到2429亿美元，累积增长38%；同期新加坡GDP从993亿美元增长到2598亿美元，累计增长162%。人均GDP方面，2004年香港被新加坡超越，到2011年新加坡更以4.9万美元大幅领先于香港的3.4万美元。
1997年广东GDP约合938亿美元，约为香港的一半，2011年广东省GDP达到8361亿美元，已是香港的3倍多；1997年上海GDP仅为415亿美元，不到香港的1/4，2011年已增长至3047亿美元，反超香港25%。
不要问香港怎么了，香港还是那个香港，但是中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中国。与亚洲的“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台湾、韩国不同，香港经济对大陆的依附太重，是一种“寄生”关系。当然，这种寄生关系是对“宿主”（大陆）无害甚至有时还有益的，就像长在大树干上的一棵蘑菇。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香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子过得很滋润，也因此忽视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完善的“营养供应系统”。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无法再从“宿主”处获取更多营养时，香港这棵“蘑菇”的生长就停止了。
大陆之于香港，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但是许多人不会这么深入地看，他们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香港自回归以来，经济不振，信心缺失，东方之珠风光不再。长此以往，香港很有可能成为两个“反面案例”：一个是对台湾的，“一国两制意味着经济失败”；一个是对中国内地老百姓的，“民主意味着经济停滞”。当然，我们认为这只是香港的一时表象给人的误判。我们充分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一国两制”是一种天才的制度创新，香港的问题并不在此，恰恰相反，民主和“一国两制”是香港今后重振雄风的最有力武器。
自香港回归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是最坚定的“挺港派”，对香港的支持一直有增无减，包括1998年联手反击国际金融炒家，2003年签署“CEPA”，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2008年推出包括金融合作等7个方面的14项措施，2009年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将粤港澳合作确定为国家政策，2011年李克强访港宣布36项中央挺港经济社会发展措施。此外，还有深港西部通道、在建的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等等。
然而，出于多方面的顾虑，中央政府一直没有使出最能有效推动香港发展的“撒手锏”——深圳直辖。
诚然，与广东的合作，以及与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即“9+2”），对香港都很重要，但这些“泛泛之交”远不如港深合作来得直接和有效。问题在于，以深圳目前的身份和地位，是没法与香港开展深入合作的。站在广东的角度，扶香港不如扶深圳，扶深圳不如广州自己来。不难预见，随着广东经济规模越来越大，香港与广东的距离只会愈行愈远——所谓粤港合作，尽管有中央政府的撮合，终究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包括高敬德、杨孙西、刘汉铨、计佑铭、施祥鹏、卢文端在内的多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发起提案，建议“将深圳升格为直辖市”。深圳“升直”的提案，提案人不是深圳代表，而是香港代表，“深圳不急香港急”，这件事本身就耐人寻味——如果不是事关香港的切身利益，香港代表会跑到全国政协大会上去“学雷锋”吗？
不过笔者倒是愿意相信，这个提案确实反应了香港方面的迫切愿望。因为深圳直辖，寄托着香港的复兴之梦。
深圳直辖之后，经济规模会超过香港，达到与上海相当的水平，但是深港之间一定会有切实的、互惠的合作，绝非之前的纸上谈兵。当这两个互补性极强的城市发生聚变时，谁也无法预料其中会爆发出多大的能量——深圳特区曾经的辉煌就正是深港第一次聚变的结果——我们期待深港的第二次聚变，期待着深港大都会的光芒盖过东京，盖过新加坡，成为亚太地区最璀璨夺目的“双子星座”。
香港从此将彻底摆脱与大陆之间不健康的“寄生”关系，重新与深圳建立起一种健康的、良性的“互生”关系。
现在要做的，只是拆除藩篱，扫除障碍——而这项工作，只有中央政府能做到。
*互生（metabiosis）是一个生物学名词，指两种可以独立生存的生物生活在一起时，通过各自的代谢活动而有利于对方的一种生活方式。
四、深圳直辖，广东有喜有忧。
深圳直辖，说广东有“忧”大家会信，说到“喜”大家就很难相信了。
忧的理由是明摆着的。按照2011年数据，深圳直辖将从广东省划出去15618平方公里的辖地，2335万人口，18334亿元的GDP，这可是真金白银的财富和实力。深圳直辖之后，广东省的人口和GDP都将从全国第一位下滑到第三位。因为非竞争因素的影响，却要将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人口第一大省的宝座拱手让出——接受这个事实，广东需要勇气。
其次，四大特区创建之初，虽说我们是倾全国之力建设特区，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贡献，但是这中间贡献最大的，肯定是作为特区母体的广东。现在特区发展成熟了，就要划分出去，从感情上来讲确实也难以割舍。
还有省内的民意，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中国人在长期的省籍习惯下所形成的传统地域观念过于强大，把深圳这块膏腴之地从广东划出去，大部分的广东人都是不乐意的。
不过凡事都可一分为二，深圳直辖，对广东也有利好的一面。
深圳在珠三角，珠三角在广东境内。与“小马拉大车”的重庆不同，深圳的直辖必定带来深圳的迅猛崛起，崛起的深圳必定能带动香港和珠三角的进一步发展，而珠三角城市群的繁荣明显是利好于广东的。
坦率地讲，在目前的行政格局之下，“一山不容二虎”，广州虽强，终究赶不上北京上海，而弱势的深圳日益走弱，很快就会被抛出一线城市阵营，这样一来，受拖累的必定是整个珠三角，它与长三角的差距会很快拉大；而在深圳直辖之后，两虎各自占山为王，深圳强，广州亦必强，因为双方将是一种平等的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是“互生”而非“零和”，这明显有利于整个珠三角的发展壮大。
再说珠三角由广东一统天下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好处。长三角分属上海、江苏、浙江，仅从近年陆续竣工的大桥来看，东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海长江大桥、苏通长江大桥，无一不是高效率、大手笔。反观广东境内的珠江口，至今只有一座建成于15年前的虎门大桥，港珠澳大桥从1992年开始可行性研究，计划要到2016年才能通车，而待建的深中大桥尚在难产中。有时候铁板一块就等于死水一潭，有公平竞争才会有高效合作。
深圳直辖，由于“鲶鱼效应”的作用，一个有深港粤三个竞合伙伴的珠三角，其经济活力一定会远远高于现在的珠三角。也只有一个有活力的珠三角，一个有能力把“蛋糕”做大的珠三角，才能在与长三角、环渤海的长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与纽约城市群、伦敦城市群、东京城市群相媲美的世界级城市群——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圳直辖对广东乃是有利的。
深圳直辖的阻力及破解之道
深圳直辖的阻力，主要来自广东省的官方和民间。主要原因是担心深圳直辖对广东省的实力有严重削弱。
这当中中央政府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我们必须向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和人民群众指明，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而非联邦制的统一主权国家。国家本身是一个统一整体，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才把领土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域，并据以建立起地方政权，即各地方行使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授权，并不是地方固有，地方的有限自主权或自治权是由国家整体通过宪法授予的。中央有权根据国家的需要随时调整行政区划，而无需事先征得地方的同意。中国之内决不允许地方割据，不存在“削藩”的问题。任何旨在阻止中央政府行使行政区域调整权力的行为，都是对国家权威的挑战。
同时，作为对广东省支持深圳直辖的回馈，笔者建议中央批准“广佛合并”方案。
广佛合并之说由来已久。客观地说，广州和佛山应该是中国最应该“同城”的两个大城市。两地自古唇齿相依，同风同俗，同根同源，人缘相亲，经济相融。现在两市城郊已基本连成一片，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几乎没有两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相距如此之近。在历史渊源上，广佛同为广府文化的大本营。广州的花都、从化和番禺分别是1960年和1975年从佛山划入的。两市在产业结构上的融合度也很高，广州现代服务业发达，佛山制造业发达，工业方面广州重工业发展迅猛，佛山的轻工业基础雄厚，两市优势产业基本不存在同质化倾向。2008年底国务院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正式把广佛同城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而两市民间对广佛合并更是期待已久，呼声一直很高。
按照2011年数据，广佛合并之后的新广州，辖区面积将达到1.13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2011年GDP合计18883亿元，已超过深圳直辖市，在国内仅次于上海。
如果此轮行政区划调整能够得以顺利启动，笔者提议将龙门、从化、增城、高明等4县市从其原属区划出，成为省直辖县市，以此启动广东的省直辖县改革试点。限于篇幅此观点暂且存而不论。
收到广佛合并这个“大礼包”的广东省，于法于情，均已没有不配合国家实施行政区划改革的理由。
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来自民间的反对意见当然少不了，所以新闻舆论方面还有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要做。
至于有人担心的影响中国政局稳定，笔者以为是过虑了。深圳直辖，广佛合并，均在一省之内进行，并不影响全国政治大局。而且此次改革，受惠人口多达四、五千万，却并没有损害所谓反对者的任何实质利益，他们所担心的只是“广东省实力下降”之类的名义损失。
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一部分在任的地市级领导，由于担心行政机构合并之后自己的位置不保，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起来反对此次改革。但在我国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之下，要解决此类问题并非难事。
从国家战略高度看深圳直辖
深圳直辖，无论是就其政治正确性，还是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可行性来说，都是无容置疑的。它考验的，是我们的政府对国家战略的执行能力。
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成果。深圳的成功，是全体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执政成果，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圳这面旗帜不能倒下，更不能后退，它只能向前，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
同样的道理，香港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重要实践者，它的经济繁荣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港澳同胞的切身利益，而且影响到台湾同胞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更何况，近年来渐入沉寂的华南地区，需要置入一个新的引擎。
振兴深圳，繁荣香港，带动华南——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条理由，都足以让中央政府揿动深圳直辖的权力按钮。
当然，类似的理由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拿直辖后的深圳作为试点城市。虽然这种试点在深圳直辖之前也可以做，但是直辖前的深圳特区太小，典型性不够。直辖后，深圳可以与香港合作，借鉴香港的行政管理经验，推行相关的改革措施。在完成经济特区的光荣使命之后，深圳有没有可能继续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笔者以为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深圳最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再比如深圳直辖在全国行政区划改革方面的示范作用。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史无前例，在国际上不一定有样板可资借鉴。为了保护中国内地脆弱的生态环境，我们要提前规划，在沿海及大江大河出海口等生态条件较好的地区，布局超大规模的城市，以吸纳更多的人口。未来的中国需要新增10个左右的直辖市，而在所有备选的城市当中，深圳的条件是最成熟的。无论是从地理位置的选择，还是时间窗口的选择，以深圳直辖启动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序幕，都是最适合的。
早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在中央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如果能果断启动深圳直辖，让城市化的内需型经济与投资刺激型经济同时对国民经济产生拉动作用，让上海、深圳、重庆、天津、武汉这五个中心城市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起到核心辐射作用，相信对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好转一定会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
有时候，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会受到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因素影响，片面追求稳定，唯恐天下大乱，此种心理让我们白白浪费了许多作出正确决策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的损失是非常令人痛惜的。我们对国家战略的相对迟滞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一定会马上察觉，但是若干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种迟滞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一定是非常明显的。
这种国家战略层面的不作为，才是最大的不作为。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深圳直辖，现在再一次面临决策的重要关头。
笔者反复强调，地方政府的阻力不应当成为停止深圳直辖的理由。行政区划权力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所明确拥有的权力之一，地方是没有资格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恰恰相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当中央行使此种权力时所遇到的阻力越大，就越有行使此种权力的必要。
直辖，是深圳的第二次生命。设若直辖梦想成真，摆在深圳面前的道路有两条。
一是把直辖做成“圈地运动”，把城市扩张做成低级复制，把产业升级做成易地重建，把中央给予深圳的一次千载难逢的腾飞机遇，当成领导干部升官发财、巨商大贾制造房地产泡沫的机会——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死胡同。
另外一条道路，是一条科技密集、智力密集、资金密集、高效率、高收益、低碳环保、节约资源、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文明发展道路。深圳应当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系统，营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做中国的创新创业之都和民营经济之都，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城市化战略和经济转型探索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将是一条走向辉煌的道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深圳会选择一条走向辉煌的道路。因为在这个城市的血脉里，至今流淌着当年蛇口改革开放第一炮种下的基因，三十多年来，一直未曾湮灭。
深圳是一个草根出身的城市，只要给一点阳光，它就会灿烂。
现在，这个城市长大了，就像一棵已经初具形状的新树，等待着移植到大田里去。
而这移植的工作，是园林管理者无可旁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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