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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同志作为八路军第１１５师政治委员同代师长陈光一道率１１５师主力开进山东是在１９３９年３月。这时，日军侵占山东已有一年多。日军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入侵山东的，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竟不战而逃，致使日军迅速占据了山东重要交通线和绝大部县城。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山东省委即组织在各地秘密活动和刚刚从牢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结合从延安派来的一批红军干部，先后在山东各地发动了武装起义，组建了抗日武装，至１９３８年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并初步开辟了大大小小多块抗日根据地。山东各地的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也乘机拉队伍、抢地盘。在山东，不仅是日伪军，而且国民党军和杂牌队伍的人数、装备都超过了人民武装力量。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当抗日重任，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骨干。１９３８年４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便要求中央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去。毛泽东同志当即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兵去山东的决定，从１９３８年９月起，罗荣桓同志即着手组织１１５师入鲁。９月，肖华同志率第３４３旅政治部等单位干部１００余人和１个主力营进入冀鲁边，与当地起义武装合编，领导开辟冀鲁边根据地。１２月，第６８５团开入（微山）湖西地区，与当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开创和发展了湖西根据地。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４日，罗荣桓同志和代师长陈光同志又亲自率领１１５师师部和第６８６团由晋东南出发，于３月１日进入山东，并于３月８日在郓城县樊坝歼灭伪军１个保安团。为了开展当地抗日斗争，发展运（河）西根据地，陈光、罗荣桓命令６８６团团长杨勇率第３营和师直政治处主任张国华率特务营一个连，一起留在运西，然后率师部和第６８６团其余两个营继续东进，到达东平县，与当地山东纵队第６支队会合，着手进行由罗荣桓同志提出的“依（泰）山伴（东平）湖，向四周发展，建立泰（山）西根据地”的任务。５月１１日，在陆房战斗中，１１５师师部等单位突破日军８０００人的重围，以伤亡３６０人的代价歼灭日军１２００人。８月，进行梁山战斗，在双方兵力相当，日军火力明显占优势的条件下，运用伏击战的手段，歼灭日军３００余人。这两次战斗，都创造了在山东消灭日军数量的记录，充分显示了老八路主力部队的作用，大大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巩固和发展了鲁西抗日根据地。这一连串战斗的胜利充分说明，调１１５师入鲁是十分正确的决策。有了这支主力部队作骨干，对于坚持山东抗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罗荣桓同志入鲁之前曾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他率１１５师进入山东，还担负着向山东党的组织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任务。１９３９年４、５月间，他曾分别向中共泰西区委和中共山东省委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罗荣桓结合山东实际，着重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他在向山东省委传达时，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博山县太河镇突然袭击八路军过路干部的太河事件。罗荣桓同志引导与会同志结合这一事件领会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肃清在统一战线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和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影响。
１９３９年底，罗荣桓、陈光率１１５师继续东进，过津浦路，进入枣庄东北的抱犊崮山区，开始了创建鲁南根据地的斗争。罗荣桓一进入抱犊崮山区，即按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并结合鲁南地区的实际，贯彻了他后来总结为“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插，就是插入日伪军之间、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深入腹地。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日甚至不抗日反而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团结，共同对敌。反，就是反“扫荡”、反磨擦。
依据这一方针，罗荣桓同志亲自做团结当地进步人士万春圃、孔昭同的工作。
依据这一方针，罗荣桓同志派干部并依靠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保持同东北军特别是驻在鲁南的第１１２师的疏通团结。
依据这一方针，在陈光、罗荣桓指挥下，我们同日伪军进行了前后共１４昼夜的白彦争夺战，歼灭日伪军８００余人，随后又一面坚持内线斗争，一面派主力深入敌后袭扰，粉碎了日军对鲁南地区的“扫荡”。
依据这一方针，我们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在争取东北军同情的前提下，挤走了采用阴谋手段打死打伤我自卫团３０余人的费县反动县长李长胜。
依据这一方针，１１５师北上天宝山区，打通了同鲁中的联系，南下郯城码头，开辟了通向山东滨海区和苏北的通道。
无论是争、插、挤，还是打、统、反，都要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这个力量就是政权和武装。罗荣桓同志对此抓得很紧，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峄县、郯城、费县、临沂、临沭和临郯费峄四县边联等县政权，按照独立自主建设根据地的原则，群众选举并由共产党任命了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县长。
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罗荣桓同志在同日伪军的斗争中特别注意抓住巩固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这一大事。１１５师进入山东的部队，包括１９４０年７月由晋西入鲁的陈士榘同志率领的１１５师独立支队，在鲁西、湖西、鲁南、滨海、冀鲁边、苏鲁豫等地区同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而组成的当地一些部队合编后，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到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１５师在桃峪召开高干会议时已发展到６个教导旅，共１９个团，约４万余人。
二
在１９４２年以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山东的领导思想上一度存在不够统一的问题。
当时在山东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产生不同看法的问题主要有：（一）在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上，有的同志认为，我方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同国民党军队比较，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取得了初步优势。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便倾向于建立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运动战，打大仗，而对于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重视不够，对于形势的恶化及困难估计不足。罗荣桓同志从山东的实际出发，认为我军对日伪军还处劣势，对国民党军也不占优势，不应把注意力放在建设正规化兵团、打运动战上，应坚持分散性和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且要准备进行长期的“三角斗争”。（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的同志对独立自主问题领会不深，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之流退让过多，幻想以退让求团结。或者没有把重点放在“发展进步势力”上，而是把“中间力量”当作砝码，人为地组织国民党抗敌协会并人为地组织一支同八路军平行的抗敌自卫军。罗荣桓认为这一切不符合山东的实际，不赞成这种做法。罗荣桓同志的主张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同志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电报，指出：“１１５师有很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为了统一山东抗日斗争的指挥，１９４１年８月，中共中央指示：组成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同志任书记，山东纵队归１１５师首长指挥。１９４２年１月，中央军委又指示：１１５师指挥全山东的部队。１９４２年４月，刘少奇同志回延安途经山东时，受中共中央委托，经过同山东分局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深入交谈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随后作了关于抗战以来山东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在对形势的估计、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等问题上，肯定了罗荣桓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１９４２年，罗荣桓同志率领１１５师在山东滨海、鲁中、鲁南、冀鲁边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并在斗争中不断总结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撰写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与“东亚新国民运动”》、《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等一系列军事论文。
罗荣桓同志认为，在抗日战争的整个相持阶段，山东敌后均应坚持游击战的方针。他说：“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着城市及交通运输便利。而我们则是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
罗荣桓同志指出，我们普遍开展的游击战“必须成为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他说：“我们主力军和地方基干武装，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组成的重要因素。”
分散性游击战的战场主要是在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边沿游击区。罗荣桓特别强调重视和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他指出：“不大量发展游击区，就没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不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也就不会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他要求将坚持边沿游击区斗争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方针是深入隐蔽、扎根于群众之中。边沿游击区要根据敌人蚕食的严重程度的不同条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全部转为隐蔽。他认为武装工作队是坚持边沿游击战并在敌占区执行隐蔽斗争任务的有效组织形式。在对敌斗争时应展开政治攻势，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瓦解日军和伪军，隐蔽地积蓄力量。
日伪军在其后方经常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罗荣桓同志认为，如同“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１０年内战的特点一样，“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便是敌后游击战的特点。但是，在敌后根据地的反“扫荡”和过去１０年内战在苏区的反“围剿”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反“围剿”时，红军一般是“敌进我退”，在根据地内选择有利地形，运用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之一路，以打破“围剿”。但在敌后，由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按照内战时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此，罗荣桓同志提出了“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开始“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包围圈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包围圈之薄弱处，跳出根据地，经边沿区，“翻”到敌人后方去，袭扰敌之后方，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他认为，由于日军是异民族侵略者，即便是在敌占区，政治上也是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我军在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
从１９４０年起，罗荣桓曾多次运用“翻边战术”粉碎敌人的“扫荡”。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５日凌晨，日军第１２军土桥一次中将调动３个师团、４个旅团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共５万余人，兵分１１路向１１５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民主政权战工会机关所在地留田实施合围，妄图一举消灭山东抗日领导机关。罗荣桓在弄清敌情后，审时度势，率部从几路敌人之缝隙向敌人的大本营———临沂方向开进，未打一枪即跳出敌之包围圈，被国际友人希伯誉为“无声的战斗”。１９４２年，罗荣桓同志正式提出“翻边战术”后，又在日伪军合围鲁中根据地之际，“翻”到滨海南部，组织海陵、郯城战役，连克海陵、郯城、码头，粉碎了敌人１９４２年冬季大“扫荡”。
三
自从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并主持总结了山东４年的工作以后，山东的领导思想逐渐统一。为了进一步做到组织上的统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同志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１１５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秋季又任命罗荣桓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此时，罗荣桓已身患严重的肾病，但中央仍希望他负起重任。于是，他便抱病受命。从此，在山东建立了统一的军事领导中心，解决了武装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山东抗日斗争的局面也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
新的山东军区成立，第一项工作是将１１５师师部和原山东军区（即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合并，同时以分局机关为基础，成立分局委员办公厅，同军区司令部合署办公。同时，将主力部队地方化，分属山东军区所辖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鲁中、鲁南６个军区。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时，罗荣桓同志着重抓了两个问题。一是实行“五湖四海”，提倡任人唯贤，做好新老干部、主力军与地方军干部之间的交流。他认为，红军干部经过长期战争磨练，十分可贵，但数量很少。而本地生长起来的干部，与群众有极为密切的血肉联系，熟悉本地斗争历史状况，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因此，他本着“五湖四海”的原则，在山东军区机关和６个二级军区安排了大批山东本地干部做各级领导工作。二是保留骨干。在整编中，旅缩编为团，一部分团、营、连缩编为营、连、排，多余出一批干部。对这批干部，罗荣桓同志决定，除将老弱病残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对骨干均予保留，有一些干部被降级使用，有一些干部和老战士被送到军区教导团培训，还从胶东根据地吸收一批中学生入伍到教导团训练。教导团除成立军事政治干部大队外，还成立了文化大队和特科大队，以培养工兵、炮兵等特种兵人才。这些措施为即将来临的部队大发展保留和准备了大批骨干。
为了统一思想，提高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相互交流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连队工作的经验，在配备好各军区领导班子以后，罗荣桓同志先后主持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和连队工作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罗荣桓同志亲自给大家讲红军的优良传统，组织大家学习古田会议决议，领导大家总结抗战以来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连队工作的经验，统一编制，统一连队军事建设、党的支部建设和行政管理的各项制度。这一切对于加强部队军事、政治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好的作用，为即将来临的反攻准备了条件。
四
与我们在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同时，蒋介石对山东也进行了一个大动作，他命令第９０军军长李仙洲率部入鲁接替东北军的防务。李部即将入鲁引起我方、国民党、敌伪三方之间，于学忠部和李仙洲部之间，李、于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的激烈变化。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形势，罗荣桓同志要求紧紧抓住对敌斗争这一主要斗争方向，提出推动和争取李仙洲部入鲁抗战、共同对敌的口号，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决定按照国民党部队对抗战和团结的不同态度，采取不同对策，充分利用各种矛盾，抓住历史先机，争取开创斗争的新局面。
对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呼吁，李仙洲不仅未予响应，反而拉拢曾当过伪军的惯匪刘桂堂等部，共同对付八路军。针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罗荣桓同志决定一方面做好对于学忠部的疏通团结，礼送他们出鲁；另一方面阻止李仙洲部入鲁反共。终于争取了使于部不等李部到达便撤出山东，而由我军接管了于部留下沂蒙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在抗战初期，这些地区原本就是由我党领导的武装活动的地区，后来让给了国民党。我们接管这些阵地可以说是地归原主。这些地区位于山东的制高点，掌握了这些阵地，高屋建瓴，增加了我党我军进行抗日的主动权。所谓历史先机，指的是有时几周甚至几天就会过去稍纵即逝的机会，抓住这种机会既需远见卓识，又需非常果断。在阻李入鲁反共斗争中，罗荣桓同志抓住了这一先机，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刘少奇的名义致电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之山地均为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随后，即以此为契机，组织了各军区互相配合的反“扫荡”。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敌军“扫荡”鲁中地区。罗荣桓同志命令鲁南、滨海等军区发动对日伪军的主动进攻，狠狠打击敌人，以牵动“扫荡”鲁中之敌，使其顾此失彼，首尾不能兼顾。日军在“扫荡”鲁中后又突然“扫荡”清河。罗荣桓同志立即命令鲁中、滨海军区向敌人主动进攻，攻打赣榆，讨伐伪军吴化文，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日伪军的冬季轮番大“扫荡”。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６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山东军民反“扫荡”胜利》的社论，指出：我山东军民的反“扫荡”的斗争，“比过去任何一次来的持久、主动、有准备、有计划，山东军民的团结一致，斗争的奋不顾身和战术的灵活机巧，在这次斗争中有了极其优良的表现。”
从１９４４年开始，在我军力量得到发展的基础上，罗荣桓同志又提出了扩大攻势作战的任务。总的战略部署是：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日莒山区根据地，夺取解放区中孤立的日伪据点，扩大解放区，使胶济路南的鲁中、鲁南、滨海３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向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路南北各战略区的联系；在胶济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由冀鲁边和清河区合并而成）被敌伪封锁分割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腹心地区日伪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罗荣桓提出攻势作战原则是：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和主要方向的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
根据这一部署，罗荣桓同志指挥了１９４４年春、夏、秋、冬和１９４５年春季共５次攻势，连续讨伐伪军吴化文、荣子恒、李永平等部，攻克沂水、莒县等县城，进行了歼灭日军１个大队的葛庄追歼战，争取了王道、莫正民、张希贤、韩寿臣等四大股伪军共１．１万人反正。经一年多的作战，歼灭日军近５０００人，伪军５．４万人，解放县城１１座，拔除据点１０００多处，解放人口１０００万，山东军区部队发展到１５万人，民兵和游击队发展到３７万人。
山东军民连续几次攻势作战的胜利得到上级的赞扬。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指出：“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同志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
五
在１９４２年以前，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虽然也颁布过有关减租减息的法令，但基本群众尚未普遍深入发动起来，减租减息很不彻底，有些地方流于形式，不少地区还发生了地主反攻倒算或侵蚀农民利益的事件。封建地主在一些地区还有很大势力，农民尚未得到翻身解放。因而抗日民主政权还不够巩固，群众参军参战热情还不够高涨。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后，曾指出山东党的工作的这一薄弱环节。实现一元化领导之后，罗荣桓同志和分工此项工作的分局委员黎玉同志从调查研究，训练干部入手，发动农民向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进行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通过斗争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斗争中，罗荣桓同志要求将减租减息和改造乡村政权相结合。他指出：只有充分发动农民群众，才能摧毁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只有彻底改造农村政权，才能真正做到减租减息。
在进行“双减”斗争时，罗荣桓同志要求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顽固地主和开明地主、收租地主和经营地主、地主和富农、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严格区别开来。同时也要求农民在实行“双减”以后按规定交租交息，以防止“左”的偏差。
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各地普遍掀起参军参战的热潮。此前，农民参军往往不愿离开本乡本土。“双减”以后，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参军，指名要参加经常打大仗的主力部队。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山东实行了减租减息，充分发动了农民群众，就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有了粮食，有了兵源。反攻一到，以保留和训练的骨干为酵母、种子，很快便组织起大军，为保证抗战的胜利并保证在战后能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而斗争。
六
在实现一元化领导之后，罗荣桓同志将整风和经济建设列为山东四大任务之两项（另两项为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以便为反攻和战后作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山东的整风从１９４２年夏季开始，当时罗荣桓主要是领导１１５师的整风学习，总政治部曾于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１日将１１５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但从山东整个的情况看，整风学习还存在着联系实际不够的缺点。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之后，罗荣桓同志要求各级领导从学习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注意联系实际，提高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辨别能力。
从１９４３年冬天开始，整风转入总结历史经验阶段。为了使大家吸取建党２０余年宝贵的历史经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１９４４年７月１日，罗荣桓同志向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关干部作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而后者则“死守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思想的精髓，是指导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迎接战后斗争的思想武器。
在整风中，罗荣桓除写文章、做报告外，还通过谈话、批改干部们所写的自传等方式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引导大家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山东大批干部掌握了这一思想路线，便在精神上为反攻和战后斗争作好了最重要的准备。１９４３年４月３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要求在整风的同时进行审干。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审干工作受到了来自“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干扰。到７月间，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什么党内军内“特务如麻”。
对于肃反和审干，罗荣桓同志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方针。在１０年内战时期，对抓ＡＢ团，罗荣桓同志就进行了抵制。１９３９年底，在湖西发生肃托事件的灾祸时，他亲自前往纠正，挽救了大批干部的生命。审干工作在山东开始后，罗荣桓仍然从山东实际出发，正确估量了干部队伍的政治状况。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山东敌后的干部，敌人已经给我们审查过了。”１０月９日，罗荣桓主持起草《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指出，山东干部的成分（除军队老干部外），有地下党时代保留下来的干部，有延安抗大派来的，有平津流亡学生，有五战区来的，有统战关系介绍来的，有６年抗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等６种。他说：“这些干部经长期斗争的考验，组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政治上组织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个别的坏分子转变方式，潜伏在党内，进行隐蔽活动，仍有其人。”
在这一文件中，罗荣桓同志认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特务如麻”。罗荣桓同志客观地估计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从实际出发进行审干工作，充分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正由于具备这种精神，当康生《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他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于抵制错误倾向的勇气。
随后，山东各地按上级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号召干部实事求是进行反省坦白。对于反省坦白了问题的同志，山东执行了中央关于“坦白从宽”、“反对逼供讯”的方针，并及时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山东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３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整风审干，按照罗荣桓同志的建议，山东分局决定将各级干部分期分批调进党校进行整风学习，结合个人实际写出反省自传，既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又审查了干部，收到了很好效果。
七
对于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后山东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十分满意。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同志曾就执行有关政策的情况的１０个问题电询各战略区负责人。８月１２日，罗荣桓和黎玉同志致电毛泽东，作出回答。１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复电，指出：“关于１０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１９４５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
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的预料。１９４５年，经过对日伪军作战的春季攻势和５、６、７三个月的攻势作战，山东形势又有了飞速发展。山东５大解放区已完全打通联系在一起，包括２０万八路军的正规军和游击队，５０万基干民兵和数百万人民自卫武装，组成了一支坚持独立自主准备反攻的雄厚力量。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日本侵略者乞降。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罗荣桓同志决定立即将山东第一线部队编成８个主力师、１２个警备旅、１个滨海支队、１个海军支队和５２个独立团，部队总人数发展到２７万余人。
此时，由于日伪军接受蒋介石的无理命令，拒绝向山东八路军投降。罗荣桓同志立即将山东军区部队统一组成５路大军，向山东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经过１个多月的作战，共解放县城４６座，攻克烟台、威海等６个重要港口，占领火车站３５处，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６万余人。津浦、胶济和陇海３条铁路被切断，青岛、济南、徐州、连云港成为孤岛，处于解放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
山东，在抗战初期和中期本是华北诸省中伪军最多的省份，也是日军重点守备的地区。但经过８年艰苦奋战，到１９４５年８月已成为一块由我党领导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区。山东解放区大反攻的胜利，直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５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时宣布：“山东解放区迄今收复８０余县，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民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９月１９日，周恩来同志又提出，山东应作为由中共方面出任省长的四省之一。①
由于罗荣桓指挥山东八路军把山东所有的战略点线，该占领的占领了，暂时不能占领的便包围起来，使山东成为我党我军重要的战略基地。抗战胜利后，罗荣桓同志率领７万大军由这里进军东北，同时留下了２０万部队，使山东成为华中解放区和新四军的战略后方，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山东抗战的胜利是山东千百万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包括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在内的山东八路军浴血奋战的成果。山东抗战形势的转折点是１９４３年３月实现一元化领导。从那时开始，山东抗战的形势便蒸蒸日上，而这是同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与指挥，同罗荣桓同志实施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罗荣桓同志正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最好的群众领袖。我们党有了更多的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革命就无往而不胜。
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６日罗荣桓同志逝世的当晚，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议大家为罗荣桓同志默哀，随后评价罗荣桓同志说：“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随后，毛泽东又写成七律《吊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晏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注：①这四省是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