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依附理论的中心思想及历史地位
依附理论既可理解为对进口替代政策导致拉美国家发展工业化失败的反应，也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解释拉美落后性或提供改变落后出路的反应。依附理论学派来自许多不同的传统。一个清晰的来源是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结构主义的观点，依附理论是这一观点的延续和深化。另一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第一个来源相联的主要人物有奥斯瓦尔多.森克尔（Osvaldo Sunkel）和塞尔索.福尔塔多（Celso Furtado）；同第二个来源相联的主要人物有R.M.马日尼（Ruy Mauro Marini），T. D.萨托斯（Theotonio DosSantos），A.G.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还有另一批作者，主要是社会学家，如弗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Cardoso),O.安尼（Octavio Ianni）, 和 F. 费尔南德斯（FlorestanFernandes）。他们的观点似乎介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观点之间。依附学派涵盖了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激进主义的作家，直率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人实际上是难以辨别其真正立场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的教授、研究者和分析家。
1.中心思想
依附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工业国家的发达远不是独立发生的，贫穷国家的不发达和工业国的发达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相反的阶段。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同时产生的，并且在继续产生着经济的发达和结构性的不发达(Frank 1967, see Hermassi 1978:249)。
依附理论的方法论起点是拒绝隐含在现代化文献中的概念和见解，这些概念或见解认为，欧洲和美国的发达和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孤立的现象，是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反，依附理论家们把它们看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表现。
依附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发达和不发达是局部的、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结构(Dos Santos 1973, Sunkel1973)。发达和不发达不是不同的阶段，也不是不同国家的生产系统，而是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分配和生产的不同功能位置(Cardoso and Faletto1979)。
2. 核心和边缘（外围）的概念
核心—边缘（外围）的概念化使用，源於ECLA理论家用以表达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国际贸易中核心国家得益，而边缘国家吃亏，因而世界经济具有不平等发展的特点。依附学派认为，核心-边缘概念涉及的远不只是最初的分化和由此产生的外部制约因素这样简单的思维。他们坚持并逐渐形成这样的思想：核心经济体扩张的反向效应不应被解释为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具有受到先进的外部环境制约的特点，而应解释为后发展国家融入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果，而国际劳动分工是被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所主宰的(Frank 1967, 1969)。
核心的发展被看作能够自我扩张，并且是全球互动中的主要受益方。核心的资本积累以损害边缘利益为代价。
边缘的历史是核心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反映了同一普遍进程的不同方面。因而，边缘的结构特点不能被视为进化过程中原来就有的症状，而必须视为在特别的外部因素影响下产生的。依附学派的中心论点始终是：依附—表现为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扭曲的内部生产结构—产生了边缘的不发达(Kiljunen1986:109-110)。
3. 四点共识
依附理论家们在四个具体问题上有广泛的共同认识(Bath and James1976)。
首先，不发展的状况是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展紧密联系的。
其次，发展和不发展是一个统一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依附理论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智利学者奥斯瓦尔多.森克尔（Osvaldo Sunkel）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谈到，“发展和不发展只不过是一个普遍过程的两面，它们始终处于历史的同步过程，并在功能上一直相互联系，也就是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Sunkel 1973: 132-176)
第三，依附论作者普遍坚持，那种认为不发展是自然的、暂时的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看法，“完全忽视了现实”。在既定的“中心”和“大都会”的强大实力之和“边缘”处于依附地位的情况下，不发展不应看为一种暂时的、进化的阶段，而应视为一种持续的自然状况。
第四，依附理论家们深信，拉丁美洲的从属关系不是孤立的、外部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事，而是，依附正在向内部决策机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信仰，及文化元素延伸。在把内部问题归因于对外从属这一点上，有大量程度不同的的差别(Both & James1976:5) 。
4.弗兰克与卡多索之间的分歧
依附理论家们接受的来自不同背景和来源的理论冲动，他们的依附论点从未同质化。弗兰克和卡多索也许可看作该学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他们对于第三世界的发展有明显不同的意见。
弗兰克认为，“第三世界的持续贫困是其依附性的一种反应”。弗兰克争辩，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依附链，上自高度先进的世界中心，到带有从属“卫星”的不同层次的“都市”，经济剩余就是通过这个链，先在国内，然后在国际范围，进行分配。
在弗兰克看来，制止剩余剥削的唯一方式就是打破转移经济剩余的依附链。只有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才能做到，唯一足够强大的武器是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它，赶走买办精英—依附链最弱的环节。唯一的政治解决办法是直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发展是无法解决的(Frank 1967)。弗兰克的论点受到许多拉美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如D. 萨托斯(Dos Santos 1973)。
与弗兰克看法根本不同的是卡多索的观点。卡多索强调依附的差别和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在变化的全球经济中，阶级构成的主要意义和特定地区的冲突内容，以及美国作为重点关注的问题。卡多索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拉美获得发展，但是相当特别的一种类型：依附型的资本主义(Cardoso & Faletto1979, Cammerck 1988:92-93)
卡多索论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部门已经整合为垄断扩张的新形式(Cardoso & Faletto1979)。基于此，他认为资本主义，虽然是外资，能够在较先进的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新依附具有结构性活力，而不是停滞。无论如何，这种工业化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是高昂的。卡多索还以数据表明外资在新兴国家和拉美正在迅速从石油、原材料、和农业部门直接转移到工业部门，甚至在那些大量资产继续留在帝国主义投资的传统部门，工业部门扩展的速度也加快了(Cardoso 1972)
5. 强点和弱点
依附理论是第三世界研究不发达的一个范例。它成功地挑战了现代化理论，挑战了追随西方主流看法的某些新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第三世界学术界在美国同第三世界关系方面的一些批评性观点，对现代化派教义的“利益和谐”原则表达了具体的不满。依附理论取代了抽象的增长阶段论，那曾是讨论不发展问题的历史框架。它把殖民帝国在第三世界的农矿专业化过程细化为通过不平等交换，排除资本扩大再生产，吸收剩余价值及其相应的乘数效应。依附理论的方法曾是批判性的，有一套可供选择的政策处方。它的一些概念受到毛泽东和卡斯特罗1960年代后期经历的影响，以及越南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Petras & Morley1990: 34)。
依附论的观点确实提出了一些有关第三世界国家落后性和不平衡发展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未来任何试图解释不发达并为它开药方的人都必须考虑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不平等复杂关系(Hermassi1978:252)。到1970年代中期，依附论方法受到国际组织、政府规划机构，以及北美和欧洲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吹捧为发展研究的“新范例”。
然而，依附理论也有不少严重的理论缺陷，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其中有一些来自依附学派本身。
1）“依附”概念太模糊，未能充分明晰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中心。劳尔（Lall 1975）认为，依附国家不发达的一般性特点不能归属于不发达经济体，在所谓的非依附经济体中也能发现这些特征，因而说它们是资本主义一般发展的特点更为合适，不一定必然仅是依附资本主义的特点。劳尔认为，作为不发达理论的任何概念应当满足两个条件：a) 它必须具有依附经济的特征，而在非依附经济中是找不到的。B) 特征必须表现为对依附国产生不利的逆向过程或类型。如果依附的关键特征既存在于依附经济，又可在非依附经济中发现，整个概念是有缺陷的。劳尔这样总结他的意见：
作为应用于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概念，不能定义为，而且也不能表现为，与不发达的连续性有因果关系。从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广泛现象中选取一些特征或功能来加以定义，就显得随意和武断。这样的选择可能导致这一领域的分析和研究走向歧路(Lall 1975:808-809)。
奥博里(Obrien 1975: 24)认为，依附理论家们给我们的是一种循环论证：依附国家缺少自主增长的能力，之所以缺少是因为它们的经济结构是依附性的。这种论证没有实际意义。实际上，依附或依赖并没有什么特别和奇怪，例如，加拿大非常依赖美国资本，但它是发达国家；美国可以说也依赖于第三世界的资源储备，如石油。世界经济是个体系，意味着其各个部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相互依赖。
许多批评指出，弗兰克著作的基本缺陷在于未能考察经济剩余是以何种方法从第三世界占主导的生产体系中榨取出来的。例如拉克洛（Laclau）的批评指出，剩余剥削是强国对别国的贸易优势，这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定性特点，同样的贸易优势也可以在封建经济体系中发现。关键问题在于是要弄清被转移的剩余是如何生产的，其生产体系是否有具体的特点限制了它的发展。拉克洛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在第三世界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是以一种不均衡的、未完成的方式发生和发展的。不发达和贫困必须从劳动剩余价值是如何被剥削的观点来分析，而不是就资本剩余的实际货币数量转移来分析。(Laclau 1971)
马克思主义者比尔.沃伦（Bill Warren）挑战一些依附论作者未能适当地分析生产关系。在沃伦看来，第三世界社会并非注定要停滞或飞地发展，尽管它们的经历独具特色，但也并非独一无二。沃伦接受它们经济成长严重依赖先进的工业社会，特别是先进的技术的说法，然而，沃伦认为：
“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正在变得减少集中，更为分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发挥更大的独立作用，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Warren 1980: 170)
沃伦声称，第三世界包含了世界经济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当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渗透变得更为深入更为成功时，它就产生了自己的成长能力。人们必须回顾古典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进步作用的观点。
托马斯.维斯卡帕(Thomas Weisskopt1976)也表明，就总的经济增长而言，许多依附国家比非依附国家更快，特别是工业的增长。他说，找不到经验证据支持依附论者的停滞论。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发达的这些方面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依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运行方式，无论是否采取依附形式。可以把依附视为加重了不发展的条件，这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看法比认为依附是造成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更为恰当”(Weisskopt 1976)
帕尔马(Palma)认为，依附理论家们明显的贡献是谴责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影响—给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巨大社会代价，却未能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给拉美带来的具体的历史进步，因此他们“把婴儿连同洗澡盆的脏水一道泼出去了”(Palma 1978: 94)。他们以一系列停滞不前的论点来补充对负面影响的谴责，试图建立一套正式的不发展理论，他们完成的研究不能解释拉美经济发展和政治主导的特殊性，也不能解释拉美社会再生产和社会过渡的确切机制(Palma 1978:911-912)。
一些马克思主义作者批评依附学派对构成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方式缺少清楚的分析(Roxborough 1979)。他们指出，马克思按照生产关系来定义社会制度，而依附理论家们过分强调交换关系。依附论者既没有以适当方式分析阶级形成的过程，也未分析第三世界阶级的作用(Roxborough 1979)。
莱特(Laite 1988)指出，在依附论者最初的构想中，大都市与卫星城市的关系过于简单。中心和边缘压迫者及其从属的代理人并无清晰的身份认同。都市与卫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直接的等级关系。并未考虑制度中的分层团组之间可能具有复杂的关系。这就是说，依附理论像现代化理论一样，忽视了解释第三世界社会结构的变化。毫无疑问，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各种依附关系，但在不同的结构背景下以不同的方式运作。此外，像现代化理论一样，依附论把卫星国家的短期变化往往视为都产生于都市。卫星国家或区域几乎没有机会积累资本或建立独立的政治应对(Laite 1988:164-65)。
菲兹杰拉德(Fitzgerald 1983:17)指出，在依附理论的许多文献中，“发展”的意义（从而“不发展”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依附理论的这一缺陷使围绕“发展”的许多问题不能得到清晰的回答，从而成为依附理论挥之不去的关键弱点。依附理论超越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然而，它没有完全清洗掉那些神话的印记和痕迹。现代化理论主张“资本主义扩展带来增长”，而依附理论认为“依附带来了停滞”。
依附论分析最显著的局限在于，正如波若威特（Browett）谈到的，未能提出第三世界社会变革可供选择的处方。依附理论提供了资本主义体制内收缩的结构性基本原因，但几乎没有提出什么消除和解决这些原因的建议。由于研究主要集中于过去的历史以及仍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框架内，依附理论实际上并未提供什么办法或手段来(a)推翻霸权中心的资本主义，或（b）使边缘国家能摆脱依附，不发达和压迫(Browett 1983:181-185)。
赫尔马斯(Hermassi 1978)指出，依附理论忽视了第三世界社会的内部动力，特别是其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对依附理论来说，最重要的必须做的事是要准确地提供各个国家自主自治的数据资料，包括文化传统和政治意志。因为国际力量和发展的影响是大体一致的，同质化的，这些影响的因素在世界范围内较少变化的。而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因素在决定和形成执行具体发展战略方面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有些文化始终较为对抗抵制，有些文化已经对真实性和自主性显示出较大的关心，这些差异要求做更深入具体的分析。不然，大多数依附派作者依靠推论演绎法来论证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状况的形成，以说明建立在外部力量基础上的逻辑期望。证据通常局限于生产、分配、进出口、资本流，等等的加总数据。从而得出世界形势对不同的阶级、部门及其行为的推论。（这一批评并不适用于卡多索，他试图把政治力量同经济力量分开来分析）。
至于现代化学派对依附理论的反应，彼得斯密（Peter Smith 1983）认为，依附论的文献是“游击队的知识工作”(“guerrilla-intellectualwork” )，依附理论运动是一场”伏击” (ambush)。在这个意义上，依附理论文献的出版发行被视为一场政治-文化活动，一场有目标支撑的学术活动。著名的主流学派政治科学学者加布雷. 阿尔蒙(Gabriel Almond1987)认为，依附理论是为了“捍卫资本主义世界中边缘国家被剥削的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尽管如此，阿尔蒙坚持认为，依附理论的贡献不应被忽视。他指出，有两个问题应当被看做可能导致对依附运动后果的有利评价。第一个问题是，依附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是否有功劳？第二个问题，它对主流政治科学有没有建设性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阿尔蒙承认，依附理论强调了“国际背景”，而现代化学派在其早期阶段是倾向于忽视的。至于第二个问题，阿尔蒙怀疑依附派把民族国家与国际的联系简化为阶级概念，是走出这一忽视的建设性方法(Almond 1987: 455-458)。
结语
从上述批评得出的结论是，依附理论确实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有力推进，但它自身也有其特别的弱点必须克服和超越。
依附理论是特殊地域和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依附学派是它的时代的产儿，无论从被动意义还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讲。无论从它的强点还是从它的弱点来看，依附理论是第三世界对发展理论的第一个真正贡献。问题在于如何判断一种新理论。看来，对新理论的检验不应当仅看是否有成熟的理论架构，而应当看它是否提出了有意义问题。如果这样判断的话，我认为依附学派的研究是重要的，值得引起注意的。就依附理论而言，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不是其结论，而是其方法论，特别是它为社会科学提出的新课题和打开了的新领域，为发展问题的探讨提出新的参考。从这一角度看，依附学派至少作出了以下三个方面重要贡献。
依附学派的第一个贡献是挑战了发展主义的现代化设想，比现代化理论更好地提出了如何理解当代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依附学派的开放式发展研究方法打破了现代化理论封闭式历史进化观，提出了综合性、跨学科的发展概念，而不是二元论的、多学科发展概念。正如杰里非(Gereffi 1983: 9)所说，在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研究方面，依附理论的方法远比现代化理论的方法更为有用。
依附学派的第二个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和不发展分析的挑战。依附学派向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新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范畴，尽管他们对发展和不发展的概念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依附理论直接面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需要重新检讨不发展过程的传统智慧，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再次面临发展和帝国主义问题，考虑如何为从未曾成为疑问的问题寻求替代公式。依附观点产生后出现的一系列激烈争论和探究，也许已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最持久的贡献。
第三，依附学派应用的把比较历史的方法同全球思想结合起来方法，对发展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体现在巴兰、弗兰克、卡多索、法乐托，以及其他依附理论家著作中运用的方法，帮助第三世界的研究沿着比较历史政治经济的方向发展。
依附学派意识形态活跃在新的理论潮流中，它作为发展理论成长里程碑和分水岭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依附学派的思想应当被看作发展理论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的贡献在发展理论当前的过渡中已经特别强烈地令人感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