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著名文学家沈约同梁武帝萧衍是旧交,常在一起切磋文辞,无话不谈,交情算是“很铁”。一天,沈约侍宴宫廷,恰好豫州贡献栗子,栗子大一寸有余,梁武帝很惊喜,与沈约比写关于栗子的典故。沈约比武帝少写了三个。事后,沈约对人说,如果我在武帝面前不谦让,恐怕他会羞死。他记栗子的典故,故意比武帝少三个,已经很懂得君臣尊卑的原则,可惜偏要对人说破,损害了皇帝的尊严。武帝以他不够忠诚,连连派员谴责,活活将他吓死!
隋炀帝喜欢舞文弄墨,却最不愿别人比他高一头。有次隋炀帝作《燕歌行》,文士唱和,著作佐郎王胄不知收敛,一时“才气”冲天,诗高炀帝,触犯了暴君“虚荣”的神经。炀帝边诵王胄警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边说“还能作此语耶”?将王胄杀害。
在传统官僚政治下,官场险恶,倾轧激烈,有时偶不注意,“才子气”发作,也会招致横祸。宋宣和年间蔡居安(即蔡京长子蔡攸)掌管秘书省。夏日,他召秘书省官员于道山食瓜,并令坐客书写关于西瓜的典故。座客不敢尽言,要让蔡居安得个头名。哪知校书郎董彦远不懂得学识能力超过上司乃是犯忌,逞能于一时,连书数事皆所未闻。没几天,就被打发出京城了。不过好在还没有性命之虞,比起沈约、王胄等人的命运好多了。
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提倡普遍平庸,反对个别冒尖,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人出于众,谗必随之”,这种现象“源远流长”,贻害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