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宋理宗与史弥远为“伪学逆党”案平反昭雪，把原先差一点被“加少正卯之诛”的“大奸大憝”朱熹捧到九天之上，一会儿“追封信国公”，一会儿“改封徽国公”，一会儿又“诏恩从祀孔庙”，却不肯为济王赵竑的冤案平反昭雪，因为这是由他们新手造成的冤狱，在他们看来，平反昭雪，就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否定。
济王赵竑之冤具有双重内涵。理宗的皇位，本该是他的，只因他不满史弥远的擅权自重，发了几句牢骚，传入史弥远之耳，使史弥远蓄意废了这个皇储，矫诏立了理宗，此事本来就冤；赵竑被贬为济王，当地百姓为其不平，起事拥立赵竑为帝，赵竑深知此事体大，派人告发，率兵“讨叛”——其实这些被讨之“叛”也很冤——史弥远与宋理宗却依然把事变的罪责横加于赵竑，逼他自尽，这就冤上加冤。
这个冤案，牵涉甚广，绝不只是皇室的权力之争，其中不少环节，诸如文字成狱、以言定罪等等，尽见宋代专制本质。
先说文字成狱。
临安诗人兼书商陈起编辑出版《江湖集》，收录约从北宋末至南宋末200年间的诗人诗作，作者多为流落江湖的文人，幽居终生的隐士，也有六十余人曾涉身仕途，他们或宗江西，或尚晚唐，或远模汉魏乐府，或近规陆放翁、杨万里，可谓风格多样。这本是文人雅事，却因其中收有敖陶孙“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的诗句，让史弥远的鹰犬闻出什么气味，硬是弄出一个案中案来。敖陶孙曾在宁宗朝的“伪学逆党”案中写诗送朱熹，又作诗悼赵汝愚，忤韩侂胄，尽管韩侂胄为史弥远所诛，“伪学逆党”也在他与理宗手上平反昭雪，但对此类正直之士，史弥远之类心中有鬼的人总是多长一个心眼，他们认为“何王”隐指济王，“彼相”暗喻史相，认定此诗“哀悼济王而讥诮弥远”，于是滥施淫威，劈掉《江湖集》的书版，将编辑出版《江湖集》的陈起流放边州，将写下“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的敖陶孙贬逐出京。
此事难免使人想起北宋神宗朝的“乌台诗”案，那位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正是从苏轼的“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湖州谢上表》）中，摘出“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之罪名；另一位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经过四个月的时间潜心钻研，从《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找了几首诗，也用同样的寻章摘句法，摘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之类的诗句，构陷苏轼的罪状，说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史弥远之流所做的，正与“乌台诗”案之构陷一脉相承。看来，据说是“善待士人”的宋代，早已有构陷文字狱的基因。清代的“文字狱”是举世闻名的，但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套路看，继承的还正是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遗产呢！
再说以言定罪。
对于济王赵竑案，仗义执言的大臣不少。大理评事胡梦昱上万言书，不仅直言无忌，还把副本送达史弥远。他认为济王冤案关系“立国之根本”：“戕天理，弃人伦，对我宋立国之根本损伤太多！”史弥远恼羞成怒，夺其仕籍，令其停职，贬窜象州，胡梦昱最后屈死贬所。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因为不肯屈从史弥远的淫威，被史弥远的鹰犬称为“真小人”与“伪君子”。真德秀为济王赵竑案“进补过之说”，希望理宗“力行众善，以掩前非”，理宗文过饰非，不为所动，史弥远反咬一口，将其罢官；魏了翁每次见到理宗，均言“请厚伦纪，以弭人言”。胡梦昱遭贬，他不畏牵连，出城饯行。史弥远竟以“首倡异论”、“朋邪谤国”之罪，将其连降三级。监察御史洪咨夔起草归葬诏书时说济王“虽死不朽”，因为此时史弥远已经病死，史弥远的鹰犬不敢对洪咨夔下手，便以“与谋”为名加罪于周成子，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大理卿徐宣“力辩其非”，两人“皆坐贬死”。
在理宗一朝，济王赵竑案始终是一大禁区，言者有罪，整你没商量。冤案业已铸成，自然能压就压，能捂就捂。倘若此案平反昭雪，史弥远该当何罪，宋理宗又该置于何地？
有论者说宋朝不是专制王朝，仅济王赵竑一案，就很难解释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