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写父亲、母亲的散文时培京推荐 名家散文

  卖白菜莫言
  
1967年冬天,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揭开炕席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
  “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104棵白菜,卖了101棵,只剩下这3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在一年的三个季节里,我和母亲把这104棵白菜从娇嫩的芽苗,侍弄成饱满的大白菜,我们撒种、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浇水、收获、晾晒……每一片叶子上都留下了我们的手印……但母亲却把它们一棵棵地卖掉了……我不由得大哭起来,一边哭着,还一边表示着对母亲的不满。母亲猛地把我从她胸前推开,声音昂扬起来,眼睛里闪烁着恼怒的光芒,说:“我还没死呢,哭什么?”然后她掀起衣襟,擦擦自己的眼睛,大声地说:“还不快去!”
  看到母亲动了怒,我心中的委屈顿时消失,急忙跑到院子里,将那个结满了霜花的蜡条篓子拿进来,赌气地扔在母亲面前。母亲提高了嗓门,声音凛冽地说:“你这是扔谁?!”
  我感到一阵更大的委屈涌上心头,但我咬紧了嘴唇,没让哭声冲出喉咙。
  透过蒙眬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小时被牛犊或是被孩子踩了一脚,所以它一直长得不旺,当别的白菜长到脸盆大时,它才有碗口大。发现了它的小和可怜,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但第二天它就打了蔫。母亲知道了真相后,赶紧地将它周围的土换了,才使它死里逃生。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也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母亲让我帮她把白菜送去。我心中不快,嘟哝着说:“我还要去上学呢。”母亲抬头看看太阳,说:“晚不了。”我还想啰嗦,看到母亲脸色不好,便闭了嘴,不情愿地背起那只盛了三棵白菜、上边盖了一张破羊皮的篓子,沿着河堤南边那条小路,向着集市,踽踽而行。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篓子落地时发出了清脆的响声,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骂道:“穷种啊!”然后她就颠着小脚,乍着两只胳膊,小心翼翼但又十分匆忙地下到沟底,将那棵白菜抱了上来。我看到那棵白菜的根折断了,但还没有断利索,有几绺筋皮联络着。我知道闯了大祸,站在篓边,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将那棵白菜放进篓子,原本是十分生气的样子,但也许是看到我哭得真诚,也许是看到了我黑黢黢的手背上那些已经溃烂的冻疮,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有打我也没有再骂我,只是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然后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但母亲的身体是永远也不能再站直了,过度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早早地就压弯了她的腰。我跟随在母亲身后,听着她的喘息声,一步步向前挪。在临近集市时,我想帮母亲背一会儿,但母亲说:“算了吧,就要到了。”
  终于挨到了集上。我们穿越了草鞋市。草鞋市两边站着几十个卖草鞋的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堆草鞋。他们都用冷漠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穿越了年货市,两边地上摆着写好的对联,还有五颜六色的过门钱。在年货市的边角上有两个卖鞭炮的,各自在吹嘘着自己的货,在看热闹人们的撺掇下,悬起来,你一串我一串地赛着放,乒乒乓乓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硝烟气味,这气味让我们感到,年已经近在眼前了。我们穿越了粮食市,到达了菜市。市上只有十几个卖菜的,有几个卖青萝卜的,有几个卖红萝卜的,还有一个卖菠菜的,一个卖芹菜的,因为经常跟着母亲来卖白菜,这些人多半都认识。母亲将篓子放在那个卖青萝卜的高个子老头菜篓子旁边,直起腰与老头打招呼。听母亲说老头子是我的姥娘家那村里的人,同族同姓,母亲让我称呼他为七姥爷。七姥爷脸色赤红,头上戴一顶破旧的单帽,耳朵上挂着两个兔皮缝成的护耳,支棱着两圈白毛,看上去很是有趣。他将两只手交叉着插在袖筒里,看样子有点高傲。母亲让我走,去上学,我也想走,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风迎着她吹,使她的身体摇摆,仿佛那风略微大一些就会把她刮起来,让她像一片枯叶,飘到天上去。她也是像母亲一样的小脚,甚至比母亲的脚还要小。她用肥大的棉袄袖子捂着嘴巴,为了遮挡寒冷的风。她走到我们的篓子前,看起来是想站住,但风使她动摇不定。她将袄袖子从嘴巴上移开,显出了那张瘪瘪的嘴巴。我认识这个老太太,知道她是个孤寡老人,经常能在集市上看到她。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
  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
  “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
  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斗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
  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在清冽的寒风中,我们的白菜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老太太搬着白菜站起来,让母亲给她过称。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我看着那棵被剥成了核的白菜,眼前出现了它在生长的各个阶段的模样,心中感到阵阵忧伤。
  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叠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母亲也一张张地点数着。我看到七姥爷的尖锐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戳了一下,然后就移开了。一块破旧的报纸在我们面前停留了一下,然后打着滚走了。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喝酒贾平凹

我在城里工作后,父亲便没有来过,他从学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从来我的作品没有给他寄过,姨前年来,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说父亲听别人说过,曾去县上几个书店、邮局跑了半天去买,但没有买到。我听了很伤感,以后写了东西,就寄他一份,他每每又寄还给我,上边用笔批了密密麻麻的字。给我的信上说,他很想来一趟,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害怕离我们太久,将来会生疏的。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却未来,只是每一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丁宁好好写作,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就努力干吧,农民扬场趁风也要多扬几锨呢!但听说你喝酒厉害,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便发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让他和小女儿一定来城里住,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我惹出一些事来,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更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惟恐被撞翻了担子。茫然中,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在一个雨天他却抱着孩子搭车来了。
  
  老人显得很瘦,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越发比先前滞呆。一见面,我有点慌恐,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指着我让叫爸爸。小女儿斜头看我,怯怯地刚走到我面前,突然转身又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就笑了,说:“你瞧瞧,她真生疏了,我能不来吗?”
  
  父亲住下了,我们睡在西边房子,他睡在东边房子。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但夜里却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我丁宁爱人,把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他也很高兴,总是说着小女儿的可爱,逗着小女儿做好多本事给我们看。一到晚上,家里来人很多,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报刊上连续发表批评我的文章,我就关了西边门,让他们小声点,父亲一进来,我们就住了口。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虽然总笑着脸和父亲说话,小女儿有些吵闹了,就忍不住斥责,又常常动手去打屁股。这时候,父亲就过来抱了孩子,说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会生分,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我独自坐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便过去看他们。一推门,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赶忙装着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说话,我心里愈发难受了。
  
  从此,我下班回来,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说再过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但是,夜里来的人很多,人一来,他就又抱了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这个星期天,一早起来,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拉着小女儿跑,让叫我们爸爸,妈妈。后来,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好长的时候,他回来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来,给了小女儿一把,剩下的交给我爱人,让她们到一边去玩。又让我坐下,在怀里掏着,是一瓶酒,还有一包酱羊肉。我很纳闷:父亲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对我喝酒,现在却怎么买了酒来?他使劲用牙启开了瓶盖,说:“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本是不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没事咱不寻事,出了事但不要怕事,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人生是三节四节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搞你们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了,就不要被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彤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唰唰地流下来了。
  
  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尽情地玩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亲又住了几天,他带着小女儿便回乡下去了。但那半瓶酒,我再没有喝,放在书桌上,常常看着它,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
  
  1983年作于五味什字巷

母亲是一座教堂(节选)安 黎(陕西《美文》副主编)

1
不知道我长到了多少岁,才知道了母亲的名字。从小我就听村里人叫我母亲“任家娃”,尽管我猜测那可能不是她的本名,但在村庄里,人们称呼女性都是某家娃之类,听着也就习惯了。大概上了初中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明白母亲原来还有一个颇富诗意的本名:任润梅。
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一个轮回,也就是说,相差十二岁。母亲的娘家在河川里,她爬上高坡,嫁给比她大许多而且身体残疾的父亲。父亲成过一次家,前妻因病亡故,迎娶母亲显然是他的二婚。母亲的条件比父亲优越,但她为什么会嫁给无依无靠且已结过婚的父亲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母亲娘家的穷困。
母亲给我说过,解放后她娘家的成分是“雇农”。我起初并没怎么听过雇农,倒是耳朵里塞满了“贫下中农”这个词。后来才明白,雇农比起贫下中农来,还要一无所有。贫农好歹还有少量的地,可雇农呢,一分田地也没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外公兄弟两个,都是靠给人下苦力维持生计。挑担子,背石头,两个外公腰都弯驼了,才积攒了一点银两,购买了一亩薄地。这一亩地除了埋葬先祖,能用于耕种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母亲年幼丧母,自然内心有着相当的痛楚。她和大多数农村女孩子一样,都没有进过学堂读书。她嫁给我父亲后,又承担了赡养自己父亲的责任,直到把已经失明的老父亲送至天国。
母亲的生命轨迹有着太多的酸楚,但奇怪的是,她的性情却异常乐观开朗,豁达大度,全然没有受苦受难的痕迹。母亲惟一让我窥探到她内心图谱的是她拜了一个干姊妹。这个被我称作姨姨的人比母亲大一岁,是外县人,从小失去双亲,流落在我们村,与村上一个矮小瘸腿的男人结了婚。母亲对我解释她们结拜的原因,仅仅三言两语,说是她们都命苦云云。我姨姨尽管和我母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却亲如真正的姊妹,两人相互帮扶,相互支持,一直携手而行。
……
名家写父亲、母亲的散文(时培京推荐) 名家散文
2
……
母亲不管干什么都特别舍得力气。修梯田最苦的活不是推地轱辘车,而是挖崖。时值冬日,天气料峭,土地冻得如同锈铁一般。母亲挥舞着铁锹,一锹狠狠地砸下去,崖上除了留下一个牙痕,再就是蹦出几颗米粒般的土屑。母亲挖崖采用了科学的方式,她瞅准一块崖土,就在它的四周不停歇地掏挖,直至将它周围的土掏空,才迫使那块崖土轰然倒地。崖土常常很庞大,又很坚硬,它在倒塌的一瞬间,母亲得快速撤离。
母亲尽管小心翼翼,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有一回我放学回家,发现母亲坐在炕上,面色不好。尽管她见了我佯装一副笑脸,但我从她不时扭动的嘴唇上,还是觉察到了她的疼痛。她时不时地用牙齿咬紧嘴唇,似乎不把嘴唇咬出血就誓不罢休。
我掀开捂在母亲脚面的被子,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母亲的一只脚肿得活像一个巨型面包,红得如同喝醉酒者的脸庞;小腿也肿胀,略略有点青紫。母亲告诉我,是倒塌的崖土砸伤了她。我转过身去,眼泪夺眶而出。可母亲却一个劲儿地声称没事没事,过几天就好了。母亲在炕上坐了一两天,只是涂抹了一些父亲采摘的草药,就挣扎着下地干活。
令人辛酸的是,那么高强度的体力活,母亲却常常饿着肚子在干。那时候,我只要不上学,就会随母亲去地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包工的机会,尽可能地多挣些工分,以减少超支的数目。天不亮人们就陆陆续续地往地里赶,走到地边,第一件事是点燃一堆柴禾,烤烤火,暖暖身子。这个闲暇,也是大多数人吃早点的时间。多数人会从口袋里掏出玉米馒头,那玉米馒头冻得像秤锤一样僵硬。人们把玉米馒头放进火边烤,等馒头的皮肤被烤得黑红,再拣起它啃咬。但我母亲和我却从口袋里掏不出玉米馒头。母亲只能搂着自己枯皱的肚子,看着别人吃。
10
母亲去世时五十六岁。
父亲去世时,因为他病了一阵子了,我心里多多少少有所准备。可母亲突然而轻率地撒手人寰,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母亲是我生命中的天,天塌了,年纪尚轻的我,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悲痛,又如何能担当起她未竞的责任呢?
母亲是在祷告期间突然发病,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夺走了她的生命。我猜测她有可能是冠心病,但冠心病只能平躺着等待医生,不能乱动。但那些教徒看母亲病危,都抱着她摇晃,又是扼她的脖子,又是掐她的人中。也许本来还有救,但经过他们的折腾,母亲彻底失去了重回人间的希望。
可怜的是,母亲去世当天,还在为一户人家看门并照顾他们的孩子。那户人家男主人祖籍河南,过完年,夫妻同去河南拜年,临走时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我母亲。三个孩子白天在我家吃饭,晚上母亲则陪孩子在他们家睡觉且替他们照看门户。母亲已经替他们免费服务了三天,她随教徒外出时,还不忘专程去叮咛孩子,让他们早早地关了门,让他们不要害怕,她会早早地回来陪他们的。
我至今都在自我谴责:我为什么要把舅舅家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呢?母亲一辈子有半个心都在我舅舅家,她听了舅舅家的打闹,是不是滋生闷气而导致疾病猖獗,以至于命丧黄泉呢?
没有棺木,没有殓衣,更没有钱。看着一群孤儿在哭嚎,作为长子的我悲痛欲绝。母亲最让我伤心的是,她活着时,竟然没有照过一张照片。祭奠她时,没有一张照片在灵堂前摆放。后来经过妹妹的回忆,才想起来她的一个同学曾经手拿傻瓜照相机,给母亲拍过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成为母亲留给我们,也留给这个世界惟一的图影。
母亲是累死的。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村里众多人的看法。田野里,她是个壮劳力;家庭里,她是个顶梁柱;她和父亲养育了八个孩子,还要加上舅舅一家人以及众多相干不相干的人的吃喝,让她的生命车轮,老处于一种高速运转的状态,没有片刻的休息与宁静。一架机器,也需要休养维护,何况母亲是个血肉之躯呢?
母亲去世后,村子里有多一半的人都哭红了眼睛。这些抑制不住流淌的泪水,就是写给母亲最好的悼词,也是献给母亲最晶莹的赞美诗。
母亲当然也有自己最自豪的事情。母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村里谁家的钱我都能借到。在那个贫穷而又四分五裂的山村里,对于一般人而言,借钱有着“蜀道之难”,但对于母亲,却易如反掌。母亲到谁家的借钱都不会空手而归,不正是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母亲人格的伟岸和信誉的卓著吗?
母亲已经去世将近二十年了。从没有见过母亲的弟媳来城里看我,聊起我的母亲,她也是感慨连连。她不明白母亲究竟是如何为人处世的,十九年过去了,村里人还在谈论着我母亲,还在赞美着我母亲,还在为母亲的早早离去而惋惜不已。
我的父亲母亲活着时是贫穷的,甚至是屈辱的,但他们用他们的老实、善良、宽厚、仁义、慈悲、博爱等品质,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父母是茫茫人海里的小人物,但在我的心中,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和最灿烂的人。如果说父亲的弯腰驼背,是我站立并行走的一座桥梁,那么母亲的所作所为,则是净化我灵魂的一座神圣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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