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卡夫卡作品中的父子关系
卡夫卡，一位生活经历极其平凡、几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出生地，甚至任何障碍都可以将他“粉碎”的“业余作家”，是现实主义的延伸者，更是现代主义的开创者。文学写作是他相对短暂的四十余年人生的重心，父子关系的呈现又是文学写作的重心。而这其中也深刻揭示着作者对西方这个充满悖谬性世界的深切体验和认识。老愤青将以作者自身颇为得意且具有典型性的两部作品《判决》与《变形记》为例，简要对其中复杂的父子关系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探析背后的原因。
引言
正如叶廷芳先生所说：“熟悉卡夫卡的人大都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与父亲的关系始终十分紧张，而且在他的创作中有浓重的投影。”当然，视写作如生命的卡夫卡本人在35000字的长信《致父亲》中也说过：“我写的书与你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你的面无法倾诉的话。”在卡夫卡的小说中，随着父亲形象的不断发展衍化，从《判决》、《变形记》中的老萨姆莎与老本德曼到《在流放地》的老司令官，再到《审判》、《城堡》中的神秘法官与城堡，父子关系当然也会随之呈现不同的形态。但这种不同背后所隐含的本质是相同的。因此，本文就以其中呈现清晰的实体父子关系的早期典型代表作《判决》与《变形记》为例作重点解析，同时在此基础上树立整体观念，争取有一个宏观上的客观把握，进而超越文本层面，深入父子关系的背后，进行有理有据的原因探析。《判决》，是作家本人创作的所有小说中最喜欢的一篇，在1913年的日记中，卡夫卡称这部小说是“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秽混浊的孩子”。《变形记》，可以说是被大众最为熟知的一篇卡夫卡作品，也是作者认可并在写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作为最后遗嘱的信中没有要求毁灭的寥寥无几的作品之一。相信通过对这两部颇具典型性的作品进行深入客观地分析，我们会对其中的父子关系一探究竟！
一、专制下暴戾的父亲
在这两部作品中，父亲形象在看似年老体衰的外表下是一种暴戾冷漠的强势。他们虽然已经上了年纪，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大不如从前，但内在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随时随地处决儿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上帝的职能。
（一）年老体衰的外表
《判决》中的老本德曼，是一位处于退休状态的老鳏夫。亲爱的妻子离开以后，他将商行交给儿子格奥尔格管理已两年有余，儿子竟然很能胜任这个差事：“这两年来商行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了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虽然他还是会经常去商行，经常和儿子在同一家餐厅用午餐，也常常会在他们共同的起居室里坐上一会儿，但几乎是没有交流的，或是默默不语，或是各人看自己的报纸。显然，他已经没有了生活寄托，成为一个整日无所事事的恰似处在神游状态的退休老头，而现在所做的事情无非是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应该要做的。
《变形记》中的老萨姆莎，是一位略显颓废的破产商人。儿子格里高尔并不喜欢那份又苦又累的旅行推销工作，但考虑到父母亲的态度以及要尽快实现帮助父母亲还清所欠债务的愿望，还是继续兢兢业业地做一名旅行推销员，代替父亲承担起了家庭重担。因此，老萨姆莎不需要理会自己所欠下的债务何时可以还清，不需要担心一大家子的日常开支以及诸多的零碎琐事，几乎零负担的他总是萎靡不振。格里高尔因商务出差跨出家门时，父亲总是疲惫地躺在被窝里；晚上回家时，父亲则穿着睡衣坐在圈手椅里迎接儿子，整日里似乎很难站得起来。表情木讷的他顶多抬一下手，做个表示高兴的手势。显然他已经没有了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精气神儿，成为一个如此羸弱麻木的破产商人。
一个是退休的老鳏夫，一个是破产的颓废商人，与其说他们没有工作，倒不如说他们失去了生活中的某种精神寄托，这也是使他们格外显得年老体衰的一个原因。
在平日的生活中，老本德曼总是一副老朽的样子：顶着一头蓬乱不堪的白发，说话时就撇着牙齿都已脱落的嘴，虽然喜欢看报，但看的都是一些别人完全不知道名字的旧报，而在看报的时候，会把报纸举在眼前的一侧，因为这样可以弥补他一只眼睛视力的不足。他不注重增加营养，每顿早餐都吃得很少，以致桌子上总是放着剩下的早餐，当然个人卫生问题也不是很理想，以至于当儿子格奥尔格看到父亲不太清洁的内衣时产生了深深的自责。老本德曼平时住在一间缺少阳光而阴暗的房间里，不管外面天气如何晴朗、明媚，他总是喜欢固执地关紧窗户，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而这个角落装饰着格奥尔格亡母的各种各样的纪念物。仿佛他根本不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只要时刻怀念着过世的妻子，处在充满妻子纪念物的空间里，他就会感到一丝丝的心安。可见除了自然规律使他精力不济，记忆力逐渐衰退之外，妻子的去世对他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在妻子去世之后，就只剩下儿子一个亲人了，可是两者的关系似乎很陌生，他们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并没有交流，当儿子终于鼓足勇气要将给彼得堡朋友写信通知自己即将结婚的这件事告知父亲时，穿过狭小的过道来到对面父亲的房间，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过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位退休孤独的老鳏夫，衣着邋遢，行动不便，和住在一块儿的儿子可以好几个月零交流，整日就坐在紧闭着窗户的一个角落里，时常会怀念起已经过世的妻子。这是一副让人看后多多少少有些哽咽的画面。的确，从外表上看来，卡夫卡笔下的父亲形象就是这么年老体衰！
《变形记》中的老萨姆莎也是如此，虽然他的家庭还很健全，有妻子，有儿女，但是生意破产、负债累累使他备受打击，还好懂事能干的儿子格里高尔替他承担起了家庭重担，反而为他萎靡颓废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便利。在平日的生活中，老萨姆莎总是拖着沉重的身体躺在沙发椅上，虽然每次都会按时睡觉，但前提是要费很大劲儿才能把他从椅子上动员到床上去休息。每到睡觉的时间，妻子会一边说好话，一边拽他的袖子，女儿也会放下手上的事情赶过来帮母亲，可越是这样，他反而在沙发椅上陷得越深，照样不紧不慢地摇着头，闭上眼睛，再拖一刻钟，也不站起来，直到两个女人撑住他的双肩，他才会非常吃力地慢慢站起来，好像他的身体就是自己的沉重负担似的。一年中难得有几个礼拜天和最重要的节日他才会和家人一起散步，格里高尔和母亲本来就走得够慢，而他走在他俩之间，却比他们还慢，他裹着那件旧大衣，拄着拐杖，颇为小心地往前挪动脚步，每逢想说什么，几乎都要停住脚步，让大家围在他身边听他轻轻地叨叨完，然后继续保持慢镜头匀速前进。不知道格里高尔对此的看法，但用老萨姆莎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生活，这是我晚年过的平静的日子。”原来他很享受这种生活。儿子因为生活重压变形之后，这一切都被打破了，老萨姆莎被迫要到银行当杂役以维持生计，先前在颓废掩藏下对生活带有的某种固执态度突然一下子显现出来，在家也不肯脱下那件杂役服，反而以前不离身的睡衣却挂在衣钩上闲着，很快就污迹斑斑的杂役服虽然没有睡衣那么舒服，但老萨姆莎就是喜欢穿着它睡觉，而且还安静得很。显然这种固执的背后是对生活的些许不妥协和略显偏颇的倔强，而这在一位享受安逸、懒散笨拙的破产老商人面前，总能更加引起我们对他的同情和怜悯。
（二）暴戾冷漠的性格
当父亲感到儿子威胁到自身利益，需要展示他们的权威并狠狠地惩罚儿子的时候，他们的年老体衰也仅仅是外表上看起来而已，得到凸显的是不容置疑的权威、暴戾冷漠的性格和毫不留情的判罚。
《判决》中的格奥尔格看似春风得意：商行生意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与一位富家小姐——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也已经订下婚约，就要开始自己主宰人生。可就在他走进父亲房间的那一刻，立刻便感受到了父亲的威严，不经意却是折服地在心底里说：“我的父亲仍然是一个魁伟的人。”面对儿子要将给朋友写信这件事告诉他这一“值得赞许”的行为，老本德曼并没有像普通父亲那样，给儿子赞扬或祝福，反而发起了一连串的责难：先是不满意儿子取得的业绩，相反指责儿子背着自己做生意，并清算了自妻子走后，儿子所做的好几起很不得体的事情。这些许会让读者疑惑，父亲并不常与儿子交流，怎么却对儿子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其实，这正是卡夫卡体现父亲权威的一种策略：无处不在的权威、无处不在的监控。父亲怀疑格奥尔格在彼得堡是否真的有一位朋友，而后又突然成了这位朋友的代表，一改前面老朽的模样，掷地有声地谴责格奥尔格的结婚是对其母亲的糟蹋，对朋友的出卖，更是对自己的反击。原来他是这样理解儿子的婚姻：“因为她这样地撩起了裙子，这个讨厌的蠢丫头，你就知道和她接近，就这样你毫无妨碍地在她身上得到了满足，你可耻地糟蹋了我们对你母亲的怀念，你出卖了朋友，你把你的父亲按倒在床上，不叫他动弹。”但他绝不会让儿子得逞，即使还剩下最后一点力气。这不仅仅是因为老本德曼建立了以自身为领导的坚实同盟军，“如果单靠我一个人也许我不得不退缩，但是你的母亲把她的力量给了我，我已经和你的朋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你的顾客名单也都在我的口袋里！”更是因为他内在的暴戾和冷漠，“挽着你的未婚妻走到我的跟前来吧！我会让你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将她从你的身边赶走的！”当格奥尔格把父亲抱到床上休息时，父亲突然反复地问道，“我现在已经盖严实了吗？”接着又用力地将被子掀开，然后直挺挺地站在床上，只用一只手轻巧地撑在天花板上，嘴里先是喊道，“不！”，接着说道：“你要把我盖上，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过我可还没有被完全盖上。在父亲看来，儿子就是想“盖住”自己，超越自己，但是父亲仍然占据主导权，即便只是剩下最后一点力气，但对付儿子也是绰绰有余的。父亲的这种暴戾和强大实在使内心柔弱的儿子负荷太重，如果说儿子将给朋友写信这件事告知父亲是逃避父亲监视的一扇窗，而结婚的消息是一房门的话，那么老本德曼从窗户到房门已经全方位地将儿子堵在了密闭的空间里，等待他的还是一如既往的监视亦或是解脱似的死亡！所以，当父亲最后大声宣布：“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他便急忙冲下楼梯、穿过马路、飞奔河边、纵身一跃。这种惩罚看似滑稽，实则残酷，而父亲的权威和暴戾冷漠的性格发挥着支配作用。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终于不堪重负，以变形作为逃避的手段。但是，父亲的权威和惩罚也瞬时随之而来。父亲老萨姆莎面对儿子突如其来的大甲虫造型，没有探究过其中的原因，更没有表现出一个父亲应有的怜惜之情，反倒是站在协理先生的立场用一种极不耐烦的催命似的的语气催促儿子赶快起床上班。当人们发现格里高尔已经变形之后，每次真正带给大甲虫驱逐和伤害的始终都是父亲，这就是一种判罚。当格里高尔竭尽全力打开房门却吓跑协理先生的时候，父亲拿起协理在仓惶之间遗留在椅子上的手杖，左手拿起一份大开面报纸，然后一边跺着脚，一边挥舞着手杖和报纸，嘴里还发出一阵阵的啾啾声，毫不留情地要把格里高尔赶回房间去。这俨然就是一副农家屠夫在宰杀前的追赶猪羊图，以至于当格里高尔由于庞大的身躯卡在门里时，父亲不知从何处来得一股神力，从后面给了他真正解救性的猛力一推，终于格里高尔进了房间，只是顿时满身鲜血淋漓。此时的父亲显然已经不是那位因破产而一蹶不振的老商人了，儿子的变形反倒使他精神大振，“身板笔挺，穿着一件带有镶金纽扣的蓝色制服，高高的制服硬领拖着他那肥硕的双层下巴，浓密的眉毛下一对凸出的黑眼睛炯炯有神，以往蓬乱的白发理起了分头，向后梳得溜光。”尽管儿子在甲虫的躯壳下还是保持着美好善良的人性，尽管他表现得如此谦卑谨慎，尽管他时时都有生命之虞，但将儿子清除出家是父亲从一开始就既定的方针。“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可你们女人就是不爱听。”原来他早就认定格里高尔会干出某种粗暴的行为。所以当格里高尔为了留住心爱的书桌和自制的贵妇挂画，在无意中使自己的外形再一次吓晕母亲时，父亲终于要大发雷霆了，他快步走进房间，把那件帅气的制服往后一甩，双手往裤兜一插，神色严峻地朝格里高尔走去，在经过一番周旋后，打算用尽全部的精力，拿起餐具柜上水果盘里的苹果决心开始轰炸，那一个个红色小苹果就像是一颗颗子弹，对大甲虫这块不大的区域进行扫射，即使没有认真瞄准，但扫射的高密度也终于使一个“幸运”的小苹果深深嵌入格里高尔的脊背。终于一个月后，格里高尔没等父亲亲自说出口，他怀着比家人还要坚定的“我必须消失”这个观点，带着对家人温情脉脉的回忆和爱意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暴戾冷漠的性格集中体现为对儿子的残酷惩罚，而这种惩罚背后的义无反顾和心甘情愿更突出了其残酷性。
二、父权下怯懦的儿子
外表上年老体衰内在却暴戾冷漠的父亲使本来就敏感懦弱的儿子无从适应，一方面儿子畏惧父亲，他们进而想要反叛和逃离；一方面儿子又依恋父亲，由始至终他们对父亲都承载着满满的爱意。而这两条恰好方向相反的线条相互交错，使儿子无从选择，最后只能以死解脱。
（一）恐惧主导下的叛逃
无论是格奥尔格的愧疚感还是格里高尔的自觉性，背后的主导因素都是“恐惧”，而这必然导致儿子想要反叛和逃离。
格奥尔格叛逃的最初方式便是结婚。众所周知，在通常意义上，结婚是一个人能够真正脱离开家庭宣布独立的契机。从此以后，一个男性便可以脱离父亲的遮蔽，自立门户，成为自己小家庭中的顶梁柱。结婚正是格奥尔格反叛父亲的独立宣言，他想以结婚来逃脱父亲的监管和影响，从而开始自立自主的生活。但是，怯懦和恐惧使这一叛逃并未成功。当被父亲责问是否真的在彼得堡有这样一个朋友时，他毕恭毕敬地解释；被父亲轻声叫到身边时，他立刻在父亲身边跪了下来；抱父亲上床休息，注意到父亲正在他怀里玩弄他的表链时，他产生了一种惊恐的感觉；被父亲咄咄逼人，“我已经盖严实了吗？”时，他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奔向窗前，准备忍受一切；被父亲庸俗地贬斥自己的婚姻时，他站在一个角上，尽可能地离父亲远一点。因为“长久以来他就已下定决心，要非常仔细地观察一切，以免被任何一个从后面的或是从上面来的间接的打击而弄得惊慌失措。”终于格奥尔格忍不住喊了起来：“你真是个滑稽演员！”但立刻就认识到闯祸了，不过已经晚了，尽管他两眼发直，咬住舌头并由于咬疼了舌头而弯下身来。这字里行间都写满了两个字：“恐惧”。终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逃离计划，反倒成了父亲讨伐自己的帮凶。当父亲喊道：“他（指彼得堡的那位朋友）什么都知道，比你清楚一千倍！”，“一万倍！”格奥尔格说这话本来是想嘲笑父亲的，但是这话在他嘴里还没说出来时就变了语调，变得非常严肃认真。俨然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立场，倒戈为以父亲为领导的同盟军里了。所以当父亲大声地宣布：“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后，格奥尔格“急忙冲下楼梯，仿佛那不是一级级而是一块倾斜的平面……快步跃出大门，穿过马路，向河边跑去。他已经像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他悬空吊着，就像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他那双越来越无力的手还抓着栏杆不放，他从栏杆中间看到驶来了一辆公共汽车，它的噪音可以很容易盖过他落水的声音。”在不忘表达对父母亲的爱之后，他一松手就掉了下去。乍一看，在荒谬可笑之余我们会认为这是格奥尔格对父亲权威的妥协，可谁又能否定这恰恰就是他反叛逃离的终极计划呢？
而变形是格里高尔叛离父亲的最初方式。他想以变形逃离生活的重压，艰辛的工作、奔波的业务、苛刻的老板已经使他喘不过气来，最致命的还有外表颓废内心强大的父亲。不过，这种变形也没有使格里高尔摆脱对父亲的恐惧。格里高尔心里很清楚：“早在他的新生活开始的第一天他就知道，父亲会认为对他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才是适宜的。”事实果然如此，此后，他就一直生活在被父亲驱逐和伤害的恐惧中，而他却只能战战兢兢地躲避、逃跑、被弄得遍体鳞伤。父亲的蛮横强大使变形后的儿子仍旧恐惧不已，格里高尔知道自己的反叛逃离计划就要失败了，终于他在疼痛不堪中明白：只有自己消失，彻底地消失，才能使父亲继续破产后颓废却安详的生活。因此，在一种朦胧而平静的状态中，迎着天刚亮时窗外展现的晨曦，他前往了另一个世界！这种早已心领神会的自我消失使他终于无可奈何地逃离了父亲存在的空间。
儿子或利用婚姻或变形来挑战父亲的权威，逃离对父亲的恐惧，可是本来就怯懦、弱小的他们根本不可能成功。原本想要利用结婚逃离的格奥尔格一眼就被父亲识破，父亲不仅庸俗不堪地解释了他的婚姻，还清算了他种种不合适的行为，而后格奥尔格反倒成为父亲讨伐自己的帮凶。通过变形逃离的格里高尔看到因为自己的变形，家人纷纷要奉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以保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他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和自责，而后带着对家人满满的爱自觉地离开了人世。所以在恐惧主导下的叛逃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最终格奥尔格义无反顾地执行判决和格里高尔心甘情愿地自我消失，除了可以解读为他们对父亲的依恋和妥协之外，谁又能说这不是卡夫卡安排给儿子们的终极叛逃呢？
（二）依恋左右下的回归
面对暴戾冷漠的父亲，儿子一方面在试图反叛和逃离，一方面又总是在回归，表现为对父亲依恋左右下的顺从、和解和慷慨之爱。
《判决》中格奥尔格在开篇也算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青年，接管了父亲的商行，且打理得很好，也将要和一位心仪的富家小姐结婚，真是事业爱情两得意！但当他结婚的意图一眼被父亲看穿后，就表现出一味的恐惧和怯懦，似乎没有父亲的同意和祝福，他的婚姻就得不到幸福或者压根就结不了婚。面对父亲的质疑和一连串的责难，格奥尔格一开始还在悉心解释，接着就充满了愧疚，然后就倒戈成了父亲阵营中的一员，最后麻木地执行了判决。在此过程中，他顺从父亲，想和父亲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也承载着对父亲自始至终的依恋和爱。具体说来，当父亲反复问道：“难道你在彼得堡真的有这样一位朋友？”格奥尔格非常困惑地站起来，说“别去管我的朋友了，一千个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亲”；当意识到自家的商行生意可能会损害父亲的健康时，他决定明天就把它永远关门；当走进父亲黑暗冷清的房间时，他责怪起父亲太不注意保养自己了：黑暗的起居室里没有充足的阳光、早餐吃得少又没有营养、窗户紧闭呼吸不了新鲜的空气……为此他要一一改善这些事情，不仅要为父亲请个家庭医生以方便遵照医嘱行事，还要把自己的房间也换给父亲，在这之前他希望父亲可以好好休息，所以他小心翼翼地服侍父亲上床睡觉；当看到父亲不太清洁的内衣时，他责怪自己对父亲照顾不够，本来已经和未婚妻决定结婚后要将父亲独自留在老宅子里，可是现在他迅速而明确地改了主意：要把父亲接进未来的新居，以弥补没有经常替父亲更换洁净内衣的过失；当看到父亲为了更痛快地骂他而朝前“弯曲”着身子时，他闪现的念头却是：“要是他倒下来摔坏了怎么办？”；当听到父亲判自己投河淹死的判决时，他义无反顾地跑到河边，紧紧抓住桥上的栏杆，等一辆公共汽车将要驶来的时候，纵身一跃，不仅使它的噪声恰好盖过他落水的声音，而且还不忘充满爱意地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不仅迅速执行了这荒唐至极的判决，还不忘表达内心深处对父母亲真挚的爱。对比之下，父亲是那样的蛮横冷漠，而这样的对比是何等的令人心痛！
《变形记》开篇就告诉我们格里高尔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代替父亲承担了养家糊口的职责。父亲因生意破产颓废在家，母亲也上了年纪，而妹妹始终还只是个孩子，加上家里因父亲破产还欠着一大笔欠款，所有的重担便都落在了儿子身上。所以即便是自己不喜欢的旅行推销员工作，格里高尔还是在兢兢业业地起劲干着。评论界称《变形记》有一个平静而伟大的开场，因为一开篇格里高尔对自己的变形就没有什么困惑，在人体发生如此的异变之后，他的反应不是对自己身体变化的担忧和恐惧，而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挣扎着起来去赶火车上班，而当协理先生来家催促他时，他想要急切地打开房门去解释这一切，以便得到谅解，拼命地保住这份工作。这都是因为他想努力代替父亲承担好自己对家庭的职责。这本身就是对父亲顺从的一种表现。在变形的几个月里，他看到家里的生计快要维持不下去，大家都在为他的变形做着各种努力时，他总是会躲在自己的房间保持安静，用耐心和最大的谅解来缓解家人由于他目前的状况而引起的倒霉和难受的心情。而每次一听到有人得去挣钱时，他都会感到无地自容、浑身发热，然后一头扑到摆在门边的那皮沙发上。总之，在变形这段时间，整日整夜毫无睡眠状态的他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自己还做着艰辛而枯燥的旅行推销员工作，这样全家人的事情都可以包揽在自己手里，父亲就不用再为银行小职员拿早点。这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父亲浓浓的爱意和责任。如此看来，格里高尔虽然背着大甲虫的躯壳，但还保持着作为人的各种思想和情感，只可惜这种思想和情感的传递是单程式的，他可以理解外界，但家人早已不把他看作格里高尔，而仅仅是一只脏兮兮的对家庭带来巨大威胁的怪物而已。所以，孤独的格里高尔在了解到家人的想法后，没等父亲亲口说出的“判决”，就带着对家人美好的回忆和爱意心甘情愿地走了。这其中体现了格里高尔对父亲带有高度自觉性和极具讽刺意味的默契、和解与顺从。
无论是格奥尔格还是格里高尔，他们在对父亲充满恐惧，极力想要叛逃的同时，又都有始终的依恋和深切的爱意，进而顺从父亲，想和父亲达成某种和解。
三、父子关系的背后
为什么卡夫卡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外表看起来是那样年老体衰而内在又是那样暴戾冷漠呢？为什么儿子对父亲既想要反叛和逃离又有着依恋和顺从呢？又是为什么父亲对儿子可以毫无理由地任意判决，而儿子又会义无反顾地甘愿执行呢？想必与实际生活中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无意识下犹太教与上帝的关系以及隐喻下奥匈帝国住民的无奈不无关系。
（一）亲情之痛——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
正如作品中的父子关系一样，实际生活中生性柔弱敏感的卡夫卡对强大蛮横的父亲有着错综复杂的情感，既有惧怕又有敬爱，既想抗拒又想服从，既想背弃又想和解。因此就像作品中的格奥尔格或格里高尔，他对父亲权威的合理性也提出过质疑，却从未试图推翻父亲的统治，在谈到儿时在内心对父亲所做的小小反叛时，他说：“可是您相信我吧，这对我来说无非是维护自我生存的一种并非合适的手段罢了，那不过是开开玩笑，就像人们对神和国王开玩笑那样，这些玩笑不仅跟最深的敬意有内在联系，而且甚至本身就是含着最深的敬意的。”因此卡夫卡在内心深处总是将父亲视为良心的代表、道德的法官，他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在作自我评价时，我对您的依赖远比任何其它东西的依赖要大。”
卡夫卡对父亲的恐惧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经历中。就性格和外形而言，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有一部值得夸耀的发家史，他凭着超人的体魄和顽强的意志成为一位从底层奋起，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所以造就了他精力充沛、能言善辩、沉着冷静、通晓人情世故、带有某种豪爽气度的性格，同时也形成了唯我独尊、傲慢自负、性情无常的缺点。他育有三儿三女，卡夫卡排行老大，但两个弟弟幼年夭折，因此对卡夫卡曾抱有很大的期望，也管教颇严，就是希望这个家里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将来能够继承他的秉性和事业。但事与愿违，卡夫卡懦弱、羞怯、隐蔽、缺乏事业心和进取精神。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激发他写作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但这在父亲面前，便成为一种灾难。恼怒的父亲动辄对儿子就是怒吼、呵斥、大发脾气。在不堪回首的童年里，他就饱受着父亲的威吓、讽刺和狞笑，卡夫卡在《致父亲》中曾谈到童年时代所受的一次惩罚：“那个身影庞大的人，正是我的父亲，那是最高的权威，他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父亲专横粗暴，自以为是的严厉惩罚使卡夫卡变得更为孱弱、犹豫及缺乏自信，雪上加霜的是外形上强壮魁伟和羸弱瘦小的强烈对比，从而使他深深地陷入自卑与恐惧的大海中不能自拔，以至于童年的卡夫卡对父亲类似“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的威胁都深信不疑。这其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作品中儿子对父亲与生俱来的恐惧。
而《判决》中格奥尔格的订婚及经商其实都在暗示着卡夫卡成年后为摆脱父亲影响而进行的重要尝试。卡夫卡在给父亲的心中坦言他结婚的主要动机就是以此来获得自立自主和实现自我解放，进而达到与父亲平起平坐的目的。作品中老本德曼三言两语就揭穿了儿子的结婚动机：“现在你以为你已经把他征服了，可以一屁股坐在他的身上，而他则无法动弹，因为我的儿子大人已决定结婚了！”但无论是格奥尔格还是卡夫卡本人都无法通过结婚来真正实现自我解放。格奥尔格最终义无反顾地执行判决显然已经发出了失败的信号，生活中的卡夫卡虽然没有这么悲惨，但他曾在《致父亲》中说道：“我从您身上所看到的一切品性，都是维持并培养家庭所必不可少的……相比之下，这些优点我几乎丝毫没有……我分明看到连您自已在婚姻问题上都步履维艰，在和孩子的关系上完全失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还愿意去冒结婚的危险吗？”“我处在对您的这种不愉快的特殊关系中，如果我想求得自立，那么我所做的事就必须尽可能与您没有干系……结婚这桩事儿是我所不可企及的，因为那恰好是您所特有的领城。”这也是卡夫卡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的原因之一。同时作品中的格奥尔格还是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他在商行中已经取代了父亲的地位，且取得了比父亲还要出色的成绩。这实际上折射出作者本人潜意识中想要超越父亲的愿望，卡夫卡虽然一直都很佩服父亲的经商才能，但如果想要获得精神独立和自由，他绝对不会试图以经商的方式超越父亲。反而在他看来最有效的方式是写作，这是一片真正不属于父亲的领域，而视写作如生命的卡夫卡终于可以一展所长。但同样未能摆脱父亲的影子，他分明想利用它来逃脱父亲，却反而极度渴望这种写作可以得到父亲的认可，可对文学一窍不通的海尔曼对其作品表现出的漫不经心，甚至是嘲笑和奚落，使卡夫卡不无伤感地说道：“每次我把我的书给您看时，您总是那句口头禅，‘把它放在床头柜上’。”
“可是除了艺术创作外，（卡夫卡）对其他所有事情都是缺乏信心和勇气的，一个在家庭、职业、友谊、信仰乃至在婚姻问题上都要依赖父亲看法的人，得不到父亲的‘判决’，又如何敢擅自逃离呢？”所以他对父亲既恐惧又依赖，既想挣脱他的束缚，又不得不依赖他，既不能逃避，又无法企及！他常常因为自己无力反抗而自卑，又因为自己居然想要背弃而愧疚。这其中包含着恐惧主导下的叛逃和依恋左右下的回归。
（二）宗教之思——犹太人与上帝的关系
原本年老体衰反应迟钝的老本德曼和一直萎靡不振的老萨姆沙，怎么会突然间变得那么凶狠和强大，轻而易举地就处置了他们的儿子？如果放在犹太人的宗教背景下去理解这段情节，我们便会发现其逻辑依据。
在西方信仰上帝的世界里，人生而有罪，即“原罪”。在《圣经·创世纪》中，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偷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实，违背上帝的命令，同时也偏离了上帝为人类预设的未来，因此被上帝逐出伊甸园。[24]因为人类祖先对上帝的违逆，所以从一出生，人类的罪就被预定，正如格奥尔格和格里高尔一样一出生就背负着祖先对上帝违逆而种下的原罪，所以他们会义无反顾和心甘情愿。但卡夫卡作品中的“原罪”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观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卡夫卡的原罪观，更多是根源于犹太文化传统，它更注重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行为”，所以犹太教赎罪的方式更多的是对人的行为的约束，这就导致犹太教对恪守律法的强调，而与原罪感直接相连的便是上帝的惩罚，死亡乃是惩罚的最严厉的形式。正如伯尔特·那格尔所说：“从卡夫卡小说中的其他父亲形象中，人们能看到耶和华的身影，他恪守法律，惩罚叛逆行为……虽然，耶和华在道德上，受到了人们的质问，但他享有绝对的权威，他比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强大得多、有力得多，他最后一一处置了那些主人公。”当然也包括怯懦的儿子们。
具体来讲，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古老名族之一，古希伯来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犹太人民称自己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勤劳智慧，出现了许多世界级的大家，如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然而这样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优秀民族，却经历了2000年流离失所、浪迹天涯的血泪岁月。在《旧约》中记载的犹太人的圣教历史大致有三次大流亡：公元前1350年的出埃及记、公元前586年的“巴比伦之囚”、以及公元70年和公元135年犹太人反罗马帝国的两次大起义。从此便开始了犹太人流浪世界各地的历史，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处飘荡。尽管如此，他们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将民族文化传统顽强且完整的流传至今，这主要归功于犹太民族富有宗教特性的家庭生活，当犹太民族大流亡时期开始时，聪明的先哲们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做了重大改造，编著了长达250万字的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将《圣经》教义与犹太人的家庭生活直接结合起来，使得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领会到来自上帝的教诲。所以：“犹太教信仰上帝是和家庭联系在一起的。”
卡夫卡是一位有着犹太血统的奥地利捷克籍德语作家，虽然他通过父亲接触到的犹太教充满了流于形式的仪式和刻板教条的教义，这使他早期对犹太教产生拒斥心理。但并不妨碍他犹太文化无意识的形成，因为他就出自一个地道的保持着犹太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家庭，卡夫卡的母亲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对待犹太节日就像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一样。新年我们的店关门两天，我们非常认真地做了祷告。斋日我们没觉得很难捱，因为我们整年都在为此训练。”随着他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开始产生日益强烈的兴趣，他开始努力学习希伯来语，阅读犹太教经典，关心犹太复国运动，终于明确了自身的犹太属性和犹太人身份。而真正接触犹太教本身，从而摆脱他父亲在这方面对他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在他离开人世的前一年，正是那位名叫多拉的犹太姑娘最后给他打开了一扇从犹太教中汲取无穷力量的窗户。与此同时，卡夫卡内心深处一直畏惧的父亲形象开始渗入上帝的影子，对父亲的“惧怕”和犹太人对上帝耶和华的“敬畏”是并生的。古希伯来神话中的上帝耶和华创造了万物和人类，但又制定了限制人活动的十诫，他要天下的子民严格遵守，然而又从不解释其中的原因。一旦有人违反，他必然会睚眦必报，就像因受到蛇的诱惑而偷吃禁果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被他毫不留情地赶出伊甸园一样，甚至他的选民犹太人也要承受着因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行为而带来与生俱来的原罪。所以，在犹太教中，对犹太圣经和法典的遵守与顶礼膜拜被看作是与上帝订约后必须遵循的教诲与训诫，他们通过自己正经受着的实实在在的生活苦难和死亡威胁，时刻感受着自己的“罪性”，而这种“罪性”也确证了“律法”和上帝诫命的有效性以及与上帝之“约”的牢固性。因此卡夫卡如是说：“否定原罪，就是否定上帝，否定人。”而对于犹太民族来说，他们遭受的灾难愈是难以忍受，对生活愈是绝望和恐惧，其对上帝的信仰也就愈加坚贞。原来卡夫卡作品中弱小的儿子无力反抗不仅是因为与父亲的力量对比悬殊，更重要的是带着原罪本质的儿子看到了在年老体衰对比下暴戾冷漠的父亲带着上帝的本质，所以在褪去上帝耶和华圣衣的父亲面前，只有义无反顾地执行判决和心甘情愿地被放弃。由此看来，卡夫卡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是犹太教对上帝的隐喻，而其中的父子关系是对犹太人与上帝关系的思考。因此犹太血统对卡夫卡的创作，尤其是其中的“父亲情结”有着重要影响，正如美国当代评论家，著名的卡夫卡的传记作家帕韦尔说：“如果卡夫卡不是生于犹太人，养于犹太人，也就不可能有卡夫卡了”。
（三）国家隐喻——奥匈帝国住民的无奈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相继发生，战后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们的理想日趋破灭，在“价值重估”的思潮冲击下，以尼采为代表的青年先锋人物振臂高呼“上帝死了”，社会空前动荡，生活秩序也愈发颠倒混乱。在这样宏大的时代背景下，人的幻灭危机意识及异化观念逐渐占据主导，所以人们常常在重压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从而在现代节奏中渐渐蜕化为“非人”，进而产生“异化”现象，正如《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
而卡夫卡本人正是生活在此时期的奥匈帝国，它是一个在欧洲统治了七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生产方式虽然已经资本主义化，但政治上还在实行君主立宪制，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奉行家长式的“大棒”统治，官僚腐化堕落，政治经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整个社会停滞不前。如果用放大镜去看《判决》或《变形记》中年老体衰、颓废迟钝的父亲，我们分明也看到了行将崩溃的奥匈帝国，同样的，外表衰老对比下暴戾冷漠的父亲也宛如不想退出历史舞台而发挥着最后淫威的奥匈帝国。面对这个落后的政权，卡夫卡既不愿意接受他生活的世界，又无法摆脱它，正如卡夫卡作品中呈现的怪异复杂的父子关系，无从适应的儿子们既想要叛逃又想要回归。
卡夫卡正是用作品中非同一般的“父子关系”来表达对奥匈帝国残酷统治的恐惧以及想逃离又必须依存它的复杂情感。就卡夫卡自身而言，他本是犹太人，但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减少内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大力推行德语，以“同化”各民族人民。而犹太人在布拉格的名声被贬低到了极点，他们被认为“‘天生的邪恶之外又格外怯懦’，常被人称为‘懦夫’，甚至被称为‘死人的孩子’。”所以众多犹太人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受与本地人同等待遇，积极加入“同化”大军。他们开始接受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开始信基督教，甚至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德语学校接受正规的西方文化教育。恰恰卡夫卡的父亲海尔曼正是当中不遗余力接受“同化”的一员，他将卡夫卡送入当时布拉格最好的德意志国立高中上学，一方面因为这是一所德语学校，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习惯于从这所学校挑选公务员。中学毕业后，卡夫卡顺利进入布拉格德意志大学开始学习法律，六年后拿到法律专业的博士学位并成为布拉格劳工保险局的一名公务员。此时，他一方面要面对残酷贪婪的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对中小资产阶级的大规模掠夺和兼并，一方面要面对劳工保险局下面那些伤残的底层劳动者，同时又要在工作与写作，婚姻与写作之间徘徊，对此德国学者龚特尔·安德尔对他做出了真实准确的描述，他指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最初确是如此），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西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可是‘在自己家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语)”。
由此可见，被西方社会同化的不彻底的犹太人——卡夫卡身为一个奥匈帝国住民，并没有一个明确身份，他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无论是种族信仰、社会职业、家庭身份，他都找不到归属感。这就形成他“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的游离状态。正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有着甲虫的外形和人的思维，但又什么也不是。然而他又是真实存在的，这存在中透着多少可笑和无奈，想必也只有卡夫卡自己冷暖自知。就是这样，卡夫卡带着可笑而无奈的真实存在生活在空前混乱荒缪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从生活的家庭、父亲的商店、妹夫的工厂、自己就职的保险公司、布达拉宫市政官僚机构、乃至于整个奥匈帝国的方方面面，他都着实感受到了分明已经老朽但仍旧发挥着淫威的暴君式“父亲”的无所不在。因此笔下的父亲形象除了有上帝耶和华的影子，分明还有奥匈帝国大家长、大暴君的图像。对此，卡夫卡正如格奥尔格或格里高尔一样，总是想要试图逃脱父亲的监控，他想离开自己的国家远出游学，可是他的一生中，除了固定几次近距离的修养出游之外，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出生地。想必他知道自己离开布拉格之后，就无法长期生存，因为他是那样地依恋布拉格，虽然有恐惧甚至仇恨，但就是离不开它。
在信仰破灭、一切原有价值都要重新评估的大时代背景下，身为犹太人的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一方面他充满了害怕、恐惧甚至仇恨，一方面又不得不依存这个环境。他从个人的生活遭遇中体悟到了犹太民族的悲惨经历，也感受到了普遍的人类存在的困境以及世界存在的悖谬性。
赘语
本文的前两部分论述了卡夫卡早期代表作《判决》和《变形记》中所呈现的父子关系，这种呈现是比较直接和明显的。但是，这种父子关系的呈现绝不仅限于这两部作品中，只是越到后期越为隐秘，也越发具有隐喻性。随着卡夫卡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父亲形象被逐渐赋予“上帝”的本质，甚至幻化为各种具有绝对权威的社会性事物，父子关系的呈现也越来越隐蔽，如过渡时期《在流放地》中的老司令官与他的信徒们，后期《审判》中的神秘法官与约瑟夫·K和《城堡》中的城堡与K。他们依旧高高在上，决定着主人公的命运，而主人公却永远无法与它接近和沟通，就如同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一样，依然高大、威严、专横和神秘莫测。但不管是直接的呈现还是隐蔽地呈现的父子关系，背后所隐喻的本质或原因是相似的，不同的只是所呈现的方式。因此，在第三部分中所做的原因探析是适用于所有作品的。这种既恐惧又依恋、既想要叛逃又始终回归的复杂父子关系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犹太民族与上帝的关系以及犹太人卡夫卡身为奥匈帝国住民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中找到隐约而又本质上的关联。而这其中更是凝结着卡夫卡对西方这个充满悖谬性的世界的深切体验和认识，让我们不禁感叹：“‘卡夫卡式’也如同‘莎士比亚化’一样已成为一个著名的美学概念，其超凡脱俗的艺术感受成为同时代诸多作家协奏曲中的一个惊世骇俗的变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