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5-04-16 本刊编辑部 中国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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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关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德]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德]尤根·柯卡
张烨凯 译 解玉军 校
【编者按】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Sciences 1898-2000（Karl Dietrich Erdmann, Edited by Jurgen Kockaand Wolfgang J. Momms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Agnes Blänsdorf,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Alan Nothnagle, New York andOxford:Berghahn Books,2005），是有关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部最权威的史学著作。作者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Karl DietrichErdmann，1910-1990），曾任科隆大学教授，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1975-1980年当选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
该书原为德文，内容写至1980年代，出版于1987年。杜塞尔多夫大学史学家蒙森又将其“补遗”至2000年，并与人合译为英文。该书的中文版目前正在翻译中，本刊这里节译发表的是埃德曼本人的自序和尤根·柯卡（2002-2005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为英文版所作的序言。
英文版的书名可以译为《迈向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1898-2000》，根据尤根·柯卡英文版序言的解释，该书正标题译为《史学家的大同世界》，似乎更能准确体现埃德曼的原义。因为“埃德曼对国家、民族间的差异与冲突有深刻理解，但仍对历史学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意识形态间相互理解的力量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另，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起始，官方确认的说法是1900年，埃德曼个人所坚持的“1898年”，只能视为大会的“先导”。
一、于尔根·柯卡：英文版前言（节译）
本书记叙了自1898年至2000年的20届国际史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CHS，法语：Comité Internationaldes Sciences Historique,CISH）的沿革。勾勒了史学家间的跨国联系的全球性日渐凸显的历史，也展现了20世纪史学研究的跨国和全球性方法逐步形成的过程。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主要职责是超越民族主义，弥合在一战中相互厮杀的各民族史学家间的鸿沟。
自1950年至1990年，委员会及其所组织的史学大会为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史学家们提供了会晤、交换意见和讨论争议性话题的平台。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工作则反映了当前的全球化趋势。它鼓励跨国历史研究新方法的探索，并努力包容全世界更多来自非西方地区的史学家。在日益全球化和普世化的过程中，历史学科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提出的问题及对问题的回应等方面都在不断变化。
本书全面记载了从1898年（海牙）到2000年（奥斯陆）间于各地召开的国际史学大会的议题、大事和争论。从这个角度说，它呈现了20世纪史学史的发展脉络。
关于此领域中不断变化的研究主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本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它也清楚地告诉世人，这一时代的核心问题与争论究竟对史学家的工作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它揭示了历史学科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也呈现了本学科的从业人员与学科组织者间精巧互动的新细节。他们都在尝试跨越国家的界限，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以超越由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所造成的鸿沟；其中很多人力图建立一个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成功了，但在很多方面，他们却没能如愿。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本书原以德语写成，出版于1987年，英文版在原著的基础上略有增删。
原著作者是杰出的德国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Karl DietrichErdmann，1910—1990），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背景下的20世纪德国史。同时，他也对欧洲以外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学者间的国际合作中十分活跃。
他在1970年至1990年间曾是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局的成员，并于1975至1980年担任主席。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他广泛使用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档案材料和其他史料，既有已刊材料，也有未刊材料。
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Die Ökumene der Historiker（The Ecumene ofHistorians，《史学家的大同世界》）。书名的选择显示出他的匠心之所在。他深信，历史学是一门具有普世含义的科学，因此他也十分热衷于使这一学科更加“普世”（ecumenical）。
埃德曼对国家、民族间的差异与冲突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书中有所记叙；尽管如此，他仍对历史学促进不同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力量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当他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这本书时，东西方对抗是形成当时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singlefactor），并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史学研究和历史的书写。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和本书的作者，他把搭建两大阵营的沟通桥梁视作自己的使命。
此外，他也对本学科中的方法论的争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关注社会科学导向和叙事史导向之间的论战——他喜欢把后者称作“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德文“historistisch”或“neohistoristisch”），并对其颇为赞同。
本书的精神正在于此。
作者的担当和思想要旨，英译本的读者们必不会在书中错过。他在研究他所处的这个年代时所秉承的精神，是去改变这个时代，如今时代已经改变：我们的关切与期待可能都与以往不一样了。这恰恰证明了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的杰出专业素养——对于史学家们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所关注问题，本书已有重要的洞见和诠释。
已故的杜塞尔多夫大学史学家、在伦敦德国史研究所长期担任所长的沃尔夫冈·J·蒙森（Wolfgang J.Mommsen）为本书增补了“补遗”一章。在坚持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的“普世”精神的同时，蒙森把这部历史续写到了2000年召开于奥斯陆的第19届国际史学大会（大会的官方届次把1898年的第一届大会视作一次先导性的会议，而非第一届大会）。他把大会的历史同21世纪初所提出并讨论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
沃尔夫冈·J·蒙森生于1930年，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有着国际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有关马克斯·韦伯方面的一位重要研究专家，与他人共同编订了韦伯的全集。蒙森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对历史学科的跨国特性十分关注，在多个国际性场合上都是德国史学的代表。他多次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紧密合作。我们在2004年夏天完成了本书的绝大部分编订工作，但他不能参与我们最后阶段的工作，也不能阅读他所撰写的补遗的修订本并对它提出建议了。8月11日，他在波罗的海游泳时不幸溺亡。他的意外离世让我们深感震惊，而世界上的整个史学家群体都应对他深表感激。
二、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德文版自序（节译）
历史学只能通过文字来处理它的研究对象。它要有条不紊地探究那些存于往昔但现已消逝的事物，也要关照那些将至而未至的事物；所以，不管它的研究对象本质如何，它都能通过历史叙述把当下的现实和它所关注的问题结合起来。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都是为了问题和回答——换言之，都是为了对话所设计的。历史对话不仅是自发的，而且要有不断完善的规则和组织形式为历史学家的讨论创造有利的条件，例如在在研讨班、研究院、大学，在19和20世纪史学研究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在地方性、区域性、国家乃至国际性的历史协会等诸多层面中展开的讨论。
我们将要在这本书中详细考察的，就是在过去60年中（编者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至1980年代已有80余年的历史；但属于“国际联盟”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于1926年，至1980年代为60年）这些讨论的组织者和发起者——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CHS）和定期举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本书是一部史学史。在反思其本身的成果与历史时，历史学采用了包括传记、思想史和社会史、历史哲学、认识论与方法、以及制度史在内的多种形式。后文的研究所关注的，是在国际层面上史学家制度化对话的发展与本质特征。之所以考察这两者，是因为它们与以下三个方面相关：
（1）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内外结构，即它们的组织史；
（2）决定了史学家国际对话的外部政治局势和内在政治动向；
![[转]历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关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065945t010e4d68bd7bf94996.jpg)
（3）反映在理论与方法论商榷中和大会主题中的历史学科的自我认知。
在这些互动的因素中，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史学研究的自我认知。各届史学大会绝非经验研究、理论研究或方法论研究的作坊。它们的意义在于，与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相关的不同观点在这里相互碰撞、交换意见，并能够因此而反思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这样的大会把对“超越国家和社会区别的史学对话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的探讨化作了现实行动。
国际史学大会为史学讨论创造了机会，而其前提条件则是下面这个成为共识的原则：不管参与对话的史学家在语言和历史文化上有无从属关系、在理论思想上有何不同，以及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观念是否一致，所有的对话机会都应该为科学研究服务。
史学家们在上述诸方面的不一致越是凸显，就越有必要努力形成一种基本的思想共识；如果没有这样的共识，制度化讨论就会失去意义。当这样的努力成功实现以后，其成果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大同社会”（anecumenical community ofhistorians）——它并非没有任何思想冲突，但从理想上说，它却是一个能够在我们这个分裂的世界里实现思想自由、包容和理解的讨论平台。
本书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史料是历届大会的论文集，包括经过删节的参会文稿，通常也包括对大会讨不同程度的报道。这些文本涉及范围皆不一致，质量也参差不齐。由各届大会秘书长编纂的《公报》是基本资料。
此外，许多未刊史料也很有价值。有很多材料都保存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档案馆中，其中一部分保存在洛桑，另一部分保存在巴黎。更多材料来自洛克菲勒文献中心、各国和各学会的档案。一批私人文献藏品也提供了大量信息，在涉及史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内部运作方面更是如此。各国期刊对大会的报道和评论也有一定价值，因为有关理论和方法论的论争有时不能只依靠与大会有关的史料来研究，还需要参考同时期的其他相关文献。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部简要的研究关注过史学大会的历史。哈尔夫丹·科特（HalvdanKoht）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曾记述过其草创之初的历史。长期担任委员会秘书长的米歇尔·弗朗索瓦（MichelFrançois）在委员会创立五十周年时简单勾勒了它的发展历程。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局成员和主席，我也多次在专题演讲和论文中探讨了史学大会和委员会的历史。由于苏联对史学大会的贡献多与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所以东德、苏联和意大利的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几项颇有价值的研究。
这本书会尝试从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揭示史学大会的学术意义。
尽管作者尽力尝试客观地记叙史事，但因个人立场的影响，这本著作仍难避免主观色彩。如果我们在看待一届大会时认为它在其议程和会议进程中呈现了科学、政治与个人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网络，而非汇集在一起的个体，那么我们以一个整体的视角考察历届大会时则更应如此。只有专注于经过必要选择的、作者有能力驾驭的一系列特定问题，这项研究的主题才会足够鲜明。
作为一名德国的观察者，我认为有一点特别之处需要引起关注，那就是德国人在大会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的作用。19世纪的德国经典史学对于历史学科意义重大，因此，不论赞同还是批评，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中，它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对此理解。但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德国历史上与之相伴而生的种种灾难，我们与国际史学主流的联系两次被中止，又两次重建。两次重建都取得了成功，而这对今天的德国史学界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