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文地址：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最后岁月（上）作者：天津小石头
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最后岁月（上）
1900年8月15日，京师沦陷，两宫西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西去，享年78岁。
京师沦陷之前，朝廷多次致电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为此特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太后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章。”
1900年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乘船北上，送行的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何办法可让国家少受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抵天津。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抵北京。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无法结束这场大清国的厄运了。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太后一手酿成，而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太后的权威，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国家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是不能扭转危难的。
鉴于“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原文地址：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最后岁月（下）作者：天津小石头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最后岁月（下）
李鸿章吐血了。自知已时日不多的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尽快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两宫回京。“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却没有任何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在签字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是何等心情。他毕生致力“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来实在是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太后复电李鸿章，称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李鸿章并未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后，身边人大哭道：“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可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乔·哈利戴所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于2005年6月发行英国版，同年10月发行美国版，11月发行日本版。2006年9月，中文版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
由于该书无论在史实和观点上，都存在着过于明显的常识错误和情绪偏见。2008年11月，英国史学权威、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GregorBenton）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林春共同主编《传记还是杜撰？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53页）一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英文版
原著者：Jung Chang（张戎），JonHalliday（乔·哈利戴）原著名：Mao : the unknownstory出版地：英国伦敦出版机构：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JonathanCape）出版时间：2005年稽核项：[15]，814页，图版[32]页.：地图；24 cm语言：英语[1]日译本
日译名：マオ :谁も知らなかった毛沢东マオ 谁も知らなかった毛沢东（下）
著者：ユン?チアン（张戎），ジョン?ハリデイ（乔·哈利戴）译者：土屋京子出版地：日本东京出版机构：讲谈社出版时间：2005年11月17日稽核项：562页；20cmISBN：406206846X价格：2200円JP番号：20942377[2]中译本
中译名：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译者：张戎出版地：中国香港出版机构：开放出版社经销机构：田园书屋出版时间：2006年稽核项：[12]，655页，图版[32]页：地图；21cm从书名：开放丛书ISBN：9627934194（pbk.），9789627934196（pbk.）价格：新台币750元[3-5]2批驳情况
海外学者
2005年，英国乔纳森·凯普出版社推出了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文版）一书，一时间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同时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海外发行铺天盖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虽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但网上亦出现PDF版本和各种评价信息。或许由于该书无论在史实和观点上，都存在着过于明显的常识错误和情绪偏见，中国大陆的专业研究者一般感觉“意思不大”，不愿直接对其进行学术评价。但与此相反的是，在西方学界，专家学者则没有沉默，相继发表评论，对该书的写作方法和结论感到震惊，提出异议，进行辩论。[6]2006年4月，日本研究现当代中国的著名学者矢吹晋先生发表《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及其在日本的回响》一文，对该书日文版进行评论，同时对日本学者对该书的评论进行了批评。文章原刊于日本《中国情报源》（21世纪中国总研编，苍苍社2006年4月15日。第196-229页），后被收入作者最新出版的书评集《激辛书评：透过书评看中国政治经济的虚实》（日经BP社，2007年5月）。[7]2008年11月由英国史学权威、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GregorBenton）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林春共同主编的《传记还是杜撰？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53页）一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传记还是杜撰》一书由1篇序言、1篇后记和14篇评价论文所组成，它们均出自专业研究中共党史的国际知名专家之手。虽然各篇评论角度不同，但都是在长期积累、严谨细致的史料鉴别基础之上所提出的严肃论说。[6][8]国内学者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某些方面对毛泽东的评论几近“恶毒”，在西方影响很大。作者本人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该书在学术界有何评论时，不无遗憾地说她几乎没有看到来自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9]2010年5月，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对该书发表了看法。[9]“坦率地说，我和张戎比较熟。她写书的4年时间里每年都会来大陆一两次，几乎都会找我询问一些史实方面的问题。我对她那本在欧洲得奖的《鸿》很感兴趣，知道她是在写一本有关毛泽东的历史“小说”。因此，我对她的问题几乎是有问必答。她在书末也注明采访过我。但奇怪的是，她书出之后再没有来找过我，不仅没有送书给我，连封信也没写来过，更不用说询问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的意见了。这说明，她是知道我们的基本态度的。[9]就张书而言，我在网站上对关心此书的网友有过一个简单的答复。大致如下：首先，张的书值得一看。从批判的角度，把毛妖魔化的书其实有的是，只不过过去大多数都是台湾学者或海外国民党的同情者写的，而且真正在史料上去下功夫的书不多。张不仅“长在红旗下”，而且是干部子弟，对中共历史自然会有不同于台湾和海外学者的深切了解和体会。特别是张与她的丈夫花10年左右的时间，在世界各国广泛查找历史档案文献，对相当多亲历者进行访谈，获得了大量史料，也揭示了不少新的史实，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看法。这些，使得该书在史实方面的颠覆性远比以往那些更具冲击力。只看大陆出版的片面捧毛的书，而不读这种有较大冲击力的批毛的书，一旦有朝一日读到，难免会从根本上怀疑自己过去所得到的历史教育全是骗人。因此，我是主张要更多地广泛阅读各种不同观点和不同说法的历史书的。多读这些书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断那些靠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胡编乱造来挣钱的书商们的财路，让更多基于学术研究的客观谈论毛生平史实的著作成为读者的需要。[9]当然，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张的这本书是有其严重的弱点的。作者缺乏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主观色彩过于强烈，不知道围绕着诸如毛的重要生平及史实问题，凡出新论，不能简单地自说自话，非做严格的考据工夫不可。张确实挖掘到了相当多的史料，但只要预先将毛在内心中定性为恶，再多的史料在其眼中，也只会从恶的方面来理解和解读，而难以被客观地运用。这样的情况充斥于全书的绝大部分章节，这可以说是该书最为失败之处。”[9]- 参考资料
前言
张戎的自转《鸿》已经被译成三十几种文字，卖了一千万本，在今日西方没有任何一本中国人写的书有类似的影响。她的新作《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英国出版时，受到从左到右所有重要媒体一致推崇，不仅有《bbc》,《卫报》，《每日邮报》等敢写敢说的豪放类，也有《泰晤士报》，《经济学家》和《金融时报》平时言必有据的学者型。慷慨激昂为张戎站台的，政界有中国人的老相识末任港督彭定康（C．Pattern)，新闻界有《泰晤士报》东亚编辑曾因报道6．4获奖的J．Mirsky，学术界有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中国问题专家M．Yahuda。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任何一位理智正常而不带偏见的人，看了张戎的书都不可能对她的结论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怀疑。
该书一周之内便跃居英国非小说类排名榜之首。随后又获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非小说类排名状元。当该书在第一个非英语国家面世时，德国媒体的精英代表《明镜》对其赞美不落英伦之后。张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新权威，讲演，座谈，签名，采访，四处奔波应接不暇。包括诺贝尔获奖者在内的西方作家里也鲜有享此殊荣的。说张戎是在西方最受尊崇的中国人，恐不为过。在她的演讲会上提出不适当问题的人，被与会者视为“毛主义者”，无法把问话说完。在Amazon卖书网页上对该书的历史真实性有怀疑的读者评语，被其他评论者斥为“丑恶中国人的宣传”。
张戎此书的主要卖点是论证毛至少“像希特勒一样，或更坏”。相信这点的西方人，恐怕不会认为奉毛衣钵的中国政府比纳粹好多少，进而也很难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向这个准纳粹政府妥协并与之合作的中国人有多少好感。当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出现经济政治甚至战略矛盾时（如台湾海峡或东海大路架），这种恶感可能对西方的民意以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后果很严重。
张戎的书据称是十年钻研之成果，以各国秘密档案和数百知情者采访为依据。如果她的结论正确，后果再严重中国人也应当接受。可惜，在其惊人之语和浩瀚资料之间存在着鸿沟。更有甚者，二者时常相左。本文之目的在于指出这些自相矛盾之处，展示一下西方媒体最推崇的关于中国的书的真实价值。
本文非但寻找张戎书中的弱点和枝节，而是着专挑那些对毛人品攻击最力和被西方媒体评价最高，认为证明最充分的17个问题。为了便于读者验证本文的论点或发现错误，笔者尽量不用读者难以验证的材料，主要依赖于张戎书中所提供的信息，读者可以轻易核实。希望张戎的支持者在她这17个论点中能找出一个能站得住脚的。这些问题将在以下的17个小节里分别讨论：
（1）瑞金肃反，（2）蒋放走红军进四川，（3）蒋放走红军救儿子，（4）泸定桥，（5）被抬著长征，（6）不打日本，（7）陷害新四军，（8）牺牲胞弟，（9）整风，（10）卖鸦片，（11）镇反杀人三百万，（12）囚犯死亡二千七百万，（13）超级大国工程，（14）饿死三千八百万，（15）文革整死三百万，（16）文革目的，（17）毛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最近围绕张戎此书的争论。在该书出版四个月以后，西方媒体对张戎一面倒的喝彩声在欧洲以外开始出现杂音。今年10月《纽约时报》的纪思道（N．Kristof）披露，被张戎列入受采访者名单的章含之否认曾接受其采访。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Spence）在《纽约书评》上指出张戎的某些参考书不是严肃出版物，从中找不到任何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的H．McDonald在《TheAge》（2005.10.8）上披露：该报记者最近到泸定桥采访，未能找到张戎所讲的那位当时93岁的老太太，也没找到任何能记得此人的人。但是记者找到一位现年85岁的寡妇李桂秀，据当地人说是唯一活着的见证人。“李老太太说战斗确实打了”。“是在傍晚打起来的”。McDonald引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T．Bernstein的话：张戎“这本书对当代中国研究是一大祸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力（P．Link）也承认该书有违事实曲解史料。最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athan）于十一月在《伦敦书评》上列举了书中大量违背史实的耸人听闻之论，确凿证明“张戎和哈利代是一对饶舌乌鸦（magpies）”。
值得一提的是，当张戎的书今年夏天在英国出版时，美国主流媒体也是一片喝彩，并无半点保留。澳大利亚的《TheAge》也不例外。而以上那几位美国学者的反毛情绪并不在张戎的英国崇拜者之下。比如，曾常驻北京的纪思道在其文章之首断言，假如毛当初预见到张戎日后会写这本书，早就把她全家灭九族杀光了。中国现代史权威史景迁在其文章里没有任何证据而宣称彭德怀是被毛杀害的，尽管连张戎都承认：彭死于直肠癌。《天安门文件》的编译者林培力，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录的策划人黎安友，即最有财源的“民运”组织“中国人权”的美方负责人。这些知名人士长篇大论批张戎绝不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实在是因为张戎太不争气，帮倒忙，几乎坏了人家的反共大业。若不撇清关系，他们的信誉都给糟蹋了。
在西方学者开始批评张戎之书之前，笔者从今年八月初以来，已将本文的英文稿寄往多家发表过对该书评论的西方媒体和作者。迄今为止既没有愿意发表本文的，也没有愿意刊登一封简短读者来信的，任何反应都没有。对英文稿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http://www.geocities.com/jinxiaoding
《多维》的何频先生十月在纽约对张戎采访时曾特意征询其对本文的意见。张戎表示：“我看了，我还看得比较仔细”。“这些问题我都很容易的回答”。她的确对其中三个问题给了十分“容易的回答”。读者可在问题（2），（3）和（4）★部分的讨论中看到。张戎之弟张朴（《毛》书的中文翻译者）在《多维》博客上说将很快登出张戎原文与本文翻译的对照，使读者“一目了然”。尽管读者反复催问，张朴的中英文对照迄今仍无踪影，实在令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们一脸茫然。
本文与其他评论之不同在于，不仅指出张戎不尊重史实，夸张臆造，而且用其矛攻其盾，不用旁证博引，证明该书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认真的读者根本无须熟悉中国历史，也应当看出来。因此，张戎在西方新闻界甚至读者群中受到的广泛拥戴，恐怕只能用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来解释。是否如此，请读者公断。
（1）瑞金肃反
张戎对毛第一个主要指控是在瑞金根据地（包括江西和福建苏区）害死至少35万人，占人口总数10％。她先从1931－1935年江西苏区人口减少50万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总人口死亡数70万（113页）。她把这70万称为“死亡数”是不对的，因为从江西苏区人口减少数不可能按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死亡数”，只能是人口减少数。她再从江西238844位“革命烈士，即死于战场和党内被清洗者”（114页）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据地烈士总数（大约33.4万），最后用人口减少数扣除烈士数，剩下的她都算成“作为‘阶级敌人’被谋杀的，累死的，自杀的，或被毛政权以其他方式害死的”（113－114页）。张戎的算法太不专业了，因为她完全忽略了因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和难民。
在此期间蒋介石发动了5次围剿，其中一次出动50万大军（125页），根据地从5万平方公里缩小至几十平方公里（103－104页）。蒋军并非以善待百姓著称，早在红色政权出现之前的1927年，已有“数万共产党人及被怀疑者遭屠杀”（47页）。在如此长期反复的战争里，平民因误伤，疾病，冻饿，经济困难等致死数目经常超过军队战场上的死亡。
另外，瑞金地区连年战乱，很可能造成人口外移。尤其照张戎的说法，毛在瑞金的政策“是没收最后一件东西”（111页），“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恐怖统治如同监狱”（113页）。那么，大批民众必定趁蒋大元帅5次拯救之机逃离毛匪地狱。
假如平民死亡和难民的总数与烈士数相当，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作为‘阶级敌人’被谋杀的，累死的，自杀的，或被毛政权以其他方式害死的”了。这类死者只剩下3万2千人（70万－2×33.4万），少于张戎数字的十分之一。
（2）蒋放走红军进四川
张戎对中国历史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否定毛在红军长征中的作用。她说“不会有任何疑问，是蒋介石放走了中共领导和红军主力”（137页）。据她说蒋介石想把红军赶入四川来吓唬当地军阀，迫其允许国民党军队随之进入其地盘剿共。
张戎的资料只证明蒋确实把借追剿红军之机进入四川当作额外收获，但无法证明蒋为此放走红军。有趣的是，1932秋张国焘就已“进入四川建立了根据地，并将其部队扩充至八万人”。张戎称“国焘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共产党人”（147－148页）。当毛到达四川时，张的八万红军“兵强马壮，有机枪迫击炮，弹药充足，训练有素”，而毛的部队“仅剩一万来人，残兵弱旅处于崩溃的边缘”（163页）。
那么，为什么“最成功的共产党人”张国焘和他的八万精兵强将在四川待了三年，仍没把四川军阀吓得允许蒋军入川？而非要毛的万把残兵来当此大任不可？这个问题没解释，人们对张戎的惊人发现怎么“不会有任何疑问”呢？
★ 针对这个问题，张戎向《多维》的何频作了如下解答：“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但是我们早已经研究到了。张国焘的军队从陕西入川的时候，他在川北，蒋介石的军队就想跟进来。但是四川当时是防区制，每一地方有自己的军阀，都不是一块儿的，都是分开的。蒋介石把中央红军是从南边赶进去，他要征服的是整个川南川西川北，同时也要征服川东的军阀”。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不把张国焘从川北赶到川西川东和川南，而非要把中央红军从江西大老远赶来呢？为什么不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边，回头再以围剿张国焘的名义进入四川，而要陪着中央红军到贵州云南绕圈子呢？张戎的回答马上引出几乎同样的问题，等于什么也没解释。这种“很容易的回答”恐怕有点太容易了吧？
（3）蒋放走红军救儿子
为了进一步证明毛对红军毫无贡献，张戎为蒋介石放走红军提出了另一个“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138页）：把他儿子蒋经国从苏联换回来。可她的证据只说明蒋想要儿子回来，而无资料证明蒋放走红军，连这种想法的证据都没有。
相反，据张戎说，当“苏俄特务”宋庆龄代表莫斯科向蒋介石提出以蒋经国交换在上海被捕的“两个头等苏联特务”时，却被蒋拒绝（139－140页）。蒋为他儿子连释放两个特务都不干，怎么会甘心放跑他称为心腹大患的几万红军呢？什么样的特务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德一伙还重要？其实这“两个头等苏联特务”是默默无闻的中国夫妇牛兰和他太太。张戎在书中介绍了十几位苏联特务的大名，可偏偏不介绍这“两个头等苏联特务”。为什么？她大概有“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吧。
★ 张戎“比较仔细”地看过本文后，在接受《多维》何频采访时作了以下“很容易的回答”：蒋介石“想用中共的生存来换回他的儿子。这个材料我们是怎么来的呢？很多很多的来源，首先是俄罗斯档案馆的大量材料，蒋介石是怎么跟苏联政府打交道的，蒋介石本人的日记有大量的记载，蒋经国自己有一个自述也有，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还有，至于蒋介石是怎么放走红军的，这个就是红军长征时有很多史料，当时国民党来往的电报，这个我们的书里有详细的解释”。
所有这些，正如笔者已经向张戎指出的，“只说明蒋想要儿子回来，而无资料证明蒋放走红军”。为什么张戎死活不拿出哪怕一句资料原文证明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呢？这难道不是比罗列一大堆“很多很多的来源”更“容易的回答”吗？
（4）泸定桥
张戎对泸定桥战斗的否定被西方媒体广为宣扬，被称为对红军传奇的致命打击。据她讲，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在大渡桥并无战斗。红军到达时那里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159页）。否定泸定桥之战的主要证据来自对一位93岁妇女的采访。“她记得共产党‘阴一下，阳一下’地打炮——中国话意为时断时续。她根本不记得她这边河岸被射击”（159页）。
张戎没说清楚她指的“国民党军队”是否包括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的四川军阀部队。从其资料来源看好像并不包括。如果不包括，她的推论显然不成立，因为根据中共党史，当时守泸定桥的正是军阀部队，而不是国民党正规军。
况且张戎承认红军“在泸定桥朝对岸打炮射击”（159页），“城内起火了，很可能是红军炮击所致”（160页）。弹药匮乏的红军不可能拿炮当焰火放。仅一个月后，未经大仗，他们已“失去了所有重武器，只剩步枪，平均每枝5发子弹”（163页）。他们最后的重兵器应当用在了最紧要的关头。怎么会在泸定桥放空炮呢？侦查失误？不太可能。既然张戎否定桥上木板被拆除（160页），派个人过桥看看恐怕比建个炮兵阵地还容易。而且若是侦查失误，伪造战斗故事的八成是前线指挥员，以掩盖浪费弹药之责，毛应是被骗对象，不是骗人者。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红军打炮就是为了造假，张戎似乎持此看法。但红军造假也没必要打炮，除非他们有录像机。而且他们不应画蛇添足使其谎言更容易被揭破。可他们却“马上开庆祝会”，给22位假英雄每人发“一件列宁装，一枝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160页）。红军当时性命都难保，可能浪费宝贵弹药和找这么多麻烦来造假吗？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国民党不揭穿这个谎言？即便蒋介石想放红军一马，这也是他的个人秘密，其宣传机器怎么也让红军丑闻成为“不为人知的故事”？
最后，谁会因这个谎言受惠呢？据张戎说红军被毛领着走了“2000公里冤枉道”（162页），“对毛深深不满”，“所有人都对毛愤恨”（155页）。如果毛能让红军一枪不放而过大渡河，对其巩固刚篡夺的领导地位帮助更大。编造战斗故事只能减少毛的功劳，让他被迫与22位假英雄分享。也许当年有人编造故事就是要反毛的，如今被张戎揭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 张戎在《多维》采访时对此问题是这样说的：“他（笔者）的很多的立论完全是因为没有看我们的注释，甚至没有看我们的正文”。她否定泸定桥战斗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文献资料，其中一条文献资料就是当时第一批过泸定桥的是22个红军，这22个人，过泸定桥后一根毫毛未伤，在桥那边举行了一个仪式，他们每个人还得到一双碗筷，还有自来水笔，……他（笔者）既没看注释，又没看正文，就来发议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我们也研究大量的守桥的国民党军队到底是谁，这在我们的正文里有详细说明是哪一支国民党部队，那么这支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就被调开了，这都有当时的电报，在注释里也有电报的来源，他完全不提这个就没有道理，这样的问题回答起来就很浪费时间”。
很对不起，笔者正是看了张戎的正文和注释，才会明确写道：“张戎没说清楚她指的‘国民党军队’是否包括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的四川军阀部队。从其资料来源看好像并不包括。如果不包括，她的推论显然不成立，因为根据中共党史，当时守泸定桥的正是军阀部队，而不是国民党正规军”。张戎连看一下本文短短几句话的时间都不想浪费，就来“很容易的回答”问题，让笔者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即使泸定桥的22位红军都没死，也只能令人怀疑战斗的激烈程度，而不能彻底否定战斗的发生。当时守桥的军阀部队被叫做“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战斗力极差，见到不要命的红军冲过来，吓得乱放几枪就跑是完全有可能的。张戎用没死人证明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显然占不住脚。
《多维》的何频接着提问“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出来的呢？”张戎回答：“泸定桥的神话最早是斯诺写出来的”。可她在书里明明写着红军“在泸定桥朝对岸打炮射击”，过桥后“马上开庆祝会”，给22位先过桥的战士每人发“一件列宁装，一枝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没有战斗为何开庆祝会？为何发奖品？根据张戎讲的这些事实，即使泸定桥战斗的故事是编的，起码当时就编出来了。怎么可能“最早是斯诺写出来的”？张戎刚讲完发奖品的事，就马上“完全不提这个就没有道理”。
（5）被抬著长征
张戎的又一惊人之论是毛在整个长征中被担架抬着。可她的证据没一个站得住脚。
按张戎的说法，毛和洛甫，王稼祥“三人帮行军时粘在一块，通常躺在担架上。一些领导人给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挑夫。整个长征途中，包括最难走的路程，他们大都是被抬着的”（144页）。对包含如此重要指控的这句话，张戎反常地在附录里没有列出任何支持材料。这里有颇多疑问。首先，毛的“三人帮”是否有这么大特权。“洛甫，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成员”，说“我感觉自己毫无权力”（144页）。毛就更遭了，“他很孤立，处境很可怜”（132页）。长征前他担心自己被遗弃，窜到每一个他以为红军会经过之处，盼望部队通过时把他带上（128页）。在此情况下，毛的担架恐怕不是因为他的特权，而是“开拔几天前，他因疟疾而发烧41度，陷入昏迷”（132页）吧。
另一个问题是毛是否愿意被抬。照张戎的说法，毛的三人帮正酝酿篡夺红军指挥权，他们理应争取军心。而“对特权的厌恶在红军里特别强烈，很多人本是出于对平等的追求而参军的，这是党的主要吸引力”（77页）。既然如此，毛能躺在担架上成功抢夺领导权吗？为什么他的对手不指责呢？除非他们也被担架抬着。那红军怎么没垮并能忍受张戎所描述的过草地等千辛万苦（167－169页）呢？
张戎在另一处提到有人指控“毛和其他领导在整个长征中一直‘坐轿子’”（165页）。这句话的根据是张国焘的书，可其中直接引语只是没有主语的半截话“坐轿子”。而张国焘是毛的死对头，写书时早已从红军叛逃到国民党一方多年。张与毛在长征中相会于35年6月末，分手于8月初，其间开会多行军少（166页）。如张戎书中地图所示，俩人的共同行军路线只有很短一段。即使张国焘说的“整个长征中”，又有多少可信度呢？如果他是听别人说的，究竟是谁呢？
张戎关于毛一直被抬着的最直接证据是：“毛自己几十年后对其下属说：长征中我躺在担架上。干什么呢？我就看书，看了很多”（144页）。毛的话并不一定意味他总是被抬着，让我们看看张戎的解读是否合理。按张戎的注解，毛的话出现在其生活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张戎总责怪中国政府封锁毛的史实，可她的关键证据却来源于最权威和严格控制的官方公开出版物。即使我们相信叶子龙背叛了毛，相信中共官方已抢在张戎之前几年揭露了毛的恶行，但这样的公开揭发怎么可能在中国竟无人知道，还是“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6）不打日本
张戎说毛对打日本没兴趣，只想发动反蒋内战。可是她的证据却表明与日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而毛的持久战方针才是长期抗战的有效方式。
在题为“清党反蒋－不抗日”一章里，张戎写到：“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211页）。“他不断给部下发电报，要他们‘注重创建根据地，而非打仗’，从头到尾毛督促他们别打日本，专心抢地盘”（212－213页）。
照张戎的观点，共产党应该跟日本人正面交锋。若如此结果将怎样？1937年8月，中日在上海开战。“中国170个师的73个——最强的三分之一——超过40万人投了进去，全部报销。……日本方面损失轻多了，虽然也不少，死伤约4万”（209页）。日中战绩十比一。
“此时红军有6万正规部队”（211页）。假设他们的战斗力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相同，尽管其装备给养和训练都差得远。如果他们与日军正面作战，最多能给日方造成6千人的伤亡，自己就“全部报销”了。这还不到蒋介石上海战绩的六分之一，对整个抗战影响甚微。而日本后方稳固以后，蒋先生也就难持久了。
幸亏红军听了毛的主意。结果：“到（1937）11月中，中共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人口一千二百万”（213页）。“至1940年1月朱德彭德怀的八路军已增长到24万（从战争开始的4万6千）。在上海南京附近由刘少奇领导的新四军增加3倍达到3万人。十几个根据地在敌后建立。光是离北京仅80公里的晋察冀就控制了2千4百万人口”（225页）。张戎摆出这样的事实，能让人相信“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吗？
（7）陷害新四军
按张戎的说法，皖南事变是毛设计的。目的是让新四军军部9千人被蒋介石歼灭，以促使斯大林支持他发动内战。可她的材料显示毛即无动机又无能力这样做。
1940年7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撤出长江地区”。12月“毛设计要借国民党军队消灭项英所部，以此说服斯大林允许他发动对蒋介石的内战”（236页）。“毛在抗日战争烽火最炽之时要求莫斯科支持他开始全面内战”（234页）。
据张戎讲，毛让新四军走一条被蒋介石否决的路线，但不告诉蒋。“国民党大部队不知道新四军只是路过，以为是进攻他们。从而双方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4天里，1月6－9日，毛声称没收到任何信息”（237）。因此，蒋介石没收到新四军要求国民党部队解除包围的请求，导致新四军总部9千人被歼。
让我们看看毛是否有能力打内战。当时毛的24万八路军主力在“离北京仅80公里的晋察冀”，3万人的新四军“在上海南京附近”（225页），皆在敌后。蒋介石在哪？“迁都到了深入内地的重庆”（223页）。毛即使得到斯大林批准“开始全面内战”，也得跳过日本人占领区才能碰到蒋大元帅。他的武器也比不了人家。抗战刚开始蒋介石光从苏联就获得了“1000架飞机，还有坦克和大炮”（209页），而壮大到抗战快结束“八路军也才只有153门大炮”（295页）。
其次，“毛声称没收到任何信息”也不足以导致皖南事变。有点军事素养的人都不难分辨一支9千人的队伍是在行军还是在进攻。即使国民党军官无此素养，他们总可以在开火前，或在四天激战中向新四军讯问一下，那样毛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即使他们懒得问，总该在消灭抗日友军前请示一下大元帅吧。既然蒋介石刚否决过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没有毛的通知他也该马上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蒋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抗战之中爆发全面内战”（240页），他应不至于下令剿灭新四军，这样毛的诡计还会失败的。
按张戎的说法，毛连蒋军司令的糊涂和蒋大元帅的疏忽都安排好了。太悬了吧。
（8）牺牲胞弟
希特勒都没杀过自己的亲人，按张戎的说法，而毛却连这种事也干。
“为了在中共党内煽动反蒋情绪，毛又给国民党设计了另一个‘大屠杀’。……这次的牺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的弟弟泽民。……1943年初，泽民和140位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在新疆）被捕”。“中共领导集体（以书记处名义）让中共联络人周恩来要求将他们释放。两天后（二月）12日毛给周又发了一封电报，释放新疆被捕者的事不在上面。周就没提出释放要求。9月27日泽民和另两位中共干部以图谋颠覆罪被处决。可死的太少，仅三个，毛无法指控‘大屠杀’。他也没对处决提出谴责，因为那样会使人怀疑中共确实犯有被指控之罪”（259－260页）。
这个指控滑稽得让人不好意思严肃对待。下面让我们想象一段虚拟的法庭对话。
张律师：法官大人，我发现姓毛的设计了“大屠杀”并把亲弟弟泽民害死了呀。
法官： 他的动机是什么？
张律师：他想煽动人们反对蒋先生呀。
法官： 毛干了什么？
张律师：他没让姓周的要求蒋先生释放泽民呀。
法官： 可他两天前刚告诉过周，为什么没重复发指示就害死了泽民呢？
张律师：这样姓周的就知道毛想叫泽民死呀，他就没要求蒋先生释放他呀。
法官： 我不懂周为什么这么理解。毛有没有谴责泽民被杀呢？
张律师：没有呀，因为他怕暴露泽民确实有罪呀。
法官： 如果这样，他怎么能利用泽民之死来煽动人们反对蒋先生呢？
张律师：他原来期待蒋先生会杀的很多的呀。
法官： 可蒋先生只杀了3个人，我看不出毛为何指望他杀很多人。
张律师：因为其他140个共产党都犯了图谋颠覆罪的呀。
法官： 你的意思是蒋先生不仅杀泽民合理合法，他还有权杀很多人？
张律师：是这样的呀，大人。
法官： 要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毛再给周发个指示泽民就能得救的呀？
张律师：呀！
这样的对话肯定“会使人怀疑”毛“确实犯有被指控之罪”的呀。
（9）整风
张戎断言在1942－1943年的延安整风期间，“至少有几千人死亡”（257页）。她没给出任何证明材料支持这种说法。
让我们看看张戎重点描述的受害者，“青年志愿者的领头人”王实味的命运。毛读了王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把报纸摔在桌上生气地质问：谁在这里当家？王实味还是马克思主义？”看到“实味深得人心，毛说：‘我现在有了靶子’。之后他愤恨地说：‘很多人大老远跑来看他的文章，却没人想看我的！’‘王实味成了帝王主宰，……他控制了延安，……我们败在了他的手下’。他（毛）指责他为托派分子，……他（王）曾说托洛茨基是‘天才’，而斯大林是‘不讨人喜欢的人’，‘干了数不清的坏事’”（250－252页）。
很难想象有谁会比王实味面临更严重的死亡威胁。可他直到整风结束后的第四年还活着。在胡宗南迫使中共撤离延安的47年，王实味因为成了军队转移中的累赘而被杀害（252页），但不是毛的旨意。只靠张戎详细介绍的这个典型案例，没有任何其他证明，人们怎么相信整风造成“至少有几千人死亡”呢？
（10）卖鸦片
“1943年苏联人估计毛的鸦片销量达到44760公斤，价值为天文数字的24亿法币（按当年兑换率约合6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亿4千万美元）。……而同年延安积累了价值2亿5千万法币的储蓄，……这个数字是1942年延安地区官方预算的6倍”（287页）。
如果这样，1943年的鸦片销量就应为延安1942年预算的58倍（6×24亿／2.5亿）。而税收不会高于预算多少，所以鸦片销量约为税收的58倍。
张戎又说，毛对延安老百姓征收重税，“有时‘几乎等于全年的收成’，对许多人来说‘交了税就没剩下任何粮食了’”（284页）。因此延安税收几乎是人民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毛怎么得到相当于延安人民全部可支配收入58倍的鸦片收入呢？不是从延安，因为“染上烟瘾的农民对他是没用的”（290页）。只能从周围地区。如果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收入水平与延安相仿，即使所有人用全部可支配收入来买毛的鸦片，毛的鸦片市场也必须覆盖58个延安的广大区域。而延安的面积“大体与法国相等”（284页）。58个法国的面积超过3个中国！如果把全国人均收入算作延安地区的3倍，毛的鸦片市场也得覆盖全中国。
若如此，延安早就成为中国著名的金三角了，怎么可能这事至今还“不为人知”呢？
（11）镇反杀人三百万
在书的开头，张戎宣告：“毛泽东要为和平时期超过7千万人民的死亡负责”（3页）。她这7千万人的第一笔帐，是1950－1951年镇反中“3百万人死于枪决，非法暴力和自杀”。她的解释是，70万人被枪决，“被殴打或刑罚致死的至少也有这么多。根据几个地方的调查，自杀的人很可能与因以上原因致死的大体相等”（337页）。所以，70万×2×2＝280万 ≈ 300万。
张戎没提供任何资料支持被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与被枪决数相等的说法。至于为什么自杀数等于前两项之和，她的“几个地方的调查”的具体细节也完全省略了。即使她真有几个调查案例，把他们推广到全国范围也是很不专业的做法。哪怕是根据大样本外推，都是不可靠的。比如，我们把当时全国5亿5千万人口中70万被枪决作为比例，应用到“毛的主要打击目标－罗马天主教”。既然“中国有大约330万天主教徒”（340页），其中被枪决的至少应有70万×330万／5亿5千万＝4200人。可张戎告诉我们只有“几百位中国天主教徒被枪决”（340页）。
即使在镇反中杀掉的70万人，也并不都能恰当地称为和平时期的死亡。当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一半领土还没解放，国共战争和清匪反霸持续到1950年，某些地区甚至延续到1951年。“镇反和在居住著全国3分之2人口的新解放区所进行的土改”（337页），在很大程度上与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紧密相连。许多人被镇压是与其在战争中的军事或暴力行为有关的。一些偏远地区的长年匪患历代官府都束手无策，解放军一到，立即烟飞灰灭。不掉几个脑袋怎么可能呢。
另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号召大陆匪区人民造反，迎接美军解放。不少人响应，参与了颠覆组织，宣传，谍报，纵火，爆炸，放毒，谋杀甚至武装暴动。这些行为被张戎今天所属国的政府叫做“恐怖主义”，针对这些行为的镇压应叫“反恐战争”。张戎把“恐怖分子”都算成和平时期的无辜受害者了。
（12）囚犯死亡二千七百万
这是张戎记在毛名下的7千万冤魂的第二个群体。她说在毛27年统治下“死在监狱和劳改场的可达2千7百万”。证明：“在毛统治下的任何一年，中国在监狱和劳改场的人数大约一千万。囚犯们对其生活的描述表明死亡率很高，可能每年10％”（338页）。所以，1千万×10％×27＝2千7百万。
每年一千万囚犯的数字怎么来的，没解释。哪里的囚犯描述的哪个年代的生活状况所得出的10％死亡率，也没解释。为什么毛要为所有这些囚犯之死负责，更没解释。显然张戎把所有不幸死亡的中国人都算在毛的帐上。照这个公式，若把1978－1989年算作邓小平的统治期，他应为一千二百万人之死负责。要是这样对他不公平，也可以把前头的2百万推给华国锋，中间的7百万划给胡耀邦，最后3百万留给赵紫阳。反正无论谁当中国领导人，每人都得摊上两三千条人命。
（13）超级大国工程／计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张戎宣告毛从1953年开始就一直醉心于称霸世界的梦想，并搞了一个秘密的超级大国工程／计划。这显然是张戎的西方朋友最想听的，因为她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惜张戎没拿出一点有关这个工程／计划的证据。
书中一章的标题是“启动秘密的超级大国工程”。张戎在其中写道“1953年5月，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的继任者同意卖给中国91个大型工业企业。……这实际上是毛的超级大国工程。其完全的军事性质被掩盖了，而且至今在中国也几乎无人知晓”（396页）。此后，毛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并“命令城市工商业实行国营，以便把每一点资源都用于超级大国工程”（412页）。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毛发现他能提供给埃及的只是“步枪等轻武器”，因而“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加速他的超级大国工程”（425页）。他通过反右消灭了不同意见，接着发动大跃进来“推动他的超级大国工程”（444页）。尽管大饥荒令其计划受挫，“成为超级大国仍然是毛的最大梦想。这也是他搞文革大清洗的部分原因——换上那些能跟上他步调的新的政策贯彻者。这个一搞完，他就开始加速超级大国工程”（573页）。甚至向西方世界，“毛开始寻求与美国拉关系，以求为他的超级大国工程获取西方的技术”（601页）。
毛即使有超级大国的野心，也不等于有一个超级大国工程／计划（Programme）。按照Webster新世界英语辞典的解释，Programme的意思是指明确写下来，宣布出来，或陈述出来的有关具体活动的方案和程序。它不是仅存在于某人脑袋里的，从未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出来的想法。
在整本书里我们看不到毛或其同事提到超级大国工程的任何记录。这个名字就挺怪。毛一直声称中国属于第三世界（650页），决不当超级大国（由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宣布）。即使他暗地里搞，也不太可能用这个名字。事实上“超级大国”这个词到70年代才在中文里出现，毛怎么可能在1953年就“首次规划出他的超级大国工程”（432页）呢？
如果毛用了别的什么名字，或某个代号，究竟是什么？“那东西”？“那玩艺儿”？如果连个名字甚至代号都没有，毛和他的同伙怎么讨论这个工程呢？更别提实施了。如果连这个也不知道，张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恐怕连天也不知吧？
虽然没有存在的证据，张戎还是列出了毛的超级大国工程的两项内容。一个是1953年苏联卖给中国的91个工业项目。可她一点也没解释什么样的“军事性质被掩盖”在这些水电站，拖拉机厂，矿山，钢铁厂，汽车厂，炼油厂，机械制造厂之类的企业里。也许在她看来中国人吃饭穿衣都是“完全的军事性质”。
张戎列举的第二个超级大国工程项目是原子弹。好几个国家在中国之前或之后发展了原子弹。张戎没讲为什么中国搞原子弹就是要当超级大国。可她没忘了告诉我们：“1955年3月，美国表示它会在某种条件下使用核武器。16日爱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非常明确地说他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能‘象使用一般子弹或其他东西那样使用’它们。……中国看来真有遭受美国核打击的可能”（414页）。
张戎没提到的是，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曾要求向北京等大中城市投掷二十几枚原子弹。该计划在经过多次激烈辩论之后被杜鲁门总统否决。还有1963年“肯尼迪总统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英国《独立报》2005年8月27日）。
张戎至少知道中国受到核威胁只是因为向其领土内“国民党占据的岛屿打炮”而已（414页）。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没有受到过比中国更严重的核威胁？按张戎的观点，是否他们都搞了超级大国工程？
张戎说，1958－1961四年间，“近3千8百万人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毛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或累死”（456－457页）。
她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证明“毛明明知道”大批人频临饿死而没采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论据是：“在1958－1959年关键的两年里，光粮食出口就几乎7百万吨，这些粮食可以给3千8百万人提供每天840卡路里，足以造成生死之别”（457页）。
1958－1959年大饥荒刚露苗头，毛不可能“明明知道”粮食出口会导致大量饿死人。1959年的粮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据1958年的粮食估产与国外签约的。而1958年的虚报产量造成毛错误地“宣告58年的产量是57年的两倍”（461页）。如张戎所述，当时浮夸盛行，《人民日报》曾报道过单产达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闻（446页）。看来毛对增产一倍的估计自己确实是相信的。毫无疑问他要为产生这种浮夸的政治风气负责，也要为1959年未能及时发现饥荒并迅速取消粮食出口合同负责。当时中国的出口几乎只有粮食，取消合同在国际信誉上的损失和毛的民族自尊可能都有负面影响。但这跟“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是两回事。
要客观地判断毛是否“明明知道”，我们不应低估当时获取可靠信息的难度。一个现成的例子就与张戎有关。张戎在其自转《鸿》中介绍，她父亲是当时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过她把自己父母所在单位叫做“公共事务（PublicAffair）部”，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农村访贫问苦。据她讲四川饥荒造成7百万人死亡。对此没人比她父亲更应该“明明知道”了。从饥荒到他去世的十多年里，很难想象他没把这些告诉也是“公共事务部”官员的妻子，更难想象他妻子会在此后30年里对张戎隐瞒。可无论在《鸿》还是在这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从她父亲那里获得的有关四川饥荒的任何信息。就连张戎那7百万的数字，也是她出国十多年后才听说的。如果一省之内专管农村“公共事务”的官员都没有“明明知道”的话，远在北京的毛怎么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实对张戎来说，证明毛“明明知道”应当轻而易举。她只须拿出证据，表明四川省委或“公共事务部”曾向北京汇报过大批农民频临饿死的情况并呼求紧急救济，而北京没有马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如果张戎把找不出这样证据的原因归咎于毛的残酷打压，她应该至少举出一个证据，表明毛曾制裁过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济粮的干部。她书里讲到的彭德怀不是恰当的例子，因为他干了许多别的事情，比如张戎认为他“考虑过某种类似军事政变的活动”（464页），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当众质问为什么他不能“操”毛（273页，片断引语）。
为什么张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证据呢？大概与四川省委成功地掩盖了四川的饥荒有关。其他严重饿死人的省的第一书记当时都被撤职，如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所以能瞒天过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四川媒体的严密封锁。而控制这些媒体的顶头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即张戎父亲的“公共事务部”。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张戎的3千8百万饿死人数颇有争议。这跟1937－1945年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死亡数字基本相等了。为了让读者信服，张戎把国家统计局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作为支持这一结论的参考资料。可是，无论死亡率还是总人口数，她的数字都与该统计年鉴不同。她没有告诉读者这些差异，只是提到“官方1983年发表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因为地方公安局低报了1959－1961年的死亡数”（457页）。假如中国统计学家有起码的专业素养，这些低报现象应当已经被考虑进去了，除非有人能证明并非如此。张戎没有解释她的正确数字是怎么来的。差别可是不小，如60年的官方死亡率是2.54％，她的是4.34％。仅这一项就多“生”出1千2百万饿死鬼。
其实，按照张戎所解释的算法（456－457页），不论具体数字准确与否，那些人数应属“非正常死亡”，并不等于饿死累死。比如受营养不良影响但主要因为其他疾病死亡的病人，受医疗护理条件影响本可多活几年却“提早”去世的老年人。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后的统计资料上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当时却不被看成饥荒的牺牲品，因而没有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今天在中国找不到张戎宣称的那种世纪大灾难所应伴随的普遍案例。
如果把张戎的逻辑用到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人口数据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国饥荒时还高。她应该赞同苏共老党员的观点，判叶利钦种族灭绝罪。张戎“明明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吧？
最后，让我们看看张戎是怎么证明毛甚至有意让几千万人死亡的。她写道：“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457）。“毛说：‘象这样工作，所有这些工程项目，中国可能要死一半人。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知道这话听起来太吓人，他想推卸责任。‘死五千万人’，他继续说，‘我可能要被撤职，甚至掉脑袋，……但是你们若坚持，我就让你们搞，死人的时候可别怪我’。”（458）
张戎所引毛的话出自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包括上下文的原话是这样的：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看了原文，“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了吧。
（15）文革整死三百万
张戎所说的7千万毛氏牺牲品中的最后一批，是死于文革的3百万。“从毛发动大清洗到他1976年死去的十年里，至少3百万人因暴力死亡。……而这些屠杀是政府支持的”（569页）。
她的3百万数字的主要参考文献，是《中国之春》，很难说是中立和客观的杂志。
文革时中国有29个省市。张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广西，“10万人被杀”（566页）。要凑齐全国3百万的总数，其他各省死人数也得达到广西的水平才行。可张戎的第二和第三名，云南有“1万7千人被枪决，打死或被逼自杀”，内蒙有“16222人死亡”（567页）。让我们假设广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数都是2万，加上广西的10万，总共66万。张戎宣称的3百万里剩下的234万，又成了她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毛对死人应负的责任。张戎说死人最多的广西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实例”(565页）。在那里两派武斗是由于其中的“一方拒绝承认毛任命的（韦）国清将军的领导”(565页）。那么毛对两派武斗是什么态度呢？据张戎说，文革一开始，“毛让周恩来在（1966年）8月31日天安门红卫兵大会上宣布：‘要文斗不要武斗’”（540页）。“1968年尽管北京不断下令，各地武斗屡禁不止。其中特别不听话的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曾用他来折磨刘少奇夫妇。蒯这时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左派’，决心要制服他在校内的反对者。他对上面多次指示置之不理，……毛不得不亲自出面让他服从，同时把他当成例子来警告全国，武斗必须停止”（564－565页）。
既然毛阻止他身边最器重的造反派武斗，怎么会支持广西云南内蒙那些边远省份的武斗分子呢？张戎自己也承认：“毛掀起的风暴冲击了他自己的权力。他不得不放弃区分左派与保守派的念头，号召各派大联合。可他的命令无人理睬”（564页）。按她这个说法，显然毛有发动文革之错，并无支持武斗之罪嘛。
（16）文革目的
评毛功过必谈文革，因为他自己把文革作为一生两件大事之一。张戎认为毛“搞这场大清洗是为了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来推行他的超级大国工程（558页)。他的真正目标“是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毛要把他们整个干掉”(543页）。可是她的证据不仅跟她的说法矛盾，而且还支持了毛自己宣称的文革目标：“从中国清除苏联修正主义”（570页）。
（1）张戎的证据表明毛并不需要文革来“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因为文革前在党内并不存在毛与“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之间的尖锐矛盾。1964年毛开始了大跃进以后的最大项目，三线工程。“它的成本达到2千亿元的天文数字，在其高峰期它吸收了全国至少三分之二的投资。它所造成的浪费超过了整个大跃进时的物质损失”（503页）。
尽管如此，“刘少奇和毛的其他同事对如此的愚蠢行为并没抵抗。……只要毛不驱使人民大量死亡或搞政治迫害，看来就是他的同事们最好的指望了——并且足以使他们感到心甘情愿继续顺从下去”(504页）。这样看来毛根本没必要“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2）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来换下对“极端政策不满者”，他应当在文革中提拔前者打击后者。可张戎描述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张戎先举了一个例子，反文革的一员干将是“毛的老跟班谭震林，他在大饥荒时主管农业（可见他为追随毛能走多远）”(546页）。接下来她甚至说得更明确：“毛并不区分心怀不满的干部和那些彻底效忠于他哪怕在饥荒时期也没动摇过的人。事实上，他也分不出谁是谁，所以他决定先一锅端了，然后再让他的新政策贯彻者去调查区分”（543页）。
这可不是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的好办法。假如毛经过对其部下的多年考查，还“分不出谁是谁”的话，他能相信那些刚从党外突然冒出来的造反派替他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吗？实际上，“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在文革中更可能被他们统治下受苦多年的造反派最先打倒。比如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包括“公共事务部”的），当年合伙躲过了大饥荒的责任，这次就没跑掉。毛若用文革的方式来选拔“无情的政策贯彻者”，简直是成心跟自己过不去嘛。
（3）张戎的文革理论更难解释毛发动民众捣毁党政系统的做法。
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贯彻他的“极端政策”，他最忌讳的应当是破坏贯彻任何政策都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政府权威。没有这个什么样的贯彻者也无法贯彻任何政策，不论他们多么无情。挽救张戎理论的唯一可能是证明毛必须靠发动民众打倒政敌。可惜这个可能性也被张戎彻底排除了。
张戎的证据表明毛无须民众帮忙就能打倒对手。比如，在打倒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大清洗的第一批受害者”时，“毛都不屑出席”，会议“其实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他知道他正在干的事最后将导致他自身的毁灭”。“刘要求所有赞成的人举手，所有的人都举了，包括彭真和刘少奇”（531页）。
在刘少奇被打倒的过程中，红卫兵确实有些参与，但张戎证明他们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在引用了蒯大富的一段话后，她写到：“这是红卫兵实际上怎样运作的很好的自我坦白；他们只是工具，胆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这点”（550页）。正式打倒刘的时候，“毛让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刘停止见外宾或公开露面，除非接到指示。那天毛写了一篇指控刘的文章，两天后在中央委员会上宣读，公布了刘的倒台”（548页）。红卫兵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再看看毛与其他文革反对派的斗争。“在他剩下的最高领导层里，只有一次抗争。1967年2月，几个没倒台的政治局委员发表异议，对党内同僚的遭遇表示愤怒”（546页）。“但这些高层的幸存者或是毛长年的追随者，或是已经被他制服了的。在他的淫威面前，这些人退缩了。……这个小型反叛被轻易压了下去”（547页）。在包括几位元帅的集体挑战面前，毛仍没用红卫兵帮忙。
（4）现在看看张戎怎样用她的证据支持毛的说法，即文革的目的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她相信文革前在中共党内存在亲苏势力，并可能以政变方式夺权。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赶下台。……几天后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 Chervonneko毛‘热切希望’改善关系。周希望受邀请参加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活动”(510页)。“在11月7日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周说：‘我们不想再让毛或者赫鲁晓夫阻碍我们发展关系’。……马林诺夫斯基接着又对中国的代理国防部长贺龙元帅讲：‘我们赶走了我们的笨旦赫鲁晓夫，现在轮到你们赶走你们的笨旦毛了’”（511页）。
张戎接着谈到中共党内的秘密活动。1966年“2月北京市长彭真在刘少奇支持下提出‘指导全国的提纲’禁止用政治批判摧残文化和对文化的维护。更进一步，他事实上压制了毛想发动政治迫害的指令。……等提纲一颁布，彭市长就飞到四川，名义上是视察那里山区的国防工业。在那他做了件真正让人震惊的事。他秘密地会见了彭德怀元帅。……考虑到这个特殊的时间，他在未得允许的情况下秘密会见毛的主要对手所冒的巨大风险，很有可能他们讨论了用武力阻止毛的可行性。……贺龙元帅，就是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劝其‘赶走毛’的那位，不久也去了四川，名义上也是视察国防工业。……还有更多的迹象令毛不安。彭市长似乎考虑与苏联人接触，而且可能想求苏联的帮助来避免毛的清洗”（528页）。
按照张戎的推论，当时中国确有发生亲苏政变的可能。如果这样，人们就很难怀疑毛的文革目的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从中国清除苏联修正主义”（570页）。
（5）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紧密相连，毛宣称的文革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41页）。这些目的不仅跟张戎的证据相符合，而且也可以解释张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为什么毛要发动群众打倒大批老干部。因为按照毛所信奉的理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不满意的是老百姓，得益的是掌权的。所以要防止资本主义就要靠老百姓造反来对抗党和政府。
毛对资本主义的担心至少与中国今日的现实相符。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资本主义，起码对老百姓的生活而言。而且关键的转型正是在文革时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导下完成的。
我们可以不赞成毛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但无法否认他对其可能复辟的预见是合理的。毛反对资本主义是肯定无疑的，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见也被证明是准确的，连带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主要领导人都算准了。那么他试图用文革来阻止资本主义复辟应该是合乎逻辑的。17﹑毛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最后，讨论一下张戎全书的主题：毛至少跟希特勒一样坏。我们从三个方面比较：对外国，对自己治下的人民和对政敌所造成的客观伤害及主观动机。
(1)对外战争：希特勒侵略了大半个欧洲，导致五千万人死亡。
毛的记录：50年代毛受北朝鲜政府邀请出兵朝鲜。60年代毛受北越政府邀请秘密出兵北越。两次出兵中国均在家门口与不远万里来保卫自由世界的国家作战，并在交战对方离开之前先期撤回中国。1962年毛出兵印度，因为“中国不承认英国人在殖民地时期所划定的边界”（486页）。速胜后几天之内，毛命令部队单方面全部撤回原边界线内。1969年中苏之间爆发突，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中国军队的伏击造成32名苏军阵亡”，而“苏方对该岛的主权是根据不足的”(570页）。在其整个统治期内，毛没有把一块土地纳入中国版图。
(2)百姓生死簿：希特勒下令处死数百万犹太人，共产党和左翼人士，耶合华见证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和其它“不适宜生存的人”。
毛的记录：镇反杀70万，但相当大部分被杀者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军事和暴力行为有关（参见11节）。毛统治下监狱和劳改场犯人死亡可能数目不小，但这主要由于社会历史大环境造成，尚无任何证据表明毛负有个人责任（参见12节）。大饥荒可能造成了近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并非饿死），毛应对导致饥荒的重要条件，即左倾浮夸的政治风气负责，但无证据显示毛知道灾情而见死不救（参见14节）。毛动的文革可能造成近百万死亡（包括大量受迫害时正常死亡但被列为“受迫害致死”的）。张戎有证据表明这是毛的失误，无证据显示这是他的本意（参见15节）。
(3)迫害政敌：这应是最有意义的比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两个独裁者的个人责任皆无法推卸。可惜从希特勒那几乎找不到什么例子来比较，因为基本上没人有机会成为他的政敌。不过我们知道他下令枪杀了早期的纳粹党同伙劳恩，罪名据说是同性恋。他还迫使最优秀的德国将军隆美尔自杀，因为他被怀疑牵涉进一场未遂政变。当然，希特勒还杀了策划暗杀他的斯道芬伯格和他的同党。没有一个希特勒的政敌在纳粹德国寿终正寝的例子。
毛的记录：根据张戎所述，毛当权后的第一个政敌张国焘，1938年叛逃到国民党方面去了(220-221页）。第二位王明被毛搞垮后曾留在党内，1974年死在苏联(357页）。第三位高岗1954年自杀(405页)。第四位硬汉彭德怀1959年挨批后“被软禁”(470页），1974年死于直肠癌(557页）。第五位刘少奇1969年在迫害中病死，几乎无人护理(556页）。第六位林彪1971年在外逃中死于飞机坠毁(582页)。对最后一位邓小平，“毛只能妥协，让他与亲人住在舒服的家里”(649-650页）直到毛自己去世。
以上所有政敌里，没有一位被处死。也没有任何人因与毛的政敌牵连而被处死。即使是最你死我活的林彪一案，“包括策划暗杀毛本人这样的事都发生了，可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竟然也没有处决一个人”（586页）。
让我们看看毛是怎样“迫害他最恨的人”（548页）刘少奇的。“毛的奴仆周恩来向中央作的报告把刘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建议判处死刑。但毛反对，正如他否决了刘夫人的死刑。他要的是慢慢地折磨致死”（555-556页）。可是，刘的罪名在1969年4月的九大上宣布，而刘“死于1969年11月12日”(556页）。并不怎么慢。而刘夫人王光美“慢慢地折磨致死”过程不仅在毛统治下持续了10年，而且直到今天还没结束，快40年了。这也太慢了点。如果毛真想让她死，不管什么死法，10年牢狱后的健康状况也不会允许她享此长寿吧。
再让我们看看毛是怎么给刘少奇安罪名的。张戎提到毛要把刘打成特务。“项目组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捏造证据与搞不出证据同样危险。有一次，项目组宣称刘在1946年希望美军入侵中国，还为此打算与杜鲁门总统见面。毛说：‘提出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傻子。让美军大规模入侵？连国民党也不会同意’”（555页）。结果，刘的特务罪名最终没能成立。
张戎没有提出刘的哪个罪名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按上去的，也没有提到刘的专案组用刑讯逼供过任何证人。当然，毛的个人偏见是造成刘少奇冤案的主要原因。但张戎的材料尚无法证明毛是故意诬陷。
这一节的讨论足以否定张戎把毛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说法。实际上，对张戎书里的其它独创观点都可以轻易地找出类似以上各节的反驳。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就行。我们把剩下的拨乱反正工作留给感兴趣的读者们，作为消遣。
(金小丁﹕生于北京﹐1977届物理系大学生﹐毕业工作5年后﹐赴美攻读博士﹐后于德国工作几年﹐现在一所英国大学教书。)作者：金小丁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采访实录
旅居英国的华裔女作家张戎同她的丈夫、史学家哈利戴（Holiday）历经12年心血，完成卷跌浩繁的毛泽东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她的新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被翻译成30种语言发行全世界，下面是记者对她的电话采访实录。
记者：您花了12年写《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戎：我觉得很多，也没想到会发现那么多新的东西。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使我们自己也很吃惊的事。比方说中国人都知道的红军长征，发现完全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整个长征过程中间，蒋介石完全是有意放走中共。长征中象什么飞夺泸定桥，实际上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就想，为什么蒋介石要有意放走中央红军呢？通过大量的研究，我们发现，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那时是被斯大林在苏联扣为人质。蒋介石一心要把他的儿子要回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用中共的生存换回儿子这么一个计策。最后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斯大林要放蒋介石，让蒋介石领导抗日，以便将日寇阻挡在苏联国门之外。斯大林带话给蒋，同意放回蒋介石的儿子，要他面见周恩来，蒋这才见了周恩来。这样国共内战才暂时结束，有了所谓的“抗日统一战线”，就是用中共换儿子，这么一个交易。
记者：那么，这些材料您是在俄罗斯发现的吗？
张戎：有很多的渠道，俄罗斯档案馆是一个宝藏，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我的先生会俄语，他在俄罗斯档案馆进行了多年大量的工作。同时，还有蒋介石日记，还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材料来源太多了，在我们书后面有100多页注释，详细记载了什么内容是从什么史料得来的。
记者：您开始搜集材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新发现？
张戎：没有，简直没有想到。我以为写毛不会很难，可能几年时间就够了。我以为我对毛泽东相当了解。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跟我们原来所知道的东西截然不同的东西。长征中间还有一点使我非常吃惊的，就是：遵义会议上并没有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像中共党史所说的那样，而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耍手腕，才得到充当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这么一个地位的。遵义会议完了以后，毛泽东坚持不进四川去跟张国焘会师，他怕会师以后，张国焘资历比他老，手下的红四方面军比他强，他生怕张国焘会因此当上党的领袖。为了躲避跟张国焘会师，毛就带上中央红军绕了一个大圈，多走了三分之一的路，多走了四个月，把红军从突破湘江时的四万人拖到剩下精疲力尽的不到一万人。这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毛跟张国焘会师以后，因为红四方面军确实比他强，毛又尽力地破坏红四方面军，而且独霸打通苏联的道路，这也是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毛整个的战略思想，就是怎么夺取全中国。他主要想的就是要依靠苏联，他在1923年就说，共产主义要在中国胜利，非得苏联红军从北边打过来不可。所以整个的长征，他们就是为了到北边去投靠苏联，打通苏联，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毛泽东为了把张国焘甩在他的后面，也耍了很多手腕，对红四方面军，主要是西路军做了极大的破坏，这些我都觉得是闻所未闻，非常吃惊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俄罗斯档案馆，我们的听众都看不到您书后的信息来源。您是否能说一下，您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什么？
张戎：刚才说到的俄罗斯档案馆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当然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史料发掘，这些史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比方说我们书里面用了杨开慧的手稿。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毛泽东经常说杨开慧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可是事实上他把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抛弃了。1927年，还有以后的1930年，在杨开慧被国民党抓去以前，他安全可以回家带走杨开慧的，可是他没有，任凭杨开慧被国民党抓走枪毙，而同时又与其他女人寻欢作乐。杨开慧的手稿是非常重要的，绝大部分在中国国内没有发表过。这些手稿是杨开慧在被捕之前写的，写了以后就把它藏在她的房子里，藏在屋檐下，一部分藏在两块砖头中间。这些手稿里她表达了对毛泽东的爱，对毛泽东抛弃她母子三人的怨，而且最重要的还有她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共产主义信仰带来很多暴力，杀戮，她对这些很失望。她要重新寻找一个信仰。这些在中国大陆都是大家没有看见的，甚至毛自己的家人也没有看见过。可是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些材料。
记者：杨开慧的这个手稿您是在哪个档案馆看到的呢？
张戎：中国国内这个事情我就不想多说了，不想让他们受牵连，只想说一句，中国大陆有很多人，都非常希望关于毛的这些材料能公布于世，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给与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有幸地得到了很多珍贵的材料。还有，中国的开放使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实际上公布了很多档案。这些公布是各档案馆，比如中央档案馆，还有湖南档案馆，四川档案馆，用资料选编这样的形式出版的，很多是内部发行。后来这些内部发行的东西在海外也可以看见了。这些选编里有大量的，非常宝贵的资料，比方说，关于长征，有十多本选编，这些史料选编里面就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当时来往的电报，包括国民党军队追堵红军长征的史料选编，这些来往的电报就使我们得出蒋介石放走中共的结论。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的东西很多，比方说泸定桥那儿，中共党史所说的守桥的那些国民党军队实际上是杜撰的，在泸定桥国民党没有守军，是放红军过去的。还有中国大陆出版了很多年谱，很多重要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并不是光凭记忆的，而是那些档案馆里的研究人员找材料来写的。还有些人的日记。我们在12年里很多时间是花在搜集这些材料上，来消化它们，然后来写这个传记。
记者：您刚才说飞夺泸定桥，您说当时那儿没有人把守，是这样的吗？
张戎：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证明，那里根本没有打仗，最先过桥的22个人，一根毫毛也没有伤。我们从当时红军办的报纸，叫战士报，可以看出，这22个人过桥后还活得很鲜，他们还举行了个小小的仪式，每人还发了一双碗筷，有很多具体细节。
记者：那么您认为，为什么共产党要编造这样一个长征的神话呢？
张戎：这是一个神话，把这写成一个英雄史诗来欺骗中国人民。当时，当这个神话出笼的时候，还有什么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神话，给这个长征过程套上一个英雄彩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起来的时候，中共的绝大部分人确实很想抗日，如果当时他们真的去抗日了，那么很可能他们已经被全部消灭光了，至少会大伤元气，不可能在中国夺取政权的了。毛泽东是非常精明的，他坚决不肯打日本，不光是要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而且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他自己在日本人对他道歉时说：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没有你们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我们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根据地，我们也不可能到北京来听京戏，也不可能进城。
记者：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书已经不少，是什么动机促使您为世人增添一部毛泽东传记呢？
张戎：我开始写的时候，就觉得，那些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东西不能够说服我。是种种疑点使我去写毛泽东传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写的毛泽东传，给这些疑点都得出了一个我们认为圆满的答复。比方刚才说的抗日，也有很多人说毛泽东是为了保存实力，可是我们就问了下一个问题：毛泽东保存实力，是为什么用的呢？如果日本人打垮了蒋介石，坚决反共的日本是不可能放过中共的。那么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打算是什么呢？他总不能相信还是相当弱小的中共可以把日本人赶出去吧？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时候，毛泽东一心想的是把苏联拉进来，因为他相信苏联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然后把中国作为基地再去进攻苏联。斯大林最怕的就是这个。毛的战略就是，在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斯大林就会出兵中国，和日本瓜分中国，就像斯大林瓜分波兰一样。波兰模式就是毛泽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
记者：尽管您阅读了大量的史料，但你的书像小说一样生动，您的秘诀是什么？
张戎：这是花了很多时间，把复杂的国际斗争，把毛泽东的计谋怎么说得深入浅出，既准确，又使一般读者清楚，这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花时间，不断地修改。我相信我们的时间没有白费。
记者：您这本书中哪些论点在史学界引起了最大的争议呢？
张戎：我非常失望的是，到现在还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对这些具体的事实，没有人出来说，我们写的哪一件是错的。有人说也只是说，是否应该说一下毛泽东也干了些什么好事，这本书是不是把毛泽东说的太坏了。
记者：毛泽东现在仍然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核心人物，比如说现在还有他的纪念堂，还有他的头像等等。中国共产党也还是经常引用他的话。您认为未来中国会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吗？
张戎：我没有办法预言。可是我只有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评价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跟毛划清界限，能够坚决摒弃毛和毛的一切遗产。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世界上的人民不会对中国放心，如果中国不坚决跟毛泽东划清界限的话，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对中国放心。因为从我们的书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造成了7000多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不仅不惭愧，他还说，为了他的那些项目上马，中国人可以死一半。毛泽东一心要的是称霸世界。如果中国领导人还继续说他们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你说全世界人民会放心吗？
记者：您现在是一位毛泽东专家了。我想请您用三到五个形容词来概括一下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戎：这非常难。我想其中的一个一定是极度的自私，和随心所欲。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从没想到过中国人民，他又是一个极度铁石心肠的人，对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领导人自己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浩劫。毛泽东在道德上是一无是处毫无可取的。他导致了7000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比方说再大饥荒年代，据我们统计，3800万人饿死以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大跃进。所谓大跃进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出口粮食，出口到苏联去换核武器，核工业，核军事工业，来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使毛泽东本人可以称霸世界。他又是一个脑子非常非常精明，眼光非常非常长远的一个谋略家吧。
张戎简介：1952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父亲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行政十级。文革中，其父因上书毛泽东要求停止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害致死。她当过红卫兵，下乡插过队，当过工人，赤脚医生。后来在四川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学习英语专业，并留校当助教。1978年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成为新时代获得英国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大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