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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朝道教服饰
明朝太祖皇帝将道教划分为全真、正一两大派，又设立神乐观，蓄养善道教音乐人才。举凡国家祭祀，如祭祀天地、日月、岳镇海渎、风雨雷电等神祇，以及各州府城隍、帝王陵寝等，都有道士的参与。道教属于礼部管辖，有些道士也担任礼部官员，参与王朝思想和信仰的建构，是明朝王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会典》中禁令，不准外出祭祀帝王陵寝的道士，假称自己是礼部官员，僭用仪仗服制等。足见当时道士存在僭用服制之现象，而《万历野获编》记载乐工、道士之横，以及当时道士、乐工、伶人之僭用服饰花纹的事情，都足以证明，在明朝中后期道士服饰的多样化。当然从士大夫看来，这些明显是违背礼制的。但是细究其根源，实际上是世俗社会的僭越之风，对道教影响所致也。
首先、道士与礼部、朝廷的密切关系，使得道教服饰明显带有世俗礼教品秩的成分。
其二、是正一道士的世俗化，使得道士的服饰，受世俗风格影响较多。明朝道教以正一派最是兴旺，而正一道士或火居、或住庙，是可以结婚的。并且古人都蓄发，道士蓄发如果不穿法衣、不戴冠簪，是难以区分道俗的。所以《三言二拍》中就有许多描写道士偷情的故事，贫道并非有意诋毁道教，乃是欲说明明朝之道士多世俗化，因为道士的世俗化，所以他们的服饰，难免也受世俗之影响。并且道袍在明代，也并非道士所独用的款式。所以道士的道袍和俗人的道袍，其实从款式来说是一样，而明代道袍的颜色、面料，虽然官方多次申明禁令，不准僧道使用高档面料。但是从这些禁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存在道士使用高档面料如丝、紵做道袍的现象。其道袍之颜色及花纹也多样，不可一一言之也。
窃谓道教服饰，是汉民族服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哪个朝代的道教服饰，都或多或少的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明代也不例外，满清也是如此。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服制是礼制的一部分，所以正史中都有礼志、或舆服志记载本朝的服饰制度，所以别尊卑贵贱之等级也。道教服饰也是如此。
二、明朝道士之首服
甲、网巾
首服，就是戴在头上的衣服，包括巾、帽、冠、簪等等。按照清代以来的说法是，道有九巾，佛有八帽。但是明朝道士之巾服，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先说说网巾。
《七修类稿》云：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乐观，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曰：“此何物也？”对曰：“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明日，有旨召道士，命为道官，取巾十三顶颁于天下，使人无贵贱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为定制，前世之所无。
按照《七修类稿》的说法，网巾本是神乐观道士所制，后来颁行天下，网巾是明朝特有的首服，以前没有，明朝以后也少有人戴。其基本功用在于束发，一般戴在里面。外出的时候，外面还要在网巾外面加一顶巾服，以示礼貌。网巾在《三才图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都有记载。云：“网巾，古未有之，自我朝洪武开创始制有也。圈用大环，不同于俗。”大抵是臞仙为了区别道俗，所以创制了一种不同于俗世的网巾，其形制已不可考，但是有同袍考证，明朝网巾之发展，却有不同之形式。
乙、道士之冠巾穿戴方式不同于俗论
《七修类稿》云：
巾帻冠帽近世士夫私居，多用巾易帽，以为古雅，而贫贱者则以易办，亦皆载巾，以为可笑。不知古者士夫冠，庶人巾也。按《仪礼》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吊。《汉书》曰：“卑贱者所服。”傅子曰：“古贱者服也。”故曰：庖人绿巾，士人载之，起于汉末，若郭林宗折角巾；袁绍战败，幅巾渡河；晋轻浮，则有接、漉酒之称矣。蔡邕《独断》曰：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故王莽头秃，乃施巾。时人云：“王莽秃，帻施屋。”是皆包巾，故《方言》覆髻谓之帻也。然六经之中，止言冠，如虞人以皮冠，野老以黄冠，汉《高祖纪》曰：“帝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又有通天、进贤、方山等称，今人戴冠而不复加以巾，人反为亵，此尤可笑也。但古冠皆如今之獬豸、忠靖之流，非道士之冠耳。若夫帽则上古衣毛帽皮，则帽名之始，后世杂戴私居服也。元则胡人专尚之。中国之人多戴大帽，大帽亦羌人服也，至用丝罗马尾，则又近代之易。
《七修类稿》援引经典，认为古代士大夫戴冠，而野人戴巾。至于明代，士大夫戴冠子的时候，外面一定加以巾帽，而不敢将冠子直接戴在外面。“今人戴冠而不复加以巾，人反为亵，此尤可笑也。”《金瓶梅》描写黄真人平时的打扮说：“其人仪伟容貌，戴王冠，韬以乌纱，穿大红斗牛衣服，靸乌履。”戴王冠，韬以乌沙，就是冠子戴在里面，外面有一顶乌纱巾。这里可以看出明朝道士地位之高，以及其服制之僭越。
但是道士却将冠戴在外面，尤有古风焉。虽然说道士之冠，不同于俗世之冠，如古人所谓进贤冠、獬豸冠、通天冠、远游冠之类也。这里有两张图片，可以看出当时道书冠戴之不同。其一是明代士大夫的容像图，我们可以看到在黑纱的帽子下面，一顶冠子若隐若显，而士大夫追求的就是这种含蓄的审美；其一是明朝版画《真武灵应图册》中做道场的道士的形象，冠子戴在外面的。
丙、板巾
又《初刻拍案惊奇》云：苏州新兴百柱帽，少年浮浪的，无不戴着装幌。南园侧东道堂白云房一起道士，多私下置一顶，以备出去游耍，好装俗家。一日夏月天气，商量游虎丘，已叫下酒船。有个纱王三，乃是王织纱第三个儿子，平日与众道士相好，常合伴打平火。众道士嫌他惯讨便宜，且又使酒难堪，这番务要瞒着了他。不想纱王三已知道此事，恨那道士不来约他，却寻懒龙商量，要怎生败他游兴。懒龙应允，即闪到白云房，将众道常戴板巾尽取了来。
此足证明朝道士常戴的巾帽，乃是板巾。何为板巾？板巾又叫瓦楞帽，类似于现在的九梁巾和纯阳巾的款式。如下吕祖所戴者是也。
丁、偃月冠
偃月冠，因其形如偃月，故有此名。一般以黄杨木制作而成，全真派相传有这么个典故，是当年康熙赐一锭黄金给王常月律师，王常月真人遂将此黄金，捏成偃月冠的形状，戴在头上，于是有些道士遂认为偃月冠是满清时期才有的。甚至说，只有冠巾受戒过的人才能戴偃月冠。此荒谬不经之谈也！
《遵生八笺·卷之十八》云：“竹冠。制惟偃月、高士二式为佳，他无取焉。间以紫檀黄杨为之亦可，近取瘿木为冠，以其形肖微似，以此束发，终少风神。若带唐巾汉巾，可以簪花。汉巾之制，去唐式不远，前折较后两旁少窄三四分，顶角少方。二制之外，皆非山人家所取。但五岳真形图，人当佩带，入山可拒虎狼，寻壑可远魑魅。”《遵生八笺》是明朝高濂所著，此足见在明朝的时候，就有偃月冠，士大夫戴之以出游，非道士之专用也。
戊、《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所记载之道教首服
通天冠
《太清玉册》云：“通天冠，余所制也，内用束发冠，顶用三台，前南斗后北斗，左右用日月，前用卷云之冠，以缨系之。衣通天服则戴之，谓之主冠，非王者不敢用。”古代道经记载道冠有通天冠、远游冠、进贤冠，窃案《晋书·礼志》所谓通天冠、远游冠者，都是王侯公子之冠服，非山居道士所宜。然而列之入道服之属，是因为以前有些王公大臣奉道教故也。比如通天冠，本为王者之冠增加了一些道教图案，改变而来也。
雪巾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冠服制度》云：“雪巾，余所制也，以玄色紵丝为之，以天鹅皮为里。凡雪天严寒，皆用之以护脑。”《遵生八笺》云：“踏雪当制臞仙云巾，或缎或毡为之。扁巾方顶，后用披肩半幅，内絮以绵，或托以毡，可避风寒，不必风领暖帽作富贵态也。”大抵类似于浩然巾和幅巾也。
雷巾
“山中道士燕居之服，野人冠服之属。古无网巾，戴之以笼乱发，各则护寒以裹其首，岂宜入朝堂，见帝王而为礼哉？”认为雷巾是山居道士戴的，不能戴之以入朝廷云云。《三才图会》记其形制云：“制颇类儒巾，唯脑后缀片帛，更有软带二，此黄冠之服也。”
然而据《金瓶梅》中的描述，有些道士行法的时候也戴雷巾，《金瓶梅》第三十九回，“西门庆玉皇庙打醮，吴月娘听尼僧寺说经”中，西门庆将自己的小孩送去庙里寄名，当时主持法事的吴道官的打扮，“那日就是他做斋功主行法事，头戴玉环九阳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四宿大袖鹤氅，腰系丝带，忙下经筵来与西门庆稽首。”谨按《三才图会》虽然说雷巾为山居道士燕居之服，但是也不乏道士戴之朝真的，此盖黄冠之服，由燕居之野服变为朝真之礼服也。
三、明朝道士之常服
甲、明朝道士常服之款式
子、道袍
《三才图会》云：“援神契曰：礼记有侈袂大袖衣也，道衣其类也，唐李泌为道士赐紫，后人因以为常，直领者，取其萧散之意。《大明会典》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用赤色，道官亦如之。唯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皆缘纹饰以金。”《三才图会》上刻有道衣的图样，有领子而非三台领，袖子大，下有襕，腰部系有宫绦。形制和现在道士之常服不同，因为现在道袍没有宫绦和下摆的缘襕，实际上是不合规制的。
《万历野获编》云：“隆庆中，降为提点六品，至今上丁丑，仍复真人，其中有故，一时言官不能救正。然每子孙赴吏部承袭时，必青衣小帽，进验封司门，报道士进来，叩四头，司官坐受，至袭号见部，始加礼貌。”说的是当时嗣教张真人往礼部袭爵的时候，穿的也是青衣小帽，足见青衣小帽为当时道士之常服也。
《遵生八笺·道服》云：“不必立异，以布为佳，色白为上，如中衣四边延以缁色布亦可。次用茶褐布为袍，缘以皂布，或绢亦可。如禅衣非兜罗绵，以红褐为之。月衣之制，铺地俨如月形，穿起则如披风道服。二者用以坐禅，策蹇披雪避寒，俱不可少。”足见当时之道袍，多有襕。襕就是衣服下面一块，不同颜色的地方。古有襕衫，《新唐书.车服志》记载：“是时士人以棠苎襕衫为上服......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
道袍之襕，是以前服制的继承和演变。
如今唯有苏州一带之老道袍，尚存明制之旧也。
丑、直领鹤氅
《明会典·卷二百零一》云：“圜丘坛道士净衣二百八十七套，方泽坛道士净衣二百六十一套，朝日坛道士净衣二百三十二套，夕月坛道士净衣二百三十七套。社稷坛春秋两祭道士净衣共四百五十二套……历代帝王陵寝，每三年谴道士致祭，给赐净衣二十四套，每套二件（蓝夏布氅衣，青夏布直领）。”
《明会典》记载赏赐给道士的净衣，其实就是道士之常服。一般是参加重要祭典之前，让道士换新衣服，防止秽气冲犯神祇。而另外有法服，祭祀之时领取，圆满之后则归太常寺收藏。其中所谓直领者，就是鹤氅。如图中士人所穿就是鹤氅。
另外根据《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冠服制度章》云：“鹤氅，凡道士皆用，其色不拘，有道德者，以皂为之，其寻常道士不敢用。”
另外根据《太清玉册》记载还有裘、袄、半臂、汗衫、短衫、抱肚等，其实皆与当时俗人之衣服无异也。
经云：“披鹤氅以朝真”，鹤氅又为道士朝真之服，今天正一、全真之法服，也多用鹤氅之形制。
寅、襡与裩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云：“道经云：青裙羽襡，龙文凤衣，古有明光飞云之襡，今谓绰袖耳，盖大袖而身短，下裙之装也。学道者，必服之。”
“浑如裙制，两头各安腰及带，每日一洗易之。修道出家之人，夜暂寝息，勿脱内裩。大小棉夹，皆须清净，常使香气熏蒸，免生秽气。”
这里提到的襡与裩，是古代上衣下裳制度的形制。襡是衣，裩是裳。
如图中葛月潭真人所穿的，就是上衣下裳，上面的是襡、下面是裩。只是襡的袖子不是那么大而已。也系有宫绦。明朝道士的道袍外，如果不系宫绦，就会系大带。如今全真派之戒衣，其前面所垂之带子，就是大带之变形。
四、明朝道士之法服
甲、明朝道士之朝服不同于百官之朝服
《明史·舆服志》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文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襕，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襕。道士，青道服，木简。”
盖明朝道士多有任礼部官职者，所以明朝道士的法服大体和现在差不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云：“黄帝见天人，冠金芙蓉冠，有俯仰于上，衣金星斗云霞之法服，执玉圭而前曰：帝劳心天下，为生民主，可谓德矣。帝始体其像，以制法服，为道家祀天之服。”则足见明朝道教法服也是绣有日月、斗星之象者，大体受御用之十二章的启发而来，只是易之以道教特色的图纹罢了。
《万历野获编》云：
孝宗末年。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带衔为礼部尚书。会上御经筵。旧例六卿得陪列。志端独不预。乃上疏自请。云忝列春卿之长。而经筵见摈非宜。上下其事大臣议之。辅臣等谓孔孟之言。非黄冠所习。不宜扈从。上是之。寝其奏不行。今上己卯冬。龙虎山真人张国祥。以觐期入朝。缀班二品。上御门望见道冠羽衣。以为服饰不雅。不足以肃观瞻。
此段记载，足见明朝道士之礼服，仍旧和俗世之朝服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是鹤氅为主。而臣僚的朝衣，则是根据深衣之制度有所损益。上衣下裳，有大带、有绶等，不同于道士之法服也。
乙、明朝道士之法服不同于现在之法服
如今道士之法服，其类别是很多的，有经衣、忏衣、法衣、绛衣种种不同。然而搜集许多明朝法服的资料，始终未见道士着通袖法衣者，此其一也。
还有就是明朝道士之法衣，其配件似乎更多一些。《明会典》云：“圜丘典仪执事三十五人。司御拜位五人。青祭服共四十套。梁冠、革带、玎璫、笏板、鞋、袜、全。”
又：
方泽典仪执事三十六人、青纱祭服三十六套。冠、带、玎璫、笏板、鞋、袜、全
舞生、文、六十六人、各门烧香八人、玄色纱袍衬、共七十四套。冠、带、鞋、袜、全。武、六十六人、各门烧香八人、玄色纱袍衬、共七十四套。天丁带冠、靴、袜、全
乐生、七十二人、各门烧香九人、玄色纱袍绢衬、共八十一套。冠、带、靴、袜、全
朝日典仪执事九人、素罗祭服九套。冠、带、玎璫、笏板、鞋、袜、全
以此推论之，明朝道士朝真拜表似乎，法衣应该包括道冠、大带、朝靴、袜子、玎珰等。如今道士所穿，则没有了大带和玎珰。如上面清朝初年宫廷画师焦秉贞所描绘的《祭祀老子图》中。一般经师的法衣多有大带。此图绘于满清初年，其中道士之服饰，应该沿袭了明朝服制之旧。如今已不多见矣！又下图，据说是明朝绣像本《金瓶梅》的一张插图。《金瓶梅》第六十五回，“吴道官迎殡颁真容，宋御史结豪请六黄”中描写：“西门庆具礼请玉皇庙吴道官来悬真，身穿大红五彩云霞二十四鹤鹤氅，头戴九阳玉环雷巾，脚蹬丹舄，手执牙笏。坐在四人肩舆上，迎殡而来。”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当时高功法师行法，一般还是以鹤氅为主，作为行法的鹤氅上面绣有二十四只仙鹤，和图中所绘正好可以对应的上。又“头戴玉环九阳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四宿大袖鹤氅，腰系丝带，忙下经筵来与西门庆稽首。”也有改二十四鹤为二十四宿的，另外《金瓶梅》中还记载有百鹤法氅。足见明朝道士法氅纹饰之多样。
五、明朝道士的鞋子
《明会典》：“凡道官道士服色、礼部仪制司。洪武二十五年令、正一道士、许穿靴。”步虚词云：“飞舄蹑云端。”舄就是以前的靴子，正一道士有的在朝廷担任官职，故许穿靴子，明朝对于全真派，有些冷落是无须讳言的事实。又《金瓶梅》第六十六回，“翟管家寄书致赙 黄真人炼度荐亡”中描写黄真人登坛炼度的打扮，说：“登坛之时，换了九阳雷巾，大红金云白鹤法氅，与袖飞鬣，脚下白绫软袜，朱红登云朝舄，朝外建天地亭，张两把金伞盖。”从这里可以看出，明朝道士登坛行法，也多以红色朝靴为主。明朝道士平时一般着朱履，或穿云头鞋。另外从上图中，也可以看出，道士斋醮，不论经师、高功一律都穿朱履。
另双梁鞋本为士子所用，后来也逐渐在贩夫走卒中流传开来。如今道教界认为双梁为道士所穿，单梁鞋是和尚穿的。
现在道士穿的比较多的十方鞋，应该是最迟始于明朝的。谨按明高濂《遵生八笺》云：“或以白布为鞋，青布作高挽云头，鞋面以青布作条，左右分置，每边横过六条，以象十二月意。后用青云，口以青缘，似非尘土中着脚行用，当为山人济胜之具。”白色布为底，缘以青布条，就是十方鞋的特点。只是《遵生八笺》中的青布是十二条，以象十二月。道教十方鞋是十条青布，以象道士行走十方也。
六、明朝道士服饰之僭越及其他
为了维护朝廷之礼节，国家对于道士之服饰，有各种规定，但是由于皇帝对于道士之恩宠，其赏赐之高，有些本身就违反了规制，所以也难怪下面的道士纷纷效法了。谨按：《明史·方技传》云：“（张真人）祷雪内庭有验，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明史·佞幸传》云：“邵元节，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也……赐元节紫衣玉带。”“比还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赐莽服及‘阐教辅国’玉印。”“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邵元节虽然因为为皇帝建醮求子有功，但是皇帝拜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服的行为，在儒臣看来未免太过。而邵元节之门人，以及下面道士，未免也效之。另外《万历野获编》中对于当时道士、乐工之蛮横也有一些记载，盖明朝皇室崇尚道教，很多道士得到宠幸，有些恃宠而骄，有的则僭越无礼。明朝道士在服饰方面的僭越是多方面的。
一是服饰布料的僭越；
《明会典》：“正德元年、禁商贩吏典僕役倡优下贱、皆不许服用貂裘。僧道隶卒下贱之人、俱不许服用紵丝纱罗綾绵。”这则禁令，从侧面证明了当时道士有用紵丝纱罗綾绵等高档材料作常服的现象。所以《明会典》又重申“若僧道衣服、止许用紬绢布疋、不得用紵丝綾罗。违者、笞五十、还俗、衣服入官。其袈裟道服、不在禁限。”
二是款式、颜色的僭越。
《明史·舆服志》云：“道士，常服青。”皆佐证了当时道士之常服，多为青色也。道袍多为青色，嗣教真人在往礼部袭爵的时候也是青衣小帽，但是道士平常则未必是青色衣服。而在衣服的用料上，有些也是很讲究的，尤其是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富庶，道士的衣服也逐渐讲究起来。又按《大明会典》：“万历四年题准、道士差往各陵寝祭告者、止穿本等服色、不许假称太常寺官、擅乘轿舆、及香帛木匣之外、多用人夫、致扰驛递。”明太祖规定道士一般只能穿青色道袍，但是有些京城里的道士奉旨到地方上去祭祀的，却违反规定。这里说“止穿本等服色，不许假称太常寺官”。也就是说当时道士有僭越服饰，假冒礼部官员之现象。
又《金瓶梅》描写京城下来给西门庆家做超度的黄真人的派头，说：“黄真人穿大红，坐牙轿，系金带，左右围随，仪从喧喝，次日高方到。吴道官率众接至坛所，行毕礼，然后西门庆着素衣绖巾拜见。递茶毕，洞案傍边，安设经筵法席，大红销金卓帏，妆花椅褥。二道童倚立左右。其人仪伟容貌，戴王冠，韬以乌纱，穿大红斗牛衣服，靸乌履”《金瓶梅》虽为小说，但是其对明朝中后期服饰之描写仍然是有根据的。从以上可以看出黄真人排场非常大，而其服饰也是僭越的。谨按《明史·舆服志》记载，“世宗登极诏云：‘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绝之。’”又说：“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其大红纻丝纱罗服，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五品堂上官、经筵讲官许服。五品官及经筵不为讲官者，俱服青绿锦绣。”在明朝，斗牛服和麒麟、狮子、蟒龙、飞鱼一样，是品级较高的冠服，非得特别之赏赐，不可滥用。但是《明史·舆服志》中多次出现不许擅用斗牛服色的禁令，也可以反映当时民间之僭越。而道士中僭越服色者，应该不在少数也。
服饰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不同的宗教也有自己的服饰。道教服饰和汉族服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朝恢复汉唐衣冠，道教服饰也显得多样化，可以说华夏服制是道教服饰的活水源头。而至于满清，没有了汉服的社会风气，故满清一朝的道袍也显得比较呆板而无新意。又经历文革之浩劫，有许多道服、冠巾的样式也失传了，甚至夷狄之风，也篡入道教服饰之中，令人扼腕。如今考订道教服饰，恢复古制，也是任重而道远。
主要参考文献：
《明会典》、申时行等撰、北京·中华书局
《长物志》、明·文震亨、北京·中华书局、2012
《遵生八笺》、明·高濂、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三言二拍》、明·冯梦龙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三才图会》、明·王思羲王圻、王思懿王圻、王思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北京·中华书局、2012
《七修类稿》、明·郎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金瓶梅》、明·兰陵笑笑生、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明·朱权、出自《中华道藏》第二十八册
撷芳主人《Q版大明衣冠志》
本文发表于《弘道》第5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