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华门神”的家庙－－朔州尉迟敬德庙－－2013.5.30
一、“南关公、北尉迟”
鄂国公是唐朝开国名将尉迟恭的封号。尉迟恭以其业绩和品德成为我国历史和民间的一位重要人物。为挖掘和弘扬尉迟恭文化以发展旅游产业，朔城区政府决定在原国公祠旧址恢复修建国公庙，日前恢复修建阶段已经开始。
历史上的尉迟恭，集忠、勇、义、智于一身，为唐朝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在民间，尉迟恭更被群众封为“中华门神”，老百姓敬奉供养，在山西省有“南关公、北尉迟”之称。
尉迟恭（585—658）字敬德，鲜卑族，朔州鄯阳（今山西朔城区）人。中国唐朝名将，封鄂国公，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赠司徒兼并州都督，谥忠武，赐陪葬昭陵。尉迟恭纯朴忠厚，勇武善战，一身戎马倥偬，征战南北，驰骋疆场，屡立战功。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后尉迟恭被尊为民间驱鬼避邪，祈福求安的中华门神。传说其面如黑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尉迟敬德与秦叔宝（秦琼）是“门神”的原型。
1.1、尉迟敬德的氏族
唐玄奘之高徒窥基，俗姓尉迟，系敬德之侄。《唐京兆大慈恩寺窥基传》（简称《窥基传》）云：“尉迟之先，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国。入华，则以部为氏也。”
《魏书·太祖纪》云：“天兴六年（403）春正月辛未，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北魏之“云中”，指今内蒙和林格尔县一带。
姚薇元先生所著《北朝胡姓考》认为，尉迟部落原住于今青海布哈河一带，在吐谷浑境内，当系吐谷浑所属部落之一，属西部鲜卑族。继有一支东降代魏而为部属，入居云中，遂以部名为氏，即尉迟部；另一支西征于阗而为于阗王朝统主。由于其原住地远在代京（今大同市）之西，故《魏书·官氏志》称其为“西方尉迟氏”。
《魏书·官氏志》云：“西方尉迟氏，后改为尉氏”；又云：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诏曰：“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拓跋珪）以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勿充猥官（低级杂吏）”。
《北朝胡姓考》又说：“代郡尉氏，魏末又复旧姓”，即恢复“尉迟”之姓。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断定，尉迟敬德是天兴六年（403）入居云中的鲜卑族尉迟部的后裔。
1.2、尉迟敬德的籍贯
北魏原以平城（今大同市）、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县北）为南、北二都，其附近地区统称“代地”。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原住于代地的鲜卑贵族有的举家南下中原，有的仍居原所。《魏书·高祖纪》称，太和十九年（495）六月，孝文帝“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简称《尉迟敬德墓志》）称敬德为“河南洛阳人”，大概就是孝文帝以来长期奉行的汉化政策在鲜卑族内部造成的一种传统习惯所致。笔者认为，“河南洛阳人”对于尉迟敬德而言，只是遵循鲜卑祖制的一种说法，未必能说明敬德或其先人就一定在洛阳居住过。两唐书所载“朔州善阳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孝昌（525—527）中，北魏被迫放弃恒山山脉以北大片土地，留守代地的鲜卑部落遂彻底南迁。据原设于云中地区的朔州、云州最终寄治于并州境内的事实来看，最后南迁的这一部分鲜卑人，大部分滞留于晋阳（今太原市）周边。其中，或者就有尉迟部的分支存在。
至天保六年（555），北齐突破恒山、北筑长城，再设朔州、恒州，部分鲜卑军民才得以重归代地。而首先北归的鲜卑军民，理所应当由寄治于并州境内的朔州、云州就近折返而来。
《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四年（553）十二月，“茹茹举国南奔”，“帝自晋阳……迎纳”，“置之马邑川（今朔州一带）”。次年三月，“茹茹主蓭罗辰叛，帝亲讨，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夏四月，茹茹寇肆州”，“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瓜堆（今应县、山阴、怀仁间之黄花梁），虏骑走。”十二月，齐文宣帝北巡，“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天保六年（555），“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南口）至恒州（今大同）九百余里。”至天保七年（556），“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高齐天保六年（555）又于今朔州西南四十七里新城（今朔城区梵王寺村）置朔州，八年（557）仍移于马邑城（今朔州市），即今朔州城也。”唐《元和郡县图志》载：“高齐天保七年，……又置恒州（今大同市）。”
《魏书·地形志》称：“孝昌之际，离乱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从那时起到朔州、恒州重新建立，雁门以北沦为鲜卑政权化外之地，约历30年。可以断定，作为执政的鲜卑集团重要骨干的尉迟一族，此间不可能居住在今朔州之地。
那么，两唐书为什么均坚称尉迟敬德为“朔州善阳人”呢？这恐怕只能从敬德先人的履历上来加以推断。
《尉迟敬德墓志》称：尉迟敬德之“曾祖本真，后魏西中郎将、冠军将军、渔阳懋公，赠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祖孟都，齐左兵郎中、金紫光禄大夫，周济州刺史”。“父伽，隋仪同，皇朝赠汾州刺史、幽州都督、幽檀妫易平燕等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常宁安公。”《窥基传》称：“释窥基，字洪道，姓尉迟氏……。罗迦，为隋代州西镇将，乃基祖焉。考讳宗，……其鄂国公德，则诸父也。”
尉迟本真做官约在东魏，其籍贯应与朔州无涉。尉迟孟都官介齐、周两朝，极有可能参与了北齐光复“北朔州”的活动，其举家定居朔州，应在此时。从天保六年（555）算起，至尉迟敬德出生（585），尉迟一族居朔不过30年而已。代州之设始于隋开皇五年（585），止于隋大业三年（607），尉迟氏迁朔若在尉迟罗迦任隋“代州西镇将”之时，则时间太晚，似不足以以“朔州善阳”为籍，也似乎没有在朔州营造“私第”、“先茔”之必要。
1.3、尉迟敬德的故里
《尉迟敬德墓志》称：尉迟敬德于唐“显庆三年（658）十一月廿六日终于隆政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四”。据两唐书载，敬德死后，唐高宗“废朝三日”，“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临吊”。又据《旧唐书》载，敬德在京城之“私第”，原为李世民弟弟李元吉之“齐王府”，“玄武门之变”后赐予敬德。由此可知，“隆政里”在唐都长安城内。
《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夫人苏氏墓志之铭》（简称《苏娬墓志》）称：鄂国公夫人苏娬“未笄之岁，游心典则”，“爰自华宗，来仪盛族，义高秦晋，誉睦潘杨，祗肃蘋藻，敬恭朝夕，移孝养于舅姑，资婉顺于娣姒”，“以隋大业九年（613）岁次癸酉五月丁丑朔廿八日甲辰，终于马邑郡平城乡京畿里之第，春秋廿有五”。由此可知，苏娬出嫁约在15岁“及笄”后不久，婚后居住婆家，与敬德“敬恭朝夕”，且公婆、妯娌俱全。苏娬去世时，敬德才29岁。那么，尉迟敬德在29岁之前应一直待在“马邑郡平城乡京畿里之第”。
《苏娬墓志》还说，苏娬死后，尉迟敬德“伤伉俪之长往，惜音仪之永谢，思葛蕈而动咏，赋长簟而伤神，以贞观八年十二月廿二日（635）旌志于旧殡之所”。“旌志”，大概指树碑立传之类的纪念形式。这是苏娬去世21周年后的事。这时的敬德已有50岁，早已被唐太宗拜为“上柱国、吴国公”，累迁高官，声名显赫于朝野。他于腊月廿二在旧茔为其亡妻“旌志”，想必是过年回乡省亲时所为。
《苏娬墓志》又称：敬德死后，唐高宗遣敬德之孙尉迟循毓“驰驿迎夫人神柩于先茔”，“将至京师，又敕所司整吉凶仪卫，迎至于宅”，“赠鄂国夫人”，并命与敬德“合葬于昭陵”。可见，苏娬最初并非孤身独葬，而是入葬于尉迟“先茔”。
隋之马邑郡，即唐之朔州。敬德在其故乡既有“第”、又有“先茔”，那么，两唐书称其为“朔州善阳人”应亦无误。
由《苏娬墓志》可知，隋朝时，郡、县之下还设有乡、里。那么，“平城乡”又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应在今朔州市朔城区西南窑子头乡梵王寺村一带。
理由之一：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天保六年（555），北齐“于今朔州西南四十七里新城置朔州”，两年后移治“于马邑城，即今朔州城也”。而唐初官方地理志《括地志》在朔州条下明确指认：“新城一名小平城，在朔州善阳县西南四十七里。”《括地志》的说法，准确无误地为“平城乡”的方位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理由之二：梵王寺村地处朔州至阳方口之古官道上，自战国至北魏素有城池，至今尚存古城墙遗迹。南距阳方口要塞仅仅五六里，依山傍河，地势较高，易守难攻，向北可长驱直入马邑川，往南可迅速退守雄关险塞，当是新建朔州的极佳治所选址。
理由之三：梵王寺村北一里许水泉梁上近年发现一座北齐墓葬，墓志被盗。据传有人见过该志，志称其葬地为“平城之北冈”。
理由之四：石碣峪村民称，该村历史上长期与梵王寺村存在辖属关系。
“京畿里”既属平城乡，必然距梵王寺村不远。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记载：“朔州城南石碣峪，有鄂国公宅，旧址尚存”。这一记载，又明确无误地给出了京畿里的准确方位。石碣峪，与阳方口同属恒山山脉古隘口之一，至明代仍居于雁门、宁武二关“十八隘口”之列，旧有官道西通梵王寺村，相距七八里许。郑樵的说法无疑与《括地志》是相吻合的。
为什么在马邑郡下细致地记到“平城乡”、“京畿里”，而独不见县名呢？笔者认为，这正是因为马邑郡治在善阳县的缘故，犹如今言朔州石碣峪往往省掉朔城区一般。故“平城乡京畿里”时属善阳县无疑。
北魏建都平城时期，平城周边方圆数百里均称“京畿”。京畿地区如此之大，为何独称西南边缘的石碣峪之地作“京畿里”呢？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北齐疆界首次正式突破“畿上塞围”（即沿京畿边缘所筑的长城）西南边缘所致，表达了鲜卑人再次入主代地的一种欣喜之情。收复原京畿之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晋阳一带而言，向北突破阳方口、石碣峪、雁门关一线的“畿上塞围”，就进入了鲜卑人时刻梦想光复的京畿故地，称其中某一重地为“京畿里”，亦在情理之中。
《隋书·地理志》在“马邑郡”条下说：“旧置朔州，开皇初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四，户四千六百七十四。”据考，其善阳、神武、云内、开阳四县，北含今大同，南括今神池，可谓地广人稀。既然隋代朔州四县仅有区区四五千户人口，那么北齐初设“北朔州”治“小平城”时，军民更少，只能占领少数极为重要的战略据点，石碣峪自应为其中之一。抑或石碣峪附近北魏时就曾立有京畿界碑，新建的朔州分遣尉迟部军民把这一重地时，以其地处京畿之界而称其为“京畿里”，也极有可能。
无论如何，就历史文献而言，《苏娬墓志》所描述的敬德故里，与唐《括地志》、宋《通志》的记载都得以高度对接和吻合，有力证实了尉迟敬德故居就在朔州石碣峪。
二、地图
崇福寺前广场东侧
三、门票
免票
四、山门
五、一进院
5.1、大殿忠武殿
一、“忠武殿”楹联浅析
“忠武殿”的楹联是：
遥制六奇 力骋貔貅势（上），
坐挥三略 策蕴龙豹韬（下）。
从内容上分析看：
这幅对联的出处，是对《南史》（卷九 陈本纪上-第九）记述南朝第一帝陈霸先（陈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公元503年—559年）功绩一段话的改编。可引为对照：“公坐挥三略，遥制六奇，义勇同心，貔貅骋力，雷奔电击，谷静山空，列郡无犬吠之惊，丛祠罢狐鸣之盗。此又公之功也。”
从文字上看，显然有“拿来主义”和张冠李戴的嫌疑和不舒适感。
从内涵上看，用“坐挥三略，遥制六奇”来刻画尉迟恭似乎与他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有点勉强，也不具有人物的个性特点。虽然气势显得磅礴，但总觉得有点空泛。另原文曰“貔貅骋力”，指的是士兵（貔貅）勇猛顽强竭尽全力拼杀的意思。那么，把它改为“力骋貔貅”就不会是这个意思了。况“骋力”一词说的通，而“力骋”就有点造词了。所以把“力骋貔貅势”连贯起来，不知作者会如何牵强。
从落款署名看，这幅对联是由陕西籍的著名书法家钟明善先生书写的。资料显示，钟先生是中国书协和陕西省书协副主席，同时还有陕西省诗词学会理事等多个头衔。于是我在猜想，钟先生在受托挥毫之前，是否对作品的内容进行过一些斟酌呢？
5.2、东庑
5.3、西庑
六、二进院
6.1、昭神殿
二、“昭神殿”楹联浅析 “昭神殿”前的对联是：
擐甲大定社稷鼎（上），
持鞭长安黎民梦（下）。
从内容上看，倒也符合尉迟敬德的特质。有歌颂其辅佐李世民开创盛唐大业建立丰功伟绩的意思，也有赞美其作为传统门神护佑百姓生活安然无恙的寓意。从词性看，擐甲对持鞭，大定对长安，社稷对黎民，都比较妥帖。有一点需要斟酌的是“鼎”与“梦”的词性问题，这里的“梦”如果理解为“平安”“梦想”之类，就是一个动词；而理解为一种现象就是名词了。“鼎”本是一个名词。但这里的“鼎”是政权的意思，“政权”应该是一个专用名词。所以，从词性上看，如果“梦”当名词，对应“鼎”也可以说得过去。
再看下联：
持鞭长安黎民梦
从落款署名看，这副对联的书写者杨再春先生也是国内一位颇有影响的书法大师。据有关资料介绍，杨先生除书法成就之外，在摄影、诗歌等方面也大有建树。从杨先生的书法作品看，有很多内容写得就是“对联”，记得杨先生还专门出版过一本《书房客厅对联墨迹》的图书哩。由此可见，杨先生绝不是不晓得对联创作的基本要领。于是我又在遐想：若是他人冒先生名而制赝品可另当别论，如真是杨先生手笔，恕鄙人妄言，那就有点名人偏为钱财而不顾身价之嫌了。
6.2、东庑
6.3、西庑
朔州市朔城区新建的“崇福广场”东侧有一座同时修建的“尉迟敬德庙”。庙内中轴线有两座大殿，前殿叫“忠武殿”，后殿叫“昭神殿”。两大殿前的立柱上各有一副对联。“忠武殿”的对联是“遥制六奇力骋貔貅势（上联），坐挥三略策蕴龙豹韬（下联）”；“昭神殿”的对联是“擐甲大定社稷鼎（上联），持鞭长安黎民梦（下联）”。
想必，“尉迟敬德庙”是为纪念朔州籍的唐代名将尉迟敬德所建，历经三年施工，于今年（2012）“五一”正式向社会开放。
到庙内游览，如果是走马观花，也未必会发现什么。但这毕竟是一座永久性建筑，随着当地旅游业的逐步繁荣，相信前来观瞻的四方宾客会越来越多。况建庙之初衷，显然是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打造旅游特色，让更多的人认识朔州这块古老土地所蕴含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而彰显朔州区域的历史厚重力和提升其时代影响力。所以，庙殿的所有工程，都应该做到精细，能够映入游客眼帘的画面，不应该存在低级的瑕疵。
就以这两殿的楹联为例，可能有的游客并不会去特别关注这些楹联言之何物，更不会咬文嚼字地推敲其是否妥帖。但总会有一些懂行的宾客，如果他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龃龉，即使人家当面含蓄，过后也难免会说我们朔州人的笑话。
楹联不只是一种装饰，更重要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就其创作而言是十分有讲究的。一是形式上要符合格律规范，譬如字数相等，断句一致、词性相同位置对应，平仄相对音韵谐调等等。二是内容要符合主体的本质要求，要蕴含或表现所述对象的个性特征，并非极华丽而显赫，以拔高而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