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专访
阴谋论为什么这么红？
文/杨杨
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对许多人来说，知道一个哪怕是偏颇的解释，也比一无所知要好得多。
原始人面对地震、山崩、洪水时，一种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一种人立刻失态拼命逃生，哪一种人更可能在当今社会拥有后代？
答案显然是后者。
古人看到蚂蚁过道，一种人认为“蚂蚁过道天要下雨”的谚语缺乏逻辑而不屑一顾，一种人则忧心忡忡担心下雨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洪水，哪一种人生存下来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答案还是后者，即使他的出发点来自一个误会。
“对未知情境充满不安全感时，人需要警觉意识，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直觉对陌生情境进行解释，将其纳入可控的范围之内——阴谋论并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但它能够帮助有些人在没有办法全面思考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因此被保留下来。”在彭凯平看来，现在人类社会有些基因是演化选择的结果，它不是最优秀的，但它具有一定的选择意义和价值。“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着‘应当存在’，这是两回事。”
数百年的现代科学知识不足以改变六千万年演化而来的心理特性。因此，当现代人在面对超越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时，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随时赋予其主观的解释。“比如马航事件，对许多人来讲，知道飞机被美国人劫持到了秘密的基地显然比一无所知要好得多，而且更能够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一致性的认识和对环境的控制力，因为它符合我们这些年形成的惯性思维。”在《为什么阴谋论如此盛行？》一文中，彭凯平如此分析。
在彭凯平看来，这种心理机制就是阴谋论得以流行的心理原因：“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存在。”
“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
研究态度要理性客观，但对于研究方向，研究者会有自己的bias。
“科学并非与社会生活无关。我们的倾向性来自何方？来自我的选择、我的信念和我的经历。”
1989年1月，27岁的彭凯平来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读硕士。之后，有两件和中国相关的事情对彭凯平影响深刻，其中一件是“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卢刚是彭凯平的北大校友，曾与他朋友的室友为恋人关系。谈论这件悲剧时，彭凯平与其他中国学生认为“如果当时卢刚已经与以前的女友结婚，也许悲剧不会发生”，而美国同事则认为“应为那女孩感到庆幸，如果卢刚与之结婚，那位女孩也会惨遭毒手”。
“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为什么会走上杀人的道路？”中美朋友的不同反应及呈现出的不同归因方式，令彭凯平开始关注行为科学背后的文化差别。
1991年，已经就读博士的彭凯平，与师兄迈克尔·莫里斯（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用计算机生成了各种几何形状，圆形、方形、三角形，让它们随机互动，产生毫无意义的情境，然后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被试（心理学测验中接受测验的对象）来解释这些随机运动产生的原因。结果这些被试都给出肯定性的、有声有色的、有时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故事来，比如三角情仇、江湖恩怨、夫妻背叛、父女情深。这充分表明，人类不能够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使面对几何图形之间的无规律互动，人们都试图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一研究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2004年，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教授的彭凯平和当时的学生埃里克·诺勒斯（现任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用类似的几何图形测试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图形的分析，发现另外一个规律：当这些几何图形的运动比较明确地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时候，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还是能够从物理学的原则来解释这些事物的运动，但是对不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物理运动，比如“一个圆形在毫无外力触发的情况下滚动起来”，或是“两个物体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相继移动”，绝大多数被试还是都会给出海德式的解释。
“我认为，我们所说的物理现象产生的主观解释是正确的，这可以解释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在彭凯平看来，物理世界是人类最早接触到的世界，对不同群体来说文化差异更小。“如果再做下一个研究，我可能会选择生物或化学相关的阴谋论。以化学世界为例，很多人缺少心理体验——这些领域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控的，这时候最容易产生阴谋论。任何时候，对于不明确、不具体、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人们一定会用阴谋论来解释。”
中国人比较善于将两个不同事物关联起来，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在美国，相信阴谋论的人一般有三个特征：社会地位比较低、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判断、缺乏教育。”彭凯平如此认为。
但在中国，情况有点不一样。“中国有很多极聪明、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也会宣讲阴谋论。比如，《货币战争》的作者，他超级聪明，知道老百姓喜欢听什么，政府能够容忍什么，所以他拿这个来为自己营销。”
即使刨除利益上的诉求，在彭凯平看来，中国文化有种强烈的“非黑即白”传统，以及“整体性思维”的倾向，很容易成为阴谋论滋生的土壤。
中国人更擅长“判断相关”，这一点在彭凯平的另外一个研究中得到过证明：“我们是让人估计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举个最简单的范式：在屏幕上随机出现数字1、3及形象男、女，当出现一定次数之后，人们就会发现，是不是出现‘1’的时候较多出现‘男’，可以估计他们之间的相关程度。”
其他的测试列表包括：一个秃顶的人是否智商高、一个说话有英国口音的人是否受教育程度更高。“中国人挺容易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比如，蚂蚁过道天要下雨，或者，你做某事三次就会得到什么功德，这都是没有科学证据的。”
但“相关”并不意味“因果”。“中国人比较相信‘天意即是人意’。比如，我的单位为什么不能有两个领导？因为‘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乍一看会觉得有道理，但仔细想就莫名其妙，这两件事没什么关系啊。”
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有时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我们还有一种‘天下一体’的文化，喜欢说天下大事，谈论国际政治。我们比较多的‘阴谋论’论调都针对国际阴谋，没有人敢说政府的阴谋——谈外国的阴谋特来劲，谈自己的阴谋就不敢了。”每当听到此类“阴谋论”论调，彭凯平便觉得不以为然，“我们周围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不去做，却去管美国人怎么想、怎么做——就算美国人对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不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来起作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我们的官员、精英如何选拔和利用，我们老百姓如何得到幸福——这比讲美国的什么阴谋有意义。你讲完阴谋你能做什么呢？你什么都做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