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辑工作终于打上一个句号，这是一件可引以自慰的事。
古人云：“意在笔先。”说的是书法家动笔写字之前，意象中已有了字的形神。我
想，借这句话说出版，未尝不可。
早在接到叶永烈先生四人帮传记稿以前，我就开始了对于四人帮传记稿的希冀。
毋庸讳言，我这希冀带着浓厚的经验色彩。
我的最为痛苦的经验，莫过于十年“文革”的遭际。“文革”闹了十年，我被关了
五年半“牛棚”，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罪名则是“莫须有”。这就生
发了一种超越欲：希望免于无辜罹害的境遇。待到恩准“解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眼见神州遍体鳞伤，方知十年内乱岂止一己之不幸，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于是超越
欲得以升华：由欲求一己之超越扩大为欲求国家民族之超越——希望中国永不重蹈历史
的覆辙。
其时我以笔耕为业。我的小说习作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揭示这场内乱的根源。
而回头自审，总觉得力度有限，总觉得运用史传文学的体裁更容易取得淋漓尽致的效果。
其后我专事出版，便广泛征集这类书稿。文友们纷纷赠我以心血之作。时约一年，
得稿二十余部。然而质量参差不齐，可付梓者微乎其微。这就有个优选问题。
优选的前提是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我的判断标准是三条：
一曰“圆”优“扁”劣。“圆”是立体，“扁”是平面。这两个词借自英国一位作
家谈人物描写的文章。凡立体化的人物，他称为“圆的人物”：凡平面化的人物，他称
为“扁的人物”。任何事物，大至宇宙，小至原子，都是立体——具备色彩各异的多侧
面和结构复杂的内核。作家只有将人物和环境立体化，才能写出真的人物和真的环境。
反之，平面化即简单化，只能浮光掠影，很难给人以真实感和深刻感。
二日实优虚劣。东汉大学者班团在《司马迁传赞》中评《史记》云：“其事核，其
文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把《史记》永恒的魁力之本归之为“实”。
这“实”，我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崇尚本相而不是凭空杜撰的真实；二是有血有肉而
不是苍白无力的充实。古往今来，只有如此真实且充实的文章，方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
好文章。反之，以理念强奸事实，或根本缺乏事实，必是缺乏生命力的坏文章。
三曰冷优躁劣。冷是冷峻，躁是浮躁。作家只有排除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冷静观
察，冷静表现，方可写出隽永的好文章。反之，对所要表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知
半解，诉诸文字，往往冷峻展示不足，浮躁评议有余，当是不可取的。
以这三条标尺对案头二十多部书稿一一掂量，可取的不过二三，其一是叶永烈先生
的《狄克公案》。
《坎克公案》写的是张春桥（狄克）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种种丑行，分寸准确，
材料翔实，尽可能让原生态说话，没有空洞的议论，没有廉价的抒情，就作品论作品，
无可厚非。
然而，我掩卷沉思，油然生发一个问题：象张春桥这样的文痞，何以能爬上党和国
家的最高层？写张春桥传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总会叫人遗憾。回头去品《狄克公案》，
就觉得它的分量似乎不够。
幸而叶永烈是一位进取不息的作家。他早年以科普文艺创作出大名，在达到极致后
将笔锋转入高层人物传记创作，虚怀若谷。当我以充分理由言及《狄克公案》需要重构，
需要延伸到张春桥毕生宦海沉浮历程，特别是需要把重点放在“文革”一段后，他表示
所见与我略同。于是，拆小屋、建大厦，这就有了长卷《张春桥浮沉史》。尔后写姚文
元、王洪文传，也是采用全景式。《姚氏父子》、《王洪文兴衰录》没有避重就轻之嫌。
他早已面世并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蓝苹外传》，取的是《狄克外传》的写法，就写到江
青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打止。出于客观情势的制约，当时大约只能如此，但这终究是一
件令人遗憾的事。后来，他下了决心，重新构思，全面展开，这就有了江青全传。他同
时对上述三传作了修订，且改成现在的书名。
我珍惜这四部非同小可的书稿，编辑工作是颇费心思的。
我的心思用于两端：一是内容上的考究，二是表述上的推敲。
我一直想让这四本书作为高层次的史传文学传世。传世的首要前提是真实无误，任
何失实都可能招致严重后果。这就需要严格的考究。
考究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
宏观考究是掂量总体的本质真实性。反复沉吟，我认为作品体现了较清醒的历史意
识，既写出了四人帮的本质真实，也写出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本质真实。“文革”十年，
固然魑魅魍魉横行无忌，但无论中央与地方，总还有好多义士慷慨激昂，使错误决策的
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总的说邪不压正。作品涉及毛泽东，尽量避免了简单化，既写他
起用四人帮的不可推诿的责任，也写他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历史功绩，集失误与英明
于一身，不以平面涂抹，而以立体浮雕，所以显得深刻与公允。
微观考究是核定细节的事实真实性。书稿以大量卷案资料、报刊文摘、“文革”传
单、大字报、大标语、回忆录、访谈录表现事件和人物。我一一查阅材料来源，严加鉴
定，凡有质疑，即加复核。
叶永烈以多产闻名。其文如流水行云，但要成其为无懈可击的传世之作，反复推敲
是必要的。从书名到行文，都几经琢磨。我与作者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类书稿须层层审批。凡接受审读并点头的同志实际上都承担
了政治责任。要特别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感谢上级有关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
就没有这套书的问世。
初版已初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巨大的印数说明，千千万万的人乐于读到它们，迄
今尚无专家学者指出它们在史料或观点上有错误。《人民日报》曾以《历史使命 笔底
波澜》为题，《新闻出版报》曾以《实事求是写历史》为题，对它们给予赞扬。大陆多
家报刊予以转载。域外影响尤大。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美国、日本诸国转载转版
转引者频频，好些权威学者发表书评。总之，社会效益是好的。现在，有的修订重版，
有的从新写过，当会再次博得广大读者的称颂。
为此，作为编者，我的兴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个晴明有风而相当寒冷的日子，于长春南湖守
内斋南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