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孔庆东序：卖肉与成功
2005-11-02 14:43:47
我的85级师弟陆步轩在古城西安好好地做着张飞的营生，据说已经达到每日销售14头“痞哥”的业绩，即将与镇关西先生共执本行业之牛耳。忽然被媒体四面包围，大肆宣扬，引起社会上一片哀鸣，说什么北大才子焉能卖肉，北大这是怎么啦？北大培养的毕业生为什么如此没有竞争力，北大人咋就这么不适应市场经济，咋就这么缺乏现代意识，国家应该大力插手，杜绝这类悲剧继续上演云云。
我对这些来自八方的议论，本来不想多置一喙。因为北大的任何事情都免不了让人议论和消费一番，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就如同陆步轩自己敏锐指出的：“虚的多，实的少。”然而以83级师兄的身份被中央电视台拉去胡说了一通后，仿佛就有了继续谈论这件事的义务。那我就再重复几句。
首先我认为卖肉跟卖电脑没有高下之分。张飞卖肉，千古流芳。“比尔该死”卖电脑，榨取全世界人民的血汗钱，没啥光荣。其次，卖肉也不必一定非要卖到什么麦当劳，什么连锁店的程度。那些指责陆步轩或者善意地帮陆步轩出主意的人士，都是认为陆步轩属于一个“不成功人士”。他们认为腰缠万贯、鱼肉乡里才是成功，他们不懂得“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也是成功。他们不懂得白天做点柴米油盐，晚上读点唐诗宋词也是成功。在当今这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谁能体会我们北大人的成功观？伟大的孔仲尼先生说过：“君子不器”。做人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不成功”，因为一旦成功就成了个“器具”，就有“不是东西”的危险。即使成功，也不应该用升官发财去做衡量的标准。当年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谆谆告诫北大学生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不要利用学问去升官发财。今天有些学校动不动说自己培养了多少官员和多少亿万富翁，再加上多少明星和三流小说作者，我们应该以这样的学校为耻，而决不是反过来羡慕和学习它。倘若我们的大学都去培养那样的学生了，那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未来也就进入地狱了。
卖肉好不好，要由陆步轩老弟自己说了算。有朝一日他当了省长，幸福不幸福也要由他自己说了算。北大不是不能培养官员和富翁，也不是不能培养卖肉的卖书的卖电脑的卖导弹的。培养什么不说明本质，关键是培养的人给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和他自己得到什么乐趣。北大也曾有些不争气的毕业生，但绝不是陆步轩，而恰恰是某些西装革履的败类。从北大走出的人，有的连肉也卖不上。曾经有一位北大图书馆的小管理员，离开北大后，上山当了“土匪”，遭到全国媒体的痛骂甚至通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话说到此，应该承认，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北大精神？这是我们这个脑满肠肥的时代不太适合谈论的话题吧。
赵雪芹：潮湿的命运
2005-11-02 14:56:49
坊间酸文假醋的文字多如牛毛，对于崇尚真性情、直胸臆的读者来说，大可深叹几回：无书可读！无书可读！
有人推荐陆步轩的《屠夫看世界》，评语是：当属实文字纯性情。找来顺手翻了中间的几个章节片断，立刻产生一种判断：它对我的阅读习惯仍会是一种挑战，我爱做和自己都有一拼的事。
不能说是一口气读完了它，它的真实平朴，特别是不避粗和不避俗还是让我长长地换了好几大口气的，当然是用腹式呼吸。也说实话吧，我为作者的这种写法还是捏出一手心汗的，看看网上的那种解读，我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也为我自己的承受力有所考虑。
还好还好，事实证明作者陆步轩有足够的勇气，我也有足够强悍的神经。
书中有老白鸡的一篇长文，情辞感人的程度有催人泪下之势。标题是：兄弟，我在这里！忽然想起这是舒婷的一首诗名，1985年诗歌像夏花一样绚烂，一如陆步轩们年轻的生命和年轻的心。“相信雨后的松塔╱有无数小太阳悬挂。”陆们是怎样“向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出发”的？当时的就业形势远没有出现现今的尴尬，陆步轩是抱着博大雄心和踏实肯干的性格底色步入社会的，一个微小的个人面对浩茫曲折的世道，寻求、拚搏、挣扎，最后迫于生计，迫于实实在在的稻谷和蔬菜，略去了生命中所有的浮华和泡沫，操刀开起了眼镜肉店。正所谓：命运多舛，书生奈何！
“略去”只是平平的两个字，对陆步轩来说一定是一个痛苦万分的心理历练过程，失落和挫败，不甘和无奈……只有陆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咂得出况味，所有无关痛痒，还想出来指点陆兄一把的人，恐怕都是没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的，理由很简单：“你也许没有遇见╱这么潮湿的命运。”（顾城）
陆步轩用他几无忌惮的笔写出了几多背后的背后的故事，命运潮不潮的每个人，都是可以看出一些什么的，一本沉甸甸的书，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经历称量。
每代人都有责任把自己的故事真实地讲述出来，留给后世也留给命运。
作者通讯地址：北三环中路六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00011
刘红庆：猪眼看屠夫
2005-11-02 14:56:14
我是一头识字的猪，拥有我这样水平的猪和拥有北大文凭的屠夫一样少见，所以我一口气看完《屠夫看世界》并在网上留言之后，赵编辑就拽着我的耳朵要我写写感想，她还利诱我以大餐馆里盛在盘子里的饲料，其实，饲料盛在什么器皿里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猪才不在乎能不能体现自己的身份这样烦琐的事。我们只要吃饱就行，这和屠夫想通过我们挣钱是一个道理，他才不在乎把肉卖给了总统还是下岗的老王。
通常，屠夫的眼里只有猪，他们隔着猪毛能看见猪皮，隔着猪皮能看见猪肉，隔着猪肉能看见猪的肺腑，然后想尽办法把我们身上的每个器官去消费者那里换得好价钱。这如同猪的眼里只有饲料，我们的所有乐趣来自我们槽旁的争吵和梦中遇得老庄。
可是陆步轩这个屠夫与一般的屠夫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混进过北大，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应该担当兴国的重任，传承文明的火种。可惜的是陆步轩这家伙不争气，居然没落到街头卖肉的地步，与粗鄙之人为伍，辱没了北大门庭这金字招牌。于是，有人怀疑陆步轩混进北大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悲哀，有人指责北大才子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是用人制度的腐败。
为什么人一进了北大就成了超人，不再是普通的人了？因为既然是人，就有各种可能，或者飞黄腾达，或者平平庸庸。其实陆步轩这个屠夫进过北大和幼年爱因斯坦智力不超长、猪的前生前世曾经是人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如果陆步轩不是屠夫而是一个大学教师，说不定还没有今天的名气哩，他对社会的认识也不会像今天一样有切肤之感，他会为了职称而拼命写些不关痛痒的文章，网上不会连载，长着猪脑袋的我才不会去读呢！
可是，因为流落街头卖肉，于是《屠夫看世界》就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卑微小人的挣扎史，是一个读书人的放逐史，痛楚，劳累，无奈，真切，荒诞，也正常。近20年来，社会的各种机遇和各种挑战，让一些人绝处逢生，也让另一些人碰了一鼻子灰。许多时候，一个人的命运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不安全感时时撕裂着可怜的生活。陆步轩的遭遇不全是社会的责任，他不是没有遇到过橄榄枝，只不过最后踩上的都是臭狗屎罢了。
陆步轩像个可怜虫，牙口不好，吃嘛嘛不香。分配不如意、下岗、受骗、婚姻的失败，“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屠夫陆步轩讲述的仅仅是一个倒霉蛋的倒霉史，而在中国，像他一样倒霉，或者比他还要倒霉的兄弟姐妹肯定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们阅读屠夫的书，其实是在屠夫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某一刻的影子。至少我不是在欣赏，而是在感同身受地重新活过一回。
但是，屠夫拿起屠刀时双手的油腻，到他拿起笔的时候却不见了，文字干净而情怀洒脱，虽然有个读书人的“情结”，使整个文字不时冒着点“怨”和“不平”，但是，没有这点“怨”，文字也就没有了“气”，整个20万字会成为一盘散沙。所以，屠夫“怨”得恰倒好处。
人卑微地活着，只为着卑微的梦想：吃饱，喝足，挣钱，找个贤惠的媳妇，孝敬好年迈的父母。屠夫陆步轩没有把北大的使命当会事，倒是看客们太愿把北大的事儿当成一介屠夫的事儿了。
陆步轩不是第一个倒霉蛋，也不是最后一个。幸运的人毕竟是少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如意处。但是，谁能把幸运之星永远攥在自己手里呢？一不留神，幸运之星降临到了“眼睛肉店”，屠夫有了正式工作，还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本书，编辑还是个美美呢！据说，陆步轩的连锁店也开张了，事业、生意都有声有色，倒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倒霉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想哇哇地大哭，因为上辈子还是皇上的我这辈子成了一头猪。我还没有见到屠夫，你要知道，猪的一生只有一次与屠夫打交道的机会。可是我还不愿意与屠夫打交道，我愿意长寿一些，等会写书的屠夫也转世成了一头猪，我好和他探讨一下做人的道理，以便再一世我当了人，不至于像他那么倒霉。
作者通讯地址：北三环中路六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00011
伍欣：笑看屠夫立传
2005-11-02 14:49:33
屠夫界出了古今未有的大事：出书了——《屠夫看世界》，估计这会让众多满脸横肉、粗鄙壮实的屠夫们一阵欢呼，咱连三教九流都算不上的鄙贱之人终于得以在史书上书写一笔。既然是“屠夫看世界”，那作者陆步轩一定会表达自己的屠夫世界观、屠夫方法论吧？不过，倘若屠夫们看了这本书，恐怕就会失望了，因为与其说这书是一个屠夫的写作，不如说是一个落魄的北大生的自传，其屠夫身份含含糊糊，羞答答地或者说尴尬地躲在光彩的“北大毕业生”后面。全书读来琐碎乏味，作者似乎津津乐道于一个状元北大学生，如何一步步走到了卖肉的行业的回顾里，作者翻检着那些陈谷烂芝麻，甚至一些隐私，并且乐此不疲，只是在后面几章真正涉及卖肉黑幕过程才见出一点彩来。不客气地说，陆步轩在书里不仅展示出一种就业错位，而且更有作者身份的错位——屠夫乎？北大生哉？通观全文，那里有多少屠夫的见解和真知灼见？有的只是一个北大生的苦涩的人生回忆，看来，陆步轩的心态还是没有调整回来，仍然沉溺在所谓北大情结之中，既傲然又概然，全然忘乎自己书中应该承担的屠夫角色，更遑论所谓“成功”的屠夫了。
这本书的一个可笑之处是孔庆东的序和陆步轩全书文字情感的格格不入。孔庆东的言语如庄子般洒脱自由，那是因为他的生存状态和心态与陆步轩不一样，他是以大学教师身份来看待北大生卖肉的，可以从容，可以闲适。可从书中，我体味到的却没有一丝如孔庆东所说的那种卖肉的闲适与“成功”，反倒是作者一直以来对于自己如何被迫走向卖肉道路的回忆和反思，甚至于懊恼，事实上，陆步轩笔下流露出的对于卖肉的无奈和轻视是显而易见的。看来，孔庆东对于自己的师弟也没有完全理解吧。“卖肉跟卖电脑没有高下之分”，我很赞同孔庆东的这句话，不过，他提到的“成功的乐趣”和“北大精神”又似乎有拔高之嫌了，要知道，陆步轩卖肉可不是找乐，而是生计所迫啊。
单就屠夫而言，陆步轩也不是所谓“成功”人士，早在《庄子。外物篇》已经有了一个把屠夫事业做得美轮美奂如同艺术的庖丁了。历史上，能够留下一点名气的屠夫，恐怕就是倒霉的郑屠夫和粗鄙的胡屠夫之流了吧。文人做屠夫倒是少见。不过，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什么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都有。复旦计算机毕业生回乡卖鸡；留洋博士当猪倌；女大学生毕业擦皮鞋开上连锁店；南京一大学生毕业做了流浪汉，这样多吸引眼球的事件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了兴奋的谈资。其实，从明代状元孙曰恭因为名字不吉利，殿试丢掉红袍加身荣耀到哈佛大学生擦车做清洁工，我们会发现人生造物中的大起大落在古今、在国外都不少见。这样一想，我们也就会“见惯不惊”于“北大屠夫”的出现了。
在中国，似乎凡是跟北大、清华有关联的事情，总是能搅动民众的感官，人们激动于北大清华的一举一动，媒体也关注他们的一言一行，关于北大，关于清华，嘻笑怒骂皆成话题。然而，世界就是这样有趣和丰富，造化塑造出的大起大落数不胜数，岂止北大屠夫一人。？？
曾经意气风发的北大生，透过那副厚重的眼镜，在《屠夫看世界》以一个卖猪肉的小贩喋喋不休于自己的大半生，字里行间的自嘲掩饰不住那份失落与迷茫。陆步轩，可以是大学生开阔思路，自我就业的标兵，也可以是不气不馁，坚定生活的典范。当然，还可以说他是中国教育失败的证明，人才浪费的榜样。总之，围绕他的话题总是说不尽道不完。只有一样可以有定论的，就是他成了名人。
陆步轩在《郑州晚报》对他的专访中说自己现在的状况可以用“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来概括。看上去，经历艰辛生活打磨的陆步轩也看开了，来自于生活磨砺的豁达是最实在的，但愿那种虚幻的名气不会让他迷醉吧？
名人出书的时尚，电视报纸媒体蜂拥的潮流——浮躁的传媒和名人陆步轩千万不要毁掉了屠夫陆步轩。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通讯地址：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赵勇：底层人的挣扎史
2005-11-02 14:48:38
两年前，知道北大毕业生中出了个卖肉的；如今，读完了《屠夫看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才知道这个卖肉的名叫陆步轩。
北大毕业生该不该卖肉？能不能卖肉？光听我们的大小媒体在那儿乱嚷嚷，可能永远也争论不出个所以然来，一读作者的这本《屠夫看世界》，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陆步轩出身农家，后来靠自己的勤勉与努力成了一名北大才子，然而，这位老兄又是一位“言辞木讷、不苟言笑、老实巴交的家伙”，于是，毕业之后学非所用，又处处碰壁。他在长安县柴油机厂呆过，企业不景气，遂沦落为社会闲杂人员，不得不下海经商。他淌过装饰业这道浑水，终于无功而返；穷则思变，他开起了杂货店，无奈只赔不赚，不得已又拿起屠刀，靠卖肉为生，几年功夫，居然卖出了点名气。他成了记者追逐的对象，并且终于依靠媒体和舆论的力量，放下屠刀，成了地方志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毕业十多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对口专业，然而已年届不惑。——这就是陆步轩的前半生。
所以，要我说，《屠夫看世界》显然是一部小人物的挣扎史、辛酸史甚至血泪史，它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中国，如果你沦落底层，如果你无钱无权无势，同时你还是个书呆子——不会见风使舵，不懂投机钻营，不擅溜须拍马，那么，你很可能就会成为陆步轩式的人物。即使你靠卖肉卖米卖烟卖酒卖茶叶蛋卖出了名气，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不过是歪打歪着，不过是让自己成了一条“人咬狗”式的新闻，而自己的大好年华却被荒废掉了，岂不痛哉？
在这本书中，我读出了陆步轩的这种痛——身痛、心痛、悲痛、惨痛。而当他说出下面的这番话时，我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伪装出来的潇洒。他说：“我以为卖肉是一种牛仔般的生活，虽然苦累，但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不必揣摩别人的心理，看他人的眼色行事，也不鬼鬼祟祟，做贼似的难堪。……这样自食其力，吃得安全，睡得安稳，胡吃海喝，何等逍遥自在！”如果卖肉能让人如此这般地拥有了一种幸福感，为什么陆老兄还要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呢？为什么最终还要落脚到地方志办公室当一名“国家干部”呢？
与陆步轩的痛相比，孔庆东先生为该书写的序便显得有些轻飘，甚至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孔先生借用别人的思路，把陆步轩定位于“不成功人士”，然后大谈“不成功”的好处：“做人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不成功'，因为一旦成功就成了个'器具'，就有'不是东西'的危险。”这话固然没错，但用到陆步轩身上便显得大而无当。陆步轩是为了生计才开始卖肉生涯的，这叫被逼无奈。他的境遇只会让我们想起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诸多症候，这与做人的境界有什么关系？
于是我又想到，当许多人争论北大毕业生该不该卖肉时，他们只是看到了一种结果，他们没有去考虑陆步轩之所以去卖肉的初始原因。倘若陆步轩毕业于1988年，一位学习语言的本科生会被分配到柴油机厂吗？如果不是分配到柴油机厂而是去了一个地方志办公室或一所大学，他还会有这一段“屠夫看世界”的历史吗？不幸的是，陆步轩恰恰毕业于1989年，过来人都知道1989年和随后一两年的分配形势。为什么大家都盯住卖肉这件事不放，而不去追寻背后更微妙的原因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既把陆步轩事件看作悲剧，也把它看成一出荒诞剧，它的出现，显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妙反讽。而卖肉云云，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话题。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硕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谢泳：时代变革与个人命运
2005-11-02 14:47:29
偶然读到一本《屠夫看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这本书的作者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他本人的经历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他广为人知，是因为他以北大毕业之尊，最后落到了开肉铺的地步。他的人生经历经媒体披露后，一时曾引起很大波澜。现在陆步轩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人生道路写成传记，我以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在我们这个时代，个人命运和偶然机遇之间的微妙关系。陆步轩的经历，在他个人看来，也许有自己的解释，但读过这本书，我发现在陆步轩个人命运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如果这个原因得不到解释，那么陆步轩个人命运的结局就难以令人相信。
请注意这个时间，陆步轩是1985年考入北大的，他在四年以后离开了北京，回到了他的家乡，人生的变化就由此发生。他毕业的那个年代，在北大的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时代的重要转折，陆步轩毕业的那一年，作为北大毕业生，他们与国家之间的认同发生了危机，也就是说，以主流意识形态的眼光观察，这一批北大毕业生是不受欢迎的。不是说北大毕业生不能到基层去，而说是因为时代变革的偶然原因，陆步轩很快脱离了他北大的身份的常态特征，他后来的人生步步转入困境，其源主要在此。
如果在一个常态的社会环境下，陆步轩不可能以北大毕业身份，到一个小县城去。也就是说，在一个还没有建立常态社会流动机制的环境里，人生起点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越是落后的社会，这个不平等性越是个人能力所难以改变的，陆步轩的人生悲剧其实是我们时代的悲剧。陆步轩本来以北大毕业的身份，可以实现他在社会中的流动，在陆步轩毕业的那个时代，一个北大毕业生本来已经上升到了社会流动的高层，或者说具备了向上流动的基本前提，但时代的突然变化使个人命运瞬间发生转折，陆步轩开始向上流动的优势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们的社会流动机制非常僵硬，陆步轩毕业后回到他的家乡，就像一条鱼被放在了岸上。
我始终认为，陆步轩的人生结局与他个人的才能和选择没有太大的关系。在社会流动机制非常僵硬的环境里，个人的努力极难发生效力。陆步轩是一个普通的北大毕业生，以他当年能考入北大推测，他的智力是没有问题的，在常态的社会环境里，他的人生结局应当比现在好一些，但事实是他的人生不尽如人意。他在自己的书中，很少提起是时代的变化使他的人生出现了特殊的转折，但读者能感觉到他其实是一个历史的牺牲品。
中国社会的发展极不平衡，个人才能除了在少数环境里可以产生作用，在很大范围内，起主要作用的其实是环境和机遇。中国还是一个机遇远胜于才能的社会，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向社会挑战。读陆步轩的书一个明显感受是凡当年没有离开北京的同学，后来的命运都比陆步轩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是机遇和环境导致了陆步轩的命运。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除非个人有绝大的才能方可挣脱出来，常人只能顺其自然，而陆步轩只是常人中的一员。陆步轩的经历是平常的，但那种平常中却有着令感慨的沉重，在时代的转折中，人个常常意识不到时代变化留给自己的记忆是如此沉重，有时候我们会把人生的变化看成是一种宿命，其实还是时代的责任，至少在我看来，陆步轩个人的命运是因为他毕业的不是时候。
作者通讯地址：山西太原南华
陆步轩：我写《屠夫看世界》的缘由
2005-11-02 14:46:29
从来也没想到要写什么劳什子书，一是我穷人忙身子，整日为一家老小的吃饭穿衣而奔波劳累，实在抽不出时间与精力静下心来，屎壳郎戴眼镜——冒充一次地理先生，舞文弄墨；二是十多年来，一直与孔方兄为伍，在铜臭与庸俗之中瞎折腾。不读书，不看报，更不写东西，说句不怕大家耻笑的话，甚至连电视亦很少看，曾经辛辛苦苦记忆了几十年的汉字也忘记得差不多了。一旦提起笔来，总感觉力不从心，小小的钢笔似乎很沉很重更很笨；头脑之中如未开化之地，混沌一片，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全然不如杀猪卖肉时挽起袖子，手握钢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的得心应手、干脆利落、挥洒自如.当然也惟恐写出的文字难登大雅之堂，贻笑大方，更辱没了师门的百年盛誉。
“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新闻曝光后，猴子一夜之间演化成人类，我，一个破杀猪卖肉的，竟然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北京一出版社的编辑不辞辛劳，千里迢迢，几次登门约稿，都不能铺纸，更谈不上提笔。然而，出版社三番五次来陕，我盛情难却，竟然萌生了写点东西的冲动，以免落下狗肉上不了席面之嫌。适逢《XX日报》记者——我的校友L先生，在百忙之中，多次造访，毛遂自荐，要替我捉刀。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心与实力，他不仅带来了千辛万苦搜集整理的关于我的许多文摘资料，而且还带来了自己引以为豪的力作。
也许是太单纯，或许是有病乱投医。我的生活圈子狭窄，杀猪卖肉的认识很多，但文化人却结识稀少。无奈“村无大树，蓬蒿为林”，山中无老虎，猴子便成了山大王，在筷子之中拔旗杆，鬼使神差地向出版商推荐了L先生。出版商亦深信不疑——毕竟有北京大学这块金字招牌，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
各方态度都很积极，出版社、L先生、我三方很快达成协议，签订了创作、出版合同。此后一段时间，L先生隔三差五地来长安找我座谈，以获取第一手资料。我也不厌其烦，每次均悉心接待。。
说实在话，自2003年7月，西安电视台推出首篇报道，全国媒体纷至沓来，几十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我，居然一夜之间，名动天下，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令人目不暇给。刚开始，我出于好奇与礼貌，有选择地予以接待，但到了后来，前来采访的媒体实在太多，搞得我疲于奔命，焦头烂额了，心中对之产生厌烦情绪，却又找不着合适的借口予以拒绝，只好关掉手机，东躲西藏，避而不见，让其自生自灭。
对L先生，我还得另眼相看——毕竟是校友，况且又在为我著书立说。因而每次L先生光顾，无论多么忙乱，我都要发扬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挤出时间，找家餐馆，喝几杯啤酒，吐几个烟圈，勤思量，细回忆，与L先生娓娓道来。
时光荏苒，眨眼间到了2004年2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L先生如怕羞的少女，扭扭捏捏，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终于拿出了约三万字的稿件。
我看不大明白，也不太满意。恰好过春节，肉店歇业一星期，走亲访友之余，我亲自操刀，提纲携领地重新写了一部分，反馈给L先生，供他参考。同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光，以为自己脱离文化圈子时间长了，眼光已经跟不上时代，说不定如今的文章就应该如L先生那般写，那叫时髦。
不久，出版方打来电话，认为L先生的书稿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只是一些媒体报道的简单堆砌，必须推翻重来。
这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 .L先生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书稿是一流的、高质量的作品，其中蕴涵哲学意味，并且还在润色修改，“再假以时日，一定会搞出精品著述来。”到了2004年5月，L先生声言完成了另一部分书稿，因时间紧迫，来不及拿给我看，直接发给了出版商。让我准备一部分照片，就可以出版面市，坐收银子了。
我的文化素养有限，自忖读不懂高深晦涩的哲学著作，交我过目无异于瞎子点灯——白费蜡，所以不看也罢，节约时间，尽快出版，尽早见效益才是正理。
惶惶之中又过了数日，出版社方面传来消息，认为该书稿内容空泛，形式死板，文笔粗俗，离出版要求相去甚远，要求解除合同，索要五千元定金等等。
L先生的态度截然相反，声言此书稿是他历时大半年，呕心沥血的哲学结晶，具有很高的艺术、哲学价值。
双方争执不下，事情因此便拖了下来。
出不出书，于我而言，本是无所谓的。几年来，一直守着宽不足十尺，长不过丈五的小店，淡泊名利，清心寡欲，过着与人无争、与世无求的日子，虽然清苦，倒也悠闲自在。
2003年11月，我去北京，与昔日同窗相聚，得知自己虽然背运倒霉，却荣膺北大中文系1985级最负盛名的人物，不禁有些悲哀。由此想到猪喂肥了，便要出槽，大限已到，挨宰之日为时不远；人一旦出名，成为众矢之的，时时处处都要小心，提防枪打出头鸟，是谓“人怕出名猪怕壮”，那样的话活着该有多么累呀！
肉店照开，生意照做，而且收入不错，维持正常生活绰绰有余，我被安排到区内一家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干部，公、私兼顾，上班、生意两不误。闲暇之余，再干点儿自己所喜欢的事，可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正是我向往的生活，何其潇洒自在？给个县长都不干！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安静而恬淡。岂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间不经意的一件小事，又打乱了我平静的生活。
2004年7月上旬某日，我高中时的一位同学要来长安找我，我当时心烦意乱，借故急忙阻止，她说已经在路上。没法子，有人说“读胡适长学问，看鲁迅长脾气”，自己总不至于成为“名人”，就长了“架子”，拒老同学于千里之外吧！
来到肉店，发现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位男士。我顾不得招呼老同学，急忙与来人寒暄，无意之中发现其胸前挂着一个小牌牌，仔细一端详，竟是采访证。
“请问，你是哪儿的？”我忙问。
“《华商报》记者。”对方语气充满优越与自豪，问这问那，问得我很不舒服。
“如果作为朋友来看望我，我很高兴，也很感激；倘要采访，对不起，我没有时间，也不愿意接受，请便吧。”说完这几句话，我怕记者先生软磨硬缠，遂撇下同学，转身离开了肉店，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并非忘恩负义、背过河不认干爹之辈，自己因媒体而得名，应该对记者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可是我实在不愿意他们再打破我宁静的生活。晚上回到家，我与妻心中均不瓷实，轮番给我的同学打电话，让她转告《华商报》的朋友，关于我的片言只语，千万不可再见之报端。
可是记者大爷似乎故意报复我的不恭不敬。到了第二日，大概是7月9日，《华商报》第一版上依然出现了我，而且一连三日，连续报道，又引来了全国众多的新闻媒体关注，他们以不同的新闻角度，到处追踪采访，甚至“连区委、区政府的正常办公都受到了干扰。”令人哭笑不得。为了避免麻烦，以后十多日，我关掉手机，闭门谢客，无奈麻烦还是不期而至。
由于条件所限，我是电脑盲，更谈不上在网上潇洒走一回。忽一日，还是我的那位同学又打来电话，说互联网上有人诽谤我，劝我不要冲动，更不必生气。
我说现在的老陆今非昔比，历经了几多磨难，早已缺棱少角、圆滑世故、麻木不仁了，哪有闲情逸致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即使不幸被疯狗咬了一口，也仅仅会捂住伤口，自个儿去医院打一针狂犬疫苗息事宁人，绝不会拿起屠刀，宰杀疯狗而后快。
不日，同学将互联网上的文字打印下来，送我过目，“'北大才子卖肉'：百分百的新闻垃圾”作者：法门大佛读罢帖子，不由得想起李陵在《答苏武书》中的一句话：“刀笔之吏，弄其文墨”。南怀谨先生感慨：“从政的人都要了解这一点，公事办久了，从政久了，法律熟了，专门在笔杆子上做工夫，害死人杀死人，比刀都厉害”。
“路不平众人踩，理不平众人摆。”对于法门大佛这种自做师婆自跳神的行迳，我虽未加理会，但网上的争论还算激烈，蛮有意思的。
“大家同上梧桐树，自有他人说短长。”思忖再三，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于是便有了这些文字，也算作一种回应吧！这就叫“不怪自家麻绳短，只怨他人古井深”。
1、“北大才子卖肉”新闻的出笼（上）
2005-11-02 15:17:09
2003年酷夏7月，太阳像一个硕大无比的火球，烘烤着古城大地，天如蒸笼，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中学地理教科书将南京、武汉、长沙、重庆列为中国四大火都，然而，考察西安近几年的气候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教科书也不十分准确，确实该修改完善了。
清晨五点钟，生物钟准时将我唤醒。坐在床上，美滋滋地点上香烟，一时之间，斗室里便弥漫着香烟与汗臭混合的气味。
多年养成的习惯，早晨一睁开眼睛，牙不刷，脸不洗，天大的事情放在一边，先要靠在床上，过足烟瘾——几个小时未吸烟，口腔、肠胃、嗓子已备受煎熬。为好这一口，没少忍受妻子的唠叨，孩子的白眼。
也曾咬牙强制戒掉过几次，但最终还是禁不住吞云驾雾、神仙般美妙感觉的诱惑，戒而复吸，可见戒毒之人意志是如何坚强。反过来又一想，“不抽烟不喝酒，死了不如狗”，“宁舍婆娘娃，不舍纸烟把”，“抽一支烟，解心宽，解乏解困解腰酸。”自己就这么一丁点儿业余爱好，倘若丢弃，如我这般行尸走肉之人，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后来又听说香烟可以预防“非典”，更坚定了我抽到底的决心。总之，无论怎样，看来这位老朋友注定要与我生死与共了。
照例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摆放案板，打扫卫生，整理器械……约五时半，屠宰场将大肉准时送到，过磅、付款、剔骨、翻肉，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重复着……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不过今天似乎感觉有些异样，早晨起来，眼睛不时地跳。常言道“左眼跳财，右眼跳崖”，可两只眼睛都在跳，是福是祸，一时却难以预料，只有心中暗暗地提醒自己：头脑冷静，遇事沉稳，不要冲动——人一旦背时运了，喝凉水都要硌牙。
六点钟，买主上来了，你要一斤，他要二斤……我在前面案板上打肉，妻在后面绞、切加工，一时忙乱的东西难辨，再也无暇顾及“跳财”抑或“跳崖”之事。
八点半许，酒店、餐厅、单位大灶的老主顾陆续来了，老远就打着招呼，店前顿时热闹起来，生意也更加繁忙。
当地驻军85012部队的给养员小王将采购清单往我的肉案子上一甩：“眼镜，给我准备三十五斤肉，摩托车借我使使。”我一边答应一边将摩托车钥匙递给他——尽管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乐意，表面上还得陪着笑脸讨好应付：“奶奶的，那辆车就是让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给骑坏的，刚花费四千元买了辆新的，不识趣的又来借。”然而，顾客就是上帝，是我等的衣食父母，得罪不起，谁叫咱们做生意呢？
继续打发其他主顾，正忙得不可开交，电话响了，不接，不停地响，一听，是小王，车让交警给扣了，让我赶快将有关手续拿过去。
“奶奶的熊！”我在心里狠狠骂道。正是卖肉的节骨眼，我哪有空闲！只好告诉小王：“你先回来，车随后再说。”小王回来后，结结巴巴、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交警们靠着马路吃轱辘，在环南路什子附近设卡查验证照，暂扣了许多大小车辆。
“不过不用担心，我们团长与公安局熟识，可以要回来，下午请你配合配合。”小王充满自信，说话掷地有声。
我点头应允。
因为天气太热，肉店是半天生意，肉卖完或者卖不完，下午都没有买主，耗着也是干耗着，不如早点关门歇息。
心绪不好，脑子乱七八糟。早早地收拾了门店，胡乱扒拉了几口饭，糊弄一下肚子，打开一瓶冰镇啤酒，狠劲地抽了几支烟，补足上午因为忙而没有过足的烟瘾，无意之中瞥见微微发胖的妻子，猛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禁哑然失笑。
杀猪卖肉的媳妇十有八九都比较健壮，有人说是吃肉太多的缘故，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杀猪卖肉的一般都喜欢吃肉，尤其钟爱肥肉，倘若自己看见肉就恶心，想象别人亦不爱吃，肉就不会有人要，择业时自然不会选择杀猪卖肉这个行当了，寓言“罚人吃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肥肉脂肪丰富，食之易发福，这是其一；其二是大肉的销售全凭早晨，尤其夏日，早上特别忙，无时间吃饭，为了不至于太饿，先天晚上放开胃口，使劲地吃，肚子憋得鼓鼓囊囊，第二天又得早起，所以刚吃完饭，把嘴一抹便去睡觉，真所谓“吃了睡，睡了长”，与养猪是一个道理；其三，缺乏体育锻炼，不能及时转移多余的脂肪，因而长了一身肥膘肉。
而男的发胖的却不常见，毕竟杀猪卖肉是重体力劳动，消耗大，早上又不得吃饭，“两餐就着一顿食”，体内自然积攒不了过多的脂肪。
已经两瓶啤酒下肚，小王仍不见踪迹。正焦急间，三男一女径直来到我的面前，细皮嫩肉的，只看穿着打扮，就知是手不提篮，肩不挑担，吃皇粮的主儿，与我等凭借力气吃饭的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你认识我吗？”为首的一男问。
2、“北大才子卖肉”新闻的出笼（中）
2005-11-02 15:18:18
我仔细端详，此人四十上下，中等身材，粗眉大眼，皮肤白皙，项上一顶苏格拉底式的脑袋，无限光明。似曾相识，一时之间却又回想不起。
“面善，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我如实回答，“国税还是地税的？”我言不由衷，脸上陪着笑颜，嘴里抹着蜂蜜似的陪着小心，心底却在暗骂：“撞见鬼了，尽遇倒霉事，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尽快将这帮“吃人贼”打发滚蛋。
来人笑而不答，俄尔反问：“生意如何？”“马马虎虎，混口饭吃。”平时吹牛皮不用上税，你尽可吹嘘有几千万资产，但遇见税务征管稽查人员，不敢海阔天空五马长枪地神侃一气，不能说好，否则收你个人所得调节税；也不能说得太惨，“赔钱你还不关门？”问得你哑口无言，最终还得乖乖缴税。
来人又问：“你是不是大学生？”心想下岗职工可能免税。听说国家有这么一项政策，税务局一直没有现场办公，自己也没有时间与精力去税务局询问。对于老百姓而言，大凡能得到实惠的好事，手续都很繁琐，目的是让你知难而退，不能白白占了国家的便宜，这基本上已形成规律。
如此做梦娶媳妇——想得甜蜜，我如实回答。
来人这时才表明身份，他叫燕军仓，是西安电视台专题制片人，来长安办事，曾经听人提起过我，顺道前来看看。
再次端详此人，脑海中没有记忆，确实未曾见过。至于刚才说“面善”，可能是自己整日踌躇街头，南来北往的宾客，接触的较多，看谁都似曾相识，若直接说“不认识”，显得生硬，似乎对人不礼貌。幸亏自己是一个杀猪卖肉的，还未成为达官显贵，倘若果真遇见故人，一句“贵人多忘事”讽刺挖苦于我，岂不尴尬万分！
小王一个毛猴子列兵，哪能搬来团座的大驾？他狐假虎威地叫来了一位团参谋和司务长。人常言“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至于司务长，用关中农村的话讲，不过一个执事头，主管吃喝拉撒睡，芝麻粒似的官，既没有“杠”，也没有“星”，所以对于交警队之行，我基本不抱过多的希望。
例行公事似的，与小王他们一同前往，也许部队与公安的关系特殊也未可知，“权当撞大运吧！”交警还未上班，大院里已聚集了五、六十人，绝大部分如我一样，带着被扣车辆的相关证照，拉着亲朋好友，托着关系，走着门路，希冀交警不看僧面看佛面，能够慈悲为怀，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刀下留人。
离上班还差十分钟，“违章处理”的窗口已经排起了长龙，煞是壮观。
“倘若何时买肉之人能够排起这'一'字长蛇阵，发家致富奔小康指日可待。”做着黄粱美梦，脑子胡思乱想。
好容易等到上班，交警们却先开会。这才想起今天是周三，一般单位政治学习居多，办不办公则另当别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久久不肯散去。
果然，大约下午四点半，一名交警传出话来：“车在停车场，今天不处理。”凡是机动车司机都知道，交警队在北塬专门设立了违章车辆停放场，专人看护，不用担心丢失或损坏，可交警队也不学雷锋，车不是白白停放的，停放一天收费二十元。拖到过了夜，便以两天计，若是十天半月不处理，单停车费一项就得花费几百元，罚款还在其外。
小王、团参谋、司务长一伙忙去找熟人。但人微言轻，要么被推脱“人不在”，要么被告知“按规定办理”，碰的不是软钉子，便是硬钉子。一向在当兵的面前吆五喝六的军官，碰了一鼻子灰，灰不溜秋的，煞是难堪。我忍不住想乐，可一想到自己起早贪黑，千辛万苦集攒的银子是老鼠给猫存着，很快将要落入别人的腰包，忍俊不禁的笑声却变成了无可奈何的苦笑：“算了吧，他们要钱不要命，改天再说吧。”一帮人知难而退，无功而返。
尽管遇到了烦心事，第二天，门还得照开，生意还得照做，权当给交警们挣钱吧！事既已如此，胳膊扭不过大腿，鸡蛋碰不得石头，你能奈他何！只有把银钱看淡，折财免灾，打掉的牙齿往肚子里咽——这也是中国如我般老百姓的处世哲学。
约十时许，一辆红色面包车停在我肉店前不远处，奇怪的是车上的人没有立即下车，像在等待着什么。
“大热的天，坐在破昌河车上，既无空调设备，通风条件又不好，这帮人不是脑子有病，便是在捂蛆。”我暗自寻思着，本打算前去探个究竟，转眼一想：“如今这年头，人心不古，好人难当，有时好心反被当作驴肝肺。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一身麻烦，自找嘴揋地。”如此想着，便与妻子忙着生意，并未过分在意。
不知过了多久，车上的三人方才下来，在隔壁食堂吃完饭，一人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径直来到我的肉摊前。其中白白净净，长相相当帅气的小伙子，随手递给我一支“祝尔慷”牌香烟，说：“陆老师，你好！我们是西安电视台专题部《关注》栏目组的，想对你作一个专题采访。”接着，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将如何受制片人委派，拟拍摄一部关于在新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题材的专题片的想法一一道来，希望我能配合支持。
一声“老师”叫得我万分尴尬。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听人如此称呼于我，很不顺耳，更不习惯，连忙摇头摆手：“不敢当，担当不起，实在惭愧！叫声'卖肉的'蛮好，如今杀猪卖肉是行家里手，尊声'师傅'就算高高地抬举我了。”“祝尔慷”香烟两块钱一包，批发价一块七毛五，在我的周围，烟瘾大而又挣钱无门的贫下中农、下岗职工同志们都抽此等劣质香烟，该香烟因为价格便宜实惠而得名为“农民烟”、“下岗烟”，想不到堂堂电视台大导演，拿薪金、吃官饭的，居然也与我这个杀猪卖肉的同属一个档次，亏他能拿得出手，传将出去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此人不是烟瘾奇大，便是老婆掌管财政大权，“妻管严”严重，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但无论如何，一支劣质香烟，还是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3、“北大才子卖肉”新闻的出笼（下）
2005-11-02 15:18:36
依照常理，听到这些，我一定会受宠若惊，沉默了许多年，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仿佛即将沉入海底的人，一眼看见了救命的稻草。
岂不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的我一把年纪，黄土都埋到了腰身，早已是心如止水，不再奢求。
记得新千年的春天，《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我的境遇，曾打来电话，要我将有关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他将通过该报驻陕西记者站，直接在省上解决我的问题。
我也曾为之动心，只要端上国家的饭碗，轻易不会打碎。思忖再三，一是怕同学鞭长莫及，远水难解近渴，怀疑同学的能量，现在看来，这一点是多虑了；二是担心欠债，倘落下人情债，一辈子也难以还清，行将就木之人，最不堪心理重负；其三，有坐轿的，便有抬轿的，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我早把这一切看淡了。况且生意不错，收入凑合，生活还算安静，权衡利弊，半斤八两。“唉”地一声，也就罢了。
想不到几年之后，咸阳街头“精擦皮鞋的工程师”找我，虽然初次谋面，素昧平生，然而相同的经历，相似的境遇，令我大发同病相怜之感慨，于是，相聚一家小餐馆，四瓶啤酒下肚，顿时豪气干云，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托的关系托了，不找的门路找了，反倒欠下一屁股人情债。我这辈子是无能力偿还了，只有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至于“擦皮鞋的工程师”依然在街头擦皮鞋，其中另有隐情，牵扯个人隐私，不便一五一十，逐一道来。
见我始终无动于衷，电视台的同志索性坐了下来，拉开架势，准备打持久战，展开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从后来的深入了解中得知，那个所抽香烟与身份极不相符的小伙子叫伍伟，摄像记者，MBA，广电部磁带厂下岗职工，在电视台应聘，打工一族，写到这里，就不难解释抽“农民烟”的缘由了；女孩叫崔小羽，长得很甜，为编导；还有一位是司机，叫张建潮。
三个人红脸白脸，行当齐全，他们一唱一和，轮番上阵，不厌其烦地开导、引诱我，像烫手的山芋，吞不下，丢不得。时间久了，见我不为所动，转而进攻我的妻子。我担心妻子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摆手摇头使眼色又视而不见，时间久了必然露出马脚，心中一急，吼了一嗓子：“别理我，烦着呢！”他们忙问何故。我信奉“指亲戚，靠邻里，不如自己学勤谨”.自己自作自受，不忍心将不相干之人拉下水，吱吱唔唔不肯明说。但终禁不住他们的软磨硬缠，遂将部队给养员如何借我的摩托车，如何被交警扣了，几个人又如何去交警队要车无果的情形诉说了一遍。
“车是新的，磨合期还未过。”我最后补充道，“停放一天就是二十元，是我卖一头猪肉的利润。”“走，我帮你要！”伍伟说话斩钉截铁。
“有熟人吗？”我担心地问。
“还用熟人？”伍伟非常自信“你忘了我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将信将疑，稀里糊涂地上了他们的车，一起来到交警队。
我走在前面，伍伟扛着摄像机紧随其后，崔小羽拿着话筒，准备录音，一帮人装神弄鬼，煞有介事。
不愧是交警，手不忙，脚不乱，马路上练就的功夫，活学活用，立即运用到人际关系上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同凡响，放到常人身上，不摔个大跟头才怪哩。
警察毕竟是警察，颇有军人作风，一个电话，平时很难见面的队长立即便到了，忙不迭地递烟，买矿泉水，还准备请客吃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伍伟脑子转速也高：“又不是拍英雄事迹，吃什么饭？！”还是队长有绅士风度，喜怒不露声色，始终面带微笑地陪我们抽烟、聊天，同时马上指派专人为我办理各种手续，又到一公里外的停车场取车，手续简洁而明快，自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包括停车费。
在被扣的数百辆机动车中，我是第一个没有依靠熟人关系，正大光明地将车要了出来，而且手续从简，一切有人民警察代劳，未发生任何费用，可以说在“要车史”上是一个奇迹，史无前例，应当永载史册。
自从学校毕业，一脚踏入社会，好久未尝“第一名”的滋味了。那种感觉，何其美妙，以至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一点，从对待顾客的态度上明显表现出来。顾客们都说，我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般，态度和蔼多了，话也多了，脸上有了笑模样……
从贴身感受中，体验到了文明社会“无冕之王”的厉害，明晓了大众传媒 的力量，从而改变了对媒体固有的成见。
出于对西安电视台的感激，也出于对伍伟他们工作的支持，我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上午依然开门营业，他们拍摄场景资料，下午关了门，则陪同他们回老家，走母校，见同学，逐渐拾起早已散落的记忆。
我一直纳闷西安电视台的编导们如何得知我的情况？又如何转弯抹角，七扭八拐地辗转找到我的肉店？像我这样一个形象欠佳，篇幅不修，除了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老式眼镜之外，外形与其他屠户并无太大的差异，都是手上油腻腻，身上脏兮兮的，连沿街叫卖《华商报》的报贩子都知道我目不识丁，在我的门前叫卖无异于对牛弹琴，因而省却了唾液。而我，自从做了屠夫，一直羞于提及北大，惟恐没出息的弟子辱没了母校的声誉。大家都知道，我是卖肉的，连幼儿园的阿姨都把我的孩子叫做“卖肉娃”。
事后才得知，燕导他们一帮人，为了弘扬主旋律，讴歌改革开放，在长安某机械厂拍摄专题片。该厂厂长李XX是我中学同窗，他们厂开发、生产的绞、切肉设备，我购买过一台，用着不错，曾在同行之中推荐介绍，卖出过不少，于是李XX知道了我在卖肉。拍片之中，涉及新产品开发推广，自然而然地提及了我。这样，李XX在无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我出卖给了媒体，才有燕导他们来我店里明察暗访的一幕。
经过 剪辑、整理，西安电视台于2003年7月24日晚上十时半，播出了题为“昔日北大生，今日卖肉郎”的专题报道。
因视觉媒体的局限性，加之播出时间较晚，大部分观众已经进入梦乡，所以节目播出后，并未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恰为其他媒体提供了新闻线索，反让《华商报》拔了头筹。后来，当人们提及“北大才子卖肉”的新闻，都知道始作俑者是《华商报》，而鲜有人知是西安电视台的首先“关注”。对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义举，伍伟一帮人始终耿耿于怀。
4、新闻冲击波（上）
2005-11-02 15:20:26
如果说西安电视台的“关注”是导火索，那么《华商报》的连续报道就是一枚枚重磅炸弹，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的介入则是原子弹、核武器。
西安电视台率先报道，但真正将这个消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当非《华商报》莫属。
据新闻圈内人士讲，西安电视台做节目的初衷，旨在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朋友，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就业观。而其他媒体的介入，从不同侧面报道，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关注”播出的第二天，西安当地的一些媒体，如《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商报》、《西北信息导报》、《美报》等七、八家平面媒体接踵而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报、晚报的稿件未能通过审查，其他报纸又大多是周报，这样，就给《华商报》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
那天《华商报》是最后一家，来我处大概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干了一天活，又接待了众多的媒体，早已精疲力竭。当《华商报》记者江雪、李杰再来采访时，我正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听说又是采访，我觉得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反过来倒过去反复诉说，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白白浪费我宝贵的休息时间，所以躺在床上动也未动。
两位记者听说众多媒体已经来过，不敢懈怠，立即给总编室挂了电话，让预留版面，然后慢条斯理，不骄不躁，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叫得人心里直发痒痒。他们从拉家常入手，耐着酷暑，细问端倪。那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后来听说江雪荣膺2003年中国新闻界十大风云人物，与采写关于我的连篇报道不无关系。
与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相左，我与妻子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事后想起当初的情景，怪不好意思的。
最后，来人买肉了，趁我起身打发买主之际，李杰抓拍了照片，第二天见诸报端。
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三十八岁的陆步轩开的“眼睛肉店”颇有名气，除了价格公道。质量保证外，陆步轩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也把他和别的肉贩区分了开来。
陆步轩的小肉店是租来的约20平方米的单间，前面卖肉，后面是一张床，这里也是他的家。妻子陈小兰忧郁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卖肉，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啊！”这个农村姑娘当年嫁给陆步轩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可没想到，这文化现在一点儿也用不上。”陆步轩平静的听着，艰难的生活已经消磨了这位北大毕业生昔日的自信和风采。
1985年，长安县鸣犊镇农家少年陆步轩从引镇中学毕业，以高出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是当年长安县的文科状元。四年苦读毕业后，陆步轩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的县计委对这个高才生比较关心，借调他到机关工作。后来计委办企业，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企业，但几年后企业垮了，他失去了“饭碗”，以后他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长安县计委几经改制，后来变成长安区经贸局下属的工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陆步轩的情况，区经贸局也无能为力。陆步轩的单位“柴配厂”早已停产，去年厂里给他办了最低生活保障，对他也算是一点安慰。
2000年，陆步轩租了房子开起了肉店，文弱书生操起了切肉刀。但卖肉的生意也不容易做，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交了水电费、房租后也就所剩无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的理想被现实的生活负担所代替。陆步轩在说如今他不愿意看书时，表情有些痛苦。他说，自己还是喜欢研究语言，尤其是对方言很感兴趣。“其实我最适合去做编辑词典的工作。”言谈中，他流露出对“书桌”的向往。
陆步轩的遭遇也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与同情。记者到长安区经贸局采访时，他昔日的同事说，陆步轩是很有才华的，“现在这样太可惜了！他还年轻，应该有施展才华的地方。”本报记者江雪照片上的我，背心，短裤，拖鞋，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站着一位妇人，许多人以为是我的老婆，包括我昔日的同窗老白鸡，其实不然，她是买槽头肉的主顾。我若与这种人为伍，内心必备受煎熬，寝食难安，说不定有一天会“一头抢地耳”。
槽头肉即血脖子肉。肉肥而脏，带有淋巴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属肉中下品。有些生意人，贪图便宜，用之做馅，糊弄外八路。对于这类人，作为肉店，既离不开，又见不得。好肉买完，剩一些大油、骨头、槽头便是利润，倘没人要，变质了，等于折了利润，一天就算白忙活了；但这类人通常不出好价钱，大肉批发价三元钱一斤，槽头肉去皮两元，批发到二元五，仍给你两元，你爱卖不卖，反正他们总能买到，大肉愈涨价对他们愈有好处，以次充好，大发不义之财，你说气人不气人？
对付这种人，我自有办法。上午卖好肉时，你来绞肉馅儿，等待半天，我理都不理，权当没瞧见，反正你又不敢大声嚷嚷。待到下午，好肉卖完，才处理此等下渣。没人要怎么办？便宜呀！一块八、一块五毛钱一斤要不要？照片上的肉红白分明，看似不错，实乃下品，由此可见，李杰先生的摄影技艺何等高超。
果然是爆炸性新闻！
第二天是周六，天还未亮，我正在剔骨，书报亭老头喜眯眯地送过来一份《华商报》，神秘兮兮地说：“好好看看，有重大新闻，好消息！”我正在忙碌着，来不及招呼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并未十分在意。老头讨了个没趣，丢下报纸，悻悻地走了。
自从肉店搬迁至此，与书报老头为邻接近两年，从未照顾过老头的生意，恐怕在老头的印象中，我可能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今天老头很诧异，兴冲冲地送报过来，热面孔碰着冷屁股，很没有颜面。回头想起此事，怪难为情的，几次寻思前去解释，又担心越解释越说不清，好在老头似乎并不介意，每次见我，依然笑容可掬。
天刚放亮，报贩子的叫卖声便悠忽传来，不绝于耳。
早晨八点，店前渐渐热闹起来，许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神情怪怪的。还有不少人买过肉，并不急于离去，而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站在肉店不远处，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害得我以为自己仪容仪表出了纰漏，偷偷跑进去照过好几次镜子。
听人讲，那天的《华商报》卖得特别火，不到上午十点，便被抢购一空。第二天，即7月20日，《华商报》又推出“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专题报道，由此揭开了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大讨论的序幕。
一石击起千重浪，《华商报》连篇累牍的报道，打碎了我宁静的生活，一时之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舆论哗然。小店门前，更是车水马龙，宾客络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眼镜肉店，顷刻之间，成为焦点地带。
《华商报》推出首篇报道的当天晚上，长安区政府办公室的一位科长便摆下饭局，差人约我。几年未见，此人从乡村教师一跃而为政府办科长，可谓官运亨通，仕途正旺。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际，我曾经想调入而最终未能如愿的某学校派人又至，两桌饭局顷刻挤在了一起，使我心里直犯嘀咕。
然而都是故人，颜面还须留住。好在我对烟、酒都很有感情，平日收摊，无论有无下酒菜，总要抿上两口，解解乏气。久而久之，居然上了瘾，一日不喝，便喉咙发痒，四肢乏力，浑身都不自在；几杯酒下肚，脸泛红光，印堂发亮，精神为之一振，全然是另一番景象。老白鸡一伙叫我“BEERCAR”，意既啤酒桶，我知道比酒囊饭袋好听不到哪儿去。人称“千杯不醉”，喝白酒以公斤计，啤酒则以吨位论。即使摆下鸿门大宴，我怕他个甚！于是，李玉和似的，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去赴宴。
此后几十天里，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外滩画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几十家新闻单位都加入了追踪报道的行列，全国各地几百乃至上千家媒体予以转载、评论。于是，一夜之间，我名动天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境外媒体，诸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大公报》、凤凰卫视等媒体，我一概敬而远之，避而不见。
5、新闻冲击波（下）
2005-11-02 15:21:05
对于国内新闻单位，则是有选择地予以接待。这便引起了不少新闻记者的不满。譬如《ⅹⅹ都市报》的某记者，来过几次，我因为太忙，接待不周，最后干脆不来了，呆在家里，但凭一些道听途说，闭门造车，瞎编乱猜一气，杜撰起新闻来。像《三滴血》中他王妈，既想说媒，又怕跑路，给人家亲亲的姊妹俩说起媒来。
中央电视台是最早来西安采访我的国家级媒体，其二套《对话》栏目有两位导演，徐松涛与周武兵。他们软磨硬缠，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消除疑虑，走进央视。他们在西安一呆就是十多天。我当时担心，自己倘到北京，身不由己，被徐松涛他们请一帮专家、教授，拿起手术刀，大庭广众之下，三下五除二，解剖得体无完肤，最后只剩下槽头。被迫无奈，只能以肉店生意繁忙，走不开为由推脱。他们在多次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抛出撒手锏，承诺只要我去北京一星期，做了他们的节目，则给我一万元的经济补偿。
一万元，那是我卖五百头猪的利润，五百头猪，一头就有一百多斤肉，三个月也不一定能买完，短短的一星期便能轻易获得，可谓日进千金，一万元对于相对贫困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看在人民币的情分上，我一时心有所动。但最终还是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未能成行，他们无功而返。
两位导演回京后，被领导狠 剋了一顿。二位均是央视聘用人员，为保住饭碗，二次飞抵西安。这次，他们吸取了经验教训，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发誓即使生拉硬拽也要将我拽到北京；另一方面，直接带来了主持人陈伟宏与摄像，万一没辙，先斩后奏，就地处置。于是，在我不予配合的情形下，强行拍摄。资料传回北京，在主人公未到场的情况下展开“对话”。这在“对话”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后来，博士猪倌陈声贵想去央视露脸，托我联系。我想，为与我“对话”，徐松涛、周武兵费了多大的周折，现在有人主动送上门来，而且是留洋博士，文化文凭比我高出许多，还不是求之不得？没想到联系了徐松涛，他竟回答：“二套《对话》属于高端访问，对象是外国总统，业界名流，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上的。”我碰了一鼻子灰，很没颜面。但想到自己一个破杀猪卖肉的，竟与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韩国三星集团总裁尹钟龙先生等帝王将相相提并论，不禁又飘飘然起来，连自己姓啥为老几差点给忘记了。
《外滩画报》首席记者禄兴明，是个蒙古人，行事怪异，与众不同，我很喜欢；上海电视台《新闻追踪》编导李强、任军贤非常敬业，忍辱负重，锲而不舍，我清晨开门，立在门外，晚上打烊，守在门口，且携带设备先进，我曾一度误认为是境外记者，刻意回避，弄出不少笑话；还有《解放日报》记者陈佳勇，深谙迂回战术，倘在战争年代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不谈采访，先拉扯校友关系。他们都得以如愿，充分体现了大上海人之精明、干练，西北人望尘莫及。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小师妹刘喜梅与其同事李X，他们都是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我们相差十余岁，此前彼此并不相识。《华商报》报道之初，他们来到我的小店，师兄妹相见，欣喜异常，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小师妹聪明伶俐，清纯无比，虽然相貌平平，却才华横溢，非常善解人意。写到此，不由得羡慕其夫：得此佳偶，又复何求？
他们购买几打啤酒贿赂公行，我则得到了免费的晚餐，灌得晕晕乎乎，不辩东西与南北。忘乎所以之际，与他们无话不谈，看作知己。
北大学子当街卖肉，是耶，非耶？社会各界争论不休，我的处境也很微妙。卖肉并非我的专长，更非我的所好，然而，世间之事变幻莫测，冥冥之中似有主宰，昔者胡山从屠夫而状元，如今老陆由状元而屠夫，究竟是谁之功，谁之过？这个命题变得很微妙，很敏感，稍不留神，可能获罪一大批人，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每当遇事拿捏不准时，我总与小师妹他们一起计议，他们对内幕亦十分清楚。
我与他们约定，我凡事不避开他们，在大局未定的前提下，他们也不写稿子。刘喜梅巾帼不让须眉，一诺千金，真乃女中丈夫；相比之下，李X却轻诺寡信，食言而肥，表面应承，搜集资料，私下却写了一篇不太负责任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成为自己跳槽的敲门砖，弄得我非常被动。当然，事过境迁，我也无意再责怪李X.2003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栏目有位女编导叫曾荣，是北大校友，其人说话柔声曼气，莺莺燕燕，非常动听。她多次打电话来，约我做节目，并派记者来陕拍摄场景资料，给我的孩子带来了玩具，送我白岩松签名题词的著作《痛并快乐着》、我大学老师何九盈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好久无人如此牵挂于我，我深受感动，答应倘去央视做节目，则首选他们，只是目前条件不成熟，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请他们谅解。曾荣最后说，她男朋友门路宽广，如需要帮忙，可尽管找她，我表示感谢，遂成为神交。
遗憾的是，到2003年11月，我去北京时，另一校友王学勇已经接替了曾荣，曾荣漂洋过海，远赴英国留学，未能见上一面，终成憾事。
《面对面》栏目组来西安时已是8月下旬。此前三天，央视《讲述》栏目也曾来陕。当时，我已成为公众人物，长安区各主要宾馆、饭店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向我伸出橄榄枝的单位与个人不计其数，据说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哪里见过如此场面，何去何从，一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权衡利弊。毕竟一夜之间，猴子演变成了人，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做节目，不小心胡言乱语一番，传将出去无异于自取其辱，惹火烧身。所以，那段时间，我给自己定下原则，对于新闻单位，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
《讲述》栏目曾电话联系来陕，我向他们讲述了目前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然而，可能因为职业的敏感性，他们还是不期而至。
依照常理，人家千里迢迢找上门来，总该有所收获。但他们提前拟定了“讲述”提纲，交我过目。我以为有些话题暂时应予以回避。编导拿捏不准，电话请示了上司，而上司态度很明朗：不能更改，按既定方针办。一句话封了口子，没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哪里来仍回哪里去，我亦爱莫能助。
拒绝了《讲述》，《面对面》又至，那天瓢泼大雨，甚是少见。女编导与两位摄像先生先至，摄像倒还平和，管你乐意不乐意，默默做着前期准备工作。倒是那位女导演，天朝使臣，中央来的，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甚至威胁若不配合，就怎么着怎么着。
当时在金长城酒店吃饭，我牛脾气上来，拍案而起，扬长而去。不料通讯录却落在了酒店，回头去取时，巧遇王志先生。
这几年，我一直居无定所，没有闭路电视。偶尔一次拜访朋友，在朋友家里看了王志与牛群的“面对面”，具体内容已然模糊不清了，但王志先生的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书里讲，薄唇口阔之人才能巧舌如簧，能言善辩，难怪著名歌唱家多是大嘴族呢。如果让我的老师，著名易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扶汉老先生预测，王志先生必不能进中央电视台，至少不能当节目主持人。但王志先生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凭着一副歪嘴厚唇，硬把一代相声大师逼到了旮旯里，遂对王志先生顿生敬意。
人有见面之情份，王志先生在场，我再推脱便显得太不近人情，于是，便有了与王志先生的“面对面”。
6、孩提时代（上）
2005-11-02 15:22:38
社会的历史，人的历史，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丰富、厚重。
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单位效益不佳，不久倒闭，为生计所迫，一直在社会上闯荡，一眨眼间，十几年光景，就这样翻过去了。这些年来，尽管我混生活的县城韦曲，距离我的老家——鸣犊镇高寨村，只不过咫尺之遥，坐上中巴，或骑上摩托，三四十分钟车程也就到了。然而，混得不如人，蓬头垢面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平时很少回家。可怜家中老父，枯坐家中，常盼儿归，到头来，却辜负了生儿、育儿、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
我开店之初，总想躲着熟人，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如同雪地里不能埋人一样，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久走夜路，必有撞见鬼的那一天。末了，终于让乡党看见了，充当起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在村子里奔走相告：“我看见北大学生了，混的没法子，杀猪卖肉了！”此话终于传进老父的耳朵里，老父再也坐不住了，蹒跚着两条腿，兀自找上门来。然而，父子相对，默默吸烟，说不尽的凄惶。
世间许多事，在旁观者眼里，充满了曲折离奇，奇丽无比，倘若写书或讲故事，自有引人入胜的所在。然而置身其中，尝尝个中滋味，其酸楚与艰辛，不足以与外人道哉。
我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东部旱塬的一个半坡半塬的村子里。旧时祖上有几亩薄田，农忙时节雇佣帮工，带有“剥削”性质，“社教”时被划成上中农成分，属于帮助、教育、团结的对象，根不红苗不正，与贫下中农不可同日而语也。
我们第二生产队人均一亩田，沟沟坎坎，坡地多，平原少，缺乏灌溉条件，完全靠天吃饭，收成的好坏全凭老天爷的恩赐，在全村十个生产队中是最穷的一个。
通常，童年的记忆是幸福美好、无忧无虑的，而童年留给我的却是贫穷、饥饿与灾难，几乎没有什么欢乐与幸福可言。
高家寨，自然以高姓为主，其次是“郭”、“李”、“方”等，“陆”只是小姓，区区十多户人家。听老人讲，祖上时曾闹兵荒，三代前从城北迁徙，逃难到这个背风向阳的小寨，拖儿带女的，实在走不动了，便停了下来。那时候，人少地多，遍地荒芜，开几亩坡地，就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竟成了部族。
人老几辈都打牛的后半截子，祖宗缺少识文撰字、耍笔杆子的，自然也没有族谱记载。从我记事起，只知道祖父辈为“恒”，父辈为“福”，我辈则从“步”，到了下辈，崇尚单字，便乱了方寸，再无“字辈”可循了。
那年下大雪，大跃进年代的“食堂化”摞了摊子，人们还没有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嘴角还残留着草根、树皮、观音土的苦涩味儿，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上，开始食人间烟火。
我为老二，前面有一个姐姐，大我三岁。此后八年，父母再无动静，我便是家里的老幺，常常得到大人们的偏吃另待，并未受多少委屈。
然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别人的妈妈使劲地“捞”小孩，幼小孤独的我，热切盼望母亲的身子快点“笨”起来，也给我捞个小弟弟。到了1972年，二弟出生，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次年三弟又降临。农村的习俗“偏大的，向碎的，中间夹个受罪的”.我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陡然间从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跌落到肩负照看两个弟弟的重责，这下子，重任在肩，悔之晚矣。
1973年冬季的一天，爷爷抱病在床，父母出工挣工分，姐姐上学未归，奶奶生火做饭，我抱着小弟，坐在门墩上卖眼儿，二弟在一旁玩耍。不知几时，二弟趁奶奶不注意，从锅膛里引来火种，在院中玩火取乐。童心未泯的我看着稀奇，不觉之间也凑上前去，与二弟疯玩在一起，怀中小弟亦被逗得“咯咯”直乐。不料，一粒火星散落在小弟的肩上，我自浑然不知。待奶奶听到小弟凄厉的哭声，颠着一双小脚从屋里赶出来时，小弟的肩头已经浓烟弥漫了。急忙脱衣、灭火，小弟的身上已然落下铜钱大小的伤疤。父母归来，我自然免不了一顿责打。
说来奇怪，同样的地，公社化时，人们思想觉悟高，干劲也大，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人争气，可地却偏偏不争气，就是不打粮食。那时候食粮紧，早晨苞谷糁子就浆水菜，中午玉米糊糊下面条，晚上没饭，一天不见干粮的面，两顿全当三餐。时常前心贴住后背，肠胃造反作酸，偶尔打熬不过，清水炖些萝卜，撒上一把咸盐，每人盛上半碗，剩下的第二天就饭，如此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好久未见白米细面，借用梁山好汉鲁智深的话说：“嘴里能淡出个鸟来。”一次，难得家里打牙祭，擀上半案板白面，切成细细的短条，用铁勺倒少许菜油，放入锅膛里，待油热透，切细葱两根，“哧啦”一声，香气四溢。我虽年幼胳膊细，却能端得起大老碗，早早就占了大碗，先舀多半碗，快速搅动，“稀溜溜”地喝下，然后再满满地盛上一大碗，慢慢地享用。父亲端了一碗，夸富似的去了“老碗会”，回来再舀时，却成了少许清汤。
社会主义新农村，冬战“三九”，夏战“三伏”，出大力，流大汗，要“三年实现大寨县”。社员们一颗红心跟党走，先交爱国粮，后交战备粮，到了自己，勒紧裤腰带，再过紧日子。每年秋后，村上的人都要拉着架子车，推着手推车，辗转几百里，到渭河以北的泾阳一带，以细易粗。非农民喜食杂粮，实是腹中空虚，只能如此，才能下几把野菜，勉强糊口，混到第二年初夏大麦上场。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尽管艰难，终于挺过来了。到了1974年，我到了读书的年龄。那时，农村没有学前班，更谈不上幼儿园，农村娃读书晚，上学那年，我已经九岁。本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了照看弟弟的责任，万万料不到，一场灾难正在逼近，悄无声息的，事前没有一丁点儿征兆。
农村人命苦，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力气活，连女人也不例外。在关中农村，过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都要“扫房”。将屋子里的家什搬空，扫除灰尘，端来洗衣盆，泡些许“白土”，把经过一年烟熏火燎的土墙彻底地浸墁一遍，再贴一幅年画，便有了过年的气息
7、孩提时代（中）
2005-11-02 15:23:17
1974年农历腊月初八清晨，母亲正要出工，隔壁会贤婶子来邀，叫一同前去崖下挖“白土”。同去的四人，母亲身体好，有力气，与会贤婶子在窑洞里面挖，另外两人负责运出洞外，结果窑洞塌了，挖的两人被深埋在洞里，运输的两人也身负重伤，待高声呼救，喊来乡亲，将两人从泥土之中刨挖出来时，早已气绝而亡。
依照关中农村的习俗，非正常死亡叫做“横死”，横死鬼是不能进入庭院、登堂入室的，否则于家人不吉利。可怜的母亲，辛劳一生，临死只能在门前简单地搭一顶破烂帐篷停放尸首。数九寒天，北风怒嚎，似孤魂野鬼在瑟瑟寒风中哀鸣、游荡。
其时，父亲刚刚与人结帮搭伙，偷偷地钻进终南山掮木头。家中出了这等大事，急忙派人进山找寻。可是，莽莽大山，重重林海，如此寻觅，何异于大海捞针。而在当时，这却是唯一的办法，因为进山卖苦力也是明令禁止的，故而不敢通过当地的高音喇叭寻人。好在自古进山一条路，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父亲，又不敢将真相言明，只能委婉地告知父亲：爷爷病危，让赶快回家，见上最后的一面。
待父亲火烧火燎地赶回家中，已经是繁星满天。看见门前的两顶帐篷，父亲一下子傻眼了，顷刻之间，委顿于地，失去了知觉。据父亲后来讲，当时他的第一猜想是出大事了，可能是自己进山时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给家里贮水。长安东部塬区水位低，井深达十余丈，绞水时须用辘轳，下双索，一人绞，一人撴。父亲以为母亲与姐姐一起去绞水，姐姐失足，母亲去拉，一同坠入井底，溺水而亡。
顾不了死人，顾活人，草草地埋葬了母亲，眼瞅着一家老小，以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心里实在没谱，一夜之间，父亲仿佛苍老了许多。一连几天，总是圪蹴在一个地方，咂吧着旱烟袋，不言不语，不吃不喝，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无奈的叹息。
经历了这场变故，父亲心力交瘁，变得神神叨叨，喜怒无常。也曾想过续弦，无奈家中老的老、小的小，负担沉重，曾介绍过几个，看过家中的经济状况，都不了了之，只得作罢.我们姊弟几个，对父亲似老鼠遇见了猫，且惧且怕，看见了父亲，都远远地躲开，唯恐父亲一时不顺心，给自己一巴掌或揣上一脚。这对我后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依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母亲离世后，我们一家七口，老、弱、幼、病，一应俱全，可谓睡觉时候全是腿，吃饭时间都是嘴，干活当口缺人手。父亲单枪匹马，轻易不敢缺一个劳动日，脏活重活抢着干，就图挣个大工分，但一个人总抵不上两个人，一双手难捂四张嘴。到了年底结算，工分少得可怜，粮自然分得很少，还欠生产队一屁股烂账。记得最惨的那年，我家分到的口粮是每人51斤，除掉麸皮，面粉大致不足40斤，这可是一年全部的粮食啊！40斤面粉能释放出多少千卡的热量！年轻人也许不明白，如今，蔬菜、副食增加了，鸡、鸭、鱼、肉吃腻味了，米和面自然吃得少了。可是在三十年前，人们的肠胃异常空虚，食量也出奇地大，一个成年人差不多每天得消耗两、三斤粮食，还只是吃个蔫饱肚子饥。
蝼蚁尚且贪生，人总得活着，悲伤总要过去。几天之后，摆在全家人面前的首先是生计问题：母亲的离去，打碎了原有的生活节奏，一切都得重新筹划。爷爷年轻时出了大力，刚过五十就浑身是病，力气活一点都不能干，作为农民，除了力气活还能干什么？二弟不足两岁，吃羊奶，爷爷放羊；小弟刚刚八个月，正是吃奶的年龄，断了奶，只能喝炼乳。炼乳，这个早已消失的词汇，对于许多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奶粉，不过那是粗加工的，每瓶一块七毛钱。其时生产队的每个工日还不足一毛钱，一块七毛钱，就是将近二十个劳动日的报酬，何其大的一笔开销！炼乳加水，再配以稀饭，勉强可喝五到七日；我和姐姐年龄稍大点，放了学，挖野菜，打猪草，掐草帽辫，以补贴家用；家务重担全落在奶奶一个人身上，奶奶整天颠着一双小脚，扑前跑后，忙东忙西；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则在生产队没黑没明地苦挣工分，偷空儿和村里其他一些穷苦人家一道上山打柴，扛木料，卖苦力，挣点小钱，称盐打醋，青黄不接时，买点苞谷勉强糊口。
我家院落里有两棵大杏树，是祖上留下来的家产。每到麦熟季节，黄灿灿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引得许多大肚子婆娘驻足仰望，垂涎三尺。自己吃是舍不得的，拿去卖又是明令禁止的。父亲便令我采摘下来，挎上竹篮，一分钱一个，穿村走巷地叫卖。
“小孩子家，没人管的。”我不敢去，父亲给我打气。
一次，我正沿街叫卖，迎面走来一位乡党：“碎崽娃子，还敢卖，看我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我一惊，信以为真，扭头就跑，他在后面穷追不舍。一不小心，我脚下一绊，摔了个大跟头，踒了手臂，疼痛钻心，哭声撕心裂肺。杏儿没卖成，还得花钱接骨看病。玩笑开过了头，乡党买来糖果看望，父亲虽没说什么，乡党也落了个大红脸。
尽管我们全家是麻子打喷嚏——全体动员，但一家人的生活仍然难以为继。人常言：“一个婴儿十亩田”，何况两个年龄尚幼的弟弟，家里实在无法抚养。母亲死后，曾经商议将小弟过继与人，农村宝贝男孩，能干力气活，顶门立户，消息传出去，便有多家来看孩子，其中亦不乏城里的人家。可二姑知道了，急急地赶来，死活不依。于是，二姑将小弟接到了她家，做起了小弟的亲娘。
若干年后，小弟得知此事，埋怨家人为何不将他早早送给城里人家享福，却舍不得，留在农村受洋罪。
父亲听后暴跳如雷：“早知道你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当初就应该扔到尿盆子里淹死，还能容你活到今天，丢人现眼！”小弟命硬，终于活了下来。到了第二年，即1975年入冬的时候，二姑父突发疾病，必须住院治疗，家庭状况也陷入窘境，二弟又辗转送到了八舅爷家。男孩子淘气劳神，记得有一次，小弟趁人不注意，爬上饭桌，掀翻了热水瓶，烫得浑身是伤。八舅爷托人带话，父亲与我前去探望，买了两个新热水瓶带着。我们刚一进门，舅爷、妗奶言未开，先落泪：“孩子小小年纪，便遭此大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便宽慰，众人潸然。然几十年过去，终未见到小弟的“后福”，至今仍在乡下受穷拉烂杆，而我们高寨村前几年已经荣获“省级文明小康示范村”称号了。
舅爷、妗奶年事渐高，小弟也一天天长大，愈来愈顽皮淘神。父亲担心将小弟长时间寄养在亲戚家里，尽着性子宠着，惯着，到时候谋生的本领没有，反倒学个馋嘴懒身子。于是，一商量便把他又接回到家里。
从此，我的负担愈加沉重，早上、中午上学，下午顶替爷爷放羊，捎上镰刀、担笼，顺便割草。最多时，家里养了三只羊，五头猪。
八舅爷、八妗奶是大大的好人，在村子里有口皆碑。可是好人难做，好人未必就有好报。张家谋担任长安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时，在引镇包乡镇，做了八舅爷的入党介绍人。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八舅爷感激知遇之恩，勇挑重担，当了生产队队长，从此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带领社员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了个没完没了，没黑没明，最终“斗”瞎了自己的眼睛，基本丧失劳动力。步入古稀之年，连唯一的儿子都未能保全，其子在驾驶拖拉机犁地途中，刹车失灵，坠崖而亡，八舅爷老年丧子，媳妇改嫁。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莫大焉。
八舅爷于我家有恩，眼睁睁看着老无所养，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时跟前连个端水送饭的人都没有，父亲于心不忍，遂将八舅爷、八妗奶接回家中，小心伺奉赡养。而小弟虽已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对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整日以赌为生，游手好闲，不思进取。
高寨村的梯田多，土色红，瘠薄，所产红薯，个儿小，干面，味甜，似板栗，远近闻名。其蔓叶做酸菜，汤显红，比醋酸，色味俱佳，是半年最主要的副食。已故著名秦腔老艺人阎振俗先生的《教学》台词“萝卜缨子红苕蔓，窝浆水比醋还酸”.唱的就是此菜。
进入冬季，人们称之为“冬闲”，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并不闲。土地结冰上冻，便到了给梯田施肥的绝佳季节。那时候，化肥极少，全部依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农家肥是最主要的肥料。有一则笑话称：“干部见干部，前面'日本'，后面'尿素'.”说的就是日本尿素用完之后，其包装袋归了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干部们废物利用，又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般老百姓是无福消受的。
村子半坡半塬，梯田则全部在塬上，坡陡，路远，一个时辰来往一趟。拉粪是定额活，论“趟”计工分，每趟一分五厘工；一个人是拉不上去的，除非“气死牛”再生。生产队牲畜又少，倘若用牲畜挂坡，则每趟记一分工。我与姐姐凌晨睡梦正香，奶奶便叫，外边冷风飕飕，被窝温暖如春，就磨磨蹭蹭不想起来，装作瞌睡很死的模样。父亲不耐烦了，“啪”地一巴掌上去，揉揉眼睛，都醒了。戴上帽子，包上头巾，裹得严严实实，一人一根绳子，权当车襻拽车。开始很冷，不一会儿便暖和了，上坡时，屁股撅得老高，头几乎贴着地面，吃奶的劲都要使上。上完坡，满头大汗，卸掉帽子，热气腾腾的，仿佛刚从蒸笼中跑出一般。
第一趟回来，天还未透亮，奶奶便将红薯蒸好了。这么香甜的红薯，过日子的人，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得留着换包谷。吃完香喷喷的热红薯，才胡乱地抹把脸，背着书包，飞也似的去上学。跑出老远，才听见奶奶在后边喊：“跑慢些，小心绊倒！”小学时，一位同学叫利民，其父在公社食品站工作，背后人称“架子客”，和我现在的职业差不多，也是杀猪卖肉的。所不同的是，人家是公家人，当官差、吃官饭的，隔三差五还要到各村各户去验猪、收猪，根据膘的厚薄，把肥猪划分为一至五等，各等级价格不一。哪家喂了肥猪，备下上好的茶叶，买来“宝成”牌香烟，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迎财神似的捋顺得停停当当。
“他叔，来了，快请屋里坐。”听到招呼，“架子客”一脚跨进门来，全家人笑逐言开，递烟倒茶，一时忙得不亦乐乎，比见了亲爹还热乎。末了，“架子客”跳进猪圈，这个捏捏，那个摸摸，从衣袋里掏出纸和笔，飞快地划拉几下，“二等！”一家人便喜形于色，若验得三等、四等，主人便蔫了，顷刻搭拉下脸，怪这个怨那个，将刚才的热情抛到九霄云外。
那时候提倡养猪，猪也分“口粮”，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肉却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说苏联变修了，故意刁难我们，给苏修还了账；还有人说发扬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支援了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总之，大肉很紧缺，得凭票供应。大油、下水、骨头、猪血都成了紧俏物资，被有头有脸的人抢购一空，甚至连猪毛也被“学农学工”的学生做成了刷子。因为这个原因，利民在学校很有面子，老师们时不时的会从他那儿拉拉关系，走走后门，接点猪血蒸着吃，弄点骨头炖汤喝。
当然，这点光我也能沾上。我在学校学习成绩好，经常受老师的表扬，一俊遮千丑，同学们都乐意与我套近乎。可平时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吃肉的福分？然而农村人讲究“宁穷一年，不穷一天”.逢年过节，拿着供应的肉票，拉上利民，食品站的“架子客”们将刀子一偏，就能买到较肥的肉。那年月，食粮紧，没有人担心长胖，也鲜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类的怪病，自然而然，大肉就愈肥愈好了。
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一年一次的缴猪了。
8、孩提时代（下）
2005-11-02 15:24:04
拿到“架子客”的验猪票，我们起个大早，把肥猪喂了又喂，装上架子车，然后，带上奶奶精心准备的干粮，父亲驾辕，我拽车，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一路上步履轻盈，箭步如飞，心想，赶个早场，早早地缴完猪，街上再逛逛。遇到父亲高兴，偶尔还会“吼”几句光棍乱弹。待到了镇食品站，前面已排起长长的队伍，原来，人们凌晨便开始排队了。没办法，只有耐心等待，好不容易缴完猪，结了账，日已偏西，饥肠辘辘了。于是，豁出去了，父子俩往食堂里一坐，也充当一回大爷的角色，美美地吃了一碗红肉煮馍，直吃得满嘴流油，满头冒汗。
上小学三年级时，正值全国开展“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宋江”运动。为了批判的需要，学校请人作报告，讲述《水浒》故事梗概。从小到大，从未听过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我被书里的故事情节完全征服，听完一遍不过瘾，于是产生了通读《水浒》的强烈欲望。
瞌睡时便来了枕头，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搜寻了一部残缺不全的《水浒全传》，自己又看不明白，在同学之中炫耀。我便借来，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两遍。自此，我开始迷上小说，且一发不可收拾，至于以后报考北大中文系，大抵与喜读小说不无关系。
农村人养牛，无形中受到牛的熏陶，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一股牛劲，喜钻牛角尖。门中本家伯叫陆福善，是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民国时当过伪保长，家中有不少珍贵藏品，可一场“破四旧”运动化作了灰烬，“社教”中又被订下大成分，从此家人不再读书，不再为官；我的祖先虽然读过几天私塾，但久不与文字打交道，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记得银票上的几个字之外，其他的都已经忘光了。家中唯一的藏书，就是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了，我翻过几页，看不大懂，就提不起兴趣。然读小说上了瘾，又无钱购买，往往十里八村地赶着去借，一本难得的小说，读了一遍读二遍，读了二遍读三遍，直至烂熟于心。
父亲常告诫我，不要看闲书。我说是课本，正经书，反正他又不认识。
农村的冬天很冷，又经常停电。为了御寒，我们用废弃的搪瓷缸，缸底打上小圆眼，自制成小火炉，以玉米芯、小树枝作燃料，上学时候带着烤手。借一本小说不容易，有时天黑了，又不能从引人入胜的情节中自拔出来，就借着小火炉微弱的亮光孜孜夜读。当时还意识不到对视力的伤害，蓦然发觉，为时已晚，为后来“眼镜肉店”的招牌埋下了伏笔。
学校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开门办学，把学生分成学工、学农、饲养三个兴趣小组。农村没有什么工厂，所谓学工，无非是成立了一个木工组，修理学校破败的门窗、桌凳；学农，出身农村，父母本身就是农民，时常帮大人干活，镢头、铁锨、架子车都很熟悉，绝不会像城里的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把麦苗当作韭菜，胡乱发一番感慨；我喜欢小动物，学校买回一些小兔子，唇红，毛白，腿短，跑起来一蹦一跳的，煞是可爱。待兔子长大了，食量大增，青草、树叶、秸秆什么都吃，而且繁殖特别快。到了冬天，缺少饲料，连树皮都要被它啃光了。学校便发动学生到麦田里挖野菜、拔野草、甚至撅麦青，许多学生双手都因此冻肿冻烂了。
学校还养了一头老母猪，很大，生育力也特别强，两年下五窝猪仔，每次都是十多个。
老母猪跑圈子时，老师便叫上两位同学，每人手持一根小树枝，吆上老母猪，老师在后面背抄手跟着，到几公里之外的公社配种站配种。配种的过程老师是不让同学们看的，用老师的话说“不雅观”。但学生们偷偷地看，回来讲给其他同学听，大家津津乐道。猪公见到猪母，摇着尾巴，哼哼着先在头上、脖子上磨蹭，叫“耳鬓厮磨”，然后转到背后，嗅着，拱着，待母猪动了情，屁股自动撅过来，尾巴高高地翘起，猪公不再柔情，前蹄腾空而起，搭在猪母背上，使劲地晃了晃，片刻便没了精神。同学们最初的性教育就是从动物身上获得的。
老母猪口粗，平时吃青草，苞谷杆等粗饲料。待到下仔时，为保证猪仔有充裕的乳汁，老母猪就可以改善改善伙食了。
发现老母猪不吃食，嘴里噙着柴禾，满学校到处乱窜，急忙去叫老师，老师噙着旱烟袋，趿拉着破拖鞋，四平八稳地来了，瞅上一眼“早着呢！”又回家睡觉去了。
待老母猪哼哼着卧下，使劲，再去叫老师，老师已顾不得许多，衣衫不整地急急跑来，母猪已顺利产下两个。于是老师指挥我们将手指伸进猪仔嘴里，把粘膜掏出，再用干净的抹布将身上拭净，然后放到母猪肚下喂奶……一个时辰之后，已有十七个猪仔落地。母猪歇息片刻，又开始使劲，不一会儿便下来一堆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恶心而吓人。我们没见过，很怕，不敢用手去动。老师便解释：“那是泌包，也叫胎盘，不会咬人的！”我们仍战战兢兢，缩手缩脚，老师不耐烦了，亲自动手，把剪刀放在炉火上烤了烤，剪断了泌包。不一会，大家没在意，老母猪竟将泌包给偷吃了。
老师“唉唉”了几声，虽未言语，但从其表情上明显看出，老师不高兴。后来才知道，胎盘可以入药，治疗不孕不育症，是大补品，老师可能想要，我们一时不慎却喂了老母猪。
猪仔“一”字儿排开，挤在母猪怀里吃奶。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个猪仔嗷嗷直叫，却怎么也找不着奶头。原来，母猪只有十六个奶头，而一窝却下了十七个猪崽。
接完生，老师安排我们给猪煮食，用的是老师灶房的锅灶，熬小米粥。因小米产量低，伤工费时，现在的关中农村已经很少种了，人也很难喝到。
我们用心淘过米，倒进锅里，先用大火，待锅烧开，再改用文火慢慢地炖，不一会，便香气扑鼻。我们肚子“咕咕”直叫，终于禁不住诱惑，也顾不了许多，趁老师不在，借用老师们的碗筷，一人舀了一大碗，稀溜溜地喝下，那滋味，胜过世间任何美味佳肴。
8、孩提时代（下）
2005-11-02 15:24:04
“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大队为支持学校开门办学，专门给学校开辟了几亩试验田，用于培育小麦良种。第一年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每位老师均分得百余斤小麦。后来收成每况愈下，最后居然长成了“苍蝇头”。学校终于失去了耐心，干脆不种了，局内损失局外补，就发动学生拾麦穗，每个学生夏忙之后必须交纳10斤小麦。这个办法好，不用操心费神，且收入稳定，老师们尝到了甜头，遂形成惯例，延续至今。
回头来想，当年学校引进优良品种，为确保优势，秘而不宣，与左邻右舍之劣等品种混种，互授花粉，逐渐失去了优势，可惜当初无人想通其中的道理。推而广之，生物之习性、规律亦适合其他领域，包括科技。
我虽对 “学农”无太大的兴趣，却喜欢果树嫁接。
将软枣核埋在院落里，待长成拇指粗的小树时，立春前后，将它齐腰锯断，正中开杈，采两枝柿树的枝条，分插其中，以麻绑紧，再用泥巴厚厚地密封，浇上水，变戏法似的，不久便有嫩嫩的绿芽冒出。还有一法，名字不雅，叫“热粘皮”，选择软枣树将出树芽的地方，刻个小块儿，再于柿子树上取下同样一块树皮，快快地贴于软枣树上，用牛皮纸包严，出芽的地方留个小孔，然后用麻扎紧，泥巴薄薄地糊上，便等出芽了。嫁接得多了，渐渐地摸索出了规律：凡成熟期相若的果树，都可以互相嫁接，如苹果与梨、杏儿与李子，动物也一样，凡孕育期相同的动物，都可以杂交，如马与驴、家猪与野猪等等，由此看来，博士猪倌陈声贵搞的那一套，也算不得什么新鲜玩艺。
现在，在我的农村老家，院中有五棵柿树，碗口般粗了，果实很繁密，都是我儿时的杰作。
“极左”路线时期，时兴的提法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副业是不许搞的，但搞草编——掐草帽辫儿却是例外。把掐好的草帽辫儿交到大队合作社，根据粗细、手工质量的不同，每辫儿可卖一毛六到两毛五，用以称盐打醋。
每到麦子上场，家家户户都准备好剪刀、小铡刀等工具。碾场时家家出动壮劳力，将麦个子抢来，麦穗儿齐刷刷地剪掉，再把第一节秸秆铡下，便是掐帽辫的原材料——麦秆儿了。麦秆儿愈细愈好，我们第二生产队土地贫瘠，庄稼不好，麦秆长得很细，却是掐帽辫儿的上好材料。
储备够一年的麦秆儿，学校就该放暑假了，也到了农闲季节。晚上，凉风习习，婆娘、女子、大男人，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趁着月色，或唠家常，或讲古今，或哼酸曲，或吼秦腔，嘴不停，手亦不停。不知不觉，夜深了，一把帽辫儿也就掐成了。
那时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附近哪个村庄放映电影了。 赶场子似的，挎着帽辫儿，十里八村赶着去看。尽管开始总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新闻简报”，毛主席会见柬埔寨贵宾，周总理接见西哈努克亲王等等，然后是一些老掉牙的黑白战斗片，但对于文化生活干枯的农村人来说，百看不厌，好在能够眼看电影，手掐帽辫儿，两不耽误。
我二姑有个堂侄，叫常恩娃，烟酒不沾，克勤克俭，勤快得出了名，人称“假婆娘”。他擅长掐帽辫，既快又好。兴修农田水利时住在我家，白天上水库挣工分，拿补贴，晚上掐帽辫儿搞副业，每天一辫，从未间断。三五年下来，竟用卖帽辫的钱娶回了一房媳妇，假婆娘引来了真婆娘，一时传为佳话。
在“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导下，1974年公社革委会决定在我们高寨村修建蓄水库。为了加强领导，公社设水利建设总指挥部，生产队则设一正两副三名生产队长，队长管全盘，两个副队长分抓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库，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
既然是场群众运动，学校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设一名专职副校长，带领各班劳动委员，专门负责义务劳动。为了加快工期，全民动手，全体动员，男女老幼，全力以赴，肩扛背驮。考虑到小学生年幼，不堪连续的重体力劳动，学校把高低年级岔开，分成两拨，一、三、五；二、四、六，轮流上水库，礼拜天全体休息。
水库一修就是五年，那时我们思想觉悟高，革命干劲大，班级之间，学校之间展开劳动竞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轻伤不下火线”。几年下来，在稚嫩的双手上都留下了厚厚的老茧，老师说，这是贫下中农的本色，我们引以为荣。电影《决裂》中不是凭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就能上大学吗？！
水库终于修成了。放水那天，我们编排了文艺节目，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人们望着奔涌的水流注入水库，以为从此可以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难捺内心之激动，山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不料第二年即大旱，太阳晒，库底渗，还没有来得及浇灌农田，水库便见了底。原来水库没有自然水源，依靠大峪、许家沟水库雨季时泻洪。干旱时，其他水库水源亦很紧张，哪里顾得了你，自然便干涸了。
劳民伤财，白白占用了几百亩耕地，村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儿好处，反而饱受其苦。二十多年来，每到夏日，家家都得看好自家的孩子。但防不胜防，每隔一两年，总有几个小孩戏水时葬身其中。
不过说水库有百害而无一利也不客观，在缺水的东部塬区，妇女们洗洗刷刷倒是方便了许多，再也不必大包小包，辗转几华里到邻村的河里洗衣服了。但改革开放后，水库被人承包养了鱼，村民们连这点权利也被剥夺了。
9、求学生涯（上）
2005-11-02 15:29:13
求学生涯不知不觉中，我结束了孩提时代，升入初中。当时“极左”思潮已被纠正，高考制度业已恢复，学校开始重视教育质量，县直中学纷纷举办各种特长班、重点班、实验班。
小学毕业，我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鸣犊中学重点实验班。学校距我家十五华里，道路崎岖不平，要涉过两条河，翻过一架塬，走读已不现实，必须食宿在校。当初，学校条件艰苦，学生宿舍是三间教室临时改成的瓦房，夏天，蚊虫叮咬，冬季，阴冷潮湿。同学们打通铺，全班三十八个男生一个紧挨着一个挤在一起，晚上睡觉前，为了避免长虫吃过交界，侵占地盘，舍长总要拿尺子丈量地方，否则难以睡下。俗话说“人数过百，形形色色”.打呼噜、磨牙、放屁、说胡话、尿床，司空见惯，房间里总充斥着一种怪怪的难闻气味。有的同学不习惯，便上访到学校。
“上学又不是做官，条件要那么好干吗？”校领导回答。
“可也不是蹲大狱。”学生们不服，但又不敢当面顶撞领导，只能背过身去，私下里嘟囔。
学校办有学生灶，同学们自带粮食，交到灶上，加点人民币，兑换成饭票，开饭时排队购买，有时去晚了则没饭。所以，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个个如打仗一般，夹着碗筷，飞也似的往灶上跑。一位同学在作文中写道：“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如脱缰的野马一样……”语文老师称赞形容得恰切，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
灶上每周安排一位老师值周，维持买饭秩序。教导主任杨德林老师称之为“君子谋道，小人谋食”。
“小人就小人，总比死人强。”同学们嘴上不说，心里不服。
杨老师很有心计，一次县上召开运动会，杨老师慧眼识英才，竟在争先恐后的买饭过程中相中了一名运动员。该运动员不负众望，一次囊括一百米、二百米、一千五百米三项冠军，为学校争得荣誉。
早餐玉米糊糊，午饭糊汤面，晚上供应开水，吃自带干粮。这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中学生来讲，根本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路近的同学每周回家取两次馍，条件好的家长会送来，像我这样路途遥远的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冬天还好办，但其他季节，担心干粮发霉变质，每次都要焙干，晒干，拿到学校泡着稀饭或开水充饥。
1979年秋，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之老天凑趣，风调雨顺，秋庄稼收成不错。但由于当年夏收时，仍然是大锅饭，夏粮欠收。干粮也是一半麦面，一半包谷面掺合着。有则笑话，说旱塬上的一户人家，几年未见米粒，一天晚上，一家人商议着想喝大米粥。恰遇停电，黑灯瞎火的，锅开了，下了几粒米，熬了半天，舀饭时却发现煮的是清水，大米下到了锅台上。这虽不是真实故事，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大米、白面的紧缺。
我的两个弟弟总是翘首盼周末，因为平时家里没馍，只有等到周日，他们才能跟着沾沾光，混顿馍吃。而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馒头，大概是那三年初中时，霉变馒头吃得太多，倒了胃口的缘故吧。
同村和我一起考上重点中学的还有两位同学，一名叫郭娃利，初中毕业上了航空学校，是初中中专，现在西安飞机城某研究院任职；另一名叫李成仁，没能成功，早已成仁。其兄李有成是我们高寨村最早的一名大学生，属于老三届，考取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当初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毕业以后分配到一家军工企业-蓝田县境内的向阳公司，在子弟中学任教，其父逢人便夸儿子又给他汇了多少钱，带回多少东西，村民们很羡慕，尊其为“老爷子”。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李有成被单位除了名，其间开过一家餐馆，让其弟弟前去帮忙。李成仁在办理健康证时查出身体有病，不久便去世了。此后，李有成也不知踪迹，有人说发了大财，开着一家公司；也有人说混得很背，在给别人打工。反正这些只是听说，谁也没见过，“老爷子”离世时，也未回家尽孝。我想，倘真成了气候，早都该回来重修祖坟，再建祖庙了。连黄帝陵都每年祭奠，给自己的祖先磕几个头、烧几柱香也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
比我稍长，我们村还出了一位大学生，叫方稳田，毕业于四川石油学院，分配至安徽蚌埠市某部队后勤部。工作几年，成绩斐然，提为团职。终因割舍不下家乡父母的牵挂，转业回到了家乡，在某县石油公司工作。因不安于现状，创办高科技炼油厂，后企业破产，多年积蓄化为乌有，而且债台高筑，现在赋闲在单位，也混得灰头灰脸。
与此相反，倒有几位中专毕业生和部队转业干部，回乡后一直在单位，安安分分，稳扎稳打，成为单位的中流砥柱。
我初中时的班主任王珍芳老师，得悉我等的际遇后，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过去老师眼里的一些尖子生，相继进入大学深造，最后竟都成了社会闲散人员；而看似不怎样的学生，有的顶替了父母，接了班，有的参了军，后来却成为单位的骨干。捯来捯去，连老师也搞不清以后该如何教育、培养学生了。”无独有偶，有一则外国幽默，校长告诫新来的老师：如果一位学生学业优秀，你要善待他，他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家，对社会可能有所贡献；如果一位学生学业良好，你也要善待他，他可能会返校当老师，成为你的同事；如果一位学生学业一般，你更要善待他，他可能会赚大钱，会给学校捐一笔款子；如果一位学生学业很差，而且经常考试作弊，你最要善待他，因为他将来很有可能竞选总统或议员，成为国人景仰的领袖。
看来，王老师的疑虑已经跨出了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王珍芳老师，曾经给了我慈母一般的爱。由于个人爱好，我喜读课外书，在昏黄的灯光下，损坏了眼睛，我年幼无知，孤陋寡闻，一直没有意识到视力问题，那时也少有近视一说。读初中时，我坐在后排，看不清黑板，学习成绩下滑。王老师觉得很蹊跷，几次找我谈心。我感觉自己学习不如人，不好意思主动提出要求，如此反复多次，老师最终弄清了原委，立即将我的座位调到了前排。我也不辜负老师的厚爱，学习迎头赶上，老师亦备感欣慰。
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人多劳力少，学校离家又远，生活一直很困难。王老师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我，每逢周末，便主动将自行车借给我，方便我回家与返校。
大学时，我常给老师写信，谈理想，谈抱负。王老师也常回信勉励我，告诫我。但是，在毕业后的这十几年里，自己蓬头垢面，窝窝囊囊，活得不像人样，无颜再与老师联系。其实我知道，恩师就在西安市二十六中，她对我期望太高，我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1981年初中毕业，按照我的中考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县级重点高中。但由于家境贫寒，我最终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普通学校——引镇中学，就是现在的长安六中。在这里，我走读上学，一方面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家里干农活，另一方面吃住在家也省却了不少的费用。
引镇中学培育了我，但实话实说，我对学校印象不佳。
我参加的第一次全校大会不是开学典礼，欢迎新同学，而是一位老师的追悼会。大会是由一位据说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造反派头目主持：“第一项，全体起立，默哀五分钟，奏哀乐！”话音刚落，本来悲悲戚戚的气氛忽然变成轰堂大笑，校长叫“乐”，大家岂敢不乐！原来主持人竟将“音乐”之“乐”读成了“快乐”之“乐”。
“就这水平，还当校长？！”大家背后议论纷纷。
引镇比邻蓝田、柞水县，是长安东部塬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农历三、六、九逢集，商贾云集。引镇中学始建于1953年，是长安县设立最早的三所完全中学之一，历史上也曾人才辈出。高考制度恢复后，部分优秀教师纷纷告别穷乡僻壤，举家迁往大都市，享受城市生活去了。到我们入学时，教育质量已日见衰微，今不如昔了。
街面上的人有优越感，刁蛮、任性，学校管理也有漏洞，那时没有保安，门卫是位退了休的老教师，待人诚恳，脾性谦和，是个老好人，但对地痞流氓，如秀才遇见兵，无可奈何，街痞随便出入校园比在自己家里还便当。学生为了免遭骚扰、欺压、勒索，往往拉帮结派，寻找靠山，这就更助长了一些街痞无赖的嚣张气焰。
有这样的大环境，校园内的小环境也如出一辙。高年级欺负低年级，离家近的欺压离家远的，宛如旧时的上海滩，形成种种帮派势力，打架斗殴严重。记得有一次，两位高年级同学李XX与赵XX，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展开决战，在校园内大打出手，老师们管不了，躲得远远的，却引得不少学生围观瞧热闹。
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败，战至半酣，赵XX随手操起半截砖头砸向李XX，说时迟，那时快，李XX闪身躲过，砖头砸在教室门上，反弹过来，落到一位围观同学的头上，该同学手捂伤口，顿时血流如注。赵XX稍一愣神，李XX抓住战机，一个健步冲上，按住赵XX后背，使出浑身力气，猛击一拳，赵XX当场吐血。李XX一拳定乾坤，从此确立了“龙头老大”的地位，前呼后拥，好不气派。
引镇街道分东、西、南三个堡子和北街，共四个行政村，开放搞活之初，禁锢已久的乡民如初出牢笼之鸟，有事无事总爱在集上闲逛瞎转悠，集市贸易活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引镇街道在东部塬区率先富了起来，村民们手里有了便当钱，便大兴土木，而引镇中学的学生，为了在校外寻找靠山，自然而然地成为免费的小工。
校风的根本好转缘于一次偶然的机缘。
10、求学生涯（中）
2005-11-02 15:30:15
两位同学课间嬉戏，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你来我往，互不吃亏，不久恼了，一位同学出手偏重，打在对方的小腹上。挨打者顿时手抱腹部，萎缩于地，虚汗不止。旁观者急送镇卫生院，结果内脏出血，不治而亡。公捕公判大会就在学校的大操场举行，尽管打人者属于过失伤人，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伤人者难逃法律的制裁，师生们则从中汲取了血的教训。
恢复高考制度之初，农村中学外语教师短缺，开设英语课程较晚。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老师拼命赶进度，同学们如听天书，有的同学跟不上，干脆自动放弃了，杨余利便是其中之一。
杨余利的父亲是个小木匠，有手艺，家境好。杨余利上学时，手表、自行车一应俱全，家庭条件优越，把读书升学当作谝闲传，据说家里还给他订了媳妇。语文老师常常教诲我们，长大以后要当什么什么“家”，不要做什么什么“匠”，我们便看他，扮鬼脸，吹口哨，他便脸红，大家哈哈大笑。我买了一部小收音机，收听英语讲座，他老跟我争抢，偏要听秦腔、流行歌曲。他学了三年英语，识不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单词仅会写一个“English”，还读成“外国里氏”。
进入高三，学校分文理科，我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文科。老师、同学们纷纷质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何必报考文科。”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头脑不够用，数理化学不懂才会选择文科。他们哪里知道，我自幼饱览群书，博闻强识，倘不学文，这些资源岂不白白浪费！
现在看来，当初选择学文，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败笔，除外语类之外，文科多属软科学，与政治结合太过密切，倘若头脑不灵活，不会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又无叔伯阿姨提携，绝无前途可言。如果学理工科，以我的成绩和天赋，必考清华，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毕业后即使时运不济，分配到柴油机配件厂，也会如咸阳街头擦皮鞋的工程师所说的那样，用所学知识改进改造柴油配件设备，或许能使工厂起死回生，为地方经济做点贡献，断无学非所用、沦落街头杀猪卖肉为生的道理。
抛开这一切不说，单从应试的角度讲，理科成绩优秀的学生弃理从文未必就吃亏，因为语文、数学、外语是文、理科都必须考的科目，而铁了心学文的学生往往数学成绩不好，这恰是我等的优势。
选择了文科之后，我重点突破英语、历史、地理。因为对我而言，语文、数学即使不复习，单凭以往的基础，考试时也不至于拖了后腿。至于政治，与时事结合太紧，死记硬背的玩意儿，临阵磨枪，不亮也光，背得早了，到时候反倒又忘了，或者又过时了，跟不紧形势，白忙活一场。
如此调整了思路，上课便不再用心。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讲得神采飞扬，唾沫星子乱溅，我却在座位上心猿意马，昏昏沉沉，打起了瞌睡，被老师发觉，罚站到后排。我不服气，赌气似的取出一本英语书，叽里咕噜读了起来，又被老师请到了教室外面。我故意作弄老师，未加理会，扭头就走。老师恼羞成怒，捡起一块砖头，在后面追赶。我年轻力壮，身手敏捷，老师硬胳膊硬腿，哪里追得上？在学校兜了几个大圈子，老师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我自逍遥法外，嬉皮笑脸，气得老师破口大骂：“日后你要是能考上大学，把驴骑到俺家门前，撅俺的先人！”后来我考上北大，得饶人处且饶人，并未睚眦必报，如老师所说，骑上驴堵住门去骂他的先人。老师也似乎很健忘，将那件事忘却了，始终没能想起班里曾经有过我这么一位调皮捣蛋、经常旷课的学生。
1984年高中毕业，我以全校第一、遥遥领先其他同学的成绩超过了大专录取分数线，但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分数相对较低。我权衡再三，认为自己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个别老师、同学的怂恿下，最终自动放弃上西安师专的机会，选择了复读。
分田到户后，粮食日见宽裕，再也不必为吃饭发熬煎了。这时父亲也开始做一点“投机倒把”的买卖，农闲时分，买来牛、马、驴、骡等牲畜，精心喂养一段时间，上膘后，农忙时节再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
猪是不屑再喂了，没有利润，还劳累人，但有时却贩。1980年前后，关中地区猪价大跌，猪仔三元一只，少人问津。价值规律之下，河南猪贩子蜂拥而至，专门收购老母猪，据说老母猪皮粗肉厚，骨头硬，寿命长，可以几天不吃不喝，长途贩运死不了。父亲曾与河南省漯河市的一位小学教师搭帮，专做老母猪生意。每次小学教师前来，与我住同一间屋子，他鼾声雷动，脚气熏天，但我们一家还得委曲求全，奉财神似的尊为上宾，好酒好菜好茶饭地悉心招待。
那时，祖母还健在，整日拖着一双小脚，忙前忙后，照顾一大家子的饮食起居。
奶奶是1986年春天，即我上大学的第二年过世的。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没有吃过一天闲饭，总是屋里屋外，扑前奔后，忙里忙外的。听父亲讲，爷爷年轻时是个江湖派，狐朋狗友结交了一大帮，挥金如土，嗜赌成性，三天、五天见不了踪影，常把奶奶一个人撇在家里，奶奶孤独，学会了吸旱烟。后来，爷爷把祖上积攒的基业如一个鸡毛毽子，放到脚尖，“嘣噔”一声踢踏得一干二净。“树倒猢狲散”，没钱了，酒肉朋友也不勾引了，爷爷金盆洗手，奶奶也染上了烟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亏得爷爷赌运不佳，否则“社教”时我家不是地主便是富农，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爷爷失却江山有功，五十多岁就抱病在床，做起了老人，而奶奶却因咳得厉害，扔掉了旱烟袋。1985年底，我放寒假回家，奶奶已卧病在床，几天水米未进了。看过赤脚医生，没穿鞋的大夫说没什么大病，偶感风寒而已，吃他几副中西医结合的药就会好的。但我知道，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风烛残年，如不停运转的机器，零部件已经磨损得不成了样子，说是没病，其实已浑身是病。
想到奶奶辛劳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如今病成了木乃伊的模样，将不久于人世，我心头一酸，不停地抹眼泪。奶奶却宽慰：“俺娃甭难受，你上了大学，我走就放心了。到了阴曹地府，我会跟你爷、你妈说你出息了，叫他们也放心。”我号啕大哭，亲戚邻里都跟着流泪，大团圆的日子顷刻变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哭罢，我自己下厨，给奶奶炖好鸡蛋羹，喂奶奶慢慢地喝下。以后几天，我哪儿也不去，整日守在奶奶的炕前，精心侍奉，希望在奶奶弥留之际，跟奶奶多呆一会儿，尽点孝心。奶奶心中高兴，竟能挣扎着吃点东西，一天一天也好了起来。
过完小年，到了返校的日子，奶奶奇迹般能下炕走动了，说她命长，死不了，还等着抱重孙子呢！
我便放心地返回了学校，没想到，这一走，与奶奶竟成永诀。听父亲后来讲，我刚走，奶奶又睡倒了，再也没能爬起来。回光返照时，叮嘱父亲，千万不要给我发电报，娃学本事重要，耽误了学业，她死不瞑目。
父亲终于没有把奶奶的死讯告诉我，还让二弟给我写信报平安呢！可怜的奶奶，临死都未能见她最疼爱的大孙子最后一面，而我，作为长孙，许多年来，也因未能送亲爱的奶奶最后一程而懊悔不已。
1981年秋，关中地区遭遇了百年一遇的连阴雨。这雨淅淅沥沥，没完没了，一下就是五十多天。好久见不着阳光，到处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仿佛连人都快下霉了。
老屋历经了六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破败不堪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在每一次小修之后，父亲总会重复同样的话：“无论怎样，天晴后，都应该好好修缮一下了！”但阴雨过后，我们依旧住在风雨飘摇的老屋，父亲也不再提及当初重复过多次的话。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经过几十个春秋的风吹日晒，柱子、檩、椽都已腐朽，简单的修缮已经不可能，必须推倒重盖，我们的钱不够。
到了六十年一个花甲子的1984年，古谚云：“不兴甲兵闹灾荒”，家家户户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老屋却再也支撑不住，倒塌了，一家人寄住在生产队废弃的饲养室里。
尽管有甲子年不宜立木的讲究，但事已至此，也顾不了许多，一家人总不能住在瞭天地里。
帮我家盖房子的是我的当民叔。
当民叔是地主的后代，父亲的朋友，和我家隔路相望。阶级斗争年代，批斗会上总有他双手背后，“老实交代”的身影。他年轻时因为成分大，讨不下老婆，与邻村一位富农子弟换亲。后来他妹妹长大心高，看不上富农的傻儿子，撕毁婚约，当民叔的老婆为了弟弟，也狠下心肠，撂下儿子与他离了婚。但当民叔一表人才，人有本事，他“唉”地一声，一气之下，从大山里领回一个漂亮娘们，让村子里的光棍汉们羡慕不已。
多年之后，本村青年东峰因人实诚订不下媳妇，其父备好礼品，找到当民叔山里的婆姨：“他婶子，你看着给咱东峰在你们山里头也拾掇一个媳妇，行不？”“现在俺山里头条件好了，拾掇不下了！”当时给东峰他大来了个嘴啃地，成为村民的笑柄。
要知道关中方言里，“拾掇”是个很刺耳的词汇，含有“凑合”、“收拾破烂”的意思。
当民叔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常年浪荡在外，为了谋生，学了一身瓦工的好手艺。改革开放后，他率先拉起了私人建筑队，很快成为村里的首富。父亲常与他开玩笑：“你是不是又想当地主了，小心斗争你！”当民叔起先由于土地多而成为地主，贫下中农们纷纷与他划清了界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后来却因为钱多而成为共产党员，当上村长，乡亲们又纷纷与他拉关系，套近乎。短短几十年，从小少爷到狗崽子，从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批判的对象到大老板再到村干部，最后冤死，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命运之神数次捉弄于他，世态之炎凉也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钱是人的胆，权是人的识。当民叔发家致富以后，社会交往宽广了许多。一个偶然的机会，其弟弟结识了省民政厅某领导的儿子，有了这层关系，当民叔又依仗村长的权力，廉价租赁了村子里几百亩坡地，创建了“凤栖山骨灰墓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墓园刚刚建好，产生经济效益，正日进斗金的时候，却拱手让于他人，自己患上了淋巴肿瘤，在省城某三级甲等医院甩出了十多万元之后，撒手人寰了，真正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经济时代，金钱比人情贵重。当民叔既然患了不治之症，现代医学回天乏力，人们挣钱不易，如果再破费去巴结一个死人已失去了功利价值，带不来任何实际利益。所以在他病危的三十多天里，据说除了至亲至爱之人，没有人去医院探望过他。我与父亲看他时，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说话已经非常艰难，人生很快就要划上句号，回想起如梦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我们父子触景生情，心里也挺难受。
10、求学生涯（中）
2005-11-02 15:30:15
粮食宽裕了，可农活也多了。在农村，每到秋夏两忙，中小学都要放忙假，一般为两个星期左右。师生们大都来源于乡村，家中都有几亩责任田，学生暂且不说，民办、“一头沉”老师多，他们可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小学生年幼，干不了重体力活，夏忙拾麦穗，秋收掰玉米棒子，晾晒粮食，翻红薯，颗粒归仓，都是力所能及的活路。况且古诗都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倘若暴殄天物，对不起辛勤劳作的父母，更对不起赐予五谷杂粮的上苍，说不定哪天老天震怒，降下罪责，来个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岂不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责任制后，我长成了小伙子，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1985年“三夏”大忙，我面临高考，而八亩小麦却同时成熟，“鲤鱼跳龙门”与“虎口夺食”狭路相逢。夏天的天气如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阵大风袭来，雷声阵阵，顷刻之间大雨倾盆，到手的粮食就要泡汤了。
学校也有升学压力，给其他年级放了忙假，留下初、高中毕业班照常上课，但我不得已，还是请了假。一天，我天不亮起来，拿着镰刀，上了坡地，头顶烈日，忍着酷暑，水米未进，一口气干了七个小时。渴了，添添嘴唇，饿了，坚持坚持，待将六分小麦全部割完，自己却因高温作业，劳累过度而中暑，晕倒在田间地头。
学校对复读生的环境是宽松的，放任自流的，你爱学不学，反正又不花老师的钱，考不上，明年继续复读，学校照收银子不误，还多了一条创收渠道，何乐而不为？
引镇中学后面有座塘库，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的产物，责任制后，多年不用，早已干涸。这里，冬日背风向阳，空气新鲜又安静，铺些柴草，坐着，躺着看书，累了，睡一觉，醒来再看；春夏秋季，塘库旁的田间小道，绿树成荫，凉风阵阵，鸟语花香，正是读书学习的好去处。不经意间，我发现了这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告诉了另一位孙姓同学，于是，我们俩成双结伴，带上干粮，一大早便来到此处，天黑方回，难怪语文老师教了我们一年课，竟不记得曾经有过我这么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在这里，我们不受老师授课的限制，自由安排，针对各自的薄弱环节，突出重点，各个击破，学习上突飞猛进。后来，我考取北大中文系，孙姓同学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父母争了气，为学校争了光，引镇中学也算放了两颗大大的卫星。
学校有个习惯，明天考试或者测验，今天晚上授课老师必定辅导，辅导内容必与试题有瓜葛。有的同学得了高分就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学习确实了得，不然怎么能得九十多分一百分呢？可惜的是，该校老师并不参与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真正考试时便露出了马脚。我对于这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做法不屑一顾，每每冷嘲热讽。老师就说我轻狂，“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才桄荡。”1985年，我以531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绝对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村子里打了锣，乡亲们奔走相告，说那是天子脚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呆过的地方，了不得啦，祖上烧了碌碡粗的高香，几辈子修得的福分，出了人中龙凤，亲朋好友邻里乡党脸上都有光彩。父亲更是喜上眉梢，一改以往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脾性，割肉打酒，几次在家中大宴宾客。
1985年8月28日，我第一次远行，带着简单的行囊，肩负着家乡父老的期盼，独自一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那年，我一十九岁。
临行，亲戚朋友为我送行，走到村口，我叫他们回去，送人千里，终须一别，况且奶奶年纪大了，又是小脚，行走不便。他们也答应不送，挥手言别。我继续前行，走过一段，感觉身后有些异样，猛一回头，父亲搀着奶奶，就在身后。那情，那景，深深地印入脑际，至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多少穷酸秀才梦寐以求飞黄腾达的捷径。我，一个来自大西北穷乡僻壤的山村穷小子，一旦踏上京师的土地，总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掐掐鼻子，撕撕耳朵，疼疼的不是梦境，于是心中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首都，共和国的心脏！我在心底祈祷，但愿自己不是这繁华都市的一位匆匆过客，更不是南柯一梦。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顾不得旅途的劳顿，更来不及欣赏京城旖旎的风光，放下行李，急忙来到天安门广场，拍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捎回家。
军训之后，学校正式开课了。我的专业是汉语语言学，研究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老师们是蜚声中外的，而专业课却是枯燥无味的。在我的意识里，中文就是文学，与中小学学过的语文是一码事，只是到了大学，故弄玄虚，叫法不同罢了。我喜欢小说，故填报志愿时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系，以后无论搞文艺创作、文学批评抑或其他文字工作，都是我所钟爱的，岂料语言与文学根本就是两回事。孔已己说“茴”字有四种写法，而今，距离孔已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老夫子的不懈钻研，“回”字可能已经发展成八种写法。中学里，语文老师从未讲过，可见，偏远中学如何孤陋寡闻，对大学课程的设置又是如何陌生。
我们的班主任张猛老师，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的研究生，现已移居日本。他曾在一次班会上告诫我们，学习、研究语言要耐得住孤寂，心无旁骛，持之以恒，有坐坏板凳的精神，则必成大器。
尽管专业课很乏味，但一些老先生的讲课依然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何九盈的《古代汉语》风趣幽默，王理嘉的《现代汉语》一丝不茍，裘锡圭的《古文字学》高深莫测，唐作藩的《音韵学》晦涩难懂，陆俭明的《语法研究》简明扼要，许嘉璐的《训诂学》触类旁通，郭锡良的《汉语史》有板有眼，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考证枯燥，王扶汉的《易学研究》不知所云……
最有趣的当属叶蜚声老先生。对于叶老，同学们久闻大名，不见其人。想象中的叶老先生必是鹤发童颜，白发飘逸，神仙一般的人物。一天，上《理论语言学》课，铃响了，一位边幅不修，衣冠不整的老者走进教室，同学们以为打扫卫生的工人师傅来了，纷纷将废纸、果皮等垃圾拿出，不料老者却走上讲台，同时以多种外语讲授“比较语言学”，这才知道老者竟是人如其名的叶蜚声教授。
还有一次，是初冬季节，同学们相约去燕南园欣赏落叶，却看见叶老先生在储存大白菜，大家很奇怪：解放前已蜚声海内外的叶老先生咋还吃大白菜？问之，答曰：“旧社会老师月俸一百块现大洋，那时一块大洋可买大米一袋；而今老师的工资每月二百六十元，可买八十斤黄瓜，将老师吃得满脸菜色。”入学之初，有一门公共课《中国通史》，上大堂，好几个系几百人挤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坐在后排，既听不清，又看不见，而且都是中学时学过的，背得滚瓜烂熟的内容，倍感无味，就经常逃课。到后来，能容纳三百余人的大教室竟只剩下寥寥五六个学生。老师不动声色，依然照本宣科，我行我素。我们以为老师平和，颇有大教授的风度，但期终考试却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当头棒喝。他全考讲义，照教科书内容答题者一律判错，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同学不及格，我也仅得55分，放寒假后提心吊胆，春节都无心思过，操心第二学期补考。
在北大，累计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取消学位。有了《中国通史》的教训，同学们再也不敢妄自托大，以后凡是必修课，无论如何乏味，均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认真记好笔记，给足老师的面情，唯恐某些老师心胸狭窄，打击报复，到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丢了学位，寒窗苦读，付之流水。
“清华如花羡云端，北大秋水隔婵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大崇尚科学民主，对各种思潮“兼容并包”，学生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许多学者以能在北大演讲为幸，甚至连一代大侠、武学宗师金庸先生都曾喟叹平生做过三件不自量力之事：草堂题诗，兰亭挥毫，北大讲学。我等农家子弟，鲜有家学渊源，业余爱好极少，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公共课等必修课程外，把不少精力和时间投放到选修课和各类讲座上，以拓展自由发展的空间。
可惜人生没有未卜先知，倘能预测以后要从事杀猪卖肉的行当，求学之际，就该选择“中国屠夫学院”，苦心钻研了开膛破肚、剔骨、剥皮的技艺，这样以后开店会更专业。即使不幸考上了北大，也不必每日“帮、旁、并、明、非、敷、奉、微”的瞎捣鼓，节约出时间，多与学三食堂的大师傅们亲近、亲近，先取得感性认识，免得后来走了不少弯路，折了老本。
引镇中学有一位老师是鸣犊镇嘴头村人，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过几年俄语。大众场合，对党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修理地球多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他改行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该老师讲课声音洪亮，地方口音浓重，同学们戏称“口头英语”，简称“口语”，讲起英语，假洋鬼子略知一二，真洋鬼子可听不明白。高考时我英语成绩之所以不错，是占了不要求听力的便宜。到了大学，这种哑巴英语很不合时宜，老师讲课，几乎不知所云，一度曾经灰心，所以选修日语，希望听、说、读、写从头学起。
有一位青海民族学院的进修研究生，叫程凯，日语很流利，现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他身患残疾，行动不便，北大对进修生又不解决住宿问题，这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我被其精神所感召，常常上课、自习帮其占座位，又通过同学关系在数学系帮他找到一张床位，而在日语学习上，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
我还认识一位日本人，叫菅健，来自东京大学，很有优越感。他研究中国文化，在学习上我们取长补短，我辅导他汉语，他教我学日语，顺便了解日本的风土民情。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尽管信仰不同，却非常投缘。一次，我鼓足勇气，问了他一些我在肚子里憋了许久的问题：“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小日本鬼精鬼精，笑而不答。
“你到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学会了睡午觉。”“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在日本赚钱，来中国生活。”…………
我愕然。
11、求学生涯（下）
2005-11-02 15:31:05
那时大学门槛高，尤其像北大这样浪得虚名的学校，每年在几百万毕业生中挑人，竞争之激烈决不亚于诸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名校，学生们自幼就将脑袋削尖，过独木桥似的想尽法子往里边挤，即使万分之一跨进校门，也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丝毫也不敢懈怠。
如今高等院校大规模地扩招了，百分之六十的升学率，连我的母校——引镇中学，每年都要给高等院校输送一二百名人才。再看看扩招后的大学，只要父母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到高等院校转悠一圈，取得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好看而不实用。尤其一些民办院校，生源已非常艰难，更不会由于分数的原因而将怀揣大把人民币的莘莘学子拒之门外，几年下来，倒是成就了不少鸳鸯，满目的江郎。
当然，我说这些，并没有诋毁民办院校的意思，应该说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说的是，那时，大学竞争之激烈，百分之三的升学率，大部分学生在学校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式地忙碌着，生活圈子狭窄，学习、学习、再学习，枯燥而乏味，远没有如今的学生网吧、游戏、谈恋爱，活得洒脱、自在，丰富多彩。
宿舍是我们的乐园。我们每个人都有绰号，我来自陕西，他们叫我“老陕”，也是“臭大”，广东的哑巴是“傻二”，北京的京片子叫“瘪三”，尖嘴猴腮的湖南人是“猴四”，大连的老白鸡是“麻五”，江西井冈山的白面书生叫“狗六”。每个人各有特点，傻二傻头傻脑，却傻人有傻福，而今已有两个儿子，是广东某县的实力派官员了。他最早背叛了南方，不吃米饭，喜食馒头、面条，满口潮州普通话，说话像吵架，打太极拳老师评价“有力”，吃饭便要死皇帝（吃饭叫“驾崩”），每日必品工夫茶，而且嘴皮子工夫日益见长，大家很惧怕噪音污染，希望他早日不会说话，所以叫他“哑巴”。他则偷偷地去掉了“口”字旁，据说在闽南话中“亚”“阿”同音，无形之中让这傻小子占了便宜；北京半壁店的小瘪三，说话总把舌尖翘起，故意混淆普通话与北京话的界限，然后嘲笑我们的普通话少盐寡醋；每天都要照无数遍镜子，拨弄几下吉他，唱一些忧郁的歌的猴四，对于别人都长胡子，甚至连女同学都有“络腮胡子”的绰号，而自己颌下却童山濯濯非常恼火；脸上时隐时现几粒麻点的麻五老白鸡酷似警匪片中的老大，当听心仪的女孩说他声音很有磁性的时候，经常在楼道里一展歌喉，唱一些跑了调、走了味的歌；以清词丽句著称的狗六，自喻为情种，到处拈花惹草，刚送走桂林大学的痴心女，却又迷住了北京四中一个很清纯的小姑娘，害得人家三天两头找上门来，自己却东躲西藏，免得落下拐带幼女之嫌。一代神人，“佛学大师”王伟正，大学四年，五载参禅，终未看破红尘，大彻大悟，不得不从最北端的哈尔滨，跑到最南端的广州，做起了城市的美容师；书贩子胡足青，我们班五大三粗的那个，在学校举办的拳击擂台赛上，一记勾拳，将对手打翻在地，老哑巴一伙惟恐天下不乱，台下拼命鼓噪“打死他，打死他！”他终于心慈手软，动了恻隐之心，如农夫与蛇，反被对手赶下了擂台。想不到他却早已把书香换作了铜臭，几个春秋下来，置了房，购了车，成为爆发户，大款一族。
倒霉的当属老白鸡，他刀子嘴豆腐心，嘴硬屁股松。他住下床靠门，晚上熄了灯，大家讲故事解闷，老白鸡捣乱，偏要唱一些乌七八糟的歌，扰乱我们的思绪，老哑巴一声呐喊，哥儿几个一拥而上，抓胳膊撴腿撕耳朵，把老白鸡抬将起来，一收一放，狠蹾屁股，直整得老白鸡哭爹喊娘，打躬告饶。
2003年11月，我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做客新闻会客厅，其间假公济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学校青石构筑的南大墙已然推倒，代之以充满孔方兄气息的商铺、门店，高大雄伟的理科教学楼群拔地而起，可昔日的老师，大部分已退休，尚有少数或定居海外，或远走他乡，早已是物是人非。短短十余年的光阴，变化尚且如此，那么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呢？世事变幻，果真难以预料。
在京同学，相约于北大勺园，《人民日报》的老崔，常年在北京，可工作繁忙，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学校了，开着一百多万的宝马，却找不着进校的路径，七绕八拐的，保安看汽车高档，才没有拒之门外。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老王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老陕，你真行，我也要向你看齐，准备下海了。”我说我差点儿被海水呛死，准备抓根救命稻草上岸了，如今“道不同，不与为谋”.据悉，他供职旅行社多年，客户、业务都很熟悉，这时下海，正是时机。留校任教的龙清涛，刘颂浩历经家庭变故，仍能处之若泰，一丝不苟地教书育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谢留文，温文尔雅，学者风范呈现无遗。
相比之下，自由撰稿人老白鸡已不敢相认，一顶帽子遮掩着已然脱光的头颅，昔日的风采未留下任何痕迹，坎坷的生活阅历已使至今仍孑然一身的他愈加世故、老到，也更显现出世态的炎凉。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匪气加才气，桀骜不驯的老白鸡！他曾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发在互联网上，摘抄如下：
兄弟， 我在这里提交者：白色的鸟于北京时间2003——07——2723：43：57我从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一张照片上重新见到你，也从没有想到十四年后你是这样的处境。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的一家户外大排挡上吃饭，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即将开始的足球比赛，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一个朋友有些猎奇一样地提到了你的名字，然后说在网上看到了你在西安街头小店肉案上操刀卖肉的照片。我不相信地让他再核对一遍你的名字，每一个字的写法，以及新闻里有关你的一切。最后，我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你，我同宿舍的兄弟。
那天晚上我家乡的球队来北京比赛，我和家乡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了赛后的球员球迷联欢会，那些拥有一张灿烂的脸的孩子们忘情地追逐着他们心目中的球员，表情嚣张而肆无忌惮，我在他们身上隐约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整个热闹的晚上我都心不在焉地想着当年的我们，想着当年的你。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这样放纵的表情。回到在北京的临时寓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拨号上网。我在电脑屏幕上又看到了你的照片，别人对我描述的那张，我的心脏在收缩，你的样子除了比在学校时更加苍老以外，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你的手里拿着一把砍肉的刀。你的旁边，有一个女人在忙碌着，旁边的文字介绍说那是你的妻子。你和她一起租下了一间只有二十平米的小屋，前店后家，日复一日地将一块块猪肉卖给附近的家庭主妇。文字还特别介绍说：因为你的信誉好，你的顾客很多是回头客。
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觉得照片里的你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终于知道了你现在的具体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韦区镇汽车站以南：“眼镜肉店”。我恨不得马上跨过我们之间相距的十四年的时间鸿沟，在你身边大声地喊一句：兄弟，我在这里。
算来离开学校已经十四年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十七岁的我兴冲冲地拎着行李，只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时的样子。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推开北大三十二楼四零八宿舍，屋子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孤独地在那里抽着烟，相貌与表情与我想像中的同学大相径庭，我险些将你当成是送同学上学的农村亲戚。我们两个人都是下铺，你靠窗边我靠门，有的时候是四足相对，有的时候是两头相抵。我从兜里掏出烟，扔给你一根，你像我在电影中见过的那些陕北农民一样，盘起腿坐到床上，将我扔给你的烟夹到耳朵上，冲我憨厚地笑了笑，面孔黝黑而牙齿焦黄。从此，我们和另外的四个兄弟一起，在这座当时号称是“才子楼”的灰色建筑物里住了三年，你还记得那时的时光吗？
所有关于西安的印象都是从你开始的，你告诉我你来自西安附近的长安县，一个闪动着历史青铜味道的地方。你叫陆步轩，相对我们这些被自然命名为什么“学军”、“爱国”之类的人，透露出一番不同，希求登堂入室的愿望一目了然。而你身上浓厚的旱烟味道和熏得焦黄的牙齿，是你那时的标记，像那时宿舍另一个同学铿锵短促的潮州味道的普通话，像我在走廊里经常响起的走调的歌声。
你是我们宿舍里岁数最大的一个，但是宿舍的事情你很少参与，你在自己身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宿舍里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抽烟，你抽的是那种用白纸卷起来的烟丝。我试着抽过，很呛，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了解了你的一些过去：你在第一年已经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当时你将通知书撕了，回炉苦读了一年，终于圆了自己未名湖的梦。你的家庭情况永远是心中的一个坚硬的核，谁也无法敲开它，同学了四年，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刚入学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你和我两个人在未名湖边上散步，湖面已经冻得严严实实了，零星的几个人偶尔会从我们身边掠过，我在和你谈我写的诗歌，你耐心地听着，像一个宽厚的兄长，并不时纠正我的偏激。你顺带告诉我自己对于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热爱，表情宛若一个恋爱中的少女，我很少见过你脸上有过这样的表情，那些奇异的光芒，让我从此对你刮目相看。
日子就是这样朝前走着的，还记得吗？当我们怀抱作家诗人的梦想踏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给了我们当头的一声断喝：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和诗人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群情激愤地回到宿舍谩骂理想的流失。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迅速组建了诗歌、小说、评论等的小团体，我们给那些教授古代汉语和音韵学的老先生们起了各种绰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自然地逃掉上午的课。可是你从没有，你的笔记总会是我们几个人和教授期末考试短兵相接克敌制胜的利器。你在旁观中目睹了我们很多人首先是装扮上变得像一个北京人，然后舌头不自然地卷起来像一个北京人，然后是举止开始轻浮地像一个北京人，最后是将自己真正地当作了一个北京人。那时我们中间很多人仿佛一只中了魔法的兔子，不断地有人在旁边告诉它：说它原本是一只山羊，于是它就真的认为自己是一只山羊了。
我是一个惧怕回忆和怀念的人，我知道有的时候会像海边无声无息的潮汐，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吞噬到黑暗的海底。可是我现在必须这样做，我要让你再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的自己。老陕，这是我们在宿舍里用来称呼你的，从只言片语的新闻中，我看到了你离开校门后那些艰难的沉浮。浮生沉重，对于我们这些1989年离开北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一百张不带一丝皱纹的青春的脸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八五级。一个中学时就写过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女孩率先放弃了学位，大学三年级就移民到了加拿大。一个恋爱中受挫的女孩申请休学了一年。剩下的像命运不经心撒播的一把种子，散落到了人间的各个角落。在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游进，那个开朗热情的四川男孩，在成都与歹徒搏斗中不幸殉职，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为他发了一个整版的通讯：人民的好记者。在1991年，我们共同的朋友，诗人戈麦选择了主动离开人世。其后，每个人的生活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像风吹起的那些树上的叶子。
几年前，我和“烧饼”在广州相遇。那天“烧饼”（他已经举家移民法国了），还有建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娱乐节目的后台老板，应验了他所说的要干一番事业的夙愿），“咪咪”（古文献的老操，在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里，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还有“烧饼”的媳妇（还是在学校时北外的那一个，那时孩子都已经三岁了，她那时刚从广州雪铁龙公司辞职，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广州一家绍兴风格的酒吧，拿着茴香豆下黄酒，谈起当年的同学，其实大家当时特别看好你，觉得你做事稳重，不骄不躁，肯定能把日子过得美满而圆润。你离开校园以后，谁也没有你的消息，无声无息得像一阵风，“相忘于江湖”吧，大家有些感伤。那天“哑巴儿子”（这家伙如今成了一个潮汕地区的实力派官员，想不到吧？）因为有事，实在没办法从潮州赶过来，电话里一个劲地道歉。结果第二天我就去了深圳，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实在遗憾。你记得那首诗吗？“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如今做了我的老婆/她一声不响地跟我穿过城市/给我生了个哑巴儿子。”当时我们戏弄“哑巴儿子”的情景直到现在还清晰如初。这家伙现在有一样比我们都强，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并且成为他嘴上津津乐道的资本。电话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白鸡，我现在有了两个儿子，你要是再气我，我就让他们一起揍你。”宿舍里的几个人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连长”现在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文化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想不到吧。他在此之前也曾经戏水新经济，新浪网的管理层之一。“连长”搬走后，“烧饼”从哲学系搬到了我们这边，还能记起他的吉他声和歌声吗？“建云”和“哑巴儿子”的情况我已经说了，“小龙”，我们宿舍最小的那个家伙，那个书生味道十足，总写些“清词丽句”，总会被别人误认为是女诗人，总会收到一些文学男青年大胆火辣的表白信件的才子，他留在了校园，成为了我们都很景仰的钱理群先生的同事。还记得他当年的口头语吗？2001年秋天，北大举办了一个纪念“老六”（戈麦）的诗歌朗诵会，当我朗诵完诗下台，这家伙一把就拉住了我：你那两步走还是原来那样。他的脸还是那么白，像我们少年时的心一样，永远改变不了。
两年前我从大连回到了北京，想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对你说了这么多同学的情况，只是想告诉你，就像你当年喜欢过的那个上海诗人王小龙写过的那样：不管大家从事了什么行业，生活发生了什么的改变，“心，永远是最初的那一颗。”感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它让我找到了久违的你。得知你近况后的那个晚上，我和北京的几个同学都通了电话，遇老大、阿花、阿渡、阿沛……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你的同学们都在关注着你，劈柴也好，喂马也好，我们都希望你能走出生活中这段最沉重的时光。我们现在知道你在哪里了，而且也知道你希望重拾过去喜欢的字典编纂和辞书修订工作，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来帮助你的。
别忘了，“出租车总会在最绝望的时刻开来”.兄弟，老陕，我们都在，我们现在也知道你的具体地址了。记得我曾经写给你的但丁的诗句吗：“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岛屿……”我在网上逐条翻阅着那些对你境遇的网友评介，他们将你最不愿看到的东西捏合在一起，哗众取宠地搞出了“北大毕业生流落街头卖肉”的耸人新闻。北大曾经是我们自由的王国，但它绝对不要成为我们一生的负累。在离开校园的这十四年里，和你一样，我也做了很多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我的身上好像总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做的好了，因为你是北大出来的，理应如此；做的不好，所有的污言秽语都会袭来，北大就这个水平呀？我用了生命中最好的十年光阴才卸去了身上这沉重的包袱：做一个独立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在数九严寒的冬天骑着板车沿街叫卖过咸鸭蛋，也曾经在建筑工地和那些民工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言不合，拔拳相向。因此我觉得自己更能理解你的想法，我最想对你说的是：千万别放弃你自己心中的梦。
11、求学生涯（下）
2005-11-02 15:31:05
当一个人不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人的时候，他就只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那个人了。好兄弟，我在这里，我们当年的兄弟都很想你，很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我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都来帮助你，让你重新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为你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刚从医院的急诊室回来，这具臭皮囊跟了我三十多年，居然也开始耍起了脾气。有的时候，朋友们的帮助就像医院里输液管里的那些药水，它会让你的身体重新健壮起来，所以，不要拒绝我们的帮助。
当风突然停息，当你手中那只嘹亮的铜号突然沉寂，兄弟，别忘了，我在这里，我们都在。
2003年7月27日病中急就
由于大山阻隔，沟壑纵横，延缓了语言的交融与发展，因而山西方言被公认为是最古朴，保存古音、古义最完整的北方官话。1987年夏，我们汉85级与汉84级一道，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赴山西吕梁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师指导下，我与田静、赵文秀两位同学一道，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完成了山西省孝义县方言土语的调查工作，形成了调查报告。后来，该报告交由这位老师整理，并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毕业回乡后，百无聊赖之际，也曾参照此法，对关中方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了点滴见解，几次寻思整理，想到出版界不会对一位无名小辈的见地感兴趣，况且经济时代，人民币就是筹码，赔钱的买卖，天王老子都不会去干，加之我所从事的职业与此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心想这辈子与文字是无缘了，遂将之扔在一旁，慢慢地便遗失了。
那时少年气盛，意气风发，自以为学了一点东西，接触了一些思潮，便满怀爱国热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针贬时弊，忧国忧民，简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为了让大学生多接触社会，了接国情，不要整日躲在象牙塔里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发无谓的感慨，遵照上级的指示，按照学校的安排，完成方言调查后，我们取道延安，参观革命圣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中穿行，经过河渡时，稍事休息，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母亲河，望着浊流滚滚、波涛汹涌的大河，心中豪气顿生，我与几位同学产生了模仿毛主席当年横渡长江，从黄河上游过去的强烈冲动，被带队老师拦住，终未成行。以后再无机会，每念及此，懊悔不已。
汽车继续向前颠簸，大约行驶了十个小时，宝塔山隐约显现。从表面上看，那只是一座普通的佛塔，与其他名山古刹不无不同，它不比西安大雁塔高大挺拔，不如法门寺舍利塔精致典雅，只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定条件下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方显与众不同，与心中天安门城楼一样，现实中的宝塔山远没有想象中的雄伟、高大，未免有种失落感。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想搂宝塔山。
宝塔太粗搂不住，满怀抱住大树干。
这就是我们当初心情的真实写照。
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等人文景观，免不了要朝圣一翻，但黄土高原上的如此小寨、窑洞比比皆是，除了毛主席当年坐过的那把藤椅，有点古朴，一位同学不禁手痒，摸了一把，被工作人员一顿训斥，悻悻而退以外，其他的并未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南泥湾之行感触颇深。
从延安城出来，翻过一道山梁，前行约二十公里，便到了当年“三五九”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所在。这是一块相对低洼的小盆地，四周群山、丘陵环绕，郁郁葱葱，稻田成片，阡陌纵横，俨然一派江南气象.附近有驻军，正要前去拜谒，巧遇当地农人。闲聊中得知，驻军不少，有好几个营，不过早已不种农田，只种少许蔬菜，自己享用，顺便摆摆样子罢了，土地大部分租给当地农民耕种，他们只管按时收租。
末了，走进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展览馆，特别注意了当年“气死牛”开荒的锄头。那是一把普通的农具，形状与一般农户所用并无二致，只是稍微大了一点。作为文物，它已经锈迹斑斑。农村出身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当年郝树才竟用这把破锄头能够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把牛都能气死，除非接上电动机，用电带。
曾经看过一篇通讯《毛主席到了徐水》，搞不清是徐水人民在故意糊弄伟大领袖，还是毛主席的光顾导致了徐水人民的神经错乱，竟然宣称亩产小麦十二万斤。而从小种过庄稼的领袖竟对这天方夜谭的神话深信不疑。从“气死牛”这把锄头可见，1985年的“大跃进”、“放卫星”自有渊源。
有了感观认识之后，我们来到了延安大学，聆听该校历史系老师讲解延安精神。老师走上讲台，大笔一挥：“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几个遒劲的大字便呈现在黑板上，颇似毛主席的真迹。至于所讲内容，与革命史教材并无二致。自从《中国通史》被授课老师判了不及格，同学们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敢轻易逃课。《中国革命史》中学背，大学讲，早已烂熟于心。所以延安大学老师讲解延安精神时，就只顾模仿那几个大字了，老哑巴临摹得最为出色，甚至能够创造性地仿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最大光荣！”几个字。
1988年夏，我们汉85级又与汉86级一道，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委托，去浙江绍兴进行语言调查。早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免不了去西子湖畔游历一番。
那天细雨蒙蒙，驱散了夏日的炎热。天气不错，心情更不错，雨中的西湖别有一番韵致。苏堤漫步，杨柳拂面，三五成群，细语窃窃，四周群山相映，绿地连绵，洞幽泉清，茂林修竹，山明水秀，湖天一色。末了，来到平湖秋月，泡一壶龙井，清香沁来，心旷神怡。再仔细品味曲院风荷，花港观鱼的景致，阵阵凉风袭来，柳浪闻莺，水波不兴，真乃人间仙境，使人流连忘返。
终于来到了断桥残垣，远远望去，雷峰塔已荡然无存，触景生情，不由得联想到小时候看过的戏剧《白蛇传》。白蛇经过千年苦修，现身成人，追求人间真爱，被法海和尚阻止，压于雷峰塔下，鲁迅也有《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为白娘子鸣冤叫屈，责怪法海和尚多事，拆散人间鸳鸯。然而仔细一思量，白蛇虽已成精，然终归是畜类，人畜生情，为社会法理所难容。法海和尚挺身阻止，正是出于大慈大悲之心，拯救白蛇千年道行，免坠地狱，将其压入雷峰塔下，是为了让它闭门思过，专心修行，消除淫欲。而法海和尚维护正道，何罪之有，却遭千古之唾骂？终于挨骂不过，躲入螃蟹肚下，成为人们饭桌上的美食，不由感叹：世间之事，怎的如此不尽情理？
1989年，临近毕业，本专业名义上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十六名，事实上，除了上海某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汉语专业外，全国其他高校都不设此专业，就是说，研究生基本上要从本班二十一人之中产生，而报考者只有五人，就是说只要外语、政治通过，专业课不存在问题。但我考虑到自己年龄偏大，家中经济困难，主动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了就业。
经过十多年的填充，中国各行各业已经基本告别了人才青黄不接的时代，大学毕业生也不再是前几年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就业形势已经严峻，但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北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相对还比较乐观。春节刚过，系里就陆续传来就业信息，有北京的，也有外地的。学校负责毕业生分配的老师预计：供需基本平衡，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的起落。
吃了这粒定心丸，同学们的情绪安定了许多，利用毕业前有限的光阴，一方 面做好毕业论文，另一方面，多学点知识与技能，为走上工作岗位作最后的充电。
毕业前的一段时间，每天学习文件，讨论总结。闲来无事，我们写了一首校歌聊以自慰，歌词大意是：那年我们求学来到这里边古老的校园有新潮的青年讲座报告天天有，广告飞满天于是我们欢呼敬爱的北京大学亲爱的中文系燕园永远是乐园
读书太多就去争取自由民主权归来方觉世界并非那么宽抓紧时间匆匆忙忙赶快去把恋爱谈棋牌麻将随你选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大学四年一晃就要快过完面对毕业分配我们都不知应该怎么办四处推销没人要只好去考研于是我们来到了久违的图书馆临阵磨枪一条心稀里糊涂过了关
最后我们相约荡漾的未名湖畔点燃一支红塔山回忆过去的好时光时光一去不复返回忆过去的好时光 大家一起朝前看
12、回乡征程（上）
2005-11-02 15:32:12
许多年来，我一直羞于提及这段尘封的历史，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自己从云端跌落粪坑，一身的猪屎味儿，走到人前都惹人生厌，倘若再如阿Q一般，炫耀祖上如何风光，既不能被赵太爷称作“老Q”，又招不来吴妈的青睐，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岂不于事无补，徒添烦恼。于是声言自己是文盲，不识字的人尚能杀猪卖肉，这样一来不会遭人耻笑，二来还认识秤，会算账，偶尔还能开张发票、收据什么的，字也写得不赖，自学成才似的，人们便会另眼看待，儿子走在大街脸上也风光：“看他爸，没上过学，还会做生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一生之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就在这不经意间翻过去了。仿佛做了一场梦，梦境醒来还在起点，就这样，梦境被彻底击了个粉碎，各种努力都告枉然。绝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不得不面对现实，在皇帝脚下绕了个大圈子，旅游了一圈，打道回府。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第二次分配。此前，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往年，用人单位纷纷涌进学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面对面地交流，倘不满意通过学校还可以调整。如今，各用人单位视学生如同毒蛇猛兽，避之惟恐不及，哪里还有找上门的道理？
在中国，二次分配，意味着毕业生的个人能力退居其次，把家庭背景、社会交往推到了前台。一鞭子吆回地方，如我这般山村穷小子，亲戚朋友不是扛锄头、镢头、铁锨的，就是拉架子车的、推手推车的，两眼一摸黑，与上流社会八杆子也挨不着，想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还找不着路径哩。
西安市人事局拟将我分配到市教育委员会，由市教委再分到莲湖区教委，然后再到某中学教书。父亲的意思，当教师是良心账，不操心，少费神，一年还有两个假期。但当时老师的地位低下，社会上盛传“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宁为***，不当孩子王”，“傻的像博士，穷的如教授”，连驰名中外的叶老先生都是“满脸菜色”，脑体倒挂严重。我与王珍芳老师商量后认为，倘为孩子王，还不如当年就上了师专，省却不少费用不说，教起书来也更专业；现在名牌大学毕业，应该成就一番事业。
我把不想去学校的意思委婉地告知了西安市人事局，希望人事局能够看在名校毕业的份上，网开一面，重新安排。
“那你自己联系吧！”市人事局一位处长发了话。
在以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穿行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凡是与专业沾边的单位挨个去找，重点是原来进京有过用人意向的单位。每次碰一鼻子灰回来，总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再努力一次，也许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可是几十天下来，瞧得上眼的单位，要么没有指标，要么人满为患，就连一个郊区的广播电视局也告知：“代表单位来欢迎，个人前来概不接待。”一家省级行政单位与我接触多次，初步同意接受我，还有意考察我的文字功底，让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其内部刊物上。因我当初的派遣证是开往西安人事局的，需要通过省人事厅和市人事局交涉，该单位人事处处长让我先回去。
“组织上的事，需要单位出面协调，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处长说，还领我与宣教处长见过面。那时，“组织”二字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我以为万事大吉，回家耐心等待。约一星期后，估摸着该有眉目了，于是满怀喜悦之情赶到该机关。
“协调未果，很抱歉。”处长神情怪怪的，说完随手拿起一份文件，装模作样地翻阅起来，不再多言。
亏得当年未进成大机关，否则李真似的，禁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沦为阶下囚也未可知，真到那时，欲杀猪卖肉而不得也。
还有一家省级钢铁企业，我得到用人信息，急急地赶去，却是为子弟中学招考老师，其他岗位并不需要文科大学生。
“如果愿意，先试讲。”企业效益好，门槛也高，人事处长趾高气扬。
“倘教书用得着来企业，娘西皮。”我最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公仆，芝麻粒似的官，放在今天，不照样也得下岗。看到人事处长傲慢的神情，我窝了一肚子火，扭头就走。
省级单位协调很麻烦，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市级机关也凑合。通过熟人关系得悉，西安市即将升格为计划单列市，许多部门都要跟着齐步走，可能有进人的机会。这回汲取了一个月来的经验教训，托了关系，找了路子，客请了，礼也送了，但某局方面始终不肯明确表态，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事情就这么耗着。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也或许是礼轻人意也轻，香未烧够，搬不动大佛的缘故吧。
表姐早我几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在附属医院工作，表姐夫是一家军事院校的老师。在西安跑工作期间，我早出晚归，就借宿在他们租住的小屋，时间长了，很不方便，尽管他们每次都笑脸相迎，热情有加，可我觉得事情悬而不决，久拖下去不是办法，很无奈，也很无趣。
多方努力无果，表姐夫找到他的一位老同学。其当时为一乡党委书记，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这位同学道出了实情：不必白费劲了，上峰有精神，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接受劳动锻炼。
可悲的是，在当时的非常时期，离校匆忙，我竟不知在西安还有个北大陕西校友会。多年以后，很多校友，包括现在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西北政法学院王鸿信老师，在谈论起这件事时唏嘘不已，责备我为何不在校友会寻求帮助，却一味依赖个人奋斗。要知道，“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报国无门，走投无路，我请求市人事局将我改派到长安县。
“想好了，下去以后可不要后悔。”市人事局那位处长说话意味深长，话中有话。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人才济济，而长安不过是个下属县，弹丸之地。我榆木脑袋，鬼迷心窍，一时不能领会处长的弦外之音，心想长安是生我养我的家乡，说不定到了小地方能有大用途，正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建设出力。于是，我不假思索，坚定地点了点头。
13、回乡征程（下）
2005-11-02 15:32:29
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长安县的。
到长安县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我一山村野小子，见识浅薄，加上第一次独自出门办事，傻乎乎的，不清楚办事程序，也不知道应该找谁，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就冒冒失失地推门而入：“同志，同-志，同——志！”里面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同志在闭目养神。我连喊三声，嗓音提高了两个八度，不知是我称呼有误，引她反感，还是她正在修炼一种高深内功，进入无物无我的境界，眼睛都未眨巴一下。我怕打扰了她的清修静养，更担心触怒了公仆，引来一顿臭骂，赶紧隐身退出。
我的书读痴了，变成了猪脑子，不会脑筋急转弯。按常理，官僚主义的当头棒喝，我应该及时幡然醒悟，回过头来重新找市人事局的那位处长，打躬作揖，磕头下跪，也许他会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份上，收回成命，如果那样，也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天生的牛脾气害了我，认死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有人说，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碰过几次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世故了，老到了，圆滑了，也就成熟了。我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事到如今不用说头破血流，简直是血肉模糊了，牛脾气仍未见改观，我还是过去的我，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真没办法。
毋庸讳言，长安县并没有我十分对口的专业，即使省、市，除了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专业对口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到了这步田地，专业不专业倒放在一边，找个落脚之地乃是当务之急。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能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捧上铁饭碗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文字作为一种工具，说话或写文章，把意思表达准确、清楚、漂亮就可以了，一般人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又有什么实在意义？北大在专业设置上，一直沿用传统套路，本科生专而不宽，走向社会学非所用居多，尤其文科学生。当然，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保留传统专业优势无可非议，国粹的继承，文化的发展依然不可或缺。建议北大将诸如中文系汉语专业等部分社会应用面窄、又具有传统学科优势，不能撤消的专业改成本、硕、博连读，为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定向培养专门人才，免得弟子走向社会，用非所长，四处碰壁，于弟子无益，更辱没了母校的名声。
八舅爷的一位老乡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年龄大了，到县政协当了主席。父亲把八舅爷请来，说明来意，政协主席倒挺热心，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去县城建局，闲人不搭话，径直找局长。
“老领导来了，好说。”城建局长很爽快。
末了，政协主席又给人事局打了电话，看来没有问题。几十天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一时高兴，一起上街，喝酒、吃饭。当然，政协主席等人与我等非同等档次，推说有事，告辞走了。
下午去了一趟人事局，主办人员不在，让明天一大早来。八舅爷眼睛不好，在县城又没有亲戚，人生地疏，住宿困难。我与父亲便一起陪着八舅爷，回了老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作美，飘着蒙蒙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刻的。如此想着，便产生了惰性，呆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星期一起了个大早，胡乱填饱了肚子，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到人事局时，还未上班，便耐心等待。八点半左右，工作人员陆续来了，打扫完卫生，慢条斯理地点燃香烟，泡杯香茗，悠悠地坐下。我这才唯唯诺诺地走近前，说明了原委。听完叙述，办事人员犹豫了片刻：“这里有点情况需要沟通，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我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路，等待了半天，就听到了这几句废话，心里有气，又不便发作。“也许具体办事人员真有苦衷，这岂是你一个才走上社会的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心里如此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又回家耐心等待。
如此反复多次，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两个礼拜，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蹊跷，就又找政协主席。
“没事儿，都说好了的事，你先走，回头我再给你问问。”政协主席以为有老领导的威望，底气十足，满怀信心。
三四天后，我再去人事局时，话已经变了味。工作人员开始给我推荐别的单位，比如《长安报》社，县一中，二中等等，说我到了那里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我反复强调自己是学文字的，与文学关系不大，教育系统目前不打算考虑。因为如果当老师，市内条件比县里好得多；至于报社是县级小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刚复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长久。（果然，在2003年全国清理整顿报刊杂志工作中停办了。）
后来辗转得知，在我即将被安排的节骨眼上，某科技副县长横空出击，将其亲戚安插了进去-政协主席毕竟年龄大了，退居了二线，再要出山，绝无可能，当今世道，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比得上副县长正值当年，前途无可限量！不懂这些，能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混？——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始终守口如瓶，而挤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学的同学，毕业于西安某三类学院，分到城建局后，工作安静，收入不菲，数次在同学之中炫耀有权倾一时好亲戚撑腰云云，让人不敢小瞧于她。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班，在家里呆了半年，后来忽然有了指标。我至死也弄不明白，国家的政策非为我一人量身定做，应该一视同仁，怎么执行起来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这其中必有猫腻。
县人事局的意见，要么无法安排，退回市里，要么服从分配，去县计经委，由计经委再分配。我觉得从西安市回到长安县，又折腾了二十多天没有结果，再被退回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无可奈何，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实践证明，这是我人生选择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若干年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起屠刀，街头卖肉，还真让某些人齿冷了。
几经改制，计经委变成了大杂烩，既有机关建制，又有事业编制，还有企业人员。当时流传，机关是金饭碗，事业是银饭碗，企业是泥饭碗。而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到了这份上，如出槽的肥猪，提起来一吊子，放下去一摊子，只有任人宰割了。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人员，为以后的下岗、下海埋下了伏笔。
计经委所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在“土法上马，大办工业”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兴办的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没有规模，缺乏竞争力。计经委党委办公室李副主任曾经讲过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恰切地反映了当初建厂时的情况。
长安钢厂在筹建之处，资金缺口较大，不能形成流水线，好几道工序必须交叉作业，这样既浪费资源，又费工耗时。技术人员以为不妥，要求县上追加资金，完善工序。此事汇报到时任工业建设总指挥的张常委面前，张常委大手一挥：“苞谷地里套豆子不照样高产？就这么办。”可谓“活学活用”，许多县办工业就是在“苞谷地里套豆子”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对匮乏，企业勉强能够维持，一旦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很难立足可惜的是，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轻气盛的我，雄心勃勃，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未学会“游泳”的情况下，过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以后道路的坎坷多桀。
单纯从名称上看，计经委似乎牛皮烘烘，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既抓经济，又管计划。其实，在全县几十个部门中，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大杂烩。它分南北两院，北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行政事业编制；南院名义上管理经济，事实上权限只能管理不足二十户县办企业，而且大部分亏损，资不抵债，有行政、事业、还有企业编制。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计划那块日渐衰微，经济这边更是朝不保夕。记得有一年，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临近春节，每人借了三百元过年。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儿时看电影，能从人名或者相貌上分清敌我，我去计经委时也是觉得名字挺唬人的，未做深入了解，以致追悔莫及。近几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改名，不可否认，一些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原来的名称的确名不副实了。可更多的则是在高等院校放低门槛，大规模扩招之后，招生、学生就业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改名以增加生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民办高校原名“XX培训学院”，招生很难，几乎难以为继，请教高人之后，更名为“XX大学”，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一夜之间，门庭若市，不得不在报纸上刊出“名额已满，请勿再报”的启事，实则换汤不换药，锅里依然下的是那几粒米。
无独有偶，一些不法厂商，挂着羊头卖狗肉，冒用，混用知名品牌、商标，大发不义之财。一次买“喜之郎”果肉果冻，回家却发现是“喜三郎”，其包装与“喜之郎”一模一样，连笔的“三”与“之”可以乱真；别人仍过来一支香烟，以为是“中华”，受宠若惊，好几元钱一支，是卖十多斤肉的利润，可想它该是如何香醇。抽着，味道却很一般，自以为“中华”也不过如此，但仔细一瞧，原来是“中萃”，繁体的“萃”和“华”十分接近，连我这个学语言文字的，若不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有时还真难区分；洒家嗜酒，常喝几元一瓶的烧刀子、二锅头、老白干。央视黄金时段广告“五粮液”，其包装深印脑际。一次过年回家，看商店柜台赫然摆放着“丘粮液”，与“五粮液”神似，便买了一瓶，回家孝敬老父，老父以为儿子出门摔了个大跟头，拾了一块金砖，发了大财。父子对饮，辣辣的，呛呛的，末了，父亲说：“我看这几百元一瓶的国宴酒也上头，与跟头酒差不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李鬼的板斧虽是冒牌货，但与李逵的家什酷似，有他黑爷爷的威名，行人焉有不惧之理？！
14、工作历练（上）
2005-11-02 15:33:43
我是1989年9月13日赶到计经委报到的。
缘何不迟不早，选择了这个时间上班，这其中另有隐情，如今，事过境迁，说出来也不怕贻笑大方。按规定，15日之前报到，可领全月工资；15日之后则只能领半个月薪金。我家穷，确实在乎这半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区区三四十元，也就是官们、款爷的一两包烟钱，但却能够我家一个月的日常开销。倘14日去，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拖到15日，岂不有冒领半个月工资之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背后遭人指指点点，非谦谦君子所为。
我人被留在计经委机关，关系却下放到其下属企业——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有个专用词汇称作“借调”，顾名思义，先“借”后“调”，事实上则是只“借”不“调”。领导许诺，关系下放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指标，马上调入机关，并且给财务科写有手令：享受机关干部的全部待遇。事后看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领导的官不大，仅是个乡科级，可事稠、健忘，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说过的话，承诺的事顷刻就不记得了。如果追着领导的屁股，反复提醒，万一将领导惹恼了，一句“我说过吗？”当时落个大红脸。况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几年之后，领导另谋高就，新官上任，来个新人不理陈事，你一个破借调人员如何硬气得了！
这是命，冥冥之中由上苍主宰。可能是屠夫转世，杀孽太重， 也可能是祖上风水欠佳，冲撞了哪位神灵，降下这等罪责。
我报到的当天，就被安排到“党员评议试点工作组”，到距离县城十里之遥的杜曲镇长安造纸厂参加党员评议工作。
记得读过一则幽默，喜剧大师卓别林老前辈，惊闻法国举办“看谁更像卓别林”大赛，急赶去报名参加，结果荣获第二名，就是说有人比卓别林还卓别林。
我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并非党员，至今也不是。让一个民主人士去参加党内的活动，并对先锋队员们品头论足岂不成了笑话。但小地方的人们行事就是如此怪异，即使现在，党员学习开会也非把我拉着不可，不去不行，还要签到。用领导们的话说：“难道你不想向组织靠拢。”也有这种可能，我到单位报到后，虽然单身，容易凑合，但总不能睡在撂天地里，解决住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计经委没有条件。把矛盾先转移给企业，给单位一个缓冲的余地，免得措手不及，使领导颜面无光。果然，五十多天后，“民主评议”结束，我回到了单位，被安排到了老家属院的门房，做起了兼职门卫。
长安造纸厂是计经委的龙头企业，有职工五百余名，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安装上马了长网纸机，主要生产70克、90克凸板纸、课本纸和胶印纸，产销两旺。其时，某县长从外地带来了一位厂长，听说是造纸方面的行家里手，想安排到该厂。当时造纸厂的王厂长虽然是供销人员出身，可在造纸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一时难以更换。当然，如何过渡，这是领导们考虑的事，咱们为百姓的只能或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地摇旗呐喊。在机关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要口紧，该知道的，迟早都会知道，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打听，不能克格勃似的，四处活动，传递小道消息，惹人烦。反正“民主评议党员”结束不久，王厂长就被免职了，至于与“评议”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妄下结论。总之，造纸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了，后来又改制、承包给个体经营户经营，再后来就彻底关门停产了。
当时，计经委主任是部队上的一名转业干部，对开会情有独钟。所以，计经委会多，不断地掀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张思德，学赖宁……的高潮。大家的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他依然在那儿慷慨陈词，喋喋不休。工作热情有余，章法不足，兴之所至，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同志们背后称之为“二杆子”。我作为一名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想见工作如何忙乱。
这位领导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在此之前，计经委作为县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管理部门，其主任理所当然地升任为常务副县长，而他却例外，先被调到县政法委任书记，年龄大了，退到了人大当副主任，又与主要领导意见不和，提了不少意见，涉及部门、人员众多，打击面过大，有的意见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状子递到北京，在县委门前张贴小字报，破坏安定团结，被揪住把柄，告以“诽谤罪”“文革作风”，关进了班房。临近退休，丢掉了公职，后半生没了着落。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碰见他，已憔悴得不敢相认。
记得有一次，轮我安全值周，主任带班。睡到半夜，主任心血来潮，要到几十里之外的斗门纺织厂检查安全生产，让我去找司机。
当时电话已经很奢侈了，更何况手机。司机家住在农村，我初来乍到，只在白天去过一次，记得大致方位。半夜三更，如鬼子进村，挨个敲们，吵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终于没有找到司机，主任火冒三丈，命我与他骑自行车前往。
没法了，领导的话就是命令，我只有服从的份儿。冒着飕飕寒风，骑车夜行。待磕磕绊绊赶到斗门纺织厂，天已大亮，工厂生产秩序井然，领导说：“责任重于泰山，这我就放心了.”事后，我写了一篇通讯，《XXX主任夜半走单骑》，发表在《长安报》上，博得领导一悦。
有位办公室主任，与计经委主任同庚同族，都是五十多岁，同为X主任，不熟悉的人经常张冠李戴，即使同机关的人也经常胡叫冒答应，弄得领导很恼火，中层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偏偏这位中层年龄大，资格老，即将退休，升迁无望，就倚老卖老，每日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一分报纸，碌碌无为混一天。领导看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故意气他，无事找事，让他调查如今的机关班干部在想什么，干什么，言明过几天来检查。
大家以为领导在开玩笑，都没有往心里去。不料，一星期后，领导果然来检查，本以为办公室主任会措手不及，挨一顿批评。岂料这位办公室主任言出惊人，回答得无懈可击。
“机关干部在想什么？事少一点儿，钱多一点儿；在干什么？吃喝嫖赌嘛！”有诗为证：上午坐着轮子转，中午围着桌子转，下午跟着麻将转，晚上绕着裙子转。
充分展示了一个老机关干部的睿智与诙谐，令人捧腹叫绝，成为一时的笑料。
办公室大多是上了年龄的人，空气常常很沉闷，但也有例外，尤其是主任心情好的时候。有位女同志，是当地驻军首长的家属，山东人，人高马大，快人快语，说话无所忌讳：“X主任，你说话有个歧手，爱说'这个的话'.”主任马上反驳：“这一伙的话，糟蹋咱的话，我倒几时说'这个的话……'”话未说完，倒把自己给逗乐了。
党政机关务虚。在机关里干事，就是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一级做给一级看。我初到计经委，满怀革命热情，给根麦笕儿当拐棍，拿支鸡毛当令箭，还真把事当事，回头想起来，真傻得可以。为了恢复瘫痪多年的团组织，在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条件下，我骑着自行车，顶烈日，冒寒风，整日奔波于各直属企业之间，做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仅自行车就骑丢了两辆，这些人们都看不到。几个月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适时召开了团代会，重新组阁，手底下有了一杆子人，搞起活动一呼百应。那几年，无论是3月5日学雷锋、做奉献，每年一次的上山植树，还是为北京亚运会捐款活动，计经委系统都搞得轰轰烈烈，气势恢宏。
据说某敬老院的一位孤寡老人，曾在3月5日这一天被学雷锋、做好事者拉去洗了五次澡，不但洗去了陈年老垢甲，险些脱了一层皮。
尽管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华而不实，却引来众多好评。但是，由于牵扯到待遇问题，计经委党委在研究团委工作时，却让四十岁出头的党委办副主任挂名团委书记，升格为正科级，报县委组织部备案，我这个具体操作人员只是副书记，还说是团县委的意思。我心中不服，曾对团县委旁敲侧击，可他们说绝无此事。
其时计经委有五十多人上班，名义上我的岗位在党委办公室，负责宣传，写材料，兼团委工作。事实上，全机关每个人都比我的工龄长，资格老，资历深，人人都是我的领导，遇到麻烦事、忙乱事总喜欢把我拉上帮忙，美其名曰“接触社会，加强锻炼”。记得那年石油紧张，计经委凭借掌握指标油的便利，搞到部分计划内汽油，但必须去西安某油库提货。要经过闹市区，别人嫌操心，不愿去，办公室为我指派了专车，押运易燃易爆危险品。
我常常早上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拖地、抹桌椅、烧开水、给主任沏茶，时间久了，便成为惯例。忽一日，写材料到深夜，或许烟抽得太多，或许浓茶喝得过量，总之熬过了眼，怎么也无法睡，直至黎明才迷糊过去。一觉醒来，“糟糕！”太阳已高高在照。脸顾不上洗，牙也无时间刷，急忙赶到办公室，主任他们已经俨然在座。见我进来，主任便责备：“你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卫生不搞，茶也不泡了。”应该说，我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我未把握住，一念之差机会悄悄地从指间溜掉了。
大约是1991年初，县上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我被抽调到大会筹备组，负责大会材料，包住在长安宾馆，其间巧遇张XX先生。我与张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京求学期间，张先生去北京出差，顺便看望他在北京的学生，我与周锋锁一同拜谒了他。
提起周锋锁，此人大大地有名，自幼就有神童的美誉，长大了更是不得了，学习上颇具天分，中学时参加全国物理竞赛，荣获一等奖，被免试保送清华大学物理系深造，师生称其为长安一中“百年不遇的人才”。然而，当时清华偏重工科，周锋锁擅长形象思维，喜欢理科或文科，几次想转入北大物理系或哲学系，终因转校手续繁复未能成行。他记忆力惊人，据说过目不忘，大学入学时英语水平已达到六级，又同时学习德语、法语，两年时间，竟皆小成，令老师、同学惊诧不已。1989年春夏之交，周锋锁曾风光一时，后来曾就业于西安无线电二厂，再后来辞职下海，与几位同学在广西北海搞房地产项目，赔得一塌糊涂，现旅居美国。
周锋锁是张先生的得意门生。其时张先生刚从长安一中调任县教育局局长，他与我促膝长谈，诚邀我去教育界，去省级重点中学长安一中。我当时认为，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情况逐渐熟悉，接下来会柳暗花明，应该扎扎实实，立足本职，以求发展，不能朝三暮四，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况且当时还未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教师的地位与而今相比相去甚远，因而谢绝了张先生的好意。
然而世事难料，变幻无常。若干年后，我下岗失业，赋闲在家，又想去教育界，托关系，找门路，千方百计，费劲周折，终于没有办到。
也曾动过考研的念头，重新考回母校，经过几年寒窗苦读，以求再次分配。转眼一想，老父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相继辍学，好不容易盼到毕业，分担家庭负担，竟又想一走了之，徒增老父伤心；而且，自己胡子一大把，究竟把书还要读到何时？况且学那么多“回”字有几种写法的知识走到社会又能用得几许？以后年龄渐大，结了婚，拖家带口的，便打消了考研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