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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二人，一主浪漫主义，一主现实主义，表面上看来二人诗风没有太多联系，更多的是区别。本论文正是就这一惯性误区作一浅释。其实我国自先秦最早的诗集《诗经》开始就树立起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传统。区分之说，是看哪一方面更为突出，只不过后人自己画地为牢，为文为论都更看重区别而忽略了联系，本文把二者的联系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并从修炼气格与锤炼功力两方面作比较，让后人在今后的文学实践中能够不再走偏颇过激之路。
关键词：畅达豪迈 沉郁顿挫修炼气格 锤炼功力
正文：
李白，杜甫这两位古典文学中的大师，都生活在唐代，甚至都生活在开元盛世向安史之乱中衰时期转型这一完全相同的社会背景之下，但他们二人却是一个高骧浪漫主义大旗，世赞诗仙；一个紧握现实主义伟纛，受誉诗圣。在世人眼中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其实二人的诗风毕竟有许多相异之处，更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与他们所共处的社会背景，各人所处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及禀赋气质都必然有相当的联系。现在我作一统观分析。
李白杜甫分别是唐代乃至整个古代诗歌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最高代表，这样世人就很容易把他们泾渭分明地分开。这其实有失偏颇，他们的作品风格更多相似之处，相通之处，只不过同中有异，具体分析也不难看出他们异中存同。
李杜诗风的相通之处，首先表现在二人诗歌都主情上面。情感是诗歌的灵魂。诗歌的第一要素和最大优势就在抒情上。李白诗作可谓句句见性，字字关情，所有的客观事物和历史人物都刻上了他的主观印记。凡是入诗的景物李白都作了选择，飘逸、壮观是李白诗歌景物的特点，而放达不羁是李诗人物的特色，这无疑就是李白本人内心的真实写照。杜甫诗作蕴涵既深，郁结复厚，用夫子自言为“沉郁顿挫”。沉郁之意，自然是情郁于中，沉而有结作解；顿挫之意，则是为抒其沉郁之志，炼成顿挫之言作解。他的诗作更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句句得来不寻常。杜甫曾与李白一同共榻而卧，之后他也曾称赞“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可见他是十分推崇李白的，深受李白影响，可能有意学之；当然，他自己追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内在气质更重要了。
李白杜甫诗风的另一相通之处是形象。几乎所有成功的作家作品都要在这上面下功夫。而李白杜甫二人功力所至，信手拈来即可点铁成金，形象立现。而二人所取形象也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即壮观，这也与二人胸怀社稷，志攀云峰的超凡气魄有关。因此，二人诗作在景物或事件描写上都渗透了自己浓浓的主观情感。而且，豪言壮语，有感而发。
李杜二人诗风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是抒发主观感情，李白缘情系物，即根据所抒发的主观情感来联系并选取相应的自然景物入诗，正如李白自己所说的“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神州”。他在观景时已经物我合一，所以每每一景写出，往往出入实有景致与心中幻景之间，寥寥几笔，就能概绘其骨梗，浓墨重笔更着力于突显自然景物与自己相通的神气，其景其人颇有几分神似。
杜甫诗是因事抒情。虽然胸中有丘壑，但总是遇事成章，随笔下所叙之事择可抒之情。诗篇内容多冷静客观的叙写一番再抒发感慨。感情深挚，块垒久积，描绘也冷峻凝练，情节一波三折。令读者久久驻足沉思，反复吟叹而始觉其真实处如使人临境，情切时可入骨三分。这种感受，读他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有之”，读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之，读他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有之，读他的“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亦有之，诗句景中有情，情中见景，简直可以说情即是景，景即是情。即使所谓”无我”之境的“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垄亩无东西”，“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等诗句，也能看出深潜词底的沉郁之情。奇景与其人也有几分神似。
同样是壮观的诗风，在李白的诗中更明显的表现为豪放不羁的形式，而在杜甫诗中则演绎为悲壮沉痛的韵调。李白诗篇所从一些天地奇观入手，集中笔力描绘它最具有诗情的一个特点，进行大肆渲染；并且常辅以天马行空的想象，这些都为李白诗的壮观之中增添了超逸奇丽的特色。“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也，“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是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是也；而酒中滋味的体会与月夜光影的思考简直是李白诗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中都卓然独立的风格。李白的把酒对月，月下独饮，又把二者如此完美的结合，堪称旷古第一人，比宋代林和靖梅妻鹤子的标榜更显得自然真挚，因为这种酒月境界几乎是对李白诗风和他本人的一种极限阐释。因为酒增豪气，李白也曾“自言臣是酒中仙”（杜甫语）；月表放旷，所谓人攀明月不可得。同时酒和月又有梦幻不拘的意蕴，也是李白本人的物化。
杜诗之壮观，乃是悲中有壮，杜甫穷年忧黎元，系怀准四海，凡诸农作之悲，行役之悲，征战之悲，羁旅之悲，形之以诗，无不历历在目，使人滴血于心，杜甫又常把这种种苦痛放在农事中加以集中表现，场面往往小中见大，平凡中见典型，朴素中见深刻。沉郁之极致实乃悲壮也。读杜诗之“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观，读杜诗之“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以矣”可观，读杜诗之“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可观。而且，如果我们对杜甫本人生平真正了解之后，即使读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种比较明快的诗，也能在淡淡的喜悦中看出农民百姓的深忧：今年可能是个好年景，又能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李杜诗篇盛传千年而不衰，相信有更多的相同相异点正在逐渐被发现和研究，而比较之后更能成为文学爱好者的借鉴。
在此，我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也许能为大家的文学阅读和写作提供一点帮助。
我们都知道，杜甫诗作的成功之处在于注重积累与锤炼。真正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而且，夫子既锤字锤句，也炼意炼神，读来既境界开阔，诗意畅达；又诗文顿挫，词气森然。如其秋兴八首之一中，个人身世的飘零无着，秋来萧索的山河气象，浮沉多变的国事风云都在高度凝练的五十六个字中突显出来。充分展示了杜甫诗作重视锤炼的特点。同时，杜甫诗作并非苦吟一族的前导，决不只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造车。他的积累，既有读书破万卷的学识积累，更有游历，谒仕，漂泊等医一生辛酸的阅历积累，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李白诗作注重气势的畅达与自然。李白自己也强调诗应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李白的诗既如出水芙蓉，更是鲲鹏展翅，李白诗追求畅达与自然的前提是有气势，有激情。三国时曹丕就曾提出了“文气说”，强调文以气为主，是非常有道理的，特别是放在李白身上，简直就是量身定做。像“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像“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像“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等等，无一不是神来之笔。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但是李白诗篇之气势，决不只是因为其天生丽质而来，（显然不是，也不符合现代医学原理）是他自己特意养成。正如李白诗中所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之气乃是炼成，此番功力称为炼气，气之所成称为气格。就像人格分高下，气格自然也有高低。李白诗作词气畅达，气格高绝，直可旷古绝今。他少时学问贯通百家，思想兼及诸子，仙道儒未融先通，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入世后经历人生的起伏，看透社会现实的残酷黑暗。虽然一直抱有济世之志，但是思想深处却时时泛起功成身退乃至混世含光的涟漪，而正是这种矛盾成了推动李白诗气清拔高妙，凌驾世俗之上使人不敢逼视的动力。仙、道、儒、侠各家思想皆有可褒贬之处，而李白的可贵之处是在各家思想的取舍上采取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趋向，确实起到了炼气的作用。从李白身上可以看出，炼气不仅需要广博的学识理论基础，还需要深广的社会实践经历，更要看个人的融合能力与融合程度，要实现三位一体，即理论与实践，外部世界与主观个体真正相结合，才能起到炼气的作用，提高个人气格。李白之气的得来与战国时期的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些相似。这是一种客观经历见诸主观精神状态并把个人经历加以升华出的境界。是文人高贵的气质和品行，追求和胸怀，乃至现实经历和见闻学识在诗文中的内蕴。
李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功力之深应该不在杜甫之下，而不着意于锤炼，实与个人秉性有关。对于现实中的苦难，世间离乱之苦，饥寒之困，李白并非没有感触，“长号别远亲，日月惨光晶”，“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表达的凝炼而深刻。李白深知民生惨淡，更着意表现人们内心的苦痛。“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以凄婉之句表现思妇精神所受的摧残。正因为他深谙世间疾苦，更去体味常人难味之苦，用“欲渡黄河兵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去高蹈壮志，力安社稷。因为如此，我们容易看到了李白的气格忽略了他的功力，让他的豪放掩盖了他的沉郁。
杜甫诗气象万千，前人多论其笔力见长，少言其气格高低。其实杜甫为诗也特别重视炼气，他称赞“吾祖诗冠古”时就有一股冲天豪气，而说自己“老大意转拙”时更表现自己炼气之矢志不移。正是由于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已经灌注到他的血肉之躯，与其灵魂合一，变成他自己的真性情，使他真正以天下为己任，形成沉郁悲壮的气格，才能使他的诗又如此的感染力，能泽被万世。当然，他的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他坎坷的个人经历也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李杜文章之所以光焰万丈长，实在是因为他们在功力和气格方都有相当的造诣，气力双修。表现在诗文上，才会出现李白诗的一气呵成，豪放畅达一如其人，于精雕细刻不屑为之；杜甫诗的一唱三叹，沉郁顿挫亦如其人，于锤字炼意不得不为之。宋代苏轼诗词之气格近于李白，但是其中多了畅达，却少了豪迈之气。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种豪迈语句实在少之又少。像“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更能代表苏轼的文风和气格，也代表了有宋一代几乎所有文人的那种想干谒有为又缺乏勇气，虽身遭不幸又不敢反抗的精神状态和世风。而李白即使如《劳劳亭》《赠汪伦》等写得送别诗与苏词相比也显慷慨大气，悲而不弱。辛弃疾的词铿然有力可追李白，沉郁走了老杜的路子。论功力，华夏几千年文明史上或许只有前代曹子建可与李白相媲美，他们无拘的才思，畅达的气韵，豪迈的气势，都有着内在逼人的的神似。但是就像曹丕面对曹植时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的悲剧一样，人们在评价李白和曹植时也是因为李白与人民大众距离比较近而更加欢迎他，或者人们还没有去把他们放在一起看他们。论功力，后世可与杜甫相提的应该不少，陆放翁，元好问，还有擅长作词的辛弃疾；但是他们在功力的锤炼中，或重于炼意而疏于炼句，或重于炼句而疏于炼意，真正能以顿挫之文抒沉郁之志者，千古唯夫子一人。倒是宋初的范文正公，虽然为文寥落，但以苍劲之笔，描绘边关之景，抒写征戍之怀，气不弱于李，力不亚于杜，且词风中又有英武之气，熔铸李杜诗风于一炉，盛唐之后，当推范公一人而止。
风格如人，已经是文坛上公认的事实。李白驰骋万里的想象，不受拘束的神思，跳跃跌宕的结构所形成的雄奇豪放、飘逸不群的诗风，正如他个人的慷慨自负，不拘常调。但是后人多以神运、神来之笔形容他的诗文，却忽略了他个人锤炼气格与功力所做的努力。
呜呼，李太白斗酒能成诗百篇，盛气足以凌人；杜少陵五言顿挫为绝句，功力岂难接踵。千载以下，时无英雄。较李杜之芳名，窃以自愧；量社稷之弘志，深念国优！
而我们在看到李杜二人各自诗风的显著特色的时候，更应该向他们学习。既要看到李白成就得来中间有所谓天赋和气质的原因，更要学习他这种积极炼气的做法，不仅仅简单地把它归为天成神来，还要看到李白在功力上的造诣。既要看到杜甫诗篇中字句的锤炼，更要看到他以心为诗，关注民生疾苦，不能仅仅学习他铿锵的字句，而忽略了他豁达的胸怀。这于我们在文学和其他事业上能有所成就都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