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的生命和龌龊的脓疮之间
——读沈从文的《箱子岩》
对于这一篇抒情散文,也许大家读到过某些所谓的赏析文章,大抵是说,它的特点是,抒发了作家的真情实感,表现作家对于自己乡土的热爱等等。这样的话,有没有错呢?没有。但,这样的评价,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好像也不到位。真情实感,乡土热爱,是许多同类散文的共同性,不能算是本文的特点。阅读的大忌,就是大而化之,把普遍的、共同的性质当成具体的某一篇文章的特点。特点,是文章的生命。我们学一篇文章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握特点,看作者如何把感情和景观的特点交融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体悟到作文的奥秘;不是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而是把那些和自己感情特点有关系的东西突显出来。
《箱子岩》这篇散文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深入地追逐作者的笔端,看看他写了哪些事,又是怎么写的,而且,更要细致地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微妙的感情。
文章写了两件事情,两件事情之间相隔十五年。第一件是写十五年前端午节划龙舟的事;第二件事写十五年后作者再走箱子岩,见到了与十五年前不同的平静而显得冷清的生活场景。
一开头,就突出了一种反差:一方面是,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是很古老的。山腰上,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另一方面是,现代人划龙船的风俗,作家对节日的种种细节的关注,对妇女孩子尖叫,对兴奋、热闹、欢欣场景的描绘,充满了欣赏,还引起了“对于历史回溯发生一种幻想”。这里,大致可以看出作家的抒情,主要是对乡土、民俗的感情。这一切都使作家着迷,这种着迷,不但是现实的,而且与历史紧密相联。最有特点的是,它不但联系着屈原那样的历史光圈,而且有并不太遥远的惨烈的杀戮。历史的沧桑和现实的欢乐,文化渊源的光荣和生命杀戮的惨痛,是如此紧密地交织着,但是,作家却发现:
然而仔细一想,这些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扎眼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
要说特点,这里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节日的风习,其热闹欢乐,作家用了工笔细描的方法向读者展示了;另一个是作家的思绪,,从中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民俗民风,而是这里的人民“应付生存的方法”,他所欣赏的,他的思绪的焦点,或者说,文章的主题,就从这里激发开去。欣赏沈从文的这篇文章,这就是纲领。接下来的的文章,就具体展示这里的百姓“应付生存的方法”。什么样的“应付生存的方法”呢?无非就是,第一,兴奋的呼喊,“人声嘈杂”,“锐声呼喊”,妇女们“尖锐的叫唤声”,“快乐呼喊”,“孩子的哭声”,再加上飘扬在河上的锣鼓声,第二,月光下的河面,如镀了银,岸边码头上,燃着的火燎。这一切,也许在外乡人看来,是一片喧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而沈从文却觉得,这一切了不得:
提起这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文字语言的贫俭。那一派声音,那一种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
甚至,在领略了这样的风光以后,他竟然觉得:
一切书本上动人的记载,全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
文章第一件事,突出的是相当原始的风习,作家的欣赏中,有一点诗意,但,这种诗意的特点不是一般的风雅的诗意,而是有一点原始的粗犷的人性,人的生命的自发性,或者可以是发泄性的欢乐。
十五年后,作家来到同一个地方,不过是年关,气候和情景大不相同,本想“温习”五月端午的情怀,却发现了“萎落”“冷落”。但是,就是这样的情景,也仍未改作家的“乡情”。从贫穷而安分的乡亲们身上,作者仍然感到了饭铺柴火“快乐地燃烧着”,意识到那些在端午节玩龙舟的人,就是眼前这些打猎的、捕鱼的、船夫、成衣匠。“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这就写出了那些创造出端午节日热闹场景的人物,在平日里,却过着“简单日”子。要注意“简单的日子”,这是贫寒和艰难的日子的另一种说法。如果是一个革命作家,以鼓动阶级斗争为务,就要把贫寒和艰难和痛苦、不平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沈从文却不是革命作家,他只从贫寒艰难中,看到了“简单”,而且看到了他们的“按照一种分定”,也就是他们安于一种由客观环境造成的一种命运。而沈从文也不想启蒙他们,让他们起来有所作为。相反他觉得这些人虽然有过庆贺和仇杀,然而:
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
这样的人生,其实不太像是人生,“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的生命,自生自灭,应该是一种悲剧的。但,沈从文却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对于他们的麻木加以批判;相反,却是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把他们的生命概括为“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这种性命之理,有什么特点呢?沈从文说他们是:
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
这是悲剧吗?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来回答。沈从文接下去表述着自己独特的思考:
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为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
在这里,沈从文提出了另外一种生存状态,不但改变自然,而且改变历史。这似乎是指沿海和内地一些地方,在尖锐的政治经济斗争中的人生。但,沈从文在描述这样的人生时,又用了一种并不完全肯定的词语:“违反自然的习惯”。应该说,多少有点保留罢。尽管如此,沈从文还是提出,这种“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要有所改变。然而,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变,而在于如何改变:
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舟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量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家乡人的生存状态,显示出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觉得他们在玩龙舟方面表现出来的活力,是值得赞赏的,可是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那样的麻木,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不思改变现状,是没有未来(明天)的,这令他感到“惶恐”。在沈从文看来,这完全是划龙舟那样的生命力的浪费,但又不知道如何来把这种消极的生命力转化到“新的竞争方面去”。
值得注意的的,从写作方法来说,这一段散文,已经不再仅仅是抒情,而是议论了。这一段议论,在艺术上并不是最精彩的,因为,太直白了,缺乏足够的形象的支撑;但,从思想上来说,恰似是相当深邃的,很能表现沈从文当年思想的特点。
但是,光有这样的议论,显然是不够表现家乡人生命的病态的。接下来,一个人物的出现,从艺术上来说,就是为了弥补抽象议论的不足的。这个年青人,才二十一岁,其精神腐败,严重到这样的程度:
这个正是青春年华的人物,被动地,身不由己地被抓去当了两回兵,受了伤。他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断了一条腿,成了残废。第二,“脸上刻划着一种兵油子的油气和骄气。”“身份特高一层”。第三,令人震惊的是,他成了毒品贩子。这种非法的勾当当地的特殊环境中,竟是这样的:
领得了伤兵抚恤费后,于是回到家乡来,用什长的名义受同乡的恭维,又用伤兵名义做点特别生意。这生意也就正是有人可以赚钱,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设局收税,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杀头,又可以发财,那种从各方面说来都似乎极有出息的生意。
沈从文从这个人物身上揭示了不讲科学、没有道德、没有法律观念的生活,完全是按着生存本能,这样一种龌龊的生活,在家乡人眼中却是高人一等,备受称赞的。作家莫大的悲哀,没有直接用语言表现出来,但,读者仍然可以感到到。这是因为,这个故事,特别强调了,这个人的堕落,是多么的无奈:
屈指算那什长的年龄,二十一岁,减十五,得到的数目是六。我记起那个夜里一切光景,那落日返照,那狭长而描绘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民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欢乐跳踯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一个我今晚所见的跛脚什长。
当年天真烂漫的孩子,极尽生命的欢乐,如今却变成了贩卖毒品的兵痞。虽然这个兵痞,仍然富有生命力(受伤了,在他人也许要在医院里锯断腿的,而他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不科学的方法保存了自己的腿),但却变成了生命的脓疮:成了“可以溃烂这乡村灵魂的人物”。
面对这样的生命,沈从文笔锋一转,突然讲了一个“散兵”,贺龙,一把菜刀搞革命的故事。这好像有点文不对题,但,从这种大跨度的跳跃的手法中,读者不难把贺龙式的“散兵”和那个“伤兵”的人生联系起来。那正是前文所说的,“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舟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的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史上,沈从文并不是一个革命作家,在这里,沈从文并不是要鼓动革命,只是从生命的质量上,他情不自禁地向往着另外一种人生。只要能打破那种僵死的、麻木的、腐败的人生,就是革命造反也成。
课本的“单元链接”中有林非先生的《真情实感》,强调散文一定要写情感的真实、诚恳,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情感的价值,属于审美,但,审美并不限于情感,情感的深处,必然有思想的底蕴。沈从文先生的这一篇散文,不但有真情实感,而且有思想,情感和思绪是水乳交融的,情感的真实和诚恳,有时,并不深刻,只有和深刻的思想结合起来,才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