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告密者
作者：安勇
发表于《山花》A版2014年8期
1、荨麻疹
我八岁到十二岁之间被一种奇怪的皮肤病折磨得苦不堪言，每年刚开春儿和入冬后心里就无比紧张，害怕病症会突然来临。那种病最初发作时只是轻微的刺痒，随后身上鼓起一只只扁疙瘩，疙瘩渐渐连成一片，痒也变得钻心刺骨，但这时候万万不能挠，越挠发作得越厉害，最严重时从头到脚都长满疙瘩，就像裹了一层热乎乎的铠甲，同时还会伴随高烧头痛恶心。我不能上学，也不能出去玩，只好可怜巴巴躺在炕上。不时有同学来看我，我眯缝着肿胀的眼睛和他们打招呼，身上难受，心里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暗暗得意。同学们成群结队地来，像参观似的绕着我转几圈儿，叽叽喳喳议论一阵，然后纷纷离开。没有人敢伸手摸我，他们都害怕传染。只有霍军例外。霍军是个身材瘦高的男孩，一只眼睛单眼皮，另一只眼睛双眼皮。他总是一个人来，从不和别人结伴，来了就在炕沿上坐下，安静地看我一会儿，慢条斯理地问：“王东红，你得的是啥病？”
在棉被的掩盖下，我悄悄用指甲在胳膊上写字，嘴上自豪地告诉他是荨麻疹。
这是我爹的说法，别人都说我起的是风包或者是风疙瘩，我爹是初中语文教师，是八间房最有文化的人，好多说法都和别人不同。别人都说“苞米”，只有我爹说“玉米”；别人都说“银”和“叶”，只有我爹说“人”和“热”；别人都管我的同桌叫火君，只有我爹叫他霍军。如果我爹没给我起一个那么难听的名字，我会非常崇拜他。
“你身上很难受吧？”沉默一会儿，霍军又问。
我告诉他不难受，用不了几天就会好，神秘地冲他笑笑又说：“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
“啥好东西？”他的语气淡淡的，听上去并不太感兴趣，除了画画之外，他好像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把胳膊从被窝里拿出来时，我略微有些失望。
“就是它。”我把胳膊伸到他眼前，上面有一行字迹像浮雕一样清晰可见。
霍军的眼睛一下瞪圆了，满脸诧异地念道：“45+55=，这是咋回事，王东红，你胳膊上为啥会长出算术题？”
“这是我给你变的戏法，你算算结果是多少？”我看着头顶上的铁皮炉筒子说。
炉筒子是圆柱形的，一节节连接在一起，从屋地当中的炉子上竖起来，在棚顶拐个直角弯后一直伸到窗外面。靠近窗户的两节炉筒连接处用铁丝吊着一只罐头瓶，不时有一颗黄褐色的水滴“啪嗒”一声落进瓶子里。玻璃上结的窗花已经开始融化了，透过窗户能看见窗根儿下站着的谷仓用稻草铺成的尖顶。
“我算不出来，你是咋变的？”
我早知道他算不出来，上课时他很少听讲，总是在本子上画小人儿。
“得数是这些，”我用指甲在等号后写出几个数字，“这不算什么，你再看看这个。”
我把另一只胳膊从被窝里拿出来，上面也有两个字。
“霍——军，”他辨认着说：“王东红，你胳膊上咋会长出我的名字？”
“是我刚才写上去的，像这个一样。”我让他看那只写着算术题的胳膊，等号后面指甲划过的地方已经变红凸起，显现出一个一和两个零。
“是100？”
“对，这道题的结果就等于100。”
霍军把我的两条胳膊又仔细看过一遍，有些迟疑地伸出右手，用食指一笔一划地在每个字上轻轻划过。
“王东红，你疼吗？”
他的指尖凉丝丝的，像微风一样吹过我热辣辣的皮肤，让我感觉无比惬意。好多年后，我已经嫁为人妻有了女儿，仍然会在不经意间想起那种奇异的感觉，霍军的身影也会在脑海里闪一下，而那时候，他已经在新疆的一所监狱里死去多年了。
我摇头说不疼，闭上眼睛感受着他指尖的触碰，心里清凉得像流进了一股泉水。
“我也有件东西给你看，”霍军写完最后一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成方块的纸，一层一层地打开举到我面前，“是我画的一幅画。”
我看见画上是个没穿衣服的女孩儿，梳两只羊角辫，眉头拧着，双手掐腰眼睛瞪得溜圆。
“你画的是谁？”
“是你，你没看出来她是你吗？”
“我眼睛没有这么圆，也不梳羊角辫，再说了，我也没有不穿衣服。”
“我画的是你生气时的模样，我爷说，画人是画脸上的那个劲儿，头发和衣服都不算什么，你再好好看看像不像？”
霍军的爷名气很大，曾经做过私塾先生。一到过年时，就会有人拿着红纸去他家，求他爷写春联。他爷研好墨，裁好纸，在八仙桌边端端正正坐好，然后写“金鸡满架”、“肥猪满圈”、“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我见过他爷一次，人长得很瘦，下巴上一绺山羊胡子。我又仔细看了看那幅画，似乎有点儿像，又似乎不像，到底像不像，我不太敢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说：“霍军，就算是生气的时候，我还是想穿上衣服。”
“好吧，王东红，既然你那么喜欢衣服，我就给你画一件好了。”
霍军掏出一只铅笔，单眼皮的那只眼睛眯缝着，双眼皮那只瞪得溜圆，趴在炕沿上画起来。屋子里一下变得很静。北墙上挂钟的钟摆向左摆一下，又向右摆回来，发出“嗒嗒”的响声，又有一颗水滴落进了瓶子里。窗玻璃的上部都化了，已经能看见谷仓门和用泥墁成的大肚子仓体。听着铅笔在纸上画过的沙沙声，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不知道什么事让我难过，但就是很想哭。
“我给你画好了，你看看喜欢不喜欢？”霍军把画举到我眼前。
我努力忍住眼泪。他画的是一件花衣服，很好看，我非常喜欢。
霍军把画叠起来塞进枕头底下，看我一会儿说：“王东红，我得走了，回家帮我爷喂猪。”
我知道他家养了三头猪，两头公猪一头母猪，母猪马上就要下崽子了。他从炕沿上站起来又看看我，迈步向外面走。我喊着说：“猪下了崽子就来说一声，看下了几只。”他点点头，继续往外走。他的一条腿跨过门槛时，我又问他是走大路还是小路，他回答说走小路。
听到外屋门关闭的声音后，我把脑袋蒙进被窝里尽情地哭起来。边哭边想象着他走过八间房当街的土路，沿着村西的柳树趟子一直向北走，翻过一道排水沟和一片废弃的窑地，走进大队的苗圃里。他的身影在树丛间时隐时现，脚踩在落叶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苗圃的另一端就是霍军住的村子柴家窝棚，那里离八间房刚好三里地。
2、同学会
我是在两个月前的高中同学聚会上见到周笑为的，十几年不见，她胖了很多，额头上也有了皱纹，但还是喜欢拿眼睛瞟人，瞟到了把眉毛向上挑一挑，就好像是用眼皮把人抬起来，一上一下地颠。她一直没要孩子，现任丈夫是金地造纸厂厂长，这是她第三段婚姻。周笑为对我讲述这些事情时，我想起了丈夫说过的一句话：“别人结婚是自己的幸福，周笑为结婚是大家的幸福。”丈夫这句话是二十几年前说的，那天我们听到了周笑为第一次结婚的消息，对象是东电三公司的一位部门经理。
接到聚会通知后，我没有想好到底去还是不去，对于这类活动我一向有些敬而远之。在我看来，参加聚会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去炫耀的，另一种是去看别人炫耀的。同学间的情谊不能说没有，但被几十年的时间遮挡住了，也很难真实地表达出来。当时热火朝天心情激动，回到家里仔细琢磨，除了消耗了大量的酒精和废话之外，就只剩下几段真真假假的暗恋故事，实在没什么意思。我正犹豫不决时，接到了周笑为的电话。虽然已近三十年没打过交道，我还是一下听出了她的声音。周笑为的语气没有变，还是那么居高临下，喜欢支配别人。
“你和陆跃刚过得怎么样？”
这就是周笑为的风格，没有寒暄和开场白，一上来就横冲直撞进入别人的隐私地带，但却不让你觉得受到冒犯，反而有一种奇怪的亲近感。
“还好。”我努力抗拒着她的友好，淡淡地说。
陆跃刚是我的丈夫，读书时比我高一届，我升上高三那年，他已经从县一中毕业，考中了武汉的一所大学。一年后，我被武汉的另一所大学录取。在那之前，不管是在韩家初中还是在县一中，我都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并不认识他。他学习成绩好，是老师激励我们的榜样。我到武汉读书后，每隔几个礼拜，他就会翻过珞珈山，穿过东湖来找我。来时，拿着一份我爱吃的热干面。我们一起去湖里划船，或者是去爬黄鹤楼。我知道他在追求我，我也不讨厌他，但我没想过要和他谈恋爱。当时，我还在和霍军保持通信联系，每个周末我都会把一封写给他的信投进校门口的绿色邮筒里，然后心急如焚地盼望回信的到来。有一天中午，我收到了霍军寄来的一只包裹。那只包裹很大，方方正正的样子。我以为是他最新的画作，这也是常有的事，不时他就会把新画寄给我。打开才发现里面是一封封信。我认出信皮上是我的笔迹，抽出一封信瓤，里面也是我的笔迹。那是一年来我写给他的全部信件，一共五十五封，甚至细心地按日期先后进行了排列。除此之外，包裹里再找不到只言片语，我不知道霍军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我的疑惑很快就有了答案，我发现了信上的批注。那些批注写在信纸两侧的空白处，用的是显眼的红笔，内容很单调，无非是“不要脸”、“不害臊”、“恶心”、“肉麻”等几个词，都很有针对性地用短线和信里的某句话连接起来。让我惊异的是那些批注的笔体，我确认它们出自周笑为之手。
这件事对我伤害很大，当时我真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收到包裹的当天晚上，我就病倒了，高烧到三十九度，半夜里抱着被子不停地打寒战。几天后病好时，我想清楚了两件事，一是我和霍军的感情已经彻底结束了，二是周笑为和霍军搞到了一起，为了摆脱我，他们联手给了我致命一击。随后，我和陆跃刚确定了恋爱关系。在我生病期间，他每天都过来看我，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在那以后，我们的感情始终波澜不惊，看得出来，他也不是特别喜欢我，只是觉得我是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对这件事最满意的人是我爹，他认为我终于听进了他的话，找了一个配得上我的人。我毕业时，陆跃刚已经在省城站稳了脚跟，并且帮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两年后，我和陆跃刚结了婚，又过了一年，女儿出生了。我爹和我妈卖掉了县里的房子，和我们住到了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再没回过县城。如今，我和陆跃刚的婚姻已经持续了近二十五年，夫妻关系始终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激情，也没有什么波折。我们的女儿正在北方一所学校里读大二。
“王东红，你回来吧，我有件事情要问你。”沉默了一会，周笑为说。
“好吧！”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三十年过去了，在她面前我依然如此弱势，就像当年的那个崇拜者一样。
“那好，咱们见面再聊。”
周笑为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我举着手机发了一阵呆，才忽然想起来，其实我也有一些事情想问她，那些事像一堆石头似的已经在我心头悬了三十年，始终没有落下来，也没有风化掉。
3、分界线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久病的爷爷在一天夜里咽了气，办完丧事后爹和大伯分了家。不久，我爹卖掉了分到手的一间半房产，带领我们全家离开八间房搬到了二十里外的韩家村。韩家村在通往沈阳的公路边，建有一所初级中学，爹当时正在那里工作，已经当上了教导主任。
爹说：“等你升上初中路上会省出很多时间，把那些时间用在学习上，换回来的就是分数和成绩。”
我对那些狗屁时间半点儿不感兴趣，让我难过的是再不能和霍军坐同桌了，而当时正是暑假，连和他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搬家那天，我爹求来了大队的一辆拖拉机。我拒绝坐进驾驶室里，固执地爬进后车斗，挤在立柜和炕桌的夹缝间。拖拉机“突突突”地叫唤一阵，喷出一条像猪大肠似的黑烟上了路。在刺鼻的柴油味里，我看见八间房的土路和路两边的秫秸障子颤抖着向后面退去。车轮压过八间房村北的小桥时，我把脸埋在膝盖上，用两条胳膊包围住，“嘤嘤”地哭起来。我想象着一个月后开学时霍军脸上疑惑的表情，从别人口中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他会不会在心里埋怨一句：“王东红，你搬家咋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我不止一次想过去柴家窝棚找霍军，不时就在头脑中勾画出行走的路线。从韩家村向北穿过窦家房，再向北经过双庙子、张家村、周家横路子，爬上砂石铺成的县道后，就能看见大队的那片苗圃……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二十里地，在那时的我看来是一段遥远的距离。我经常做梦，一次次在梦里走在去看霍军的路上，有时候真切得就像真的发生了一样，我不知道，霍军是否也一样做过来找我的梦。
两年后，我小学毕业，升入了韩家初级中学。开学第一天，我就一眼从人群中认出了霍军。这其实并不奇怪，韩家中学是方圆几十里惟一的初中，奇怪的是我和他又分到了一个班，并且再次成了同桌。两年不见，霍军的个子高了一截，皮肤也黑了些，但依旧很瘦，两只眼睛也还是一只单眼皮一只双眼皮。我有一肚子话想对霍军说，却不知该从何说起。老师讲的注意事项，我一句也没听进耳朵。最后，我写了张纸条从桌面下方悄悄递给他。
“你家还养着三头猪吗？”我在纸上问。
“嗯呢，还是两头公猪一头母猪，母猪刚下完崽子。”他很快把纸条送回来。
“下了几只？”
“十只，死了两只，活了八只。王东红，你每年还犯病吗？”
“不犯了，我爹找一个老中医开了三副汤药，喝完就彻底好了。霍军，你还喜欢画画吗？”
老师大概发现了我们的小动作，把黑板擦在讲桌上重重拍了两下，震落一团粉笔灰。霍军没再把纸条传回来，冲我眨眨眼睛，点了点头。几天后我就知道了，他对画画的爱好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几乎每一节课上，他都会在纸上画来画去。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就在下面给老师画像。我写纸条提醒他注意听讲，他板了不大一会儿，就又拿起笔画起来。
说不清为什么，升上初中后，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就好像一下子成了仇人似的。男生对女生不屑一顾，女生对男生呲之以鼻，大家好像都在用蔑视异性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清白和纯洁。即使两个人来自同一座村子，在学校里也极少开口说话。每张男女生共用的课桌上都在中间画了分界线。大家都成了警惕的边防战士，时刻监视着身边的动向，发现对方过界就毫不犹豫地迎头痛击。不时就能听到书本、文具盒被扔到地上的声音，有时候拳头也会捣在肩膀或胳膊上。
一天中午，我把作业本送到教研室，像往常一样回家吃午饭，走到家门口时霍军从一棵杨树后面闪出来，拦在我面前。
“王东红，我想和你说件事。”
霍军避开我的目光看着旁边一堵矮墙说。我看出他有些难以开口，鼓励他有事尽管说，别不好意思。他反而更加不好意思，脸涨得通红，手和脚也不知该往哪里放，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话。
“王东红，我爷说入乡随俗，以后咱们别再传纸条了，行吗？”
话一说完，他的脸更红了，就像淋了猪血。
我点点头，没问他为什么，但心里有些恨他爷。
“还有一件事，咱们也在课桌上画条分界线，行吗？”
我又点点头，心里很难受，就好像什么器官被挖掉了一样空荡荡的。
霍军的表情轻松下来，向我告别说要回学校去。他走出十几步时，我喊一声他的名字问他要不要到我家吃午饭。他家离学校远，每天中午都只能带饭吃。他没有转身，一只手举起来摆了摆，脑袋跟着摇了两下，我感觉，他像一扇门似的对我慢慢关闭了起来。午饭后回到教室，我看见课桌中间多了一条蓝色的界线，画得很直很清晰。我猜想，霍军画它时用了格尺和圆珠笔。
春天时，我们初一年级的学生到学校自留地里参加了一次劳动，任务是播种玉米。一条垅上三个人，一个男生使小镐在前面刨眼儿，中间一个女生撒种子，后面一个男生先踩一脚再用土把种子埋起来。干了一阵儿，我看见身后的霍军已经被甩开了几十米远，撒完种子我就用上了脚，顺便干了他那份儿工作，但奇怪的是霍军并没有很快赶上来。弯腰撒种子时我偷偷向后面看，见霍军对我做的事情不予理会，依旧踩上一脚，再重新盖上一层土。我知道，他是不想接受我的示好。此后的好多年里，我不时就会想起霍军身体向左歪一下，又向右歪一下，笨拙地用脚埋土的模样，每次想起来时，心就会跟着一酸。
4、对质1
我在县中心的长途汽车站下车时，一场盛夏的骤雨刚刚收住阵势，街道上湿漉漉的，空气中有一股雨点砸起来的潮乎乎的尘土味道。我决定不坐出租车步行赶到酒店去。自从结婚后我就再没回来过，县城已经升级为市，街道和建筑也变得面目全非。我沿着站前的中央大街向前走，努力想找回一些曾经的记忆，到底没能如愿。二十几年的时间像一辆巨大的铲车，把熟悉的景物都推掉了。电影院找不到了，爹工作过的教育局也不见了，我家住过的南师范街变成了富丽花园小区，建起了一幢幢高楼。幸好母校还在原来的位置，那棵老槐树也还长在东墙边。高二的下半年，我和周笑为不止一次攀着它翻过围墙，偷偷溜出校园去看电影。沿着东墙边铺着炉灰渣的小街一直向南走，穿过两片居民区后就能看见三层楼的电影院房顶飘扬的红旗，电影里的声音也会传进耳朵里，我们拉在一起的手激动得发抖，不约而同加快脚步。那时候，一张普通的电影票一毛五，最贵的也不过三毛钱。
有时候，我们翻过围墙后不去看电影，而是去周笑为家。沿着那条小街向北走十几分钟，再向西转弯走二十几米，就能看到一座独门独院青砖红瓦的大房子。一九八三年冬天，也就是我上大学的那年年底，一个周六的晚上，周笑为的哥哥周笑天和其他十几个男女就是从那座房子里走出来，戴着手铐，在公安干警的押解下走上了停在街口的警车。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又陆续有人被逮捕归案，最后，同案犯的数量达到了上百人。第二年春天，在县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开了宣判大会，周笑天和另外两名首犯在县城外的柳河边被执行了枪决，而包括霍军在内的其他三十多人，则被判处无期徒刑，送进了新疆的一座监狱里。所有人的罪名都出奇一致，都是参加流氓舞会、聚众淫乱。只有霍军的罪名和别人不一样，按街头巷尾的议论他画了光屁股女人。
聚会地点在明珠广场旁的君悦酒店。站在广场中间的雕塑下辨别了好一会儿，我才终于确认，这一片儿原来就是霍军就读的县第三高中。三十年前，这里还是密集的住宅区，二层的红砖楼和平房把三中包围在中间。沿着学校门口的水泥路一直向西走，穿过车来车往的102国道，再向北走三四百米的样子，就是我和周笑为就读的县第一高中。这条路我无比熟悉，在那次书法绘画比赛后，周笑为不时就会拉着我踏上它，到三中去找霍军。我还记得，有两段路面裂开了十几米长的口子，碧绿的青草从裂缝里钻出来，就像是给路画上了两条眉毛。路边有一户人家栽了丁香花，尖锐的花香越过院墙钻进鼻孔里，熏得我们连连打喷嚏。
我正要走进酒店的玻璃转门时，有人抢先从里面迎出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我向后退一步，认出对方是周笑为。我和她打了招呼。三十年过去，我发现对她已经没有仇恨，但也没有什么亲近感。
“咱俩找个地方清静清静，先别和他们往一起掺和。”
周笑为似乎仍然拿我当好姐妹，亲热地拥着我向前走。我没看到她脸上的愧疚。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她就是个不会愧疚的人。我们走进了一家名叫浪漫之旅的咖啡厅。因为是白天，里面顾客很少，显得有些冷清。我们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每人要了一杯卡布奇诺。正午的阳光在淡绿色桌面上投下一道三角形的光影。
我们又聊了几句各自的近况，彼此都清楚想说的并不是这些。我心里一直在掂量该用什么方式抛出我的问题，同时猜测着她想问什么。阳光从桌面挪下去，落在周笑为头上，把她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
“王东红，你也有事想问我吧？”周笑为用咖啡勺敲敲杯沿说，“想问什么尽管开口吧！”
在我们之间，她始终都是处于主动的一方。逃课去看电影，撺掇我和霍军谈恋爱，把霍军硬生生地夺走，她都处于主导地位。
“高二下学期的寒假，是不是你给我爹写的那封告密信？”我直视着她的眼睛问。
“没错。”她点点头，“我喜欢霍军，甚至超过了你对他的喜欢，受不了你抛开我和他单独交往。”
“所以你就想了这个鬼点子，让我爹把我和他分开？”
周笑为自我解嘲般笑笑说：“那一阵子，我好像着了魔，只要视线里看不到你，就会怀疑你正和霍军在一起。我抑制不住地想象你们约会的细节，你对他说了什么，他又对你说了什么，还有你们之间那些亲密的动作。如果不做点什么，我简直就要发疯了。给你爹的那封信我早就写好了，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发出去。在我家里聚会那天，看到你和霍军亲昵的模样，我彻底崩溃了，当天晚上就把信扔进了邮筒里。我本来以为那样做会达到目的，没想到内心的煎熬会更严重，我再也没有勇气面对你，在霍军面前也像个罪人。事隔多年，心里还仿佛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你可能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火车上遇见过，正是因为这件事，当时我没有勇气和你打招呼。”
我想起了门上的那把铁锁，大半个寒假我都被它关在屋子里，就连大小便都只能屈辱地在一只塑料桶里解决。当然还有我爹挥起来的烧火棍，爹拧着眉毛说：“老子宁可打死你，也不能让你气死。”
“对不起，王东红。”
“现在说对不起，还有用吗？”
“对你没有用，但对我有用，压在我心里三十年的事情，现在终于可以放下了。”她长出一口气说。
“我写给霍军信上的那些批注，是不是你作的？”
“是我，不过，那是霍军的主意，是他求我那么做的，他不想拖累你。”
这个答案并不让我太意外，听上去，她果然不知道霍军要给我画画的事，这也不奇怪，以霍军的性格，他注定会把那个秘密带进坟墓里去。
“所以，你们就联手演了那出戏，逼我和他分手？”我冷笑一声，“做出那样的事情来，你们是不是觉得很伟大？”
“没有。信寄出后霍军大病了一场，在床上躺了十几天，病好后精神也始终振作不起来，甚至连画画的兴趣都没有，你知道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好上的？”
“你说什么？”
“我说，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
我厌恶地转过头去，看着布帘下巴掌宽的缝隙。有人正从过道上走过，一道阴影晃了一下，又飞快地消失了。
“你误会了，我和他从来没有好过，原因很简单，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
5、告别画
初一下学期的寒假，我爹因为材料写得好，借调到县教育局的人事股。县城离韩家村七十里地，爹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踩着自行车上路，晚上九点多钟，又推着自行车走进家门。这样来回奔波了几个月后，爹正式调入了教育局。我们又一次搬了家，离开韩家村，住进了县第二初级中学一间空闲的教室里。这个住处是爹临时借到的。爹说之所以住到那里首先考虑的还是我上下学方便。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我怀疑他根本没有本事找到更好的房子。这个新住处非常简陋。每天晚上我们把课桌拼起来当作床铺，早晨从被窝里一抬头，就能看到墙上挂着的黑板。屋子里通了电，但没有水，我爹脱了几十块土坯，在房山头搭起了一只做饭的炉灶。每当饭时，烧柴禾的浓烟就会冲进屋子里，呛得人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最难过的事情是上厕所，每次都要走几百米穿过整个校园。最方便的事情是上学，每天只要睁开眼睛，我就已经到校了。
从韩家村离开之前已经开了学，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把搬家的事情告诉霍军。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再递纸条，话也几乎没有说过。我和他只在收作业本时才会有些简单的交流，我公事公办地提醒他交作业，他板着脸在桌膛里翻一阵，气呼呼地把作业本扔给我。他每天上课都在画画，手里握着铅笔，单眼皮的那只眼睛眯缝着，双眼皮的那只睁得很大。他从来不看我，就好像身边坐着的是一团空气。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不时会故意越过界线。开始，他装作没有看见，对我的挑衅不理不睬。在我第四次过界时，他在我肩膀上捣了一拳头。他用的力量不大，打得也不疼，但吓了我一跳，我扭过头去时，看见他正虎视眈眈地瞪着我。我努力忍着才没有笑出来。在那以后，我不时就会玩一次过界的把戏，有时候是肩膀，有时候是胳膊肘，把这些部位送过界时，心里就期待着他拳头的打击。我们成了全班最清白的一对同桌。
犹豫了几天后，在一天早晨，我把一张纸条偷偷放进了他的桌膛里。第一节课上到一半时，他发现了纸条，打开来看了一眼，又飞快地塞回了桌子里。此后一整天他没有半点变化，就好像没有收到任何东西。我有些怀疑他没看清纸上的内容，虽然上面只写着一行字：我马上要搬家了，去县城，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这个词是我刚刚学会的，我觉得用在这里很合适。第二天，他仍然没有任何反应。我把胳膊肘儿伸过去，他也没理我。我是第二天晚上回到家里时发现他的画的。他把画折叠成小方块，夹在了我的语文书里。他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站在一棵柳树下，正在挥手告别。男孩嘴巴边还画了一根线，牵着一个像气球似的圆圈，里面写着一行字：王东红，我从来也没想真打你。有六七年的时间，我一直把这张画带在身边，不时就看一眼，直到十年前，我才把它和霍军的来信一起烧掉了。
在二初中读了一年后，初三的上学期，我家搬到了南师范街的一座平房里。这个新住处除了没有厕所，方便时还是要到外面去之外，其它的设施都很齐全。为了让我考上重点高中，我爹下了大本钱，绞尽脑汁从外屋给我间壁出一个小屋子。不久，为了更好地辅导我，又放弃了升任股长的机会，回到了教学一线。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中考结束后，以全县第一的分数被县第一高中录取。一中是重点高中，汇集了全县最好的老师和学生。得知我的成绩时，我爹正从车棚里推出自行车，打算回家吃晚饭。他兴奋得一连三次没踩到脚蹬，好容易骑到车子上，又因为用力过猛绷断了车链条。他推着自行车，手里拎着断掉的车链条回到家里时，哑着嗓子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咱小红考了个状元。正在灶上做饭的妈看了他一眼，疑惑地应了一声。她有点不敢相信爹说的是真的，她甚至也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真是自己的丈夫。爹的模样和平时大相径庭，双手、左脸颊和白衬衫上沾着油污，两条眉毛飞到了额角上，嘴巴张得老大，里面不停地发出兴奋的笑声。当天晚上，爹破天荒地喝了酒。随后，醉眼朦胧地展望了半宿我美好的未来。在我爹看来，他女儿的前途不可限量，三年后，可以轻易迈进全国任何一所大学的门槛。
我爹的判断显然有些武断，升上高中后，我的成绩并不十分出众，一直在百人榜的三四十名徘徊。爹总结的原因是我不够努力，没有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高二开学文理科分班时，我和他发生了一次小冲突。按他的意思，我必须选择学理科，才会有个好前途。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我却主张学文科，理由是我喜欢写作文，还喜欢历史和地理。对此，爹的结论是我狗屁不懂，只会和他唱反调。僵持了几个小时后，我迅速选择妥协，第二天，就乖乖坐进了理科实验班的课堂上。
6、裸体画
周笑为颓丧地靠在椅背上，双手垫在后脑下，扬着脑袋，茫然地看着棚顶的吊灯。我知道她有些失落。她是出色的猎手，善于俘获男人，只要她看上的，都会抢到手里，偏偏在我这里吃了败仗。周笑为发了一会呆，从随身带的红色LV里拿出一包墨绿色盒子的香烟，抽出一只点燃，深深吸一口，吐出一串烟圈儿。周笑为高中时就开始抽烟，遇到男同学时，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上去搜查他们的口袋。两只手先在上衣口袋上拍一拍，再绕到身后，同时插到人家的裤子口袋里。
“王东红，你想不想知道霍军是怎么死的？”
对于周笑为的提问，我没有做出任何表示。霍军的死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从丈夫嘴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正站在炉台前，想要把炒好的菜盛出来，手突然一抖，盘子就摔碎在水泥抹成的地面上。丈夫当时说，霍军在关进监狱半个月后，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脑膜炎。后来，我暗自推算了一下，霍军死时应该是一九八四年春末夏初之际。
“他是自杀身亡，”周笑为把烟灰掸在一只臀部形状的烟灰缸里，叹口气说：“他家人隐瞒了实情，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是病死的。在一天夜里，他用两根鞋带搓成绳子，把自己吊在了床铺的横梁上，床太矮，他差不多是坐着死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尽量离周笑为远一些，不想让她看到脸上的惊骇。恍惚之间，霍军的尸体出现在我和她之间的茶几上方，一个硬邦邦的直角，贴着茶几深褐色的平面悬浮着，不时还会左右摇晃一下。他的这种死法，似乎在验证一件事，一件让我疑惑了多年的事。
“他早就不想活了，把信退给你后，他就想过要自杀。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他不配活着，只有死才是最好的解脱方式。他死后，警察从他上衣口袋里翻出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六个字‘我有罪，我该死’。我想，他是一直觉得对不起你，被抓去判刑只不过让他下定了死的决心而已。”
我并不认可她的判断，关于霍军的死，应该有另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他，给你画过画吗？”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心里已经像潮水一样波澜起伏。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疑虑的事情，霍军的自杀似乎更加印证了我的判断。我正在打开一扇通往真相的大门，它已经尘封了三十年，蒙蔽了所有人的眼睛。
“当然画过，”周笑为变得兴奋起来，眉毛向上挑几下，得意地说：“被公安搜到的那些裸体画，就是用我当的模特，不过他没有画脸，所以没人能认出上面是谁。”
“第一次画是什么时候？”我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应该是在我给你爹写信之后吧，”周笑为得意地摆摆手，“你不要误会，画画的事是他先提出来的，不是我在有意勾引他。那几天你被锁在屋子里出不来，他见不到你，心情很不好，我之所以同意，只是为了安慰他。”
“当时，他是怎么提出来的？”
我努力让自己笑了笑，就好像只是个单纯的旁观者。那扇门已经缓缓地开启，岁月的尘灰扑簌簌地落下，一条幽深的秘道逐渐显现出来。
“那天好像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从他伯父家赶过来。他的样子看上去有些奇怪，既烦躁又沮丧，就像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进了我家门，他就在屋地上不停地转圈子，然后，又突然蹲在屋地当中，不停地揪自己的头发。我刚劝他‘想开一点，王东红不会出什么事’，他猛然站起身，又在屋子里转起来。我几次想开口，都被他摆手制止了，他告诉我不要和他说话。后来，又问我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他清净一下。我就把他带进了我家的地下室。你应该还记得那里吧？”
周笑为突然看了我一眼，她的目光又冷又硬，让我感觉很陌生。
我当然记得她家的地下室，她第一次带着我踩着梯子下到那里时，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不由自主想起特务这个词。周笑为走到墙角边，不知道鼓捣了些什么东西，一阵奇异的歌声随之充满了整个地下室。那是我从未听过的声音，柔美甜腻，像水一样在周身荡漾开来，似乎要把人融化掉。就在我直愣愣地发呆时，周笑为已经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脚下迈着奇怪的步子，不时还会优美地旋转几圈儿。直到我上大学后，有一天，不经意间想起她家的地下室，我才突然意识到，那就是所谓的“靡靡之音”，而周笑天兄妹则是在从事流氓活动。
歌声停下来时，我问周笑为她家咋会有那么大一间地下室。她说是当年她爷爷挖的，为了躲避土匪。“现在，这里是我们的舞厅，一到周六的晚上，周笑天他们就到这里来跳舞。不过这件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爹妈，也不要告诉。”
周笑为对她哥从来都直呼其名，她第一次提到周笑天时，我还以为是她的同学，慢慢才适应过来。我点头答应了，她似乎不放心，又让我诅咒发誓。第二段歌声响起来，周笑为一只手扶住我肩膀，另一只手搂住我腰，带着我在地下室里转起了圈子。我僵硬得像一只木偶，不时就踩一下她的脚，心里对她的崇拜越发强烈。
周笑为收回目光，把一截烟灰弹掉说：“我带着霍军走进去后，他厌烦地冲我挥挥手，不让我留在地下室，我只好踏着梯子回到屋子里。但我不放心他，十几分钟后又一次下去。我看见，他正躺在冰凉的地面上，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形。我正要开口说话，他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像疯了一样冲我吼‘你他妈给我滚出去！滚出去！’我愣了一下，一言不发转身向出口处走，就在我走到梯子下面时，又听到他在后面喊了一声‘等一等。’我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好一会儿，他的声音才再次响起，‘我能，给你画一张画吗？’我有些疑惑地说了一声‘好’。几分钟后，我才明白他要给我画的是什么画。但我已经没有其它选择，如果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也一定会答应他的要求。”
我知道周笑为说的那种表情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也曾经亲眼看到过，只不过，我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第一次画画时，他显得很紧张，脸上不停地流汗，手里的画笔几次掉到了地上。我想要送手绢给他，他突然惊恐地大叫一声，手上做出推挡的动作，告诉我不要过去。”
周笑为又点了一只烟。阳光已经从她头部移开，落在了淡黄色的墙壁上，好像是在墙上凿开了一只亮亮的洞。她吸了一口烟，轻笑一声说：“画刚一完成，他就撞开门冲了出去。看他那副模样，就好像生怕老娘强奸他似的。”
霍军给周笑为画画时的情景，清晰地显现在我眼前的空气中。我看见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用颤抖的手捏紧画笔，一只眼睛眯缝着，另一只眼睛睁得很大，飞快地在纸上勾画着。那应该是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赤裸的女人身体。在那之前，他无数次梦想过这样的场面，但却始终无法实现。他无比激动，但又无比厌恶，每次抬起头望向周笑为时，他就会在心里狠狠地咒骂自己。他骂自己混蛋、禽兽、无耻、下流，不配做一个人，竟然连自己的眼睛都管不住，但刚一骂完，他的目光就又像饥饿的野兽向周笑为的裸体扑过去。他浑身剧烈地抖动着，冷汗不住地从毛孔里钻出来。每在纸上画一笔，他对自己的憎恶就增加一分。刚画完最后一笔，他就撞开门跑了出去，躲在院墙的角落里，没完没了地呕吐起来……
7、仕女图
高二上学期的期中考试后，周笑为从文科普通班考进了实验班。在那之前，我和她只能勉强算是认识，几乎连话也没说过。文理科实验班教室相邻，我和她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但开始也没有什么交往，在我爹的教育下，我对成绩差的学生有一种习惯性的轻视。有一天早晨，我到校园东边的小树林里背单词，遇到她正坐在树桩上读一本很厚的书。我问她看的是哪一科。她笑着摇头说哪一科都不是，是一本小说。我看见书的封皮上写着“简·爱”两个字，但我想不清楚“简”和“爱”之间为什么要加一个黑点。周笑为把书递过来，问我要不要读。她说她已经读完了，写得非常非常好。
当天晚上，我躲在小屋里读了整整一宿，天亮合上书页后，我发觉自己满脸都是泪水。把书还给周笑为时，我问她简·爱为什么要离开罗切斯特。周笑为说，因为人格要是不平等，就不会有真正的爱情。她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纸，“你读一读这首诗，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诗的名字叫《致橡树》，写得很美很抒情，但读完了我还是有些疑惑不解。周笑为就急了说：“王东红，你咋这么笨呢？这里面的道理简单说就是一句话，两个人要是不能平起平坐，就别往一块堆儿凑合。”
周笑为说的话让我感觉很新鲜，从那以后，有事没事我就会主动往她身边靠，贪婪地把她说的每句话记在心里。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不时会拿给我一本小说或者诗集，更多的时候她给我看的是男生写给她的求爱信。客观地说，她长得并不好看，一张扁脸，下巴也有点大，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受男生欢迎。第一次接过她的信时我非常紧张，心怦怦地乱跳，就好像那信是写给我的一样。看完后，我建议她把信交给老师。周笑为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写信的人不正经，冒犯了她。她说她没觉得受到了啥冒犯，也不认为那些男生不正经，她也给喜欢的男生写过情书，她觉得这件事很正常。
周笑为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她和哥哥生活在一起。我一度非常羡慕她，我常常设想，没有父母管教的生活该是多么自由自在。有一天中午，周笑为拉着我去了她家，说要让我开开眼界。刚一进屋子，她就换上了一身新衣服。上面是一件格子衬衫，下面是一条布料奇特的裤子。那条裤子的样式也很奇特，膝盖以上的部位很瘦，把她的大腿和屁股包得紧绷绷的，裤腿却开得很大，就像是两把大扫帚。周笑为在我面前转了两圈，告诉我她穿的是喇叭裤。她又弯下身子，把左手拄在膝盖上，扭过头看着我问像不像。我茫然地摇头，不知道她像什么。
她诧异地说：“像张瑜啊，难道你没看过《庐山恋》吗？”
我告诉她没看过。周笑为拉开桌子上的一只抽屉，从里面翻出一本杂志，“你看看吧，就是这个人。王东红，你真可怜，竟然连《庐山恋》都没看过。”
我接过那本杂志，小声念出右下角的四个字：“大象电影”。周笑为笑着更正我，不是“大象电影”而是“大众电影”，上面印的是繁体字。我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好多年过去，我不时还会想起周笑为拿给我看的那本杂志，《大众电影》1980年5期，封面的张瑜笑容灿烂，穿着和周笑为一样的衣服，做着一样的动作。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和周笑为结伴去了电影院。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电影院，在那之前，我只在露天地里看过电影。把那张粉红色的小纸片捏在手里时，我激动得浑身发抖，差一点就哭出来。那张纸片价值一角五分，钱是周笑为出的。当天的电影名叫《咱们的牛百岁》，看得我感慨万千，一出电影院，我就滔滔不绝地对周笑为说起来。但她只是撇了撇嘴说：“这个电影没意思。”
周笑为给我打开了一扇门，带我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段时间，我彻底被她迷住了，学着她的样子说话走路，梳和她一样的发型，并且像她一样开始写日记。在学校时我们形影不离，下学后也总是找机会粘在一起。最先发现苗头不对的人是我爹，他从我下滑的成绩上看出了端倪。有一天，在我上晚自习时，我爹对我住的小屋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搜出了一本小说和一只日记本。小说他只是看了封面，但我的日记，他一字一句地从头看到了尾。我爹没收了小说和日记，声色俱厉地和我谈了一次话，命令我不许再和周笑为交往。我愤怒地回应他，都八十年代了，用不着他管。我爹气得在屋地上转了三圈儿，抱起柜盖上的半导体收音机，想了想，又换成了暖水瓶，最后，他把一只玻璃杯摔在了红砖铺成的屋地上，指着我的鼻子说：“不管啥年代，老子都是你爹。不听我的话，将来你狗屁都不是。”
我没有听我爹的话，他的粗鲁让我无比蔑视，表面上我和周笑为中断了联系，但暗地里还在悄悄地交往。高二上学期暑假，县里举办了一次书法绘画比赛，得奖作品在电影院前面的橱窗里进行了展出。一个星期日下午，周笑为拉着我去看展览。她被一幅画吸引住了，我已经从头看到了尾，她还一直站在那幅画前，不肯挪动脚步。她说那幅画太好了，我问她究竟好在哪里，她却说不出来。那是一幅获得一等奖的作品，画的是一个古代女子，站在一株梅花树下，扭着身子，踮起脚尖，把鼻子凑到花枝上。我看到了落款处的一行小字：县三中霍军。直觉告诉我，这个霍军就是我曾经的同桌霍军。只是我有些想不清楚，他一直不肯好好学习，是怎么考上三中的？周笑为听我这么说，兴奋得尖叫一声，拉住我的胳膊，立刻就要到三中去找霍军。我告诉她正放暑假，她又鼓动我骑自行车去柴家窝棚。
“这么多年没见，难道你一点儿也不想他吗？”周笑为瞟着我说。
我怎么能不想霍军呢？从韩家村搬走后，他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不止一次梦见我和他都变成了小学生，坐在一张课桌上，无所顾及地说话做游戏。玩着玩着，我像小时候一样又犯起了荨麻疹，左胳膊开出一朵花，右胳膊长出一棵树。他用指尖轻轻从花和树上划过，问：“王东红，你疼不疼？”最后，他还总是会给我画一幅画。从梦里醒来时，我还能准确地想起画上的内容，他指尖触碰的感觉也清晰地留在皮肤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借口去郊游，骑着自行车和周笑为上了路。从县城到柴家窝棚将近九十里地，我们骑了五个小时，午后一点多钟，终于看到了大队的那片苗圃。几年过去，树苗已经长成小树。霍军家就在树后面。我嗓子眼发干，手心脚心不停冒汗，看周笑为的模样，似乎也很激动。在通往霍军家的街口上，我突然刹住车子，红着脸告诉周笑为，我不敢去霍军家敲门。她笑笑说无所谓，这样直接去找他也没有什么意思。
按照周笑为的主意，我俩把自行车锁在了街口的一棵老柳树下，然后步行走向霍军家。经过他家门口时，我们没有停下脚步，又继续向前走，到了另一头的街口再转身返回。再次经过霍军家大门时，我们还是没有停，一直走到这一头的街口，再调头向回走。说起来真的有些可笑，那时候，我对周笑为有一种迷信般的崇拜，她提出的主意，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服从，根本不会考虑这样和霍军相遇的机率究竟有多大。
但奇迹竟然真的发生了，在我和周笑为来回走了四五趟之后，霍军迎面向我们走了过来。相距二十几米远，我就一眼认出了他，脑袋嗡地一声响，眼前突然发黑，路两边的秫秸障子和土墙飞快地旋转起来。在一阵眩晕之中，我感觉出霍军走到了面前，听到他喊了我的名字问为什么会在这里，但却想不起该说什么，只是直愣愣地盯着他看。四五年不见，霍军长高了一大截，脸上也显现出了棱角，不过眼睛仍然是一只单眼皮一只双眼皮。周笑为从我的神态上已经猜出了来人是谁，扯了扯我的胳膊，示意我开口说话。但我的上下嘴唇似乎已经粘到了一起，说什么也无法分开。周笑为就亲自上了阵，问对方是不是霍军，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她先介绍了自己，又撒谎说我的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此后的十几分钟里，我就只好继续保持沉默，听着她和霍军侃侃而谈。我的大脑仍然一片混沌，感觉他们的声音无比遥远，怀疑自己还在梦中。
我彻底清醒过来时，霍军已经离开了，周笑为正拉着我的胳膊走向放自行车的那棵柳树。她兴奋地宣布，那幅画真的是霍军画的，名字叫仕女图，他现在就读于县三中文科三班。
“我和他说好了，开学后咱们就去找他。”
周笑为把嘴巴凑到我耳边，呼出的气热乎乎的，弄得我的脸直发痒。
8、对质2
一个面庞清秀的男服务生掀开布帘，出现在包房门口，怯生生地问需要什么。听说我们并没有按铃，他惊讶得眼睛和嘴巴都变成了圆形，摸摸脑袋疑惑地问自己“怎么可能呢？”周笑为习惯性地瞟他几眼说：“那就再上些水果吧！帅哥。”服务生答应一声，很快端来一只果盘。正要掀起帘子出去时，周笑为喊住他，把一张百元钞票塞到他手里。
“帅哥，还有件事麻烦你，请你先仔细看看我们俩，然后回答问题。”
小服务生疑惑地看看她，又看看我，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你说说看，我们俩谁长得年轻一些？”周笑为问。
服务生显然明白这是个得罪人的差事，有些不知所措，尴尬地笑笑说：“你们两个长得都年轻。”
“哪个更年轻呢？”周笑为逼问。
服务生脸一红说：“都更年轻。”
周笑为笑着摆摆手，总算放过了他。她竟然一点都没变，还是喜欢在男人面前干这些无聊的事情。三十年前，她曾经拿相似的问题去问霍军，让他评判我们俩谁长得更好看。当时，霍军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我。
“王东红，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周笑为用塑料叉子把一只圣女果送进嘴里，撑得一侧腮帮鼓起来，声音含糊不清地说。
我还想问她，这么多年心里有没有过愧疚？但想想还是算了，只是轻轻摇摇头。
“那接下去就该我问你了。”
周笑为有些疲惫地叹口气，似乎很不情愿开始发问。我猜不透她想问什么，在我想来，她根本就没有资格向我提问。我微微点点头，示意她请便。咖啡厅里来了几个新客人，说笑声从过道上过去，消失在某个包间里。
“你知道周笑天和霍军他们为什么会被公安抓走吗？”
周笑为声音冷冰冰的，就好像当初我也参加了抓人行动。她的问题也莫明其妙，似乎暗示那件事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不是因为跳舞和画画吗？”我有些不耐烦地反问。
“地下室很隐蔽，跳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警察为什么会突然闯进去？而且刚好是周六的晚上？”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有人向警察告了密，告密那个人知道地下室，也知道周笑天他们聚会的时间是每周六的晚上。”
周笑为盯着我的眼睛，冰冷的目光变成了两团火，直直地向我烧过来。
“你的意思，告密的人是我？”
“不错，去过地下室的人，除了你之外，别人都是受害者。”
“你也不动脑子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干那样的事？”我冷笑一声说。
“原因很简单，为了报复。在出事之前不久，霍军刚刚把信退给你。”周笑为的语气咄咄逼人。
“胡说八道！即便像你说的我想报复，怎么可能用那样的方法，害了那么多与我无关的人？”我突然低下头，声音哽咽起来，“更何况，你也知道我对霍军的感情，为了他我宁愿伤害自己，怎么可能把他送进监狱里？”
周笑为突然显得很沮丧，胳膊腿叉开，瘫在座位里，就像一只鼓到极限的皮球泄了气。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没想明白的事。也许，你当时没想到事情会闹得那么大，会有那么多人牵连在其中。另外，大概你想报复的是我，没想到会殃及霍军吧！事实也是如此，如果霍军那天没把他的速描本忘在我家里，警察根本不会把他抓起来。”
“你的猜测太一厢情愿了，你怎么不想想，参与跳舞的一百多人里，很可能有人说走了嘴呢？”这个说法合情合理，但我自己也并不相信。我这么说时，心里想的是另一种可能。不过，霍军已经死去多年，不管到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把心里的怀疑说出来。
周笑为的沮丧越发严重，垂头丧气地说：“是啊，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有。今天我只想让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一句，当年你到底告没告密？”
“没有。”我盯着她的眼睛，坚决地回答。
9、和霍军恋爱
高二下学期开学后的一天傍晚，我和周笑为第一次去三中找了霍军。在那之前，我不止一次在心里计划过这件事，但从未想过能够真的实施。升上高中后，男女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隔在他们中间的不再是分界线，而是一道战壕。老师和家长们也加入了战斗，瞪大了眼睛，时刻保持警惕。我们一中学生科的薛德松老师隔几天就抓到一对“搞对象的”，在操场的水泥台子上示众。平时我连看一眼男生的勇气都没有，生怕惹来什么非议。
周笑为从路边的杨树后跳出来，扯住我的胳膊时，我还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她这么干，每次她都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我随着她向前走，穿过102国道后，她才宣布此行的目的地。
我停下脚步，软弱无力地反抗说：“这样不好吧？”
周笑为推我一把说：“有什么不好的？王东红，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胆子太小，这也怕，那也怕，尤其是你爹那个老家伙，他放个屁你都当成圣旨。”
向三中走去时，我心里又开始紧张，但理智告诉我，我们不大可能见到霍军，三中的大门不是柴家窝棚的黄土街，他哪会那么巧从里面走出来呢？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周笑为拦住的第一个男生就答应帮她带口信。我们等在三中旁边的树林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麻雀在头顶的树丛间叫个不停。我提醒自己不要紧张，同时想着该对霍军说什么。但看到霍军时，我的脑袋还是“嗡”地一声响，顿时变成一片空白，准备好的话忘了说，一句蠢话脱口而出。
“霍军，你家里还养猪吗？”
“养呢，”霍军也显得很紧张，夸张地点着头说，“还是一头母猪，两头公猪，母猪刚刚下崽子。”
“下了几头？”我又问。
“下了九头，活了八头，有一头半夜里被母猪压死了。”霍军说
周笑为一步迈到我和霍军中间，“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说猪，谈点人的事？”
第二次去找霍军时，我就放松了很多，可以正常地和他说话，不时还敢看他一眼。但霍军还是很紧张，隔一会就用手捋一把头发，慌乱地向周围扫一眼。我们要离开时，他搓了搓手对着周笑为说：“我还有一件事，你们俩以后，能不能别再来找我？”
周笑为不依不饶地追问：“为什么？”
霍军突然像被水呛到了似的咳嗽起来，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我怕被人看到，影响不好。”
周笑为眼睛瞟着霍军，用手指着我说：“你们俩一个熊样，都是胆小如鼠，怕这怕那。”
几天后的傍晚，周笑为把一沓信纸塞到我手里，“王东红，你给霍军写封信吧！”
我莫明其妙地看看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给霍军写信。
周笑为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说：“王东红，你真是笨得灵巧，霍军不让咱去找他，但没说不让咱给他写信吧？咱们就用信件和他联系好了。”
我一脸的茫然，不知道该写什么，从小到大我还没给谁写过信呢！最后，在周笑为的提示下，我总算是把信写完了。我让周笑为在落款处签名时，她却拒绝了，“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我不会跟着掺合。”话虽然这样说，几天后收到霍军的回信时，她却迫不及待地催我快看。霍军的回信写得规规矩矩，用周笑为的话说“没有一句给人惊喜”，但起码说明他认可了这种交往方式。此后，我们就开始了和他的书信往来，对，就是我们，我和周笑为两个人。我写给霍军的每封信都是由她授意的，而霍军的回信她也都看过。我告诉了霍军从韩家村搬走后发生的一些事情，霍军也把这几年里的情况告诉了我。两年前，他的爷爷死了，临终时留下遗言，让在县城工作的大伯照顾霍军，霍军因此有了到三中读书的机会。这样写了几封信后，有一天周笑为突然对我说：“王东红，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清楚，霍军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和他谈恋爱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谈恋爱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在我心目中，像洪水猛兽一样可怕，别说是谈，看到恋爱这个词，我都会脸红心跳不自在。周笑为用手拍拍我的脸说：“傻丫头，你比那个单细胞的草履虫还要单纯。用周笑天的话说，男欢女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写给霍军的第一封情书，同样是在周笑为的指导下完成的，我记得，在她的授意下我还在信后抄袭了一句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几天后，我和周笑为躲在校园东边的树林里，脑袋靠着脑袋，一起读完了霍军的回信。
“他也喜欢你，他同意和你谈恋爱了！”周笑为说。看上去，她比我还要兴奋。我们一起给霍军写了回信，把它扔进学校门口的邮筒里，然后，又一起等待霍军的回信。我竟然一点都没有想到，谈恋爱其实是两个人的事。
“这恋爱谈得真他妈没劲，你们俩简直是一对傻子。”再次收到霍军的回信时，周笑为把信纸摇晃得哗哗响说，“王东红，你得大胆一些，主动一些。”
我一脸茫然，弄不明白该怎么大胆主动。周笑为转转眼珠子，咬着嘴唇说：“你就在信的最后加上一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句话显然发生了作用，霍军在回信里邀请我周日下午到南山脚下见面。周笑为兴奋地喊了一声，“傻小子终于开窍了，这才叫谈恋爱呢！”
周日下午，我去周笑为家，约她一起去南山。周笑为摇着头说：“王东红，这次我不能再陪你，只能你自己一个人去。”我问她为什么，她叹口气说：“我去就只能当灯泡，弄得大家都不自在。”看着她满脸失落的表情，我心里突然一阵难过，拍着胸脯向她保证，回来后会把见面的情况全部告诉她。事实上，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两件事我没有说出来。一是霍军说以后写信不要再扔到邮筒里了，那样麻烦还费钱，信就放在三中校园外树林边的一块石头下面。二是临分手霍军说的一句话，我已经走开几步时，霍军又从后面喊住了我说：“王东红，我可能变坏了，不像过去那么纯洁了。”我看到他满脸忧伤，心里顿时一阵慌乱，不知道他究竟怎么了。霍军的嘴唇剧烈地抖动一阵，喉咙里发出一个沙哑的“我”字，突然重重地跺了下脚，转身而去。对周笑为讲述见面经过时，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就像偷了她什么东西似的。周笑为也并未深究，她更关心的是我和霍军的进展情况。
“从实招来，你们俩有没有拉手，有没有亲嘴？”她笑着问。
再次给霍军写信时，我没有去找周笑为，一个人把信写完了，又偷偷跑到三中门外的树林边，把信放在了霍军说的那块石头下面。第二天傍晚，拿到霍军的回信后，我也没有和周笑为一起看。我心里觉得对不住周笑为，但也有一种从未体会过的甜蜜。一周后，又是星期日的下午，周笑为把我约到她家里，主动提出给霍军写一封信。我顿时一阵慌乱，语无伦次地说不用写了。周笑为诧异地瞪大眼睛问：“为什么？”
我结结巴巴好一会儿，才找到一个牵强的借口，“这样写来写去的，没啥意思。”
周笑为狐疑地看看我，突然问：“王东红，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偷偷和他联系？”
我慌乱地否认，感觉脸涨得像要冒出血来。
周笑为用两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大声说：“看着我的眼睛！王东红，你告诉我，有没有瞒着我给霍军写过信？”我知道她是向我们刚看完的电影《列宁在1918》学的，里面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就是用这一招把叛徒吓得跪地求饶的。我慌乱地躲开她的目光，挣脱开她的手，气急败坏地喊道：“没有。”
周笑为没再说什么，那一天接下去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在那以后，我们都有意不再谈论有关霍军的话题，就好像霍军突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两个月，在期末考试后的一天中午，周笑为突然提出要在她家里搞一次聚会，让我邀请霍军一起参加。我没有理由拒绝，只得答应了下来。我还记得那天是星期五，想起来那更像是一次“最后的晚餐”，因为从那以后，我们三个人就再没有相聚过。聚会后第三天，学校放了寒假，紧接着，我爹收到了揭发我和霍军谈恋爱的告密信。他大发雷霆，破天荒第一次对我动用了烧火棍。随后，大半个假期的时间，我被锁在屋子里，哪也不能去。
10、告密者1
周笑为把目光收回去，问要不要再来一杯咖啡，不等我回答，就按下了手边的呼叫钮。随后，她又点燃了一棵烟，心不在焉地吸一口摇摇头说：“王东红，其实用不着问，我也知道告密的人不是你，你的心肠软，干不出那样的事情来。”又是那个小服务生走了进来。周笑为仍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吩咐来两杯拿铁，眼睛看着飘散的烟雾又自言自语似的说：“这件事我想了三十年，告密的人究竟是谁，大概永远也搞不清楚了。”
服务生把咖啡端上来，我喝了一口，味道似乎和刚才的卡布奇诺没有什么区别。关于那个告密者，十年前我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今天周笑为说出的一些事情，又进一步验证了我的判断。不过，我不会告诉她，永远都不会。
十年前，我在小区外面的河堤下烧掉了霍军给我的信和画。按下打火机的开关前，我把那些压在箱底二十年的东西又仔细看了一遍。我的读后感是非常吃惊，我发现记忆原来是个靠不住的东西，常常会玩一些骗人的把戏——当然，也可能是我最初的感觉就不准确。在我的记忆里，霍军的信和画充满了温馨和情义，否则我不会把它们保存那么久。但二十年后重读，我发现里面很少涉及感情，更多的则是他的忏悔。开始，他在信里不断地说自己“已经堕落”、“不再纯洁”、“心里肮脏”、“不配和你在一起。”后来，在高二寒假结束后，他的忏悔又升级为对自己的咒骂，每封信里都能找到“我有罪，我该死。”或者是“我不配活着，我是个畜生。”之类的内容。
我坐在河边的水泥柱上努力回忆了一下，当年看到这些词句时之所以没觉得刺眼，和此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期末考试后的一天下午，我和霍军去周笑为家里吃了一次饭，用周笑为的话说是“搞了一次聚会”。那天，我带着霍军赶到时，周笑为已经做好了一桌菜。她腰上扎着围裙，正用一把白钢羹匙向西红柿上撒糖。和我想的不一样，屋子里除了我们三个，再没有别的人。周笑为招呼我和霍军坐下，不知从哪里拿出一瓶酒，不由分说给大家都倒上。
“咱们今天不为别的，只为友谊干杯！”
周笑为把酒杯举起来，和我撞一下，又和霍军撞一下，一口把酒喝光。我和霍军对视一眼，也只好把酒喝下去。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感觉就像有一根热辣辣的木头棒从喉咙口一直捅到了胃里。周笑为再次把酒倒上，看看我问还敢不敢再喝。我发现了她目光里的挑衅，一言不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在霍军面前，我无论如何不会输给她。我不知道周笑为最初的用意如何，实际情况是，那次聚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演变成了一场拼酒。我们很快喝光了一瓶，周笑为又转身拿出第二瓶。第一个醉倒的是主人周笑为，她手里举着酒杯就一下出溜到桌子底下，直到我和霍军把她架到床上，她都没再睁开眼睛。我却越喝越清醒，一把拉住霍军的手，嚷着要带他去一个好地方。霍军也有些喝多了，走路直摇晃，不时绊到我的脚上。我把他带到了那个神秘的地下室里。
“王东红，这是什么，地方？”
霍军茫然地四下看看，摸摸光滑的水泥墙大着舌头问。
我告诉他这是周笑为家的地下室，学着周笑为的样子打开录音机，令人心醉的歌声立刻飘荡在我们身边。我心里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学《庐山恋》里张瑜的样子，在霍军的脸上亲一下。我努力克制着自己，在心里骂自己坏、不要脸，才总算没有做出这样可怕的事情来。霍军似乎也有心事，愣愣地站在屋地当中。我们俩好一会都没说话。一首歌唱完时，霍军突然开口说：“王东红，我现在可能变成了一个坏人。”我的心突然一阵剧烈的跳动，怀疑刚才我们想到了一起。我劝解他不要责怪自己，又含糊其辞地说“有些事情其实再正常不过”。这是周笑为曾经说过的话，只不过我把“男欢女爱”变成了“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这是在鼓励他，还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我完蛋了，总是控制不住要想一些事情。”霍军摇着头说。
“你想什么事情，能不能告诉我？也许，我也想过呢！”我看见了他流出的眼泪，但当时并没有多想，我被自己的渴望征服了，在不知羞耻地引导他。我暗暗下定决心，如果霍军来吻我，我一定不会躲开。
“真的？”霍军疑惑地看看我。
“真的。”我坚决地说。
霍军嘴巴动了动，想说的话似乎已经到了嘴边，但最后又摇摇头说：“还是算了，王东红，你先上去吧，让我一个人待会，好吗？”
“把你心里想的事情说出来吧，我保证不会生气。”我没有同意他的要求，满心以为只要再加把劲，我的初吻就会到来。
“王东红，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霍军的嘴巴剧烈地颤动起来，扯得脸上的肌肉都变得扭曲，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掉到地上，但想说的话他还是没有说出来，突然沮丧地蹲在地上，扯着自己的头发说：“王东红，求求你，先上去行吗？”
我失去了耐心，鼻子里哼一声，迈步向出口处走。我上到木梯的一半时，忽然听到下面传来霍军的声音，“等一等。”我顿时一阵欣喜，甚至没有去想他声音里巨大的绝望。
“我想给你画幅画，行吗？”霍军仍然低着脑袋，看着水泥地面说。
我一口答应了下来，在那之前，他已经给我画过好多画，我想不清楚，这件事为什么突然会让他如此难以启齿。但随后我就知道了，这次他要画的是什么画。他双手不住地颤抖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铅笔，又哆嗦着把一张叠成方块的白纸铺展开，一只眼睛眯缝起来，另一只眼睛睁得 很大，用乞求般的声音低低地说：“王东红，请你，把衣服脱掉好吗？”我愣了片刻，终于明白他想干什么，就转身从地下室里跑了出去。我没有停留，穿过那条小街，一口气跑到了家里。
那个寒假过去一半时，我爹终于把门上的锁摘掉，把我放了出去。获得自由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百货商场门口，把写给霍军的信扔进邮筒里。我没有终止和他的交往，我觉得，他只是一次酒后失态。但霍军却不肯原谅自己，每封信里都在咒骂自己，而且，他坚决不同意再和我见面。我断绝了和周笑为的交往，学习成绩有了些起色，高考结束幸运地被一所大学录取。霍军和周笑为都落了榜。到武汉读书后，我仍然和霍军保持着通信联系，不时，他会把一幅画寄给我。但他对自己的愤怒却一直没有平息，仍然在信里不停地骂自己。后来，他干脆向我提出分手。“我不是人，不配和你在一起。”他在信里说。我没有同意，劝他想开一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就把它彻底忘在脑后吧！半个月后，他就把我写给他的全部信件退了回来，信里面还带着周笑为的批注。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霍军其实一直在遭受我无法想象的折磨。作为一个沉迷在绘画之中的男人，女性的裸体对他有着巨大的诱惑，他遏制不住内心的渴望，时刻想找到一个愿意让他画的模特。在被我拒绝之后，他又把希望寄托到了周笑为身上。但在骨子里，他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无法接受自己这些放纵的念头。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自我在他心里不停地厮杀拼斗。他一次次看到周笑为的身体，对自己的鄙视和厌恶也越来越强烈。他渴望找回从前的自己，渴望像从前一样活得堂堂正正，而告密似乎是他抓到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他心目中，那些音乐和舞蹈就是罪恶和淫邪的化身。他要摧毁它们，并以此来拯救自己。
霍军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那封信的最后写道：“王东红，我要做一件事，但愿它能把我从泥潭里拖出来。”这应该就是他告密的佐证吧！但有两件事他没有想到。一是事情会闹得那么大，一百多人受到牵连，还有人因此送了命。二是他没有想到公安局会采取那样大规模的行动，以至于他的画夹也被搜了出来。有了这两条，他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11、告密者2
下午两点钟左右，我和周笑为结束谈话，从咖啡馆里走了出来。阳光火辣辣的，没有一丝风，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两只蝉在路边的柳树上叫个不停。我们都失去了继续参加同学会的兴趣，就在咖啡馆门口挥手告了别。我已经走出十几米远，周笑为又从后面追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住说：“王东红，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恨不恨我？”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十年前和她相遇的情景。当时，丈夫正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读博士，每隔一个月，我就会从省城乘火车去看他。那天等车的人很多，我好不容易才挤上去，手里捏着车票，边擦汗边向车厢里面走，寻找自己的座位。突然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虽然近二十年不见，但我还是很肯定那人是周笑为。我刚想打招呼，她却飞快地把脑袋转向了另一侧。我愣神儿的功夫，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大声地问我到底走还是不走。我只好接着向前走。我和她之间隔了七八排座位，我站起来看了三次，但都没有看到她。火车开出几站地后，车上的人少了一些，我假借去厕所，又一次从周笑为的座位旁边经过。但我没有看到她，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走了，不知道是下了车，还是有意躲着我。见到丈夫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丈夫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从北京回到省城的当天下午，我把霍军给我的信和画都烧掉了。
我握了握周笑为的手，用力摇了摇头。
“十年前，我就不恨了。你呢？”我说。
“什么？”她问。
“如果我真是那个告密者，你现在恨不恨我？”
周笑为习惯性地瞟我一眼，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别傻了，我知道告密的人不是你。”
我也笑了笑。我们又一次说了再见，心里都很清楚，从今以后恐怕很难再有见面的机会，我们都已经老了。回省城的车上，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地不安，在第二次和周笑为告别时，有件事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当年周笑天等人的跳舞案，可能还会有另一个告密者。
从县城回来一周后，我和丈夫分了居。幸好是夏天，我告诉他天气太热，胳膊腿儿碰在一起就冒汗，粘糊糊的不舒服。他从镜框上方看了我几秒钟，显然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但他只是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从小他就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读初一那年，韩家中学校园里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流传了半个学期。那一阵子全校上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劳动竞赛，动不动就把学生拉出校园大干一场，老师们戏称之为“学习小靳庄”。一个春天的下午，他们初二年级的全体同学都到校外的大路边去植树。他分到的任务是挖树坑，他的鞋底用力踩踏铁锹时，空气中传来“哧啦”一声响，他蓝色的裤子撕开了一条一尺多长的口子。他身边像扔了颗炸弹似的响起一团哄笑声，笑声迅速向两边扩散又越过路面传播到另一侧，几分钟后整条路都成了欢笑的海洋。大家的笑声渐渐平息时，一个脑瓜儿机灵的同学念出一段顺口溜：
陆跃刚，陆跃刚，
平时劳动不紧张，
自从学习小靳庄，
裤子开了裆。
笑声再次“轰”地一声响起来，像鞭子似的抽在道路两侧。人们简直笑疯了，女生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男生拼命跺脚，路两边腾起一米多高的尘土。这时候，有人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个当众出丑的陆跃刚同学竟然像没事儿人一样仍然在挖树坑，他干得不紧不慢，一用力裤子上的口子就会裂开，露出里面花花绿绿的裤头。或许他已经猜到了分居和同学聚会有关，但他永远都不会开口问。这样更好些，我也可以继续装糊涂，否则，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夫妻关系是否还能维持下去。
这件事要追溯到三十年前，当时，我收到霍军退回来的信件后大病了一场。在生病的第二天下午，我躺在床上越想越生气，最后决定要进行报复。我硬撑着从床上爬起来，咬牙切齿地开始写信。别的同学都去上课了，寝室里很静，听得见钢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我不怪霍军，但我恨周笑为，当时，我认为一切都是她在背后捣鬼。我愤怒地写到了她家的地下室，每周六都要在那里举行的舞会，还有那些甜得发腻的“靡靡之音”。在信封上写下“县公安局 收”几个字时，我心里涌起了一股复仇后的快感，我仿佛看到了周笑为低着脑袋，被公安干警大声训斥的情景。这只能怨她自己，那是她该得的。
再次躺到床上时，我心里的气消去了大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半个月后，给家里写信时，我突然想起了在病中写下的那封信。我模糊记得，当时把信放在了床边的铁桌子上。但奇怪的是，那封信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确认自己没有把它邮走，我的根据很充分，我没有写“县公安局”的详细地址，也没有贴邮票。我连续找了几天，询问了同寝的室友，但那封信依旧无影无踪。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写好那封信后我并没有放在桌子上，而是立刻撕掉了。那几天里我的精神状态本来就很差，又生了病，也有可能，我根本就没写什么信。
现在，我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封信被陆跃刚看到了，他把信读完后，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贴上邮票写全地址把它寄了出去。我想起来，第一次听到他说起周笑天等人的案件时，他表现得很平静，就好像早已经知道会发生一样。这似乎也是个有力的证据。但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问，即使问了，他也绝对不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