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经·蒹葭》 诗经国风秦风蒹葭

这是我的朋友何先生写的一篇对《诗经·蒹葭》的赏析。先生高才早发,16岁上大学,读研,公派留英,不到而立之年已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某大公司董事会主席。然与先生接触,他极少涉及经济专业,更多的是谈中西文化比较,谈历史与古典文学。诗词同样是他的长项,他笔下的现代诗意象迭出,语言精准而质朴,富有感染力。这篇解析诗经的文章角度别致,立论不俗,读后颇受启发。

——题记

读《诗经·蒹葭》


诗经·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是《诗经》中很著名的一首诗,是《秦风》的第四首,不知何人所做。所咏何事?《诗小序》云:“蒹葭,刺襄公也(秦襄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东汉郑玄笺云:“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唐孔颖达疏云:“作蒹葭诗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礼者,为国之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故刺之也。经三章皆言治国须礼之事。”可见,自《诗小序》到郑笺、孔疏,都认为诗有本事,即为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


我们先来说说秦与秦襄公。《史记。秦本纪》对秦之先祖考之甚详,说是“帝顓頊之苗裔”,而实际到周初,秦还只是偏据西北一隅的游牧民族。到西周第八代王周孝王时,封他的臣子非子于秦,号曰秦赢,这是秦受土有号之始。到西周第十一代王周宣王时,命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秦襄公即是秦仲的孙子,而西周的第十二代王即是周宣王的儿子著名的周幽王。“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避犬戎难而东迁洛邑,是为东周第一王,而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所以“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功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均见《史记。秦本纪》)。基本上,迟到东周时期,秦才“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而成就其国的,正是秦襄公。


襄公位列诸侯,与其子文公相继伐犬戎而据有周之西八百里之地,后世因缘际会,既生“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而“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终于吞二周,灭六国而臣一四海,此是后话。


史上看,秦兴之初,周之礼教即是当时周及周边主流文化的支柱,是主流价值观,受过礼教熏染的周民有文化优越感而刺秦,并托之歌诗,听起来是有可能的。然而,《史记。秦本纪》指出:“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在秦襄公的时代,秦尚未完败犬戎,岐以西之地并未大定,周平王虽说“秦能功逐戎,即有其地”,不过是“与誓”而已,周之余民也并未属秦。所以,北宋欧阳修在他的《诗本义》中说:“然则当诗人作《蒹葭》之时,秦犹未得周之地,郑氏谓秦处周之旧土,大旨既乖,其余失本义,不论可知。”所以,郑笺“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孔疏“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故刺之也”就都站不住脚了。


或曰,刺襄公者,非新得周地之余民也,诗小序成在郑笺、孔疏之前,小序仅说:“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如此则并不存在上述的问题。然而,即使是文公时代,统治地盘都没有稳定,尚需连年征伐,更遑论襄公时代,在这种时局下刺襄公不修礼固国,颇不合情理。再者,周自平王东迁,政治气候已变,强势诸侯兴起,礼教日益松堕,因未能用周礼而刺襄公,不论刺者是谁,似乎也与当时东周所处军政形势颇不搭调。


更重要的,诗本身文句并无刺襄公的迹象,而自《毛传》、郑笺始,关于诗刺襄公的解释实在也颇不合常情,显得过分牵强。如《毛传》云:“蒹,薕葭,芦也。苍苍,盛也。白露凝戾为霜,然後岁事成;国家待礼,然後兴。”“白露凝戾为霜,然後岁事成”,蒹葭、白露,诗之比兴而已,若起比兴及于岁事之成,当以有劳动成果为佳,蒹葭、白露,既无岁成之果实,还给人肃杀感,以岁事之成论,何其牵强太过,至少完全不能说是好的比兴。郑玄笺曰:“蒹葭在众草之中,苍苍然彊盛。至白露凝戾为霜,则成而黄。兴者,喻众民之不从襄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则服。”较之《毛传》,郑笺的解释更让人觉得离奇。后世解《诗》,往往拘于汉儒定说,大旨相因千载,各各表述不同,有些直让人啼笑皆非。如北宋王安石《诗义钩沉》说:“仁,‘露’,义,‘霜’也,而礼节斯二者。襄公为国而不能用礼,将无以成物。”哪是哪嘛!


《蒹葭》也不应作爱情诗解。解为所谓爱情诗,基本上是现代人的意见,史上解《诗》的大家,即使不同意小序及汉儒刺襄公的意见,也不会解为爱情诗,这是有道理的。这其实不难判断,我们来看看两个关键字,“所谓伊人”中的“谓”字及“溯洄从之”与“溯流从之”中的“从”字,即可给出合理的解释。先说“从”字,从是跟从、随从、从事等意思,从或含钦慕、追求之意,但《诗经》中用从字甚多,却未见哪一处的从字可解为男女钦慕、追求的意思,如《召南。行露》中的“谁速我讼,亦不女从”;《秦风。驷驖》中的“公之媚子,从公于狩”;《小雅。北山》中的“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等等。表达男女异性之钦慕、爱恋,《诗经》中其他地方用“求”字而不是“从”字。如《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召南。摽有梅》中的“求我庶士,追其吉兮。。。求我庶士,追其今兮。。。求我庶士,追其谓之”。再者,当时女性地位相对低下,假使此诗是男性为女性而写,声言“从之”断然不合常情,即使是今天,男性写出对女性“从之”这样的话也不见得普遍。而如果此诗是女性为男性而写,“溯洄从之”,“溯流从之”,此种豪壮口气又大不似当时女性口吻。从《诗经》其他篇章可以看到,彼时的女性,无论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受社会、家庭约束颇多。贵如《鄘风。载驰》中的许穆夫人,归唁其兄,尚且弄得要咬牙切齿的“不能旋反”,而《郑风.将仲子》中的姑娘甚至无奈的说:“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祀。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可以想见,一个女性钦慕一个男子,竟至要““溯洄从之”、“溯流从之”是多难以想象。


“谓”是说的意思,“所谓”就是所说的,大家都知道的意思。“伊人”,郑笺:“伊当作繄,繄犹是也”。综合起来,“所谓伊人”的意思就是“所说到的那个人”、“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人”。假使是男女之事,当以“所思伊人”,或“所怀伊人”更合情理,更有含蓄的诗意。又,假使真是爱情诗,作者用“所谓伊人”,即表明所谓之对象涉及公众人物或众所周知的人物,并似有不在乎把自己私心里的“伊人”公之于众的意思,大缺婉转低回、私心暗许的旨趣。综观全诗,假使真是为恋人而写,其风格正应是婉转低回,私心暗许的,显然并非激情澎湃的宣言式,这正是当作情诗的话,“所谓伊人”的“所谓”透露出的矛盾处。


读《诗经·蒹葭》 诗经国风秦风蒹葭

《诗》成于久远,传承过程跌宕曲折,许多相关事实都湮没在历史的荒烟蔓草,特别是有关具体篇章成诗的细节,后人往往查考无凭,很多时候,就诗论诗或许是最便当、最可信赖的解《诗》方式。以《蒹葭》论,就诗论诗的诠释并不复杂,如果我们抓住上文提及的两个关键字“谓”与“从”,则大旨可得: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作者倾心仰慕,追从不得,失落怅惘。以“蒹葭”、“白露”起兴,一打头就营造了一种低沉郁结的情绪,“在水一方”,“路阻且长”,“宛在水中央”,无非是阻隔、不得亲近、无可追从的兴托、象征,未必真有在水边追寻的事实。诗句描述的追寻,其实细节相当之虚化、不合逻辑,解为兴托、象征远比对具体场景的描写合适。诗分三段,反复咏唱,一是作为歌词的需要,二是基本相同的意思反复咏唱,能使情绪叠加,达到表达情绪更强烈的效果。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也说:“三章只一意,特換韻耳。其實首章已成絕唱。古人作詩多一意化為三疊,所謂一唱三歎,佳者多有餘音”。值得指出的是,三章以白露起兴,分别是“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时序上有递进,更加重了失落怅惘的情绪。


史上解《诗》的很多大家,也并非都与汉儒一个鼻孔出气。北宋朱熹对《蒹葭》意旨就曾作言简意赅,切合情境的诠释。他在《诗集传》中说:“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后世发挥,既常以“所谓彼人”为超脱尘俗之高人。明人万廷言在《泛舟诗序》中说:“盖其所谓伊人者,名姓本不可考,必高视远举,抗精神于物表,而倏然尘垢之外者。”明人万时华《诗经偶笺》解《蒹葭》作了更具诗意的阐发:“此诗意境空旷,寄托玄澹,秦川咫尺,已宛然三山云气,竹影风声,邈焉如仙。大都耳目之下,不乏幽人,豪杰胸怀,自有高寄。只此杳杳可思,正使伊人与作诗者,俱留千古不尽之味”。近人王国维曾将《蒹葭》与晏殊的《蝶恋花》“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相提并论,最赏风人深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得此风致者,超脱尘俗自不必言。


刺襄公之说相当牵强,爱情诗说更不值一提,而把“伊人”解为超脱尘俗、高视远举之人,诗旨解为追从“伊人”不可得而怅惘失落,虽于原诗是更合理的诠释,而似乎又有脱离时代背景之嫌。襄公的时代无论对于周还是对于秦,都是战事频仍,颇为动荡的时代。《秦风》的前三首,《车邻》、《驷驖》、《小戎》写的都是金戈铁马,好明显与战乱的时代关涉,而《蒹葭》却来个超尘脱俗,伊人难寻。虽然诗歌未必一定会与时代扯上关系,但明代唐顺之在他的《书‘秦风。蒹葭’三章后》中,却似乎让我们看到这高视远举的“伊人”与这个大时代是怎样的关联,或许会让我们对“伊人”心生更多的崇敬与钦慕:

“且秦时风俗,不雄心于戈矛战斗,则痒技于猃歇射猎。至其声利所驱,虽豪杰亦且侧足于寺人、媚子之间,方以为荣而不知愧。其义士亦且沈酣豢养,与君为殉而为可赎。盖靡然矜侠趋势之甚矣。而乃有遗世独立,澹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岂所谓一国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独醒者欤?抑亦以秦之不足与,而优游肥遁,若后来凿坏、羊裘之徒者,在当时固已有人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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