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迪亚拉：无国界行医梦
2013年12月13日春城晚报·深度人物
他来自非洲，却爱上了中医。
他是第一位外籍针灸学博士，却把青春留在了云南偏远的大山间。
无论是红河州的边陲诊所，还是令人却步的麻风病高发区，他的身影从未离开过中国乡村医疗战线的最前沿。
从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到引进援建项目，改善基础卫生条件，他所做的早已超越了一位普通医生。
精勤不倦十多年，他培养出的村医已逾三千，遍布全云南。
在陪同村医弟子下乡义诊时，他不仅送医、送药，还在村中修水渠、建校舍，给孩子做免费午餐，资助上学……倾其所有，尽其所能。
他是无国界的医生，来自非洲马里的迪亚拉。2012年9月7日彝良地震，迪亚拉参与救援后，有了一个更为响亮的雅号——“黑求恩”。
“中医无国界”是迪亚拉的梦想，梦越高越远，根就在乡土中扎得越深。对迪亚拉来说，地球是一个村，自己只不过是这个村的一名村医。
【内版正文】
“黑求恩”迪亚拉:
让受助者参与才能真正授人以渔
“那个皮肤黑的老外，是不是荣膺《泊客中国》年度人物的非洲人迪亚拉？”第三届云南NGO年会上，记者小声地询问。不料话音才落，就听到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是的，就是我啦！”抬头一看，迪亚拉正露出雪白的牙齿微笑着，立马让人心生好感。
11月27日下午，迪亚拉参加了自己两个孩子学校组织的感恩节活动，尽管要边照顾女儿边回答记者的问题，但对他来说却不是问题。自1984年就来到中国的迪亚拉，不仅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会说些许云南的彝族语、哈尼话，四川话、粤语也都会上一点，甚至还会听闽南语。
“实际上，中国的方言是学不完的，以至于我现在的口音有点怪，北方人见了我，说我带南方口音。以前我说的可是很地道的京腔，1985年首届外国人汉语文化水平表演大赛我还拿了冠军呢。”49岁的迪亚拉自豪地说。也因为这样的语言天赋，迪亚拉总是很快就能与病人打成一片。
12月1日晚上，迪亚拉又获得了来自CCTV年度慈善人物的颁奖。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黑求恩”身上时，他的故事也渐渐被更多人所熟知。
一张邮票，一次去中国行医的机会
迪亚拉回忆说，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当医生，不是为牟利，而是救死扶伤”是父亲一生坚守的信条，也是他立志行医的初衷。到现在，迪亚拉还时常回忆起父亲的这句话，让他时刻谨记心头，也伴随他一生仁心济世。
一个外国人学中医，这在中国人看来，难免会带着钦佩，当然也少不了猎奇。
实际上来中国之前，迪亚拉学的一直都是西医。这得从他的家庭说起。1964年，迪亚拉出生在马里，家里共有5个孩子，他排行老三。爷爷曾是当地的草医，父亲则是马尔卡拉医院的院长。
来中国后，迪亚拉只回过两次家，而父亲则从未来过中国。可他一直记得父亲告诉过他的话，有一件事迪亚拉仍然记忆犹新：在他读中学时，父亲因帮助一位富商的母亲恢复了健康，富商送来两辆小汽车以表心意，其中一辆是崭新的法国标致。“我为你母亲治病，不是为牟利，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请你把车开回去！”父亲对来人的严词拒绝，给在场的迪亚拉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迪亚拉的哥哥放学回家得知此事后，很生气地责怪父亲为什么没把小汽车留下，父亲狠狠地给了儿子一巴掌。“父亲做院长后，国家给我们家安排了房子和小汽车，但父亲除了公事，平时从不开车。”
1984年，迪亚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马里医的学院全科专业，并获得了去俄罗斯(当时称苏联)继续深造的机会和全额奖学金。签证、护照也都办好了，启程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但迪亚拉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对留学丧失了兴趣。
放弃，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放弃去苏联深造后，迪亚拉休息时常常去邻居家。有一次在回家路上，碰到个踢足球的同学，同学说他们在找一些年轻的医生去中国，还问迪亚拉有没有兴趣？“我说好，第二天去看，还真的有这么回事。可当天12点就是期限，我的时间就很紧，回去还要写申请书什么的。”迪亚拉说，自己当时生活的那个乡镇，要求写申请书给政府时要贴一张邮票，而这种邮票一般的地方买不到，必须要到市政府的一个办公室才能买到。
迪亚拉写完申请时，已经买不到邮票了。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沮丧地回到了家，又去了牧师家里。一进门，牧师问迪亚拉脸色怎么很不好，迪亚拉讲了事情的经过。“我把事情说了以后，牧师说今天早上读《圣经》时，正好发现内页有一张这种邮票。我欣喜若狂地带着申请书到市政府的时候，负责的人已经快要上车走了，我刚好赶上。”迪亚拉描述着这一机缘巧合的一幕。
定居昆明，中医成为他一生的理想
课余时间，他看古装剧、听古戏、逛博物馆，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文化。看到不认识的字就去翻新华字典，医学古汉语字典也被他翻得破破烂烂，甚至掉了页。迪亚拉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研究”中国文化上。他认定，中医就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1984年9月1日，迪亚拉到了中国。到中国之初，迪亚拉在北京医科大学普外科学习。但在一年多的学习中，迪亚拉似乎并没有学到他想要学的知识。他发现中国的中医博大精深，决定弃“西”从“中”。1986年初，他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
学习中医需要阅读大量古代典籍知识，为了迅速提升自己，迪亚拉向班里学习最好的同学不厌其烦地请教，并与其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经过8年苦读，迪亚拉拿到了广州中医学院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又苦读3年拿到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博士学位。今年1月7日，迪亚拉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进行研究工作，成为了世界首位中医外籍博士后。
医术精湛，语言温和，举止礼貌是迪亚拉的特点。1997年，他在成都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成都女孩杨梅结婚。也是在这一年，迪亚拉碰到了再次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我的很多东西是有缘的。”迪亚拉说，自己在广州读书时，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比尔是比利时的，读完书就回国去了，两人失去了联系。“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写email，只有电话，通讯地址丢了后就再也没法联系上了。”而就在1997年6月，迪亚拉在成都一家饭店吃完饭出来后，在街上遇到了比尔。“比尔！”迪亚拉叫起来，两人拥抱到一块，开始互相问候。
那时候，比尔刚被任命为无国界医生组织中国西南片区负责人，准备重新组织团队。“缘分真的就是这么巧，我就加入了。”迪亚拉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工作扎根于公益里。
1999年，迪亚拉来到了云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云南，昆明很干净，到处都是鲜花，很漂亮，也不堵车。突然感觉自己终于到了中国最好的城市，以后就留在这里了。”这一年，迪亚拉一家正式定居昆明，迪亚拉主要负责昆明、玉溪的艾滋病项目，怒江的结核病项目以及文山的农村饮水卫生改造项目，从1999年做到2001年。
下乡培训，培养出的村医已超三千
为了鼓励学生来，迪亚拉将所有费用都包了，从来回路费到吃住。培训完后，每一个学员除了送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表3大件外，还要给一些学生送白大褂、医书、药品，还有一些辅助的文具之类等。
2001年后，迪亚拉跟一位新加坡志愿者商议，准备去红河州。“我们先到了红河州卫校，当时的州长很欢迎。得知我们的项目后称很好，可以做。”就这样，迪亚拉在红河州卫生学校里搞起了第一届乡村医生的培训。
后来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具体需求，专门租了一栋楼用作培训中心。每年都会举办3~4期培训班。最初的学员，迪亚拉都是跟红河州卫生局合作，从全州范围内将学生集中到培训中心进行培训。授课的老师也以迪亚拉为主，加上医生志愿者，包括红河州卫校、昆明医学院的老师，还有国外的一些志愿者医生。“当时乡村医生培训的每一班，学生人数40到60名。”迪亚拉说，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时学生都住得很边远，并且大多还得干农活。所以培训要选择农闲时间，又要考虑时间不能占用太久。
培训过程中，除了选择学习最好的前3名外，迪亚拉还会照顾每一个学生的情绪，发现他们不同的特长。迪亚拉一直谨记父亲的教导，医生医术和医德同样重要。在培训乡村医生时，他们还会加强医德方面的培训。
毕业典礼结束第二天，迪亚拉和志愿者会带着学生，到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学生的村庄里进行实际义诊。带着他们一起在村子里，零距离接触农民，给他们看病。一些培训还会安排学生到州妇幼保健医院或者州医院去实习。“我们倡导的，是要手把手教他们，这种培训还是比较实在的，不像一般的上课，上完就完了。我们很希望学生在短短时间里一定能学到东西。”
当然，平时相处中，迪亚拉和乡村医生们就像朋友一样。“但考试这一块都很严格，从来不松。他们毕业出来，我可以很自豪地说，乡村医生回去在村子看病遇到问题很少，哪怕他遇到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联系。直到现在，每天都能接到一两个电话，学生向我请教什么病，情况是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什么，都会给他们一些建议。”说着，迪亚拉电话响了，一个乡村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发现了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每天向我求助的人特别多。”12月4日，迪亚拉还在红河州一个乡村学校发现了6名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而他正在为手术费奔走。
改编小品，让艾滋病人被更多人理解
迪亚拉到红河州后，2008年把凉山的艾滋病患者的故事改编成小品，时长20分钟。还为小品配写了这样的歌词：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分些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爱别人如自己，以关爱彼此相爱，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除了乡村医生培训，就是帮助麻风病患者康复。迪亚拉说，麻风病项目是2003年启动的，但更早是从2001年开始了解红河州麻风病情况开始的。迪亚拉当时是世界卫生组织麻风病急救协会会员，当时也在世界卫生组织找到了一些资金，就把这个项目启动了。
“首先要让乡村医生掌握麻风病知识，让他们早发现这些病人，身体力行去帮助他们。”迪亚拉说，现在社会上看到一些康复者，手脚残缺的，是因为病情发现得比较晚，如果发现得早且能马上接受治疗的话，通过一个星期就没有传染性了。其次，病人的手脚神经也不会受到损害，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几年发现的麻风病人有一半以上是我们培训出来的乡村医生发现的，当然也有我们红河州皮肤防治所发现的。以前我跟红河州皮肤防治所搭成了一个小组，到处做培训，讲授麻风病的知识。还有开远的皮肤防治所一起在参与。”迪亚拉说，现在麻风病人跟以前相比，数量已大大减少，但云南每年还是有500例左右麻风病人，最多的时候有600例。
其次，是针对已经得了麻风病的人的康复工作，包括身体、心灵和经济上的康复。迪亚拉说，红河州原来有8个康复村，随着病人的减少，已经撤并了小的，只有3个大的康复村，分别在石屏、开远、弥勒。“我们会带着乡村医生一起，定期去给康复者做护理，促进他们的恢复。”
经济方面，迪亚拉则是帮助个别的或者整个康复村搞养殖，有的养鸡、猪、鱼，有的种树。不过，心灵康复方面比较复杂。“我们就鼓励子女去看他们，给当地百姓也普及麻风病知识，让他们都感觉到不可怕。”迪亚拉还为病人子女解决工作问题，许多志愿者便是麻风病康复者的子女。
在防治艾滋病这一块，迪亚拉也是培训乡村医生一起参与。迪亚拉称自己是从1997年年末便开始在四川凉山做艾滋病预防项目。“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害怕，而你一谈艾滋病别人也害怕你。”迪亚拉说，凉山发现第一个艾滋病人时，因父母不懂，就把病人关在猪圈里锁着，一直到我们去解释清楚后，父母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孩子。
创新项目，让老百姓都成为参与者
迪亚拉说，任何一个项目都是如此，老百姓的参与非常重要，只有老百姓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做到授人以渔。以前听说一个组织去给老百姓盖活动室，什么都帮忙做了，最后没隔几天灯泡坏了。村民打电话来了：“你们的灯泡坏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迪亚拉资助每一个项目都跟老百姓同工同劳。
细心的话，不难发现迪亚拉的每一个项目都有创新。对于他的这种费尽心思，迪亚拉是这么解释的：“我是一个医生，同时我是一个社区健康教育者。”在迪亚拉看来，必须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你要传达的信息传递出去。要考虑到对象可能不会写字、读书，通过这种方式，哪怕是聋哑人也可能有所明白。
迪亚拉说，近日他跟随救灾联盟到元谋，对当地人进行饮水健康教育。在玩游戏过程中让老师和孩子都懂得了饮水健康。“我叫它是参与性培训，一边参加一边学习。”实际上，迪亚拉的参与性帮助渗透到各个方面。他在做乡村医生培训后，慢慢发现很多问题。“因为这些学生回到村子后，我都会跟踪到村子，看村子情况。一是看病，二是看村子还存在什么问题。”迪亚拉根据看到的问题，就从乡村医生培训项目里派生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项目。迪亚拉和志愿者们一起，给村民和学校做健康教育。村子没有活动场地，没有饮水和厕所，都想办法找志愿者解决。
“我2005年就开始做‘免费午餐’了。”迪亚拉说，当时他带志愿者到红河县的三村乡，发现从上小学起孩子们都是自己做饭。星期五回家背一个星期的粮食，洋芋、咸菜和大米，然后搭3个石头就开始生火做饭。“看着很心酸，把志愿者安在里面给学生做饭吃。”迪亚拉说，他还在学校旁边，从村民手里租了一块地，每年花2000元种蔬菜给孩子们吃，并且让孩子参与其中。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迪亚拉的“免费午餐”项目停了，随后他帮学校弄了个食堂，付费请学校老师负责给孩子做饭。
同时，迪亚拉还帮助解决三村乡每一所学校的饮水问题，也帮助很多村子解决饮水问题。“说句玩笑话，这里4000多户乡亲可能不认识书记，但是一定都认识我。”迪亚拉自2002年开始在三村乡做项目，去过很多次，村里没有路他去帮忙解决，一个村子很长时间不通电他也去帮助解决。
迪亚拉说，只要有乡村医生在的地方，他都要去接触，发现什么就想办法去帮助解决。还有一些乡村医生没有诊所，迪亚拉就在红河州帮着乡村医生修了10个村卫生室。修好以后，至少提供基本的床、板凳、输液架、柜子、消毒锅等。“有些人可能会想，肯定得花不少钱，实际上真不花钱。”迪亚拉说，做这个项目之初，是发现乡村医生医术很好，但没有地方看病，甚至把自己的床当病床，就想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政府当时预算是10万元，可我的钱不够怎么办？我就跟村民沟通，告诉他们存在问题，我可以解决什么，老百姓可以做什么。于是就成了这样，我出材料钱，老百姓自己参与运输材料和盖房子。”
人物对话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深度人物：在红河这边做这么多项目，云南的村子一般又山高路远的，是否想过放弃？
迪亚拉：放弃到从未有过。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黑蒙自人，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有点困难也不怕。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不被人理解。不被理解那我就坚持干，坚持这么多年，他们也看出来了，迪亚拉要做的事情不管能不能被理解，都不会放弃。我是学中医的，《黄帝内经》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以我是不怕的。
深度人物：“黑求恩”这个称呼似乎正在取代你的名字？
迪亚拉：我自己是这样看的，一方面可以接受，一方面不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是因为白求恩是非常伟大的医生，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这是我不能相比的，我不配这个称呼。可以接受，是白求恩是学西医的白人，用西医的知识在中国救死扶伤。我是黑人学中医的，也是在中国用中医为老百姓服务。
深度人物：在公益身份之外，你也是一个父亲，需要养家，两个身份会有冲突吗？
迪亚拉：我的朋友比尔现在回比利时了，还是做志愿者。说实话公益这一块，做很久确实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尔就是先回比利时挣点钱，又出来做志愿者，我有几个朋友都是这样，有些有自己的企业来支撑。
本报记者谭江华/文刘筱庆/摄首席编辑鲁朵雅
【春城晚报·深度人物/主编黄娅黎温星邓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