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1902～1931)
姓赵，名平福，后改名为平复。柔石是其笔名。浙江省宁海县人。1902年9月28日生。父亲开小店谋生。因家境困难，柔石10岁才入学。1917年赴台州,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不久退学,在家自修。1918年秋，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柔石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晨光社,从事新文学活动。1923年师范毕业后,在慈溪等处任小学教员,并开始创作。短篇小说集《疯人》于1925年在宁波自费出版。内容以恋爱为题材，多为身边琐事的描绘和个人情绪的抒发。同年春赴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常听鲁迅讲课。年底回浙江在镇海中学当教员,后任教导处主任。在这期间,他写了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对知识分子的脆弱徘徊有所批判，但调子低沉。1927年春,北伐军占领浙江,他回到故乡，创办宁海中学，并任县教育局局长。1928年5月参预宁海亭旁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宁海中学被解散，柔石避居上海，开始结识鲁迅。1929年1月,为《语丝》编辑。在这之前，和友人设立朝花社,在鲁迅领导下,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版画和北欧、东欧的文学,先后出版《朝华》周刊20期、旬刊12期、《文苑朝华》5册。1930年春，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柔石为发起人之一。接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基本成员之一,先被选为执行委员,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代表“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二月》（1929）和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1930）。《二月》以主人公萧涧秋来到芙蓉镇的遭遇，反映20、30年代找不到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徨，表现他们在与旧社会冲突中的悲剧性格，小说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显示出柔石在创作上的才华。《为奴隶的母亲》的创作，表明作者正努力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臻成熟。它通过浙东地区流行的“典妻”制度，在朴素的白描中塑造了穷苦妇女春宝娘的鲜明形象，控诉了封建主义的野蛮、残酷，读来令人怵目惊心。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深夜,柔石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
殷夫
殷夫(1909-1931)，姓徐，名孝杰（一说原名徐祖华），字柏庭，，笔名白莽，浙江象山人，中国现代诗人,“左联”五烈士之一，现代“普罗诗歌”(无产阶级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人。殷夫早期诗作多为吟咏爱情、呼唤光明之作，充满青春的浪漫和幻想。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后，殷夫的诗风为之一变，他创作了一批境界阔大，格调雄浑的“红色鼓动诗”，代表作有《血字》组诗、《五一歌》等。殷夫牺牲后，鲁迅为他的诗集《孩儿塔》作序，对其诗篇作了很高的评价：“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主要作品有诗集《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一百零七个》等。
1910年生于象山县环珠乡大徐村。殷夫从小受到比较好的家庭教育，1923年殷夫13岁，被他大哥徐培根（当时是上海驻军一名国民党上将，后任航空署署长）接往上海用徐白的名字先后就读于民主、浦东等中学。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殷夫因一个“獐头小人”的告密而被捕囚禁3个月，险遭枪决。后来由他的大哥徐培根托人保出。1928年秋，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再次逮捕，后由大嫂张芝荣托徐培根在上海的熟人保释。1931年1月17日，殷夫应约赴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因叛徒唐虞告密，他与柔石、胡也频、冯铿等11人一起被英国巡捕房捕去。2月7日夜，殷夫、胡也频、柔石、冯铿、李求实等5位左联作家，被暗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围墙外的一个荒场上。
殷夫的大哥徐培根和三哥徐文达都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他俩（特别是徐培根）总是希望以自己的模式来塑造殷夫。殷夫原本似乎更容易在那个时代获得安逸、功业和名号，但是他终究辜负了大哥的一片心意。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创作新诗抨击封建礼教，高三那年秘密加入了共青团，几个月后又转为中共党员。
殷夫倔强地抛开个人情感，毅然同大哥和三哥决裂。他在四一二政变两周年之际，写下了《别了，哥哥》一诗。
《别了，哥哥》系组诗《红字》中的一首，作于1929年“四·一二”两周年的那一天，它是诗人与自己所属的有产阶级告别的宣言。殷夫的哥哥徐培根当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后官至航空署长，殷夫曾两次被捕，都是他保出来的。这首诗没有当时的许多“普罗诗歌”标语化、口号化的通病，而是一首能够从情感上打动读者的诗篇，其动人的力量主要来自于诗人把“手足之情”与“阶级仇恨”两种对立情感交织在一起表现，对这种复杂情感状态的把握，使诗篇拥有了某种“人情味.
胡也频
胡也频（1903—1931），现代著名作家。福建福州人少年时代曾当过学徒，１９２０年就学于上海浦东中学，后入天津大沽口海军学校。１９２４年起开始文学创作。１９２８年在上海主编《红与黑》杂志。１９３０年在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同年因宣传文学革命被迫离校回到上海，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是左联五烈士之一。他在小说、诗歌、戏剧创作上均有建树。其早期小说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后来的小说多反映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农村的愚昧落后，农民的悲惨人生；描绘知识分子的爱情、苦闷与追求。有短篇集《圣徒》、《星期四》等；戏剧集《鬼与人》、《别人的幸福》；牺牲前创作的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面前》充满革命热情，标志着其创作的新发展。现有《胡也频选集》行世。
冯铿
（1907年10月10日—1931年2月7日），广东潮州人。出身于贫穷的教师家庭。1926年毕业于汕头左联中学，在乡间小学任教。1929年春到上海，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930年加入“左联”，并于同年5月与柔石等代表“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初与柔石、胡也频、李求实、白莽等人同时被捕，2月7日牺牲于龙华狱中。
1925年开始发表习作，1928年以前多写抒情小诗。此后的创作题材从一般知识青年的恋爱生活扩大到震憾人心的历史事件。作品热情地描写红军战士、工农群众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历程。由于她所处的政治环境及其他一些原因，直到1986年才出版了她唯一的著作集《重新起来》。
自幼酷爱文学，16岁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在汕头友联中学读书时，追求真理，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选为岭东学联代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她女扮男装匿居汕头郊区一农会会员家里。1928年在当小学教员期间，接触社会，了解民情，逐步懂得民众是革命力量的源泉。1929年5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左联作家联盟，利用探讨文艺的机会，帮助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3月，她代表左联出席在上海秘密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6月后，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她是职业的革命者，业余作家。一生以创作小说为主，也写诗、散文和独幕剧。1928年在乡村匿居期间写的中篇小说《重新起来》、《最后的出路》，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妇女所受的压迫，指明妇女只有投身革命斗争求得自身的解放才是最后的出路。又根据苏区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写出《马英日记》、《红的日记》直接反映和讴歌了红军。另外，她在诗集《春宵》、短篇集《铁和火的新生》短篇小说《遇合》等作品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期望。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饭店参加党的会议时不幸被捕。1931年2月7日被杀害于龙华。时年25岁。她成为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左联在《为纪念被中国当权的政党――国民党屠杀的大批中国作家而发出的呼吁和宣言》中说：“冯铿是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
作品有：
《重新起来》（作品集）1986，花城
《晨光》（作品集）柔石、冯铿遗稿，鲁博编，1986，书目文献
李伟森（1903—1931）
李伟森：1903年生，原名李国纬，又名李求实，乳名伟生，笔名李伟森,湖北武昌人。“五四”运动时，以十六岁的青年，领导了武汉学生运动。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参加京汉铁路“二七”工人大罢工。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1926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后调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春到上海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主编5月创办《上海报》。同年，翻译作品《十年来之俄罗斯》、《俄国革命画史》、《动荡中的新俄农村》等相继出版。1929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并参加“左联”工作。1930年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左联成立后，与柔石、胡也频共同负责培养工农通信员工作。1931年1月17日被捕，和同一时期先后被捕的23位中共党的干部和左翼作家一同囚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在敌人狱中，坚贞不屈，同年2月7日，他和23位同牢战友同时惨遭杀害。
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李伟森和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5位左翼作家，同年4月，左联编辑出版了机关刊《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被难同志传略一·李伟森》，以示抗议和纪念。同年10月，日本四六书院出版纪念5位中国左翼作家的专集《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卷首有李伟森、宗晖、冯铿、殷夫4位烈士的肖像。
左联五烈士牺牲后，鲁迅对他们的牺牲感到无比悲愤。在得悉噩耗时，他写了悼念文字，指出他们以鲜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又说：“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事隔多年以后，又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年)、《白莽作〈孩儿塔〉序》(1936年)等文，赞扬他们的为人，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
多伦路左联五烈士铜像
纪念馆内左联五烈士像
八十年，再回头看“左联”的岁月，激扬的文字背后是怎样的青春理想、怎样的愁情恩怨，再清晰都只是轮廓了，当事人的一腔热血无从再现，这抑或是文字的无奈。
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的一间大教室里，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正式成立。北平、天津、保定、青岛、广州等地和日本东京也成立了“左联”的组织。据“左联”研究专家姚辛考证，上海总盟和各地分盟的成员先后约有580人。
“左联”成员中作家众多，作品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鲁迅的杂文，瞿秋白的苏联文学翻译，田汉、洪深等人的戏剧，茅盾、丁玲、张天翼等人的小说，阿英、冯雪峰、胡风、周扬等人的评论，任钧、蒲风、田间等人的诗歌，夏衍、阳翰笙、凌鹤等人的电影文学剧本和影评。上海等地出版的左翼刊物如雨后春笋，据史料统计约有96种，主要的有《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月刊、《北斗》等。1936年春，“左联”自行解散。
评论界普遍认为，左联虽然仅存在六年，但它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至少在中国文坛上可说叱咤风云。时至今日，80年了，再来看左联，有了更多的意味。许多影响深远的文坛论争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许多绵延至今的恩恩怨怨也是在这个时期埋下的种子，这是一段充满激情、充满矛盾、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本文撷取若干细节和某些瞬间，向人们展示以笔为戟去战斗的左联战士们柔情的一面。
柔石：二月徘徊者
硕圆镜片后，一双眼睛瞪视着，和他坚毅瘦硬的脸部映衬。人们知道的柔石，大抵是“烈士的柔石”，革命的、热血的、是真的猛士；而柔石作为作家的身份，连同他的多愁善感，却正在被淡忘。
柔石本名赵平福，1902年出生在浙江省乡村小店之家。柔石幼年孱弱，十岁方就学，但秉性聪颖、兴趣广泛，对文学、书法、音乐、集邮等都有爱好，各课学业出类拔萃。1917年于县城正学小学堂毕业后，考至台州省立第六中学，因嫌学校学费昂贵而且办理不善，退学在家自修。翌年考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夏沔尊等进步名士。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一师学潮”，给柔石以极其深刻的思想影响。之后，柔石参加了该校进步人士潘漠华、冯雪峰组织的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923年，柔石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应聘在杭州应家任家庭教师半年，第二年赴慈溪普迪小学任效，课余从事小说创作，于1925年元旦自费出版第一部小说集《疯人》。同年2月，赴北京大学作旁听生，专修哲学、英文两课。当时，鲁迅正在北京大学兼“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课，柔石常去听课，课余仍从事创作，四幕喜剧《人间喜剧》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3.18”惨案后，黑暗的现实使他的民主思想进一步发展，散文《诅咒》以及长篇小说稿《旧时代之死》均写于此时。
1928年春，柔石被举荐为县教育局局长，他为争取宁海中学“立案”并集资重建被台风摧毁的新校舍而四处奔走。至5月，共产党地下组织在亭旁(现属三门县)发动农民暴动，很快就被政府当局镇压。当局遂强迫解散学校，追捕革命师生。柔石当时虽不是共产党人，但主动掩护暴动者脱险，亲自护送县委书记杨毅卿去乡下岳父家隐蔽，使其脱险离开宁海。6月，柔石亦离开家乡去上海谋生，经王方仁介绍结识了鲁迅先生。从此，柔石的思想和创作深受鲁迅的影响，出版了《三姐妹》、《旧时代之死》、《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四部中篇小说和大量译著。是年冬，在鲁迅的领导下创立“朝花社”，发行《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花》诸刊物，并担负编校印发的重任。1929年1月，辞去《语丝》编辑后的鲁迅，又推荐柔石为《语丝》助编。
1930年2月，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鲁迅、柔石均为其中发起人。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柔石参加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后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5月，由冯雪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写成题为《一个伟大的印象》的通讯，刊在《世界文化》第一期上，报道了大会实况，倾注对胜利的向往和革命根据地的热爱。
柔石是年轻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勤奋的作家。柔石说：“文学是人生与社会的记录。”在他不长的生命旅程中，著书甚富，有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报告文学、戏剧等等。据统计，柔石刊行的创作和译作约计一百十八万字，尚有未发手稿二十二万字，共计作品一百四十万字左右。半个多世纪以来，其作品相继被译成日、英、法、俄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其中，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曾使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赞叹：“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
确立柔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地位的，是他的中篇小说《二月》。小说写于1929年1月，同年11月经鲁迅介绍由春潮书局出版，并为之撰写《小引》。《二月》是柔石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一部，小说男主人公萧涧秋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形象。鲁迅在《小引》中曾精到地分析这个孤零地徘徊在人间者的矛盾性格：“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有评论认为，《二月》是柔石的自传体小说，而小说中男主人公萧涧秋的原型不是别人，正是柔石本人。
宿命般，同样也在早春二月。1931年2月7日，柔石因叛徒出卖被当局秘密杀害，他的人生历程被残酷地定格在29岁，龙华成了他永久的归宿。
殷夫：“别了，哥哥”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
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
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
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
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这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于“四一二”大屠杀两周年之际，和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大哥彻底决裂写下的诗作《别了，哥哥》，字里行间显露着一个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在亲情与信念两难抉择中的勇气和决心。
殷夫自幼聪慧颖悟，在家排行最末，备受宠爱。因少年丧父，长他15岁的大哥给予其父辈般的照应呵护。他勤奋好学，擅于诗文，为了让他学业有成，光耀门楣，1924年大哥送他赴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民立中学、浦东中学。目睹帝国主列强在十里洋场飞扬跋扈，军阀统治腐败无能，百姓饥寒交迫，他很快便违背了大哥“专心念书，别管闲事”的告诫，加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
殷夫第一次入狱关押了三个月，险遭枪决。在狱中，他将自己被捕的经过写成长篇叙事诗《在死神未到之前》，表现出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革命的本身就是牺牲，就是死，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枪下走奔……在森严的刑场上，我们的眼泪决不因恐惧而洒淋！”殷夫出狱后，大哥一直把他软禁在身边，不断督促他专心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同济大学。当时的同济大学是德国开办的一所贵族学校。大哥满心希望通过西方贵族式教育感化殷夫。殷夫表面顺从埋头苦读，却瞒着大哥从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步文艺书籍中汲取丰富的知识。1927年秋，他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仅用了半年就能阅读、翻译德文原著。还掌握了英语、俄语，为以后的译著，打下基础。大哥要出国了，临行前，再三叮嘱他，要安分守己，好好读书，并许诺将来送他去德国深造。可殷夫坦率地回答：德国我是不去的，要去就去莫斯科。大哥奈何不得，只能嘱咐妻子，千万别让殷夫出去“惹事生非”。
1928年秋，殷夫因参加革命活动又一次被捕。大嫂闻讯后，急忙托人将他保释出来，带回老家。是小姐姐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暗中帮他潜离家乡重返上海。殷夫没有回同济继续学业，而是毅然决然地摆脱了大哥为他精心安排的贵族生涯。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后，找到了党组织，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殷夫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大哥曾力图以学而优则仕的思维模式为他铺设了一条通往上流社会享受荣华富贵的坦途。然而，对真理的渴求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使他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人生路。出于同胞手足之情，大哥给他发去一封封信，劝他放弃危险的工作。为此，殷夫写下《别了，哥哥》这首诗。诗中真诚地感谢大哥对他多年的养育之恩，同时，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向大哥作最后的告别。
失去了大哥的经济资助，殷夫并不沮丧，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殷夫开始翻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传记及作品。他根据德文版的《彼得菲诗集》中一首“格言”，翻译成被人们广泛传颂的四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1929年夏，殷夫在组织丝厂工人罢工斗争中又一次被捕。他没有告诉家里，自己设法出狱了。此后，殷夫的主要任务改为负责编辑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和外围刊物《摩登青年》。左联成立时，殷夫又是发起人之一，他创作的许多“红色鼓动诗”发表在《拓荒者》、《萌芽》等左联机关刊物上：《血字》、《让死的死去吧》、《我们》、《五一歌》、《巴尔底山的检阅》、《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等等。
得知殷夫数次被捕，处境艰险，大哥又气又急。1930年春，殷夫收到大哥寄来的一封措词强硬、威严的“哀的美敦书”，责备殷夫一再欺骗他，对他“完全没有信用了”，设想殷夫看了信后也许会忏悔，岂知事与愿违，殷夫以一封公开刊登在《拓荒者》上的《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阐明自己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信中写道：“我和你相互间的系带已完全割断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的任何妥协、任何调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只因为我和你是两个阶级的成员了。我们的阶级和你们的阶级已没有协调的可能，我和你也只有在兄弟地位上愈离愈远，在敌人地位上愈接愈近的了。”
1931年2月7日，殷夫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他短暂而壮丽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豪迈誓言：“死去！死是最光荣的责任，让血染成一条出路，引导着同志们向前进行！”那时，他年仅21岁，是左联五烈士里最年轻的一个。 白薇：悲剧爱情生涯 1926年4月，知名文学评论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专门介绍了两位女作家，一位是当时“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另一位则是当时“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陈西滢认为白薇是“突然发现的新文坛的一个明星。”此后，左翼文坛作家阿英称她是“现代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最优秀的戏剧家”，阳翰笙则说：“在左翼女作家中她堪与丁玲比肩”。
白薇姿容清丽、雅逸脱俗，且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但她的感情生活却始终与苦难、不幸甚至屈辱连在一起。
逃离包办的婚姻，被婆婆咬断脚筋，独自游荡在日本，在那里做过佣人，经济的压力让她体弱多病以及精神抑郁。总算，在30岁这年，白薇邂逅了心爱的人——诗人杨骚。
杨骚是福建漳州人，爱好诗文，有名士之风，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杨骚比白薇小六岁，被她称呼为弟弟。白薇爱上了杨骚，那么透明、赤诚，无所保留。“两个寂寞而狂热的灵魂，终于像暴雨中冲出的两股闪电，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可是，时间久了，在白薇近乎窒息的情感压力下，杨骚开始逃跑了。杨骚逃到了杭州,白薇追来了；杨骚又逃回到漳州老家,白薇的信件追来了；接着,杨骚逃到新加坡做了一名穷教员,白薇的信依然追来了。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白薇的精神快要崩溃在这种无尽的情感折磨中。
1927年,他们终于在上海重逢。白薇的创作也进入黄金期——剧本《打出幽灵塔》、《革命神的受难》、《炸弹与征鸟》，小说《接江》、《爱网》、《天地之死》，自传体长诗《琴声泪影》，多幕剧《蔷薇酒》、《莺》，独幕剧《姨娘》等相继发表。但白薇与杨骚的感情生活，却时晴时雨，时冷时热。白薇自己形容“如鬼影子似的冲来撞去”。这种生活一直维持到1934年夏，他们终于分手了，一本《昨夜》的情书集子是他们感情的交代。
白薇被这段感情折磨得心力交瘁。不久，白薇发表了她的一部约4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在《自序》中，白薇称这部小说“是用速写，用素描，用大刀阔斧，真实地，纯情地，热烈地，赤裸裸毫不掩饰地记录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人生’。是比暴风雨中的梨花更悲的事实，是地狱里苦痛的灵魂的呼声；是绘画，也是诗，是思想不同的青年男女的风流账；也是时代的产儿的两性解剖图，是典型的个性清楚的轮廓。也是工作和爱情深刻的矛盾，是整个半殖民地的动荡，和殖民地化的民族性的淡写，也是一个想前进的真诚热情的女子真情忏悔录。”
通过《悲剧生涯》可以看到白薇在恋爱和生存环境中挣扎的痕迹，也可以窥视到她文学创作的艰难历程以及在时代剧变中的不懈追求。据有关资料称，当时白薇是饱蘸泪水，忍着痛苦，支撑在病榻，同时把稿纸铺在膝上、墨水瓶挂在颈上，用4个半月时间写出来的，其间还历经了一场生死考验。她自己说常有“书不成而身先死”的恐怖相伴。
这本书1936年由上海生活书屋出版，它也成为人们解读白薇人生的一把钥匙。
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时任《新华日报》记者的白薇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家战地访问团的杨骚在重庆相逢。这次邂逅，杨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也有朋友从中说项，希望他们恢复关系。但这次白薇终于说了“不”。她在给杨骚的一封信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你变好了，固然是一种无上愉快，与我和你再好起来却简直是两回事。天下没有能重圆的破镜，纵使巧为配合，裂痕终归显然。面对裂痕，看那恐怖的乱影交错，我将永远害怕……完了的就不追悔，这是我比你干脆些；缠绵于不可挽回的旋涡中，尽做迷梦，你许比我情长些。情长用在恰好的时候，那是一种伟大，但用在好事不成的时候，便是愚蠢的费力，徒深化这出闹不清的悲剧。悲剧，我演够了，再也不愿做悲剧的主角了。”从中不难读出白薇“哀莫大于心死”的内心道白。
自从与杨骚分手后，白薇始终过着独身的生活直到辞世。
上世纪40年代，诗人任钧对白薇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评价：“白薇是‘五四’以来我国文坛上寥寥可数的女作家之一，为人刚直，富于正义感，写作极多，且雷名重一时，当为一般中年读者所记忆。惟十数年来，她又病又穷，真是潦倒不堪，但她的生之意志，却始终如火似铁，还是照样昂然地活下去！这是何等毅力！何等气魄！何等难能可贵啊！我常想：纵然女作家白薇在这10多年来，未曾写出一个字半个字，也毫无关系，无须惭愧，因为她的生活，她的意志，就是一篇血泪凝成的‘杰作’。” 摘编自《左联五烈士传略》、《左联画史》等 2010年3月13日 文汇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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