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红七军的伤口
——写在百色起义80周年之际
王布衣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红七军诞生。硝烟散尽，细数当年的红七军领导人，政委邓斌（邓小平）几次“逃兵”事件，在历史上留下悬疑；总指挥李明瑞枉遭冤杀，师长韦拔群、师政委陈洪涛被叛徒出卖，前者惨死、后者被捕壮烈牺牲；师长李谦战死沙场，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三次被撤职处分；坚持立三路线的中央特派员邓岗（邓拔奇）、与前委书记陈豪人（陈导民）先后在离开红七军之后被捕牺牲，红七军参谋长（后任军长）龚楚，叛变投敌......这些是红七军至今依然淌血的伤口，是挥之不去的永远的痛。
伤口之一:邓小平逃兵事件
红七军老同志、装甲兵司令莫文骅中将曾经写信给中央，揭发邓小平的逃兵问题。曾任红七军军长、广西省政府主席的张云逸大将在回忆录中，谈到邓小平关键时刻“中途离开”。在文革初期，红七军老同志、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上将在区党委大院贴出大字报，也是揭发邓小平在革命紧要关头逃离革命队伍。
1929年,在百色起义前夜，中央电召邓小平回中央汇报，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平兄（即邓小平）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这是对邓小平的指责，其实邓小平在第一次回上海，当时正值起义前夕，形势如箭在弦上，邓非要在节骨眼上离开，一种说法是邓的妻子要生孩子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承认了此事。生老病死四件大事中，生是头等大事，既然中央电召，他就顺便回上海看老婆孩子，公事私事一块办了。有人质问说，你有老婆孩子，别人就没有吗？都跑了？起义怎么办？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借邓小平之口反击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自己悄悄走了的，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红七军全州会议之后，邓拔奇和陈豪人离开红七军回中央汇报，途中邓拔奇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3月底，任省委委员。他经常往来于梧州、贵县、南宁、百色一带指导工作，并主持出版《广西红旗》周报。1932年春，到东江特委参加武装斗争。同年10月10日在大南山根据地田乾村召开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时，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四面包围，突围时牺牲。陈豪人后来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后到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秘密工作，1940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陈豪人从事地下党活动，去向自然不便透露，“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最正常不过了。）
邓小平第二次离开红七军，是红七军奉命北上途中，两个师整编成两个团，张云逸和李明瑞各领的一个团被打散之际。邓小平1968年6月20日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伤口之二：李明瑞惨遭冤杀
李明瑞是桂系虎将，北伐时期威名赫赫，后反桂拥蒋，又反蒋起义，成为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按照红军惯例，党指挥枪，当时李明瑞这个总指挥 空有其名，没有军权。（后来他才入了党。）中央特派员邓岗等人，对于这个广西著名的“反骨仔”，一直是控制使用的。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李明瑞任过红三军团的河西总指挥，打过漂亮的胜仗，指挥过被当作AB团而被中共中央收拾了的红二十军。李明瑞难脱干系，被逼得走投无路。据说是刚萌生出反水的想法，就被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派在特务连里的警卫员就地给正法了。根据《张云逸回忆录》记载："新任红七军政委葛耀山同志，他对当时担任红七军军长的李明瑞同志更加不信任，经常采取错误的方式来恐吓，在这种情况下，李害怕了，跑到第六连说，我们这里搞不好，还是到广东边界去打游击吧。......。那时，第六连连部住在一个小楼上,龙腾云同志拿着手枪指着李明瑞说,今天你搞反革命活动,现在宣布扣留你,送到军部去。李明瑞乘龙不备夺龙手枪，双方扭在一堆堆，后来李一脚把枪踢开，跑下楼来，六连的警卫员马上追赶，把李明瑞打死。”红七军老同志、韦杰中将回忆他曾替李明瑞收尸。关于李明瑞之死，有好多版本，《龚楚将军回忆录》又有不同的说法。虽然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李明瑞是被自己人冤枉杀害的。
伤口之三：韦拔群之死
韦拔群是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早期农民运动三大领袖之一（另外两个是毛泽东和彭湃。）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曾红七军第三纵队纵队长、二十一师（后改称右江独立师）师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韦拔群烈士死得更惨，他是被自己的堂侄韦昂枪杀，被自己的警卫员割下头颅的。韦昂被国民党抓住之后，严刑拷打之下并没有屈服，后来是他的秘密自首的小老婆劝降的，韦昂在山洞里打死了韦拔群之后，又用枪逼着韦拔群的警卫员割下师长的头颅，然后向桂系邀功请赏，韦拔群的头颅被挂在城墙上。
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也是被叛徒出卖被捕，壮烈牺牲。出卖陈政委的叛徒王殿业，是中共的一个支部书记。
在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之后，韦拔群带着只有一百多人的21师坚持斗争，发展到2000多人。当时国军第七军廖磊残酷围剿这只部队，“石头过刀”，并高价悬赏师长韦拔群和政委陈洪涛的头颅。韦拔群的妻子怀孕了，韦拔群认为艰苦的条件下孩子出生不利于养育，更不利于战斗，劝妻子把孩子打掉。这个消息被传了出去，有人误以为拔哥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后来经过支部几次讨论，韦拔群决定打死妻子，重聚人心。这件事情，桂系大肆宣扬说共匪韦拔群手段残忍、丧失人性。这也是一个永远的伤痛。
伤口之四：李谦之死
李谦（李隆光），湖南醴陵人，他是中共领导人李立三(李隆郅)的亲弟弟。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任营、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29年5月回国后被派往广西工作，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后任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红七军第一纵队纵队长、二十师师长。由于红七军被迫执行错误的“立三路线”，红七军越打越少，整编后任营长的李谦在梅花岭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邓小平政委说，李谦不谦啊！
伤口之五：雷经天数次遭贬
雷经天（雷荣璞），曾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任广西省农民协会主任，与陈豪人、张云逸等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任中共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中共右江特委书记。1930年因在根据地建设中执行富农路线和生活腐化等错误，被由邓小平负责的红七军前委撤职，后在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上反对红七军北上被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开除党籍。雷经天第一次被撤职，罪名是“富农路线和生活腐化”，却无事实依据，所以后来平了反。其实他的真实罪名是地方保护主义。他反对北上，觉得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是错误的，一直极力反对，所以被数次处分。
在红七军北上转战千里时，他留在右江根据地的怀孕的妻子杨金梅被国民党逮捕，宁死不屈，惨遭杀害。
1931年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上被恢复党籍。不久，在中央苏区的肃反中，被诬为改组派，再次被开除党籍。长征时，雷经天被分配到红军干部团当伙夫，背着政治黑锅的雷经天，还得天天背着大铁锅行军，为大家烧水做饭。他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离开队伍。”他忍辱负重，走完了长征。
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经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重新入党。
伤口之六：龚楚叛变
龚楚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带领队伍到了在井冈山根据地。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他化名龚鹤村，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做俞作柏的工作。省府从梧州迁往南宁后，又改任船务处处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中共对俞、李的策动主要是龚楚来做的。
1929年12月1I日，龚楚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龚楚）。在梅花岭突围中，龚楚脚被打断，留在地方养伤。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马上就被派任红12军34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到职仅七天，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七军的军长。后来，龚楚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去了军长的职务。
1933年5月下旬，由周恩来主持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根据《龚楚将军回忆录》说，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杨遇春是江西瑞金人，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红军独立师师长，曾是龚楚的老部下，因家庭被清算，投降国军，后入军统。
龚楚叛逃投敌，主要因为对苏区肃反和滥杀无辜现象触目惊心，李明瑞之死又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他对自己早年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今天，在红七军伤口上撒盐，虽然有些残忍，但是盐水可以起到消毒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