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业八年（西元612年），由来护儿率领的隋军从水路直扑高句丽的都城平壤。目前，我发现大家在论及此战时，均按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记载：
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帅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护儿欲乘胜趣其城，副总管周法尚止之，请俟诸军至俱进。护儿不听，简精甲四万，直造城下。高丽伏兵于罗郭内空寺中，出兵与护儿战而伪败，护儿逐之入城，纵兵俘掠，无复部伍。伏兵发，护儿大败，仅而获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高丽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陈待之，高丽乃退。护儿引兵还屯海浦，不敢复留应接诸军。（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这段内容是其参照《隋书》和《隋季革命记》中的相关记载而写的。
《隋书》所载比较简单：
辽东之役，护兒率楼船，指沧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乘胜直造城下，破其郛郭。于是纵军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击之。护兒因却，屯营海浦，以待期会。后知宇文述等败，遂班师。（见《隋书》卷六十四）
《隋季革命记》没有传下来，但是司马光可以看到，他在《通鉴考异》中有多处引用。《资治通鉴》中称来护儿率领四万精兵进入平壤城，遭到丽军伏击，最后只有数千人逃了出来，便是出自该书。原文已看不到，只能期待考古发现。
《隋书》是唐太宗下令修撰的，主编是魏征。《隋季革命记》的作者是武则天时代的杜儒童。在写这段历史时，司马光还可以参看《北史》，该书有截然不同的记载：
辽东之役，以护兒为平壤道行军总管，兼检校东莱郡太守，率楼船指沧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高丽主高元扫境内兵以拒之，列阵数十里。诸将咸惧，护兒笑谓副将周法尚及军吏曰：“吾本谓其坚城清野以待王师，今来送死，当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骁勇绝伦，率敢死数百人来致师。护兒命武贲郎将费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驰斩其首，乃从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斩不可胜计，因破其郛，营于城外，以待诸军。高丽昼闭城门，不敢出。会宇文述等众军皆败，乃旋军。以功赐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为杜城府鹰扬郎将，以先封襄阳公赐其子整。（见《北史》卷七十六）
《隋书》和《北史》中均提到了当时的高句丽王高元有一个弟弟率领敢死队与来护儿的部队作战，但是二书记载的名字不同，交战的地点不同，使用的战术不同，战斗的结果也不同，很有意思。《隋书》说他名叫“建武”。看过《唐书》中的《高丽列传》的人，或者对高句丽的历史比较熟悉的人，应该不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其王高建武，即前王高元异母弟也。（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
隋末，其王高元死，异母弟建武嗣。（见《新唐书》卷二百三十六）
既然这个“高建武”后来坐上了王位，就不可能被隋军杀死了，只能是他大破隋军了。看来这也正是司马光否定《北史》的原因，他在《通鉴考异》中说“北史云护破高丽，斩高元弟建武，因破其郛，营於城外，以待诸军。今从《隋书》及《革命记》”。从司马光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今本《北史》中的“高元弟建骁勇绝伦”一语似乎有问题，在“建”字和“骁”字之间好像脱漏了一个“武”字。如果是这样的话，《北史》中的记载就有问题了。但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司马光没有看仔细，把“高元弟建骁勇绝伦”误作“高元弟建武骁勇绝伦”了。事实上，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在已知的与这位高句丽王有关的资料中也有提到他单名“武”字的地方。例如：
其后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其王高武，立其侄藏为主，自为莫离支。（见《通典》卷一百八十六）
十一月甲申，帝为高丽王高武举哀于苑中，诏赠物三百，遣使持节往吊祭焉。（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
故高丽王高武早奉朝化，备展诚节，朝贡无亏，藩礼尤著。其臣莫离支盖苏文苞藏奸凶，奄行弑逆，冤酷结于遐裔，痛悼闻于中夏。（见《全唐文补编》卷二《贞观年中抚慰百济王诏一首》）
我认为，这位高句丽王的名字应以“武”为是，也就是说，“建”和“武”分别是高元的两个弟弟的名字，高建在与隋军的战斗中阵亡，而高武继承了高元的位子，《北史》中的记载没有问题。
《北史》的作者李延寿也参与了《隋书》的修撰工作，《隋书》在前，《北史》在后，因此在看过二书之后，许多人都会说《北史》中的隋朝部分全用《隋书》。其实不然，对于前者存在的错误，如果他发现了，就会在《北史》中予以纠正，本文所引内容便是。但是，很可惜，这一正确的记载被司马光否定了。
有证据表明，在上岸之前，来护儿的部队与丽军进行了多场水战：
周法尚为会宁太守，炀帝辽东之役，以舟师频战有功。明年，复临沧海，在军疾甚，谓长史崔君肃曰：“吾再临沧海，未能利涉，时不我与，将辞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毕而终。（见《册府元龟》卷八百九十五）
这段文字中无疑有脱漏，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在隋炀帝三打高句丽的战争中，周法尚一直担任来护儿的副手。一打高句丽，他们的部队渡海打到了平壤，也就是本文探讨的这一次。大业九年（西元613年），二打高句丽，按照计划，他们的部队是要渡海进军平壤的，但是行至东莱，得知杨玄感造反后，便回师平叛了，实际上未能参战。大业十年（西元614年），三打高句丽，他们的部队还是走海路，但是周法尚在渡海之前因病去世，其本人也就不可能参战了。由此可见，引文中提到的“炀帝辽东之役，以舟师频战有功”，只能发生在大业八年（西元612年）。隋军的船队遇到高句丽水师的抵抗是很正常的，对于这一点，大家应该不难理解。
击败丽军的水师后，来护儿的部队便登上陆地向平壤挺进了，在距平壤六十里处，遭遇大批丽军，《北史》称“高丽主高元扫境内兵以拒之，列阵数十里”，这无疑是李延寿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但是丽军的兵力庞大也是毫无疑问的。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来护儿的部将感到了害怕，但是来护儿笑着对他们说：“吾本谓其坚城清野以待王师，今来送死，当殄之而朝食。”论野战能力，丽军肯定不如隋军，但是仗着人多势众，又是主场作战，高元打算歼灭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高元的弟弟高建率领敢死队发起挑战，来护儿派儿子来整和虎贲郎将费青奴出战，将其杀死并斩下其首级。“虎贲郎将”在《北史》中作“武贲郎将”，这是为了避唐太宗的曾祖父李虎的名讳。高建“骁勇绝伦”，他的死，让丽军士气大降，兵败如山倒，来护儿的部队追杀到平壤城下并攻破外城墙。丽军在此战中被击毙和俘虏的人员不计其数。来护儿的部队在城外安营，等待其他部队的到来。高句丽人不敢在白天出城。
那么，来护儿的部队为何不对平壤城发起最后的攻击呢？
我认为，这与该部在隋炀帝一打高句丽的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有关。
《隋书》卷四《炀帝纪》云：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军集于涿郡。以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壬午，下诏曰：天地大德，降繁霜于秋令；圣哲至仁，著甲兵于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肃杀，义在无私；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版泉、丹浦，莫匪龚行，取乱覆昏，咸由顺动。况乎甘野誓师，夏开承大禹之业；商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永监前载，属当朕躬。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提封所渐，细柳、盘桃之外，声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远至迩安，罔不和会。功成治定，于是乎在。而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濊之境。虽复汉魏诛戳，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薮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剪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淫，亡征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慝怀奸，唯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垂，亟劳烽候，关柝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伐，已漏天网，既缓前擒之戮，未即后服之诛。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遂复夺攘琛赆，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遇祸。輶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烦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灾凶，比屋饥馑，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适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回首面内，各怀性命之图，黄发稚齿，咸兴酷毒之叹。省俗观风，爰屈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于是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今宜援律启行，分麾屈路，掩勃澥而雷震，历夫余以电扫。比戈按甲，誓旅而后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凡此众军，先奉庙略，骆驿引途，总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战百胜之雄，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吒则风云腾郁，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驭元戎，为其节度，涉辽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于遐裔，问疾苦于遗黎。其外轻赍游阙，随机赴响，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又沧海道军，舟舻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浿江，迳造平壤，岛屿之望斯绝，坎井之路已穷。其余被发左衽之人，控弦待发，微、卢、彭、濮之旅，不谋同辞。杖顺临逆，人百其勇，以此众战，势等摧枯。然则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天罚有罪，本在元恶，人之多僻，胁从罔治。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榇，弘之以恩。其余臣人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尧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福。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称朕意焉。
诏书中提到的“沧海道军”便是指来护儿的部队，除了这支部队走水路，隋军的其他部队都是走陆路，最后要“总集平壤”。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云：
七年冬，大会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兒，别以舟师济沧海，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期与大兵会平壤。
所谓“大兵”便是指那些从陆上向平壤进军的部队。我们由引文中可知，为抵达平壤的“大兵”提供补给便是皇帝给来护儿布置的任务。
当然，平壤城的防御能力也是需要考虑的。
《周书》中是这样介绍平壤城的：
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则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见《周书》卷四十九）
《北史》所记，与《周书》差不多：
其王好修宫室，都平壤城，亦曰长安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浿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见《北史》卷九十四）
很明显，《周书》和《北史》的介绍都突出了平壤城注重防御的特点。我认为，其防御能力不会因为外城墙被攻破而大大降低。
在隋炀帝一打高句丽的战争中，“平壤险固”还成为宇文述说服自己放弃进军平壤的一个理由：
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敝，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见《隋书》卷六十一）
述一日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见《北史》卷七十九）
事实上，高句丽对每一座城的城防建设都非常重视，丽军守城也是有些手段的。对此，隋军是清楚的。“本谓其坚城清野以待王师，今来送死，当殄之而朝食”，我们从来护儿的这句话中便可窥见一斑。
来护儿的部队深入敌境，以寡击众，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是敌人并未放弃抵抗，平壤城也还是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的，况且该部担负的任务是为抵达平壤的“大兵”提供补给，皇帝并未要求其单独攻占平壤城，所以保持已有的态势，等兄弟部队到位后，再会攻平壤城，便成为其最最正确的选择。
《隋书》卷四《炀帝纪》云：
七月壬寅，宇文述等败绩于萨水，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死之。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癸卯，班师。
一支由宇文述率领的隋军在距平壤城三十里处停止了前进的步伐，然后令人遗憾地选择了撤退，该部在西渡萨水时，后军遭到丽军的袭击，引起全军溃逃。萨水之败发生在七月壬寅（二十四日）。第二天，也就是癸卯（二十五日），隋炀帝下令班师，实际上宣告了一打高句丽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来护儿也只能选择撤退了。但是，他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所以在战后得到了皇帝的封赏。
来护儿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领：
护兒重然诺，敦交契，廉于财利，不事产业。至于行军用兵，特多谋算，每览兵法，曰：“此亦岂异人意也！”善抚士卒，部分严明，故咸得其死力。（见《北史》卷七十六）
他怎会做出“纵军大掠”之事呢？隋炀帝在战前关照众将“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天罚有罪，本在元恶，人之多僻，胁从罔治。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榇，弘之以恩。其余臣人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尧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福”，所以这种事情更加不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了。
所谓“纵军大掠”以及后面的“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击之。护兒因却，屯营海浦”都是反隋者编造出来的，并不存在，但是很不幸，这个传说被收进了《隋书》。
这场虚构的败仗在《隋季革命记》中更加详细了，一代名将来护儿也随之被丑化得更加厉害了。
《隋书》和《隋季革命记》中的传说被司马光采信后，来护儿就更加不幸了，因为许多研究历史的人好像只看《资治通鉴》。
在杜儒童之后的牛僧孺撰写的传奇小说集《玄怪录》中，有一篇《来君绰》，开篇交代故事背景，称“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又欲诛其诸子”，竟然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真的。我的天哪，就算相关资料太少，也不必如此饥不择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