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崇祯皇帝即位之初，果断斩除奸臣逆党，选择贤能之人组建新的核心人力资源团队，尽心尽力治理国家。在位十七年，不近声色，忧劳勤力，常常自警自励。曾经在朝廷上感慨长叹，想得到杰出人才，挽救明朝败局。可是他人力资源使用不当，军事上连年失败，到后来国运转移，遭遇身死国亡之祸。明史作者总结他的失败原因，其中一条是“用非其人”，把人力资源管理失误，当作崇祯皇帝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符合事实的。
崇祯皇帝一上位就着手清除魏忠贤逆党，撤除各边防重地的监军太监，并且规定，宦官没有命令不得出宫禁之门。太监监军是魏忠贤控制军队的重要手段，这些太监在军中，对军队各级将官的军事行为有极大的干扰牵制。这也是明朝末期，本来就将骄兵惰的军队，作战能力下降，在多处战场上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崇祯皇帝清除魏忠贤奸党，调回魏忠贤派往边防重地的监军太监，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是魏忠贤在他做信王的时期对他不礼敬，对他有过危害？是他看到魏忠贤专权，陷害朝廷贤能之臣，干涉边防军队，扰乱国家军政事务？或者是魏忠贤权力太大，于皇权不利？或者多方面原因兼而有之。如果是多方面原因，这其间深浅不一的国事原因成份居多，还是深浅不一的私心原因成份居多。
从后来崇祯皇帝重新实行太监监军这个做法，并且在大臣极力反对的情况下还强词夺理，执意派太监监军这个情况来看，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调回魏忠贤派往边防重地的太监监军，并非完全是认识到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所作所为，对国家有危害的原因而清除魏忠贤及其逆党。调回边防重镇的太监监军，虽然国事原因占主要成份，其间或多或少存在着私下的针对魏忠贤的心理因素。崇祯皇帝对魏忠贤的作为和太监监军这个做法对明朝政治体制的破坏，对明朝边防军事的破坏，似乎认识不够。如果他对太监监军危害国家军政，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他不会重蹈覆辙，更加不会过快地重蹈覆辙。
崇祯四年九月，宦官王应朝、邓希诏等又奉命监视山海关、宁远、蓟镇兵粮及各边防重镇的抚慰和赏赐。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十一月，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吴直监视登岛兵粮、海禁。群臣联合上书谏阻，崇祯皇帝不听从。当月，崇祯皇帝与大臣们在文华殿商谈军国事务。谈着谈着有人就提到了太监监军的事情，表示不支持这样做。崇祯皇帝说：“各位如果实心实意做事，朕又何需此辈。”有个叫李曰辅的人上书劝谏说：“陛下初即皇位时，把宦官撤回，现在又重新派出去。天下战乱频繁，选择将领才是首要的事情。现在不筑黄金台招请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一门心思地派出宦官，这对于治理时局的祸乱有什么补益呢？”崇祯皇帝一听这话就来气，随即给他降级处罚。
应该说，太监也是一种人力资源。对这种人力资源的应用，各个朝代，应用管理情况各有不同。同一朝代不同的时期，应用管理情况也各有不同。明朝初期是严令禁止太监参与军政事务的。明朝末期，到魏忠贤时却是太监权倾朝野。当然这二者对应的治乱情况也截然不同。
在熹宗时，魏忠贤派出的太监监军对边疆将领和部队有干扰。崇祯时，太监监军对边疆将领和部队就没有干扰了吗？崇祯皇帝应该是有过思考的，有了思考结果，还执意对太监这种人力资源进行错误的管理调度，不管前车之鉴。这完全可以说明，崇祯皇帝对太监监军的危害确实了解不够，认识不深。这也是崇祯当政时期，国家军事力量继续衰微，国家体制继续混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崇祯时期，战乱频繁，军事人力资源的应用十分重要。在清军兵临城下之际，清军统帅部设反间计，巧妙地让俘获的明朝太监得知假情报，然后假装防守失误，让太监逃脱。通过太监这个传话渠道，让崇祯得知并且相信这个假情报，把重要军事人力资源袁崇焕逮捕下狱，削弱崇祯军事团队的力量。更为不可理喻的是，袁崇焕下狱以后，魏忠贤逆党遗留下的人员和新产生的奸臣温体仁团伙，为达成小团伙利益，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定要置袁崇焕于死地。甚至想因着袁崇焕这个事情，“谋兴大狱”，牵出一些参与处理魏忠贤案的大臣，一并进行打击，从而为魏忠贤逆党报仇。崇祯皇帝竟然信任这些人，处死了袁崇焕，处理了参与处理魏忠贤案的内阁大臣钱龙锡等人，这无疑是崇祯皇帝自己破坏自己的团队人力资源。
崇祯九年九月，多处地方都有起义军。明朝廷又要对付清兵随时发起的战争，又要应付各地的起义军。兵部尚书张凤翼死去，崇祯皇帝觉得朝中在职大臣不足以担任兵部尚书一职，于是起用离职闲居的杨嗣昌。杨嗣昌上任以后，商议大举平定各地起义军。他建议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这四个地区为重点用兵方向，四个巡抚分别围剿本地区的起义军，而各自防守好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个关联区，这六个地区的巡抚分别防守好自己管辖的地区，而与相关联的地区协调围剿。称之为十面之网。总督、总理两个大臣，哪里有起义军，哪里起义军力量势力大，就去哪里征伐作战，不负责防守，专门进行征讨。如此以来，要增加十二万兵员才能满足战争需要。增加了兵员，随之要增加粮饷。杨嗣昌随之又提拱四条增饷策略：因粮，溢地，事例，驿递。
一：因粮。就是以之前的粮食定额，按一定比例加派税赋，每亩缴纳六合粮食，每担粮食折合银八钱，遭灾的田地不交纳，预计每年可得到1929000多两银子。
二：溢地。就是民间田地计量不准确的，重新核实，按新核实的田亩数量，确定税赋交纳数量，预计每年可以得到406000多两银子。
三：事例。就是富裕的人，交纳财物金钱成为监生，有效期一年。
四：驿递。就是以前驿站节省的银两，用二十万充作军饷。
杨嗣昌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同意。诏书中说：“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征集兵力不能平定战事，不增加赋税不能够供给士兵军饷。勉强按照朝廷的议论，暂时劳累民众一年，集中财力兵力平定战争。”
杨嗣昌作为崇祯皇帝依重的人力资源，尽心尽力出谋画策无可指责。但是他的策略实施结果，会产生对他自己关系极大的功罪，影响崇祯皇帝面对的战争的成败。崇祯皇帝时的起义军，起义的主要原因是饥荒，因为有些地方饥荒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还给皇上献出增收赋税的策略，这是一种让更多人饥荒，让更多人没法生存，逼迫他们投入到起义大军的策略。从长远看，不但无益于战争的平定，反而会使战争更加严重。可是提供策略的高级人力资源没有想到后果，最终决策的皇帝也没有想到后果。或者说想到了后果，没想到后果的严重性。或者想到了后果的严重性，没有想到其后果对明朝存亡的致命性。
杨嗣昌在实施十面之网战略方案的过程中，任用了熊文燦，熊文燦重抚不重剿，这与杨嗣昌以剿为主的十面之网方案，背道而驰。杨嗣昌没有及时调整用人失误，不断迁咎，不断失败。到后来，用于征剿的军饷，熊文燦却用于资助安抚。接受安抚的军队，不久又反悔。熊文燦消耗了兵力军饷，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但没有平定战争，反而使战争更加严重。崇祯皇帝用杨嗣昌，产生内阁级人力资源的应用管理失误。杨嗣昌下来又用熊文燦，产生将帅级的人力资源应用管理失误。这两种高级层面的人力资源应用管理失误，发现后都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而是到后来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才用刑法进行处理。人力资源管理失误应该在人力资源管理层面处理好，为什么一定要后果严重到进入法律层面才进行处理呢？
杨嗣昌上疏请罪，推荐人代替自己的职位。崇祯皇帝不允许，要他继续留任。明史评价杨嗣昌，虽然有才能，却喜欢事事自作主张，琐碎之事也亲力亲为。行军作战中他要控制指挥前方部队的进退，千里之外也要等待他的指令，不断遗误战机。崇祯十二年冬，左良玉追击张献忠，杨嗣昌命令他回军，左良玉没听他指挥。崇祯十三年二月，左良玉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在玛瑙山夹击张献忠，促成了玛瑙山战役的胜利。
杨嗣昌的十面之网策略，在熊文燦这方面没有成效，在左良玉等将领方面还是有成效的。从当时来说，压制了各地起义军，打击了起义军的主要力量。但是他的增税策略，到后来的确使民众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更加激起人们去加入起义军和组织发起新的起义军，使后来的战乱更加严重，这是崇祯皇帝所不希望看到的。可是崇祯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他，说明崇祯皇帝对他的策略及其实施后产生的后果都没有明察。玛瑙山战役后，崇祯皇帝论功行赏，加封杨嗣昌为太子少保。论功行赏是普遍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人人会做，但不一定人人都做得好。赏罚要严，赏罚要明，赏罚不严不明，反而引起军心混乱，军力下降。这一点，崇祯皇帝的先辈明太祖朱元璋本来有典范在前，可是崇祯皇帝广泛学习历史，深入思考历史成败得失，却没有把明太祖朱元璋人力资源管理的严明之处继承下来。
按照杨嗣昌的指挥调度，很可能没有这次胜利出现。再者，杨嗣昌不是一般的将领，一战打胜就可以论功行赏。他是十面之网策略的总负责人，必须要这个策略总体胜利，不带来严重后果才算成功，才可以论功行赏。虽然从短期来说，他的十面之网策略，是个取得了一定绩效的策略，但是从长远来说，他的十面之网策略中的增税部分是遗祸很大的做法。对这个有短期绩效却遗祸后来的策略，应该进行辩证的论功行赏和论过行罚，不应当仅是进行简单的论功行赏。应当公正严明地赏其绩效，罚其后果。当然，如果在事前就充分发挥可以参与机密的人力资源，评估好增税的后果，对这个策略的增税部分进行论证修正，使这个策略较为完善后再执行就更好了。
崇祯皇帝是个尽心尽力于国事的皇帝，他应用了大量才华非凡的人力资源，可是这些人力资源，又在朝廷的帮派斗争中被牵制，到后来，因为一时一事的失败，就因为朝廷的帮派斗争，冠勉堂皇地以国法军法的名义被判处囚禁、判处死刑。崇祯皇帝处死的边防总督，兵部尚书，多数都是如此。但是崇祯皇帝手下柱石级的人力资源孙承宗、卢象升没有被判处死刑，他们为什么也没有成功挽救明朝的危局呢？
在熹宗时，孙承宗一开始就是带着大学士和兵部尚书的身份主持边防军务的。在任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立车营十二个，水营五个，火器营二个，前锋后劲营八个，制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盾牌等军事器具数百万，开拓疆域四百里，开垦屯田五千倾，一年收入十五万。绩效十分显著。由于他不答理魏忠贤的拉拢，虽然他身份地位高，又给皇帝讲过课，还是处处被制约，后来只好请求辞职。
崇祯皇帝即位，兵部尚书王在晋极力阻止他复出。崇祯二年，清兵入侵，明朝都城危急，朝廷大臣们请求召回孙承宗，才得以复出任职。孙承宗临危受命，连夜检查城防，布置巡逻防卫。对护卫京城的外围城镇兵力进安排调遣。直到最后恢复被清军占据的四座城镇，然后又巡防辽东军务，积极备战，时隔不久，又被牵制排斥。
崇祯十一年，孙承宗早已辞职家居。清军深入内地，攻到孙承宗的老家高阳，他率领家人参与守城，城破被俘，望着京城叩头后，上吊而死，死时七十六岁。他的儿孙，侄儿侄孙大多战死。督师宦官高起潜把孙承宗的情况上报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嗟叹哀悼，命令主管部门从优抚恤。当权者杨嗣昌、薛国观等暗中阻止，只恢复原官，给予祭葬了事。福王时，才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象孙承宗这样军事绩效明显，很可能成为明朝中流砥柱的人力资源，多次无奈辞职，而皇帝又在临朝慨叹，思得良将而用之。为什么让他多次受排斥而辞职呢？为什么不象挽留杨嗣昌、温体仁一样挽留他，给他以足够的信任，让他一展才能，尽心尽力为战乱频繁的国家效力呢？难道挽留温体仁这样的人力资源比挽留孙承宗这样的人力资源更有价值吗？难道把温体仁放在首辅之位比把孙承宗放在首辅之位更有价值吗？
卢象升，天启二年进士。明史评价他“虽文士，善射，娴将略，能治兵。”崇祯皇帝初年，人力资源政策和升降渠道，较为开明务实，卢象升也因为工作绩效，职位得到步步升高。崇祯六年，山西起义军进入京城郊区，占据临城的西山，卢象升率军与战，大获全胜。又与总兵梁甫、参将寇从化协作，在追击战中接连取得胜利。起义军返回西山，在冷水村围攻游击将军董维申，卢象升在石城南面设下埋伏，再次取得胜利。又在青龙岗，武安接连取得胜利。解救男女百姓两万人。三个府的人民，因此得了几年安稳日子过。
卢象升不但有谋略，善于指挥，临阵交战，也身先士卒。与敌格斗，敌人的刀锋触及马鞍也不畏缩，更不后退，丢失了马匹就徒步作战。一次追赶敌兵到悬崖，敌兵从山顶射中他的额头，又一箭把他的仆人射死在马下，卢象升提刀战斗反而更加讯猛。一些敌兵惊骇逃走，互相告诫说：“遇到卢象升就会死，不可招惹他。”
崇祯七年，卢象升与陈奇瑜协作，在郧阳与敌军连续作战都获胜。战争胜利后，又建议朝廷增加郧地的主力部队，减少赋税数额，修缮城廓，防备敌军攻城。借贷邻近府县仓库的粮食，解决百姓的生产生活需要。招集商人采铜铸钱，发展经济。郧阳城才得以保全，才得以恢复生产，百姓们才得以安居乐业。
崇祯八年，卢象升升到右副都御史的职位。当年八月，任命他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的军务，兼任湖广巡抚职务。在崇祯皇帝的军事人力资源格局上，形成总督洪承畴经管西北，卢象升经管东南的局面。随后又解除巡抚职务，晋升兵部侍郎，总督山西、陕西军务，崇祯皇帝还特意赏赐尚方宝剑，授予他根据军事需要自主处理各类事务的特权。
卢象升不负崇祯皇帝所望，汝、洛告急，他率军急速进入汝地。由于此前大帅曹文诏、艾万年战死，尤世威刚打了败战，各将领都产生惧敌心态。卢象升时常挥洒热泪，情绪激昂地用忠义来激励将士，帮他们树立战胜敌人的忠勇气慨。当时卢象升面对的敌军有部众三十余万，营地前后相连有上百里，气势强大。他率领副将李重镇、雷时声在城西与敌军大战。敌军败逃，卢象升率军追击，又在确山追击战中获胜。卢象升不但有勇有谋，有胆有识，而且有与将士同甘同苦的精神。他的部队曾经三天没有粮食吃，作为主帅，他也三天不吃东西，连汤水都不喝。
崇祯九年，卢象升对当时几类与作战相关的人力资源的现状作了改进性分析，有指责有建议。他说：“总督、总理应有专用的部队和粮饷。请求调拨咸宁、甘、固的部队归属总督，蓟、辽、关、宁的部队归属总理。各省的巡抚，都负有管辖地方军政的重任，一是不能一有敌情警报就请求同级增援和上级调兵，二是不能因为请求增援得不到，就和对方互相敌对，你不帮我，下次我也不帮你。御史台、六科的谏议官员，要深入地了解所弹刻的事情，不要不管事情难易，不管所弹刻之人的生死，专门做些求全责备，而对现实的国家军政事务并无多大益处的弹劾。弹劾的官员勤于弹劾，看似工作负责，其实往往因为自己对所弹劾人、事的了解不透彻，进行片面的，有失偏颇的弹劾，反而干扰了国家的军政和边防事务。使得有才能处理好当前国家事务和边防事务的人，因为一点小过失而离职，甚至囚禁，甚至判死，无法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在国家的迫切需要中。”
当时起义军风起云涌，朝廷军左支右挡，不胜其力。高迎祥围攻滁州，卢象升率军救援。在滁州城东五里桥交战，斩杀敌军首领摇天动，夺取他的骏马。敌军前后相连营垒全被击溃，卢象升率军追击五十里。从朱龙桥到关山，敌军堆积的尸体填满濠沟，滁水一度被堵塞。
崇祯九年冬季，升任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政事务。接任后，卢象升发动部队一边训练一边耕种，部队自己解决军饷粮食问题。庄稼成熟以后，每亩征收一钟，储蓄了粟米二十余万。崇祯皇帝让边防九镇都学习卢象升在宣、大的做法。
崇祯十年五月，卢象升的父亲死去，卢象升请求按照当时的礼仪，停职为他的父亲守孝，没有得到允许。之后升任兵部尚书。九月，清兵入侵，崇祯皇帝赐给卢象升尚方宝剑，授命他督率天下援兵。
当时，杨嗣昌、高起潜主张与清兵议和，可能已经得到崇祯皇帝的认可。崇祯皇帝召见卢象升，询问他对敌的谋略，卢象升说：“我主张交战。”崇祯皇帝听后，脸色立即起了变化，过了很久才对卢象升说：“招抚之说是朝廷中的议论，你出去与杨嗣昌，高起潜商量一下。”卢象升出来与他们商量，意见没有得到统一。第二天，皇帝发万金犒劳卢象升的军队，杨嗣昌借送他的机会，屏退左右的人，劝他不要随意交战。卢象升率军驻扎昌平，崇祯皇帝又派人送来内库的金钱三万犒劳军队，接着又送御厩的马百匹，太仆寺的马千匹，银铁鞭五百。卢象升认为皇帝很支持自己，于是进行战争策划。他上书请求增派部队，杨嗣昌，高起潜就进行阻扰。增派的部队只有宣、大、山西的三大帅所属人马归他指挥，关、宁各路的精锐人马归属高起潜。名义上卢象升总督天下的军队，实际上所管的只有二万人马。后来陈新甲到来，又分了一部分军队给他。
面对强敌，崇祯皇帝手下的人力资源，是和是战各执一端，崇祯皇帝不进行统一，放任人力资源内耗，这不能不说是人力资源管理调度的失败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卢象升有多大的能力，多深的忠诚，都难创造出崇祯皇帝想要的绩效了。编修杨廷麟上书指责杨嗣昌等人，杨嗣昌大怒，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他改为兵部主事，把他派到军营去。又夺去卢象升的尚书官职，让他以侍郎职位办事。
清军分三路南下，卢象升带着战斗力不强的军队抵敌。军队驻地有人劝他：“朝内奸臣当道，忠臣孤立无助。不如避敌锋芒，转移到广顺，召集义军对敌，没有必要孤立无援地战死。”卢象升说：“感谢父老的好心情。我经过上百次战斗，很少失败。现在，分给我五千个疲惫的士兵，大敌从西面冲来，援军却被阻隔在东面，战争中战场上的事情由朝廷中牵制掌控，我也无能为力了。粮食吃完，力气用完，不久就要战死沙场了，不想白白地连累各位乡亲父老。”百姓们哭声如雷，各自把珍藏在床头的仅有的粮食送给卢象升的部队，有个人没有粮食，送来一升枣子说：“请卢公煮了当一餐饭。”在与清军的战争中，作为基础人力资源的老百姓，为军队为朝廷尽到了最后的力量。可是崇祯皇帝的大臣们，却毫不留情地建议增加不堪重负的百姓的税赋，不断把他们推向生死边缘，不断把他们推向朝廷的对立面。这无疑是崇祯皇帝管理团队，民力资源管理的失败。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军到钜鹿贾庄。离高起潜带领的部队不到五十里，卢象升派杨廷麟前往求救，高起潜不答应。部队在蒿水桥与清军遭遇。卢象升率领左军，虎大威率领中军，杨国柱率领右军，与敌交战。第二天，清军骑兵把卢象升的部队重重包围，卢象升率军英勇作战，从辰时战到未时，炮箭都用完了。卢象升亲自奋勇格斗，剩下的骑兵都跟着他，卢象升亲手击杀敌军数十人，身上中了四箭三刀才倒下。
卢象升屡次战争的绩效，有目共睹。甚至皇帝都下令，其他地方的军事管理都要学习他在宣、大的军事管理。这样的人力资源应当是可以得到才能发挥平台的，可是杨嗣昌和高起潜在兵力调遣上制约他，在战场上分散他的兵，在战斗中让他孤军作战，军陷重围，眼睁睁看着不解救，让他粮食吃完，兵士困乏，然后战死。
高起潜听说战败，仓皇而逃，过后也不即时反映卢象升死的情况。崇祯皇帝曾说，诸臣若实心任事，他也不会用宦官监军和担任要职。那么他任用的宦官是否就是实心任事的人呢？象这里的高起潜，不接应卢象升，听说卢象升的部队战败，随即仓皇而逃。这一战如果卢象升战胜了，没有死，杨嗣昌和高起潜可能都会得到比卢象升更大的功劳，更高的奖赏。这从玛瑙山战役胜利后，崇祯皇帝对杨嗣昌的论功行赏情况就可见一般。杨嗣昌怀疑有关卢象升的消息，刚好有诏令检验察看卢象升死的具体情况，于是派人到战场上去察看。杨廷麟在战场上得到卢象升的尸体，顺德知府于颖上报情况。杨嗣昌私下也派人查看，他派出的一个叫俞振龙的回报他说，卢象升真的死了。杨嗣昌听说后大怒，把俞振龙鞭打了三天三夜。俞振龙快死的时候说：“天道神圣明白，不要冤枉了忠臣。”杨嗣昌因为私怨原因，八十多天之后才安葬卢象升。第二年，卢象升的妻子请求给卢象升相应的葬祭礼仪，没有得到准许。第三年，卢象升的弟弟象晋，象观又请求，还是不准许。过了很多时间，杨嗣昌战场失败，官场失败。朝廷官员为卢象升请求，才获赠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以相应的祭葬礼仪，世代荫袭锦衣卫千户。
卢象升这类人力资源，又有才华，又连续不断地创造实际的战争绩效，又有对皇帝的忠诚，而崇祯皇帝也把他安排到了极高的职位，可是还是没有挽救明朝的危亡，又是什么原因呢？从以上卢象升和杨嗣昌、高起潜的事例，应该说有明确的答案。这不能不说是崇祯皇帝极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失误。崇祯皇帝每思得如岳飞者而用之。如孙承宗、袁崇焕、卢象升者，不就是崇祯皇帝时代的岳飞级的人力资源吗？假使崇祯皇帝象重视和依重杨嗣昌、高起潜这类人一样重视和倚重孙承宗、袁崇焕、卢象升这类人，局面会否有所改观呢？卢象升死时还不到四十岁，如果崇祯皇帝命令杨嗣昌高起潜与他通力合作，卢象升或许并不会死去。如果是这样，一个才兼文武，年富力强的卢象升，不论在与起义军的战争中还是与清军的战争中，不知还会为朝廷分多少忧，建立多少军事绩效？不知崇祯皇帝想过没有？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任用了十四个兵部尚书。这些兵部尚书，任职都不长久。这些兵部尚书的去留除了与战争绩效有关，更多的是与崇祯皇帝本人和他的内阁团队成员相互的内耗有关。任职最长的是张凤翼，而张凤翼所以任职时间长一些，是因为与奸臣温体仁关系好的原故。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状况，出在一个锐意中兴的崇祯皇帝治下，不得不令人思考，崇祯时代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本身和人力资源管理最高负责人本身的问题。
《明史奸臣传》目禄下列了十多个奸臣名字，有两个是崇祯皇帝手下的首辅。一个是周延儒，一个是温体仁。
周延儒，曾经两次入阁任首辅。在周延儒任首辅期间，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阴谋起用魏忠贤逆案中的王之臣、吕纯如。崇祯皇帝询问周延儒，这事妥当与否。周延儒说：“王之臣可以任用，崔呈秀也可以平反昭雪了。”这句话启发了崇祯皇帝，他马上终止了这件事情。周延儒以他的特殊地位，阻止了温体仁等人的阴谋，把一次朝廷内斗的风波阻止在未起之时，这完全可以说是周延儒的功劳。温体仁表面与周延儒合作，暗中排斥他，后来周延儒被搞得很被动，不得不托病请辞。温体仁失势后，崇祯十四年，周延儒重新为首辅大臣。再为首辅后，周延儒在崇祯皇帝支持下，致力于纠正温体仁留下的弊政，成效显著，获得了官民的好评。
可惜他军事上平庸无能，又生性贪婪。边境丧师失利，他拿不出有效的策略，而所任用的军事统领，战败坏事，他也不甚忧虑。他手下的人利用和他的关系谋取不正当利益，他也有失明察。
崇祯十六年四月，清兵入侵。周延儒请求亲自巡视军队，崇祯皇帝很高兴。而周延儒驻军通州，不敢与敌交战，只是成天与手下参谋人员饮酒娱乐，每天向皇帝报告都在打胜战，皇帝信以为真，常常褒奖他。清兵退去后，他又报告说他率军打退了敌人，请兵部根据战报商议将士的功罪。回到朝廷，他缴还皇帝的命令文书，皇帝让他自己收藏，当作劳苦功高的记录。
没过多久，骆养性和相关宦官把周延儒在军中的真实情况调查揭发出来。崇祯皇帝大怒，诏令各位大臣谴责周延儒蒙蔽推诿。周延儒在家中等待治罪，请求皇帝处罚他戍守边防，可是崇祯皇帝法外开恩，赐路费百金，让他回家。
周延儒回家以后，许多朝廷的腐败案件被揭发出来，都与他有关，又加上朝廷帮派斗争，有些人把他往死里整，崇祯皇帝派人将他逮捕入京城，勒令他自杀，其家中财物没收入官府。
首辅大臣是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象周延儒这样，率军不敢与敌军交战，整日喝酒娱乐，编造假捷报欺骗皇帝的人，竟然两次成为首辅大臣，不能不说是重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失误。虽然他也有过一些绩效，但是作为一个首辅大臣，仅仅做出象这样一般大臣都可以做出的绩效是远远不够的。
温体仁，外表拘谨而内心凶猛，城府极深。在周延儒的帮助下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而后又暗中排挤周延儒。挤掉周延儒以后，经过多番操作，没多久就成为崇祯皇帝依重的首辅大臣。御史毛九华弹劾他过往的不法之事，说他曾在家里强行以低价买商人的木材，商人告发，他贿赂崔呈秀，崔呈秀庇护他，因而没有受到处理。又曾为魏忠贤建造祠堂，作诗歌颂魏忠贤。御史任赞化揭发他娶娼妓，收取贿赂，夺取别人的财产。温体仁上书辩解说：“我以前揭发了钱谦益做主考时的舞弊行为，招来大量的人排斥攻击，没有一个人帮我说话，他们多为钱谦益同伙。我因为不拉帮结派，所以形成这个孤立的状况。”崇祯皇帝对结党营私的行为非党反感，所以温体仁就利用崇祯皇帝这个心理，把揭发他丑闻的人诬为同伙，让崇祯皇帝心中形成朝臣结伙，以私怨攻击温体仁的错觉。在崇祯皇帝对他很有好感，同情信任他的时候，温体仁抓做火候，假装被人结伙攻击，要求离任，让皇帝在错觉中挽留他。虽然心理学是现代社会才成为一门学科的，但是古代 温体仁之类人对皇帝心理的洞察，并不亚于现代的心理学家。洞察皇帝心理的行为，是一把又刃剑，其可以让忠臣更加体谅皇帝，做好国家的事情；也可以让奸臣更加容易地利用皇帝的心理状况，达成他们的奸谋。
成为首辅大臣以后，温体仁对不依附他的人，暗中指使人弹劾，他则在表面假装公正。他想提升的人，则暗中指使人推举，他则在崇祯皇帝面前促成。
魏忠贤遗党时常盼望温体仁为他们翻案。遇到吏部尚书、左都御史职位空缺，他暗中指使侍郎张捷推荐逆案中的人吕纯如，用以试探崇祯皇帝的心意。此事引起朝中议论纷纷，崇祯皇帝对此类提议也很讨厌，于是果断阻止了这件事情。后来温体仁又暗中指使人推荐逆党中人霍维华，也被朝臣和崇祯皇帝阻止。温体仁洞察崇祯皇帝的心理，而崇祯皇帝却没有洞察温体仁的心理，也没有明察温体仁暗中的行为。这样的事情，若是遇到明太祖朱元璋，应当是不难识破的。两次有人推举逆党中人为官，应当能够引起崇祯皇帝的警觉，若把调查能力很强的锦衣卫人力资源，用于查明这些奸臣行为，岂不是明朝之福。
文震孟因讲《春秋》，符合皇帝的心意，而成为崇祯皇帝核心人力资源团队的成员。温体仁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于是他暗中指使人，随时发现文震孟的短处，终于找到机会把他排斥出内阁团队。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一个深受皇帝信任的人，哪里找不到机会排斥所要排斥的人呢？至于排斥了忠义的比自己能力高强的人力资源以后，对国家的不利影响，对皇帝事业的危害，这不是他考虑的重点。
在温体仁排斥文震孟之前，秦、楚等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朝庭商议设置五省总督。兵部侍郎彭汝南、汪庆百应当前去赴任，可是这两个人害怕不敢去。温体仁庇护他们，就撤消了这个议案。起义军进攻凤阳，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等商议，命令淮地巡抚和掌管长江防务的部队进驻凤阳保护皇陵，温体仁不采纳这个建议。后来皇陵被破坏，许誉卿弹劾温体仁，说他接受贿赂庇护私党，致使皇陵被破坏，是极大的误国行为。正好有人也弹劾许誉卿，温体仁拟写圣旨降调他，言语中故意加重语气。崇祯皇帝果然下令剥夺许誉卿的官籍。文震孟极力上书争辩许誉卿的事，温体仁趁机在皇帝面前挑拨，说文震孟为许誉卿辩解的话，违背法理，蔑视朝廷法规。于是文震孟被崇祯皇帝调出内阁。温体仁不动声色地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其手法极其高明，效果也很好。可惜他的高明是用于排斥忠臣，而不是用于处理国家的军政事务。如果他的高明不用于个人恩怨和小心眼，而用之于国家大事，用之于公忠体国，那可就是崇祯皇帝的洪福了。
皇陵的保护在封建王朝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皇陵因军事人力资源调度失误，防守不力而遭到毁坏。许誉卿弹劾此事，崇祯皇帝不追查军事调度失误的根源温体仁，反而剥夺弹劾者的官籍，又不惜把为许誉卿辩解的核心人力资源文震孟调出内阁，进行不当的核心人力资源调整处罚，这样的人力资源处罚，只见其“严”，不见其“明”。
温体仁辅政时期，到处因饥荒发生农民起义，各地警报不断，民众生存十分危困，国事动荡不宁。他没有想策略解决，只是同朝廷中忠义的人为仇，暗中结伙攻击他们。他所举荐任用的人，多是庸才，任职不能献策建功，一味凭借职位，显示自己，用以巩固皇帝的宠信。
崇祯皇帝问到兵饷之事，他就心机极深地谦逊谢罪：“臣以前只是做点文章工作，在翰林院任职待罪。皇上不知道我愚钝，提拨到现在的高位。反判朝廷的军队越来越多，确实万死也不足以推卸自己的责任。臣愚钝无知，只有做到拟写圣旨时候忠正无欺，战争和军饷的事情，惟请圣明的皇上裁决。”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温体仁居官八年。皇帝忧虑战争和兵饷的事情，温体仁只是倡议大家捐献俸禄，奉献马匹，维修城墙而已。
钱谦益在家中的不法事情被人揭发，温体仁与钱谦益本来就有过节，于是温体仁拟写圣旨，将其逮捕，严励审查。钱谦益十分危急，请求司礼太监曹化淳解救。温体仁的同伙张汉儒查知此事，急忙向他反映。他意图先下手为强，及时密奏皇帝，请求把曹化淳一并治罪。
没想到崇祯皇帝会把密状给曹化淳看，曹化淳看后，非常害怕，请求由他审理钱谦益案。审案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张汉儒和温体仁的不法之事。案卷呈上，崇祯皇帝才发现温体仁有私党。恰逢朱国弼再次弹劾温体仁，崇祯皇帝命令立即把张汉儒处死。温体仁见事不妙，假装有病辞职，他估计皇帝会再次安慰挽留他。等到圣旨下来，竟是放归乡里。温体仁正在吃饭，听知后羹匙和筷子突然掉落。一年后，温体仁死去。崇祯皇帝还十分婉惜他，追封他为太傅，谥号文忠。
明史把温体仁归入奸臣传，可是在崇祯皇帝眼里和心里，他可能是不算奸臣的。要不然，他会婉惜一个奸臣之死吗？他会追封他为太傅吗?他会给他“文忠”这种带“忠”字的谥号吗？这和卢象升战死后八十多天才安葬，几年以后才追封比起来。和坚决处斩袁崇焕比起来，忠臣和奸臣在崇祯皇帝心中的位置和份量就可以知道了。而这也可以看出，崇祯皇帝对人力资源忠奸辩别的模糊。
崇祯末年，福王在南京即位，用尚书顾锡畴建议，剥夺了崇祯皇帝赐给温体仁的追封和谥号，一时人心大快。不久又用给事中戴英的建议，重新恢复崇祯皇帝给他的追封和谥号。温体仁死后，他所推荐的人如张至发、薛国观这类人，都效法他的做法，埋没贤能的人，结党营私，明朝末年的国事在这些人手中，一天天败坏，一直到灭亡。
福王治下，南明王朝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随时面对着灭亡的可能。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君还是臣，应该都有几分理智明白，都有几分公正和忠诚。可是这样的局面之下，温体仁的追封谥号剥夺了又恢复，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南明王朝还是有奸臣当道，为君者还在认可奸臣。福王危难中还让奸臣人力资源当道，忠臣人力资源就难以创造绩效。上天只好让清军最终获胜，让明朝成为一部《明史》。
明史记载温体仁没为崇祯皇帝进献好的战争策略，应该说象温体仁这样的人，不至于一个好的策略都没有。可能他在皇帝面前韬光养晦，有意不献出策略，有意只做拟写圣旨的事情，让崇祯皇帝时时在军政事务中彰显圣聪，他则明哲保身。但是他说他拟写圣旨做到不欺骗皇帝，却是口是心非了。他通过拟写圣旨这个便利，做了大量欺君乱国，陷害忠臣良将之事。利用对皇帝心理的试探了解，达成自己的私利，达成自己在朝廷帮派斗争这类私人恩怨中的赢。把自己的恩怨情仇和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皇帝事业之上，把皇帝当作自己在朝廷党争中的工具。
民不聊生，战火四起，国事危如累卵，皇帝寝食不安。身处宰相一样的地位，却说自己只是拟写圣旨，军政粮饷之事都是皇帝圣裁。如果从百姓的层面来看，这是尊重皇帝，是能说会道，是做人做事谦逊的表现。作为身处高位的人来说，却是没有担当的表现，是奸伪的表现。
可是崇祯皇帝没有明察，使他的内阁团队，使他的首辅要位，长期被别有用心的人把持。在国难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在锐意中兴明朝的皇帝治下，这些情况的出现，并且长期存在，只能说明皇帝的人力资源应用和管理有欠明察，只能说崇祯皇帝的人力资源体制有问题。
从魏忠贤和温体仁的事情来看，他们获得权力，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皇帝和各部沟通的重要渠道。皇帝和各部虽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沟通通道，但是魏忠贤和温体仁这条通道才是最常用最有效的沟通通道。而这条沟通通道正好成了众多腐败不法之事的源泉，成了产生奸臣的温床。这个沟通通道的问题值得后世治国的人参考，也值得现代企业所有者，企业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