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下来自于《咸平真相》一书：
第二二章 七问：您凭什么会走红？
郎咸平近两年在内地迅速走红，被媒体称为“郎现象”。大家知道，当一个人成为一种现象的时候，应该需要深刻探讨其成为现象的根源。
第一节 点谁谁倒而走红？
从郎咸平点评德隆的“智大才疏”，到与格林柯尔“国资盛宴”的纷争，虽然最终都以郎咸平的胜利而收场，但这当中未必存在多么的玄妙。但是郎咸平却因此获得“民企杀手”的一美誉。难道郎咸平真的是眼光独到？难道真是的郎咸平说谁倒谁就倒？
其实只要稍动脑子计算或者深入企业调研，真相或结论早应一目了然，郎学者也非先知先觉，不过比那些人云亦云或别有所云的人稍微较真一些而已。
顾雏军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资本玩家。2000年，顾雏军在开曼群岛注册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标志着顾雏军正式登陆资本市场；2001年到2004年，顾雏军斥巨资以旗下企业名义接连收购众多企业。其实早在2001年《财经》杂志就刊登了一篇长文揭露格林柯尔系的“资本运作”，还发表了一张天津格林柯尔人去楼空、芳草遍地的照片。
郎咸平用他的经济学功底对格林柯尔进行了量化分析和测算，得出了顾雏军虚构利润的结论，《财经》记者们通过海关查询的方式获得了格林柯尔出口资料进而推算出企业的真实利润。笔者则通过对企业内部的寻访，了解了格林柯尔的一些管理内幕、项目布局和资金掣肘等现状，得出了顾雏军难持一年的定论。正所谓久病成医，在看过若干个投资大腕倒下的“病例”后，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症状已经表现得非常典型，自身一意孤行，大批博士、海归尾随左右但不知所为，与政府官员金融首脑私下交易，张嘴必言100亿元以上的项目投资。
购并科龙是格林柯尔的成功之笔，然而顾雏军没有走出投机家的大俗，虽然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是资本运营专家，而是一个实业家。但随着他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冰箱行业并购整合，汽车行业的境内外延伸，这种欲望就再也不是单纯的实业所能承载的了，于是其30亿元投资规模的江西工业园、500亿元投资规模的汽车零部件园纷纷出炉和规划中。这与牟其中的卫星计划和仰融的跨海大桥颇为类似。究意想玩成什么样子外人不知道，格林柯尔身边的人也不清楚。顾雏军有一句话，意思是这个企业只有我的话算数，其他人说了也没用。也许还有一个潜台词，这个企业最终要干什么只有我知道，别人谁都不知道，顾雏军曾说过他早就有了5000万美元，要想挣钱不必回国。
所以，格林柯尔和军的倒掉，并不是被郎咸平骂倒的。一是这个企业本来就存在问题，二是这些企业一直就被媒体质疑过，只是普通大众没有留意而已，就认为郎咸平说得准，有水平。早在2000年，顾雏军刚刚准备收购科龙时，《中国证券期货》杂志就发表黄河的文章，对顾雏军的财技提出强烈的质疑。
德隆的倒掉，也并不是被郎咸平骂倒的。目前基本认同的观点是：德隆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类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和多元化的经营策略的失误。这是本身方面的原因。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外在的原因：比如说浮躁的公众舆论环境、非市场化的金融环境、民营企业的产业环境等等，这些都对德隆发展非常不利的。
这一点郎咸平自己也说：“大家说我讲得这么准，讲谁谁倒闭，他们都骂我是乌鸦嘴。我说，德隆倒闭跟我无关，我也骂过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为什么没倒闭？”
第二节 郎咸平身价倍增运动
一些人认为，所谓的“郎旋风”现象，实质上就是郎咸平用一套书本逻辑和外国标准，假学术研究之名，以似是而非的观点煽动社会情绪，夺取民众眼球，最后实现自己出人头地和名满天下的“个人身价倍增运动”。
2000年郎咸平第一次进入内地，自己说“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郎咸平自语）一开始就在大鹏证券拿着月薪7万元、第一龙浩每月6万港币、健桥证券月薪8万元、还有《新财富》以及其他未公开的，一个月也有三四十万元。后来搜狐、第一财经、长江商学院等等，加上许多没有公开的职位，没有公开的收入。还有这两年多来，郎先后出版了5本书，并在全国各地主办了不计其数的讲座、报告。在短短的几年，郎在内地豪掠了很多钱。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维多利亚160多平方米价值710多万元的公寓、大奔“都是这几年自己打拼回来的”。（郎咸平自语）
此从这个角度说，质疑郎咸平是实现自己出人头地和名满天下的“个人身价倍增运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还有一个说法，据广州《赢周刊》市场部的杨欢女士介绍，在郎咸平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之前，2004年《赢周刊》主办活动，邀请郎来做讲座，当时的出场费是税前3400元。而郎一举成名后，再次邀请他来做讲座，身价提高到一场6万元。而且还明确要求是税后。短短的两年，郎的身价暴增了20多倍。
而事实上，“郎现象”的产生并非如此简单。它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根源。这要从现象产生的内因和外因去分析。
郎咸平现象之所以如此备受关注，其背后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隐藏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逐渐凸显后的国有资产流失、公平与效率以及经济学者的责任等诸多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一些旧有矛盾与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逐渐深入，一些新矛盾与新问题逐渐显现。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而且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各利益集团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逐渐分化，原来所有利益集团都能获得较大利益的状况不复存在，而是某些少数利益集团获得了更多收益。尤其是当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少数人手中时，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存在的社会不公。当有郎咸平教授这样的经济学者旗帜鲜明反对国有资产流失时，自然极易得到共鸣与拥护。这可以说是变化的外因。
第四节 郎咸平的“成功学”
按照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根本。郎咸平近两年在内地迅速走红，还是郎咸平自身“努力”的结果。细心地研究一下，不难发现郎咸平自我包装、炒作的“成功学”。
第一招：自吹喇叭
郎咸平的辉煌经历不过就是在美国一个知名商学院读了个财务学博士，其后又在美国几所大学教了几年书。有郎先生如此学历并在各地任教的中国人成百上千，但惟有郎先生一人名震中华。这一个原因就是他善于自吹喇叭。
刚回内地，郎为了找一份工作还发愁。成名的第一步是自我包装。郎咸平一开始做讲座的底稿是：“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财务博士、欧盟经合组织（OECD）WTO/银行顾问、亚洲开发银行公司治理培训大会主讲人。”
许多场合多次讲到：“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在公司治理研究上我是世界一流水平。”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
他又借别人的嘴给自己封了个亚欧第一人：“当时，也有同样的一流学者劝我：你在美国，大约有二三十位专家和你一样的造诣，但在亚洲乃至欧洲，关于公司财务研究，你郎咸平都是第一人。”而这个“世界一流亚欧第一”的主要证据是在世界一流杂志上保持每年一两篇的频率，陆续发表了20多篇论文。
第二招：拉大虎做大旗
2002年，郎咸平对外宣称其是世界银行顾问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后来北京有学者写文章对这两职位提出疑问，还专门打电话到世界银行去询问过。此后郎先生对“世界银行顾问”也不再提了。后来换了个称呼，提到世界银行顾问时，改称是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提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时说是讲座教授。这两个职位又遭到别人质疑，世界银行也否认有郎咸平这个顾问之说。拿着这些大的名头招摇过一阵子之后，郎咸平再也不用这些了。还有郎咸平对外到处宣称担任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顾问，此说法遭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严厉驳斥，称“深圳证券交易所从来没有聘请郎咸平担任过顾问”。而实际情况，笔者正好当时和郎教授在一起，郎教授所说的“深圳证券交易所顾问”，原来是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进行大张旗鼓地要推出创业板（也就是中小企业板），建立了一个创业企业培训中心。该中心要搞一个全国性的“高新技术企业状况与研发管理调查报告”，郎教授就主动请缨，要负责搞这次调研。这就是郎咸平对外宣称其是“深圳证券交易所顾问”一说的来龙去脉。
第三招：哄骗大众
为了提高知名度，郎先生经常说他的观点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在很多场合，他逢人便说，国家的一系列财经政策，如稳定汇率、海外上市、大规模发行外债、出售土地使用权、保值储蓄、住宅商品化、建立股市、A股B股分设、基本面分析、证监会银监会国资委的成立等等都是“我郎咸平最早提出来的”。还有实证研究方法，郎甚至说“这是我的贡献，而这也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
第四招：自我做秀
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财经当局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郎咸平看完条例之后，发现里边有一些漏洞。2001年2月3日，当立法会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郎咸平不请自去，当场与代表十大投行的25个律师进行舌战。郎咸平一幅“我是流氓我怕谁”，见谁就咬，凡事也不讲道理，25个律师没有办法回答郎咸平。这是当时真实情况，而在郎咸平那里就变成了“单枪挑落十大投行”的笑话，说十大投行的25个律师被郎咸平质问得哑口无言其实。这场口水之战，如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郎咸平自导自演的一场秀，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郎咸平便正式口口声声表述自己是股民的喉舌，代表的是最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惟一有点遗憾的是，虽然有媒体对这场口水战做了报道，但引起的反响不大。而香港的股民对于香港的股市一直充满着信心。香港政府此后一直对郎咸平“敬而远之”。
第五招：炮轰企业
2004年之前，郎咸平经过了这些措施之后，知名度未见上升。于是郎咸平把矛头对准了国内非常有名的大企业，从三叩TCL、四问海尔到七敲格林柯尔，同时，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复星以及南京斯威特悉数受其“关注”。郎咸平炮轰的全部是中国最著名的大企业。他知道有关这些知名大企业的任何重大新闻都会成为焦点，他将随着知名企业而知名，随着知名企业成为焦点而成为焦点。郎咸平因此一炮走红，郎咸平是世界上惟一个靠炮轰名牌企业成名的学者。
第六招：逆向思维
郎咸平出名后，为了保持较高的知名度和见报率，用了许多逆向思维的手法，这一招大大吸引了普通大众的注意力。
当与会的所有企业家都在谈企业做大做强时，郎咸平却说企业不能做大做强：“在一个竞争激烈环境里，企业试图通过做大而做强，它的命运就是一个失败的开始。”
郎受邀请出席“成长企业100强”，没想到他的发言主题却是：“企业高速成长一般是企业失败的开始”。
当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人民币要升值的时候，郎咸平却说出：“人民币面临数百万亿美元国际炒家强力狙击的升值压力，他认为央行应该针锋相对，贬值2%化解危机。”
当中国正在进行商业银行改革时，郎咸平抛出 “银行改革太早论”。
当韦尔奇受到中国企业界热情欢迎时，郎咸平却一反潮流独自质疑韦尔奇：韦尔奇没有学习价值。自从韦尔奇上任之后，GE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韦尔奇20年的GE生涯等于白干一场，而且还制造了一大堆泡沫让他的继任者和股民受难……
这些不顾基本事实的惊人之语令世人眩晕，郎咸平再次成为媒体焦点。
第七招：精心炒作
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后，遭到企业的坚决反击。在格林柯尔委托的香港律师给郎咸平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要求不被执行，我们的委托人将保留采取任何保护声誉的措施的权利，包括法律诉讼，恕不知会。”众所周知这是香港律师在律师函中常用的说法，并不构成威胁，也没有任何采用非法手段和秘密行动的意思。对此身在香港智商很高的郎咸平肯定明白。但他却故意曲解，然后大肆炒作：“这是我2001年进入内地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的威胁，如我本人、家人及朋友受到顾雏军非法手段的秘密行动伤害的话，我和他不同，会采取法律程序，这是守法老百姓应有的观念！”
“我基本上还算是有话语权的学者，我的学术研究尚且要受到顾氏的威胁与打压，我不敢想象其参股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民对其有意见应该如何表达？”
当记者问：“如果对方采取低下手段您怎么办？”郎咸平答：“以我对顾雏军的了解，这是可能的。但我已经事先说过了，我已经48岁了，不怕他。”
郎咸平把自己炒作成不为强权不怕威胁的英雄还嫌不够，进而非要把自己炒作成烈士：“我的偶像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烈士，我和林觉民一样都是为了信念而工作的。”
第五节 为什么会有郎咸平？
郎咸平在讲课之余，曾对年轻记者传授过“成名之道”：让有钱人倒霉+善待媒体。郎咸平自己总结的成功学，应该说非常贴切的，而且非常精辟。而且郎咸平把他的这套成功学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实，郎咸平现象之所以出现，是有其土壤的。即使郎咸平不出现，可能会有“李咸平”、“张咸平”、“刘咸平”出现。
为什么会有郎咸平？或者说郎咸平为什么会成功？表面上看是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实际上是某种积累了一定时间的社会情绪喷发而成，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陆新之在《“郎”风暴》的序言中说：“中国改革前十五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带着玫瑰色的美好梦想，几乎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僵化不合时宜的体制被冲破之后，人们分享到经济成长社会进步带来的利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使改革较少有失利者，几乎接近了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理想状态。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从而使主流经济学理论得以大量深入地传播。但当改革在90年代中后期经过冷热变化，进入另一阶段之后，利益的得失变得对立起来。那种皆大欢喜的平衡感被打破了，贫富分化和商业竞争的激烈，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阶段，这样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应得、起码的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放大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声音。相当多的人群渴望摆脱不安定感，经济需要在高GDP时代的新秩序和新规则。朝向市场化民营化的产权改革，不再是不需要证明就能获得一边倒的社会认同的金科玉律了。”
毋庸讳言，中国确实有少数人能够以各种名义各种手腕聚敛国有资产，使公众资源向个人集中，向利益集团集中，迅速完成财富的重新分配。“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是郎咸平给问题民企的八字断语，虽然显得尖刻，但是直指核心。
不患寡而患不均，乃是千百年文化传承烙印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公平理念。郎咸平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自然是得民心者得名声，在公众中获得极高的支持率。存在并非合理，总要有人出来指出真相──其实有人动了我们的财富。
郎咸平现象，就是这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财经作家袁卫东把“郎咸平现象”称为“来自香港的测试”，是张五常、张化桥、梁定邦、史美伦“现象”的延续。这些来自香港的人物，都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可以在两个体制的世界中穿行的自由，直率地发表了批评大陆的意见，赢得了空前追捧的热潮，也掀起了空前的大争论。而相对于张五常、史美伦等的最终沉寂或离去，“郎咸平的出现，似乎为这一波香港潮流注入了新的内容。人们关注着，那些原本想要‘改变中国’的香港声音越发地现实了，或许他们已悄悄转向‘在中国的改变中获利’。”
或许，这才是郎咸平变了的最本质部分。
郎咸平的高房价低工资论根本是一派胡言
郎咸平更像是个街头经济学家
郎咸平堕落到靠忽悠危机来混饭吃了
郎咸平本质上是个财经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