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三国志·魏书第十一》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事，说曹操在带兵讨伐袁绍的儿子袁谭的时候，曹操战胜了袁谭并将其斩首。
本来，袁谭作为曹操的敌人，他的尸首是没人敢于收殓的，可是此时一个原来在袁谭帐下名叫王修（又作“脩”）的败臣，却突然站出来要求为袁谭收尸。一时间，在场的众人听到这个消息恐怕要愕然了吧。
曹操心里也很纳闷，于是就装着不答应想试探一下这个大胆的王修。王修便从容地对曹操说：我王修曾经受到过袁谭的恩遇，如今我为自己的恩人收殓尸体，那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这样您再把我杀了，我也没有什么遗恨了。
大度的曹操觉得这个王修是位忠义之士，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最后，曹操不仅没有处罚王修，还让他去当起了自己的后勤官。
这个故事在《三国演义》中也有所渲染：
（曹操）下令将袁谭首级号令，敢有哭者斩。头挂北门外。一人布冠衰衣，哭于头下。左右拿来见操。操问之，乃青州别驾王修也，因谏袁谭被逐，今知谭死，故来哭之。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忘义，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谭尸，受戮无恨。”操曰：“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觑此地哉！”遂命收葬谭尸，礼修为上宾，以为司金中郎将。
然而，历史上的那些统治者、政客们，少有同曹操一般心胸开阔、远见卓识的，因此中国历史上也便多了样两个为旧主哭泣而被杀的亡魂——他们就是蔡邕与雷海青……
一、蔡邕亡命天涯始末
仔细说起来，这个蔡邕应该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虽然他的声名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风尘中一度被贬损过；而他的女儿，就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女文学家蔡文姬。
按照《后汉书·蔡邕传》中的记载，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今河南杞县），生于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一说为阳嘉二年）,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虚岁六十一。其人博学多识，学贯天人，是当时著名的辞赋家、散文家、史学家、书法家和音乐家，还好“数术、天文”，祖上也多是些有名望的贤士。
蔡邕还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母亲生前事之以礼，母亲死后葬之以礼，并在母亲墓旁结庐守墓，动静以礼。他的孝道甚至感动了上天，以至天降异象于其家，吸引了很多人去观看：“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不仅如此，他居然与叔叔、堂弟们都不分家，家乡的人都称赞他的气度和仁义（那时候朝廷选官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看一个人在其家乡的名声大小）。
后来，到了汉桓帝的时候（147—167），几个大宦官当权（“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他们就听说蔡邕古琴弹得不错，想让蔡邕来给皇帝弹琴解闷儿，于是上奏皇帝下诏，敕陈留太守督促蔡邕来京，可是蔡邕作为一介堂堂儒士，哪里甘心成为人家手上的玩物。因此当他被迫行走到偃师这个地方时，装了一场病就赶紧回家了。
在家闲居的蔡邕一门心思专注于研究古代学问及器物，他也不结交当时的权贵或者朋友。其间，他还写作了一篇“设难体”【1】的文章《释诲》，以自我规诫和勉励。这篇文章相当出色，以至于《后汉书·蔡邕传》中收录了全篇。
公元170年，蔡邕被当时的司徒【2】桥玄请入自己的幕府，桥玄非常敬重蔡邕，后来又让他去补任平阿县的长官。后来皇帝拜他为郎中，专门负责修撰史书，再后来又升任议郎【3】。
蔡邕认为当时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诗经》、《周礼》、《春秋》、《尚书》、《周易》、《乐经》等“六经”“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学术进步的需要，于是他就在当时皇帝的授权下，联合一批有学问的官员花大力气正式重新校正、修订了《六经》。书修成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把自己亲自写好并刻在石碑上的六经立于太学门外，往来观看蔡邕手书版《六经》的人始终络绎不绝，可见蔡邕在当时巨大的学术影响力。
然而当时乃衰乱之世，宦官当权，虽然后来的汉灵帝比较信用蔡邕，蔡邕有什么重要建议灵帝也都能够认真听取，并且灵帝有什么疑难还会向蔡邕咨询。但最后蔡邕因为实在看不惯宦官集团的那种骄横跋扈和贪权误国，于是上书重重弹劾宦官们。
事情不幸被发觉，结果遭到了宦官们的反击，蔡邕与他的叔父蔡质一同被诬陷下狱，那些被激怒的宦官们还准备杀了这叔侄二人。最后，灵帝身边一个叫吕强的宦官为人尚正直，力劝灵帝为蔡邕开罪，蔡邕才勉强得到了一个流放的命运，但不得被赦免。
不过，他的政敌仍不想放过他，居然派了杀手半路上要刺杀蔡邕，幸亏这也是个鉏麑一样的讲义气的杀手，他得知了蔡邕的大名后便没有对他下毒手。可他的政敌还不死心，屡次收买人杀害蔡邕，结果都因为蔡邕的人缘和名声实在太好，最终得以幸免。蔡邕被流放到五原安阳县（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想来当时的处境已经很悲惨了。
后来，蔡邕的命运突然又出现了转机。以前蔡邕与卢植、韩说等人在东观修史的时候，表现非常出色，不可或缺。灵帝借着这个由头，决定重新启用蔡邕，于是就专门赦免了他。其实，汉灵帝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昏君，只是他很不喜欢那些所谓的“清流”官员，这些人一旦结成势力，对于皇权的威胁也极大，因此，灵帝不得不依靠宦官来巩固权力。
可是，这时心性高傲的蔡邕又得罪了本来想为他送行的五原太守王智。这王智是当时中常侍王甫的弟弟，蔡邕一向非常蔑视和仇恨宦官集团的人，因此弄得王智很没有面子。王智对蔡邕怀恨在心，于是又通过哥哥向朝廷讲了蔡邕的坏话，蔡邕听到这个坏消息后，觉得这次可能死罪难逃了，只得亡命天涯，远走吴地，达十二年。
蔡邕避居江湖，能够最终成功地脱离虎口，也说明他朋友多、人缘好，说明他为人厚道，虽然他甘于淡泊自守，但并不过分清高，还是喜欢和人打交道的；尤其他还对有些朋友有求必应，比如为他们题撰一些碑铭、赠诗之类，这些作品往往都得以流传到今天，虽然他们的艺术价值并不算很高。
二、董卓对蔡邕的特别恩遇
说来避难吴地的蔡邕日子过得倒也平静，甚至其间还有一件逸事，可以让我们约略品味出蔡邕其人的一种苦中有乐的自适情怀。
有一次，一个吴地人家烧一截泡桐木用来做饭，不知为什么正好让蔡邕给碰上了，蔡邕从这截木头的燃烧的声音判断这截木头不是一般的木头，于是他就请求这家人把这块木头从锅底下抢救出来，让他带回去做一把古琴；怎么说蔡邕的面子也不小啊，这主人家没道理不答应。后来，蔡邕拿这截泡桐做成琴后，音色、音质确实不同凡响，而因为在这把琴的尾部留下了一点被火烧焦过的痕迹，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把由奇缘而得来的宝琴称之为“焦尾琴”。
《后汉书·蔡邕传》里还讲到了一则逸事来说明蔡邕其人的妙操音律：
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憘！以乐召我而有杀心，可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
也就是说，蔡邕甚至都能够从琴声中辨别出一股杀气。
后来到了中平六年时（189），汉灵帝死了，新皇帝登基，大军阀董卓做了司空，他不仅废了汉少帝、杀了何太后，还血洗后宫，把一干子宦官们斩杀殆尽，以此掌握了朝廷的实权。
董卓听说蔡邕的声名很高，于是就想拉拢蔡邕来给他充门面。蔡邕晓得这董卓是个喜怒无常、臭名卓著的危险人物，就称自己有病而拒绝了董卓的拉拢，没想到这一下竟把个此时正不可一世的大枭雄惹急了，董卓于是大骂道：“我力能族人，蔡邕你再敢不听招呼，可是没有你的好果子！”
面对灭族之祸，蔡邕不得已就范，没想到接触之后，这一向粗暴的董卓居然也非常敬重蔡邕，三天竟给蔡邕升了三级：本来想让他去做巴郡太守，但还是舍不得，就把他升职为侍中好留在身边（当时已经天下大乱），可见他对于蔡邕的非凡器重。
虽然这其中还是不无董卓的自我标榜之意，可是对于多年来饱受迫害之苦而四处浪迹的蔡邕而言，已经足可以让他一时间感激涕零了。这还不算完，190年，汉献帝在董卓的安排下登基做了皇帝，蔡邕又被升任为左中郎将，所以后世往往称蔡邕为“蔡中郎”；后来蔡邕又追随汉献帝（董卓）迁都长安，又被封为“高阳乡侯”，一个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功业的人被封为侯爵，这在当时也可算得上是莫大的殊遇了。
董卓也经常认真听取蔡邕的意见，对蔡邕还算尊重，而且每次大宴宾朋的时候都会让蔡邕弹琴助兴，而蔡邕之所以没有拒绝，是因为他想趁着董卓高兴的时候，让他多听取一些自己的中肯意见，以为天下苍生多谋些福祉。然而，这董卓是烂泥扶不上墙，此人刚愎自用，很少真正采纳蔡邕的意见，于是有一天蔡邕便对他的堂弟蔡谷说道：“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4】以待之，何如？”意思是，我看董卓这家伙迟早要出事儿，不如我们到兖州去吧；如果由于兵荒马乱到不了兖州，那我们就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待时机吧。
可是，蔡谷却对哥哥说道：“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意思是，哥哥你长得太特别、太出众了，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平常人，只要你一上街，马上就会有人出来围观（从而就会有熟悉的人认出你）；所以，我们想要躲藏起来，是很难的啊。蔡邕觉得弟弟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打消了逃亡的念头。
应该说蔡邕还是具有一定的识见和洞察力的，毕竟董卓干出的那些令人神共愤的事情太多了；可是由于种种不遂人愿的天命所使然，蔡邕只能将自己的那一丝可怜的对于董卓的幻想继续怀抱下去——其实，他是在追随董卓，更是在追随汉献帝，这一点正统派谁也不能责难——他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向前。
无论如何，我们想他对于董卓的感情一定是极其复杂的。终于，这复杂的感情将蔡邕推向了人生的不归之路……
三、蔡邕之死缘于一个哀伤的表情
后来，军阀习气实在太过严重的董卓，终于被当时看不惯他的正直的司徒王允，设计给杀死了。这一点，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应该都有印象。
事后，王允就召开了庆祝会，岂知“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该死的董卓死了，而此时的蔡邕却长吁短叹，还分明流露出了哀伤之意。于是本来高高兴兴的王允勃然大怒，对蔡邕严厉地批评道：“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也就是说你蔡邕这是在向大家表明你是逆贼董卓的同谋啊，因私而废公，好吧，我王允就成全你，当即，王允就命人把蔡邕关进了大牢（以董卓同谋）治罪。
蔡邕也许早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身正气”的王允一定不会轻饶了他。他只是有一个未了的心愿——他编写汉史的心愿还没有完成，于是他就请求王允能够免他一死，哪怕毁容以及砍去双脚。仔细想想，蔡邕难道真的不可敬吗？
当时的很多士大夫、同僚都站出来为蔡邕求情，其中经学家马融族孙、太尉马日磾跑到王允那里说道：“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大意就是说蔡邕作为一代史家还能大有作为，不能就这么轻易杀死他。而王允这时候却更加显得义愤填膺了，他援引《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例子一口回绝了马日磾的请求：“昔（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的批评在王允看来却成了毁谤，好象修史者都该死似的（王允可能也确实对于蔡邕缺乏信任）。
马日磾知道多说已经无益，于是悻悻地就离开了王府，事后他和别人说到这件事时深深地感叹道：“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就是说像王允这样杀掉有学问专长的人，轻视修史这样的国家根本要务，他的政治道路还会长远吗？不久，历史的发展就兑现了马日磾的预言，王允果然很快就又被董卓的部将李傕杀死了。
就这样，蔡邕被王允下令处死了。史载，对于蔡邕之死，“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很多倾慕蔡邕为人与才学的志同道合之士，都为蔡邕的死流下了悲伤、惋惜的眼泪。当时的大经学家、北海人郑玄在听到蔡邕的死讯后慨叹道：“汉世之事，谁与正之！”汉朝的史事，还有谁能出来编辑整理并加以澄清呢？
更有甚者，兖州及陈留地区的人都画了蔡邕的像，以此来纪念这位高名之士。而这时的王允又突然表现出了对杀死蔡邕的悔意，可惜已经来不及了。不过更可惜的是，蔡邕死后得以流传下来的著作不是很多，而流传下来的又往往不是价值最珍贵的部分。
四、遭逢安史之乱，乐工雷海青之死
蔡邕之死在当时尤其在后世都激起了很大的波澜，因为蔡邕所哀戚的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声名实在是太过恶劣了，如此以至于蔡邕本来高洁的声名也不能不受到后世很多人们的质疑，甚至是一些同样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博学、忠义之士。
更有令我们今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最迟在南宋的戏曲中，蔡邕从前的光辉印象，到这时候已经被民间完全扭曲为一个类似《包公案》中“陈世美”的反面印象——背叛父母、投靠豪门、停妻再娶，最后还被天雷活活劈死。
这真使人不能不感叹我们的传统社会中，那种仅仅以所谓的道德标准来为一切历史人物盖棺定论的狭隘性及盲目性，尤其下层民众的那种思想上的狭隘性及盲目性（民族英雄袁崇焕的肉就是这样被生生吃掉的）。大诗人陆游就曾经为蔡邕在后世的可悲遭遇感叹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不过在我们认真分析、评价蔡邕的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看历史上的另一个因为哭泣旧主而被杀的例子吧。
此被杀者名叫雷海青，约公元716年—755年，《明皇杂录补遗》一书中有其祥传，清源郡田庄村（今福建莆田东峤镇田庄村）人氏，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宫廷乐师，善弹琵琶。不过因为雷海青所哭泣的对象的性质和他那种大义凛然的气节，使他最终赢得了后世的一致高度赞誉，尤其他也成为了梨园子弟们的道德楷模。
《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雷海青的故事的：“禄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盛奏众乐。梨园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贼皆露刃睨之。乐工雷海青不胜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禄山怒，缚于试马殿前，肢解之。”
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范阳节度使、蕃将安禄山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叛乱，由于唐王朝的猝不及防，叛军于是一路便攻占了当时唐都长安，唐玄宗被迫逃身到现在的四川。有一天，安禄山在长安西内苑重天门北凝碧池举行大宴，为了助兴，他就命梨园弟子们（指乐工们）尽情奏乐，可是这些梨园弟子们很不给面子，都因为思念自己的旧主唐玄宗而悲伤形于颜色，甚至有的人还流下了眼泪，以至曲不成调。这一下就把安禄山给惹恼了，他下令谁再哭定杀不饶。可是这时还是有一个人不买安禄山的账，他当着安禄山的面，把自己手中的乐器狠狠地摔在地上，还向着西边唐玄宗逃亡的方向大哭起来。这下搞得安禄山在众人面前实在下不来台，于是丧心病狂的安禄山就命人将雷海青捆绑到试马殿前肢解示众。
当时也被叛军困在长安的的大诗人、音乐家、书画家王维听说了雷海青的死难之事后，很是感动，他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以纪念这位忠勇不屈之士：“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后来，安史之乱被平息，唐玄宗的儿子唐肃宗赠封死难大臣，其中也把乐师雷海青列入，忠贞英烈之名算是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
五、后世对于蔡邕的苛评
其实，倒是需要认真指出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本人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家。
李隆基不仅精于多种乐器的演奏，而且还堪称是一位当时少有的作曲大师；自然，酷爱音乐的他大力扶植音乐在当时社会上的发展和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完善了当时的音乐制度。让我们想，这些难得的际遇都应该会使得那些原本出身、待遇尤其社会地位低微的乐师们顿生知己之感，传统社会中一再强调“戏子无义”，而雷海青却如此有情有义，自然这绝不是偶然的。
同样的，董卓之于多年生活在困顿和失意中的蔡邕而言，多少给了他一丝燃起未来的希望之火。就像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所分析的那样，董卓干脆地除掉了宦官集团的势力，而蔡邕又是深受宦官之苦的，所以蔡邕几乎都要把董卓当成知己了。
不过，王夫之又批评了蔡邕的为人和行事，他以为蔡邕并不是惧怕被董卓诛灭全家才被迫出仕的，而是因为他内心还是认同董卓的；王夫之认为蔡邕不过只是一个有学无识的书呆子，他不能正确、清醒地看透董卓的本质，相反他还同情董卓的死，因此像蔡邕这样的糊涂人根本不值得后人同情。不仅如此，王夫之还认为蔡邕给当时的士林带来了一种很恶劣的影响：“邕之应董卓召而历三台，此何时也？帝后弑，天子废，大臣诛夷，劫帝而迁，宗庙烧，陵寝发，人民骄死于原野，邕乃建议夺孝和以后四帝之庙号，举三代兴革之典礼于国危如线之日，从容而自炫其学术，何其愚也！”（《读通鉴论·灵帝篇》）也就是王夫之认为，一方面蔡邕出仕的时机不对，另一方面出仕的人也不对，出仕后的表现则更显得愚蠢。
批评蔡邕的声音还有很多，有的说他根本无德，尤其无史德，比如南宋末的学者王应麟在其《困学纪闻·卷十二》中说：“蔡邕的文章到今天（指南宋）存有九十篇，而给别人做的悼词和墓志铭就占去了其中一半……他自己说：‘我作《郭有道碑》，惟独没有让我感到惭愧的言辞’，其他文章就可以想象了（是多么做作）。其他如称颂胡广、黄琼等人的传记，几乎已经把地位列到同老子、韩非等人同等了。如果让他完成后汉史，还可能具有南董氏那样的直笔吗？”（大意）
还有的批评他根本无史才，比如清代大学者章学诚在其《丙辰札记》中说：“蔡邕虽然学识广博，但是识见一般，从留存下来的他的文集碑铭看，并没有看到他的长处。想来如果让他写作后汉书，未必胜过《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大意）
章学诚还指出蔡邕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什么创造性，大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更是不容否定地斥责道：“从东汉末年以来，节义衰而文章盛，这是由蔡邕开了这个不好的头。他出仕董卓，这是没有操守；董卓死时他为之哀叹，是没有见识。从他文集看他为别人滥作碑颂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他平时的为人了。因为他的文采富丽而交游广泛，所以后人为他立传时多有溢美、颂扬之辞，唉！蔡邕的为人当让后人引以为戒啊。”（大意）
总之，这些学者把蔡邕的人品、学识说得很不堪。
六、历史的复杂面目
对于以上如此严苛的批评，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同意，毕竟谁也没有经历过蔡邕当初的那种艰难、复杂和矛盾的境遇。我们更不想为蔡邕写什么翻案文章，那也没有多少意义，然而我们却值得透过蔡邕一事，而一窥历史那立体交织的复杂面目。
首先说，蔡邕诚然为一介儒士，他更有可能有学而无识（书虫一个嘛，即使缺乏点治国才能也很正常），就像《三国演义》中为他感叹的那样：“董卓专权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当时诸葛隆中卧，安肯轻身事乱臣？”可是，如果他不能成为诸葛亮等辈的前车之鉴，谁又能无缘无故地就变得成熟、通识呢？常言道“天道后起者胜”，也就是说后来的人往往因为吸取了前人的失败经验，而使得自己最终走向成功；自然这种意义也可以扩展到做人做事上。
很不幸，在东汉末年开始的那场连绵四个世纪之久的大动乱之中，蔡邕是当之无愧的前辈。尤其，因蔡邕无识而否定其无学，这是让人不能接受的。名震古今的“前四史”的作者中，有三位都不能不肯定地说是有学而无识的——司马迁因为李陵之事惹恼了汉武帝，本该被杀，最后屈辱地接受了阉割之刑；班固因为平时疏于对家臣的管教，自己又与权贵过从甚密，终于导致亡身之祸；就连这《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毛泽东谓之其书生造反是“好反不好胜”，结果也因为谋逆之罪被处死（当时《后汉书》也没有完成）。
尤其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对于董卓，蔡邕本人是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的，在当时的情形下，他想逃避、想另觅明主已经很难，他只有想办法尽力去弥补董卓的所谓错误，以发挥自己的积极影响。让我们看，更关键的是，也是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的，蔡邕的确是在追随董卓，但他也更是在追随汉献帝。而也不管怎么说，董卓对于他而言，都是具有莫大的恩遇的，他哭董卓，绝不能算作泯灭大义之举，就像后来的曹操被称为“汉贼”，但是仍然不乏忠义之士追随他，就比如他手下最有名望的荀彧——虽然荀彧誓死为曹操效力，但他真正忠心的还是汉天子；我们甚至不难想象，假使曹操也突然死在荀彧面前，荀彧也一定会难过得流泪的。
在《后汉书·蔡邕传》结尾处，范晔即如是不惜笔墨地论述道：“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屡其庆者，夫岂无怀？君子断刑，尚或为之不举，况国宪仓卒，虑不先图，矜情变容，而罚同邪党？”
也就是说蔡邕曾遭逢千难万险，经历过种种困苦和坎坷，而一旦受人之恩，则未免对其感恩戴德，即使对方是个大奸大恶之徒，蔡邕也不能无动于衷。这是士君子的普遍心理。范晔还兔死狐悲地感叹道：“执政乃追怨子长【5】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未或闻之典刑”，总之就是觉得蔡邕死得太冤枉了，更不该因为修史而横遭杀戮。
再有关于蔡邕的道德品质问题，一方面来说他应该在生活中是个厚道人，别人有求于他，他往往就会有所表示，否则他的人缘一定不会那么好，就像后来作为他的学生和朋友的曹操都不忘解救他流落匈奴的女儿。关键的一点，蔡邕也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立场的孔子所谓的“德之贼也”的老好人式的“乡愿”，从他对于宦官集团的坚决和不屈斗争中，我们即可以领略出他的那种难得品质。因此，我们仅仅因他哭吊董卓，根本不足以否定他的史德。
反倒，就如俗语所谓的“秦桧还有三个相好的呢”，一个人的社会存在是多层次、多面的，一个人的善恶有时候也不会是绝对的；况且受人滴水，即使不能涌泉相报，起码也应该在有所表示的时候有点表示吧——而蔡邕情愿不惜以一死来酬报董卓对于自己的那种恩遇之情，且不论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这种精神总是值得敬佩和肯定的。鲁迅先生当年就曾很是愤激地揭示过我们民族其劣根性的一面：“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观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而蔡邕抚哭的这位显然是一位正统社会的大叛徒、逆贼，从这一点上来看，蔡邕的人格难能可贵。
同样的，蔡邕做人行事可能的确有不成熟、不圆满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统而论之，更不能无故地上纲上线，不因人废言，不因言废人。何况蔡邕在其当时的声名是如此卓著，这难道都是虚妄的吗？
或许人们对于他的责难也正源自他那过高的声名，他也算是为名声所累了。
七、余声：蔡邕真正的悲剧
从正统的观点看来，蔡邕真正的悲剧其实应该正是他未能深明大义，相比董卓所曾给予过他的那点私德，无论如何，国家利益都应该放在首要位置。
他可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首先其实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学问人蔡邕，他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人物、左中郎将蔡邕，他应该要首先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影响。就像现如今的所谓公众人物，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他们的社会影响，虽然是同样的事，可能分别放在一个普通人物与公众人物身上，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就会大相径庭。
总之，蔡邕的确是有些糊涂和冲动了，其实私下里凭吊一下就好了嘛。不过后人那样不依不饶地批判他，在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眼里却又有了另外一层意思：
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
——《蔡中郎坟》
此诗首先开篇即交代一下蔡邕坟墓的情形，应该说差不多七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已经流逝过去了，此时已是孤坟零落，野花丛生。
按照古人一个人死后会转世投胎的迷信说法，据传说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后身就是蔡邕，而进一步也可以得知，蔡邕死后又一定转世投胎成了后来人。但是，尽管这个后人可能也会像蔡邕那样富于满腹的才情，可是现如今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爱惜人才了，希望这个人千万不要枉费心力去作什么“惟务雕虫”的词人了，那样只会让人看不起。不仅才情让人看不起，也许更因为你是一个“浮浪”的词人，人们才更会怀疑你的品德有问题。
温庭筠这不仅是在凭吊蔡邕，更是在自况自叹，“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啊。可悲可叹之余，更让人深思。
还是以范晔对蔡邕的感慨作结吧：“赞曰：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斥言金商，南徂北徒，籍梁【6】怀董，名浇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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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当时流行的一种文体，包括自问自答、自我宽解。
【2】最高级别官员，“三公”之一，主管民事。
【3】中级官员，可参预朝政。
【4】指当时的华山以东。
【5】司马迁字子长。
【6】指东汉大学者马融作文取媚大将军梁冀，马融的传记与蔡邕的传记在《后汉书》是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