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陈志华：80后老头儿20年乡土保卫战
（2008.09.07《北京青年报》）
——“乡土瑰宝系列”的收官之作《村落》近日出版
——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
陈志华其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学专家。主要著作有《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外国古建筑二十讲》等。1989年起从事乡土建筑的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婺源乡土建筑》（合著）、《关麓村乡土建筑》（合著）、《俞源村》、《楠溪江上游乡土建筑》、《楼下村》等。
须发俱白，却开玩笑地称自己为“80后”。今年，清华大学的教授、乡土建筑保护专家陈志华步入了耄耋之龄，二十年前，为了抢救那些正在迅速消失的乡土建筑，他开始了一场势单力孤的“乡土保卫战”，带领学生“上山下乡”，抢救那些正在迅速消失的乡土建筑。
他曾形容自己最初的“团队”是“两个老汉一个姨”。“两个老汉”中的另一个楼庆西，和他一样，曾师从建筑大师梁思成，再有一年，也将荣升为“80后”了，而那个“姨”则是他儿子的同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秋香。
至今为止，他们已经出了二十多本书，平均下来，一年一本，与时间赛跑。直到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村落》，“乡土瑰宝系列”的出版暂时告一段落。也正因为这本新书，三人近日一齐出现在天津的图书博览会上。
拿起书中那些精美的照片和测绘图，陈志华如数家珍，说到激动之处，右眼便会努力地睁大一些。20多年前，因视网膜脱落，这只眼睛已经失明。很难想象，仅剩一只眼的视力，年迈瘦弱的“80后”老头儿是如何行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的。四十天不洗澡、住小旅馆、吃不饱，甚至跟乞丐住在一起……这些乡野颠簸路上的艰苦，陈志华在演讲中没有太多提及，因为最让他揪心的是，直到今天，中国古村落保护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我最想说的，还是呼吁保护，如果保护好了，我们就用不着那么着急出书了。”在他温和的话语背后，是掩饰不住的急迫感。
半路出家：“乡土建筑记载了下层老百姓的历史”
陈志华从事乡土建筑的保护其实是“半路出家”，20岁时，有感于梁先生为保护北京城奔走呼号，他主动要求从社会学系转到建筑系，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生。退休之前，陈志华已经是国内著名的外国建筑专家，会七八门外语。但告别讲台的日子临近，他却突然决定将余生投入到中国农村的乡土建筑研究中去。
他说，自己研究了一辈子外国的东西，老了却发现中国自己的东西没人搞。
那年，他到欧洲，参观圣马力诺的一个堡垒，“人家把墙上每块石头都画出来了，这还不算，哪个墙缝长了棵小树，人家都画出来了。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干过呢？没有。”
特别是乡村建筑，中国的古建筑专家大多只对皇室贵族庙宇、宫殿感兴趣，甚至连梁思成先生画的一些图，主要也还是宗教建筑。乡土建筑，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一大片儿整个扔在那里没人理会。
这种对比，使他深感中国对于自己建筑的研究太落后了，“从建筑能读到人类文明的整个过程。外国的文明史的研究、断代是根据建筑风格来分的，如古希腊、古罗马、罗马后、哥特等，一直到现代，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是根据朝代的更替来定的，对于什么是明代建筑、清代建筑的风格，连专家都说不清楚。”
1983年，他在清华开设了文物建筑保护课程。1989年，他和同事受邀在浙江龙游县的祠堂进行测绘。自此，在年过六旬，退休了之后，他却过了上“不省心”的日子，每年春秋两季，带上一批学生“上山下乡”。
他认为，乡土建筑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筑本身，还在于建筑所记载的中国人民的历史，特别是下层老百姓的历史。“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二十四史中，与老百姓有关的事儿，只有赋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状况，基本上都看不到。所以，他建议研究民间的历史和文化，扩大历史的研究范围。”陈志华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从这意义上来说，乡土建筑作为乡土社会的史书，正好补充了半本历史。”
出书就是抢救：“十五天写出来都慢了”
到目前为止，陈志华带领的研究团队已经出了二十多本书，此次出版的《村落》是“乡土瑰宝系列”的第十本，之前，已有《雕梁画栋》、《户牖之美》、《千门万户》、《庙宇》、《宗祠》、《住宅》等书问世。
对于这种出书速度，一向严谨治学的陈志华其实是不满的，他说，很多书其实明知道研究得并不是很深，很细，但是没有办法。“出书实际上是抢救。抢到哪里就是哪里。差不多就得放下，因为破坏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在质和量上，我们不能不更多地考虑量。”陈志华颇为遗憾：“如果保护好了，我们就用不着那么着急了，我但愿有那么一天，可以用三年功夫，细细地出一本，肯定质量好。但我怕我们连十五天写出来都慢了。”
陈志华说，有些古村落的研究完成后，他们往往不敢再回头。“为什么？怕伤心。”不少古村落，在他们重返时，往往已经面目全非。他拿出浙江新叶村的一些照片，照片是在1990年前后拍摄的，师生们花了不少时间，对村里的建筑群进行整体研究，当时的小村宁静秀丽，风景如画。然而，前几年，当他们再次前往时，发现老房子已经被拆掉了一半，处在新房子包围之中，面貌破坏得非常严重，要恢复原貌已经不太可能了。
也是在浙江新叶村，有人告诉陈志华，楠溪江的山泉村有个很完整的大宗祠，里面挂有83块匾，有状元、进士的功名录取，也有做寿的。全浙江仅剩下这一个村，非常有价值。陈志华听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山路跑到村里，结果祠堂在前一天已经烧成灰，柱子还在冒烟。
每到这种时候，看着这些美丽的乡土建筑被破坏，陈志华都痛心不已，如同当年他的老师梁思成先生为保护北京城墙所说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注意”带来担忧：“保护假的，就是瞎编历史”
“乡土建筑保护的问题，在于大家的看法不一致。”陈志华说，有人认为，老建筑有什么好？要暖气没暖气，要自来水没自来水，说结实也不见得结实。而新房子好看，气派，有时代感。而且倒卖老建筑的地皮带来的利益对一些人来说，吸引力也不小。
他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地方管理者出于“改变面貌”的想法，把老建筑毁于一旦。“保护文物不能产生GDP，‘只赔钱不赚钱’，而五年任期决定你能不能提升，有些地方官员上任三年了，觉得还没有‘改变面貌’，就着急了，赶快盖几栋洋楼，一盖洋楼，老建筑就完了。”二十年里，他们前脚走，有人后脚就“改变面貌”。不过，这几年，情况似乎有点改变，乡土建筑开始被人“注意”上，但是这种“注意”为陈志华带来的还是担忧。
浙江兰溪市的诸葛村，由诸葛亮的后裔所建，是陈志华认为“到目前为止，二十年来保护得最好的一个村子。”但是，这个村子依然有他觉得无法保护的地方：诸葛村有个外号“八卦村”，名字不是村里的人叫出来的，而是“上头的人”硬加给它的，他们还在村里假造了八卦图，原来只是一个八卦形状的水池，后来越造越复杂，有了中八卦，外八卦……而“八卦村”的名气越来越响，村子里的人，想保留原来的名字，还叫诸葛村，已经很难了。
“要保护就保护真实的，不能保护假的，保护假的，就是瞎编历史。”陈志华叮嘱那些有机会到八卦村去的人，“一定要在留言本里，批评一下八卦村的这个‘八卦’。”
请求文物贩子“手下留情”
来自文物贩子们的“注意”，也让陈志华觉得不安，他知道这与不少有价值的乡土建筑迅速消失直接相关。他说，前几天，他从搞文物普查的朋友那里得知一个新情况：现在往往普查工作还没开始，文物贩子就已经赶在他们之前把乡村“普查”了一遍，看上眼的东西，连订金都先交了，等到工作组调查结束，几天后再去一看，老建筑已经被拆得一塌糊涂了。
由于经常下乡，陈志华认识不少文物贩子，于是他打电话给他们，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他企图“说服”他们：“你们弄那么多东西，能有市场吗？”没想到对方告诉他，市场大着呢，一点都不成问题。以前，文物贩子靠摆地摊叫卖从老建筑中拆下来的东西，现在，他们根本用不着到市场去，东西弄来后放在家里，打个电话就有人认购了，过几天，来了辆车子就直接装到建筑工地上去了……
文物保护事业永远是个后悔的事业，为了让这种后悔以后少一点，陈志华要求学生给那些有价值的建筑一一画上标有严格尺寸的测绘图，为正在迅速消失的乡土建筑留下一些可靠的记录。这些图不少已经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一次，他们在楠溪江的芙蓉村调研，走后第二个月，村里来电话索要一个重要书院的测绘图，原来书院着了火。过了几年，根据这些图，村里把书院重新修建起来了。
“抢救光靠写书是不行，还得真正地下手做保护规划。”陈志华认为，要保护的其实不光是建筑本身，还包括乡村生活的全方面。特别是因为中国特有的宗族力量、科举制度，泛神崇拜，使得农村产生了大量中国独有的建筑。“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从丰富性和质量上来说，中国的乡土建筑是全世界里最强的。”陈志华建议，如果能找到一些残石，一些曾被毁坏的建筑，甚至贞节牌坊等还是应该恢复过来。
小“80后”不如“老80后”能吃苦
二十年来，一共走了多少个村庄，陈志华已经难以计算了。现在，年过八旬，一只眼睛失明，可就是拄着拐棍，论勤快，他这个“80”后老头儿的腿脚一点儿也不输给那些年轻的“80”后学生们。
他把李秋香老师当成自己的“眼睛”和拐棍。在一本书的序中，他曾描写过两人搀扶，慢慢前行的情景：“乡下的路高高低低，她总是搀着我，连几步台阶都不让我自己走。过南方那种板凳式的木桥，她总是在前面当拐棍，叫我扶着她的肩膀，慢慢一步一步地走。”他开玩笑地说，”这倒像旧时代卖唱的，姑娘牵着瞎子，瞎子拉着胡琴，姑娘唱着哀怨的小曲，不过我们情绪很快乐。没有一丝哀怨。”
跟随陈志华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学生们自由报名，老师们进行挑选。让他担忧的是，近年来，愿意跟随他走那寂寞而辛苦的乡村路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说起来比较伤心，早几年的学生工作认真，连我们都感动，哪里艰苦往哪里去，这几年就不那么好了。去年只有三个，今年恐怕三个都不到。”陈志华说。学生愿意参与的少了，原因很简单，乡土之路确实很艰苦。从1989年，三人一起开始做乡土建筑研究起，直到现在，他们所研究的都是非常穷困的村子，根本指望不上能出费用来接济。曾经，在广东的一个村子，他们住在一个供销社的大通铺上。盖的被子“乌黑发亮”。几天后，他们意外地发现同屋的几个住客竟然在集市上讨饭，才知道原来每晚“同床共枕”的是几个叫花子。
这样的苦“80后”的学生们越来越吃不消，而“80后”老头儿却能吃得下，因为他惦记的，是大量的他还没有走过的村子。“全国行政村55万个，我们到现在才调查了70多个，山西是古建大省，但我们才调查了10个不到，好东西还多着呢。”
陈志华笑道：“两个‘80后’一起工作，小的‘80后’不如老的‘80后’能吃苦。”虽然深知“不能勉强”，但他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他的行列中，成为中国乡土建筑保护的后继力量。
楼庆西：中国人怎能舍弃古村落
（2012.11.14《环球时报》）
在城市和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急功近利的更新改造，打着旅游开发的名义随意破坏古建筑，已经使中国古建筑遭到极大破坏，让人痛心。近年随着古建筑的减少，古老的记忆正在消失，中华文化的基础日益薄弱。如何有效保护古建筑，延续中华文明的文脉，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古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无声的历史载体。众多古建筑、古村落、名人故居，具有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文物价值，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们间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百科全书，值得倍加珍视和传承。
我们经常抱怨古建筑、古村落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不了解古建筑的价值。不少人认为，建筑是为了居住生活、工作和生产的需要，应该越新越好，古建筑早已过时，是现代社会不需要的东西。事实上，只要去过欧美发达国家，感受到西方城市面貌深沉与稳重，震撼于留存至今的欧美古建筑底蕴的人，就会知道这种想法是失之简单的。
我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在八十年前明确提出：最有效的保护就是让国民知道其价值，以及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只有大家都知道其可贵，才会自觉保护。要使我国古建筑得到有效保护，古建筑文化得到传承光大，首先就是要提高公众对古建筑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识，进而起到保护作用。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好东西，我们当然要好好地研究了解、宣传推介。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份遗产有什么价值，公众才会有保护和传承的意识。中国古建筑保护已到了极为迫切的抢救性阶段。
近五年来，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携手清华大学发起公益活动，支持专家把专业性的建筑知识编写成通俗、普及性的读物，赠书20多万册。并在多处举办古建筑知识讲座、全国古建筑摄影大赛，参赛人数共有6万多人次，参赛作品达到34万幅之多。这一系列科普性的举动，使广大民众进一步认识了积淀深厚的中国古建筑，对保护古建筑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民族软实力需要文化的支撑，传统文化发展需要中国企业在内的社会大众的支持。
另一方面，古建筑的保护还需要与时俱进，因为古建筑保护确实和现实的生活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实际工作中要用新思路取得既保护又开发的效果。
城市化是我国相当长一个阶段的发展特点。但城市化的加速，古建筑、古村落、古民居正以惊人的速度被“牺牲”掉。近些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许多古老村落慢慢空巢化，甚至有的成了无人村。据报道，在国内，现在几乎每个月就有一座古村落消失。在山西，现存的古村落已由过去的500个锐减到100个。
由于土地有限，建筑物只能往高了盖，这就决定了古代建筑的有些传统快要断层了。像北京鼓楼的菊儿胡同，四合院的环境很好，保护得也不错。但是群众的生活方式变了，生活节奏变了，很少有人有空去院子里聊天，四合院的有些功能不符合现实情况了，再加上占地大，土地利用率低，自然会引发跟现实生活的矛盾。同样，古村落的规划保护也面临诸多困难。
面对现实，只强调原封不动地保护很难做到，就要有新的思路，用新的办法。比如，选择新的地方重建，像故宫那样空出来变成陈列馆。或者保留古民居不新建，但里面可以新装修，外面不能动，外面古朴，里面现代。这里面的矛盾很多。
在实践过程中有许多做法需要在实践中总结，要允许有不同意见，允许争论。比如很多人认为周庄毁了，但经过我的两次调查，我认为周庄保护得很好，周庄没有毁，只是游人多影响了感觉，游人一走还是江南水乡的老样子。
保护古建筑是个综合学科，与政治、经济、文化、行为方式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辩证地看，古建筑应该尽量保护，但遇到难以取舍的古村落、古民居，只能有选择地保护。
楼庆西：古村落不可能完全保护下来
（2012.12.08《新京报》）
《乡土景观十讲》
作者：楼庆西
版本：三联书店2012年11月
定价：59.00元
楼庆西
浙江衢州人，清华大学古建筑研究所所长，教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80年代末，楼庆西将研究对象由古建筑转移到乡土建筑上。他说，“不了解乡土建筑，就不能算了解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凝聚他多年调查研究成果的《乡土景观十讲》一书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
谈到乡土建筑，陈志华和楼庆西两个人的名字往往是同时浮现在读者心头的。与陈志华拿出厚厚的《中国乡土建筑初探》同时，楼庆西最近也出版了一本小书，《乡土景观十讲》。这是一本小到可以随手翻翻的书，便于携带便于阅读，而且和陈志华厚重的忧思不同，楼庆西表达得更多的，是对乡土建筑之美的直接体察。这，应该是另一种把传统留住人们心中的方式吧。
追怀：“乡土建筑是一种历史的记载”
新京报：在这本新书的第一讲一上来的第一句话你就进行了发问——什么是乡土建筑？你说到在你这里乡土建筑的定义是狭义的？
楼庆西：从广义上讲，只要带有地域特点的都可以称为乡土建筑，本乡本土的建筑。但我这里讲的乡土建筑是狭义的，就是指乡村里头土生土长的建筑。乡村的建筑不需要建筑师设计的，找个有经验的木匠，跟着主人一起找一些农民，房子就盖起来了，所以我们称它为土生土长的建筑。乡土建筑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它记载了我们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是其主要价值。
新京报：所以通过一个村子的建筑其实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化脉络？
楼庆西：对，比如山西临县是一个工业村，产陶土。这个村不缺水，山底有水，所以自古以来发展烧陶业烧缸，因为山西人爱吃醋，都用大缸子。手工业生产会产生废品，有的地方把废品砸碎不要了，但是这里不打碎，而是留着做烧窑时的烟囱，或者把这些大缸子摞起来变成院墙。平时你到农村去，大多数院墙都是土的，这里却是水缸的。厕所也是用水缸围成的。高高低低全是水缸，形成了这个村落一个特殊的景观，也记录了这个村特殊的一种历史经济形态。
新京报：你觉得这种乡土建筑对历史文化的记录和城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楼庆西：跟城市建筑相比，从建筑类型来讲，一个村落绝对没有一个城市那么全面，没有会馆、大剧院之类的建筑；从建造技术来讲，没有城市建筑那么完备、那么系统、那么有规格，乡土建筑是土生土长的，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所以这本书里我就把它的特点总结成几个部分，第一个是它和自然山水的结合比城市更为密切更为和谐。第二，中国的村落建筑形态比城市丰富。
新京报：这是为什么？
楼庆西：因为乡土建筑的特点是当地的工匠运用当地的材料，采用当地传统的技艺。比如木工活儿，浙江东阳是东阳帮，绍兴是绍兴帮，地方风格非常强烈。我们把它概括成四个“当地”：当地的工匠、当地的材料、当地的技艺、适合当地的环境。再加上我们长期互相不流通、不交流，你到福建去为什么过一个山头就是一种语言，就是它交流非常少，那么就很容易形成各个地方的风格，这就是乡土建筑为什么形态多样。城市里不可能出现蒙古包吧，城市里不可能出现土楼吧。
现实：“老百姓不爱住这些乡土建筑”
新京报：但是在古村落的保护和当地居民改善生活上面又存在着很难调和的矛盾？
楼庆西：对，你不要以为我说得那么美，老百姓就爱，老百姓不爱住这些乡土建筑，他们喜欢新的。首先要改造生活住宅，买沙发买床买电视机都买得起，但传统乡土建筑的房子里面就是黑黢黢的，因为窗户全是花儿，我们把它当宝贝，窗户的功能一个是通风，一个是采光，一个是关紧，而花窗户一不通风二不采光，密密麻麻的。老百姓开始不知道这个的价值，就把窗户拿下来放楼上搁着，窗户去掉以后就改墙，再有钱就在原宅基上盖个新房。这样古村落原貌就被破坏了，但你不能阻止它，这就是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怎么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呢，就说来话长。
新京报：现在面对这么多古村落被拆，你会感到难过吗？
楼庆西：这个你要理性地认识，从感性上当然会难过，从理性上说，它不可能全部保护下来，也没有必要全保护下来，你不能阻止老百姓追求新的生活啊。国外也是如此，国外为什么很多叫做自然博物馆，毁掉了村落的一些好的建筑，把它买下来，拆了以后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组成一个新的村落。
新京报：现在做得还不错的村落是哪里？两者结合比较好的。
楼庆西：又要有生活气息，又要完整地保护下来，有没有典型的例子呢，诸葛村算是一个，周庄也做到了这一点。周庄原来就是一个商镇，从元末开始。它原来就是一个商镇，所以现在当然可以发展商业，古建筑也没被破坏。虽然周庄发展旅游业，游客很多，但古建筑不允许动，你可以挂招牌，甚至可以钉个钉子挂灯笼，但你不能动古建筑，这些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完全靠政府出钱保护古村落，没那么多钱，非常贵非常贵。
新京报：那诸葛村这种模式和周庄模式能在其他村镇推广开来吗？
楼庆西：诸葛村我们是几次宣传，它的旅游开发是自己来办，自己成立旅游公司，支部书记兼任旅游公司经理，因此它能够掌握自己的收入，用相当一部分钱投入到古村落的保护中去。此外，郭洞村也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但它的旅游开发交给了旅游局来管，一个农家乐的店一个中午可以开十桌到十五桌，第一批客人走了，第二批客人很快就来了，但是大部分钱是被旅游局拿走了，古建筑破坏了也不修，因为旅游局已经得到利益了，其他的就不管了。原来河流是很干净的，现在因为餐饮业迅速发展，那么多人吃饭，洗鸡洗鸭，河流都被污染了。他们学诸葛村模式学不了，郭洞村的村干部自己都开着餐馆，买卖还特别好，第一个买汽车的就是开着餐馆的支部书记。
传承： “老艺人做的东西和以前的没什么差别”
新京报：在书里你也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很重要，你觉得该怎么保护呢？
楼庆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就是把传承人保护好，有人就能传下去，因为它是手艺，材料是不会消失的，关键是会这些手艺的人。十多年前我们去陕北调查，有一个老太太做虎头鞋做得特别好，当时她已经75岁了，做得一手好活儿，但没有传人。郭洞村有一个编灯罩的，卖得很贵，70多块，他有两个徒弟，但还比他大五六岁。现在讲非物质文化要变成活的，要进入商品市场，你有了销路，自然就传承起来了。
新京报：但是感觉如果商品化了之后，它的文化价值就会有所削弱。
楼庆西：你可以把它分开，对于精品，比如工艺大师，过去给皇帝做，留下很多精品的插图工，现在是国家订货，出一些精品，那么这些呢放在博物馆里，精品就留下来了。还有些大众化的东西。要分两条路来走，不是说一大众化精品就没了，那当然不行了。精品是多少年才做一个啊，瓷器现在发展，瓷器不是又复活了吗？过去只有皇帝定做的才做。现在把给皇帝做东西的那些技艺全找出来，做出东西然后在市场上卖，如果到了王刚那个节目……
新京报：肯定给砸了。
楼庆西：作为一个艺术品你不能砸它，你砸它干吗呢？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做的，不是乾隆那个时代做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不能推广呢？我喜欢这个东西，而且质量能够达到乾隆时代的标准，有什么不可以呢？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现在很多东西在工艺性上并不比乾隆时期的差是吧？
楼庆西：现在一些老工艺人做的东西和以前的没什么差别。
新京报：那怎么鉴别呢？
楼庆西：要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来鉴别，不是凭考古学家一看就能看出来的，现在很多都看不准的。我最怕的就是一进村，别人就指着一个东西问，这是什么年代的？我就马上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年代的判断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东西，光凭它的样子往往不准，乡土建筑可以保留几个世纪以前的东西。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姜妍、实习生黄盼盼，本版摄影 实习生王政显）
李秋香：守护乡土文化之根
（2014.08.27,2014年第34期《瞭望》刘苗苗）
http://www.lwgcw.com/NewsShow.aspx?newsId=36419）2014-08-2810:33 新华广东快讯微博
“正是在这些极其普通的村落里，我们祖先用奶汁和亲情喂养了整个民族，孕育了也发展了民族的文化。因此，乡土建筑中所保留的我们民族的记忆、民族的感情最厚。”
1990年4月，浙江省建德县(今建德市)新叶村来了4位陌生人——清华大学老师李秋香和她带的三个学生，他们一住就是20多天。
在当地老百姓司空见惯的祠堂、文峰塔、文昌阁、书院、庙宇等处，他们忙碌着，或建筑测绘，或记录、拍照，或采访了解村子的历史、建设、农耕、教育……
这是李秋香乡土建筑调研的第一站。这之后，她踏遍了中国二十多个省区市，为的是抢救、记录被人们忽视的乡土建筑和乡土文化。
二十几年间，在经费缺乏的情况下，她带着学生上山下乡，在上百个村落调研少人问津、濒临灭绝的乡土建筑，制定传统村落保护规划，抢救性地留下了近50本研究著作和3800余张测绘图，填补了传统村落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空白。
“在建筑史上大书特书的是宫殿、庙宇、陵墓和城郭。”李秋香在《新叶村》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殊不知，正是在这些极其普通的村落里，我们祖先用奶汁和亲情喂养了整个民族，孕育了也发展了民族的文化。因此，乡土建筑中所保留的我们民族的记忆、民族的感情最厚。不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没有乡土建筑是不完全的，研究中国的文化史，也不能没有乡土建筑。”
与时间赛跑
李秋香是清华大学高级工程师、乡土建筑研究小组的主力。她向本刊记者强调，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都是在农村，而且全民居住地的80%也是在农村而非城市，研究乡土建筑与乡土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李秋香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合著的《中国乡土建筑初探》一书中，乡土建筑研究的学科开创者陈志华写道：“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是乡土文化中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
李秋香亲眼看到，近十几年，乡土建筑正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破坏着，就连很多已被划为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的村落也在破败消逝。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中国的村庄2000年时约有360万个，到2010年的十年间，减少到270万个，平均每天差不多要减少300个。
在全社会普遍缺乏乡土建筑保护意识和价值认知的情况下，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浪潮急速冲击传统村落的形势下，李秋香与时间赛跑，在致力于学术研究之时，还想方设法抢救并保护即将消失的古村落。
198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秋香跟陈志华、楼庆西教授一起去浙江的乡村调研，他们惊喜地发现，还有一些美丽的村落建筑群相当完整地存在着，这大大激发了他们研究的热情和信心。
1990年李秋香独自带学生到达新叶村，这个已经有700余年历史的村子在当时还保留着大量古代建筑，以及完整而罕见的宗谱，是难得的典型古村落。
按照既定研究方法，李秋香要避免孤立地研究建筑本身，避免把研究局限在建筑类型和技法上，而是把乡土建筑作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去研究，以一个生活圈、一个完整的村落为对象，运用系统的、关联的、动态的、发展的、比较的办法，去揭示乡土建筑和乡土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历史。
那年暑假，针对新叶村，李秋香交给陈志华一份6万余字的初稿，跟终稿对比，几乎未做改动。
“我一直认为没有李秋香出色的第一次，我们不可能满怀信心地把乡土建筑开展下去。”陈志华在李秋香的专著《乡土民居》的序言中写道。
然而，时隔十多年之后，李秋香伤心地发现，当年的研究对象——新叶村——农耕文化的典范村落，已经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股势不可挡的大潮冲击下，奄奄一息。当年密密麻麻的两百多幢古建筑被参差不齐的洋楼和现代建筑胡乱地插建其中，满目疮痍。
“完蛋啦!完蛋啦!”受邀前去制定保护规划的陈志华看后，气愤地说。
“中间一段保护得还不错，你们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没有救?”时任建德市市长洪庆华一脸焦急，盼着保护有望。
李秋香隐约感到这位市长保护建德市古村落的决心，于是用试探的口吻，说出自认为几近不可能付诸实施的建议：“如果下决心把碍眼的新建筑拆掉，中间仅留的那块还可能恢复到原来状态。”
意外的是，洪庆华采纳了李秋香的建议，而且亲自坐镇督战，几个月下来协调调度各方资源，最终按照保护要求，拆掉了一批碍眼的新建筑，并修复了村落的周围环境，修复了古村落的美丽。
2013年，新叶村正式接待游客，成为一处新的旅游目的地。
全国首个乡村保护规划的诞生
与新叶村相隔7公里的浙江兰溪市诸葛村，是全国第一个乡村保护规划的诞生地，也是在李秋香的推动下，保护最成功的古村落之一。
诸葛村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村中保存了大量明清建筑，建筑质量上乘，且类型丰富有特色，是国内仅有、举世无双的古文化村落。
1996年，诸葛村作为一个整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几年，它以其“原汁原味”的农、商文化和文物古迹，引来了无数海内外游客，成为浙江的热点旅游景点。
诸葛村的村支书诸葛坤亨对本刊记者说，现在诸葛村每年仅古村落带来的旅游收入就有1600多万元，除一部分用于保护古村落以外，村里建设的旅游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及村民福利都是从中支出。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60岁以上的人每月领的200元生活补助和学生的奖学金都是古村落保护带来的红利。”诸葛坤亨认为，诸葛村的古村落能走到今天，李秋香是大功臣之一。
“她帮我们申报全国文保单位，又做保护规划，收的钱还不够路费，我们是在他们支持下才保护下来的，没有他们，后果真的难以想象。”诸葛坤亨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向本刊记者娓娓道来。
1991年，陈志华教授和李秋香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来诸葛村做课题研究，并呼吁兰溪市政府保护古村落。可是，市政府当时没有保护意识，村干部也缺乏这个眼光。有人对老书记说，保护之后可以搞旅游。老书记根本不相信，说：“搞什么旅游，那个牛棚人家会感兴趣?!”
“可是，现在开发旅游了，‘牛棚’还真是一个很好的景点呢。”诸葛坤亨感叹，“当年，李秋香老师呼吁整体性地保护古村落，现在看来也是很超前、很有远见的。”
国家有关部门对诸葛村做文保单位认证时，李秋香坚持要把诸葛村的池塘、树木、水井、道路、建筑，甚至村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等所有构成该村落的元素一起作整体性保护。
许多人不理解，认为要保护一个几千人住的村子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要保护的东西在当地遍地都是，如果村落被整体保护，老百姓就不能在原址建新房，村民们会同意吗?
论证压力非常大。最终，李秋香的建议得到了采纳，诸葛村被保护下来了，村民也通过古村落的保护受益了。
“现在想想，如果仅保留几个建筑，又怎么叫村落呢?如果没有人的生活，那不就成了失去文化的‘空壳村’了?”诸葛坤亨对李秋香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献身精神从何而来
其实，李秋香当年不过是清华大学资料室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如今已经荣升高级工程师的她，早已实现了自我人生的华丽蜕变。
“别人调查不出来的东西，她常常能得到。”陈志华回忆说，有好几次，老太太们把她拉到炕上，“闺女、闺女”地叫得亲热，还把出嫁时垫在箱子底下的东西翻出来给她看。
“李秋香把乡土建筑研究当作学术事业来做，而学术事业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献身精神。”陈志华回忆道，当年要在福建的楼下村测绘一位弱智人的住宅，但必须经过一间秽物积了几寸厚、臭气熏天的猪舍，当两位学生站在木栏杆外，商量着怎么用推算方法得出建筑的近似尺寸时，李秋香一抬腿，跨过栏杆就进去了，她走来走去，直接测出了精确尺寸，脚底下的秽物还直冒泡，叽叽咕咕地响。
献身精神从何而来?李秋香的回答是：“越做越放不下。”这背后，蕴藏着她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和担当。
她自言生在农村，对乡土文化有天然的亲切感，而且农村人的朴实、热情让她更珍惜这份城市人少有的快乐。
她还记得，在郭峪村调研时，一天从地里刨出来三四块刻有文字的碑，拼起来就是两三千字，这些罕见的珍贵史料，交代了村落的一段历史。“几百年都弄不清楚的东西，我们一天就弄清楚了，你知道这有多么快乐，多么激动吗?”
1993年，陈志华患眼疾仍坚持下乡调研，李秋香扶着他走乡路。当时，研究经费还没有着落，陈志华形容他们两人的组合如同卖唱：“姑娘牵着瞎子，瞎子拉着胡琴，姑娘唱着小曲，只是所唱的是充满快乐的，而非哀怨的曲子。”
随着研究逐步深入，李秋香作为一个她自言的“在老百姓中滚过一遭儿的人”，更体会到乡村人对乡土文化建设的贡献，也更加自觉地担当起抢救、保护乡土文化的重任。
她无意阻止新建筑的发生，但她强调，乡村新的建设必须经过合理的规划，应该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我们的任务是给历史留下一份记录，让文明传承下去。如果能够保护下一些古村落，后人能分享和拥有这份遗产，我相信，人们会变得更聪明、更富有情感。”
【《楠溪江上游古村落》】
撰文：陈志华 摄影主持：楼庆西 测绘主持：李秋香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08月出版
目录
一 重回楠溪江
二 桃花源情结
三 曲径通幽处
四 靠山吃山
五 山村初建
六 老蚌含珠
七 溪边孤帆
八 此外空余俏楼台
九 屋舍俨然
后记
2002年深秋，应永嘉县负责同志的邀请，我们到黄南乡三个山村工作，包括调查访问、测绘和摄影，还做了三村的保护规划。陈志华主要搞调查访问和写作，楼庆西主要负责摄影，李秋香主要做保护规划并且指导学生测绘。参加测绘的同学是赵星华、蔡沁文、王喆、李磊、黄妙艳、于立彬、黄轶秦和韩国的刘起周，他们每个人都还要写一份调查报告，作为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
工作是很愉快的，但也有难处。对调查访问的人来说，语言不通是第一大难，闹出许多笑话。县里的朋友们叫我们分辨“吃吃嬉嬉看看戏”几个字的发音，我们满嘴嗤嗤作响，都不及格。据说，在一次边境战争中，所有的通讯密码都被对手破译了，情急之下，就找永嘉籍的战士去通话，慢慢道来，对手居然毫无办法。第二难更奇怪，村里的人似乎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不大有兴趣，一百来人的小村子，造了一条五十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这样可以“载入史册”的要事，村里竟没有人能准确记得发生在哪一年了。老人说，就是我孙子跌一跤掉了两颗门牙的那一年；中年人说，就是我在苞谷地里捉到一只野兔的那一年；青年人说，那年我第一次出去打工，跟表哥去的。这是他们的记年方式。跌跤、捉野兔、打工是哪一年的事呢?这样的问题他们觉得可笑，问多了就不理不睬。其实呢?桥是1995年造的，不过七年前的“旧”事罢了。至于十年、二十年前的事，那就“云里来、雾里去”了。中国人古代用干支记年，大概是因为人们很少有活过六十岁的，真龙天子坐金銮殿也不大能超过六十年，并没有多大的麻烦。山民们用那样个人化的记年方式，大概是在他们平静、单调、一年又一年地春种秋收的生活中，只有这些事有点儿不寻常，值得记忆。跟他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他们何必惦记着呢?我想起了龙骨水车上的那几个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于他们无所谓，谁做皇帝又有什么关系呢?连谁做“天子”都无所谓，还有别的什么事要关心呢?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情况了，但惟其过去，所以具有千百年习惯形成的惰力，不是一两代人能完全消解的。乡民们记年龄，至今还只记生肖，需要数字化的时候，要掐着手指头现算。我问一个从外地打工回来过冬的小青年，他有几个兄弟，他竟弄不清该不该把叔伯兄弟一齐算进去。一位七十几岁的人，过去还担任过几年公职，当我问他焦岩爷和白鹤大帝的出身时，回答得很有意思：白鹤大帝好比村长，焦岩爷好比书记。村里人的名字，好像只有三个音，字嘛，随便怎么写。是“前”、是“钱”还是“乾”?回答是：都可以吧!大家都有兴趣的事只有一件，那便是上坳村四面屋基救皇太后的憨汉的故事，但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底本，最离谱的是说这位宋代的武状元叫尉迟恭。
2003年元旦一过，就着手写文稿，左思右想，难以下笔。有一天，忽然仿佛开了窍，原来所以觉得难写，是思想有束缚，什么束缚，老模式的束缚!我一向主张，应该随对象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写作方法，不要落在套子里。但是，这一次，和过去工作过的对象相比，变异太大了，有那么多不确实，有那么多空白。一向认为必须写的东西，这次没有完整的材料，可以不写吗?这次得到的材料，零碎而粗糙，有些甚至荒诞无稽，值得写吗，意义何在呢?愁了两天，我才明白，这些疑问其实都来自过去的模式。我在写楠溪江中游古村落的调研报告的时候，虽然是第一次，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动摇过，因为我觉得我摸到了那里的乡土建筑和它们文化背景的关系。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文化背景，其实都是以在乡文人为代表的。我写的，是渗透到乡土生活中去的士人文化。而这次调查的楠溪江上游村落，士人文化的渗透虽然还有，已经很淡薄，更浓郁的是山民们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很朴野，没有中游那种文质彬彬的气息。没有那么系统、完整。感到写作困难，就是因为不知不觉总想把民俗文化写得系统一些、完整一些，或者还想写得稍稍高雅一些，少一些粗俗。这困难是在调查的时候便种下的，对有些近于滑稽或者很滑稽的传说，让它们在耳边擦过，连笔记都没有。当我觉悟到我的错误的时候，我明白，山乡建筑的文化环境，就是朴野的民俗文化，甚至会有点儿荒诞的东西，而这正是我应该写的。写这些民俗文化，才是真实的，只有它们才反映山乡村民的生活面貌。我不应该追求什么别的。于是，2003年初春，我又独自一个人到林坑住了几天，再访问了一遍三村的老朋友们。这一次是有闻必录。不过，回来重写文稿，困难还是有的，那就是民俗文化写得还不够丰富。这就和住下的时问远不够长，又听不懂山民们的话，以及山民们所知的确实不多并且拙于言辞有关系了。有一位朋友说，你要是早几年来就好了，我爷爷什么都知道。来晚了，来晚了，这是我们十几年来每到一个村子都会有的遗憾。再写的时候，本来是想把历来士人文化中虚构的田园之乐和现实生活对照起来写的，写着写着就偏离了这个构思，后来也就不再去重整了。那种构思显然也会妨碍写作的顺畅、自然和真实。这文稿是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流行的时候写的，心情不很稳定、过一会儿就去打开电视看看有关的节目，断断续续，思想难以一贯，难以深入，甚至会丢三落四。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幻想和现实生活的对照，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偏离了的。开头已经写了的，就留着，随它去罢。
摄影也遇到些困难，2002年11月，阴雨天太多。楼庆西在2003年4月又去了一趟，天气还是不够理想。跑几千里路去摄影，不可能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都照顾到，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难以都包容进来，而只能碰到什么照什么。楼庆西也已年过七十，我们早就劝阻他爬山上树了。补充了李秋香和学生们拍的一些照片。大家拍，镜头自然抓得多一些。
李秋香主持测绘，负责制定保护规划。永嘉县的负责同志决心保护这几个村子，非常及时，它们确实有特殊的价值。保护它们没有很大的困难，上坳和黄南已经另建新区，这是关键，大大有利于保护，只是林坑的新区很难确定，最理想的当然是在贯彻中央建设小城镇改造农业结构的决策时把林坑的人口调整一些到小镇上去，再加上有敷余房基地和房子的人从全局、从长远着眼，大家互利合作一下。如果政策不到位，措施不力，村人只顾眼前私利，那么，林坑的前途就很难说了，那不是一份保护规划所能解决的问题。利用山村的条件，搞旅游、搞休闲度假，以增加村民们的收入，当然很好。但办这些事要有细致的统筹，不能“人自为战”，甚至发展成恶性竞争。否则，旅游业损坏了旅游资源，而且也毁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那是自绝生路。所谓旅游资源，就是那“世外桃源”的情趣，所谓历史文化遗产，就是那原汁原味农耕时代的山区古村。学生们人人情绪饱满，觉得这样一次难得的经历将终生不会忘记。在建筑系读了四年半书，兴奋点一直停留在纽约世贸大厦和北京奥运会场馆之类的大型公共建筑上，熟悉的是高迪、库哈斯和贝聿铭。一下子来到深山小村，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生活，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故事，双手抚摸着由二三百年前的山民们建造又庇护过多少代山民的房子，他们也是百感交集。山村的美享受不尽，晚饭后看图的时候一桌子的柚子、柿饼和花生也享受不尽，都是大叔大婶们塞进他们口袋里的。第二年我再到村里，人们还不断问起那高高的、那胖胖的学生们。我希望他们这一辈子永远记得山乡里还生活着那么多的朋友。此刻，一场突发的“非典”灾难正袭击着我们刚刚繁荣起来的祖国。学校处在封闭的状态下，大家心情都很紧张，但我的学生们仍然镇定而认真地写他们的毕业论文，准时到工作室画图，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我不能天天见到他们，很挂念他们，只好给他们一个个打电话，听他们一声“平安”。
2005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