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今声名不彰的杨振声，当年却名头极大，不仅仅是诗人、大教育家，还是大名士。——题记
1931年春，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听说挚友胡适将乘船由上海赴北平，就邀请他顺道来青岛演讲。不料轮船抵达青岛后，因风浪太大无法靠岸，胡适给杨振声发电报，仅“宛在水中央”五字。杨振声则回电“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前者化用《诗经》，后者直引古乐府，一时传为美谈，后来还被人记为逸事，发表在《大公报》上。
那些名士风流，就这般跃然纸上，令人怀想。
如今声名不彰的杨振声，当年却名头极大，不仅仅是诗人、大教育家，还是大名士。
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群星璀璨，俨然是当时的“文化根据地”。这短暂的光辉，与国立青岛大学息息相关。梁实秋、沈从文、洪深、老舍、冯沅君、闻一多、游国恩、宋春舫……这些载入文化史的人物与教育家黄敬思、数学家黄际遇、化学家汤腾汉、生物学家曾省之等人一起，组成了当时国内大学中难得一见的“豪华学者群”。
那时，青岛是他们的世外桃源，也正因为他们，青岛产生了独有的“客居文化”。小说、诗歌、戏剧、译著、论著……客居者们的众多代表作在这里诞生，当然，还少不了海洋学和气象学的种种辉煌。
这一切，又与杨振声分不开——他是国立青岛大学的首任校长，用自己的魅力为国立青岛大学广纳贤才，他以新月派诗人、作家的身份投身教育界，摇身一变成为继承蔡元培衣钵的教育家。
杨振声的一生，以五四为界。此前，是青春激昂，此后，是春风化雨。
他的青年时光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十分激进，并以新潮社干将、五四风头人物的身份留名于史。那时，他是北大国文系学生，与傅斯年、许德珩、俞平伯、罗家伦等是同学，1918年夏天，受《新青年》杂志的感召，壮怀激烈的杨振声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开始筹备大名鼎鼎的《新潮》杂志，并任编辑部书记，当年年底，又与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汪敬熙、何思源等组织“新潮社”——这一串日后大放异彩的名字，彼时都是激扬少年。
《新潮》的英文刊名为“The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介绍西方思潮和文学，也刊登学生自己的论文、小说和诗歌，不乏革命意气之作，第一期就抢尽眼球，尽管是学生刊物，却能连印三版，销售三万多册，而且这三万多册并不代表读者仅三万多人，据说，青年学子们互相传阅，一本杂志“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校长蔡元培亲自为刊物题字，学校还每月给予资助，额度还不小——大洋400元。
那时的北大，着实兼容并包。
杨振声既是《新潮》的编辑部书记，也是重要作者，他的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以及一些新诗均发表于此。
之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是发起人之一，曾组织千人大会，也曾在《新潮》办公室中，与同学通宵“苦战”，写下三千多条标语，火烧赵家楼事件中，他亦是参与者，结果成了当时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后经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而与战友们不同的是，他还曾二次入狱，5月25日，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人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的《五七周刊》，却遭当局拒绝，并被扣押，在监狱中呆了一个月才被释放。
但与很多五四闯将一样，后来的杨振声，也在肯定五四重大意义的同时进行反思——以现代史观而论，反思的道路其实有两条，一是结合当时外交举措的实质，反思五四运动中隐约可见的暴力成分和操之过急，二是结合1949年前后的政治形势，从无产阶级史观的角度去检讨五四，杨振声选择的是后一种。比如1949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的三十周年纪念日时，杨振声发表《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进而推衍到“五四时代的文艺”，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同日，他还发表了《“五四”与新文学》，认为“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以当下眼光来看杨振声的这些说法，依稀可以嗅到左倾的味道，颇令人感慨，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有应景之作，1950年，杨振声又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此文从观点上来说更烈，可谓全面反思“五四”在文化层面上的一些弊端，但抛开左倾思维的影响，部分观点颇有理有据，比如他认为“五四”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再讲那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罢，这是一物的阴阳两面。天哪，那真有点奴性的崇拜！”便一语中的，事实上，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曾在晚年重拾中国传统文化，检讨当年极端崇拜西方文化的盲目性，比如胡适，又如在遗言中感慨中国文化之精深的殷海光。正如杨振声所说，“盲目地崇拜伟大与刻板地摹仿伟大，都不是伟大，也不可能创造伟大”。
杨振声的反思，其实从五四运动后就逐渐开始了。那年年底，他通过考试获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与冯友兰、何思源等一起赴美。在美国，他攻读的是教育，也是他此后半生的研究方向，他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学，后又赴哈佛读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
1924年回国的他，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在众多国内一流大学留下足迹，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的教授，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将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委派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则专门邀请北大同窗杨振声、冯友兰相助，打造班底，任命杨振声为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如今看来，这些都是积累，让他缓缓靠近一生教育成就的顶点——1929年，教育部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筹备委员会，以蔡元培、杨振声、何思源、赵太侔、傅斯年等9人为筹备委员，1930年6月，正式任命杨振声为校长，这一年，他40岁。
独当一面的杨振声，魄力与魅力并举。据载，那时的国立青岛大学，一年经费仅40余万元，这个数字，只相当于当时的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同级院校的1/3甚至1/4，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杨振声却偏偏办到了。他曾有名言，“在行政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虚耗；在基础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建设”，根据这一原则，他在行政编制上极尽缩减，省下来的钱均投入购书与设备，他说“我们惟有节省经常费来补充设备费，我们经常费能多省一文，即设备上能增加一点，也便是学校的基础上多放一基石”，图书馆和实验室均是其眼中的重中之重，竭力打造。
作为校长，他亦以身作则，力行节流，比如校长公务配车，他选旧车不选新车，公家的东西他从不私用，哪怕是信封和信纸，但每周的校务会，他都会带着自家香烟、咖啡和茶叶赴会给大家享用。
而办学一事，更重要的是人才。杨振声是蔡元培的弟子，自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准则，他又是五四干将，在教育界和文坛均有名气，且一向以为人坦荡豪爽诚挚豁达著称，故知交满天下，大打个人魅力这张牌，竟延揽大量人才，把一间新学校变为了文化重镇。那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是梁实秋，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是大教育家黄敬思，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是大数学家黄际遇，化学系主任是汤腾汉，生物系主任是曾省……
闻一多和梁实秋二人的到来很有意思，堪称逸事。当时，杨振声专程前往上海游说二人，梁实秋曾在回忆文章里记载：“今甫（杨振声字）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今甫奉命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他从容不迫地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
青岛风物，确实迷人，梁实秋晚年思念大陆，最念念不忘的地方便是青岛，那些国立青岛大学的同僚们，也都把青岛视为一生中极难忘怀的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因为杨振声的个人魅力和青岛的宜人环境，使得教师待遇虽比某些大学略低，大家也甘愿俯就。
为了节省办学开支，杨振声把校长住宅让给教师，自掏腰包租下青岛黄县路7号，与教务长赵太侔（后成为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校医邓初等几家合住。梁实秋晚年在《忆杨今甫》中回忆说：“今甫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应为黄县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的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
如今的黄县路，其实依旧是悠然清静的。因为是石板路的缘故，虽也有车经过，却终究比普通马路上的车少了许多。这条路地势起伏，呈微微的漏斗状，德国人修路总是留有余地，所以百年前的老路也挺宽阔。院子两旁都是独立的院子，院内有各色树木，少不了的是阔大的梧桐、嫩绿的冬青、清幽的紫藤，还有人种了竹子，不多的几棵，稍稍高出院墙，倚在院落一角。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条黄县路，乃至以小鱼山为轴心的十数条德式老街，曾经承载了一代人的教育强国之梦。
而杨振声所居住的黄县路7号，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德式民居，半椭圆形的外部结构，花岗岩墙面与红瓦相接。二楼的环形阳台如今加了窗子，成为了住宅的一部分。我年少时常在那一带流连，老舍故居也在左近，门牌是黄县路12号。
那时，这里时常高朋满座，国立青岛大学的学者们喜欢来这里谈诗，有人回忆说，杨振声“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好玩的是，杨振声虽秉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但招聘人才，总要讲究你情我愿，少不得共同语言，所以，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中文和外文这两系几乎成了新月派的天下。
——杨振声自己，就是新月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而梁实秋、闻一多、孙大雨和方令孺等人，也都属新月一派。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国立青大还有“酒中八仙”一说，阵容颇为显赫，校长杨振声亲自带头，还有教务长赵太侔、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会计主任刘本钊、理学院院长黄际遇、秘书长陈季超和任教于文学院的女诗人方令孺。杨振声还拟了一副名联，叫做“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
之所以有这“酒中八仙”，一是因为文人好酒，二是因为青岛虽然景致迷人，商业也繁华，但终究开埠未久，不若老城市有人文气息，文化人长居于此，难免觉得单调，杨振声邀请大家外出聚会，也算用心良苦。
梁实秋晚年文字，对这段时光提及甚多，仅手头可查文字，便有《饮酒》、《酒中八仙》、《胡适先生二三事》、《忆闻一多》、《忆杨今甫》和《方令孺其人》等多篇。据他回忆，他们聚会的馆子，一个叫顺兴楼，一个叫厚德福，有时甚至远赴济南、南京等地，“每星期六校务会议之后照例有宴席一桌，多半是在顺兴楼，当场开绍兴酒在三十斤一坛，品尝之后，不甜不酸，然后开怀畅饮，坛罄乃止”。他还在《酒中八仙》里回忆杨振声，“今甫身裁修伟，不愧为山东大汉，而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居恒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鉴赏字画，清谈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一派名士风范，跃然纸上。说到名士气，还有一桩逸事，据载，当时，学校的通知布告多是固定格式和死板套语，杨振声却独出心裁，经常把布告填成诗词发布出来。据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学生臧克家回忆：“在文艺方面，‘青大’称得起当代文苑的一角。校长是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他为人民主，风度翩翩。在布告里时常看到他用俊秀的草书亲笔写的布告。用的是四六句，很有风趣，至今还记得他幽默地批评男同学：‘破坏风纪，月旦女生’。”
好玩的是，他们酒中八仙的彪悍酒风吓怕了著名“妻管严”胡适。胡适和杨振声本是挚友，除了前文提到的著名电报之外，二人在北大任教时便过从甚密，到了1931年初，北大校长蒋梦麟物色文学院院长，胡适就举荐了仍在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结果此事未成，最后是胡适自己接任。1937年初，二人一起创办《文学杂志》，抗战胜利后，又一起承担北大的复校工作，可谓半生知己。而在青岛期间，杨振声也多次邀请胡适前来，有一回胡适真来了，一看这群老友划拳斗酒，赶紧出动私家武器——戴上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让大家围观，要求不参战。更好玩的在后头，回到北京后，胡适还写信给梁实秋，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这不是明摆着挖老友的墙角嘛。
如今，在原国立青岛大学所在的鱼山路与其旧居所在的黄县路之间，修起了一座矮矮的立交，以减轻因道路过窄带来的交通压力，桥两边的老博物馆和冯沅君、童第周等人的故居，似乎都因此矮了一截。这看起来有些煞风景，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座立交已经在尽量迁就两侧的建筑了。
而在七十多年前，每日经过这里的杨振声想必是悠然的——因为没有遮挡的缘故，不远处的海浪声总会不时传入耳内，黄县路的石板路也会与他的手杖发出清脆的触碰声。
也许就是在这海浪声中，杨振声起了开拓海洋生物学、海洋学和气象学的念头。在他看来，“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大。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如此，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因此首创海洋科学学科，此后，从国立青岛大学到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海洋科学始终是国内第一，1949年后，山东大学搬至济南，但却在其原有基础上创办了青岛海洋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就此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杨振声还有一创举，就是于1932年将文学院和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此举得到教育部称许，蔡元培亦对此赞不绝口。合并的用意，是让文科生必修理科的某些课程，理科生也必修一些文科课程，杨振声认为“大家常把文学院与理学院看为截然不同，大概把科学放在理学院，非科学放在文学院，是错误的……文、理两学院不但不能此疆彼界，而严格地说起来，更是相得益彰。文学院的学问、方法上是得力于自然科学；理学院的学问、表现上也得力于文学美术。文学院中的人，思想上越接近科学越好；理学院中的人，做人上也越接近文学越好……文理本来就不能分家，最多不过如一家两院罢了……”
这等见识，直到今天仍不落伍——这些年来，谈及中国教育，文理的绝对分科一直遭受诟病，学生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但断然割裂文理，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文科生缺了逻辑思维，理科生则往往墨守成规和人文气质。而多年前的杨振声，早已预见这一点。
他也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认为培养学生即是为了服务社会，所以必须联系实际，比如当时的农学院，就针对山东本土农作物进行研究，如莱阳梨的病虫害防治、山东棉花的改良等。
彼时的大教育家们，思路其实都差不多，蔡元培、张伯苓等尽皆如此。
可惜的是，杨振声在青岛的时光太短，1932年5月，他便因故离开青岛。据载，那时的他极为矛盾，他的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前往南京游行示威，引起当局不满，杨振声一方面顶住当局压力，坚持教育独立，保护学生安全，另一方面却也希望学生克制，专注于学业。作为当年的五四干将，他的隐忍令很多人意外，但实际上，这是许多经历过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他们清晰看到激进固然会影响时局，但若要强国，学生最重要的还是读书，用一代人的心理强壮去改变这个国家。
但杨振声的选择，无疑两头不讨好，当局怪他包庇学生，学生怪他支持太少。他的离去，多少有些无奈，梁实秋也曾称他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
离开青岛后，他与家人回到北平定居。此后的他，除了参与一些公职外，开始将视野转向儿童教育，以图救国。他曾亲手编写《抗日救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其子杨起曾回忆，“为了使所选编的教材真正适应少年儿童，父亲陆续带着编成的教材，每星期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去试教。同时，他也经常把小学生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给他们吃点心，讲故事，以增进对孩子们的了解”。直到抗战爆发，杨振声前往西南联大任教时，仍在潜心编写《中学国文课本》。
胡适也曾回忆，1933年冬天，他与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武大方面安排他们与小学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为孩子们讲故事。尽管诸位都是文坛大家，教育界的大腕，可据胡适说，讲起故事来都不算成功，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只有“杨金甫（杨振声字今甫，也作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掌文化一脉，杨振声参与筹备并前往任教。1937年8月，他以教育部代表身份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又与三校校长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国立西南联大校史》和各种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中，对杨振声都多有提及，一是建校出了大力，二是治学教学的严谨。当时，杨振声除主编《大一国文》外，还开设汉魏六朝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
著名现代文学学者，后来曾长期执掌中大中文系的吴宏聪当时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本就景仰杨振声，待得上课后，更是敬佩，他曾回忆杨振声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课，说“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而他极为景仰的另一位老师沈从文，也是这样对待学生习作。
大记者、作家、翻译家萧乾也曾写过《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不过他谈的并非西南联大时代，而是1929年的燕京大学时代，那时杨振声主讲现代文学，“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像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据载，当时的众多年轻作家都曾得杨振声提携、帮助，其中还包括了沈从文。
可惜的是，一生旷达的杨振声，却晚景凄凉。194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要求杨振声离开北平，还准备了南下的机票，但杨振声拒绝了，选择迎接新中国。可他先是在三反运动中被定为“学阀”，到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原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他又被分配至东北人民大学，此举形同发配，也有人曾记载，说德高望重的杨振声离开北大，当时北大中文系的一些领导“出力不小”，只是时过境迁，真相已经不得而知。杨振声人本豁达，毅然前往，但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患上胃病，抗战后回北大任教时又做了切除手术，本需长期疗养，当时东北是抗美援朝的前线，生活艰苦又无人照料，尤其是硬高粱米对他的胃影响极大，两年之后就患上肠梗阻。加上医院处置不当，致病情恶化，1956年病逝。其子杨起先生曾回忆，父亲病重时曾想喝点酸奶，他跑遍北京城都找不到，听来让人凄怆。
杨振声之所以处境惨淡，后人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与胡适有交情，二是与鲁迅没交情。
前文已经提及杨振声与胡适交情莫逆，这两位从五四时代就已是朋友，数十年间见面、书信往来无数，在文坛上大有交集，在教育界也并肩作战。当时大肆批判胡适，杨振声难免受牵连，而且他一向仁厚，尽管身边许多人为了自保，把彼岸的胡适骂得狗血淋头，他却只写一点不痛不痒的应景文字，交差了事。而远在美国的胡适，曾把批判他的数十万字看了个遍，对众多老友的批评嗤之以鼻，看透了这些“老友”的嘴脸，可唯独未批驳杨振声，可谓尽在不言中。
而与鲁迅没交情，是指他曾被鲁迅“点名”。1924年，他发表了代表作《玉君》，据说是当时篇幅最长的白话小说，胡适、陈西滢等人对此小说推崇备至，陈源将其列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实际列了十一部）中，并赠誉“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
偏偏胡适和陈西滢这两位老兄都是鲁迅的死对头，杨振声与他们过从甚密，尽管他本人向来没有拉帮结派的念头，却已让鲁迅看不顺眼，将他归入“语丝派”（也称“现代评论派”），现在看到对《玉君》的评价，觉得自己前不久发表的《阿Q正传》未受重视，立马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大发牢骚，写道“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对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的晚上这才明白了：‘长’，是确有价值的。《现代评论》的以‘学理和事实’并重自许，确也说得出，做得到。”一派讽刺之意。
到了国立青岛大学筹备之际，因为杨振声延揽的文学院教授多是新月派人物，新月派又是鲁迅的论敌，所以鲁迅仍对杨振声全无好感，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写道：“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周作人）之流矣。陈源（西滢）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肖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
后来，鲁迅编撰《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入了杨振声当年在《新潮》上发表的处女作《渔家》，将其列为“新潮派”的代表作，给予了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的评价，却依然对《玉君》无视。不过其他文坛众人都对《玉君》评价极高，梁实秋就曾写道：“《玉君》清丽脱俗，惜（杨振声）从此搁笔，不再有所著作。”
1949年后，鲁迅登上神坛，曾被其批评者后来均遭批判，杨振声自然也不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据杨起先生回忆，“1985年，一家出版社准备再版父亲的文集，萧乾先生建议由沈从文先生写序，但是在那篇所谓的序里沈先生生怕父亲‘牵连’到他。萧乾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只好自己写了一篇‘代序’。”
这也怪不得沈从文，因为1949年历次政治运动均极残酷，人人都被吓怕了，彼时影响未消，有顾虑实属正常。
作为大教育家，杨振声的家庭教育也值得称道。前文提到的杨起先生是他的次子，著名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而长子杨文衡是著名农学家，尤其是在核桃栽培理论及应用技术的研究上极具造诣，真可谓满门书香。
那些名士风采，总在人们的神往中若隐若现。其实，记忆之所以封存，只是因为它足够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