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郎窑瓷器,无不说“郎窑红”。“郎窑红”,又名“郎红”、“鸡血红”等等。是康熙时景德镇窑在仿明代宣德鲜红釉基础 上派生出的新品种,清代景德镇由皇帝派遣景德镇的窑官称为“督陶官”,而郎廷极是康熙帝(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派往江西任巡抚兼御窑厂督理,主持景德镇窑务而得名。
郎窑最早的出现是刊刻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刘廷玑所著《在园杂志》一书:“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访古暗合,与真无二,此摹成宣,釉水颜色,橘皮鬃眼,款字酷肖,极难辨认。”
郎窑瓷器的成就,以模仿明宣德、成化官窑而得名,而仿宣主要是鲜红釉,其鲜红色泽较宣德鲜红釉更为鲜艳凝厚,清澈透亮,釉面开片具有强烈的玻璃光泽。郎窑红常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所谓“郎不流”是指釉面垂流不过足,足根与红釉处整洁,器身越往下,红色越浓艳,近足处的釉层最厚,有些瓷器呈黑红色,这是由于高温熔融状态下的釉层垂流所致,口沿处釉层变薄垂流,露白色胎骨,成“脱口”为“灯草边”。郎窑红器底呈米汤色或浅绿色,俗称“米汤底”、“苹果绿”。
郎窑红瓷器造形有瓶、盘、碗、盒、炉、觚、洗、水盂等,以观音尊和柳叶尊的造型最典型,此种造型曲线优美、雍容端庄,底足成半圆足或二台阶,底足书写“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款,其它器形的瓷器一般都不署款。
郎窑红釉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生坯挂釉,入窑经l300℃以上高温在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它对烧成窑内的温度、气氛要求很高,烧制成功的作品很困难,常常是百里挑一,当时民间有:“若要穷,烧郎红。”,可见其烧造难度之大,郎窑红瓷器深受人们的珍爱是有充分理由的,除了其釉色鲜艳悦目外,烧造困难成品率低也是主要原因。
除郎窑红外,还有一种世间所传极其特殊品种,人们俗称“郎窑绿”。“郎窑绿”是否和红釉在当时是并存的品种,现在还一直存在争议,“郎窑绿”与“郎窑红”相比,除了釉色呈色施釉方法不相同外,其它胎、形、足方面都相同,所以通常称其为绿郎釉。
“郎窑绿”瓷器底足露胎处常泛出火石红色,釉面凝厚,玻璃质感强,光亮莹润。“郎窑绿”都是小型器物,传世稀少。
“郎窑”还有更为名贵的珍稀品种“豇豆红”瓷器,“豇豆红”瓷器比“郎窑红”更为名贵稀少。豇豆红的釉面幽清浅红,匀净细腻,釉面上分布着星星点点绿色苔点,这种釉料在高温窑中的变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变幻,恰似豇豆的红色,又红中泛绿,似朝霞中的桃花,若美人醉酒时的肤色,故称“美人醉”和“桃花片”。还有“大红袍”、“正红”、“娃娃脸”等称谓。清人洪北江诗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比喻最为恰当。
豇豆红烧成难度比郎窑红更大,也无大件器物,传世所见都是小器件,大多是文房用具,如印盒、水盂、笔洗,还有少量的柳叶瓶、菊瓣瓶、莱菔尊、太白尊、苹果尊等。器物一般为圈足,且胎质细腻光洁,足内施白釉。除了柳叶瓶和观音瓶书款“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款外,也大多底足都没款。
豇豆红釉所具有的柔和色调,是由于釉以铜为着色剂所产生的效果,烧成时倘若氧化焰超过需要量,就会出现绿斑,其烧成技术很难掌握。故能烧制成功的器物很少,成为高温铜红釉瓷器中最为名贵的一种。康熙的“豇豆红”瓷器大部分已于上世纪初流散国外,收藏于各国著名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据说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收藏有100多件,比国内各博物馆收藏品的总和还多。
“豇豆红”瓷器晚清民国时有仿制,但仿品或胎体过重,或胎体过轻,或造型比例失调,或釉色失真,尤其是豇豆红釉中的绿色苔点仿制不到位,绿色苔点也是康熙朝“豇豆红”极难仿制的,鉴定这类仿品其实不难,可从胎、釉、呈色和釉面光泽,修胎工艺器形等几方面加于识别。
康熙郎窑红摇玲尊:
这件红釉摇玲尊呈色此牛血,虽釉面出现绿色苔点与“郎窑绿”有相此之处,但从釉面的玻璃质感和红釉发色以及底足的米汤底来看,我还是把它归纳为“郎窑红”瓷器。
康熙豇豆红香炉:
这件豇豆红香炉釉面玻璃质感不是很强烈,绿色苔点过多,烧制不理想,给人的感觉到像是“郎窑绿”瓷器,可从这件瓷器的施釉手法来看,无疑是使用吹釉技法,是符合康熙“豇豆红”瓷器的施釉方法的。还有从香炉的足根胎釉交接处呈现的火石红来判断,这些都符合康熙“豇豆红”瓷器的特征,所以综合以上各种特征来判断,这件香炉无疑是康熙朝的“豇豆红”瓷器,只是烧制不够理想、呈色和现有的博物馆藏品存在差异而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