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宋仁宗重用王安石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令具,无所不有,百臣以谓无法席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列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而或有中兴之名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百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足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而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祝败,皆非共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罝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罝》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才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谓陶冶而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这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美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优以为未也,又推共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拘执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称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痒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之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合、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示。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是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的以理百官而煕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徒。盖其所谓陟者,物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民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则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宋仁宗重用王安石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正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不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产,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的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从专其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猝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不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才,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慕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是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上之依然而已乎?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在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导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驰,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约之以礼也。
  
    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 之以杀刑者众,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磨之示,此所谓禁其末而驰其本。然而世之识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来,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 之以道艺,百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叀 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一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民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强记博育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育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 进士之高才,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夫下者,其所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呼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 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育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中,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百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 ,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信得过这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輧,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国。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黄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相议而讪之,至于任命名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其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
  
    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不当,处之既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则放瓷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消 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乾,亦无以螶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兴行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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