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阎锡山自辛亥以来长期控制山西军政大权；阎锡山也是一个改革者，没有任何一个军阀，会像他那样，在自己的辖区内不断挑战既得利益者，试图造就一个“公道社会”；但阎锡山也是一个悲剧，他希望最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农民）成为他政治的基础，他一切的改革举措都奔着这个目标而去，但最后支撑他在山西三十余年统治的，恰恰是那些他所竭力想要推翻的东西。
1929年阎锡山将自己的“村本政治”推销给正在全面推行“县自治”的南京国民政府时，他已经在“村本政治”这条路上走了十余年。阎氏会走上这样一条与其他军阀迥异的道路，既有其饱受传统儒家教育影响的因素，更与二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汹涌澎湃有关（关于社会主义思潮，详见《转型中国·1921》）。阎氏早年留学日本，已经深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归国后即有意识地借鉴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说，作为自己改造山西的思想资源。本文即试图勾勒出一个阎氏改造山西的简要轮廓。
寻一个非资本主义、非共产主义的“适中制度”
阎氏1920年代以前治理山西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政三事”。所谓“六政”，是指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阎氏称前三项为“兴三利”，后三项为“除三弊”；所谓“三事”，指的是种棉、造林、畜牧。“六政三事”与阎氏“保境安民”的立足之道结合在一起，给了千疮百孔的山西一段难得的经济复苏期。
“六政三事”与传统的“善政”没有什么区别。但随着19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汹涌，阎氏的治晋政策也开始明显地沾染上社会主义色彩。“进山会议”则是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
这是一场被思想史严重忽略的重要会议。1921年6月21日，阎氏在督军府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二十四人会议商谈山西改革问题。召集会议的初衷，据阎氏自己说，是有感于“由于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群众，故演出一个共产主义来，而共产主义之统治暴政，控制人民生产生活，有如洪水猛兽，形成两个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该产生一适中的制度，以资幸福人类的生活。一面去除资本主义之剥削，一面免遭共产主义之控制。”阎氏深知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也不能认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希望寻找到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适中的制度”，这是“进山会议”的终极主题。梁漱溟曾多次前往太原与阎氏面谈乡村政治改革事宜，也曾参与“进山会议”，梁氏后来回忆说：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阎锡山希望找到一个既非照搬欧美民主，也非照搬苏联党治的新制度，这个制度必须符合中国国情。阎氏希望梁漱溟能给一些建议，虽然梁氏拒绝给出建议，理由是梁氏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谈选择什么具体制度的条件，要谈这个问题还需等个三、五十年，但阎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虑困惑与探究热情，还是很让梁氏感慨，赞其“值得钦佩”。
进山会议每周集会两次，每次商讨两个小时，一共持续了两年有余；与会人数，从最初的二十四人，逐渐扩展到五百余人，不但山西本省贤达群集，全国各地学者也多有参加者，最后形成记录文字两百余万。1923年10月21日，会议正式宣布结束，并公布了讨论成果，即何为“适中的制度”：1、“公道主义”，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2、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
公道主义：一种儒家“德治”理想的翻版
在阎锡山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种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是因为没有人主张“公道”。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模式来寻求社会的平等和公平，阎氏无法认同，他主张用“公道”来达成平等和公平。阎氏说：
“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那么“公道”是个什么东西呢？阎氏说，“公道即中也，也即事之恰好处。凡事皆有个恰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公道”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阎氏还说，“公道”是民主政治赖以培育、生存的土壤，“一国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国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一县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县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
具体到社会生活，阎氏认为真正的“公道”，就是“以劳动换生活”。这种公道需要遵循这么几个基本原则：(1)你的心与力赚得之钱应是你的，我的心与力赚得之钱应是我的；(2)同一劳心劳力者也，时间长者，当赚钱多，时间短者，当赚钱少；(3)同一时间劳心劳力者也，效果大者，当赚钱多，效果小者，当赚钱少；(4)我过日子俭省所积存下来的钱，留于我家的人——这其实与阎氏“按劳分配”的思想是一致的。
阎氏很看重自己的这个“公道主义”，将其视为解决社会不平等、不公平问题的良药；阎氏说：“公道是正义人道的全体，仁爱也可包括在公道内，我们主张公道，可以把人类幸福包尽。”阎氏也用“公道”来解释“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真义》里，他说：“政治是与全国人共事的，因此必须以公道为标准”。总体讲来，所谓“公道主义”，其实是传统儒家“德治”理想的一种翻版，阎氏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曾说过：“公道就是处事的标准，爱人以仁，处事重义。仁是爱，义是公道，古人治国如反掌，即是得了仁义”。
但与古代儒家不同，阎锡山将“公道主义”这种翻版“德治”搞成了一项社会运动。梁漱溟1929年在山西考察时，就明确向阎氏表达过对遍地张贴道德标语的不满，认为目的虽好，但手段有误。30年代，阎氏还在山西各县普遍成立了“主张公道团”（以前曾称作“好人团”），希望通过这种类似道德警察的奇怪组织来“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
毋庸置疑，阎氏的动机是良好的——他曾说，“我革命是为安山西，无论谁扰害山西，我是不让。革命是公道的，革命党不公道也问他的罪”；也抱怨过“那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以无视法律为时髦，以违法为荣”；还告诫过自己的下属官吏，共产主义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没有“公道”，“由于社会制度之不平，有以激成之也”——但以行政手段来强制推行“公道”，恐怕真的是走不通的。
按劳分配：“这办法不但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
与“公道主义”关联最紧密的，是阎氏的“按劳分配”主张。这一主张产生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927年，彼时，国民党与中共正处在分裂后的血雨腥风之中。阎氏提出“按劳分配”，和这一时代背景有极深的联系。
据刘少奇日后反思，“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所谓“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其实是当日流行的共产主义语境下的“按需分配”热潮。
阎锡山的“按劳分配”主张，与上述“按需分配”现象之间有强烈的针对性。直到1932年，阎氏还在日记中对这种“按需分配”现象耿耿于怀：“鼓动工人、铺伙、佃佣团结起来，强迫工厂、农户增加工资，以结工人、铺伙、佃佣之欢心，然后利用工人、铺伙、佃佣作为自己抢夺政权之武器，是慷他人之慨，损人利己之手段，……国民党若仿效之，结果必是害国害民，杀党杀身。”
在阎氏看来，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按需分配”，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只能享受，不能享有”。其结果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各不相同，享受劳动成果的机会却完全一致，如此，“权利与义务不相称”，有违“公道主义”原则，必然造成“佃雇农对地主之不平”、“工人对资本家之不满”，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经济的大倒退。阎氏认为，只有“按劳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1、“劳动多则所得之产也多，劳动少则所得之产也少，劳动与享有一致，故合乎公道”；2、好劳者多得，好逸者少得，合乎人情；3、人人为增加享有起见，必须多劳动，故能促进生产。
虽然不同意共产党的“按需分配”，阎氏同样也不能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按资分配”模式。阎氏说：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模式的结果，“按资分配”模式下，“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一半产物”，他们“不劳心劳力，而分得他人劳心劳力所得之代价”，也是有违“公道主义”的。
共产党人杜任之1934年受命于共产国际，回山西打入阎锡山集团内部，以搜集军、政情报，曾亲眼目睹阎氏幕府延请了大批社会主义学者。他自己也曾与阎氏就“按劳分配”问题有过多次面谈，杜氏后来用一种鄙夷的语气回忆了当日的交流。下面摘取两段，作者立场虽不中立，但对于管窥阎氏“按劳分配”的思想，还是很有帮助的：
“（阎锡山）考虑了一下说：‘我主张的‘按劳分配’是劳动与享有的一致，合乎人情，合乎道理，所以永久不变。’这简直是答非所问，论证与论点脱节。他又说：‘人是有—欲性的，有理性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违反人性，不合道理，所以不能实行。苏联实行共产主义失败，改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证明。’”
“……阎锡山迫不及待地发难了，他说：‘阶级斗争要不得！要革命，马克思就要挑起阶级斗争，让人们互相残杀，这是不人道的。’他想了想说：‘阶级斗争为什么不对？因为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这不能怪人。治病，就要看病源在哪里，是甚病，就治甚病。‘金代值’形成‘交易病’，限制了生产；实行‘物产证券’就能根治。何必要挑起阶级斗争哩！‘资私有’能剥削，这是分配上的病，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就能根治，也不必阶级斗争！‘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合乎人情，公道合理，能永久不变，这办法不但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杜任之《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研讨经过》）
阎氏对“按劳分配”的合理性非常坚持。他曾如此表述自己的信心：“按劳分配的永久性，从竖说，由有人类始至无人类终；按劳分配的广义性，从横说，由一世界至大千世界，均应按劳分配，以美满人类的进化和幸福。已过不按劳分配是已过的错误，将来不按劳分配是将来的错误。这是一个人类的共同思想。”
村本政治：搞自治一定要从村一级开始搞
如果说“进山会议”所确立的政治上的“公道主义”和经济上的“按劳分配”，还只是“坐而言”的话，那么，“村本政治”，就可谓阎氏改造山西的“起而行”了。
阎氏搞“村本政治”，至少可以追溯到1922年。这年3月，阎氏召开山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提出“村政自治”的概念。按阎氏的说法，所谓“村政自治”，就是希望山西进入“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
在“村政自治”之前，阎氏的施政口号是“用民政治”。所谓“用民”，就是一切都要依赖于人民的支持，离开了民众，一切大计都只能流于空谈。这种见识，是阎氏从一开始就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穷兵黩武的军阀的关键。阎氏还说，中国传统政治，善者不过做到不扰民，恶者则往往与民为敌，从而养成民众依赖性强，自治能力弱，性格守旧不知进取，只知道爱惜身家而不知道爱国，遇到危机，国家并非无人，但却没有可用之人。阎氏的理想，是通过启发民德、开启民智、充裕民财，将每一个人都教育、培养成政治上的有用之人。
随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势力日益向北扩张，阎氏的“用民政治”也顺理成章地进化为“村本政治”；当国民政府在南京秉承三民主义推行“县自治”时，阎氏早已在山西搞了好些年的“村自治”了。搞自治为什么要从村开始搞？阎氏曾反复解释过：“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今定一彻底的最持平最适中之办法，村为人群集合单位，村有若干人民，无论何种事项，皆人民自理，村即人民权力之起始点”；阎氏还说：“非把政治放在民间不可，因为直接知民利弊的是民，间接知民利弊的是官”，阎氏理解的“民间”，就是“村”：“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所以我常说的，村是行政的单位即是政治的根本。”
从1922年期，“村本政治”开始在山西全省推行。其基本内容包括：(1)设立编村，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每村设村长、村副和村公所；(2)村以下设闾、邻组织，以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3)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监察会和村民会议，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4)制订村禁约(阎氏称之为村宪法)规范村政；(5)在伦理观念上提出了“村公道”和“村仁化”。山西全省先后组成四万多个编村。（据刘娅《解体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乡村社会”》一书概括）
之所以打破原有的村镇体系而搞新的“编村”，是因为阎氏认为：村没有正规划的编制，就如同没了编制的军队，号令难行，指挥失灵——阎氏说：“欲期政治得良好之结果，须先从作极密之政治网起。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先使行政网不漏人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论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方能国于今日大地之上。不如是，断不足以自存也。”
设立村民会议的目的，则是为了要求全体村民参与村政，以此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阎氏说：“村民者，村之本也。一村之权，应归之一村之民。一村之民，应参与一村之政。……社会改造，非人民全体觉悟，何从起点？村会，则觉悟之路也。”在村里设置息讼会的初衷，则是为了“减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监察会”的职责则是“清查村财政，举发执行村务人员之弊端”；“保卫团”则是维护社会治安。
规范村政的主要内容，一是把扰乱村中治安的华人找出来，通过劝告、教育的方式让他们幡然悔悟，从而让全村的“好人”都能安居乐业。当时山西总共列举了10类人作为规范的对象，包括：贩卖金丹洋烟；吸食金丹洋烟；窝娼；窝赌博；盗窃；平素好与人斗殴或持刀行凶；壮年男子游手好闲；家庭有残忍情形；忤逆不孝；失学儿童。二是要求各村自行制定“村禁约”，“如女子不准缠足，树木不得损毁之类”。阎氏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做到每个编村里“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村村无讼，家家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