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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疼痛——王华的长篇小说《花村》
王华的《花村》（《当代》2014年第2期）是《花河》的姊妹篇，花村就是花河的一个村庄，《花村》中有些人物在花河就存在，如红杏、王果、栀子等。
王果是栀子的哥，红杏的儿子，李子的老公。王果进城后，李子就和花村的木匠等开发好上了，这种偷情也不能用“风流”二字概括。王果不在身边，李子的寂寞是漫无边际的，她有什么事就给王果打电话，但王果却不耐烦，她的偷人自然有寻求依靠的精神因素。既然有老公和没老公一样，她干脆和王果挑明：离婚，这样双方都有自由。他们的离婚很快，李子和等开发的结婚也很快。俩人都是二婚，摆了几桌酒席，事情便成了。让李子没有想到的是，等开发结婚没几天，就和村里人一同进城打工去了，使得热情似火的李子仿佛掉进了凉水井。糟糕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她进城的二女儿风儿未婚先孕，挺着个大肚子从城里回娘家了。男朋友王海就在隔壁木耳村，王海的父母不承认这个孩子，风儿只好把孩子生在娘家，取名“雨儿”，这说明风儿有一个期盼，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如果说此前的李子是“任性”，现在她只得认命，空虚的她和未婚且从小就是傻子的等部落——等开发的弟弟一起看黄片，最终还和部落做了那事。没有男人做主心骨，女人本来就难过。农村的女人没有男人，农活就玩不转。花村的女子在男人出去打工后，先是种烤烟，旱地作物还好办一点。因为烤烟卖不上价，后来改种水田，活儿更难了。要不是李子需要部落帮忙农活，他们也很少可能走到不伦勾当那一步。等开发知道了李子的丑闻，又加上工头拖欠工资，居然自杀了。李子的人生是悲剧性的，谁该为她负责？
百合的丈夫李小勇也进城了，她不仅在体力活上无法得到丈夫的支持，在精神上也失去了一个做妻子的对丈夫的那种依赖。比如孩子有事，她打电话要么找不到人，要么就是丈夫的不耐烦。她本是正经的女人，李四爷在村里留守媳妇的挑逗下，也轻狂起来，借着酒劲当着她的面说：“平岩两块瓦，撬开稀洼洼”和“巴掌大个城，二指宽城门，卖甘蔗的进城，卖汤圆的守城”这样的色情谜语，虽然她没有发火，但她眼睛有恨。可是当她在春寒未尽的天气下田，晕倒在水田，被李四爷背起送到医院，从可能是鬼门关的境地活过来，她就主动要和这个可以做她孩子爷爷的老人做男女之事，以为报答。而这个时候，正是花村人伦混乱，糜烂不堪的时候，百合也以这种方式呼应这一潮流。这个时候，这些爷爷辈的老人因为长时间体力上是花村女人的支柱，由此而发展成精神的依恋也不算太突兀。人们能理解“大叔控”，而这些五六十岁的人不就是花村女人的大叔吗？
我们要原谅花村的女性，她们是有爱心的，比如李四爷的儿子进城了，留下两个还想吃奶的孙子，为了哄孙子，老人没办法就将两个瘪奶塞进孩子的嘴里，两个孩子竟然吮得津津有味，从此李四爷喂孩子奶成为花村令人发笑的一景。映山红刚生了女儿，主动来接李四爷的两个孙子去喝奶，把两个小家伙都喂胖了。可这样母性四溢的媳妇却在厕所里接受乡干部鲁大千的猥亵，直到其兽性满足。这固然与农村女性易受权力侵袭的现实有关，更是花村女人在肉体焦渴的情况下丧失警惕的表现。
《花村》最主要人物是栀子，她是张久久的媳妇，也是花村女人的灵魂。老公到城里后，第一年安然回来，后来连续几年都不回来，说是留守阵地，因为包工头拖欠工薪，必须有人在工地守着，这话只是部分事实，其实主要是染上梅毒，不敢回家。栀子在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中，好上了小酌，甚至听儿子的床。那是不过才十三岁的孩子啊！这个孩子手淫，把床整出了响声，可当母亲的却迷上了这种动静，竟然听到下体都湿了，这叫什么事啊！她后来和自己看着从小屁孩，自己当儿子看待，长成男人的傻子等部落做了两回男女之事，虽然是部落主动，但她也有迎合。在等部落，那是恋母情结的现实化；在她，那是一夜又一夜的空床煎熬的结果。后来，她儿子也到城市去了，她只能和公公张大河相守在一起。虽然村里女人和爷爷辈通奸成风，甚至发展到互相换孩子爷爷过性生活，栀子和张大河也几乎走到那一步，但还是悬崖勒马。栀子的自守是作者赞扬的，她和部落有过两回以后，部落再找她，她就将冯曲的儿子冯直放在他们中间，把等部落的欲望消解了。这个冯直的父亲是木子和冯曲的孩子，冯直死于拆迁户之手，为了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木子找上了从小就玩在一起的部落，要部落和她假结婚，没想到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脑瘫。部落也是她娘吉利生他时耽误了，脑子缺氧，留下了后遗症，才傻里傻气。栀子通过横隔在部落中间的冯直，让部落抱起冯直使她和部落的母子恋划上了句号，虽然部落并没有从精神上脱离她，离开她的怀抱，又和村里那 些男人不在身边的小媳妇好上了，但从小说结尾看，部落木子办过了婚姻手续，抱着冯直送花村女人到城里和她们丈夫、孩子团圆，我们可以说部落会长大的。
栀子是大度的，丈夫得了梅毒后，在最初的愤怒后，她还是想着法儿给他治，为了不给他尊敬的公公增加压力，她连闹都没闹，把这事压下来了。她也绝望过，这时她会想起母亲的话：“人生就像这河，要流过很多关口，流经很多风景，才能成为一条河”。正是这朴素的生活经验，使她度过了人生的艰难。
书中的吉利大娘也是作者要歌颂的一位老人，她严守人伦防线，为了防止媳妇和李四爷有那事，宁愿牺牲自己，裸露自己的身体，把两个已经像老丝瓜一样的奶子给李四爷看，希望李四爷从自己的身体上能够得到满足，不会再和媳妇做出那丑事。看着花村女人不顾脸面，她开始化缘修庙，庙烧了一次，她再去修。这庙在抵制花村女人的堕落上，确实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同时，她还是善良、大义的，木子为孩子治病，找她借三万元钱，这钱是她儿子等开发用命换的，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借给了她。等到木子要给先前许诺的三万元之外的那一万元，她说什么也不要。
如果说吉利大娘和栀子是花村女性的希望，那么张大河则是花村的顶天柱，花村最终没有塌下来，多半是因为他的作用。他是花村的村长，总是最大限度地维护花村人的利益。在花村男人们都去了城里后，他成了留守女人心中的偶像和主心骨。那家遇到苦难，摊到事情，都是他处理。一家又一家男人干的重活，他不厌其烦去干，有时自家的活丢下，也要把别的花村女人家的活干好。在有些事情上，他也软弱，比如乡里要花村种烤烟，他明知风险和村人的不愿意，他也不得不做花村留下的女人和她们公公、婆婆的工作。当他看到花村女人和公公辈肆无忌惮地媾合，他急在心里，当吉利大娘要用建庙来唤起花村人的精神时，他非常赞成，忙着为此张罗。这可能与他基层干部的身份不合，可是多少能挽回一点精神在花村的颓败的情势。最能表明他精神不倒的是他守住了花村一个又一个女人的诱惑。在村人普遍猜测他和栀子有一腿时，甚至栀子也守不住的时候，他依然是理智的。当花村男人在城市不再受欠薪的困扰时，他果断地动员花村的媳妇带上孩子到城市去。花村经历了欲望的沉沦，可以预料的是，她还能走出精神的泥泞，创造出一个拥有丰富物质和精神的新天地。
《花村》所体现的中国乡村的疼痛不仅表现在女子身上，也深藏在男子体内，他们留在花村，如张大河，有各种各样的烦恼，进城的或染梅毒，或自杀，或莫名其妙的死亡（如小冯直的生父，虽不是花村人，但和花村同在花河这条河流），或忍受拖薪、两地分居的痛苦。或许这一切都是中国现代化进城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能尽快结束。这个愿望显然也是王华默默祈求的。
《花村》中等部落这个人物的设置是对阿来《尘埃落定》中傻子的模仿，王华本人就非常喜欢《尘埃落定》这部小说，写作时可能有意无意地把部落和《尘埃落定》中傻子关联起来，部落的傻和智慧、爱心都和阿来笔下的傻子相像。部落能无师自通地雕像足以说明他的聪明，他没有功利心，就如麦其土司的大智若愚一样。在《尘埃落定》中，女人是傻子的学校，通过她们，傻子得以成长。而在《花村》中，部落的学校就是栀子和李子等女人，只有在栀子的身边，部落才觉得自己是正常人，当然这中间有恋母的情结在起作用。当然，王华和阿来也有不同，整个《尘埃落定》中，实际上只有傻子是正常的，他承载着真善美，而在《花村》中部落也是真善美的代表，但除了部落外，栀子、吉利大娘、张大河、信奉基督的木子，他们都是正面人物。相比较而言，花村比土司制度下的人们要幸运一点。傻子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比较多，比如鲁迅《狂人日记》的狂人和韩少功《爸爸》中的丙崽，但是这两格人物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隐喻，而部落和《尘埃落定》中傻子都是一种善良的化身，他们仿佛是通晓人类一切、顿悟人生的哲人，只是表达不出来而已。
傻子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是屡见不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部作品干脆就叫《白痴》，书中的梅思金公爵被人认为是“白痴”，这固然与他的癫痫有关，更是因为他善良，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因此，这个人和土司、部落是一个谱系的人物。197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有一部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吉姆佩尔一共有过七个绰号：低能儿、蠢驴、白痴、呆瓜、笨蛋、蠢人和傻瓜。吉姆佩尔被镇上人视为傻瓜，是因为他容易轻信别人。艾尔卡作为他的的妻子，在她嫁给吉姆佩尔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私生子。可是当吉姆佩尔要娶她的时候，她反而还向吉姆佩尔要嫁妆。婚后四个多月她又再度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并骗吉姆佩尔是他的孩子。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艾尔卡一直不守贞操，与多个男人过夜并陆续生下五个孩子。作为一个普通犹太人，从吉姆佩尔身上看到了支撑整个犹太民族穿越各种苦难的精神力量源泉。所以吉姆佩尔就是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似乎和鲁迅的狂人，韩少功的丙崽一样，都是符号化的人物，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194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也有一个白痴班吉的形象，他33岁，只有3岁的智力，但他却非常容易揭示世界的本相，像一个了悟一切的哲人。这似乎和阿来的土司相像。刘二妮在《浅析〈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一文中援引辛加的话：班吉是“一个精神纯粹的人，是康普生家唯一一个具有真正宗教感情的人，他也是一个流口水的白痴”。同时，又认为他是一面“道德的镜子”，这都表明班吉和土司、梅思金、吉姆佩尔、等部落都能构成互文关系。
在《花村》的责编周昌义看来，《花村》写出了中国九十年代以来当下乡村疼痛，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前十年中国乡村的变化还涉及不到多少深层次的东西，九十年代以后就是精神层次的。目前就我的阅读而言，除了《花村》外，对这一乡村疼痛还有《后土》和《上岭村的谋杀》这两部长篇作了描绘。叶炜和凡一平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留守妇女的问题，《后土》中的麻庄的一批小媳妇的丈夫外出打工了，有的还是新婚没几日就扔下了女人。小学教师高翔貌不惊人，麻庄的许多小媳妇却追着他，和他上演婚外情。杨老蔫的儿媳妇骨朵在事发后把公公也拖下了水。《上岭村的谋杀》中，一个留在村中的近乎二流子的人物居然成了山岭村留守妇女的公共情人，他被杀以后，许多妇女从心理悼念他，还为他讨公道，向办案人员告发村人对他的谋杀。如果我们想想上岭村和麻庄和妇女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花村妇女的出格行为了。她们都是在没有男人支撑自己的困难和抚慰自己的身体时，才跨越了那不应该的一步。《后土》中还写了一个村计生委员吴计划，只要人们给他行贿，他就给你准生证，这和《花村》里映山红私自找人下环，偷偷地生育也构成互文的关系，反映出农村计划生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