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友三评传
雷新春
在内蒙古后山范围的农村,凡六七旬翁媪者,对鄂友三这个名字大概皆有所闻。相传鄂友三长马脸,三角眼,身长七尺五寸,所乘坐骑鞍辔竟用一张完整人皮制成。据说此种人皮鞍辔对人腿具有防潮作用。盖闻‘坏人见了鄂友三,又有吃来又有穿。好人见了鄂友三,二尺麻绳脖颈拴,后面再把个標子扳’的顺口溜。由此写意下的鄂友三完全是一个残忍、狠毒、是非不分的恐怖分子。更有农村妇女们在相互粗俗的玩笑之间一方嘴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你再不老实,就让十二旅鄂友三收拾了你。另一方听了则如中枪弹,刚才还肆无忌惮破锣烂钹的大笑声戈然而止,进而变得粉面失色,顿脚唾地,连叹晦气。由此亦可知鄂友三是一个足令那些皮粗脸厚的二老板(中年妇女)们所心胆俱寒的一个超级色魔。笔者还听说武川西部山村里的一个羊倌在黄昏放羊时,看见一只张牙舞爪的金钱豹突然由山梁坠下,急近观之,原无一物。据懂五行的方士诠释,那只金钱豹乃是鄂友三的将星显形。豹坠尘埃,必主鄂大限将至矣。果不其然,随着解放军康建民旅对其给以沉重的打击之下,鄂师溃不成军,渐次土崩瓦解。不久之后,鄂友三勉强跟随董其武通电起义,走进革命阵营。但其终因策划“温独不令叛乱”和起义前昔偷袭河间县直接威胁西柏坡而被关押,继而销声匿迹。凡此种种,似魔似神,岂非愈传愈邪乎?那么,史实上的鄂友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本文就此为大家还原鄂友三一个大致庐山真面目。
据《土默特右旗志》载:鄂友三,原名鄂在平,民国元年(1912年)出生于萨拉齐县沙尔沁村郭姓贫民家中。因郭家子女多难以养活,故其一出生即被送往萨拉齐耶殊教堂由瑞典籍传教士鄂必格收养。据介绍,鄂友三从小好讲勇斗狠,惹是生非。为此常常受到鄂必格对他的责罚。鄂友三由当地育英小学毕业后,于民国17年(1928年)报考归绥中学。进入青年时期,鄂友三很快突显出非凡的体育天赋。鄂的篮球、足球、跳高跳远及拳术等技艺,样样超群出众,并多次参加归绥、绥远、华北乃至全国运动会。因成绩优异被评为运动健将。民国20年(1931年)黄埔军校从归绥中学招生,鄂友三以绝对的优势第一个被录取,有幸成为一名黄埔骄子。同时,也大致定格了以后的人生走向。1937年7.7芦沟桥事变后,日军攻占北平。继而察哈尔失守,包头沦陷。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鄂友三应绥远省党部主任潘秀仁之请,返绥抗日。离校前夕,鄂向绥籍师生发表演说:“莜面、山药、羊皮袄是咱家乡的三件宝。现家乡水深火热,我先诸位一步奔赴前线。诸位要好好学习锻炼,准备将来为抗日效力!”
如果谈到鄂友三,这里还得提及一下国民党整编十二旅。追溯十二旅前身,最早为武川县保安团队。主要负责打击县境土匪,保护商旅驼队,兼征赋税,维护治安。1937年日军侵华,推进绥西,盖因抗日宏业,绥远省党部决定组建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亦称袍子军),武川保安团队遂改编为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四路军。正是在此时间背景下,1939年鄂友三以国民党绥远省自卫军前敌指挥部上校参谋长的身份上了大青山。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初上大青山,因恩信未竖,鄂友三在军队内稍有无足轻重之嫌,但其是一个极富心计之人,他藏拙养晦,整日同官兵诨打嬉闹,全无官威。于是,鄂渐渐赢得了官兵的喜爱。
1940年春节,八路军同自卫军发生战斗,鄂于冰凌沟被俘。但其凭借诡诈手段又轻易逃遁。在逃中鄂的颈项挨了八路军战士一枪,因手术难度大子弹终生无法取出而与八路军结下深仇。同年,四路军开赴河套休整,改蕃号为游击骑兵第四师。鄂任副师长。也正是在这一年,鄂友三同日军正面发生了真刀真枪、兵戎相见的第一仗。游四师自河套东归途中,在固阳遭遇日军猛烈的袭击。这一仗鄂友三以大败告终。鄂又一次化装成羊倌,从日军的包围圈逃脱,同时,鄂暗中访查抗日志士,以图东山再起。经过同日军的初次较量,针对日军的作战特点,鄂友三摸索出一整套游击战术:其风格是避实就虚、化整为零、昼伏夜出、奇兵制敌。在政治方面,鄂友三以大青山为依托,并派遣工作人员监视敌情,瓦解伪军。全力筹集钱粮,资助居民发展生产。积极发展堡垒户,以此传递情报。逐渐形成以战养战的战略体系。
为确保本部的安全,鄂友三又采取恐怖手段,特设别动队、锄奸队,勒死许多特务汉奸。但同时也杀害了不少八路军战士和无辜百姓。1942年,因郭怀翰病逝,鄂终于如愿意以尝地升任师长。1943年游四师改蕃号为第八战区骑兵挺进五纵队,鄂任司令。此时,鄂在后山范围已有了一定的群众根基。渐渐地,随着地盘的扩大和队伍的壮大,鄂部已从被动防御转为向日军主动攻击。在抗日的态度上,鄂友三向来是明朗的。其率部众 辗转于前山后山,奋勇杀敌,功写春秋。在后山的武川,最大快国人心的一场战役则是土盖门村南趟忽浪击毙日军连长小点三,三百日军几乎全军覆没之胜绩。另一场则是著名的“岗岗大捷”。在此战役中,鄂部击毙伪蒙古军师长扎青扎布和师首席教官岩琦中佐,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此二战二捷,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同时,标志着中华民族将抗日推向胜利的一个新阶段。1945年,鄂又兼任萨拉齐、包头、武川、固阳、和林、凉城、清水河等七县行政督察员。本年春,鄂军又与日伪军在萨拉齐水涧沟门展开激战,再次以胜告捷。日军作战连连失利,要求与鄂议和,且表示如双方停战,共同防共,则许以鄂高官厚禄,鄂友三却言辞义正地回答:“防共不防共,是我们的家事,我听付先生(付作义)的命令。至于停战,你们是侵略者,你们侵占中国的土地,我们就要打!”片言只语的回答,体现了鄂友三人格魅力的一个亮点。
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八路军同自卫军曾经有过愉快和成功的合作。1938年秋,自卫军曾迎接八路军李井泉部挺进到大青山配合抗战。在此期间,两军相互提携,配合默契,并多次消灭日军,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可是,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之际,鄂友三却不顾民族历史大局,一意服从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排斥共产党八路军。为争夺胜利果实,抢先接收萨拉齐县。自此两军不可避免地出现正面冲突和磨擦。鄂也许至死都认为,共产党小米加步枪何年何月能成大气?岂能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一争雌雄。在这点上,鄂做为一名高级将领却缺乏洞识历史风云之政治眼光。同时,他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远远地背离了早期以身许国、士心济世的崇高理想。同年,鄂部改编为绥远保安骑兵师,鄂任师长。次年,改编为国民党整编十二旅,鄂任中将旅长。此后,鄂师先后在乌兰花、武川、磴口、集宁、察右后旗、清水河、凉城及平鲁等地同解放军作战,均以失利或惨败告终。更有甚者,鄂奉蒋介石之命,使用掏心战术偷袭冀中老解放区河间县,沿途炸毁桥梁、粮站和工厂,杀害无辜群众,竟令中共最高机构临时所在地西柏坡受到震动,犯下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行。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绥远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案。为了民族大业的统一,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鄂友三也通电签名。从此,十二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四师,鄂任师长。
如果说在起义前鄂与我新政府为敌权算作各为其主的话,那么他后来有悖于历史常规和人性逻辑之反复无常行径只能解释为其受国民党特务散发的谣言诽毒太深,何去何从,委实难决。在这里,笔者不得不提一笔,据前骑四师战士、9.19起义人员、离休老干部刘生荣老先生讲述,骑四师走进新中国革命阵营后,由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大肆散发反动谣言,像什么‘共党将你们送到朝鲜那是想借助老美之手铲除你们。倘若侥幸不死,回来也绝无好果子吃。他们会把你们赶到死缓、无期徒刑犯终生服役的黑窟窿炭窑里,永远不见天日’之类的恶毒宣传。其作用大有你是骨子里彻底不变的坏人,手里沾满永远都洗不掉的鲜血,注定今生今世只能坏到底的功效。1950年5月8日,鄂暗中授意骑四师二团团长毕宝熙策动叛乱,在温独不令村将骑四师政委、我中共党员彭志超同志乱枪打死。次日夜间,又将绥远军区派往该团检查工作的军区教导大队副大队长杨锦山等八名同志杀害。此一罪行,成为鄂友三一生永远洗不掉的污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编撰的《绥远和平解放》一书纰漏:1950年11月25日,由华北局、华北军区做出逮捕涉嫌策动温独不令叛乱并起义后仍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的鄂友三的决议(史称北京决议)。1958年鄂受审期间病逝于北京公安医院,一说其被押赴北京永定门执行枪决。享年45岁。据笔者考证,后者如实。
据曾经担任过鄂友三贴身警卫的李元年老先生回忆,鄂生前治军极严,几近残酷。手下如有祸害苍生者一经他知晓,立即施以枪决。绝不姑息手软。而对于作战勇敢,小有将才的官兵,鄂也能对其加以奖励,破格提拔。据李老先生介绍,在当时缺衣少食的战争岁月,早期的鄂师亦曾有过有饿死不食民饭,冻死不进民房之美誉。这也实属难能可贵。在民族存亡的非常时期,后期的十二旅将靖安军海青连、海福龙团策反招安过来。有了这两股新血液的注入,鄂师的战斗力大大地增强。这两支蒙古族骑兵作战勇猛,屡立军功,又因不是嫡系,鄂友三因此在政策上格外宽待其部。例如史建福团和李存银团严禁抽大烟,而海青和海福龙部就可例外。此一做法,自然出于体恤这两支队伍能为本部奋勇效死之举,原也无可厚非。然此招安部众由于一度军纪败坏,打砸抢恶习不改,以故使鄂部蒙上匪师匪旅恶名。
至于鄂友三同女人的话题笔者不愿对此作无味饶舌。鄂有四个老婆也好,随军唱团有几十个相好也罢,因为这毕竟不是人一生的全部经历。千古风云人物张学良亦曾发出“生平无大志,唯一好女人”之自嘲感慨,这并没有影响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相反,他同赵四小姐的传奇恋情,一度成为千古佳话。再有,针对那些不厌其详、乐此不疲根究鄂每过一村一地必须得闺女媳妇“侍寝”之说,究竟是在控诉鄂友三的罪恶,还是在勾画我文明之邦还有穷乡僻壤中扶不起来的女性国民之无耻嘴脸?如果鄂因染指过太多的女性而被冠以“鄂毛驴”之“雅称”的话,那么笔者即敢断言,就二十一世纪的今日社会,何乏李毛驴、张毛驴、赵毛驴之辈乎?这种罪过(如果也算作罪过的话)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大潮中来说,这几乎不算一个话题。
纵观鄂的一生,极其复杂,而他的复杂却又是由复杂的环境和政治取舍造成的。鄂的早年凭着一腔爱国热情立志报考黄埔军校,投身于革命。尤以抗日大节的明朗,足堪载入史册一笔。后期又追随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走进人民群众。此时,其若审时度势,从善如流,则必然会成为功成名就的一代名将。只可惜在晚期他由于一念之差,遂使他转变为与人民为敌的叛徒,祖国的罪人。在岁月的长河中,人们都是匆匆过客。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功过评说却又大不相同。历史社会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有缺点的好人,也有有优点的坏人。由此可以推论,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完全不能用一般的价值观去衡量,因为这属于一个复杂的人生范筹。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看鄂友三,他无疑是反动的。但是当我们站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其人其事,则完全又是另外一种历史视观。笔者觉得,鄂的一生中,对历史民族影响之大依然莫过于抗日。其次才是屠杀共产党人,背离人民之罪行。就鄂坚决抗日的决心和他为民伸冤作主的一面,体现了鄂友三诚充满人性的一面。而在国民党集团分崩离析、彻底败亡之际,鄂却抱残守缺,继续顽固不化地疯狂地与人民为敌则是他兽性的一面,也是愚蠢的一面。诚如李元年老先生指出鄂友三将人的双重性格表现至复杂人性的极致。从生物进化的观点诠释鄂善恶一念之行径,原属于人性与兽性的交替角逐现象。其实,人们都何尝不是如此呢?
2006年6月27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