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著名学者沈善增先生对于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解释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南怀瑾先生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
他认为对于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关键词在“朋”。这“朋”从来解释为“朋友”，其实是错的。《论语》中除这一处外，如果指“朋友”，或者单称“友”，或者就是“朋友”连称，再没有单称“朋”而指“朋友”的。而且，“朋”如果指朋友，指的是密友，“同门为朋，同志为友”，为什么“朋”是指密友呢？因为“朋”还是古代的基层行政单位，“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二十四户人家组成一个朋，若按现在的“家”的概念来比拟，比现在农村里的自然村、过去人民公社年代的生产小队还要小，相当于一梯四户的六层旧公房的一个楼组，你说关系能不亲密吗？当然，上古时代的“家”指的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乃至指一个家族，比现在的“家”要大得多，但即使这样，“朋”还是近邻密友，怎么会“自远方来”呢？即使有密友长期出外，现在回来了，那确实是相当高兴的，但孔子为什么要特地到这儿来提呢？按照以前的解释，刚说了学习以后经常温习是很快乐的事，马上接着说，关系亲密的老朋友从远方回来（按照古文的习惯用语，如果这里真的是指从远方回来，应该说“自远方归”，而不是“自远方来”），也是很值得高兴的事，这样说话，不是太意识流了吗？所以，我们应该要找一找“朋”是否还有其他的意思。一找，我觉得这千古疑团就豁然开朗了。当初写《还吾庄子》，第一次、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对轻易能解决类似的难题、疑点简直不敢相信，为什么那些大家、权威宁可曲里拐弯去解释、猜测，就不去找一找呢？后来这种情况遇见多了，我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因而知道我们注释传统经典问题多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循守旧加想当然，同时缺乏逻辑思辨能力，自己解不通，硬说古人就是这么说话不讲逻辑，或者前后矛盾。这里的“朋”，其实应该取字本义，当初造“朋”字，就是用连在一起的两串贝壳来象形，甲骨文中写作，所以“朋”就是古代的钱币。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持币从远方而来拜师的，不很令人快乐吗？”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有人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的欣喜心情，是不是错了呢？是不是要对他“咬文嚼字”，就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5年7月12日欢迎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人大的致词中,引用“七月流火”来表示天气热，是不是用错了，说明他没文化呢？可不能这样说。因为语言在流传过程中，词义、句意会发生变化，固然有许多变化是由于引用者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误读造成的，但变化后词义、句意已经凝固为语言的一部分了。这就是语言中的约定俗成现象。如果要否定约定俗成，都要回到语辞的本意，那么，今天我们可能没法说话了，或者像禅宗说的“一说就错”。但如果我们就只能按语辞的约定俗成的用法来解读原典，那么我们就可能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可能离古代圣贤的优秀思想越来越远。所以，我认为，解读原典一定要力求回复本意，回到当时的语境；而引用成语无妨约定俗成，当然，以回复的本意来引用成语也不能算错。
也可能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不是说明孔子很在乎经济收入，不是可能降低孔子的精神层次吗？这种担忧，一方面有研究问题从既定的概念出发（这里，是从“孔子作为圣人，是不讲利的”概念出发）的弊病，也是没有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考虑问题所造成的。孔子当时办的是民办学校，是收学费的，他也以此为生。孔子一生，除了早年干过一些小办事员的差使，只在五十一岁到五十五岁做过将近五年的官，其他时间大多是教师的身份，即使周游列国，也还是一个带着一帮弟子的民办学校教师。说是民办学校，是相对官办学校而言的。据史料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有官办学校，但对象都是贵族子弟。夏代的官办学校叫“校”，“校”就是“教”的意思。商代的官办学校叫“序”，“序”是“射”的意思，也就是以军事教育为主。周代的官办学校叫“庠”，“庠”是“养”的意思，是指教育注重品格的修养，就是教养。但三代又共称官办学校为“學”，就是教育人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官办学校其实也应该念“敩”的，只是后来“學”一般没有了“教”的意思，汉代又把郡国的官办学校称为“学”，把县、道、邑、侯国的官办学校称为“校”，后人才认为三代的官办学校都称“学”的。三代的官办学校到底念“敩”还是念“学”还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到孔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官办学校名存实亡，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作为周公倡导的礼教文治的政治制度，也面临崩溃的危险，所以，孔子办私学，就不仅是教育普及的意义，更有政治上的教育救国、救族的用意。孔子不是最早办私学的人，也不是办私学影响最大的人，但他办的私学，所教的是官办学校都已经觉得不实用而废弃的“仁义礼智”等有关“教化”的内容。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可能影响不了当时的政治，但可能决定以后的政治走向，而实际上也是决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走向，至今仍在发挥深层的影响。所以，他办私学不是谋一份好职业，而是干一项大事业。但一项大事业，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要靠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个团队、一个群体，世世代代来接力完成的。对一个团队、一个群体来说，只靠理想，没有实现理想的基本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聚集起来、发展壮大、长期存在的。孔子认为民办学校教师，是适宜担当这一项文化任务的群体，他就要吸引人们来从事这一份职业。上一句说了教师这项工作本身具有的比别的职业多有的乐趣，这一句所说，教师这份职业，做得好，是有稳定的收入，更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的。他根据自身的经验，告诉弟子，你教得好，远方的人都会前来拜师求学。远方的学子前来求学，不仅带来了钱，更表示你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因此令人特别高兴。就像我们写书的人，写出书来，自己认为很有价值，但出版社认为卖不出去，要你自己包销多少册，或者自费出版，即使书出了，你也不是很高兴，自费出版，也不可能多次重复。像易中天、于丹书销到几十万册，版税拿到几百上千万，当然是令人非常高兴的。这高兴还不在于赚了那么些钱，老实说，这些钱也“多乎哉，不多也”。前些日子看到作家富豪排行榜，第一位的是余秋雨，好像一千四百多万。我问，这一千四百多万是一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是光现金收入，还是包括不动产在内的总收入？就算是一年 的现金收入，这一千四百多万也不算什么富，也挥霍不起。在上海市中心买一幢旧的花园洋房，肯定是不够的，而无锡太湖旁的蠡园，据说当初是荣家管家的私人花园。我们不要说那么远，就说当前，沈嘉禄在《新民晚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到过一处豪宅，外部只是公寓大楼的一单元，但里面的跃层转角楼梯的护栏，听管家讲，竟花了一百多万，定做的一把椅子，花了八十万。主人据说是一个来往内地香港的做生意的年轻小姐。年收入一千四百多万，肯定是不够这么开销的，不要说赚了几百万版税的易中天，半夜要应对电话采访，签名售书要签得手别筋。能走红的作家、学者多是聪明人，要说赚钱，干别的事可能赚更多，但他们赚到几百万、上千万的钱一定很高兴，高兴的是自己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就说易中天、于丹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吧，如何普及也是一门学问，能把《论语》说得使那么多人听得津津有味，听了不算，还要买书来看，就是了不起的学问。我们对教师的要求，本来就不应该是他们有什么科研成果、有什么创新发现，而应该是他们课上得好，学生深深被吸引，对所学的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的书销得好，证明了他们是个好教师的社会价值。所以他们应该是“不亦乐乎”的。
在孔子当时，“有朋自远方来”这点物质利益，比起做官、经商的收益来，实在是少得可怜，但孔子已经认为很有说服力了，“不亦乐乎？”问得很理直气壮，胜过财大气粗者。是孔子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坐井观天，沾沾自喜吗？当然不是。不管这话是说在孔子五十一岁做官之前，还是之后，孔子对当时社会上层的生活、人们追求的功利价值都是一清二楚的。孔子早期的学生中，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兄弟俩，就是鲁国的贵族大家，他们是奉死去的父亲孟僖子的遗嘱，来拜孔子为师的。孔子做官前，与鲁国的贵族、权势人物就有交往，在社会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交际层次，会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能获取更大利益吗？但孔子为有人持币从远方来拜师而“不亦乐乎”，不仅体现了他的“安贫乐道”的情怀，更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相关链接：如何正确解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