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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了尧与舜，而没有桀与纣，似乎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理念。前两位，是中国政界的好榜样，后两位则是中国政界的坏榜样。中国人最早的哲学，差不多是从阴阳对称开始的，八卦图是最经典的直观表达，尧舜对桀纣是最经典的文化表达。从自然法则讲，有阴就有阳；从生活法则讲，有好就有坏。客观地讲，这些哲学观点是成立的。但具体到某人某事，是否就一定哲学地去发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司马迁说桀与纣很坏，有多少事实是真的呢？商汤说桀这个家伙太坏了，咱们推翻他吧。手下的人，在商汤的鼓动下，也就呆头呆脑地跟着他去反政府、反天子了。到了周武王也这样，他说纣这个家伙太坏了，咱们推翻他吧。手下的人都不情愿，但扛不住周武王软硬兼施，大家也就都跟着他呆头呆脑地踏上反政府、反天子的路。
历史学家如果断章取义，把周武王动员令中鼓动性的文字删去，只留下有关天子的那些罪状（通常是十大罪状），中央政府及其天子，真的就是失道寡助，不灭是无天理了。卢梭认为，民众会被蒙蔽，所以众意不可靠。依此而论，改朝换代中的众意，尤其不可靠。革命家陈胜吴广，说秦二世太腐败了，太专制了，就拉起队伍，称了王。怎么样呢？他们不也迅速腐败了吗？后面的黄巢、李自成等等，全是类似革命家。干革命的时候，口号比谁的都好；革命成功后，腐败得比谁都快。民众呢？只不过是革命家们利用的一个工具，就利用那所谓的“众意”；用完一脚踢开，民众则继续他们被奴役的角色。民众好可怜。
从夏禹到夏桀，约四百年的历史。夏朝第一代领导人禹，是黄帝的玄孙，同时也是历史上的好领导人之一。这话当然是司马迁说的，但新的观点认为，夏禹集权治水，功成名就之后，他本该把各部落的权力、尤其是军权，还给所有人。可他没有，这就是夏禹的不对了。但不管怎么说，关于夏禹的佳话很多，说明在在他这个承上启下的领导人身上，总算还有一点尧舜之风。到夏朝的最后一代君主桀，留给后世的，就只有腐败的名声了。有了这样的名声，就只有等着新的革命家来推翻他了。商朝的末代君主纣，获得同样的名声，获得同样的下场。此后，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镜头不断被重演。政权问题，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永远的瓶颈。
（选自魏得胜著《历史深处话名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