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显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水浒传》所表达出来的，也绝非打打杀杀、快意恩仇那么简单，在看似风风火火的故事背后，实际暗含了北宋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也恰恰是如此地表现于梁山好汉的动感活力，才真正衬托出了这个朝代的死气沉沉和穷途末路。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以水泊梁山为中心，演绎了一出出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历史大剧。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亦或是写作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施老先生总是将梁山好汉的“忠”和“义”紧密联系到一起，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我们的宋江宋头领。
而事实却是：梁山，兴起于义，灭亡于忠。
那么作者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单就小说而言，且不说梁山好汉是不是愿意像那面大旗上写的那样替老百姓撑腰做主，仅从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大环境看，显然并不具备那个条件，更不具备那个素质。以宋江为首的众头领们自从占据梁山之后，除了为了那狭隘的兄弟义气或是到附近官府村寨不断“借”粮之外，就从来都没有向外拓展过一寸土地，占领过一座州府，这在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因此，我们只能妄自猜测，蜷缩在这个根据地里的英雄们，根本就没有进军全国的打算和抱负。惹急了就出去打一通，然后仍旧返回山寨中“快活”。而一旦下山到了地方，却也是为善为恶，一应具之。官府恨之入骨，百姓畏之如虎。既不能攻城略地，也不曾造福一方，何来替天行道？
如此看来，梁山好汉并没有想象中的胸怀大志——尽管他们的确有一面令人心潮澎湃的旗子。这类似于孙悟空自封的“齐天大圣”，痛快是痛快了，终成不了大气候。这是梁山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但似乎有一种解释却是不无道理的，那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或许，这才是作者一贯的写作主线和真正意图，以至于后来《水浒传》屡屡被禁，即便是民间也有了“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说法。意思很明了，就是怕犯上作乱，扰乱社会治安。
北宋末年，整个国家实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朝廷昏暗，官员腐败，吏治混乱，民不聊生。在这种大环境下，不劳而获，投机取巧之风也就日益盛行，道德沦丧的毒瘤更是渗透到了社会的角角落落。沦为盗贼的老百姓 从最初的“仇官仇富”，继之演变成杀官杀富，并公然对抗朝廷。
当时像宋江一样起义的队伍应是不在少数的，仅《水浒传》中描述的就有“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四大寇首，这四人在当时应算是专业队伍。从地域分布上看，分明已是遍布全国了。北宋疆土本就不大，却有如此规模和数量的起义大军，可见当时北宋王朝局面之混乱。况且，还有那大大小小非专业的盗贼流寇，不断骚扰百姓，为患一方。此起彼伏的起义队伍，就像是一茬又一茬的老韭菜，剿不尽，割不绝。对此，朝廷显然没有多少办法。在那样的环境下，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英雄人物起来造反，本分小民只能是默默忍受。
这是一个全面失控的社会，也是一个豺狼当道的社会。没人能够真正觉醒，无论是大盗还是小匪，为的都是小集团的利益，与老百姓并不相干。替天行道，不过是施耐庵老先生基于当时和当下的政治社会环境，萌生出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向往与呼唤罢了。
而今天，当我们再看《水浒传》的时候，是否会有另一番滋味在心头呢！（东湖少主最早写于2011年9月7日，为《来自梁山菊花会上的阴谋》开篇之语。本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