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汉初的贤士
“汉初的贤士”是指秦末汉初那些辅佐汉高祖取天下、治国家的贤能之士。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评定出来的功劳等级），积日曰‘阅’（以时间计算资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古时尚武，以军功定爵位。张良、萧何、审食其是无“功”而有“劳”的人，作为特例，得以封侯。实际上他们有“立宗庙、定社稷”之功，应属“元勋”级。
而笔者下面将谈到的这些贤能之士由于无军功，其建言又不及张良、萧何，故末得封候，仅得仼职高官。其实，但他们所建之言，实对汉皇朝立宗庙、定社稷建有“殊勋”，远在“功”、“劳”之上。例如陆贾、刘敬等人。
《汉书》说：“大厦之材非一木之才，帝王之功非一人之功。”这类人物的“殊勋”，不仅有德于当世，而且惠及汉民族之千秋。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历史地位应在张良、萧何之上，因为张、萧仅立一时之世功，而他们定的是千秋之业。
历史从来是不公正的，幸好太史公把他们记下了，使我们得以遥观汉初上层建筑的形成过程及这类贤士的“功德”。没有他们，刘邦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还够得摸索一阵子。
陆贾
一、汉初“大英才”陆贾
汉初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陆贾。倘若说张良是帝师，以密友的身份和聊天的方式给刘邦讲了很多典故或做人之道，那末陆贾就是思想家、理论家、史学家和外交家，实为汉初仅有的大英才。刘邵说，“聪明秀出谓之英”，从陆贾的文章学问来看，说他是“汉初仅有的大英才”这个提法一点不过份，他也是扛着一本厚厚的人生大词典参加沛公军的。
陆贾在刘邦和汉文帝时代，在数十名中大夫中是仅有的“太中大夫”，相当于皇帝的总顾问。这个唯一的身份就己说明陆贾不凡。刘邦有三十多位“中大夫”，都是掌一门学问的专家，随侍左右，不时咨询。
《汉书》对陆贾的历史地位有很高的评价：“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汉书.高帝本纪》）
汉家的法律、军队的管理、行政制度、礼仪和治国思想是由这五个人规划制定的。陆贾的劳绩是奠定了治国思想。
《汉书》对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和形式一言以蔽之：“规摹（模）弘远矣。”
“陆贾造《新语》”这五个字看似平凡，一旦我们了解《新语》的内容，就会知道汉初的治国思想和立国理念与陆贾密切相关。陆贾无“帝师”之名，而有“国师”之实。
萧何的法律、韩信的军法、张苍的章程、叔孙通的礼仪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唯有陆贾的《新语》至今仍熠熠生辉。因此，“汉文化”的殿堂应有陆贾的一席之地；“汉刘文化”陆贾有奠基之劳；他的“劳绩”虽然没排上王候将相，但他在汉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应高于汉初的将相诸侯们。
为什么这么说呢？倘若说刘邦是扛着一本厚厚的人生词典入世的，那么陆贾就是为词典作注的大学者。
秦始皇焚书禁学，项羽又糊里糊涂地一把火烧得干干尽尽，所以刘邦时代是没有书的。论天地万物之道的《老子》都是汉文帝亲自去找“河上公”要来的。那时没有印刷术，书大多是孤本，烧了就没了。书荒严重得如火燎过的荒原，寸草不生，汉初真是无书可读。
陆贾笫一个带头著书立说。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焚书前或涉猎过诸子典籍，秦末的大风云充实了他的浩荡之气。斗争的实践使他对国家的兴亡成败有一番新的见解，他绝没鹦鹉学舌地背先贤们的著述，而是别开生面地另辟天地。
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说：“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
明代的钱福在《新语序》中评价《新语》一书道：“……成一家之言也……且雄伟粗壮，汉中叶以来所不及。”这是说，直到汉皇朝中叶还没有人赶得上他。
陆贾不仅有《新语》十二篇阐述了治国理念，而且著有《楚汉春秋》九篇实录了“当代史”。
陆贾劝刘邦习诗书、行仁义，布王道、施德政，他对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要了解“汉刘革命”、“汉刘文化”和汉初的人事、政事，不能不谈陆贾。
二、陆贾的“劳绩”
司马迁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中说：“以言曰劳，用力曰功。”陆贾没有“用力”上阵杀敌，故“无功”，但他“以言”建事，有“劳”且有“绩”。
《史记》和《汉书》都为陆贾立了传，字数不多，1100字上下，但陆贾的“劳绩”己足够观瞻了。
陆贾，楚人，公元前240—前170年，享年70，他比刘邦小16岁。
陆贾是哪年参加革命的？无考。但从公元前207年9月刘邦派郦生和陆贾为使者去说降峣关秦军的守将来看，（10月入咸阳）他从沛公军应在这之前，因此可以推定陆贾在前209年9月—前207年8月间就参加了反秦斗争，时年31—33岁。他虽没随刘邦“上山”，但也算是“老革命”了。
萧何、张苍、叔孙通等以前都曾为秦吏，唯有陆贾是以“革命知识分子”从军的，当时称为“生”，本意为“儒生”，相当于今日的“先生”。故史书称其为“陆生”。
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以有口才著名）居左右，常使诸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客”是他的身份，与“主”相对，后世称作“幕僚”；“从高祖定天下”是他的革命资历；“居左右，常使诸侯”是说他随侍刘邦左右并活动于当时的社会上层。
象陆贾这样亲历了楚汉战争并穿梭于诸侯间的人物，才可能了解当时的政事和人事，也才能写出《楚汉春秋》这样的记实录。
陆贾的“劳绩”如下：
1、数次出入楚营，看望太公和吕雉，并作为刘邦的特使，与项羽谈判。
2、他劝刘邦习诗书，行仁义，布王道，施德政，著《新语》十二篇以教化朝廷上下。
3、两次出使南越国，说服赵佗归顺汉皇朝，为南疆的开发立有殊勋。
4、刘邦死后，诸吕专权，刘氏江山岌岌可危，陆贾劝右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深交结。他使将相团结，并联络侯爷和公卿们对付吕氏。史称“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他是出谋画策安刘氏的第一人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5、晚年写回忆录《楚汉春秋》，司马迁《史记》中秦汉之际人物的传记，有赖于陆贾。
三、《新语》十二篇的由来
刘邦当皇帝后，陆贾经常在他面前谈论《诗》、《书》的重要性，刘邦不以为然。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这段文字有以下几点值得细细咀嚼：
1、刘邦立国之初，注意到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礼”，一时并没意识到诗、书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对以“文”“化”民的认识并不深刻，他重视礼治，是陆贾与时俱进及时帮他搬动了“道叉”。教化国民、“以文化民”，陆贾是汉皇朝第一建言人。从陆贾著书立说、劝刘邦祭孔、汉家兴儒学起，至中国人从此以“诗书传家”为荣，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传统，陆贾功不可没。
2、陆贾毫不客气、振振有辞地顶回去，近乎是训斥“皇上”！陆贾有正气，不阿顺，不媚上！此乃“国士”之风也！
3、刘邦挨了训，虽然一时难堪，不大高兴，有惭色，但认为陆贾讲的有道理，于是叫陆贾写一写兴亡得失之道。刘邦有雅量，知过能改。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不妨说，有刘邦也才有陆贾，君臣相得能如此，难能可贵。
4、陆贾写了十二篇政论文章，在朝堂上颂读时，刘邦篇篇称善，群臣皆呼万岁，这无疑是陆贾对刘邦及满朝文武讲大课。陆贾博学多才，以“道”为体，以“儒”为用，集儒、道两家学说于一身。他的文章，没有套话，没有老话，都是“与时俱进”的新话，故刘邦将这十二篇命之为《新语》。
宋朝的刘义庆著有《世说新语》36篇，当代有的教授亦发明了《世说新语》。这“世说”径可理解为“当代”二字，《世说新语》即“当代新语”，源自刘邦和陆贾。
《新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帝王命名的书。宋神宗命名的《资治通鉴》是1300年以后的事了。
韩非说，“龙”是长有逆鳞的，颈下径尺，撄之则死。“龙”如何对待天下士人的进言，尤其如何对待逆忤之言，是一个考验！很多帝王都没能接受这个考验。陆贾是汉初第一试金石！
在他之前、之后，无数讲真话、进忠言的人皆殒首。史称刘邦“能听”，“从谏如流”，这是相当可贵的政治素质。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对待弱势民众的态度则显示了这个社会的良心。拿这两个标准去衡量刘邦，他是及格的。
四、《新语》讲了些什么
由于前有先秦诸子的弘论，陆贾自然是气势磅礴地谈宇宙、论天下，重点谈帝王如何立身做人治理国家。这些内容刘邦当然爱听，而且听进去了。我们仅撮陆贾的一些篇章，以管中窥豹。
《道基第一》是讲天地之道，古往今来的人君立身行事，皆以“道”为基础。他将《老子》的“道”深入浅出地讲得清清楚楚，不再是“道可道，非常道”之类不可言状的事物。他以“道基”命名为第一篇，立意弘大而深远。
《辅政第三》就简直是在教新贵们如何做人了。他说：“居高者自处，不能不安，行险路拄杖，不能不稳。高者不安则坠，任杖不稳则扑。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贤者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扑者。”
他说：“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何哉？所任非也？”—用人不当！
人在世上行走，用“杖”不同，结果不一样。紧接上文他说：“故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贱者亡。”（以谗者坏人为杖，势必灭亡。）
陆贾的“筑巢持杖”说，乃安身立命之道，至今有用，尤其值得大小当权者一读。
他还说：“夫欲建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欲立功兴誉、垂名流光、显荣华者，必取之于身。”（《新语.至德第八》）
这是说，建国强威得靠人民，立功垂誉得靠自己。
他在《本行第十》中说：“人以有德为上，言行要以仁义为本。故权位高而无德者要罢黜；富有钱财而不义者要受刑律制裁；卑微而好德者应受尊重或提拔；贫寒而有义行者应得到赞誉或奖赏。”
（（人以）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黜，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新语.本行第十》）
陆贾这类立身治国的话，是劝刘邦及新贵们要“立新功”，立千秋之业。
心雄万夫以武力平定天下的刘邦，正踌躇满志、傲然四顾无对手。闻陆贾之言，可能一惊一诧，渐有愧色。及书出，刘邦句句入耳，爱听，大臣们听了也有益，故“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总结亡秦的教训，陆贾实为中国发轫之第一人。贾谊《过秦论》的论点“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应该源自陆贾。贾谊生卒年是前200年—前168年，陆贾在殿堂上给刘邦们上大课时，贾谊还未出生。
苏东坡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苏轼.《上枢密韩太尉书》）古人的“气”是指人的思想，故有正气、邪气、霸气、俗气、神气、勇气之说。文章是思想的表现形式，故观其“文”即可察其“气”，“言为心声”，此之谓也。
尤其值得推崇的是，陆贾的十二篇《新语》没有任何歌功颂德之辞，毫无谄媚阿谀之语，却大有浩然之气。他设坛谈经论道，受众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这不仅凸显了陆贾特立独行的人格，也说明汉初的学风、政风讲究“正气”。
只有人的精神独立，才能创新，“新语”才能层出不穷。刘邦带头树立了正气，故汉初没有贪官，到汉文帝时代，也没人想做官。
如前所述，刘邦将“耕战型”的社会转化为“耕读型”的社会，实在有赖于陆贾！
究极说来，孔子是不识时务的。“时务”者，时下所当务者也！孔子所处的是战乱时代，尚武不尚文。故孔子游说七十余君，不得其用，不得时亦不得人，只留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可嘉。
陆贾一说即中，得其时更得其人，陆贾识时务！所谓“时势造英雄”，是时势造就了陆贾。
五、“指鹿为马”的故事是先谁说的
陆贾有《辨惑第五》篇，是讲如何听众人之言。他讲了一个才不久的故事：
“至如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此事发生在二世三年8月，疑是去上林苑采果实。上林苑备有一种小马，称为“果下马”，配以小车，便于行走于果林间。二世当月赵高被杀，10月刘邦灭秦。）
王曰：‘丞相何为驾鹿？’
高曰：‘马也！’
王曰：‘丞相误也，以鹿为马？’
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愿问群臣！’
臣半言鹿，半言马。
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从邪臣之说。夫马、鹿之异形，众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别是非也，况于暗昧之事乎！”
司马迁著书比陆贾晚一百年许，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讲了这个故事：
“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於二世。曰：‘马也。’
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
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
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陆贾和司马迁都讲了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但设置的场景不同。
陆贾是将场景设在上林苑，以鹿代马驾车，故问答很自然；司马迁说赵高是将鹿献于殿上，“曰马也”，这话题就开得很勉强。
笔者认为陆贾的话可信，场景合乎情理。司马迁在这一点上不如陆贾。
故清代的唐晏说：“……《史记》载赵高指鹿为马事，正本之此书也。”“此书”是指《新语》。
六、《史记》和《汉书》的差错
《史记》和《汉书》在写陆贾时是这么写的：“陆生卒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这是说，陆贾是从南越国回来后才劝刘邦习诗书的。
这里有一个叙述先后的错误。应该是陆贾劝刘邦“习诗书”、著《新语》在前，出使南越在后。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陆贾出使南越事在汉11年5月，即公元前195年5月，距刘邦去世只有11个月了。
这一年的日程如下：
1、陆贾乘车马从长安（今西安）到番禺（今广洲），再加上滞留些日子，往返至少四个月。即陆贾5月出发，加上赵佗留饮，要9月份才能回来。
2、7月英布叛乱，刘邦带病出征。陆贾回来时只有到战场上去找刘邦了。
3、刘邦中箭受伤后，10月回沛县，住了20多天。估计陆贾随行也去了沛县。
4、刘邦11月去曲阜祭祀孔子。刘邦带着伤病去祭孔，应是陆贾力主并怂恿的。
5、12月回长安。
6、刘邦次年4月去世。
从公元前195年5月—前194年4月刘邦去世，这11个月他们都很忙，陆贾更没时间写书和讲课，因此陆贾是在这之前劝刘邦“习诗书”、偃武修文的。
陆贾何时劝刘邦“习诗书”的？
陆贾随刘邦征战的战争年月，不可能对刘邦“时时说称诗书”，那是不识时务。
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刘邦前202年1月去劝降鲁邑（今曲阜）、葬项羽。兵临城下之际，“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这番景象必令刘邦有感触。刘邦有感于“圣人之遗化”，必有所发。陆贾亦有感于刘邦之所发，于是思想的火花迸发了。
因此，刘邦亲历“圣人之遗化”是诱因，陆贾劝刘邦“习诗书”是在这时（公元前202年1月）或这之后不久的事，断不致发生在七年后的公元前195年9月之后。
陆贾出使南越9月份回来后，刘邦立封陆贾为“太中大夫”。陆贾对赵佗的感召，也使刘邦看到了“文化”的功效，很可能是听了陆贾的进言，才带着伤和病去祭拜孔子。
刘邦深知“榜样”的号召力，于是公元前195年11月，孔子被请出来了。
查清楚陆贾劝刘邦习诗书、著《新语》的这个时间段，是有意义的。
七、陆贾的《楚汉春秋》和司马迁的《史记》
《汉书.艺文志》是当时天下图书的总目录，根据书的内容将先秦及汉时的诸子分为596家，陆贾就占了三家。
陆贾有三篇赋，列为106位“诗赋家”之一；陆贾有二十三篇包括《新语》在内的论政著作，故列为53位“儒家”之一；陆贾著有《楚汉春秋》九篇，故列为23位“春秋家”之一。
什么是“春秋家”？
中国古代世世皆设有“史官”，君王的言行都要记下来，以此告诫他们要谨言慎行，不得胡来，并以这些记录昭告后人该君王的“法式”—作为。这就是《汉书》说的“君举（举止言行）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春秋之笔可畏，史德之可贵，在这之前早己有之。
据《汉书-艺文志》载，“史官”分为左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相传孔子曾修订过鲁国编年体记事的《春秋》，后人就将历史著作泛称为“春秋”。陆贾没当过史官，却有记载楚汉之际人、事的《楚汉春秋》，故与司马迁齐名、一前一后地列为“春秋家”。“春秋家”今称之为史家、史学家。
所以陆贾是汉初的“大家”，集诗赋家、儒家、史家于一身。刘邦有政论及诏书13篇和歌词2篇，仅列为儒家和诗赋家。
由于陆贾亲历了楚汉之际的八年，顾名思义陆贾的《楚汉春秋》就只记载这八年的人和事。
司马迁的《史记》只字未提《楚汉春秋》，他在《郦生陆贾列传》中只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只承认陆贾是个有口才的人，他没提《楚汉春秋》一书。
由于《楚汉春秋》早己失传，清代茆泮林先生搜集了《楚汉春秋》散乱的章节，编了《楚汉春秋》的逸事。仅据这不足千字的逸事、逸闻与《史记》对照，就发现《史记》中楚汉的故事，实取材于《楚汉春秋》。因为陆贾早于司马迁一百年许。
其实，两千年前许的《汉书》在《司马迁传》中就指出：“汉兴灭秦定天下后，有《楚汉春秋》。司马迁是根据《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籍而著秦以前的历史，《楚汉春秋》则接其后事而迄止于天汉。《楚汉春秋》言秦、汉之际的事十分详尽。”
（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
班固著《汉书》时，应该是看到了《楚汉春秋》这九卷书的，否则他不会如此断言。
唐代的大史家刘知几在《史 通?杂说上》说：“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
“子长”是司马迁的字。刘知几认为楚汉八年间的事，司马迁全靠陆贾的《楚汉春秋》。他的话如此肯定，或许他也看过此书。
清代的唐晏说：“……《史记》载赵高指鹿为马事，正本之此书也。”这里的“此书”是指《新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
1、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楚汉春秋》，汉太中大夫楚人陆贾所撰，记项氏与汉高祖初起，及说惠、文间事。”可见，《楚汉春秋》是陆贾亲历楚汉之际八年直至惠帝、文帝的当代史著作。
2、后来它成为司马迁的《史记》写秦汉之际史事的重要依据。很多史实—如陆贾和赵佗的对话，陆贾与陈平的密谋—都只有亲历者才能写出。
3、班固将《楚汉春秋》与《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先秦史籍并称，足见他对该书的看重。因此我们可以说，倘若没有《楚汉春秋》，或许没有秦汉之际这段历史的记载。没有司马迁的加工，楚汉之际和汉初的历史断不会如此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陆贾出世又入世、除吕氏、兴刘氏的故事，在拙著《文武兴邦.南越王赵佗》一章中己有叙述。他开拓疆域的历史劳绩，远在通西域的张骞之上，亦早于张骞近百年。他是一位最关心汉家命运、并为汉家的命运作了安排的谋略家。
窃以为，陆贾在汉文化中应有相当高的地位，没有他这么一个人，汉皇朝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广州的番禺有座“大夫山公园”，是广州最大的公园。大夫山原叫大乌岗，南越之民为纪念陆贾，将大乌岗改名为“大夫山”，后人在山上建有大夫阁、大夫书院等以纪念陆贾。
八、陆贾为何出世
陆贾从南越国回去后约半年，刘邦辞世，太子刘盈继位，是为孝惠帝。
惠帝在位七年，“萧规曹随”，国泰民安，无大举措，故陆贾亦无所事事。估计九卷《楚汉春秋》可能是这时写的。这时他仍是太中大夫，享有二千石的年俸。
惠帝去世后，吕太后用事，想封吕氏为王，害怕大臣反对，尤其怕陆贾这种既有人望又有“辩口”的大臣，故有步骤地作过试探。陆贾看清楚了兆头，叫他不争是不可能的，争又无效。
高帝不在了，他没了知音，他也觉索然无味。“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称病告退。这年他大致53岁。
陆贾大约32岁从军而入世，53岁不满吕后而出世，21年间他为汉家做了不少大事。由于他没得封侯，故无食邑。辞官也就没了俸禄，只有靠积蓄度晚年。
他的积蓄从何来？全靠赵佗送他的“千金”。
他认为“好畤”的田地好，于是迁家于兹。这好畤在今陜西省乾县东，距长安约70公里。
赵佗并未送千斤黄金，而是“值千金”的珠宝之类，陆贾“卖千金”，仅赵佗送他的宝剑就价值百金。陆贾有五个儿子，每个儿子分二百金，“令为生产”。
陆贾则安车驷马，带着能唱歌能鼓瑟的侍者十人和值百金的宝剑，每个儿子家轮流住。他对儿子们说：“与你们约定，过你家，就由你家供给人马酒食，要给够，我十天就走。我死在哪家，宝剑、车骑和侍者就归那家。我每年不过来两三次。次数多了，惹人烦，我也不愿过多打扰你们。”好一个“想得开”的陆贾！
陆贾真的就这样“出世”而潇潇洒洒地当“员外”吗？不会！他的性格、尤其他素怀天下的大志决定了他会再入世的。
九、吕后的失政和赵佗称帝
陆贾退当“员外”后，吕后即大封吕氏。
惠帝在世时尚能奉先帝意旨善待赵佗，多有赏赐以示“天恩”。惠帝死后，吕后突然改变了对南越国的政策。估计是长沙王仍觊觎着南越国的三郡，收买了管铁器的官员，由主管部门奏请关闭铁器的关市—“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
这个长沙王应是吴芮的五世孙吴差了。
长沙国为什么和南越国搞不好呢？这事得倒退二十年谈刘邦最初对南越的处置。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称帝时，将“衡山王”吴芮改封为“长沙王”。
吴芮是吴王夫差的17世孙，他参加过巨鹿之战，又随项羽入关，故项羽封他为“衡山王”。他当“衡山王”时只有一个“长沙”郡。
刘邦加封吴芮为长沙王时，增封为五郡，这五郡是：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郡。注意，后三个郡在赵佗手里。（《史记》可能有误，这豫章郡是封给了英布的。）
项羽自称霸王时，置南越三郡于不顾，既不封，也不招安，听之任之。这固然是项羽无经营天下之心的表现，但故秦的疆土就少了三个郡。
刘邦当皇帝，赤帝子取代白帝子。中国的疆土总不能到赤帝子手里少了一大块呀！刘邦不得不考虑。
鉴于国家初创，经济崩溃，仗是不能再打了。难道这三个郡就这么丧失了？刘邦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于是他将南越三个郡划归长沙王。这样，既不会有战乱之灾，名份上汉家又间接对三郡具有统辖权，他也就不会背丧邦失土的恶名了。至于这三郡究竟归谁，留待今后再说。显然，这是个权宜之计。
吴芮只当了一年的长沙王，于公元前201年去世，他的儿子吴臣继位。殊不知，吴臣始终惦念着这三个郡。既然高祖“剖符作誓，丹书铁契”地赐给了我，我当然该要！因此不时与赵佗有小磨擦，刘邦也看到了潜伏着的危机。
那个权宜之计一拖就是七年又三个月，长沙国和南越国之间的隐患始终存在着，而这个隐患又是他埋伏的，他生前必须解决。
公元前195年5月是他去世前11个月，南越国的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国。这年陆贾45岁，刘邦己61岁了。
怎么对赵佗说呢？刘邦拟了一道诏书。根据诏书的口气，叙事的简明扼要，与其它诏书相参照，可以判定这道诏书是刘邦亲拟的。
“五月，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县’意同‘国’，古时一县一国。）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佗为南粤王。’”（《汉书.高帝纪下》）
赵佗欣然受之，还给刘邦送了荔枝干和干鲨鱼。
按理说，刘邦生前是将南越三郡的归属问题解决了的，不应有争执。殊不知延至长沙王五世仍耿耿于怀，仗持汉廷对南越国打压。
诸侯王有纷争，汉家应调停。不料吕后竟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pin）”“金铁田器”是指铜铁的农具。马、牛、羊即使要给，只给公的，不给母的。这就是吕后的女人气了！
于是赵佗先后派了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次进京“上书谢过”，殊不知这三位高官俱被扣押，赵佗当然大怒。
赵佗说：“高皇帝立我，与我通使、通物。今高后听谗臣，对我与其他蛮夷不一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海并吞之，他这是想自立功业！。”
于是赵佗自号“南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败长沙国的边境数县。
吕后派“将军隆虑候灶击之”。
查《高祖功臣候者年表》，“隆虑候”姓周名灶，他随刘邦上过芒砀山，初起时只是一个小卒，疑是刘邦纵囚中的一员。这位“老革命”第26个封侯，封在雍齿之前，算是刘邦的故旧了。
周灶并无显赫的军功，在汉初只算二流的农民将军。那时周勃、灌婴等尚健在。
周灶率大军南下，恰逢天气又湿又热，士卒大病，军队未能逾南岭。仅年余，吕后辞世，即撤兵。周灶如果过了南岭，可能会大败，将败于地形不明，水土不服。
吕后失政，汉家毁约，乃失义之举。
赵佗亦毫不畏惧，挟兵威，贿财物，联络今福建省的闽越王和浙江的东海王，联兵抗汉，与中国平起平坐。
赵佗称帝发生在“高后五年春”，即公元前182年，此时距刘邦去世12年。
十、陆贾又入世了
象陆贾这样张口天下、闭口国家、设坛执教的政治人物，一旦天下国家有事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他必然会挺身而出。
吕后在位八年，第五年时逼反赵佗，第六年还派兵讨伐。优游了五、六年的陆贾坐不住了。赵佗是他去安抚的，条约是他“签订”的，高帝的政策是对的，背信弃义的是汉家！这是他的第一义愤。
你吕后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啊！大动干戈对国家人民有什么好处？
从心理上讲，对赵佗处处捏拿，甚至大张挞伐，是对高帝和他的全盘否定。
吕后封他的三个侄子为王，长安城内己有“与刘氏，与吕氏？”的议论。刘氏危，汉家的天下要改姓吕，他也不能接受。陆贾的心情，大致如此。
陆贾知道上个奏章是对牛弹琴，于事无补。他更清楚，吕氏必败无疑，于是他从好畤来到了长安。
由于王陵阻止不了吕后封诸吕为王，己称病不上朝。陈平这时为右丞相，他见刘氏危，既不能争，又担心祸且及身，常居家沉思发呆—古人称为“深念”。
陆贾来，不通报，径直入座。他问陈平：“在想些什么呀？”
陈平：“你猜我在想什么？”
陆贾：“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当初封为5000户，十多年后增为三万户，盖因人口回归之故。）
陈平：“然。为之奈何？”足智多谋的陈平居然无办法！
陆贾：“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民附从。士民附从，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我常对太尉绛侯讲此事，绛侯与我关系好，好讲话。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
于是陆贾“为陈平画吕氏数事，平用其计。”
陆贾出的什么主意呢？为了向士民昭示“将相和”、“深相结”，陆贾劝陈平拿出五百金，敲锣打鼓、满城风雨地给太尉周勃送去，大张宴席为周勃祝寿，周勃亦如法炮制。
送来送去，彼此没有得失，却有政治效应之收获。
当吕氏之谋愈演愈烈时，“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贾为食饮费。”—拿五百万钱给陆贾作为招待费。（《史记-郦坐陆贾列传》）
陆贾花了两三年的功夫，吃吃喝喝周游于汉廷公卿间，名声大振，众公卿也都听陆贾的招呼了。
吕后七月份死，八月下葬，九月周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皆左袒。”周勃成了安刘氏的第一人。
其实，尽诛吕氏是一场政变，如此得手，全赖陆贾和陈平的长久规划，周勃入主北军只是压轴戏。
故《史记》和《汉书》都说：“及诛吕氏，立孝文，贾颇有力。”
尽诛吕氏时，史称“蹀血京师”。“蹀血”是指举足则踏血。当时陆贾未在长安。
汉文帝即位后，复任陆贾为太中大夫，第二次派赵佗最信得过的老朋友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放弃帝位。这年，陆贾已62岁了。
刘邦以礼治国，汉文帝以德治国，史称汉文帝“怀远以德”就是指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国。此事将在后面讲汉文帝一章中讲解，在此不叙。
十一、陆贾的历史地位
我曾讲过：“历史象一部无头又无尾的台阶，这台阶远古在下，未来在上。越古越远越说不清楚，都是听来的，故曰“传说”……一定的历史人物自然地定位于一定的历史台阶上。历史人物的作用是发现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找准了问题并解决了问题，就算完成了历史使命，就是伟大。”
陆贾是伟大的，他发现并解决了汉初立国立政的大问题，尤其在了解陆贾的事迹后，他的历史地位也就确定了。
张骞通西域未得尺寸之土，汉武帝封为“博望侯”。窃以为，仅凭陆贾以口舌定南疆万里之“劳”，刘邦就应该封他为“万里候”！但陆贾的真正地位应是汉刘文化的“元勋”。
从陆贾劝刘邦偃武修文、习诗书、汉家第一个著书立说、第一个在朝堂上给皇帝和大臣们上大课、又劝刘邦祭孔子、兴儒学、施教化等系列行径来看，陆贾奠定了汉皇朝的意识形态，即上层建筑，确有“以德立宗庙定社稷”的千秋之功勋。
《汉书》对陆贾有评价：“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
“身名俱荣，其最优乎！”这是从个人得失来评陆贾的。
一旦将他放到历史的台阶上，说法就不同了。如果说张良是“帝师”，陆贾就应是“国师”。倘若说刘邦是汉民族的奠基人，陆贾则是汉刘文化的奠基人，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