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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GoranMalmqvist，1924-)，高本汉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马悦然教授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洲的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与文学翻译达四十年之久。
中文名： 马悦然
外文名： GoranMalmqvist
国籍： 瑞典
出生地： 瑞典的云雪平
出生日期： 1924年6月6日
职业： 汉学家
毕业院校： 乌普索拉大学
主要成就： 1951年获汉学博士学位
代表作品： 另一种乡愁 ，俳句一百首
人物介绍
马悦然于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的云雪平(Jönköping)市，中学毕业以后，于1944年来到斯德哥尔摩北边的乌普萨拉大学读书，入学头两年里，他选的专业是拉丁文。2011年5月被内地某网络推手利用炒作，曝出"翻译门”事件。
钻研东方古代哲学
马悦然不仅钻研古代语言，而且对东方古代哲学极为感兴趣，在入学的头两年，他读了不少东方古典哲学著作。其中，老子的《道德经》既使他产生强烈兴趣，又使他十分困惑，他遍读英、德、法等几种语言的译本，不知道哪一种最接近原著，能够给他以确切的解释。于是，他决定去请教当时最有名的汉学家高本汉，高本汉告诉他这些译本的质量都不够好，便把自己的尚未付梓的英文译稿借给他阅读，从这次与高本汉谈话开始，马悦然感到，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似乎已经确定了。随后，他接受高本汉的劝告，1946年离开乌普萨拉大学，转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
马悦然学习了两年汉语以后，1948年，马悦然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中国进行方言调查。由于他的老师高本汉早年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的北方，一直没有机会一探南方语音系统，便乘此机会，让他到四川进行方言调查，此时他还不会说汉语。从上海到重庆、成都，他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此后就一头扎在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内作了八个月的方言调查。后曾去西藏旅行，返川后居住在一位中国化学教授家中继续学中文。1950年他与那位教授的女儿陈宁祖结婚。马悦然在四川北部工作了两年，成功地收集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资料，他在返回瑞典之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
对汉学的贡献
1951年获汉学博士学位。1952年，马悦然回到乌普萨拉大学语言学系，教了一年汉语和中国文学；1953年到1955年，他任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到瑞典外交部工作；1956年至1958年，他被瑞典政府外交部任命为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在中国的几年中他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与著名作家老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8年至1964年，马悦然离华回国，随即受被聘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中文讲师，后晋升为汉学教授和东方语言系主任。1965年，马悦然的老师高本汉从汉学系教授的位置上退休，马悦然及时回到了瑞典，运用他在英伦与澳洲取得的教学管理经验，正式组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他并且提出，为了促进瑞典的汉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应将皇家图书馆、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和远东考古博物馆里的中文图书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专门的东亚图书馆，这个建议在20多年后于1986年才成为现实。汉学系刚建立时只有几个学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形成了综合培养博士、硕士和本科生的教学规模。1966～1969年先后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语言系主任、瑞典文学、历史和文物研究院副院长。1967～1977年任亚洲学院院长。1980～1982和1986～1988年间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1984年当选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荣誉院士。1985年，马悦然获选加入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成为院中唯一的汉学家院士，拥有诺贝尔奖的投票权，这是一项终身职务。1978和1984年，由于他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两度获得瑞典国王奖。1990年6月，马悦然从汉学系主任与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但他仍在积极从事于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中瑞文化交流工作。
马悦然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词，到散曲，到辞赋古文，乃至《水浒》和《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小说，他都译成了瑞典文。在一篇题为《瑞典的中国研究概述》的文章中，马悦然的学术接班人罗多弼指出，70年代以后，马悦然的工作从前期的疏解知识谜团转入文化阐释。他还特别强调说，马悦然的博学强记和精确的分析能力，再加上那特有的审美感受，最有助于从事这一跨文化的媒介工作
著作
如同其导师高本汉一样，在学术研究领域，马悦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中国西部语音研究》是他获得广泛声誉的汉学专著。1948年他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第一部译作。后来又翻译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普通病房》，发表于1958年。是他，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这套手册分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四大卷，每卷大约收名家作品100篇左右，马悦然对收入的作品进行了严格的筛选。此外他还发表和出版了200多种有关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方面的论著。
1969年用英文发表《论汉代以前和汉代文献中词素“嫌”的意义》一文，登载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1980年9月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十七届欧洲中国学家大会上做了题为《论“其”在〈左传〉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报告。他的研究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思想史、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他在中国古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领域中硕果累累，曾经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西游记》译成瑞典文。近年来他承担了欧洲汉学协会3项主要国际学术研究计划项目之一，即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马悦然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的编写工作，这套手册为精装大32开本，共四卷。第一卷为中、长篇小说，第二卷收短篇小说，第三卷的内容是诗歌，第四卷是戏剧。共收400篇左右的作品，内容包括作家简介、作品收藏与版本情况、作品内容梗概、作品的赏析评论和参考书目。参加这项工程的有欧洲11个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地的学者100多人，《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对入选作品要求很严，作品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适合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也要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例如第三卷诗集，既收了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收了杭约赫、兰冰等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作品。《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不仅在于作品的入选标准严格，资料性强，而且赏析评论部分也具有较高水平。每一分卷前面都刊有一篇学术水平较高的序言，如第四卷戏剧集的序，阐述了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与戏剧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发展过程描写详细，可以当做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纲来读。这样大规模的合作研究工程取得如此成功，与马悦然的组织能力及其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1977年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英文）一书。
翻译东方著作
后来，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大量翻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有《毛泽东诗词全集》、沈从文的《边城》（1987年瑞文版出版）、《从文自传》，以及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台湾诗人商禽的《冰冻的火炬》以及高行健的小说戏剧集以及长篇小说《灵山》，另外他还翻译了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和艾青的许多诗歌。到1992年为止，他的全部文学译作就有700种之多。马悦然还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1983年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了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北岛和顾城的诗选《海岸与被宠坏的孩子》。1986年编辑翻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中包括“朦胧”诗人北岛、顾城、江河、杨炼、严力等人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努力，促进了不少瑞典诗人的作品也陆续被译为中文。
马悦然的翻译功底在翻译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却能将《灵山》译得非常漂亮，可见，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1996年于巴黎出版，由杜特莱夫妇（Noel Dutrait，Liliane Dutrait）翻译。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马悦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关于古代典籍《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研究，并从事实和义理两方面来理解和研究《春秋》；曾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译为英文。
马悦然精心译注了这两种典籍，并作出了基本的学术判断：《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种典籍虽然在用词、语言结构和写作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基本造句结构显示出这两种典籍大体上是属于汉语在同一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显示了一种在新旧造句法之间摇摆的特点，是汉帝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使用的写作手法，对汉以后学者的写作风格很有影响。虽然这两种典籍的语法结构能反映汉语在同一过渡时期的风格特征，但可以确定，《公羊传》问世在前，《谷梁传》产生在后。循着这条线索分析下去，马悦然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即董仲舒为研究“公羊”学而写的《春秋繁露》，全部85章中极大部分章节不是他本人写于西汉初期，而是经东汉以后的人、甚至是魏晋南北朝人删改或托名伪作的。现在所见的《春秋繁露》最早版本，来自于唐代孔颖达著《五经正义》，其中大部分章节与班固(32—92)记录汉章帝时群臣辩论经学结果的《白虎通义》及何休(129—182)的《春秋公羊解诂》有关，因为《春秋繁露》在阐释“公羊经”的含义时甚至多处录用了《白虎通义》与《春秋公羊解诂》的内容。
马悦然还写了不少赏析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不仅显示了他高度的艺术鉴赏力，也显示出他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他的《一张牡丹画上的六首诗》只是一篇赏析性文章，却传递出大量的近代历史人物的讯息。他的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一篇专门领域内的学术性论著，但就其对清代社会君臣之间关系的描述，特别是对满、汉官员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剖析，显示了他对清代社会历史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满汉文化在一个官僚体制内部相互渗透情形的深刻了解。
马悦然广泛涉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他曾经写过一篇研究《荀子》著作中有关民歌的文章。对其中的56节民歌，作出了详细的译注。马悦然还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唐代三台诗译注》，研究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种唐代民歌。马悦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总是把文学鉴赏与历史背景的分析结合起来，以此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他的《辛弃疾词论》尤其表现了这个特点。马悦然译注了辛弃疾所填的十三阕《沁园春》，他发现，这是辛弃疾最喜欢用的曲牌。他指出，辛词语言浅白，押韵严格，并带有一个悲怆的结尾，词中常常使用象征手法或某种特殊的意象来衬托主题，是最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另外他还翻译了10卷本的《唐宋诗词选》。
马悦然还发表过一篇文章《康有为》，介绍了康有为与瑞典的关系，着重分析了他的社会理想。他把康有为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介绍给瑞典读者。康有为于1904年和1906年两次访问瑞典，逗留瑞典期间，他考察了医院、监狱、工厂、学校、幼儿园和图书馆，他研究这些机构对社会改造的作用，以及瑞典社会结构的特点，认为这些社会措施正与他在《大同书》中所倡导的社会理想相吻合，他的日记中对参观瑞典各社会组织机构的过程与自己的感受有详细的记载，这些日记如今还保留在马悦然的手中。
成就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马悦然不仅在文学作品翻译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中瑞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与许多中国学者、作家和诗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和诗人北岛、翻译家李之义合作出版了一册中文版的《北欧现代诗歌选粹》，他编写了多种汉语教材，供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青年学者使用，在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与教授期间，有13名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不仅两度担任欧洲汉学协会主席，领导了欧洲的汉学研究活动，同时，他也是其它一些人文科学机构的成员。例如，他多年来一直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人文学会的巡视员，他也是著名的瑞典中国研究会的成员之一，在这些职位上，他并不是一个名誉成员，而是积极从事具体的工作，如多次参与组织国际 汉学大会，从各方面促进当代瑞典以及欧洲的汉学研究。瑞典还设立了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奖学金，通过他个人的影响，争取各种捐助，时常邀请一些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与学者前往瑞典和其它北欧国家访问讲学，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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