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线轶事徐怀中
一
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的生活基调
一讲要缩减部队编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同志们。如果人们到九四一部队去，了解一下有线通信连女子总机班的情况，就会感觉到，把穿裙服的看作是天然的“缩减”对象，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狭隘了。
九四一部队女子总机班一共是六名战士，人们称为六姐妹。作为连队里一个正正规规的建制班，她们完全适应了从早到晚整齐划一的紧张生活。适应了随时随地面对各种严格的要求，适应了多少条成文不成文的纪律规定。当然，要把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习惯统一到领章帽徽下面来，要把平均年龄二十岁的一群女孩子的心收拢来，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女兵班刚刚编起来那段时间，没有让连里干部少伤脑筋。比如说，其中有几个总是嘴不闲着，坐在床上吃葵花子，从窗户里吐皮儿出去。男兵送了她们一个外号，叫“五香嘴儿”。给人起外号是一种不良倾向，连里批评了他们。不过，自从叫出了这个外号，女兵班窗户里再没有葵花子皮儿飞出来了。又比如另一位女战士，在幼儿园就是个爱哭出了名的。老师说她眼窝太浅，存不住泪水。现在穿上了正二号女军服，还是照常爱哭。芝麻大的一点事儿，绝对用不着哭的，她可以大哭一场。一次，正要出发去野外训练，她忽然抹起眼泪来了。为了什么事情？天晓得。连长见她没完没了的哭，在她面前放了一个小板凳说：“你坐下慢慢哭，哭够了我们再去训练。”她倒不哭了，仰起头，站到队列里去了。可见泪水要存是存得住的，不在乎眼窝是深是浅。
照部队规定，当战士的是不准谈“个人问题”的。这一条历来很明确，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干部常在队前讲话说：
“有空余时间，你宁肯去看看蚂蚁搬家，也别往那一方面去动心思。动也白动。”
令行禁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服兵役的年龄，正是怀着大胆的幻想，而又战战兢兢开始去探索“个人问题”的年龄。如同鸡雏儿要冲破蛋壳，天数足了，怎么能阻止得了呢？总机班就曾经有人想要试试，能不能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比别人先走一步。指导员在全连同志面前严厉批评了这件事。他只讲是：“个别同志”，没有点出名字来。这位“个别同志”在知青点的时候，和一位男同学一起担任看守甘蔗田的任务。他们搭了一个很高很高的草棚，坐在上边向四外了望。甘蔗林仿佛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湖水，那草棚正如一只随波逐流的小船。那些日子里，给她留下了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呵！片片断断的，正象是一节节熟透的甘蔗。她应征入伍了，约定了要常写信。谁知对方来信太勤，她觉得不大好，让他不要总用一种信封。落款地址也要变换着，让人看见不是一个人写来的。这一下弄巧成拙，信封和寄信地址虽然变换不定，可是信上的邮戳始终没有变。指导员找她谈话了，说个人之间通信是宪法保护的，别人无权过问。问题是信件的内容超没有超出一般范围，这就全靠自觉了。组织上没有把有关规定讲清楚，那是组织的责任。三令五申讲了，偏偏还要违反，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此后，那种神秘的书信就完全断绝了。这件事情，给了女兵班全体战士一个明确的警告，她们私下里议论说：
“算了，趁早别去找那个麻烦。要么等脱了军装再讲，要么穿上了皮鞋再考虑。”
脱了军装再讲，显然是说等到复员以后。穿上了皮鞋再考虑，这个话恐怕外界的人就不明白了。部队规定，战士只准穿胶鞋、布鞋、塑料凉鞋，提升了干部才准穿皮鞋。这就是说，在没有取得穿皮鞋的自由之前，“个人间题”只能是明智地放到一边去。
九四一部队医院和业余文艺宣传队，也都有部分女兵。因为工作上无法分开，男女同志之间接触很平常。连队里就不是这样了。工作，训练、学习、课外活动，女兵班总是自成格局，几乎和其它班排没有什么联系。尽管如此，男兵们随时都意识到了六名女电话兵的存在。明显的尽他们很注重服装整洁，再热的天，不打赤膊。还有些细微的情形，表面上不大容易察觉。编到这个连里来的兵，活泼的更见活泼，庄重的越发要显示自己的庄重。有线电连和无线电连赛篮球，本来实力差着一大截，可是运动员们一个比一个要强，总是全场人盯人，一拼到底。拼下来看，输也输不了几分。他们倒不是一定要和无线电连争个高低，明知是拼不赢人家的。主要是谁也不甘心在本连留下一种过于窝囊的印象。总之可以这样说，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生活的基调。象是电话线路上加了“增音”，音量扩大了好多倍。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女兵班在全连都算是靠前的。理论考核不用讲，电工学，电话学，难不住这六名高中生。内务卫生是女同志的擅长，队列也满象一回事的。劳动种菜又不比男兵差劲，在知青点打下了底子，两大桶粪，挑起来颤颤悠悠的在田埂上走。就说训练吧，五百公尺的放收线，不敢说速度上能和男兵打平手，可是论起收线的均匀、紧密、垂直和平整，女兵班要更符合教范的要求。军区召开的有线电全程协作经验交流大会，邀请女子总机班作过表演的。不过，假如你和有线连的男同志谈论起女兵班来，他们往往是笑一笑，颇有点不便评论的样子。说自己心服口服，他们不乐意，说不服气吧，多不合适，只好笑笑。还是有个别嘴快的，忍不住说：
“女同志嘛！ 电话上声音绵绵的，口齿又清楚，谁不欢迎。等打起仗来再看吧！”
二
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为的让他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吋六吋去放大吗？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九四一部队也奉命完成了一级战备，随时可以开前线。
中国政府公开向世界宣布，这次还击从时间到作战地域都是有限的，中国无意占领越南一寸土地。一次惩罚性的有限战争，不过是在古往今来战争史的长河中，归入一支小小的细流。但这是一次震动了世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的战争。在中越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乐谱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两国军队在面对面的严重时刻，只能是借用对方的语言，大吼“缴枪不杀”！
女子总机班听到了“露透社”的消息，说上级已经决定不让她们上前线去。大家急了，吵吵嚷嚷要去问连长，凭什么不让去。班长严莉不主张去问。她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正式宣布，说不让去，是小道透露出来的。连里要问，怎么会知道不让你们去的呢？倒还不好回答。不管他的，反正女兵班向党支部送了决心书，先抓紧轻装准备。万一真是那么决定的，到时候再去闹也不迟。这个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都说，还是班长有主意。
其它班排都去理发，一律推了光头，为的是头部受伤便于救治。女兵班有的人主张照男兵办理，也推光头。有人觉得那样未免太出洋相。原来她们多数留的是两个小鬏鬏，用猴皮筋扎着，一晃脑袋，象两把刷子在肩膀上摩挲着。她们上街，每人花了两角钱，变了一个样子回来，都剪成了“运动头”。以后早上起来，岔开五指梳拢几下就完事，连猴皮筋也用不着了。
连排长们到各班检查轻装情况。女兵班轻装很彻底，干部都表示满意。连长是结了婚的人，知道的多些。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向女兵班指出：
“该轻的轻，该带的还是要带。象纸呀什么的，可以多带一点，要用的时候没有，到哪儿找去！小镜子那些，能不带就不带了。”
干部们一走，六姐妹高兴得一个个拍着手跳。既然这么认真地检查了她们的轻装情况，说明不让女兵班上前方的话，纯粹是谣言。
很快就要上火线了，总机班的女战士在想些什么呢？她们先是在自己心里搁着，交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大家想的全都一样。用一个字说，死！至于各人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一死，谁都没有作过具体的设想。只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谁都不想还可以活着回来。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不是太丧气了。在部队里，谁也不会笑话谁的。大家都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的人，往往首先肯定的就是自己要牺牲。虽然如此，她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情都是那么自然，语调是那么平静，随随便便，连说带笑的。
班里有几个人，家在本省，她们要求挂个电话，对妈妈讲一声。虽说已经是一名军人了，有话还是找妈妈，而不是找爸爸讲。她们很自觉，电话不长，大致是这样的：
“喂！妈！我们要外出执行任务了。”
“噢！我已经想到了，看报上的动向，知道部队可能要出去。你们哪天出发呢？”
“不知道，在等命令。”
“好！到前边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定要保证电话通畅，不要象在家里，胆小害怕可要不得，那么多首长和同志，又不是你一个人。你能立功更好，怕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机会的。至少你可不能让我和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到时候你得机灵点，听着炮弹的响声。人家说，从头上飞过去的炮弹，和冲着你落下来的，响声不一样……”
“妈！你别罗晾，不能老占着线。”
“你等等，还有……”
妈妈的声音开始发额，耳机里传来极力克制着的抽泣。随后，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显然是妈妈把送活器捂起来了。
“喂，喂！妈妈!你看你，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就挂了吧！”
“好吧!我和你爸不能去送你了。等完成任务回来，赶忙先来个信。”
和妈妈通过了话，几个人一交换情况，禁不住笑了。这几位妈妈岗位不同，互不相识，却象是用了一份统一的电话稿，她们的话几乎一句也不差。几位妈妈无一例外，都在电话上哭出了声。要不怎么是妈妈呢？
只有陶坷没有给妈妈挂“长途”。小陶的妈妈劳动改造八年，把身体彻底改造垮了，放出来直接就进了医院。最近刚刚出院，还在全休，说定了这一两天到部队来看望女儿。所以小陶用不着打电话了。
第二天，小陶的母亲果然来了。她带来一大包麻辣胡豆，这是女儿最喜欢吃的。来队亲属带的吃食，向来都是当众公开的，谁赶上有谁的份儿。总机班的姑娘们一起围上去，抓一把麻辣胡豆吃着，和母亲说呀笑的。小陶不作声，在一边待着。指导员对母亲说：
“你看，好象这一大群都且你的亲生女儿，只有小陶是一个外人。”
小陶就是这样，喜爱沉默。她高兴起来，什么都忘了。一张粉团团的胎儿，稚气地笑着，并不言语。她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边，细长的眼睛稍稍眯缝着，久久地遥望天边。她在追寻着什么?她在探求着什么?她在迎接什么?这时候那张粉团团的脸就变得十分严正，十分深沉，似乎还流露出几分怒气。开始，同班战友们不了解她的习性，响哨咕咕议论她说：“就象是谁借了她米还了糠。”
谈起“九四一”的行动，小陶妈妈问连长：
“现在领导上怎么说，是不是已经定了总机班全体到前边去?”
连长说，“问题不大。”
女电话兵一起嚷叫起来：“什么叫问题不大，定就是定了，没定就是没定。”
“反正我们心里有数，让去也要去，不让去也要去。”
“要上就是全班上去，少了一个也不干。”
母亲笑了，说：“你们先别吹，要不是我这个军属大妈替你们说话，准不准许你们上去还真是难说哩。”
前天，九四一部队的几位领导同志到省城去参加作战会议，抽空去看望了陶坷的妈妈曾方同志。谈到对女子总机班，通信部门有几种方案。
第一种是让她们全体上去锻炼锻炼。第二种是全不上去。第三种是挑选几个身体好的去，其余有几个干部子女，体质较差，就留守了。
曾方问：“照第三种方案，留守的人里是不是包括陶坷在内？”
回答说小陶是其中之一。又向她解释说，这并不是专门照顾干部子女。反正后方需要留人守总机的，连里的猪也得有人看，谁体力差就留下谁。
曾方说：“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准请客，照样请，说不是请客，是加菜。不准走后门，照样走，说不是后门，是前门儿。该有什么手续办下来了，该有什么图章盖上去了。不让陶坷她们到前边去，还怕找不出几条现成的理由？”
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
曾方又说：“我看第一种考虑是正确的，后两种方案恐怕欠妥当。当然，部队的事用不着征求我的意见。不过我也有一点发言权的，至少我那一个不能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是为的让她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吋六吋去放大吗？现在要打仗了，把这一个战士拉下来，让另一个战士顶上去，想都不应该这样想的。哪一个战士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真的这样，等欢迎部队凯旋归来的时候，我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你们得站在我的地位，替我想一想！”
这位老同志态度是那么诚恳，她的意见无疑是对的。“九四一”的几个干部都说，有必要确定一条原则，干部子女原来在什么位置上，作战期间还应当在什么位置上，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后方调动。
三
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
小陶妈妈不愿意住招待所，在连里住下了。严莉告诉小陶，晚班不用上机，陪妈妈睡，和妈妈说说话。等屋里只剩了母女二人，曾方才有时间上下打量着小陶。拉住了女儿的手，问长问短。小陶一边搭话，不好意思地抽回了手，女儿大了。
妈妈说；“我原讲是来看看你，现在是送你上前方了。”
“我本来想打个电话，让你别来了。还是想见见妈，就没有打。”
“要是姥姥能和我一起来送你，你就该高兴了。她上了年纪，怕路上不方便，我没有让她来。”妈妈似乎是带了一些妒意说：“陶坷！你承认不承认，你喜欢我，不及喜欢姥姥的三分之一。”
“妈！瞧你，又来这一套了。”
在妈妈和妈妈的妈妈之间，很难说小陶跟谁更亲近。她在外祖母身边比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还要长些，无形中对外祖母更熟些，这是事实。
我们现在讲，对某些事情不必说长道短，留给后代去作出评价好了。这是可以的。不过，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不知要以几位数字计算的那么多于部，阴阳头一剃，成了“牛鬼蛇神”。有的人还可以说是让抓住了几条什么。曾方是毕业于太行山抗日中学的一个农家女，历史清白无瑕。她既没有在高呼口号的时候精神不集中，喊错了什么话，又没有在旧报纸上随意写画，不提防墨水渗过去，弄脏了背面的照片。可是，查出了她丈夫一九五九年在病故前不久曾经攻击过“小土群”，和彭德怀的言论很相似。丈夫死了，便宜了他，妻子不能再白白放过去。于是曾方进了“牛棚”。随后被转送监狱进行劳改，一改就是八年---整整是抗日战争所耗用的时间。以后放出来又挂了三年---够进行一次解放战争的。曾方有思想准备，进“牛棚”前写了信给母亲，请老人来把七岁的外孙女儿接到农村去了。
小陶初次见到姥姥有些害怕。城里的孩子，没有接触过农村装束的老年妇女，她看着姥姥很象小人书上的“狼婆婆”。现在妈妈顾不得她了，不跟“狼婆婆”走，到哪里去呢！
公社起先不知道情况，以后外调回来，立即宣布撤销了这位老人贫协委员的资格，让她交待和女儿女婿的关系。外孙女儿原来是有临时口粮的，也宣布取消。
取消口粮，姥姥倒也没有当一回事。就是不取消，反正也别想能拿回一粒粮食来。公社通知说，因为两年大旱，田里无收，返销粮也早完了，今冬的问题由社员自行解决。外出找生活，可以给出证明。连年旱灾害苦了群众，同时也搭救了另外一些人。这样，可以顺手把造成大面积饥荒的罪过完全推给老天爷，他们则仍然可以心安理得，也仍然悟不出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革命高调不能当饭吃。
一天，姥姥用白布口袋装了一个饭盒，一双筷子，拿给陶坷，打发她和队里一些半大孩子一同出门。小外孙女儿楞住了，迷惑不解地望着老人，她问：
“姥姥！我们现在不是在新社会吗？”
一个似懂事不懂事的孩子，她还没有学会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她天真地向外祖母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换了别人，也许根本不回答孩子这样的问题，只是喝叫她不要胡说。姥姥觉得应该对外孙女把话讲清楚，尽管这话是很难讲清楚的。老人顺理着外孙女儿的头发说：
“孩子！姥姥怎么跟你讲呢？要说我们不是新社会，不对！要说新社会就是如今这样子的，也不对。新也罢旧也罢，肚子饿得咕噜咕噜那种滋味是一样的。这就得要你挺着些了，姥姥就是这么挺过来的。这也有好处，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作没饭吃。那年你烧破了衣服，你妈骂你说：‘再这么胡闹，没有你的饭吃。’你说：‘没饭吃我吃包子。’孩子！不过你也不用总那么愁眉苦脸的，该高兴还是高兴。眼面前的事情，你全当是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不怕的，这阵子风就要刮过去了。你去吧，姥姥等着你回来。你们沿着铁路走，听见火车响，早点靠边等等。”
陶坷和一群小伙伴们上路了，结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树枝上的小鸟唧唧啾啾欢乐地叫着。它们看见，和它们很熟识的这群孩子，沿着铁路只管往前去，越走越远了……
孩子们来到一个疗养地，看见一所庭院的铁栏杆里边，有一位白头发的解放军坐在躺椅上晒太阳。这是一位将军，不过当地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养病的老头。其实，将军本来没有多大的病，林彪把持军委期间，不明不白地叫他靠边疗养。林彪完了，他可以出去工作了。不想，住疗养院几年，真地住出了几样要紧的病来，只好仍然留在这里。将军无可抱怨，在他这一茬穿军装的“老家伙”里，他算是够幸运的了。
陶坷隔着栏杆，远远向将军伸出一支干瘦的小手。这样的事将军经过得多了，他知道这小姑娘要什么。他一面在衣袋里翻找零钱和粮票，一面问小姑娘叫什么，哪里人。小姑娘低着头，始终不说话。将军又问她：
“你怎么不在家好好上学搞生产，自己跑来？”
“我有证明。”小姑娘终于开口了。
小姑娘掏出皱皱巴巴的一张纸，将军接过来看，上面写着：
兹有我队社员陶坷(女)因事外出，望沿途有关单位放行为荷。此致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一两行字，将军反复在读。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美援朝，几次战争都在这位老战士身上留下了纪念。他抖抖索索看着那封证明信，心里在说：我这是为的什么？就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以后，还照样让我们的孩子“因事外出”吗？两行热泪扑扑答答掉在信纸上。
陶坷忙收回了信，她象在哄小孩似地对军人说：
“解放军爷爷！”您别这样，您别这样。我姥姥说了，全当这是在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
小姑娘安慰白发将军的话，实在让他受不了。已经有些人开始围过来，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热闹的事。将军觉得他就要痛哭失声，双手掩面，连忙离开了。他忘记了把零钱和粮票拿给小姑娘。
说到陶坷在姥姥家度过的几年艰难生活，妈又心酸起来。她原以为把小女儿送到乡下去会好一些，不想让孩子吃了更大的苦头。用—句严谨的话说，是让孩子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曾方为了排遣自己的伤感，她洗了脸，随后以愉快的语调对女儿说：
“算你们运气，人家也当兵，一茬一茬的复员了，都没有赶上打仗，偏偏让你们这一茬的赶上了”。
“我们班已经向上送了三次决心书，政治部还把我们的决心书摘了一段登在简报上了。”小陶自豪地说。
母亲笑笑说；“决心书有写得好的，有写得一般的。不过，上简报是一回事，上了战场又是一回事。”
“那倒是。”小陶同意说。
“陶坷，你们弄没弄懂，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一仗？你在姥姥家经历过那样的几年生活，你更应当懂得，我们不能再丧失时间，不能再没有一个平静的建设环境了，只讲这一点，这一仗就非打好不可。”
陶坷庄严地向母亲点点头。
曾方从旅行袋里取出一个纸包，对女儿说：“现在报上讨论干部子女应不应该继承父母的遗产。你爸爸给你的遗产全在这儿，我给你带来了。”
小陶打开纸包，是一副草绿色粗布绑腿。
这副绑腿是爸爸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时发的，妈妈一直保存着。造反派抄家，抄出了爸爸和妈妈许多来往书信，用绑腿捆着拿走了。那些书信要归档，剩回了这副绑腿。
“这是爸爸留给我们的纪念，我怕弄坏了，还是妈妈保存着吧。”女儿说。
“你到前方去，打在腿上，这才是实际的纪念哩。”母亲又说：“你怕还没有学过怎么打法吧，来！你看着。”
曾方踩着床边，把裤脚裹紧，开始熟练地打起绑带。每绕一圈，或正或反打一个褶儿，小腿外侧打出一排“人”字儿。妈妈讲解说：
“我打的这是单‘人’字，还有打双‘人’字的。有人喜欢打花，有人不加花儿，各有所爱。要领是脚脖上可以紧些，到了腿肚松紧要适当。松了往下吐噜，太紧走起来腿疼。”
曾方兴致勃勃地讲解着，已经打好了绑腿。顺手扎上了小陶的皮带，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转给女儿看。小陶惊奇地发现，妈妈一下变了一个人。一对细长细长的眼睛，那么明亮，脸上焕发出青春的光采。胸脯挺起来，腰身自然地扭动着，那步伐姿态是别人学不来的。曾经在哪里看见过妈妈这样子的？是在照相册上。那是一个漂亮的女八路，短短的头发在军帽下边蓬松着。皮带一扎，鲜明地勾勒出了苗条的身材，绑腿打得那样规整自然。看上去既有着严正的军人风度，又充分保留了女性的魅力。
陶坷欣赏着妈妈，上前抱住妈妈说：“妈！你怎么还是象照片上那样好看。”
母亲推开小陶说：“滚一边去，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拿自己亲娘老子开心。”
曾方侧过身，在窗户玻璃上看到了一张忧伤苍老的面容，看到了那染霜的鬓发。如果来谈论，一场迫害夺去了我们许多女同志的美丽俊俏，未免不够严肃。多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还说谁的容颜外貌。不过，有多少人在骤然之间变得那么苍老不堪了，一头青丝在短短几天之内，以至是在一夜之间变化为霜雪。这也是对十年浩劫所作的忠实的记录之一。可以平反昭雪，可以恢复名誉，但是人们外形上留下的这种明显的印记是无法改变的了，正如内心受到的创伤很难平复一样。
晚上，小陶和妈妈挤在一张小床上睡。床边帮了一条长板凳。吹熄灯号很久了，母亲还在讲话，小陶熬不住了，迷迷糊糊地搭着腔，翻个身睡着了。曾方在昏暗中望着女儿侧身睡卧的姿态。圆圆的肩头从绿棉被下露出来，臀部高高隆起，小时候瘦得两条腿象麻秆儿，正长个儿的那些年一直缺营养，不想几年来发育得这么好。母亲疼爱地望着女儿，她将怎样去迎接战火纷飞的考验呢？
“红河！红河！过红河了！”小陶在睡梦中欢乐地呼喊起来。
母亲笑了，这孩子够性急的，刚合上跟，经跨过了红河天险。
四
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
红河发源于云南省崇山峻岭间，在中国境内叫作元江。红河从老街地方进入越南，流经越南北方腹地，向东南入海。
九四一部队在老街附近渡舟桥，跨过了红河。几天以前，兄弟部队过河开辟了战场，现在他们可以驱车向前开进了。
越南北部边境，和我们的滇南河口一线，都属于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自然环境本来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河口地区是我国橡胶产地之一，三叶树环绕山丘，一行行，一层层，郁郁葱葱。胶林深处，可以望见国营农场的楼房，红瓦白墙，烟囱耸立。米轨小火车沿着溪流隆隆驰过，留下一缕烟云。这遥远的边疆，向战士们展示了它的富饶美丽。一过红河，就是另一番风光了。六姐妹挤在电话车窗口留意观察着，她们明显地感到，已经置身于异国的土地。
虽是旧历正月，到中午颇有点盛夏的味道。电话车闷热得要命，几个人吐了，愉快的笑声停止了。不一会儿，浓雾漫卷过来，热风里带着雨丝，灰蒙蒙的。十多公尺以外，听见汽车响，却看不见。班长严莉查了地图，说此地是黄连山山脉。山脊又高又陡，有的地方突然形成断裂，下边是乱石嶙峋的深渊。公路两旁覆盖了灌木竹林，茅草刺藤相互盘绕，密不透风。女电话兵们不免有些犯愁了，要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执行架线任务，从哪里下手呢？
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原地宿营待命。一路上没有下车的机会，现在停下来了，战士们都就地在解手，并不避讳。弄得总机班的女兵一直不敢抬起头来，她们小声地骂道：
“这些家伙，没脸没皮的！”
她们很快就知道了，男同志们挨骂实在是冤枉。这里公路的内侧是悬崖，外侧是深谷，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得，窄窄的一条路，到处是人，谁也躲不开谁。女电话兵们团团打转，只好去问连长，要上厕所怎么办。连长笑一下，就把脸背转过去，不再看她们，这就是给她们的一种切实的答复了。严莉叫两三个人在电话车旁遮挡着，大家轮流上了厕所。谁也没有意料到，到前线来遇上的第一个困难竟是这样一个同题。
有线电通信连保持着行军序列，原地宿营了。女兵班夹在男同志当中，在公路上占据了几公尺地段。雨淅淅沥沥下着，她们盖着防雨布，鞋也不脱，枕着背囊和衣睡下。谁能睡得着呢，不知哪个部队还在往前去。她们感觉到，那急促的脚步，总象是踩着了自己的头发。
通信科一位参谋来传达首长命令，要求迅速架设下属各部队线路。连里决定开用电话车总机，指挥机关内部线路由总机班负责架通。
总机班的女战士们，忘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在听候班长严莉下达任务：
“陶坷、吴小涓、杨艳，跟我去架线。肖群秀，路曼守机，注意机线装设，搞好固定。今晚的口令是‘山茶’，回令是‘海棠’，执行吧！
严莉，陶坷各负责架一条线，五分钟以内都架通了。杨艳和吴小涓两人负责首长的一条线，遇到了麻烦。她们正往前走，闻到一股臭味，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一种特别的气味。天快亮了，可以模模糊糊看见，小路上横的竖的倒着三具越军的尸体。肚子膨胀起老大，周围是一滩黑血。不要说见到死人，平时看见一只死老鼠她们也怕，肉唧唧的，让人头发根儿发乍。她们向旁边试探，想找地方绕过去。在刺藤草棵里钻进钻出，帽子挂掉了，脸也划破了，无论如何也钻不过去。想到自己架的是首长专用线，登时觉得一身都在冒汗，再耽搁不得了。只好横了心，还是由原路过去。吴小涓望着几具尸体问杨艳：“你怕不怕？”杨艳说：“要是三个活的，我倒不怕。”
吴小涓说：“要真是死的，总还好办。我怕他们是装死，等我们到了跟前，一下坐起来了。”
“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流了那么多血，就是活着也剩不下多少力气了。不等他坐起来，拿手榴弹在脑袋上敲他几下。”
“好！我们分个工。看着不对，我上去按住他们，你用手榴弹猛砸，不要让抱住了我们的腿。”
她们相互为对方壮了胆，从三具尸体上跨步过去了。至于三个越军是不是有过要坐起来的意思，她们不清楚。她们沉着地迈过了最后一具尸体，撒腿就跑，没有再回头去看。
突然是哪里一声喝：“口令！”
两个女电话兵冷不防的，一紧张，早把口令忘得一千二净。对方不见回答，哗的一下冲锋枪上了膛。吴小涓连忙说：“别打，别打，是我们。”“什么你们我们，口令！”。
“干吗那么凶，你听不出我们是总机班的！”杨艳厉害起来了。
隐蔽在树丛里的哨兵压低声音笑了。哨兵一指，原来已经来到了首长的掩蔽部门口。
她们撩开门上的雨布钻进去。掩蔽部里点了几支蜡烛，还是昏昏暗暗的。几位首长正跪在地铺上，查看拼起来的作战地图。小涓和杨艳把单机摆在一个压缩饼干箱子上，手脚麻利地接好了线。一摇，通了。
一号首长见两个女电话兵淋得全身透湿，脸上划得一道道渗出血来，忙递给她们一条毛巾说：“快擦擦脸，瞧划成什么样子了。”又嘱咐说：“等破的地方结了痂，千万不能用手去抠它，让它自己掉。抠掉了痂，落下一道道的，可就不好想办法了。”
两个女电话兵不好意思地擦了脸。
（站长注：括号内的是《西线轶事》原版内容。大概是这段引起所谓的“茅台酒风波”，作者对这段作了修改。
一号首长见两个女电话兵淋得全身透湿，缩着身子，他取过一个军用水壶说：
“冻惨了吧？来，一人喝一口，这是‘气死茅台’---习水大曲。”
“不！不！我们不冷。”杨艳和吴小涓往后退缩着。
“叫喝就喝，服从命令听指挥。”
她们两个推托不过，对着壶嘴呷了一小口。她们品味不出，习水大曲何以能“气死”茅台，只辣得打哆嗦。）
这是吴小涓和杨艳到前方来第一次完成架线任务，而且是为“九四一”最高指挥员架的线，她们对自己感到相当满意。两个人已经说定，将来参加文科高考，就把这次出境作战第一次执行任务作为自选的写作题目。这个题目算是选对了，很有可写的哩。
吴小涓虚岁十九，是从学校应征入伍的。有些同学劝她说，“当兵热”过去了，现在正是“大学热”，何必再到部队上去绕一个大弯子呢！吴小涓终于没有能克制住想穿穿国防绿女裙服的那股“狂”劲儿。她中学功课很好，爸爸妈妈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师，有得天独厚的补习条件，所以她有把握在复员后的当年考入大学。杨艳的情况不同，她在学校是全班最能死用功的一个，考试名次却往往成反比。爸爸对她的学业抓得很紧，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没头没脑地打。隔壁邻居都看不下去，批评他身为公安干部，抓住小偷流氓．尚且讲教育，这么大的女孩子了，动不动就打，未免太不象话。他争辩说，是个小子倒可以随他去，女娃儿不严一点不行，等她耍上了男朋友，打也来不及了。杨艳没少挨揍，功课还是老样子。不过她并不悲观，和吴小涓一起补习，她相信准能上去。她们抓紧了一切属于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还买了麦乳精，补充营养。她们希望到时候能够一举攻克复旦新闻系。
两个女电话兵军帽在树丛里挂丢了，还是向首长行了举手礼，欢欢喜喜退出了掩蔽部。出门不远，听见一号首长在电话上说：
“喂！你是有线连连长吗？怎么搞的，指挥所离你们没有几步路，整整二十六分钟才把线架来。以后这样不行，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吴小涓和杨艳失神地往回走去。她们心里又是委屈，又是丧气，感到负疚难过，悄悄流泪了。她们开始体会到，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对于女战士们也如此，并无不同。
五
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了坦然愉快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拂晓时分，九四一部队继续开进。这条路上还有几个部队同时往前去，步兵，坦克兵，自行火炮，辎重车队，民工担架队，交错在一起。发生了堵塞，互不相让，彼此威胁说，要把对方的车子顶下山沟去。交通哨戴着红袖箍，前后奔走，哪里有问题急忙去解决。新战士们以为，打仗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红火热闹的，不知道是地理条件所限，没有第二条路，只好都挤着一条公路用。离前沿越来越近了，可以清楚地听得见枪声。道路堵塞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九四一部队干脆提前下了车，急行军赶上去。
行军速度很猛，总机班六姐妹一个个走得歪歪倒倒的了。虽然经过严格轻装，除了穿在身上的，吃进肚里的，个人的东西几乎全都“轻”下去了，平均负荷还在三十斤以上，压得够呛。加之发的防刺鞋又是男式的，太大，象是穿了一对箩筐，脚都打泡了。六姐妹没有一个掉队，也没有，一个愿意接受男同志的“互助”。
走得最狼狈的要算路曼了，主要是遇上她来例假。她每次来，肚子疼几天，象大病一场。昨天夜里，她想到只有身上的一条军裤，怕睡着以后弄脏了穿不出去，就脱下长裤，裹着雨衣睡下。想是受了风寒，一下子发起烧来。肖群秀摸她脸，滚烫滚烫，本来要报告班长的，路曼不让她讲。
“你讲了，以后不和你好啦！”路曼威胁说。
“可你这么硬撑怎么行呐。”小肖着急地说。
“你和班长讲了，还不是她悄悄替我值机。你看不出，班长也来了。”
小肖只好替路曼打着掩护。
路曼家乡在山区，能用上这种软绵绵的经过了消毒的卫生纸，觉得够好的了。可是连续几小时急行军，腿磨得受不了，迈出一步，都得拿出点决心来。
部队到达了位置，谢天谢地！女电话兵们全副武装就地一歪，觉得再也爬不起来了。连长却不得不以毫无同情心的语气命令她们起来，立即开设电话站。
总机刚开不久，一号首长从前沿部队要回电话来：
“喂！总机班，找你们连长讲话。怎么搞的，我和指挥部刚通两句话，线就没有了。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一查，原来通往指挥部的线，有一段是明放在公路上的，被坦克轧得一节一节的。有的地方被民工队的骡马和着青草嚼烂了，粘在一起，成了饼饼。连里决定这条线改为高架。是路曼，肖群秀架的这条线，还是由她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她们两个一路把线改架在竹子上，或是挂在岩石上，让骡马够不着。来到公路边，敌人正从对面山上向公路射击。来势很凶，又是轻重机枪，又是八二迫击炮，四○火箭筒，反坦克榴弹，又是高射机枪打平射。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助的武器全都用上了。由于武器弹药充足，构成了越军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把武器弹药分散藏在各处，这里打一阵，顶不住了，空着手就跑，枪啊炮的全不要了。换一个地方，就地又有现成的，抄起来就打。早上我们部队搜索过去，这股敌人化军为民，隐藏到丛林里去了。现在又冒出来，居高临下封锁了公路。我们的后续部队和担架民工，被压制在公路排水沟里不能动。路曼和小肖焦急万分，想尽快改架好这条线，保障指挥，狠狠教训一下敌人，不能由着他们狂。不凑巧的是近处没有高大的树木，无法把电话线高架跨过公路。好不容易发现一棵木棉树可以利用，正要过去，隐蔽在茅草中的部队喊她们趴下，说木棉树那里太暴露，去不得。她们俩只管猫着腰跑过去了。
如果有悬线杆，事情很简单，把线挑到树杈上就行了。如果带了脚扣和护腰带，要上树也好办。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这就难了。女兵班没有学过四肢攀登，连里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她们试了几次，怎么也爬不上去，又搭人梯，路曼蹲下，让小肖踩着她的肩膀上去。一个人站在肩上，本来不算什么，谁知路曼身子软得象面条，忽忽悠悠刚要起来，又缩下去了。只见她脸上直冒虚汗。肖群秀这才想起来，路曼有特殊情况。
换了小肖蹲下，让路曼上去。按规定要求，高架线路必须在四米以上。她们搭的两节人梯，高度达不到。小肖拼命向上踮脚尖，差着老高的一截，踮脚尖顶什么用呢。
隐蔽在路边草棵里的一个战士，跳起来扑向木棉树。他很不礼貌地拍拍小肖的腿，叫她分开腿站好。战士弯下腰，让小肖骑在他脖子上，他猛地挺身站立起来。现在变成了三节人梯，高度足够了。
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拼命向这边扫射，殷红殷红的木棉花纷纷扬扬落下来。小肖觉得下边战士身子忽然一抖，差点倒下去，随后又稳住了。路曼忙把电话线在树枝上绕了两圈，打了一个双环结，欢快地叫道：“好啦！”。
两个女电话兵下了地才看到，这个战士高高大大的，身材很匀称，象个跳高运动员。皮肤那样白净，两道浓密的眉毛黑黢黢的。
“同志！你太好了，帮了我们大忙。”女电话兵表示感激。
“用不着你们表扬，表扬不过是两句空话。”战士大胆地望着两个姑娘说。
“那，我们应当怎么感谢你呢？”
“也不需要感谢，我只要求赔偿损失。”
战士扯起他的军服给她们看。军服下摆穿了几个洞，军用水壶的背带也被子弹打断了，断头处燎得黑黑的。路曼和小肖明白了，刚才她们觉得他一抖索，要倒下去，原来是这位战土险些被打中。他没有作声，也没有躲闪，一直等她们把线架好了。
“怎么样？伤着没有？”路曼，小肖顿时紧张起来。
“我觉得腰上烫了一下，一摸，没事儿，是吓唬我的。”
肖群秀拿过军用水壶，放出了富余的一节背带，把两个断头一并，打了一个丁字结，交还给了战士。那结儿打得又牢靠又好看，电话兵受过这种专门训练的。彼此问起来才晓得，原来这个战士也是“九四一”的，在营里当步话机员。路曼亲热地说：
“弄了半天，还是同行。只不过我们是有线儿的，你是无线儿的。”
步话机员说：“怎么敢和你们相提并论呢，你们是‘九四一’的中枢神经，我是神经末梢。好了，回去请代问总机班各位同志好。”
“你认识我们班谁吗？”
步话机员支吾了一下，随后说：“认识不认识，问候一下总得罪不了人吧。”
“怎么替你问好呢？我们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就说一名‘无线’战士，向‘有线的’战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还是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吧！”
“告诉你们有什么意思，反正你们也不会给我写信的。”
两个女电话兵没想到对方会这样说话，不由得脸红了。接着格格格地笑起来，没有回答是不是会给他写信。
指挥部调上来一个坦克中队，打掉了山半腰敌人的火力点。公路恢复通行了，长长的车队不停地向前流动起来。路曼，小肖站在路边，看见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步话机员，高高地坐在一辆弹药车上。弹药车是严禁抽烟的，他抽着烟。她们高声地向步话机员打招呼：“喂！再见，再见！”
“得啦！再见面怕你们就认不出我是哪一个了。”
两个女电话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明白过来，这是他在说笑之间为自己作出的一个不祥的预言。汽车开出好远了，步话机员还扭回头来望着她们。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坦然愉快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六
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
我们应当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去覆盖地上的沙漠。
几天以后，这位步话机员为自己所作的预言竟成了事实。
九四一部队基地指挥所，设了伤员和烈士遗体转送处。烈土遗体要在这里进行登记，清洗过了，换过新军服，然后上汽车送回国。转送处人员不多，主要是九四一部队文艺宣传队的女同志担任这项工作。总机距离这儿不远，女电话兵们下了机也常来帮助照料伤员，清洗烈士遗体。
这天，陶坷、路曼、小肖几个人又到转送处来了。见刚抬下来—位烈士，他的担架上放着一个军用水壶。水壶背带是断过的，打了一个电话兵们所熟悉的丁字结。路曼和小肖一惊。烈土的脸几乎整个缠着绷带，无法辨认。跟担架的一个小战士，失神地蹲在旁边。
“这个水壶，是他的吗？”路曼问小战士，见他点点头又问：“他是不是当步话机员的？”
“怎么，你认识我们步话机员？”小战士反问说。
路曼和小肖抚弄着水壶背带，好久不言语。随后她们向小战士问起这位烈士姓名。
“他叫刘毛妹！”小战士回答说。
听到这个名字，站在后面的陶坷禁不住倒吸气口气，几乎叫出声来。大家连忙让开，陶坷扑上去，凑近脸去看，极力要在这张缠满了绷带的面孔上，辨认出她所熟悉的某些特征来。
陶坷和刘毛妹从小住一个院，相互看着长大的。在户口本上，刘毛妹登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十足女性的名字。因为生得白净，头发鬈鬈的，又是那么文静，活活象个小姑娘，院里的人都喜欢喊他“毛妹”，喊来喊去成了正式的名字了。同院还住了几个干部，几家的孩子都很要好，连小人书都是一起商定了买的，交换来看，决不会买了重样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小陶和妈妈到原先住过的院子里去看，住户们全都不认识。一群孩子用惊疑的目光瞪着他们，问他们找谁，母女俩没说话，回身走了。
以后打听到，毛妹的爸爸刘伯伯死得很惨。让他烧锅炉，他从几十米高的烟囱上跳下来，五脏俱裂。刘伯伯搞过白区工作，在国民党监狱里表现很英勇，是党组织想办法营救出来的，如今他们硬要打他是叛徒。其实，刘伯伯的问题，只要他自己能撑下采，也就没事了。问题出在毛妹的妈妈苏阿姨身上，苏阿姨不但不安慰刘伯伯，鼓励他坚持斗争，她还以毛妹两兄弟的名义写标语贴出来，表示坚决和“大叛徒’倒清界限。非刑拷打可以忍受，骨肉亲人加给的打击和侮辱，是难以忍受的。不是这样，或许刘伯伯还不至于走上绝路。陶坷小时候觉得苏阿姨一向待人和气可亲，早晚见面总是笑着，不想她是这么一个人……
陶坷同幼年的朋友一直没有联系，入伍到了新兵团，意外地遇到了刘毛妹。第一次见面，部队在集合，只匆匆握了个手。小时候他们多少次脊背贴着脊背比过个儿，始终不差上下。现在毛妹一下蹿到了一米八二。小陶觉得，刘毛妹除变得人高马大以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变。和她握手，涨红了脸，还象个怯生生的女孩子。随后又有几次见面，小陶才感觉到，同她一起长大的这个年轻人变得完全陌生了。那一对眼睛，朦朦胧胧的，失去了原有的明澈光亮。当孩子的时候，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现在倒很不讲军风纪，常常是解开两个钮扣，用军帽煽着风。抽的是五角以上一包的烟，一连串地吐着烟圈。无论说起什么事情，他都是那样冷漠，言语间带出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不象小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强烈的兴趣，有着十足的热情。谈起小学的同学，某人某人现在搞什么工作，刘毛妹说：“无所谓，我的看法是干什么都行。因为什么都不干好象是不行。”
小陶问他：“既然这样，你何必一定要到部队上来呢？”
“既然你可以来，为什么我不能来呢？”
他们谈起了争取入团、入党的事情，刘毛妹感叹地说：“‘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复员进工厂’在知青点上的人和那些没有着落的社会青年看来，这当然是很够羡慕的了。其实又有多大的意思，没劲！”
小陶有几次试着给她幼年的朋友一些劝告，她说：
“我看见一篇文章上讲，‘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你就是这样，因为不相信有蓝天彩霞，干脆剪掉了自己的翅膀。毛妹！别太悲观，我们需要振作起精神来。”
“我也在报上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说‘请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覆盖地上的沙漠。”刘毛妹逼视着小陶。
“毛妹！瞧你的眼睛，别那么盯着我好不好。我不是样板戏里穿一身大红的女主角，‘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教导你‘向前看，再向前看！’我并不是让你缩成一团，胳膊肘拐一下，生怕碰着了谁。你心里有岩浆，喷出来好了……”
刘毛妹打断了小陶的话：“恐怕现在需要的不是岩浆，是温吞水，六十来度，还赶不上二锅头的度数。看来，我们这些小字辈的还是尽可能‘正统’一些好。”
“经常听人讲到‘正统’这个话，究竟你是指的什么呢？”陶坷问。
刘毛妹想了想说：“确切的意思是什么，没考证过。所谓‘正统’思想，别人一定可以作出种种美好的解释。不过照我看，这似乎是意味着服服贴贴，得意于迷信愚昧的一副精神枷锁，意味着一本正经，拿腔作调，俨然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岂不知这种人够多么可怜，等于一个有血有肉有毛孔的机器人就是了。”
他们谈到小时候一起读过的那些小人书，陶坷愉快地回忆说：
“小人书上面的那些英雄人物，有些连胳膊腿都安得不是地方，我们总一篇一篇过细地看，翻完了又从头看。有几本现在拿来看，我还是很喜欢。”
刘毛妹嘲弄地笑笑说：“你还是依赖于幻想生活，需要从童话里吸取营养。我不再需要依赖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需要，我希望能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陶坷越来越感到很难和他谈得拢。可是，次见面以后，她总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等待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一天晚上，部队在广场看电影。放映中间跑片，解散休息。刘毛妹悄悄约陶坷去走走，陶觉得不大好，还是跟他去了。转游到营房背后他们避开路灯，走在浓密的树荫下。刘毛妹一下抓住了小陶的手。他一双大手热乎乎的，那么力，象两把铁钳。小陶心慌意乱之中，已经感觉到抽烟人口里的那种气息。她极力向后仰着脸，躲避不开，双手被紧紧抓住，就用头在刘毛妹宽大的胸脯上彭彭地撞击着。刘毛妹只好放了她。陶坷跳到灯光下面去，整了整衣服，沉静地说：
“我可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温暖了。毛妹,难道我们相互温暖一下，或者说是让我来温暖温暖你，一切就会好起来了吗？”
陶坷扭头走了。从此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也没有通过信……
陶坷竟能忍住了眼泪，默默地听那个跟担架的小战士讲述刘毛妹牺牲的经过。
“昨天攻打三号高地，我们二连是主攻，营里要配一个步话机员给我们连。别的几个步话机员都争着报名，刘毛妹不作声，在一边卷着烟抽。他心里有数，配属给主攻连，肯定是要过硬的，报名不报名也是他的事儿。可不是吗，最后营里派了他，跟我们突击排上去了。”
“本来决定偷袭，到了高地下面，踩响了地雷，副连长只好命令我们强攻。这个垭口高地，是316A师的重点设防阵地，修了三道环形堑壕，两侧十多个山包的火力都可以支援这里。冲过第一道堑壕的时候，副连长牺牲了，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出发前副连长指定了一排长作他的代理人，刘毛妹找到一排长，跟上他继续往上冲。不一会，一排长又受伤，流血过多，不行了。他指定的代理人是副排长，刘毛妹又跟上副排长继续战斗。副排长拿着话筒，正和指挥所通话，重机枪一阵风地扫过来，他当下牺牲。步话机也被打话，不能再用了。由于指挥中断，部队开始有些稳不住了。三班有几个战士，把钢盔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自己的脸，要往下撤。步话机员虎势地上去，一脚把走在前头的一个踹倒了。他直直地瞪着他们，火光下看见，那两只眼睛好瘮（shen）人哪！三班的几个人不敢再动了。步话机员跳到堑壕上面，大吼一声说：
“‘大家不要慌，现在听我指挥！’
“当时我们嘴上不说，心理嘀咕着。你能行吗？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
看样子硬冲是不行。刘毛妹分派了两个战斗组，从两侧佯攻，故意弄得竹子哗哗啦啦响，吸引敌人火力。他带着部队，顺环形壕绕到高地背面，突然发起攻击，冲过了最后一道堑壕。
“不想刘毛妹胸部和腹部受伤，右腿膝盖骨也打断了，小腿活活甩甩的。用了七个救急包，才包住了他那些伤口。同志们要背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干。我强把他背起来，他老实不客气，在我肩膀上狠咬了几口，我只好把他放下来。讲好了让他在原地休息，等我们一离开，他就拖着一条断腿往山顶上爬。后来我去看，他爬过的地方茅草铺倒了，草叶上挂着一珠珠鲜红的血。
“连长和指导员带着二、三排支援上来，占领了三号高地。这时候听见，什么地方有人用越南话在连声的呼叫。翻译说，他呼叫的是‘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原来这是一个越军的报话兵，他看高地已经完全失守，隐藏在一蓬竹子里，呼唤他们的炮群，想把我们主攻连全部盖在高地上。正赶上刘毛妹爬到这里，他悄悄过去，冷不防一下卡住了那个报话兵的脖子。那家伙抡起手榴弹，砸在刘毛妹下巴骨上。可他硬是不松手，等我们赶上去，敌人报话兵已经完了。越军装备的报话机也是中国给的，和我们用的是一个型号的。刘毛妹把敌人的机子调了一下，拿起话筒想要呼叫。下巴骨和牙床砸得稀粹，哪里还能叫出声来。他发出唔唔呵呵的声音，可以猜得出，他在向指挥所报告：
“‘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
“他丢下话筒，正了正军帽，把长头发掖进帽子里，又扣好了风纪扣。认真地整过了自己的军容以后，他闭上了眼睛，象是过于疲劳，一下睡着了。”
七
《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
沉默了好大一阵，小战士又接上说：“我们步话机员这个兵，不是这次到前方来，恐怕人们是不容易真正了解他。只在平时看，你可能觉得他有些特别。怎么个特别法呢？说不出，你只能说，他就是他那么一个人。要讲聪明，人可真是够聪明的。在报话机训练班，别人都发愁密语背不会，白天黑夜地背。他呢，从来不怎么用心去背，到了密语考核，一，二名里总少不了他。
“出发之前，别人都忙着订杀敌立功计划，写决心书，他不写，说没时间。可是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写一封长信，不许人看。牺牲以后，在他身上找出来了，是写给他妈妈的。”
“信呢？给我看看好吗？”陶坷伸出手要。
小战士从衣袋里取出信来，说连里特别交待他要保存好，一定要交给烈士的母亲。信是步话机员原来包好的，怕湿了雨水，包了两层塑料纸。
陶坷捧着字迹潦草的信，急切地读下去。
亲爱的妈妈：
我以前很少写信，现在想好好写封信给妈妈，可是时间紧张，我只能抓空子陆陆续续写一点。一过红河，恐怕就一个字也不能写了。
前年入伍，我是有过犹豫的。听人说，批准我入伍有照顾的因素在内。我，一想到自己在享受照顾，心里很不舒服，这是爸爸用他的惨死替我换来的呀！不过我还是到部队来了。我当时也没想到在我服役期间可以捞到打仗，只是觉得在知青户太闷人了，想换个环境，新鲜新鲜。现在马上要开赴前线，我才清楚意识到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了。这次出去，比起你和爸爸经历过的几次战争，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总算参加了战争。
在吹哨子，要讨论动员报告，暂时止笔。
我接着昨天写。营长一再讲，要保证睡眠，准备参加战斗。可是这几天我一直睡不好。不知怎么，好象总有人翻来覆去在我耳朵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一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支歌曲写在中华民族几乎被日本人蛇吞的历史危亡关头。现在越南人在边境地区整我们，情况不象那时候严重。不过，越南当局为什么竟敢于如此，竟觉得欺侮一下十亿人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实在是值得想一想的。同志们谈起来，都说内心隐隐的有一种危亡之忧。这种感觉并不完全出于神经过敏。“四人帮”粉碎了，工作重点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了，说中华民族还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似乎是说不通的。其实，力争四化，这本身不正是回答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吗？这个世界，你站在落后地位上，也就是站在危险的地位上。同时别忘了，有人曾经对周总理和一些老同志说过，“十年以后见”，这才过去了几年？我很担心，不要在“高举”的名义下，又来个几月风暴，把人们一切美好的希望给吹个无影无踪。谁知道呢！我怕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经不起再一次被推到这种危险的边缘了。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再一次“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了。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国歌，为了填写新国歌的歌词，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贡献了自己的艺术才能。《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曲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
前些年，“四人帮”任意歪曲宣传党史和军史，已经出了不少文章批驳他们。我想，无论从正确的或是错误的观点去看，有一个事实总没有疑问，那就是除去自然死亡之外，先烈们是在两种情况下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一种是倒在同敌人厮杀的战场上，一种是倒在内部阴谋的残害中。看来这是一条规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爸爸在第二种情况下离开了我们，我这次则有条件占据第一种情况。我的好妈妈！如果这样，您一定不要难过，不必象哭爸爸那样为我流泪。您的泪水早流尽了，再为我哭，眼睛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妈妈！您可能觉得我写这些，口气不小，似乎一定可以做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不是这样，在火线上这很难讲，也许我的心脏正巧碰上一颗流弹，一秒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随便一个小小的任务也来不及去完成。这就是战争，在意想不到的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有人付出他最大的代价。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心安了。
妈妈这次来信，又一次说爸爸等于是您害死的。为什么您总是把我们家的不幸归罪于自己呢？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愿和妈妈谈及这些，使您误解了，以为做儿子的直到现在还不愿意谅解母亲。
营长要求再检查一下机器，我晚饭后再来写。
好妈妈！您不必这样。别人议论，讲些难听话，那是自然的，莫非我也不了解爸爸的“案”情吗。您对爸爸的那些作法，无非是表示划清了界限，为了我和弟弟的前途不至于受到无可挽回的影响。爸爸心里也不会不明白。
当然，最好是妈妈不那样做，不给爸爸那样的刺激。您来信中引用了鲁迅的几句话谴责自己：“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箭，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如果可以这样比喻，我认为那是您自己服下了一种可以使人全身麻痹的慢性毒药，同时也误进给了爸爸。这种慢性毒药，就是我们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封建传统的旧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培育了我们人民许多美好的品德，善良温顺，忠实敦厚，谦恭忍耐。到了共产党人身上，这些品德发出了新的光辉。这就是坚强的党性，严格的组织观念，维护领导，信任同志，讲团结，讲让步，讲顾全大局。这如同古老的中国宫灯，将蜡烛改换了明亮的碘钨灯泡。这些美德既是带着古老历史的光照雨露，它和两千年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也就不会绝缘。在我看来，两者不过是相隔着一道细细的田埂，这边是温顺，迈一步过去，就是屈辱。妈妈！在对待爸爸的问题上，您迈过了田埂。我并不特别责怪自己的母亲。你们这一辈人里，固然有敢于拍案而起的。但有很多比妈妈革命历史更长，职务更高的人，包括我们一向尊敬的某些老同志，由于那种慢性毒药在他们身上起着作用，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也不免是那样软弱顺从。他们仿佛是在雪线以上的稀薄空气中生活久了，已经适应了不民主的缺氧状况。妈妈可以说是彻底划清了界限，在您的“结论”里仍然写的是“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臭老婆”。一些人说到这个结论，觉得拗口，往往简单地说成“现行的老婆”。我因为受不了人们这样侮辱母亲，和别人家孩子打过多少架，鬓角落下了一遭伤疤。假如这次我在前方被炮弹地雷炸着，那不算是受伤，那叫作挂花，只有我鬓角的疤痕，才真正是受伤留下的。
亲爱的妈妈！我一个晚生后辈，也许不合适给您写这些的。我是想让您相信，您不见得比别人应当受到更多的内心谴责，没有什么理由说明，唯独您不能得到谅解。
就写这些了，我并不打算寄出，如果您收到了这封信，那一定是战友们替我收检遗物找出来的。
代问弟弟好，已经没有时间，不另外写信给他了。
祝妈妈愉快，再见了！我希望能象外国电影里那样，跪下来吻别您，生我养我的母亲。
您的儿子 毛妹
于登车出发前
刘毛妹留给母亲的信，陶坷看了两遍。信的内容对她不成为主要的了，主要的一点是信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到她。这对她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沉重的打击。小陶终于忍不住伤心落泪了。不过她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宣传队的两个女同志为步话机员刘毛妹清洗遗体，她们默默地退后，让小陶上前去。小陶用沙布蘸着清水，先擦洗刘毛妹的脸。她时不时停下来，注视着死者的眼睛。她觉得刘毛妹是怨恨她，闭着眼睛，不愿意看她。在擦洗手的时候，陶坷几次痴痴呆呆地停下来，别人催她，她才又开始擦洗。她想起小时候他们手拉着手过马路。赶上看什么热闹，人挤得凶，刘毛妹始终紧紧拉着她的手。他是男孩子，自然地负起了保护女伴的责任。陶坷又想起在新兵团看电影那天晚上，刘毛妹大胆地抓住了她的手。在刘毛妹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企图亲吻一个异性。他一双手是那样有力，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欲望的，他还是失败了……
步话机员的军服、绑带、鞋袜，没有一处是洁净的。泥水和着血，凝结在肉体上，没法子脱下来。小陶用剪刀完全剪碎了，花了很长时间，轻轻地一块块把衣服鞋袜撕下来。她不让别人动手，似乎是怕别人手脚毛草，触痛了步话机员。清洗过遗体之后，数过了伤口，大大小小挂花四十四处，这个数字，正好是烈士的年龄乘以二。
八
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何声音。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部队的“中枢神经”在高度活动中。
送走烈士遗体，陶坷她们回到电话站，才知道敌情有些紧张。侦察连抓到了一个越南人，他自称是附近班通林场的工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个铅笔头，一张草草画出的地图，图上标明了九四一部队指挥所的位置。审讯结果，他承认自己是青年冲锋队员，供出敌人准备当天夜里来偷袭指挥所。司令部通知说，机关留的警卫部队很少，不能分散使用，要求各小单位加强警戒。还特别通知了总机班，电话站一定要严格控制声音灯光，避免暴露。
连的干部都下去了，总机班一切只能靠自己应付。不过女电话兵们并不显得那么着慌。不怕，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班长在呐！
在人们印象中，严莉似乎是经过专门培训，预先为女兵班准备好了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很成熟的班长。严莉今年二十二岁，是总机班的大姐。她脸微微有点黑，黑翠黑翠的。她在班里的地位，多少象是她在家庭里所处地位的延续。严莉弟妹多，快够一个班了，爸爸妈妈管不过来，干脆撒手交给老大来管着。爸爸是一个团职干部，照规定应该吃中灶的，他除了偶尔陪陪客人，总也不到中灶食堂去。从将近二十年前第二个儿子出世，爸爸的薪金再没有长了，生活上不能不精打细算。在大女儿的统筹安排下，他们家竟然并不比谁家显得紧张到哪儿去。弟妹们都很懂事，从不和别人家孩子比吃比穿，不过该有什么也还是少不了他们的。人家的孩子穿衣服，老二接老大的，老三接老二的。严莉的衣服谁也接不上，她脱下身的，就实在不能再补再改了。每次分到各人名下的糖块冻柿子什么的，大姐总是留着自己的一份，过后不定会便宜了哪一个小的。严莉在家庭中的作用，形成了她实际上的一家之长的权威。弟妹们不怕爸爸妈妈，全都怕着大姐几分。严莉把管理弟妹们的艺术运用到总机班长的职务上来了。别人遇事可以耍点小脾气，她不行，她必须把自己的气性掩盖起来，从不发火。班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分派公差勤务公平合理。赶上谁当班的时候有点私人的事，悄悄向她请个假，她就悄悄顶上去，多值一班。发生了什么纠纷摩擦，她拿出当大姐的权威，先把事态平息下来。然后召开班务会，民主一番，谁对谁不对当面“吵”清，决不马虎了事。说严莉显得特别成熟，完全是由于职务上的需要。人们知道，当得下女兵班班长可不那么简单。在连队里，这算得上是一个特种兵团了。
越南人可能来袭击，电话站当然是一个突出的目标，情况不能说不严重。总机原是设在一个用茅草竹子搭起的棚子里，人来人往都看得见的。同志们建议，要赶快转移到隐蔽的地方去。
“不用动，照常工作！”严莉沉着地说。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了，严莉才悄悄地布置人员全部撤出草棚子，把总机转移到一个防炮洞里。洞是就着土坎挖的，挖进两三尺，向左右发展，对称构成了象猫耳朵一样的两个藏身的窝窝，战士们习惯叫做猫耳洞。这个猫耳洞有茂密的树丛遮掩着，严莉又叫把电话线从老远就开始埋设下去。所以，就是走到了跟前，指给你看，你也看不出这里是一个电话站。
总机班派出了自己的巡逻哨。有人主张，除了值机的人，其余人全部去站哨。严莉说：
“用不着，该睡的还是睡，换着班来。仗不是打一天两天，日子长了。”
她只派了陶坷和杨艳两个人担任警戒。班里唯一的一支冲锋枪交小陶使用，杨艳拿着两颗手榴弹。班长交待两名哨兵说：
“你们就绕着总机附近游动，不要乱走，以免和其它单位的巡逻哨发生误会。要找暗处站着，不要总在月光下面。有什么动静先问口令，可别慌慌张张的就开枪。问口令嗓门尽量粗—点，别让人听出来是女的。”
严莉确定由她自己担任守机。完成今晚的守机任务不比平常，要准备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一面战斗，一面坚持通话。猫耳洞里直不起腰来，只能把二十门交换机摆在地下，窝憋着工作。机子上不能开灯，号牌掉了看不见，全靠用手指不住地去触摸几排号牌，接转通话。为了完全控声音，严莉用两层军毯，连人带机子一起蒙了严严实实。
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声息。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队的“中枢神经”在高度活动中。严莉不停地在高声呼喊着，呼喊着。部队向敌人侧背穿插过去，发展很快，电话线路一再延伸，已经远远超出了有效通话距离，虽然加了“增音”，通话质量还是很差。往往下达的命令指示，向上报告的重要战况，要由严莉从中传送。她讲了一遍，怕有什么不准确，又复述一遍。严莉忽然觉得喉咙里咸咸的，有股腥味，知道嗓子出血了。这几天，几个女电话兵嗓子全都喊坏了，带来的清音丸已经吃完，没有什么防治的办法。多喝水会好一些，偏偏附近山地没有活水，找到一片积水，尽是小虫子在翻上翻下的，放几片净水剂澄清一下，那种怪味让人打哆嗦，喝不进去。部队里有一种奇妙的发现，凡是折断了青竹子，靠根部的几节里准定会聚存了水分。在竹节的地方穿通一个洞洞，就可以接到几口又纯净又清凉的水。这是很珍贵的，不容易弄到。严莉晃了晃她的水壶，还存有点青竹的水。拧开壶塞儿，想喝几口润润喉咙。但她只是嗽了嗽口，吐出带血的水，又拧紧了壶塞儿。女兵班班长想到，水得留着，说不清班里谁又发高烧，或是受伤，一点水没有哪能行呢。
这天特别闷热。严莉一整夜钻在猫耳洞里，又蒙在两层毯子里，她热得什么样子，可以想象。摘下耳机，简直可以倒出水来了。第二天别人来换严莉的班，吃惊地看见，她象是刚刚参加了泅渡训练上来，人已经瘦了一圈儿。是谁发现严莉额头上爬着一条旱蚂蟥。经人这么一说，严莉尖叫起来，她跺着脚，紧张得不知怎么是好。同志们叫她别乱动，帮她脱下衣服来找，找到十多条。手指头缝里还隐藏了一条，她居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吸饱了血的蚂蟥，圆咕碌碌的，拍打几下就掉了。还没有吃饱的，怎么也弄不掉，又不敢硬扯硬拽，怕扯断了，留下一半更难办。忽然想起来，出发前连里介绍过对付蚂蟥的办法。跑去找人要了一支纸烟来，点着了对着蚂蟥熏，不一会儿，它们就曲卷着掉下去了。蚂蟥叮过的地方，渗出血来，这也有一种妙法对付，捏一点树干上的青苔丝丝按上去，很快就不再出血了。几个女电话兵只顾帮着严莉止血，往地下一看，太可怕了，一条条大蚂蝗身子一曲一伸，正从四面八方向她们进军。她们赶忙用树枝扫荡了一番。旱蚂蟥天生有这种本能，大老远的能够感受到人的气息，找着你来。它们还有空降的本领，可以从树叶上滚落下来，正好掉在人身上。
因为人太少，巡逻哨也是一整夜没有替换。拂晓，陶坷模模糊糊看见几个人，弯着腰向这边摸过来。她忘记了应该装成男人的声音，尖着嗓子喊了几声口令。对方不应口令，还在往前来，小陶开了枪。她没有打过冲锋枪，不知道控制快慢，手指头一动，一梭子弹出去了一大半。警卫部队的一位排长，听到枪声，带着几个战士赶来了。在树棵里搜索了好久，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埋怨陶坷说：
“怎么搞的，乱打枪！”
“我看得清清楚楚，象是有几个人……”陶坷为自己辩解。
“算了，肯定是你自己紧张过度。”
“既然看得清清楚楚；嘟嘟了大半梭子，怎么连一个也没有撂倒？”
杨艳护着自己的人，说真是听到了有响动。打着没打着敌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开枪还是对的，不能说是乱打枪。等别人走了，班里悄悄议论，杨艳也倾向于小陶是看晃了眼。
第二天早上，把总机从猫耳洞搬回棚子里去。忽然，是谁“啊”地惊叫了一声，原来总机棚背后有一具越南人的尸体。这是一张孩子脸，最多十六、七岁。他胸部完全浸在血泊中，两手紧攥着四枚揭掉了盖子的手榴弹。很明白，他是中弹以后坚持冲过来的，已经到了离总机棚只有两三步远的地方。如果他还有剩余的一点点气力，一定会把四枚手榴弹扔进棚子里去的。陶坷没有看错，和这个年轻的越南人一起来的还有几个，他们撒出战斗很及时，丢下一名英勇的同伴不管了。
九
女电话兵端着自动步枪紧逼上去，向对方现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班通林场青年冲锋队的任务，是袭扰中国边防部队指挥机关和后勤，其中一项，就是窃听电话，破坏电话线。这给九四一部队有线通讯造成了很大麻烦。
总机上又传来了一号首长焦急的声音：“喂,总机班吗？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不是这里不通就是那里断线。命令你们连长，指导员，亲自给我查线去。”
不用首长讲，连长，指导员已经带着查线组出去了。总机站也派出了三名女电话兵，和男兵打乱编组，去协同维护哨巡查路线，尽快恢复畅通。
陶坷和架设排的两个新战士编成了一组，她是老兵，技术又强，自然担任了组长。为了不让人看出三个查线兵当中有一个是女的，小陶特意要了一个钢盔戴着。他们手捋着电话线往前跑，手心摩擦得火辣辣的，出了血泡，生疼生疼。跑出一段路，搭上单机一试，开端终端都不通。有鬼了，这一段线路是刚刚手捋着过来的，明明好好的，怎么开端也不通呢？陶坷想了想，她把通过水田里的一节线提起来，离开了水面，一试，通了。放下去，又不通了。这节线有好几处绝缘皮裂开，和大地接触，短路了。这是暗断，不容易察觉。小陶仔细查看，胶皮是新割开的。破坏电线的人巧妙地使用了自己的知识。
把水里的一节线换过了，又往前去，发现明断，线剪得一节一节的。他们一面骂着越南人，一面迅速接线。小陶十个手指那样灵活，象在水里翻腾的小鱼儿，看不清是怎么两绕三绕，一个蛇口结打好了。她顾不得用钳子剥掉线头的绝缘皮，就用牙咬。平时总机班的姑娘们是极力避免这样做的，牙用多了，会向外突出，难看死了。小陶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嘴被电话线钢丝扎烂了，牙根在出血。她忽然发现，旁边有敌人的一条电话线，和我们线路平行拉过去，看来是撤退得慌张，没有来得及收。这是一条中型线，三钢四铜，通话质量很好，肯定是过去中国支援他们的。她不再费力去接碎线，把敌人的电话线用上了两公里。
再往前去，接上了其它小组负责的地段。开端终端都摇出来了，任务完成得还算顺利。谁知正试着线，开端又不通了。返回复查，刚刚利用的敌人的中型线又被剪断了。显然是有人在和他们玩“躲猫猫”，见他们巡查过来，躲避一下，等他们过去又出来破坏。重新接好了线，陶坷忽然有了一个主意，她悄悄对两个同伴说：“你们俩继续往前去，装着什么也没发现。我留在这儿，看看是怎么回事。”
“分散行动怕不大好吧，我们每人只有两颗手榴弹。”两个新战士有些担心。
“没关系，周围都是我们大部队，敌人是小偷小摸，他们才心虚哩。”
“要留，我们两个谁留下好了。”一个战士提议说。
“你们只管走，不怕。如果他们人多，我先不动。如果是一两个人，我一喊，你们马上返回来，收拾了他。”这是小陶的战斗部署。
两名新战士执行了陶坷的命令。他们脚步很重，故意弄出声响，让人知道查线兵已经继续前进了。
小陶隐蔽在一蓬竹子后面静候着，忽然发现右边不远的灌木里有什么东西微微在动，越来越近。先是一只手分拨开叶子，随后一个人探出头来，左右观察。小陶把手榴弹弦套在指头上，随时准备投出去。那人已经从灌木丛里走出来，是一个身材小巧的越南姑娘。长长的头发披在腰间，在后脖梗用手绢束着。披了一块美国军队的伪装尼龙布，穿的是没有领子的紧身月白色上衣，宽大的黑绸裤，光着脚丫子，自动步枪挂在左肩上。不用说，这是一个青年冲锋队员。陶坷注意看看后面，再没有别的人跟上来。照说，她应当按事先约定的，喊叫几声，通知两个战士包抄敌人。小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战斗部署。她想，既然对方也是一个女的，在身个上又是占着绝对的劣势，为什么我不能捉一个活的？
那个女冲锋队员取出一把钳子，就要动手去剪电话线，同时侧目向竹丛里看去，忽然看见在绿色的钢盔下面，一对明亮的眼睛正注视着她。越南姑娘闪过第一个念头就是她走进了伏击圈，周围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她。她转身要逃，不想枪皮带挂在树上，树枝弹性很大，自动步枪被弹出老远。待她要去拣，发现枪已经端在竹丛里那个中国人手上。在她的眼中，这位中国军人长得是那样高大，加上一顶闪耀着红五星军徽的钢盔，越发显得威武雄壮。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她木木地站在那里，知道不能再动。又转念一想，开枪就开好了，我还等什么，她撒腿就跑。
小陶并没有开枪，她们一前一后，象两只蝴蝶儿在追逐着，一时在林中空地上出现，一时又飞进密林中。青年冲锋队员回头看看，她十分惊异，为什么在她背后紧追不舍的竟是一个女孩子呢？她即刻明白过来，刚才看见的那位威武的中国军人，主要就威武在那顶大钢盔上。钢盔跑掉了，露出短短的头发，原来是个女的。这当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她机灵地闪在一棵树后，屏住气等候着。只待追赶酌人错过身去，就可以突然从背后抱住她。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动静，只觉得冰凉的枪管已经触到脊背上来了。她一回手抓住枪，拼命抢夺。越南姑娘双臂向上，高高的胸脯完全暴露给了对手。陶坷闪念想到，她可以腾出一只拳头，猛击对方的胸部。她在什么书上读到过，说女人的乳房是一个致命处，经不起打的。小陶没有这样做，她竭尽全力扭动几下，拖带着越南姑娘旋转了几圈。横过枪，当胸一推，对方连连倒退十多步，仰面摔倒在地上。
女电话兵端着自动步枪紧逼上去，向对方现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她随后从衣袋里取出几张代言片扔过去。上面用中越两种文字印着：“告诉你的同伴，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赶快出来投降，保证你们生命安全。”女冲锋队员拣起一张，装作在看，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抓起一把土，冷不防向陶坷脸上撒过去。趁着陶坷抬起胳膊肘去遮挡，她转身钻进了丛林。陶坷揉搓几下眼睛，又去追赶。
逃命的只想逃命，追赶的只想着捕获自己的猎物，都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全被扯烂了。她们的头发散乱不堪，沾满了草叶，脸上和肩头尽是一道道的血痕。
眼前出现一条清澈的河水，河面不宽，夹在两山之间，水相当深。上游一带，正是九四一部队穿插分割越军316A师的战场，不时有越军的尸体漂流下来。女冲锋队员看见水流得那么急，又看见一个个泡得发涨的越军尸体，本来不敢下水的。可是背后人追得紧，不容她犹豫，她擎着野藤从岩头上滑下去，横了心，扑通一声跳下河去。她水性不强，一进入激流，几个浪头盖下来，就有些发晕了。自己感觉还在奋臂游向对岸，其实只是随着波浪一高一低漂流下去了。
陶坷把自动步枪背起来，紧跟着跳下了水。经过两年泅渡训练，她全副武装，加上一拐子线，可以横渡几公里宽的江河。陶坷注意到，顺着弯弯的河道，再往下游去，便是一道巨大的瀑布，河水陡然折断，整个儿跌落下去，在深谷里激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她很快游到前面去，拦截住女冲锋队员。对方还是极力挣扎，不让陶坷靠近。陶坷猛扑过去，把她按在水里，趁她被呛得不由自主，扯住她的长发，向岸边划去。陶坷一只胳膊拦腰抱住越南姑娘，一只胳膊紧紧勾住了从岸边弯到水面上来的粗大的树枝。回头一看，好险哪！她们已经到了瀑布将要向下跌落的地方。
越南姑娘精疲力竭，完全瘫软了，任凭陶坷拖带着游过去。她们刚爬上河岸，浑身的水还在往下流，只听有人用越南话喝令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陶坷忙要取枪，一看，围上来用枪逼住她们的，是连里派出来查线的几个电话兵。
战士们先都没有认出，从水里上岸来的是总机班小陶。两个姑娘的衣服一片片一条条留在树枝刺藤上了，剩下的不足遮体。几个战士不免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小陶气愤地说：“这些死人！只管看着干什么，还不把你们的雨衣扔过来。”
大太阳当顶照着，陶坷和她的俘虏严严实实地穿着雨衣，回到了指挥所。
十
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滴洁净的
三月五日，我国政府宣布，边防部队达到了惩罚越南侵略者的目的，决定撤回边界线我方一侧。西线的九四一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在重创越军“王牌”316A师，圆满完成任务以后，采取倒卷帘的办法，梯次撤回国内了。
从红河浮桥一上岸，总机班的同志就把军用水壶里剩下的水倒掉，在“迎亲茶水站”灌满了凉茶，仰起脖子咕冬咕冬喝了个够。她们说：
“半个多月没有喝到我们自己的水了，好甜哪！”
在外面大家都说，一回国先倒头睡它三天三夜再讲。不想，现在谁也没有一点倦意。她们踏上了自己的国土，心里充满了对于祖国的亲切感，充满了一种往常不大容易体验得到的新鲜感，早把劳累困倦忘到一边去了。电线上落了一排麻雀，叽叽喳喳地在叫，是谁说：
“我们这边的小雀子叫的，比那一边的要好听多了。”
九四一部队在边境一线停留了一段时间，进行作战总结和评功庆功。陶坷参加转送女俘虏，提前回到祖国，在战俘管理所帮助了一段工作，也从俘管所回来了，总机班六姐妹全体汇合在一处了。
一号首长是随后卫部队撤下来的，一回来，先跑到电话站来看望总机班的同志。连长、指导员陪着，大家都坐在线拐子上。一号笑呵呵地逐个儿望着六个女电话兵，使她们在那样亲切爱抚的目光下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才开口说：
“你们这些冒领男式大号鞋的，这半个多月怎么样？够受了吧？”
女战士们低下头，只是轻声地笑着。她们一向是用无缘无故的笑声来回答首长问话的。
一号兴奋地说：“别的不敢吹，我可以这么说，‘九四一’没有一匹不能上阵的马。行！真行！算我错看了你们。不知道通信科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你们请功。没关系，他们忘了。我和二号为你们请功，提到党委讨论。”
大家简直不敢相信一号的话。她们觉得，出国作战以来，一号对总机班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的。他几次在电话上大发脾气：“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可是，看样子首长是从心里在夸赞她们，不是随便说一说的。
杨艳嘴快，她故意说，“我们班任务完成得不好，一号别讽刺人。”
一号说：“谁想找我这么讽刺他一下，我得考虑考虑咧，我这人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要是说我们任务完成得还可以，那也多亏了一号，是一号刮鼻子刮出来的。”
杨艳这话引得大家一起笑起来。
“我是不是骂了你们什么难听话？我可不记得了。”一号连忙表示了抱歉。
班长严莉说：“不！ 线路出了问题，首长在电话上讲几句气话，我们心里倒还好受一点。如果首长一句话不讲，扔下‘有线’，全用‘无线’去了，那我们才受不了呐。”
一号嘿嘿地笑着说：“你们听听，到底是当班长的，同样几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总机箱子上，放了路曼和肖群秀刚刚填写好的两张入党志愿书。一号拿起来看看，祝贺了她们。一号说：“听！红河沿岸炮还在响。你们能在炮声里。来填写入党志愿书，这是难得的。不比平时，谁在班里多扫了几次地，就算是过硬的条件，可以优先吸收入团入党。我晓得的，一个班就那么一两把笤帚，你早一点拿到了手，我就拿不到，不见得我的劳动观念就比你差。当然，抢着搞卫生总是个优点，我并不反对。”
一号问严莉；“你们班；就是她们两个填了表吗？”
严莉说：“在国外，支部就发给了小陶入党志愿书，她一直拖着，没有填。”
“为什么？”一号问小陶。
陶坷笑笑，总不作声。
“小陶以前写过申请的。现在总说自己条件不够，愿意过一段时间再讲。”严莉替小陶回答。
指导员说：“这次到前方来小陶是比较突出的，可是小陶总拿自己和刘毛妹烈士比。说既然刘毛妹都还没有能入党，那她就更……”
提起步话机员刘毛妹，一号首长立时现出了沉重的神色。他带着对于这位烈士深深的敬意说：
“大家都向党委提意见，说应该追认刘毛妹同志为正式党员。我们当然希望能这样，可是，他生前没有向党组织表示过这种要求。无论他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总是应当尊重他个人的意愿。”
陶坷解释说，“这个情况我知道。我是想着，既然自己各方面差得太远，就是勉强入了党，一想起他，心里会觉得过不去的。我们党内缺少的是他这样的人。”
一个战士，出于对自己更严格的要求，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宁肯先留在外面，这样的事情，在过去战争年代里倒是常见的。当初一号本人就曾经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本来满十八岁的时候就可以填表的，他主动推后了一年。那时候在部队里，大家都以刚够年龄就加入了组织为骄傲。一号虽然失去了这种骄傲，却从不感到遗憾。今天又看到有人这样，使这位有将近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内心十分激动，感慨万端，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了三千多万在各种情况下吸收进来的党员之后，再吸收一个党员，正如在激荡的湖水里又注入一滴水。这一滴水，即或是很不洁净的，也不至于给湖水里增添更多的沉淀物了。可是，女电话兵陶坷并不因此宽容自己，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滴洁净的水。
一号告诉连长，放总机班半天假，让她们下河去洗个澡。司令部在河里为女同志们划分出了一个地段。女电话兵们是迫切地需要洗涮洗唰了。出境作战以来，白天黑夜就是那么一身儿，又是雨又是汗，湿了干，干了湿。坐在一起，彼此闻得见的，除了和男同志们身上一样的酸臭，还多了一种男同志所没有的气味。
六姐妹在河湾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派人站上哨，轮流下河去洗。她们轻装很彻底，现在可怜了，没有替换的衣服。只好先把衣服和小东西全部洗出来，晒在草地上，然后洗头洗澡。完了，扯几片芭蕉叶铺着，坐下来梳拢着水淋淋的头发，等着衣服干。
太阳就要落山了，六姐妹一字儿排开走回驻地。她们洗了个痛快，一个个头发蓬蓬松松，夕阳照耀下那红润的皮肤象是透亮似的。驻地生产队的妇女们抱着孩子站在路边上看，她们议论说：“九四一部队招女兵，怕尽是要挑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
（全文完）
作者简介：徐怀中，1929年生，河北邯郸人。自50年代发表作品以来，已出版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小说集《西线轶事》、《没有翅膀的天使》、《徐怀中代表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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