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董健：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高子文整理）
董健，著名戏剧理论家，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导师，兼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
1、史中有戏，戏中有史
我很高兴能够在南京大学110年校庆期间看到《蒋公的面子》这出话剧，这是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中国的大学大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从1998年北大校庆起，全国各地都开始兴师动众，纪念校庆。但是不夸张地说，校庆发展到今天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官味和商味。官味指的就是官本位，通过接待有权势的人来强化学校对权力的依附。本来，学校通过校庆筹资很正常，可在我们这里却往往加进了商业的因素。今年，我们的校庆，学校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序长不序爵”，这确实是很好的。但是光讲“序长”恐怕还不够。我认为校庆的目的应该是总结学校历史上办学的经验教训，找到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增加校庆的学术性和精神性探索，为我们当前的办学之路提供借鉴，这才是校庆的核心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所制作的这个戏剧我觉得正好实现了这一诉求。这个戏从精神的角度挖掘了我们校史上的一些细节，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带给我们启发。该戏名为《蒋公的面子》，将1943年蒋介石在中央大学任校长这一历史事实作为题材。关于这段历史，过去我们无论从左还是从右的角度，都不太敢碰。但这个戏的作者却勇敢地对此予以了处理，并且处理得非常好。
从对待历史这一点看，这个戏写得比较真实。首先，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辱骂蒋介石。文革时我们出于政治原因完全地否定了蒋，正如戏中所写的，叫他“蒋该死”。但从历史看，中央大学在蒋介石当校长的情况下仍是有发展，有成绩的，因此不能简单否定。其次，她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三位中央大学教授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状态。时任道是一个带有左翼倾向，对国民党政治有很强批判性的知识分子。蒋介石曾下令打死过他的学生，他对蒋的专制统治非常愤怒，不能接受。夏小山则是另外一种典型，埋头做独立学问，好美食，对蒋介石既不反对也没有兴趣。在我们南大中文系的教授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原型。夏小山尽管承认蒋是整个国家的领袖，但从学术而言，他认为蒋没有做校长的资格。在戏中，他仍想去赴宴，原因是他想吃宴会上的一道菜。这个人物的性格被刻画得非常细致真实。卞从周则是一个比较官方化的教授，他拥护政府，希望能够去赴宴。但他也并非那种昧着良心不顾事实的官方走狗，基本上仍可以认为是知识分子中偏右的类型。作者描写了这三个教授对蒋介石当校长的不同态度，通过是否去赴宴，是否给蒋公这个面子将各自的形象刻画出来。
更为可贵的是，戏剧作者对于一种真实存在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把握。无论这三位教授有着怎样的差别，是拥护蒋还是反对蒋，总体上看，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那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他们并不把蒋介石请吃饭当做是皇帝的赐宴。即使是官方化的教授卞从周也没有这种倾向。这点恰恰是我们校史中最重要的精神传统，可惜多年来被我们所忽视了。在1949年后，知识分子经过了历次运动，大学中的精神传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举一个例子，在1950年代，南大生物系有一个教授，某个项目很有成就，正好毛泽东来南京接见知识分子，他就去了。回来之后，他激动地说：“我的手不能洗，你们赶快来握一握我的手，这是毛主席握过的手。”他的这种感受是真诚的。前不久，我读到一些知识分子回忆自己五十年代时的思想状态，那种如坐春风的幸福感。这些感受既是真实的，但又显得多么可笑和可悲。可是我们在1943年的中央大学的教授中看不出这种人身的依附，即便从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卞从周身上也很难看出来。作者把握住了这一点，写出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失去了的东西，写出了大学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这非常难得。同时，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她并不是通过抽象的说教，而是选择一系列的细节，充满了生活味道。尤其是对夏小山教授的塑造，写他既想吃火腿烧豆腐这道菜，因而准备去赴宴，又不赞成蒋当校长，因此要求蒋改掉请帖中的身份，显得非常生动。
在这三位教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教授，他们拥有自己的人格，他们看重自己的岗位，在统治者面前，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坚持自由与独立的精神。用这样一个戏来回忆南大校史，我觉得确实做到了史中有戏，戏中有史。
2、才华与自由精神
该剧的作者温方伊，只有二十一岁，是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本科生，现在正读三年级，能够写出这个戏，确实是不容易。在演出当天，吕效平教授引用了我的话说了关于才华的问题。我的确讲过这方面内容。我认为，就戏剧专业而言，研究和创作都离不开才华。但研究和创作需要才华的比重并不一样。做研究，恐怕有八分的努力，两分才华即可出成绩，但剧本创作和舞台实践所需要的才华比重则要大得多。
那么才华是什么呢?这很难说清楚，才华并不仅仅是指聪明，尽管它包含了聪明。有智慧的人并不一定有才华。我觉得，才华很可能是这样的东西：一个聪明的人，从对生活的感受中，发现了一种天然的合乎规律的价值观。有一些聪明人，知道编剧的技术，会写戏，但他却找不到这种价值观，或者说找到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效果就截然不同了。戏与别的艺术门类不一样，戏说到底是一种自由精神在公众面前的公开地、集体地亮相。这种自由精神，天生不会顺从现存的文化道德规范。简单地说，戏剧就是要在精神领域“捣点乱子”。规规矩矩的东西根本不配称做戏。俄罗斯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讲的“狂欢化”恐怕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强调的正是这种民间对官方的否定，一种造反的精神。人们很喜欢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士兵”，但人们不记得拿破仑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没有自由精神的士兵打不好仗”。实际上没有自由精神的人，一样编不好剧本。从这个二十一岁的学生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自由精神。
戏中，她所写的是两段生活，无论是1943年的那段，还是文革中的那段，离她本人都比较远，但她通过对一些资料的阅读，根据一些老师的回忆，比较真实地把握了这两段历史。更为可贵的是，除了表现历史的真实外，温方伊还能够用今天对生活的感受来观照那两段历史，使之与今天的现实发生碰撞。这一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想到的却是今天的现实。演出中，我注意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们用笑声表达对戏中内容的接受和赞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剧中有台词抨击政府腐败时，全场反响非常强烈。之所以引起这种反响，事实上体现的是观众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感受。观众对今天腐败的感受与戏中的历史呼应了。所以我觉得，才华就是指一个作者能够在把握历史的同时，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通过自己的价值观成功地表现出来。这一点可以说温方伊做到了。
从技术层面看，能够编写剧本的学生在很多学校可能都能找到。但是，并不是每个大学都能找到这样有才华的学生。有些人很聪明，能够写出一个干干净净有戏剧性的戏，但未必能够拥有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南大为她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南大的历史传统、文化氛围和当前的状态，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如果这样的题材让北大的新左派教授来写，恐怕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南大的传统。在20世纪初，南大与北大相比是比较保守的，当时的学衡派与新青年有过多次的论战，以至于人们或许以为南大缺乏自由的精神。事实上，有一点必须澄清，尽管在一些激进的口号上，学衡派的确与北大知识分子有分歧，但在对待现代化这一总体的要求上却是一致的。学衡派精通古文，熟悉外国，主张开放，尤其在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这一点上，和北大是一致的。我在校庆一百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立人为大学之本》，谈了南大的传统。尽管我们没有出现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共产党的创办人，但在自由精神这一点上，在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这些方面，我们与北大从来都没有区别。
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的这种独立、自由精神一共经历了五次破坏。第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南大的损伤可以说是最厉害，法学、社会学等等被认为是危险的学科都被砍掉，工科被分出去，整个被肢解了;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凡是坚持大学精神的人，一旦公开地表露这样的观点，都被打成了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全国性的大灾难，南大也不能幸免;第四次是在1989年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这是我亲自经历的，感触极深，这几年推行比较左的一套，对南大的科研教学的基本精神带来了破坏;第五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今天仍然持续的经济大潮的冲击，很多高校开始搞产业化，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圈钱的工具。很多学校经过这些破坏后，大学精神便荡然无存了。但南京大学却依然保持着这个线索不断，仍能够不绝如缕地坚持着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地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来。
在《怀念高华》的文章中，我提到了五次南大独立研究的立场与有关当局的矛盾：第一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尽皆知，这里不谈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应学梨(蒋广学)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批判，当时遭到“查处”，但现在看来，对的是南大；第三次是许志英发文论述1919年为新旧民主主义分界线不准确，也遭到严厉批判，并有不少学界同仁迫于压力而来“围剿”许志英，而现在许的观点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常识了；第四次是哲学系学生马丁(宋龙祥)谈市场经济的文章，受到指责和批判，现在马丁之说也已成了常识；第五次是1990至1992年，南京大学坚决抵制“清理文科”的行为。当时南京大学压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护，事后看来，这抵制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人再好意思谈当年的“清理文科”之事了。这五次冲突正是南大精神传统的体现。即便在目前大学精神普遍萎靡的情况下，南大还能有这样的学生，写这样的戏并且制作演出，为大家所接受，这也正好说明南大自由精神仍存。
3、关于两个时段的对比
这个戏通过暗转的方法不断表现两个时段所发生的事。一个时段是讨论是否给蒋公面子去赴宴，另一个时段是表现1967年文革中知识分子的状态。从分量上看，文革的这段处理显得不够充分。
作者温方伊来访问我的时候，我曾建议，描写这段历史最好应与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已经退化到怎样的程度，别说是一把手，就算是一个部级干部接见都会感到无限的光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判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过去我一直有花瓶情结，觉得给政府当花瓶很光荣，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很喜欢领导重视”。记得在文革后期，我开始被重新使用。江苏省委的刊物《群众》约我写稿。我就按照当初“评《水》评《红》”的精神写了一篇文章。杂志编辑部告诉我说，这是省委书记许家邨亲自审阅定稿的，并且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好。当时我感到受宠若惊。建国后，领导的欣赏、表扬、重视，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动力，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
建国后知识分子从原先的独立精神，蜕变到对“领导”的崇拜，这是一个渐渐演变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知识分子的这种依附性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特产，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很难看到。我曾读到一个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出席一个会议，想要主动与一个青年握手，结果被那个青年断然拒绝。在我们中国，这种文人的依附性有着很长的文化传统，过去皇帝要召见，不管是怎样坏的皇帝，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极大的恩宠。但在1943年，情况已经所有不同，蒋介石请吃饭，教授们却开始讨论是否给他这个面子，这是带有极大主动性的行为。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经过了20世纪初几十年的现代化发展，知识分子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所以我就想，能否将1943年的这段戏与今天知识分子的面貌做一个对比。这样的要求从编剧技巧上看恐怕有一些困难。1943年的教授到现在都已经去世了。现在的这个本子将时间选择在文革，我觉得对比性还是不够，处理得过于简单和表面。如果能把这一点改的更好一些，将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来发扬我们的大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