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文/通讯员 王雁鸣 本报记者 王启生 尹峰图/涂卫红
三百多年前，衡阳西乡湘西草堂,隐居的王船山写下800多万字书稿,开一代唯物史观先河,其经史文章震惊后学,被誉为“东方黑格尔”,大罗山的船山墓受世代景仰。
三百多年后，衡阳西乡文昌宫，积数十年心得的李伯陶于病中集成《野语文说》，被赞为地域文化中的土语大师，他呕心沥血整理筑造的“文墓”轰动四方。
同一经纬，不同年轮。西乡这片热土世代延续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传人。
这是一个提倡说普通话的年代，也是一个网络语言风行的时代，方言像弱势群体一样被逼仄到一角。
但在衡阳，有一批像李伯陶这样的守望者，深深迷恋着衡阳方言，迷恋方言背后厚重的文化。
见到李伯陶，这位快70岁的老人刚从病中走出。可他炯然的目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会倔强而执著地不畏寒暑，不畏病痛，躬身斗室，穷其心力，收集那些因岁月流淌而渐至湮没的方言土语。像拾掇起风雨中被抛弃荒野的墓物，拍去泥尘，涤去污迹。他要把这些他认为是个宝贝的东西一片片捡回来，悄悄收藏到一个他认为稳妥一点的地方留给后世。
我们就是冲着这项被他自己认为是“筑墓”的工程去的。捧着他称之为存稿的《野语文说》，虽然无法轻易掂量出他的厚重，但我们知道他所挚爱的这项工程，对衡阳人，对衡阳的地域文化，对衡阳这块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和传承，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而于我所谓的野语，更是有意无意地疏远而终至于陌生了。——摘自《野语文说》卷首语。
耳濡目染，家乡的“野语”已深深浸润他年幼的心。
李伯陶的家乡在衡阳县大安乡一个叫渡头的村子。渡头，似乎没有太多令世人瞩目和令乡人骄傲的地方，可它有一条叫蒸水的河。村子在河边，河边有古老的渡口。就因为这一点，渡头村也应该是远近闻名的地方。来来往往打这渡口过，这世世代代繁荣的不只是生意买卖软银细两了。更多流传的，应是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的雅言俚语，尤其是土生土长的衡阳土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说一方话。衡阳人说衡阳话，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儿。可衡阳人中有很多能把衡阳话说得地道说得“巴酽”，说得有滋有味的。这滋味，指的是生动、形象、贴切。李伯陶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了嫁，从小便靠叔祖公拉址长大。叔祖公没发过蒙，可挺会说话。虽然日子过得清苦，省吃俭用的叔祖公还是让李伯陶上了五年半的学。身为孤儿，李伯陶早慧懂事，放学后，便放牛砍柴，跟叔祖公忙个不停，稍有闲暇便跑到渡口。这是他最喜欢呆的地方，既热闹又清静。热闹的时候，上上下下，人声鼎沸。各色各样各式各调的方言土语自然而亲切。“陶伢几，咯暗哒，你还梭在咯里做嘛咯罗，河里有落沙鬼也，再不回屋，黄狗会来lia屁股哒”。这是河那边的李大爷过河时跟他打的招呼，才几岁大的李伯陶心就有那么细，除了能感觉到乡亲们对他的关心，还能品咂出点儿这方言土语里的韵味来。
十多岁的时候，读了几年书的李伯陶基本上能揣摸得出大人们说话时语音、形态和话语中的含义了。很多场合，他听出大人们的话粗野甚至粗痞，有时粗痞得让他脸红。他有一个堂嫂，最会讲话。别看她人长得还行，可说起土话来，有时会把人都丑晕。收红薯的时候，看到那边一伙人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她会站在地中央指着他们的背脊直喊“你们咯是做嘛事啦，咯是寡婆子捞卵”。那一伙人中，也有确是寡婆子的，但她们不脸红，不生气。从不认为骂寡婆子是伤她们的，背地里，她们自己也常常会讲这类话。“寡婆子门前逗骚”，常不常会传出些风言风语，这些女人会扯条板凳，坐在自家门口，叉起腰大骂“我行得正，坐得稳，不怕擂锤下（ha）里滚”。十几岁的人也算个男人了，李伯陶听到后觉得脸有些发烫，但他感觉到更多的是这些话语中透出的“土气”、“野气”，虽然粗痞却形象得很。
李伯陶没了父母，没了家。他把家乡当作自己的家，把乡亲当作自己的亲人。家乡给了他许多书本上没有的滋养，乡亲给了他关怀给了他温暖。家乡的风土人情，乡亲们的音容笑貌，深深烙进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家乡的土语（成书时，他称之为“野语”）给他留下了深刻而鲜活的印象。许多方言土语，他烂记于心，以至于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随时随地能冲口而出，这份随意随心的积淀，为他几十年后挑灯伏案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总算有幸为千百年来曾经活跃在世世代代的村人口头的“野语”造了一个粗劣的聊供归宿的墓。——摘自《野语文说》卷首语。
为何如此苦苦敲打，只因为对这一方“野语”爱得深沉。
李伯陶读完五年半火安堂完小，又到洪市木山读了一年民办中学。一年后学校解散转到县城俄语短训班，这纯粹是时势的安排，学俄语教俄语不到半年，因为中俄关系恶化，随之改教语文。可能是先天就有一种对语言的敏感和偏倚，李伯陶总觉得母语——中国的语言文字最完美、最有趣味。从那以后，他一直教语文，从小学教到中学再到高中。虽然辗转了不少地方，但每到一个地方，他最先打听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好书。他买书、读书、嗜书如命。爱买书、爱读书对他来说，实在是因为兴趣、一种与生俱来的偏好使然。如果是因为教师这种职业的需要，在他看来太富功利性了，是被动的，难免流于浅陋和短暂。他的心目中始终揣着家乡的方言土语，他想总有一天他会把它们记下来，让更多的人不仅能说，还能弄明白个中道道来。这种挥之不去的“野语”情结,伴随他结婚生子,教书育人,风风雨雨几十年。
还在教小学的时候，有一年的秋天开学，班上别的同学都发了新课本，大女儿却没有。她哭着跑回家找母亲问怎么回事，母亲只能告诉她会有，却不敢说为什么没有。原以为在这学校教书，学费可以赊上一阵子，谁知道人家并不买帐。他把本该积攒下来给孩子交学费的钱全邮出去买书了，而且这笔钱更多的一部分是妻子千盆潲万盆潲喂猪、养鸡卖蛋省下来的。李伯陶心底里觉得亏欠妻子和孩子很多，可看到有好书还是要买。
他太爱书了。经史子集、稗史小说、戏剧辞书几百部，堆满了几个书架。六十年代一次到县城出差，为了能得到标价才2.2元钱的《鲁迅选集》，他在县新华书店门前转悠了三四趟，总希望能碰上一个熟悉的人能借钱给他。最终还是一个同事的妻子帮了忙，千恩万谢捧回家，告诉妻子时他一脸的幸福。李伯陶心里清楚，要给那些方言土语做出一些贴切而传神的注脚，没有足够的文墨肯定不行。进而又想，那些“土话”够“土”的了，如果以“俗”释“俗”，以“土”还“土”可能会“土”得成疙瘩，让人拿捏不住，化解不了。他琢磨着用文言来作注释以“雅”释“俗”， 来个“土”话“正”解，“雅”“俗”共赏，兴许会另有一番风味。
几十年的精读博览，给他留下一笔丰厚的积累。自觉不自觉中文言便成了他一种语言修养。人所共知和人所不知的土话俚语，以文言注说，信手拈来，不着痕迹。凭着自己数十年的记忆，他开始搜集、整理烂熟于心的土语，按语首字笔划数逐一梳理出1781条语条，又搜遗38条补上，编纂成《野语文说》一书。
衡阳土话里边的“一脸mei（梅）子”，这些年渐渐被“美女”、“靓女”替代掉了。《野语文说》里是这样说的：“谓少女少妇容颜姣好。mei子不知何指，或与‘梅花妆’关意。村人呼杨梅果为‘梅子’，‘外肉着核，熟时正赤，味甘酸’。（《史记·索引》引《荆扬异物志》）初摘时嫩红欲滴，或比喻妇女之面乎，又村人称半老徐娘为老‘梅子’”。“孔夫子不嫌字丑，只要笔笔有”一句，“义在字面，勉儿童勇于认真写字。孔子授门人以六艺，其一曰‘书’。‘书’者，后世之小学类，非所谓书法也。孔子处春秋之季，各国字体不尽同，其书法亦止于‘笔笔有’而已。村人此语，是否有据，不晓。”在类似以上语条的注说里，读者不难看出李伯陶高雅里透着人性，明丽而不显张扬，严谨中有一种超然，随意里有一份洒脱的语言趣味。从一画到十七画以上，条分缕析，洋洋洒洒2000多条。从2003年到2005年3年间，李伯陶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不足5平方米的书房里。儿子结婚生子，本来是全家的大事喜事，喜酒就办在校门口的店子里，可他叫妻子作了代表，连个招呼都没过去打，吃酒的人了解他脾性的不予计较，不了解的又要被他得罪一次。这老头越活怎么越怪了。说他恃才傲物也好，愤世嫉俗也好，不通人情也罢，他就是他。甘于寂寞，清贫乐道。一本书，一支笔，一壶酒相伴足矣。
照他自己说的，《野语文说》编写的三年间断断续续，写的过程中因为生活中一些琐碎事儿停停打打，写得有点散漫、随意。更多的，确是因为实在不愿做雕龙的事，尤其是积年的病因引起的肺结核病以及因服药不慎弄成的高尿酸血症，曾一度销蚀他的信心。但因为心中久藏的销蚀不了的那份信念，让他即便是病倒了，爬不起来了，把书稿搬到床上来写，也没有想到要半途而废。他曾有过一般人不会有的深深的寂寞和苦闷。这份苦楚，到了现在还令他唏嘘，伤怀不已。
在他的书房里，除了一张不足一米宽简易的木板床，就只有四壁围成的高高的书架，还有一大摞书堆在床头。床头的灯可能不足20瓦，昏暗的灯光下，一副眼镜、一个放大镜搁在枕边。无法想象，经过他修改了不知多少遍的几十万字的书稿是如何一字一句敲打成的。
若干世纪以后，有好事者忽然掘到这座墓——倘这墓还存在的话，忽然发现了中国的古代村人的古老的散发着野气的话儿，又忽然味出它的质朴和形象，或许会生出一些别样的兴趣来罢。——摘自《野语文说》卷首语。
愿明月清风里，这一方“野语”的精魂长留人间。
如果把祖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比作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李伯陶就像一个身背纤绳的船夫，一头是走向古老的中华文化灿烂处，一头是现代的地域文化生动处。他以语言作工具，上下求索，不断发现、收集、整理，有时甚至需要挖掘、修补，还原成原始的、原生态语境和语意。在编撰过程中，他习惯用文言表达，这一点他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可谓炉火纯青。可他不赞同子女和学生这样表达，哪怕是仅仅停留在书面上。他鼓励自己几个子女学中文报考中文专业，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和运用，好好钻研。大女儿李瘦竹现在衡阳县一中教语文，书教得不错，文章更不错，颇得乃父遗风。她在评家父《野语文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自己八十年代对衡阳方言动过搜集之念，终究只是想想而己，并未付出实施，而父亲却抱病完成了此项工作。儿女们对父亲即敬又怜，担心父亲累坏身子，却又佩服他的毅力和意志。李瘦竹说，也许父亲至今仍不觉他所做的事情已远远超越了他的初衷。他在为一个更远大的目标更伟大的事业竭尽心力。他在为家乡、为衡阳、为衡阳的后世来生收藏和守护一份珍贵遗产。父亲担心，如果不能好好地去搜集、整理并保存下去，这份祖辈世代流传下来的珍宝，过不了多久将会彻底消失殆尽。
中国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的语言，由于经济文化交流的日渐扩大，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而不断地转换甚至缩小使用空间。文明的同质化，也在加速替代地域语言的差异，这是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也不容逆转。衡阳人说衡阳话的现象也正在减少。普通话，不但便于各民族各区域间人们的思想、情感交流，同时，作为一种现代雅言表现形式，被衡阳本土的人视作高雅、出俗乃至时髦、有品位。作为衡阳话的基本语素衡阳方言，不应该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弃掉，应该选择规避文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尴尬。既要尽可能保留它的原汁原味并继承下去，又要继续推广普通话，不把它们视作不可调和的矛盾。李伯陶和他的儿女们为此曾作过深入的讨论并且达成一致的观点，那就是努力争取在说衡阳话时把衡阳话说得地道，说普通话时把普通话说得标准。所以，他规定上课时给学生们讲课说普通话，下课后给学生私下交谈时讲衡阳话，在家里一律讲衡阳话。只有一点，不要把衡阳话同普通话混着讲，更严禁讲粗痞话。
采访中，得知李伯陶在《野语文说》一书完成后的这一两年里，又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到了210条土语，只是无法补进存稿。陪同采访的邹修仲校长讲述了许多李伯陶老师鲜为人知的故事。末了，他请文化新闻出版部门负责人帮助，能让李老师的书有一个正式出版的机会。“这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啊！”话语间邹校长饱含深情。
衡阳方言：多少人搞得清“坨”
衡阳方言称霸湘南话语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易中天先生的《大话方言》。他说，在粤语文化大举“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粤语的。
北方人管粤语叫“鸟语”，说是听起来像鸟叫。广东人比北方人少，就没敢说北方人说话像驴叫。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他们把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其实湖南人哪里会是“北佬”？明明是“南蛮”嘛！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算是说北方话，但“正宗”的湖南人说湘语，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种，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的，
湖南也是很牛皮的，就像广东现在很牛皮一样。近百年来，湖南这地面上领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再往前，曾国藩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湖南话怎么就不能当国语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听，远不像北京话那样神完气足字正腔圆。即便湖南的官话长沙话，比起北京话来，也土得掉渣。不是长沙话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因为长沙从来就没有当过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一个不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为国语基础的。
北方总是趋向于统一。统一中国的，也总是北方人，或者从北方开始，南方则总是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包括说话。于是统一的北方就有了统一的语音，松散的南方则继续七嘴八舌。前面说过，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北方方言四大块，华北、西北、西南、江淮，这是现代的分类。隋唐宋金时，北方方言却是汴洛（中原）、燕赵（河朔）、秦陇（关中）、梁益（巴蜀）四类，可见北方原先也不怎么统一，但后来汴洛和燕赵先统一了起来，成为北方方言的代表——华北方言，而且又占领了东三省。秦陇变成了西北，梁益变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后发展的，它们与“正宗”官话（华北方言）的分歧，顶多也就是这三个次方言区中人，可能会男、蓝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资、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比方说，把“男裤子”说成“蓝裤子”，把“是十九路”说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调门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复杂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比如一个南方学校的校长宣布：“教职工开会，家属也参加。”在北方人听来，便可能是“叫鸡公开会，家畜也参加”。光是听不懂倒也罢了，有些南方话，就连写出来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伲拨俚吓仔一跳”，“佢分一本书”，“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会着”，你懂吗？其实它们分别是苏州话“我被他吓了一跳”，客家话“他给我一本书”，广州话“我被狗咬了”和闽南话“你看得见吗”。这种说法，不要说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南方方言腔多，调也多。普通话只有三十九个韵母，闽南话却有七十五个，比普通话多一倍；粤语也有五十一个。当然，它们的声母要少一些，但发音却极难。声调呢？普通话四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吴语八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赣语六个，平声和去声分阴阳，上声和入声不分；客家话也是六个，平声和入声分阴阳，上声和去声不分；闽语七个，只有上声阴阳不分；粤语声调最多，不但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而且阴入还分上下（上阴入和下阴入），一共九个，有的地方还有十个。难怪北方人一听到南方话，尤其是听到粤语闽语，就一个头有两个大——人家声调就有你两个多嘛！
这大约就是所谓南北之别了：北方求同，南方存异。所以八大方言除北方方言外，吴、湘、赣、客家、粤、闽（闽南、闽北），七个在南方。
多样的南方总是有些北方人听来稀奇古怪的词汇，比如饭蚊子（苍蝇，湘方言）、拜东莲（向日葵，赣方言）、红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棱菜（菠菜，闽方言）。南方人说话也总是和北方人相颠倒，比如闹热（热闹）、欢喜（喜欢）、连牵（牵连）、紧要（要紧）、人客（客人）、挤拥（拥挤），甚至风台（台风）、鞋拖（拖鞋）。这种“颠倒”的说法，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尤甚。至于把公鸡叫做鸡公，母鸡叫做鸡婆，在南方相当普遍。由此及彼，还有鸭公（公鸭）、鸭母（母鸭）、猫公（公猫）、猫母（母猫）、犬雄（公狗）、犬母（母狗）、猪牯（公猪）、牛牯（公牛）。
有专家作过研究，我国使用的语言大约有80种，汉语只是其中一种。衡阳属于湘方言区，呈现出与西南官话、赣方言的混杂融合，从而形成五种次方言：衡阳话、衡山话、耒阳话、常宁话、祁东话。衡阳话是衡阳地区覆盖范围最广的一种方言。李伯陶老师收集、研究的方言词汇主要是依托衡阳话。
400多年前，衡阳人用最自然的方言唱响了衡阳湘剧，接着衡阳花鼓戏也在各地流行，从本土衡阳到安仁、永兴、郴州、茶陵一带。地方戏曲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逐步奠定了衡阳话在湘南片方言的话语霸权地位。
衡阳方言有37个韵母、19个声母、6个声调，从而使衡阳话与普通话有着很大的差别。与其他方言一样，衡阳话有比普通话更丰富得多的生活、情感用语，在事物的性状描绘等方面也体现得更为细腻、生动和具体。衡阳方言与长沙话同属湘方言的一个次方言。由于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衡阳方言有许多不同于共同语的语法现象，其中有不少是古汉语的直接遗留，这些遗留在南方其他方言中也往往有所反映。作为湘方言的一员，衡阳方言有与其他成员相同的语法现象，但也有不少相异之处，这反映了衡阳方言受周边湘方言的影响以及它本身的发展和创新。李永明教授在他的《衡阳方言词汇》（1984年出版）系统地将衡阳方言词汇概括为偏褒义的“几”类、“子”类、价值判断的“手”类、阴性的“婆”类、雄性牲畜的“公”类、雄性人类的“倌”、无性别的“鬼”、纯贬义的“气”、硬实的“鼓”、成套的“数”、插入性的“老巴”等。
衡阳话通常用隐喻的手法来表达程度。如秧嫩、铁紧、斩齐等，通常可以理解为像什么一样的什么。比如像秧苗一样的鲜嫩。斩齐可以理解为刀斩过一样的整齐。
而李伯陶老师收集的“野语”，更多地带有乡村俚语的概念。是粗俗的或通行面极窄的方言词，如北方话中有撒丫子，开瓢儿。它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通俗易懂顺口的具有地方色彩的词语。地域性强，通行面极窄，较生活化。1990年代，《衡阳日报》的星期天曾经开设过一个固定的栏目，叫“俚语拾珠”，专门收集衡阳话中的方言俚语。包括李伯陶老师书中提到“困眼闭”、“lao巴贼”等。“困眼闭”即“睡觉”，“睡觉”固然雅气，但“困了，便眼闭了”，似乎形象许多。“lao巴贼”别处叫“锅巴”，村人又言“锅焦”，谐“哥交”之音，代“嫂子”，“lao巴贼”即“偷嫂之人”，其婉曲谐趣实在可以。
方言：让生活多姿多彩
方言电视节目火爆
说到衡阳方言电视节目，较多的人会自然联想到衡阳都市频道的《龙胡子讲新闻》。龙胡子用衡阳话讲新闻，并不是独创。湖南的电视湘军异军突起，由方言相声继而带动方言主持，让长沙话在湖南迅速“推广”。在四川，各电台、电视台相继推出《阿聪读报》、《吃在成都》、《天府食坊》、《美食成都》等四川方言节目，而且还有上升趋势。宁波方言新闻节目《来发讲啥西》自去年2月1日开播以来，收视率节节上升。随着《来发讲啥西》的火爆，会说山东话、杭州话、宁波话的主持人“来发”朱永耀成为宁波家喻户晓的人物。四川、陕西、东北和山东等方言版本的美国《猫和老鼠》、日本《蜡笔小新》等境外影视片前几年曾在中国引起收视热潮。浙江杭州电视台的方言节目《阿六头说新闻》达到了平均10％－12％的高收视率。
教师严程莹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并存是正常现象。方言影视作品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资源，它折射出地域文化现状。方言剧作为文化身份的标志之一，只要把握得当，必将在未来拥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方言影视作品异军突起
从《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到《寻枪》《可可西里》《千里走单骑》，再到贾樟柯那种极度张扬的汾阳电影——《小武》《站台》《世界》；随后有方言评书、方言小品、方言电视剧……方言影视作品在中国内地的异军突起。
云南大学社会学家马居里说，方言剧通过对中下层平民日常生活的全景展示，赋予这些以往毫不起眼的市井小民以仪式性的观看地位，着眼于身边普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鸡毛蒜皮，代表了民间最纯正鲜活的生活形态，它不会扭曲，更不容易遗漏本真的生活信息，反而由于语言的力量让电影本身充满可信度。
报纸给方言“留角”
翻阅《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楚天金报》，方言的运用并不鲜见：在引用采访对象的话语时，有的方言照录不误，如“我们要蛮多”、“从来没出过么事”；有的标题中出现了方言，如《迷途少年抢劫“麻木”》、《抽卡游戏刮小学生过早钱》（注：武汉方言中，“麻木”指载人的三轮车，“过早”意为吃早餐）；《武汉晚报》开辟“九头鸟”专栏，以方言报道社会新闻，每日一篇；《楚天金报》设“街巷故事”一栏，读者来信来电多以方言叙事；《楚天都市报》逢周四推出专版“汉味茶馆”，有“湖北大鼓”、“汉货小品”、“扯野棉花”、“汉味快板”、“汉味三句半”、“讲点把古”、“汉味相声”、“汉腔趣话”、“玩家麻雀”、“吹哈子牛”等多个小栏目。
方言的运用，乃至以专栏、专版形式大篇幅见诸报刊，给都市类报纸增添了不少韵味，行文更形象、生动，表情达意更准确、贴切，对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学者认为，它还有这样一些现实意义：其一，适当运用方言，追求的是新闻的进一步本土化，打造报刊的本土特色。其二，适当运用方言，增强了报刊的亲近性，渗注了“以人为本”的现代传播观。其三，适当运用方言，便于方言中心区的方言言说者与非方言言说者沟通，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
衡阳方言：安静地走开抑或留下来
方言被时代揍得鼻青脸肿
一位中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方言，在时代面前被揍得鼻青脸肿》，文章中引述了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敬文东的观点：方言不是时代的对手。
这句话，其实已经点出了方言在IT浪潮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夹攻下，所展现出的那种力不从心的悲情。方言已面临危局，这已经成为中国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事实上，又何止是中国的学者。美国的语言学家也曾经预测：在21世纪，世界上将有6000种方言濒临消亡，其中半数将会灭绝。
随着以方言为依托的地方戏曲逐渐撤离城市，方言面临濒危。第一表现就是语言环境的紧缩。表面上看，现在我们仍然有百万以上的人在说衡阳话，而实际上，使用衡阳话的范围越来越窄，人们习惯于用普通话的发声方法和词汇来表达意思，长此以往，造成衡阳方言词汇的贫乏。第二则来自于年轻一代对方言的疏远与隔离。有媒体作过统计，浙江金华在6到14岁的孩子中，几乎所有的人能说普通话，但52.03%的人完全不会说金华方言。
寇军撰文指出，推广普通话是一项法定性的国策，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里明确规定，政府机关、新闻媒体、公共服务行业和学校要推广使用普通话。因此，诸多行业和部门在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方案。当然，从语言学和社会文化角度来说，方言是极具地域特征的一种标志。一般是一个地方不发达，很多方言得以持续使用。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员的流动，对于方言的生存空间是越来越小。
研究方言的意义
研究方言特点的学问叫方言学，研究方言不单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具有诸多应用价值。在理论方面，一是有助了解古代汉语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过程。如古汉语有入声，现代普通话已无入声，通过研究方言里的入声就能看到入声发展的脉络，对研究汉语史意义重大。二是方言研究能为普通语言学提供丰富例证，如吴语有些次方言鼻音〔n〕、〔〕有圆唇不圆唇之分，粤语的四邑话通过音节的内部屈折来区分人称代词的单、复数，这些对于语言学的理论发展都深具价值。三是方言词汇研究是民族共同语规范工作不可缺少的工作。如现代汉语里有些同义词、等义词是从方言词汇中吸收来的，规范化工作要求决定其中哪些词应吸收，哪些不宜吸收，因此必须调查这些词汇的流行区域、确切含义和使用频率等。四是方言的研究成果有助移民史、民俗学、地名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当缺乏文献时，方言就可能成为解开地方文化史之谜的钥匙。方言学还有很多应用价值，它有助于有效地施行普通话教学、制订规范标准、编写地方戏曲音韵、鉴别案件语言、进行古文献考据、实现电脑语音输入等。
方言研究还有现实意义、实用价值。
人们往往不注意，现代汉语书面语(语言学上广义的“文学语言”)，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共通语(其口语形态即现代“普通话”)，有三大来源(三大要素)：一是日常口语，亦即各地方言，主要是北方话、北京话(普通话发音就是以北京话发音为基础加以规范化)；二是古代汉语书面语(主要是“文言”和明清以来的“通俗文言”以及以明清白话小说为代表的“白话”)；三是外来语(主要是英、法、日、俄等语)的翻译语。要使现代汉语健康发展，这三大来源(要素)都要适当地汲取、适当地组合。虽然，这些要素因不同的文体而有所偏重，但不可偏废，更不可乱来。从现代汉语文学、学术的语言状况看，常患偏废的毛病(如满篇的洋腔洋调，或一味地追求土气、俚俗，或半文不白半通不通等)；而最近几年，随着商品文化、垃圾文化的泛滥，加上多年来语文教育的失误，瞎造词语、滥用外来语(意译或音译)、误用文言词语、玩弄各种怪腔怪调等现象都相当严重，这就是“乱来”了。由此可见这三大要素要汲取运用“适当”是不容易的，首先就需要作家、学者、语文教师对此进行切实的研究和探求。
李国淘先生说，研究方言除了文化意义，还有政治意义。每个国家的方言都很多，差异又大。凡是经济发达、政治影响强大的方言，也就受人重视，有时形成一种气势，进而有所影响，甚至标志一种身份。这也是中外皆然的事。在山西，解放前有这么一句民谚：“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是五台县人，当时官僚多出于此，故有此说。这是极端的例子，方言有了政治意义。一般说来，现在的统战工作，适当掌握各地方言，对工作开展是有很大帮助。
采访中，衡阳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的袁星新老师认为，现代汉语方言的这种呈局部性的在一定地域、时空范围内的强势流行，其实正是部分方言人群在语言运用上对传统语言（当然包括方言）运用向现代汉语普通话进行归类发展的反叛精神走势的一种表现。这种反叛是一种群体式的反叛，它显示了“集体”成为对抗的动力，因为现代汉语各类方言文化作品的创作者、表演者、使用者和受众者清楚地知道：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欢悦本身就是对语言权力的消解，是对语言政治禁忌的远离和漠然。它在强化方言文本和话语言说秩序的同时，也强化了方言人群日常生活的本身；它在解构传承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崇高理想之宏大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同时，也巩固了地域方言人群自我意识的内在本质。它将现代汉语普通话从各类纸质书写和话语言说的特权中解放出来，重新交回到地域方言自然人群的手中，地域方言自然人群拥有这种权力，并试图用国家推行现代汉语普通话这种他们认为是所谓的政治霸权话语以外的民间方言文本与话语言说组成独特的生存空间。
方言研究意义重大，但不要试图用方言来写作，这早已有人多次试过而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方言写作必须借用汉字，而汉字这种表意文字，自商周以来就早已发展成为上古“雅言”的载体，从总体上说，根本不适应方言的书面表达。方言因为被地域所局限，有的还要加以注释，否则，不仅外地人读不懂，本地人也是很难读懂的。方言，没有、也不可能创制出属于自己的文字系统。
方言：低调地生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发展中国家，共有80余种民族语言，30余种文字。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语言交流的现实功利性要求，如今，数千年沉淀下来的差异化、丰富多彩的语言正在趋向同化。方言的死亡、差异的寿终正寝，意味着鲜活的感性缩减为干巴巴的符号。
目睹了地方语言作为文化，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作为中国文化界的人大代表倪惠英于心难忍，在今年两会上，她郑重地向人大提出了《关注地方语言的纯洁性的建议》，呼吁人们能行动起来，保持中国地方语言的差异性。
倪惠英在调研中发现，由于方言的众多，也确实容易造成很多交际上的困扰，甚至会产生一些笑话。“但我们不能因为现实的功利性就断然否定具有深厚文化承载的方言。”她分析说，“因为方言里有比普通话丰富得多的生活、情感用语，在动作的细微区分、事物的性状描绘等方面都更具体。这是方言比普通话往往要生动幽默、有趣传神、在文艺表达里更受欢迎的原因。”她认为，正是基于中国语言的丰富多彩，中国才会有无数的地方戏曲，但现在随着语言差异的缩小，许多地方戏已经在招收演员上遇到了困难。
本地的文史工作者韩山元则指出，方言的消亡将会导致与之相伴的方言文化的消亡，而任何一种方言文化的消亡将会是中华文化的损失。而方言的消亡，必然会导致这一多元文化魅力的消亡，这当然不会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
面对普通话与方言的“对立”，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陈章太说，“中国政府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就明确指出方言将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并要对方言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著名语言学家、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钱曾怡也指出：“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从来就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相反，二者是互补共荣的。”
事实上，在实际日常生活中，超过80％的人还在讲着多达近千种的方言。并且方言也在推动普通话的发展。20世纪末开始，汉语普通话中每年都有一两千个新词产生。普通话的推广需要不断地从外语、方言中补充词汇，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新收录了6000余条新词。正如记者采访李伯陶老师所说，为“野语”造一个“坟墓”，当时并未过多地去考虑受地域所限制，这些词汇可能被人理解不多，流传不广。他只是感觉到，这些方言词汇确实曾经一大段时间在老百姓的口语中间使用并相传。这些词汇也理当是中国汉语言学的组成部分。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如推广普通话不压制方言，实行双语政策，保留或扩大方言空间，保护、扶植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戏曲说唱艺术，保护、抢救濒危方言，尽量延缓其消亡，以保护语言、文化的多样和丰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甚至掀起了一场“方言保卫战”。
面对方言危机，倪惠英建议成立中国地方方言研究会，加强对方言的研究，从现存的方言使用者那里尽可能多地记录下地方语言。政府在保护地方剧种上要给予特殊的政策以及资金支持，并在小学里开展双语教学，除普通话外，同时开展本地区的方言学习。
在方言危机的紧要关头，政府需要给予特殊的政策和支持，从短期看，方言并不会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增值效应；但从长远看，她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必须让她保值，绝不能贬值。如果谁连自己的乡土话都不晓得说，那才是真正的悲哀。因此要加强对其的研究，并应重视对学生的方言教学，引导其发现、使用方言精妙、精华之处。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方言在继承中得到合乎潮流的发展。
不过，任何东西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否则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滥用”。有专家指出，不要用放大镜去看那些方言地域文化特色内涵中的所谓的“有用的成分”，并成为一些传统的“方言卫道士”拒绝、排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借口。真正厘清重视方言与“地方保护主义”、“故步自封”等现象之间的本质区别。避免一味强调“方言优先”的情况发生，从而使得方言成为制约发展和进步的桎梏性因素。
2008年5月27日新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