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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白衣飘飘的年代
文/河西 图/东方IC
好时代的坏孩子
1988年，高晓松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他的外公张维是深圳大学的创办者，中国工程院、科学院两院院士；舅舅张克潜是清华大学物理教授；母亲张克群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可是偏偏高晓松注定是一个音乐虫子，在草坪上抱一把吉他，对着夕阳西下唱出心中的歌。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摇滚乐开始盛行，你和老狼组成“青铜器”乐队？
高晓松：“青铜器”乐队一开始没有老狼，有一大胖子和我。主唱老是找不到合适的，托了好多人到处找主唱，后来有人推荐了老狼。玩摇滚是因为虚荣心，就觉得必须得弄摇滚，大长头发甩起来，控诉一下，也不知道该控诉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是这个社会最得意的分子，国家养着，不交学费，还发钱，我现在都忘了我们摇滚时期写的歌都在控诉什么。
记者：老狼说你们后来的分歧是因为对摇滚的态度不同？
高晓松：他一直特喜欢摇滚，但我有一点不同意的是他认为摇滚高级，我觉得每种类型的音乐都有好的和垃圾，难道搞摇滚就高人一等了？永远不能说哪一种音乐类型就高级。
不过年轻的时候都像老狼这么想，我写了《同桌的你》还不敢给人唱，后来排练完了偷偷摸摸地说，给大家唱一首“骚柔”的歌曲，结果唱完大家纷纷一脸无奈的表情，因为没有呐喊，那时候总觉得得有呐喊才行。校园民谣严重扭曲了人们对那个时代大学的印象，以为那时校园风花雪月，其实当时主流思想是愤世嫉俗。
记者：和老狼开始了将近一年的流浪生涯，都到哪儿去流浪了？
高晓松：就我去流浪了，老狼大概流浪了两个礼拜就回家了。我在海南、广州、厦门溜达，努力往北走，能离北京近一点最好，因为身上就带了20块钱。在广州我就蹭一个高中同学的食宿，每天都睡在他床上，跟着他吃饭，最后他没办法，给我买一张船票说你去厦门吧。
在厦门我写了《冬季校园》《麦克》《流浪歌手的情人》。厦门写的歌都是流浪，当时那里有个村子叫东边社，我在那儿认识了一大堆流浪艺术家，那时候人和现在的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完全信任你，我连校徽都没有，更不用说学生证了，也没有人怀疑我。下大雨，你淋得湿透，半夜去敲一女生门，你说你清华的，流浪到这儿，她马上让你进去还给你煮粥喝。
集体回忆的纪念
某一年毕业季，朋友给高晓松打电话让他快去北外，全体男生在女生宿舍高唱《同桌的你》，女生打开窗户一边哭一边看着那些可爱的男生。每到毕业季很多人会唱起这些歌，因为与个人有关的音乐是个人成长的记忆。
记者：你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集体回忆的纪念。不知道你内心深处有没有这种情怀？
高晓松：我当然有，但我怀旧不听我自己的，听罗大佑的。2000年罗大佑第一次来大陆开演唱会，在上海，现场当时来了5000多人吧。我提前一小时到体育场门口，心里想这得遇见多少熟人啊，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哥们儿把罗大佑的歌词抄了宿舍一墙，果然那天他风风火火地来了。
记者：你觉得更多的是在纪念青春还是在消费集体回忆？
高晓松：我觉得每一代人都会有，不仅仅是现在，我们当年去看罗大佑也是这样，人生能值得回忆的就是青春的那段日子。那时候往本子上写高一（1）班，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加一横变成高二（1）班，“我长大了”。从18岁到28岁变化多大啊，从58岁到68岁，一点儿变化都没有，只有成长的那段时光最值得回忆。
记者：《白衣飘飘的年代》特别具有代表性，“70后”“80后”对你的这一些作品有特别深的记忆。
高晓松：因为这个和个人有关，跟社会有关的歌不是很容易记住。在我们之前中国就没有和个人情感有关的音乐，只有两种歌，一种是歌颂社会的晚会歌，一种是批判社会的摇滚乐。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你不重要，你是螺丝钉，国家把你安排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我们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螺丝钉也要歌唱自己，螺丝钉也有爱情。人最容易记住的音乐就是歌唱自己的歌，因为这个最能产生共鸣。
最初、最朴素的音乐元素
高晓松说自己心里总想着把所有音乐类型都尝试一遍，甚至尝试写歌剧了。他写的《青春无悔》就包含了弗拉明戈、爵士、摇滚等元素，然而发行之后发现人们记住的还是他的民谣。“因为你真正用心写的是那些歌曲，人家也只接受你用心写的作品，这个才能打动人。”
记者：《杀了她喂猪》也在网上流传，但并未收在你的专辑里。怎么会写这样和以往作品风格差异很大的作品？
高晓松：其实我是被方文山刺激了。在方文山之前，我们都觉得写歌都得写自己，结果他写《忍者》、写《双截棍》，一下子给我们震动特别大，开阔了眼界。以前我们写歌基本都写“我”，最多写“你”，结果方文山写“他”！我就觉得太好了，就自己也试着写。
但当你老了，虚荣心退去了，脑子里出现的还是木吉他。所以到了《万物生长》这张专辑，又回到了最初、最朴素的东西，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已经没有虚荣心了，脑子里呈现的是什么声音就怎么弄，而不会去编出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年轻的时候弄这些也是好的，总要试一下。
酒驾后变得平和
高晓松说自己其实不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个特别随遇而安的人。拍电影，制片人说不许剪他 就不剪了。“我觉得我特别能适应，去哪国都能生活，从小到处跑，到哪儿都可以，你歧视我，我就装孙子，你不歧视我，就装爷，不管怎样都能适应。”
记者：之前出版的《如丧》特别畅销，书中第一篇的《小说》是你的自传吗？
高晓松：那是回忆不是自传，自传要经过证实。就好比一个将军说自己哪天在哪里打了一仗，得有证人去证明。我这个是自己的回忆，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所以只能说它是小说。
记者：这本书是酒驾以后在狱中写的？
高晓松：就第一篇《小说》是，这本书老早就签了合同，都交了稿了，结果突然我就出了事。我在里面翻译了一篇小说，自己写了一篇，自己写就是因为翻译完了一激动，觉得突然开窍了。出来以后无数出版社说我们给你多少钱，交给我们。后来我说谁也不许炒作，我要是拿这个炒作就是一个卖身的了。
记者：经历了酒驾事件后心态有没有发生变化？
高晓松：变得平和了。我觉得我还了，出来混早晚要还的，用这个还总比用我妈的健康、我的婚姻、我的孩子还要好，拿这个还我就平衡了。我老婆家里信佛，我就说千万别找佛要东西，要不然佛怒了。之前我总觉得老天爷是不是搞错了，对我特别好。我总觉得恐惧，不知道拿什么还。这次还了，我觉得挺好，心里特别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