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二《容成氏》湯伐桀記載辨析 辨析

上博二《容成氏》湯伐桀記載辨析

上博二《容成氏》第三十九-四十簡言湯伐夏桀云:

“女(如)是而不可,然句(後)從而攻之,陞自戎述(遂),內(入)自北門,立於中。桀乃逃之鬲山是(氏),湯或(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攸(條)之述(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逃之南𦾈(巢)是(氏)。湯或(又)從而攻之,述(遂)逃,去之桑(蒼)吾(梧)之埜(野)。”[1]

這裡面記載湯伐夏桀的歷史故事,是說湯伐桀一共打了三仗:一是攻克了在戎遂的夏桀的都城,二是在鳴條之遂攻伐鬲山氏,三是攻伐南巢氏,桀最終逃去了蒼梧之野。這些記載相對于傳世典籍的記載比較詳細,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新的有關湯伐桀的資料,但又和傳世典籍的記載有很多不同。實際上關於湯伐夏桀的一段歷史,傳世典籍的記載就很紛異,關於湯伐桀各場戰役的先後次序各不相同。筆者認爲,《容成氏》記載的三場戰役是可信的,但是其先後次序卻有問題。本文即擬通過對傳世與出土文獻的對讀和書裡,對這個問題提出初步的看法,請方家指正。

先來看看一下相關的文獻資料,主要是先秦和兩漢文獻,茲擇其中比較重要或詳細者錄于下:

1、《左傳·昭公四年》:“商湯有景亳之命。”

2、清華簡《尹至》:“湯往征弗附,執度執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夏播民,内(入)於水。”

3、《孟子·梁惠王下》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4、《古本竹書紀年》:“湯有七名而九征。”

5、《詩·商頌·長發》:“韋顧即伐,昆吾夏桀”

6、《墨子·非攻下》:“天乃命湯于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夏],屬諸侯于薄。”

7、又《明鬼下》:“湯以車九兩,鳥陳雁行。湯乘大贊,犯遂(逐)下(夏)眾,入之𧎸遂,王乎禽推哆、大戲。”

8、《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歸藏》:“昔者桀筮伐唐(湯),而枚占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毋庸作事,恐傷其父。’”

9、《呂氏春秋•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

10、《呂氏春秋·慎大》:“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鬥,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

11、《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引《尸子》曰:“桀爲璿室瑤台,象廊玉床,權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以革車三百乘,伐于南巢,收(放)之夏宮,天下甯定,百姓和輯。”

12、《逸周書·殷祝解》:“湯將放桀,[居]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十)里,止于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

13、《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尚書大傳》曰:“湯放桀也,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十)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複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14、《尚書序·湯誓》:“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15、《淮南子•本經訓》:“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

16、《淮南子•修務訓》:“(湯)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17、《史記·殷本紀》:“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18、《說苑·權謀》:“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19、《列女傳·夏桀末喜》:“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于南巢之山。”

如果把這些資料梳理一遍就會發現,這些典籍對湯伐夏桀的記載,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容成氏》所說的三戰,裡面涉及到很多地名,筆者有《上博二〈容成氏〉戎遂、鬲山氏、鳴條考》和《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關問題考論》二文專門作了考證,[2]茲將結果重述如下:

戎遂、有娀之虛、西邑、西邑夏:即有仍,周代的任國,在今山東濟寧。夏末夏桀從斟尋徙都於此,稱“西邑”或“西邑夏”。

鬲山氏、歷山、鳴條之遂(鳴條)、郕:在今山東鄄城。

南巢氏:“巢”或作“焦”,亦即三朡,在今山東嘉祥縣的焦城。先秦及西漢早期文獻中無桀最終逃至南巢之說,此說乃出自西漢末的劉向《說苑》、《列女傳》,實出於對古書的誤解。

另外,《書序》、《史記·殷本紀》記載的湯滅夏歸亳時經過的大坰、泰卷乃“大溝”之訛誤,即吳王夫差開掘的深溝,亦稱菏水,在陶(定陶)合濟水入菏澤。

通過對上引文獻的梳理,此三戰是:

1、戎遂、有娀之虛、西邑、西邑夏,這是一戰。下稱“克夏之戰”。

2、鬲山氏、歷山、鳴條之遂(鳴條)、郕,這是一戰。下稱“鳴條之戰”。

3、攻南巢氏、入巢(焦)門、伐三朡,這是一戰。下稱“南巢之戰”。

對於這三戰的先後順序,縱觀上引諸條文獻,主要是有三種順序:

1、克夏之戰、鳴條之戰、南巢之戰,這以《容成氏》、《書序》、《史記》爲代表(《史記》本自《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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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鳴條之戰、南巢之戰、克夏之戰,這以《呂氏春秋·簡選》爲代表,《尸子》也以伐南巢居“放之夏宮”之前。

3、《淮南子·修務訓》的順序是鳴條之戰,南巢之戰,歷山之戰。但這裡將鳴條與歷山分爲兩地,明顯有誤,故此說已不可從。

同一場戰爭中的三場戰役,先秦兩漢典籍有三種不同的排序,這只能說明至少從戰國時代開始,人們對夏商之際的歷史已經比較模糊,知道一些史實,卻不能知其詳,所以只能根據自己的認識和理解來講述,就會出現這種分歧,這都屬於正常之事。上面已經說了第三種有訛誤不可據,剩下前兩種,那麼,這兩種排序哪種更符合實情呢?這個需要進一步分析。

這裡還涉及到其他一些地名亦即相關問題,也需要說明。

首先是景亳,第1條《左傳》把“商湯有景亳之命”與“周武有孟津之誓”並舉,顯然所謂的“景亳之命”是說商湯在景亳告受天命伐夏。這裡面說到的“景亳”,《史記·殷本紀》說:“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集解》:“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正義》:“按:亳,偃師城也。商丘,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湯開始是居住在商丘的,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後來遷徙到亳,所從的“先王居”就是帝嚳的舊都亳,《御覽》卷八〇引《帝王世紀》言帝嚳“都亳”是也。但這個亳的說法很多,有北亳(今山東曹縣南)、西亳(今河南偃師)、南亳(穀熟,今河南虞城縣南)等說法,漢代普遍相信是偃師西亳,《漢書·地理志八》說:“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藝文類聚》卷十二引《尚書中候》說商湯“東觀乎雒”,顯然也是認爲成湯所居的亳在偃師,因爲洛水正在偃師之東;晉代皇甫謐不同意此說,他在《帝王世紀》中認爲是在南亳穀熟;王國維在《說亳》一文中通過辨析後認爲即北亳,在今山東曹縣南二十里處,原屬蒙地,其地有景山,故又稱“景亳”、“蒙亳”,距商丘很近,云:“然則亳於湯之世,居國之北境,故湯自商邱徙此,以疆理北方,逮北伐韋、顧,遂及昆吾,於是商境始北抵河,王業之成,基於此矣。”[3]王國維的看法應該是正確的,此處後稱“亳城”,《嘉靖山東通志》卷二十二《古蹟·兗州府》云:“亳城,在曹縣南二十里,相傳爲湯所都”,即其地。

商湯在景亳告命誓師開始實施他伐夏奪天下的計劃,征伐四方,《孟子》說是“十一征”,《竹書紀年》說是“九征”,都言其多而非實指,清華簡《尹至》也說:“湯往征弗附,執度執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也是說先征伐了一些不歸附的方國之後才伐的夏,這與其它先秦兩漢典籍的記載是吻合的。征伐的方國有葛(今河南省宁陵)、韋(今河南滑縣)、顧(今河南范縣)、昆吾(今河南濮陽)等,都在豫東,與魯西接壤之地。據《詩·長發》,昆吾是伐桀前征伐的最後一個方國,故《史記·殷本紀》亦言:“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即伐昆吾之後接著就是伐桀滅夏。

如果看看這三戰的地望就可以知道,“鳴條之戰”的地點距離昆吾(濮陽)最近,而且正位於昆吾和西邑夏(有仍,濟寧)之間而更靠近昆吾的一方,距離西邑夏有200多里,比較遠;距離昆吾100余里,相對較近。這是怎麼回事呢?

根據上引第18條《說苑·權謀》的記載,在湯實施滅夏計劃期間,夏桀曾經兩次起九夷之師征伐湯,第一次獲勝,第二次失敗。根據第8條引文《歸藏》的記載,桀伐唐(湯)占卜,得到的結果是“不吉”,爻辭中說明原因是“彼爲狸,我爲鼠”,說明這次伐湯應該第二次,這時湯已經基本完成了他“征弗附”的工作,勢力已經很強大,二者相比,湯猶狸,桀猶鼠,是說夏桀的力量已經無法戰勝商湯,故不宜伐湯,因而占卜者熒惑認爲“不利出征,惟利安處”。

桀這次征伐湯,很可能就是引發鳴條之戰的原因。蓋夏桀既知昆吾被湯所滅,故出師伐湯,目的是救昆吾;而湯聞桀來伐,亦出師迎敵,雙方在鳴條遭遇而決戰。根據《左傳•昭公十八年》載萇弘之言,昆吾被滅之日是乙卯,[4]《呂氏春秋·簡選》則謂這場戰役是發生在戊子日,正在昆吾被滅的乙卯日後33天,桀從獲得消息到征集軍隊、籌備軍需、出兵行軍到鳴條,大約也就需要這么長時間,這從時間上看是合理的。結果夏桀戰敗了,逃入鬲山氏之國,湯從而攻之,攻破了城池的高神之門,鬲山氏可能因此滅亡。《尸子》說“桀放於歷山”,《荀子•解蔽》說“桀死於亭(鬲)山”,雖不符合其它文獻記載,可也證明《容成氏》言湯和桀曾經在鬲山打過仗是可信的記載。

鳴條之戰是發生在湯攻克西邑夏之前的,也應當是湯與桀交鋒的第一仗,相當於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湯誓》之篇應該是作於該戰前,如《牧誓》之於牧野之戰,是決定性的一戰。在這裡湯消滅了桀的有生力量,桀再無力反擊,一潰千里,直到被湯追殺至亡國。《墨子·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非命下》引作“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增,用爽(喪)厥師”,所謂“龔喪厥師”、“用爽(喪)厥師”當即指“鳴條之戰”;故這個當以《呂氏春秋·簡選》記載的順序比較接近事實,而《容成氏》的記載可能是前後倒置。

這裡要特別舉出的是上引第7條《墨子·明鬼下》的一條文字:

“湯以車九兩,鳥陳雁行。湯乘大贊,犯遂(逐)下(夏)眾,入之𧎸遂,王乎禽推哆、大戲。”

這條文字應該根據比較早的《書》篇而言的,《明鬼下》又說到武王伐紂的時候說“王乎禽費中、惡來”,都用到了“乎禽”這個詞語,“乎+動詞”這種用法,在殷墟卜辭中常見,如“乎禽”(合27942)、“乎取”(合1381)、“乎比”(合4923)、“乎田”(合16560)、“乎伐”(合6168)等等,這種用法西周時期還見使用,如《南宮中鼎》:“中乎歸(饋)生鳳于王”(《集成》5.2751)、《遹簋》:“乎漁于大池”(《集成》8.4207),這種用法在春秋戰國時代的文獻中幾乎看不到了,《墨子》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其中出現“乎禽”是因爲他很可能是根據西周時期流傳下來的古文獻爲說的,所以這條的資料可能最爲古老可信。

可《墨子》的這條文獻中有兩句前人解釋得不對,很影響對它的記載的認識,一句就是“湯乘大贊”,畢沅云:

“(贊)疑‘輦’字。”

俞樾云:

“畢非也。湯乘大贊,即《書序》所謂‘升自陑’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簡選》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間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即升也、登也。”[5]

畢沅以“贊”爲“輦”固然不對,而俞樾之說也未必然,其說甚辯,但是“大贊”又作何解?是陑還是鳴條?其不通自明。現在大量的出土文獻表明,戰國時期的典籍的“勝”很多是寫作“”,[6]從力乘聲,《墨子》這裡的“乘”當即“勝”的假借字;《說文》:“贊,見也。从貝从兟。”徐鉉注:“兟,音詵,進也。執贄而進,有司贊相之。”《漢書·東方朔傳》:“朔自贊曰”,顏注:“贊,進也。”“贊”當訓“進”,或徑讀爲“進”,二字同精紐雙聲、元真旁轉疊韻,音近可通,亦即《呂氏春秋·簡選》“出於國西以進”之“進”。“湯以車九兩,鳥陳雁行”,謂戰于鳴條也;“湯勝大進,犯逐夏眾”謂湯獲勝後大舉進攻,追擊夏桀的軍隊。

“𧎸遂”孫詒讓以爲當讀爲“郊遂”,非是,“𧎸”當是“螎”字,據《正字通》即“融”之或體,望山楚簡“融”寫作“”(1.121),隸定作“”,《墨子》的字形蓋即此形之省寫或形誤。“融”、“戎”古音喻日旁紐雙聲、同冬部疊韻,音近可通,“融遂”即《容成氏》之“戎遂”也,“入之融(戎)遂”謂攻克了夏邑,那麼,此亦足證較早的文獻記載是“鳴條之戰”在“陞自戎述(遂),內(入)自北門”之前,《容成氏》、《書序》、《史記》的記載有誤。

桀戰敗後必定是向東面的西邑夏逃竄,那麼從地望上看,他首先要經過在西邑夏西部的有巢氏之國(嘉祥縣焦城),因此“南巢之戰”當是在“鳴條之戰”後的第二戰。所以,《尸子》說“伐于南巢,收(放)之夏宮”、《淮南子·本經訓》說“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都把伐南巢放在放桀之前,《容成氏》也說是伐南巢之後桀才逃到蒼梧之野,這個順序都是對的。先秦時期并無桀最終逃到南巢之說。這一點,筆者在《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關問題考論》一文中做了辨析,茲不贅述。

關於湯攻克西邑夏的過程,除了上引《墨子·非攻下》的記載外,最爲重要的就是上引《呂氏春秋·慎大》的那段記載。

首先是末嬉說的夏桀的夢,說東西兩日相鬥,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告訴湯後湯就出兵了,顯然這個夢對商是有利的,西方日是指商,東方日是指夏,也就是說商西夏東。這個在清華簡《尹至》里也有明確記載,裡面說夏桀生病,在西在東章聞於天,伊尹轉述夏民眾的話時把夏桀生病稱爲“東恙”,明白就是指在商東的夏桀,[7]商湯伐夏是從西向東,與清華簡《尹至》的“自西翦西邑”的說法吻合。

比較重要的一句是“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目前通行的斷句是“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因爲大家都相信夏是在商的西邊,所以才會這樣斷句;但是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當時商的位置顯然是在夏的西邊,商湯攻夏是從西向東的,所以《尹至》說“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這和《墨子·非攻下》“天命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的記載是一致的,因爲商從夏西進攻則要攻其西城,故其內應在西北城隅舉火爲信,引導商師進攻,根據《容成氏》的記載是最終攻克了西邑夏北門。那麼可以知道《慎大》的這句不必斷開,裡面的“國”就是指西邑夏,這句的意思就是命令商師從商的東方出發到夏國的西邊然後進攻。否則若按照夏在商西的舊說,湯從本國的東方出兵,然後掉頭向西,到西邑夏西邊再轉回來“自西翦西邑”,繞了個大S形,這種出兵的方式,即使是怎麼迂曲複雜地解釋,也是不能讓人相信的。

另一個證據是《史記·殷本紀》所載:

“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

這是《湯誥》中記載說在三月,湯滅夏回亳,“自至於東郊”,在這裡作誥以訓誡諸侯——很明白是湯伐夏是從東方西歸,故至於亳之東郊,所以說夏必定是在亳東。

《尹至》說“夏播民,內(入)於水”,《墨子·三辨》言“湯放桀於大水”,《呂氏春秋·簡選》說“逐之至大沙”,“水”、“大水”、“大沙”應即古書所說的流沙,《山海經·海內西經》云:

“流沙出鐘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流沙是一條河流,何幼琦先生指出就是泗水,昆侖之虛就是泰山,[8]應該是正確的。至今魯西南一帶仍把河流稱爲“沙河”,如大沙河、東沙河、西沙河、南沙河、北沙河等等,稱泗水爲“流沙”亦此意也。《尹至》、《三辯》、《慎大》所言爲一事,都是說桀在西邑夏被攻破後沿泗水南逃。我們看看清華簡《尹至》的說法,只說“夏播民內(入)於水”,《墨子》和《慎大》也都只說到“大水”、“大沙”就完,沒說逃往南巢,均可證先秦確無夏桀最終逃到南巢之說。

但是,《慎大》的這段記載是非常粗略的,尤其是說“未接刃而桀走”,沒提到任何戰事,這不符合事实。

《容成氏》說桀最終逃到蒼梧之野,可能是關於夏桀結果的唯一正確的記載,這在傳世典籍中是從沒見到的。

漢代以後所說的蒼梧之野在零陵,即今湖南省南部永州市寧遠縣境,是因爲戰國時期楚國在此地置蒼梧郡。但是濟寧到永州長達2200余里,即使是在交通發達的今天,也不是容易走到的路程,上古時期的夏桀從泗水南逃,山川險阻,無論如何不能也不需要跑這麼遙遠。實際上,今蘇魯交界處的沿海一帶也有蒼梧山、蒼梧之野,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五《禮記》云:

舜葬蒼梧之野,薛氏(季宣)曰:“《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

薛季宣的根據是《呂氏春秋·安死》說“舜葬於紀市”,而其它典籍多說舜葬於蒼梧,所以他認爲蒼梧之野應該是在靠近莒國的紀城附近的蒼梧山一帶。王應麟應該是讚成辥說,所以寫進書里。《呂氏春秋》的根據,應該是《墨子•節葬下》所說“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的說法,《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御覽》卷五五五均引作“南紀”,《呂氏春秋》作“紀市”,“己”、“紀”古字通用。

首先是《墨子》里說“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出於墨家的編造,根本就不可靠,這個基本可以忽略;其次是說堯、舜、禹的葬所卻多有所本,比如說堯葬於“蛩山”,這是本自《山海經·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寧按:“帝舜”乃後人摻入之注文或校文,下引《海外南經》之文可證),郭璞注:“即狄山也。”《海外南經》說:“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一曰湯山。”《海外南經》的“狄”當作“獄”,“獄山”即《大荒南經》的“岳(嶽)山”,《海外南經》說“一曰湯山”的“湯”當作“惕”,是因爲“獄”既訛作“狄”,別本或又音假爲“惕”。“獄”、“岳”與“蛩”古音是疑群旁紐雙聲、屋東對轉,音近可通,所以《墨子》的“蛩山”也就是《山海經》的“岳(嶽、獄)山”,是有根據的。

那麼,帝舜所葬的“南己之市”是哪裡?《山海經·海內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漢人舊注:“在長沙零陵界中”(此注原混入正文);《史記·五帝本紀》則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是漢代人都認爲蒼梧之野、九嶷山是在長沙零陵。而把《墨子》和這些記載對讀可知,其中說的“南己之市”就是蒼梧之野,這是《節葬下》的作者用當時大家所熟知的地名來代替古傳中的地名,是爲了讓當時人明白其確切的地點,他認爲蒼梧之野就在當時的南己(紀),就象古書多言湯與桀戰于鳴條,或言攻之歷山,而《呂氏春秋·簡選》里卻說“戰于郕”,也是用戰國時人們所熟知的地名來代替古傳中的地名,因爲作者認爲鳴條、歷山就在當時的郕地。皇甫謐《帝王世紀》云:

“(舜)南征,崩於鳴條,年百歲,殯以瓦棺,葬蒼梧九嶷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下,有群象爲之耕。”

這是他爲了綜合各家說法,把所有的這些地名都拉到一起了,實際上并不可靠。

《墨子》“南己”之“己”應即紀國,紀國本來就是寫作“己”,比如在壽光發現的紀侯鐘等紀國青銅器都是寫作“己”,是古傳舜是葬在紀或南己(紀),實與古紀國有關。可長沙零陵界古無南己或南紀之地,也無紀國之說。古紀國之故城有二,一在浙江贛榆東北,一在山東壽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云:

“紀,周國名,姜姓,侯爵,春秋時滅於齊。在今山東壽光縣南。《左傳•隱公元年》:‘紀人伐夷’,應劭曰:‘古紀國,今壽光縣紀亭是。’《齊乘》:‘紀城,在壽光南三十里,即劇城也。’《山東通志》:‘紀本在東海贛榆,後遷劇,亦稱紀城。’”[9]

在贛榆東北的紀國故城也稱“紀鄣”,《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又云:

“紀鄣城,在江蘇贛榆縣東北。《左傳•昭公十九年》:‘齊伐莒,莒子奔紀鄣’,杜注:‘贛榆縣東北有紀城,即紀鄣也。’”[10]

紀鄣本紀國的鄣邑,確切地點是在今山東日照嵐山區安東衛鎮與江蘇連雲港市贛榆縣柘汪鎮之間,《續山東考古錄》卷二十一云在“今安東故衛城”,即在今安東衛,傳紀國曾都此,《通志·都邑略·周諸侯都》云:

“紀,都紀,遷于劇。”

注云:

“紀本在東海故贛榆縣紀城是,劇在青邱臨朐縣東、壽光縣西,亦名紀,音訛爲劇。”

相對於壽光的紀城而言,紀鄣在南,故又被稱爲“南紀”,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其地正在唐宋時期的海州,而且這裡古的確有蒼梧山,《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云:

“蒼梧山,在江蘇灌雲縣東北,即雲臺山,《九域志》、《寰宇記》皆作蒼梧山,蘇軾有《蒼梧山詩》。《雲臺新志》謂明神宗時,在雲臺山築三元宮,因借四川之雲臺山來表彰蒼梧山之靈異,乃改蒼梧爲雲臺。”[11]

所以薛季宣認爲古傳中舜葬的蒼梧之野是在這裡,顯然並非無據。清人翁元圻不同意此說,以薛說爲“非”,[12]但從地望上來看,顯然薛季宣的看法是最爲合理的。今本《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說:

“鳴條有蒼梧之山,帝(舜)崩,遂葬焉。今海州。”

王國維《疏證》指出此“今海州”之說是本自《困學紀聞》所引薛說,當是對的。大概是今本《紀年》的作者也覺得《孟子》說帝舜是東夷人,而零陵(湖南寧遠)的蒼梧之野距東夷之地實在太過遙遠,說舜葬在這裡不太合理,故採用了海州說。

何幼琦先生通過對《山海經》之《海經》部分的考察,也認爲古傳的蒼梧之野應當在海州附近,云:

“蒼梧。《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當在沂水之東,可能在沭水附近。《困學紀聞》引薛氏曰:‘舜葬海州蒼梧山,近莒之紀城。’可以互證。”[13]

今天的雲臺山古即名蒼梧山,蒼梧之野當即其附近的地方,上面說的南紀也就在這一帶,那麼說古傳中的蒼梧之野在這裡應該不成問題。再看看《山海經·海內東經》後所附的《水經》說:

“泗水出魯東北而南,西南過湖陵西,而東南注海,入淮陰北。”

是古代泗水并不注淮,而是在淮陰的北部直接入海,說明當時的黃海海岸線比今天要靠西,淮陰一帶當時還瀕海,而雲臺山還是在海中,蒼梧之野當是在今江蘇淮陰、東海到山東的莒南一帶地方,上古時代均屬於瀕海之地,也是東夷之地,那麼桀沿泗水順流而下南逃,最終到達這裡顯然是順理成章。此地距濟寧400多里,在上古時期已經夠遙遠了。《尚書大傳·湯誓》中說:

“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明白地是說不是到南巢而是跑到“海外”去了。古人說的“海外”與今義不同,又稱“海表”,《書·立政》:“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應當是指瀕海的荒遠之地,故《山海經》有《海外四經》,說的是瀕臨四海的邊遠之地;“海內”則是指海外以內的中央之地,海州的蒼梧之野正屬於古代的“海外”或“海表”之地。《列女傳》說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應該也是本此爲說,但是它又說桀是“死於南巢之山”就錯了。

由此可知,上博簡《容成氏》及其它先秦兩漢典籍所記的三場戰爭的先後次序大多是混亂無序的,而且各家說法不一,就是因爲關於夏末的歷史資料到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存留較少,有些還屬口傳,人們已經不能完全弄明白,知道其事之大略而不能知其詳,將口傳記錄成文字也不免人言人殊,如清華簡《尹至》、《尹誥》顯然就是後人根據古傳的追述,都是比較簡略的短篇,除了一些人物的言論之外,甚少詳述史實,《赤鳩之集湯之屋》則類似神話傳說;再加上記述的角度不同、詳略不同,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屬辭,故而歧異紛紜,先後不一,甚至矛盾牴牾。

《容成氏》所記載的三戰較爲詳細,但次序混亂了,應該是先在鳴條之遂的鬲山氏與桀決戰,之後是攻南巢氏,最後才是升自戎遂、入自西邑夏的北門,佔據了夏都,桀此時才南逃去海濱的蒼梧之野。因此《呂氏春秋·簡選》所言“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的順序,是最接近事實的記載。

那麼我們大致可以知道湯滅夏取天下的大致過程:即位居商丘(河南商丘),之後北遷于景亳(山東曹縣南),再次開始征伐葛(河南寧陵)、韋(河南滑縣)、顧(河南范縣)、昆吾(河南濮陽)。夏桀聽說昆吾被滅,故出兵伐湯,湯亦興師迎敵,雙方會于鬲山氏國附近的鳴條之野(山東鄄城,即周之郕),於此決戰,夏桀敗績,喪其師,逃入鬲山氏,被湯攻破高神之門而逐之;桀東逃至南巢氏(山東嘉祥縣焦城村),又被湯攻克,桀復東逃回國都西邑夏(有仍,山東濟寧),湯從而攻之,佔領了西邑夏,桀乃出逃,沿泗水南逃至海濱的蒼梧之野。湯滅夏後,經過大溝(山東定陶)西歸亳,朝會諸侯,即天子位。

其中滅夏之戰的主要路線是先由昆吾至鬲山氏(鳴條、郕),又至南巢氏,最後至西邑夏,即是由西向東一路推進,與清華簡《尹至》所言“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之說若合符節。

戰國時代諸子對湯伐夏桀的已經多不明了,只是根據其大概故事內容憑己意屬辭,故多歧異,難於深究,正如余嘉錫所言:

“是故諸子之書,百家之說,因文見意,隨物賦形,或引古以證其言,或設喻以宣其奧。譬如童子成謠,詩人詠物,興之所至,稱心而談。若必爲之訓詁,務爲穿鑿,不惟事等刻舟,亦且味同嚼蠟矣。夫引古不必皆虛,而設喻自難近實,彼原假此爲波瀾,何須加之以考據。”[14]

可謂中肯之言。所以我們要知道湯伐夏桀史實的真相,也只能通過文獻對比和地名考證來循其脈絡,不能執於一書之載、拘於一家之說,《容成氏》雖爲出土文獻,然其記載也未必就十分可靠。

《容成氏》“立於中”一句,末一字筆者曩釋“余”,讀爲“除”,“中除”是指夏桀宮中的台階。[15]現在看來可能有問題。《逸周書·殷祝解》云:

“湯將放桀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十)里,止于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

陳逢衡云:

“《廣博物志》卷十引作‘成湯將放桀自處於中野’,又以《逸周書》訛爲《竹書紀年》。”

孫詒讓云:

“《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引《尚書大傳》作‘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此于‘中野’上當脫‘居’字,下云‘士民聞湯在野’,又云‘不齊士民往奔湯于中野’,明‘中野’是湯所居,若如今本則似桀被放居中野,與下文不相貫矣。”[16]

是首句當作“湯將放桀,居中野”或“湯將放桀,居於中野”,《殷祝解》所記述的內容,是商湯已經克夏邑之後、夏桀逃跑的事情。則《容成氏》所謂“中余”(該字寫法奇異,疑是從木余省聲,或當釋“梌”)者,很可能就是《殷祝解》里所說的“中野”,由讀音而言,“余”、“野”古音同余紐魚部,音同可通。“陞自戎述(遂),內(入)自北門,立於中余(野)”是說湯攻克了西邑夏之後居于中野,與《殷祝解》、《尚書大傳》所言一致。

附:商湯滅夏相關地點示意簡圖



[1]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80-281頁。

[2]王寧:《上博二〈容成氏〉戎遂、鬲山氏、鳴條考》,簡帛網2015-02-27.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62;王寧:《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關問題考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3/1。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455

[3]王國維:《說亳》,《觀堂集林》第二冊,中華書局1959年。518-522頁。

[4]參《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關問題考論》一文後注3。

[5]并見孫詒讓:《墨子閒詁》,中華書局,2001年。244頁引。

[6]參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612頁“與勝”條。

[7]說詳王寧:清華簡《〈尹至〉〈赤鳩之集湯之屋〉對讀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3/11/28.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183

[8]何幼琦:《〈海經〉新探》,《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

[9]臧勵龢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31年。656頁。

[10]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656頁。

[11]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1127頁。

[12]欒保群、田松青、呂宗力點校:《全校本困學紀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71頁引。

[13]何幼琦:《〈海經〉新探》。

[14]余嘉錫:《古書多造作故事》,見《余嘉錫說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26頁。

[15]王寧:《上博二〈容成氏〉釋字二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14/9/2。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322

[16]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陳、孫說并見1111頁引。

原發佈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3/11.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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