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月初一晚上，照例给几位八十多岁的师长打电话拜年。欲拨打南通丁弘老的宅电时，心里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一年多没和老人联系了，也没再收到他自撰、自编、自印、自发的“四自”思想刊物《交流文稿》。老人今年应该是八十七高龄了，虽说每次见到他总是精神矍铄，但毕竟是耄耋之龄的患病之躯（多年前两次做过结肠癌手术）。但愿老人无恙！
电话接通，不是丁弘老的爽朗的“哪一位啊？”，而是其夫人孙隽阿姨的低沉的声音。当下心里一沉。通常，阿姨是不接电话的，因为她说不好普通话。
向阿姨拜年后，那边却迟迟没有喊丁弘老来通话的声音。我知不妙，便嗫嚅道：“丁弘老，他……还好吧？”
那边终于传来了哭声：“你的老朋友，他走了……年前，1月17号。他遗嘱说，不开追悼会，不通知朋友，所以，也就没告诉你们……”
哦，走了，丁弘老，世间再也没有了你从南通发出的激浊扬清的声音了。
知道“丁弘”这个名字，是因为陈独秀。
1998年岁首，我在酷寒的京城胡同里，费尽周折地找到陈独秀在北京的旧居，即故宫东墙外的箭杆胡同九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房东孙志诚老人正是陈独秀租房时的房主的后人。后来，我写成《寻找新青年——对陈独秀遗宅的探访》一文，将其列为拙著《百年独语》的头一篇。1999年4月份出书后，为表达对孙志诚老人的感谢，我曾持书复访箭杆胡同。当年8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邀我做一期访谈嘉宾。拍我的外景时，我特意带摄制人员造访过箭杆胡同。后来我听说：这是中央媒体首次报道陈独秀故居。
因为央视的影响，没有任何标志的破败不堪的陈氏旧居成了有心人的寻访之地，这其中，就有写《陈独秀传》的中国社科院的史学家唐宝林先生。
唐先生乃民间学术团体“陈独秀研究会”的会长，正不定期地主办着一份相关的小册子（后此刊物被迫停刊，陈研会也被迫取消）。他从孙志诚老人那儿借过拙著，将此文收录于新一期刊物中，并写给我一封致歉信（我曾留给孙志诚老人一张名片）。
正是在这一期陈独秀研究的期刊里，我读到了转载自2000年9月号的《同舟共进》上的一篇署名“丁弘”的文章：《瞻仰那一座老屋——探访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丁文里有一节，提到了我对陈独秀北京故居的寻访：
北京箭杆胡同那没有任何标志的、古老的、破旧不堪的民居，再一次唤起人们的注意。孙老先生和当地居民说：“不断有人来访问，还有许多外国的学者、专家。一个年轻人跑来好几趟。最近送来一本他写的书。”孙老向我出示。题为《百年独语——重说百年史》，作者李洁，文联出版社出版。
其实，我最初探访箭杆胡同时，已经年过四十，但在孙志诚和丁弘二位长者眼里，还算是“年轻人”。
与唐宝林先生结识后，听他说，丁弘是南通的一位大学退休教授，也是一位坚定地为陈独秀先生鸣不平的“两头真”。所谓“两头真”，即暮年时又像年轻时一样开始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体制内的老知识分子。我一向敬重这样的长者。由是，我记住了北京之外的这位丁弘。只是，因为南通稍离通衢，故此后数年，我一直无缘识荆。
2009年岁首，我与王沛东大兄驾车南下，无目的漫游。我把第一站定在了南通，因为那里有一个我想了解 的近代巨子张謇，还有一位我想结识的思想同道丁弘。途中，我从杭州好友傅国涌那儿要来了丁弘的宅电。傅国涌刚更新的博客我看过，他前些日子去过趟南通，见过丁弘。如此这般，当天下午，我便把车直接开到了南通市文峰塔附近的丁老的住宅院儿里。
最初的相见，足堪以“快慰平生”来形容。虽说屋子里比外头还冷（山东以南的省份冬天没有集中供热），主人和主妇像外出一样穿戴着全套的冬装（毛线帽、围巾、羽绒衣）在等候，但我这不速之客的造访，着实让好客的丁弘老开心！他备好香茶，并让保姆烧了一桌子菜，期待与我漫聊。他很高兴也很浪漫地说：“很欢迎你来我家作客！我们是在仲甫先生的旗帜下相逢的！”仲甫是陈独秀的号，丁弘老以号称人，正是继承了共和国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习俗。
墙上的鲁迅画像、我们共同认识的李锐老抄给他当年写给田家英的诗、范曾题给他的“太史斋简”堂号，等等，都我们的话题。当然，少不了彼此交代履历与兴致。但说得最多的，还是陈独秀先生。
丁弘老说，他研究陈独秀，是离休以后的事。“越研究越觉这位仲甫先生伟大！”由陈独秀的冤案说到陈在各地的旧居，由中共党史的真伪说到国际共运的兴衰，由鼓吹暴力革命的马列主义说到修正后的马恩主义——他说：他是坚定的马恩主义者！
一席吃完喝完谈完，已经日近黄昏。
他毫无倦意，执意陪我们去看张謇的故宅和陵墓，当然都是近年重新修复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张謇墓地，沛东兄为我和老人在夕晖中合影留念。去年，拙著《文武北洋》要出重编版，发排前，编辑要我新近的头像。找来找去，我还是觉得与丁弘老合影的那张最合适，遂剪裁下来，用在了新版书的作者简介上。
在张謇墓前，我还单独为老人拍摄了一张夕照中的肖像。这张照片，似乎很中老人的意。此为后话也。
薄暮时送他回家，让我们和他夫人都意想不到的是，他不肯就此分手，说一定要随我们一起南下，路上继续漫聊！老人当真，边说边准备起行囊！那一年，他已年过八旬，又是病躯，我怎敢从命？于是，我坚拒了这位自告奋勇的老旅伴，孙隽阿姨更是苦苦相劝，甚至有些不愉快了。就这样，老人才与我惜别。
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老人“四自”季刊《交流文稿》的读者。因关注国内思想界的动向，所以，我能掂出这份小本本的份量。老人还送我两本他的书：《流年回眸》是自传体散文，《历史履痕》是他的文选。读罢老人的书，才知其不凡。
丁弘本名丁德生（德字辈），本非南通人，其祖籍安徽萧县，乃当地的大户。他生于江苏镇江市的宏仁医院，故乳名“镇生”。其父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留学日本，回国后服务于教育界，国民政府占领江苏以后，曾任泰兴县县长，并与中共党人结为朋友。“四一二”政变时，他私自给了当地农运领袖、中共党员沈某三百大洋之后，便挂冠而逃，让偌大的泰兴县一时没了县太爷。抗日军兴，他弃笔从戎，曾任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徐州行署的秘书长，台儿庄战役后，出任了国军苏鲁豫皖边区二路挺进军总参议。在参座任上，他奉上司王仲廉将军（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苏鲁豫皖边区二路挺进军总指挥）之命，在安徽太和创办了边区中学，任副校长（王将军亲任校长），后民国政府教育部为全国流亡中学排序，学校改名国立二十一中。丁弘从十一岁到十八岁，跟着家人或学校，辗转于河南、湖北、湖南、陕西数省，于战乱中读完小学和初中。在开封火车站，他曾从被军警拉上的列车窗帘的缝隙间目睹过蒋委员长的专列匆匆驶过。在洛阳，他眼见得日机俯冲轰炸而自己却万般侥幸地活了下来。冲过国军与敌寇交界的平汉铁路时，他身后有二十多位同学被日军枪杀，他们幸存者一路狂奔，才脱离了虎口。也是在洛阳，他听在被服厂上班的表兄说起：八路军的军装，包括“朱毛”的军装，都是他们厂做的。由此，他记住了朱德、毛泽东的名字。因病住院期间，同室病友们传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虽小，但也要来翻看过，对中共的向往更加迫切。在陕南的国立二十二中（山东流亡中学）读高中时，他跟着激进的高年级学生领袖们参加了学生运动，他因表现突出而被任命为学生自治会风纪部部长，即纠察队或执法队队长，把校长羁押不放的活儿，就是他负责执行的（他笑言：就像“文革”时的做为）。此案惊动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和驻军最高长官。教育部派来了督办，驻地的集团军司令李仙洲也参加了与他们的对话。结果，他和几名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最终被开除了学籍。回到南京后（其父母已在首都安家），靠一位有心眼也有技艺的同学用一块胰子（肥皂）刻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毕业证印章，他才有资质报考大学。不过，他说，因为闹了几年学潮，耽误了学业，他没法报考更好的大学，只好考取了南通学院农艺系。好在父亲也说：内战已起，京（南京）、沪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去南通也好。自此，他与自家素无关系的南通有了血缘，且一直在这座苏北的中等城市里生活了六十多年，直到过世。
总之，一个旧时代大家庭的长子，像民国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由反专制而成了反政府的深度愤青，由向往民主而成了向往中共的左翼学生。到南通后，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运，成为南通学院左翼学生组织“农之友”团的第二届团长。去上海劳动时，他参加了上海同济大学的学潮，被宪兵打过一警棍后又被两个警察架出现场。他见过上海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在军警的护卫下与学生代表谈判的场面。由于上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黑名单，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他跑回南京亲戚家隐藏，后又按组织安排撤离国统区。行前，他执意要去徐州接上在萧县自由恋爱的姑娘王桂芳（后改名王平）。组织破例同意，他便教着爱人唱着《山那边好地方》一起私奔到了苏北解放区。妻子成为新华社驻华野的战地记者，他则成了接管南通的入城干部，参与创办了南通报（即南通日报的前身，辖南通广播电台），成为党报编辑部负责人（原拟任副总编辑，因党籍问题未任命）。之后，他通过考试进入人民大学新闻系深造，带薪深造的日子过得当然十分舒适。他说，那会儿，他的工资是83块钱，在大学生里，这当然是很高的收入了。在北京，他和同学们参加过1956年的国庆节，在金水桥边上仰望城楼时，他也曾泪流满面地喊过“毛主席万岁！”。在校园里，他听过校长吴玉章和中央各部门领导人何长工、谭震林、周扬、冯雪峰等人的讲话。他印象最深的是毛的大秘书田家英来传达和阐述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想不到，第二年，风云突变，“引蛇出洞”的阳谋开始，人民大学首当其冲。在他的宿舍前的会堂里，他聆听了林希翎的长篇讲演后，深为林氏的才华和勇气所折服。在日后的所谓“大辩论”中，他贴过两张大字报，自以为公允地说：对林希翎等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违背了党中央整风的要求。结果林希翎被打成“极右”后，他也在责难逃，不得不一遍遍地做“深刻检查”。过关后，被从轻处罚——不戴右派帽子，取消党籍。1959年，从人大毕业后，已经结婚多年并且有了孩子的他，被安排去了青海，他和三个本校同学，以及北大新闻系的三位毕业生，成了《柴达木报》的创始者。所幸，后来他被同意回到南通，又成了报社的编辑部副主任（无主任，实为报社第三把手，其上仅有总编辑、总支书二人）。再之后，“四清”、“文革”，他受尽磨难。长期担任报社记者组组长的发妻王平被造反派生生害死，他则带了三个孩子被下放苏北农村，成了比本村16个“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境况稍好点的农民。所幸的是，务农期间，公社书记的妻子认定他是好人，为他介绍了如皋城里的一位女教师，即他的继夫人孙隽阿姨。“文革”结束后，他与前妻都被中共南通市委平反。因不愿回到报社面对从前的环境，他去了南通医学院任普通教师（后任教研室主任，破格晋升副教授）。他说，顶着压力到处宣讲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时光。在同事的非议乃至告状的压力下，这个政治课的老师，从小课堂讲到大课堂，从校内讲到校外，到处宣讲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数算下来，那时候，他在南通各学校做过三十多场这类宣讲。退休后，他相继去福州和深圳为客座教授。彻底离开工作岗位之后，他开始探求一生中的困惑，并不断以简捷而深刻的笔触写下自己的感悟，随后，又自撰、自编、自印、自发地办起了季刊《交流文稿》。这本非正式出版物很快就成了在思想界有影响的民间读物。
对我来说，有了丁弘，南通这座城市才让人喜欢。
偏偏有人害怕丁弘深究历史真相的理性声音。他忿然地告诉我：他的一本书，明明已经通过了出版社的层层编审，在印刷厂装订成册后，正要公开发行，厂里却接到上面的命令：全部就地销毁，损失自负。他不愿让企业为自己受累，遂将存折上的五万元汇给该印刷厂。
他很倔强，写过后来为很多人知道的那封致某部部长的公开信。他自我解嘲地笑道：知道写了也没用，但我还是要写。
真是较真的老报人，执着的“两头真”！
与丁弘老相识不久，2009年6月，他即作客青岛。除了我这个“年轻人”，他在青岛还有一个朋友，青岛文联的离休编审刘禹轩先生。刘老也是因写过陈独秀的纪念文章而与丁弘相识的。为欢迎苏北来的老友，刘老特意安排了一家淮扬菜馆。是日，除刘老与夫人高芒阿姨外，在银幕上首演陈独秀的青岛话剧团的邵宏来先生也赶来。刘老、高老和邵老，都是我所敬重并熟悉的五七年的蒙难者。
宴席开始后，丁弘老即秉酒起身致词。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都是在仲甫先生的旗帜下相识并相聚的……”说得真好！
第二天下午，丁老执意要来我家看看我的书房。我恭敬从命，如约接他过来。北窗观山而前窗揽海，老人时而看山，时而观海，兴致很高。自不待言，当天，我们又一次倾心交谈。
第二年伊始，我即收到丁弘老照例赐来的贺年卡。这一次，他将在我家阳台上和我的合影加印上了“虎年大吉”四个大红字寄了来，照片背面，是他龙飞凤舞的笔迹：“特制专用贺卡，丁弘、孙隽敬赠”，看得我心里一热。令我追悔莫及的是，因为懒，我竟没给老人回函鸣谢！
最后一次见到丁弘老，是在2010年春天。我再一次驾车南下，特意经过南通看望他。这一次，我把上一年给他在张謇陵园拍的夕晖中的照片放大装祯后带给了他。他精气神儿稍不如从前，但见到我后，还是非常高兴，又是家宴伺候。离别时，他拉我在我送他的那幅照片前合影留念。第二年春天，我收到他寄来的《生正逢时·丁弘留影》画册时，发现里面的系列肖像中，就有这张彩照（即本文题图）。
倏忽阴阳相隔！而今，丁弘老赐我的每本《交流文稿》和著作、相册都在，可他却去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方。
我想，长诀人世前，老人或许不会痛苦，因为，他的一生，虽然坎坷，但在晚年，终于悟到了真理，也赢得了许多有思想和良知的人们的敬重。况且，他去的那个地方，至少有他的发妻王平女士在，有他视为师长的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原人大副校长谢韬先生在，有若干和他志趣相投的“两头真”朋友在，当然，更有他愈老愈敬仰的陈仲甫先生在。他不会寂寥。
死者长已矣，晚生当努力！
2014年2月20日深夜于山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