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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政治概况 来源：主页>正文
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随周世宗作战有功，任殿前都检点，统领精粹的禁军。公元959年，周世宗死，七岁的幼子宗训（恭帝）即位，赵匡胤又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防守开封（京城）。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元旦，赵匡胤以镇（河北正定）、定（河北定县）二州名义，谎报军情，说是契丹勾结北汉大举南侵。宰相范质、王溥不辨虚实，立即派赵匡胤率军出征。初三早晨，赵匡胤率兵到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弟赵匡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和军中诸将把皇帝的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做皇帝。赵匡胤率领禁军返回守卫空虚的京师，殿前都指挥石守信等在宫中作内应，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位。由于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所以新立的王朝便建号“宋”。宋朝仍建都开封（东京，汴梁），习惯上称为北宋。以后迁都杭州，史称南宋。
北宋政权虽然建立，但当时在南方和北方，还存在着南唐、吴越、漳泉、南汉、湖南、荆南、后蜀、北汉等八、九个割据政权。就是在北宋统治区域内，也还有不少节度使，他们割据一方，既有土地，又有人民、甲兵和财赋。在北宋中央政权中，特别是在军队中，还有一批在后周时同赵匡胤地位相当的禁军将领，他们都手握重兵。赵匡胤是靠他们的支持才夺取后周政权的，但又害怕这些人也用同样手段把自己搞掉。宋太祖和他的继承者宋太宗以及他们的主要谋士赵普等人经常思虑这个问题。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的再起，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首先削减州郡（府、州、军、监）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都收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四司。除安抚使用武人外，其他也都由文臣担任。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三年一替”。此外，南方各州郡的城墙和护城河，绝大部分被毁填为平地，例如西川路共29个州郡，只留下益州（成都）、梓州（三台）、眉州（眉山）、遂州（遂宁）四座城隘。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被分散，任期短暂，武力削弱，就不能与朝廷对抗。
其次，分割宰相的权力。不但在宰相之下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职，而且还把在唐末五代设置过的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枢密使、三司使的权力是和宰相不相上下的。本来是“事无不统”的宰相，经过这番改革，只剩下有限的权力。这样，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操纵自如了。
其三，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去殿前都检点、副都检点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赵匡胤夺取了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的兵权后，三衙的将领则起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但就是对这些人，也是严加控制，处处防范，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以防止军队兵变和武人拥兵自立。
其四，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增加录取名额，放宽录取标准，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这批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国家的忠顺奴仆和统治人民的得力工具。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考试后，还必须通过殿试才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了。
其五，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重要地区。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的贵族势力采取了被动的守势。
北宋统治者采取了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拔扈、维护国家统一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例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而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不强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征集了百余万军队，但却无法阻挡辽、西夏的侵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庞大官僚机构。尽管北宋政府尽力搜括人民财物，仍难以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
至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员人数越来越多，而整个官僚机构却是一派萎糜不振的腐败景象。朝廷政令“信宿辄改，适行遽止”。宰相固守成规，“无所建白”。任何改革建议，都以“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为由，被打入冷宫。军队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到庆历年间，宋朝的禁军和厢军总数已达一百二十多万，相当于北宋初年的六倍。军政却越来越腐败，平时不加训练，终日饱食嬉戏，遇敌则一触即溃。维持这支痈肿不堪的雇佣兵的费用，每年要耗去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
巨额的冗官俸禄和赏赐，宠大的军费开支，统治者的大兴土木和其他挥霍，以及由于“澶渊之盟”给辽的岁币，北宋统治者都根据“量国用而取之民”的方针，大量增加赋税的名目和税额。加以连年灾荒，农民被迫在死亡线上挣扎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后，小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仍持续不断，到仁宗时期更加蓬勃开展。
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和士兵哗变，同样被镇压下去，但是阶级矛盾却日益激化。同时，宋王朝与西夏、辽的关系也很紧张，西夏统治者元昊正式称帝后，不断派兵向宋进攻，并且接连打败驻守陕西各路的宋兵。辽也乘机要挟，于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陈兵幽燕，进行威胁，要宋朝交出周世宗收复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南）以南十县之地。宋只好用不断赔款增币的办法换取辽放弃对这十县土地的要求。内忧外患的严重处境，使得宋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开始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当时士大夫的议论中，富弼的看法是最有代表性的，他在《乞选任转运守令以除盗贼疏》中指出：
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
他还认为“朝廷自守弊法，不肯更张”将会导致十分危险的后果。其他名臣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也都有相似的议论。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在当时变法浪潮的影响下，为了扭转宋朝政权衰败的局面，也“欲更天下弊事”。这年八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让他同富弼等人就当世急务提出书面建议。范仲淹奏称：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事。建议从这十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大部分建议，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九月到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诏令，宣布对官僚选拔和升迁的办法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有：“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鞠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奖励那些有“经国济民”之才的官员，淘汰那些“非才、贪浊、老懦”的官吏；对各级官僚子弟靠“恩荫”做官的特权，进一步限制。规定“自今臣僚毋得以奏荐恩泽及所授命，为亲属乞赐科名，及转官升陟入通判以上差遣。其亲属尝降官降差遣，亦毋得乞以恩泽牵复”。宋仁宗还接受富弼的建议，“选官置局”，把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典故、法令编纂成书，作为模范，参照执行，希图达到“颓纲稍振、敝法渐除”的目的。这就是所谓“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有利于改善宋朝的专制统治。但是，由于多少触犯了官僚权贵的一些既得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这些人制造了范仲淹等人结成“朋党”，阴谋废掉宋仁宗的谣言，进行恶意中伤。“新政”实行仅一年多，范仲淹和富弼就被迫离开朝廷。已经宣布的改革法令，也被相继取消了。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年青皇帝锐气十足，决心进行变法，想把“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扭转过来。他首先起用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允许他“越次入对”，即可以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按王安石的建议创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负责，实行变法。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神宗和王安石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君臣关系。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协助神宗实行变法。变法的内容大体分为三大类。第一，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是这次变法的最主要内容。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六个方面；第二，军政方面的改革，包括保甲法、军器监的设置、保马法、将兵法等四方面；第三，教育方面的改革，包括科举制度的改革和整顿学校两方面。
神宗依靠王安石等变法派，在熙宁年间推行这些措施，在统治集团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势力强大的保守派官僚认为“祖宗法制”不能变，坚决反对变法，使得新法的推行遇到重重阻力。王安石虽被迫罢相，但神宗继续坚持变法立场，直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病逝，前后进行了近二十年之久。
此外，神宗还对官僚制度进行改革。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八月，神宗正式发布诏令，要仿效“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的原则，“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把以前用以“寓俸禄”的“官”，一律改为相应的“阶”，按“阶”的高低领取薪俸。神宗在元丰年间对官制所进行的这些改革，在历史上被称为“元丰改制”。神宗改革官制的诏令说：“国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岂兹官政，尚愧前闻”（指不合“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的制度），改革官制后，“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万事，且使卿大夫莅官居职，知所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由此可见，宋神宗改革官制的目的，不仅意在进一步改革“祖宗”弊法，还在于循名责实，以便对职官进行考核，使官僚机器能适应变法的需要，以巩固变法成果。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其子哲宗继位时还不满十岁，由神宗之母高氏（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分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宣仁太后是宫廷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她利用自己执掌的朝廷大权，立即调回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保守派元老回都城，让他们“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提出施政建议。司马光当时虽然重病在身，但他仗着宣仁太后的支持，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把熙宁年间颁布的主要变法措施都废除了。废除熙宁新政是在哲宗元祐年间，因此后来称之为“元祐更化”。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死，其弟徽宗继位。为平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徽宗曾采取对元祐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企图兼用两派人物，以“消释朋党”，调和矛盾，因此把年号也改成“建中靖国”。这时曾布又以变法派自居，同韩忠彦争权夺利。徽宗鉴于两派冲突无法调和，保守派又不得人心，也转而打出了“上述父兄之志”的旗号，把年号改为“崇宁”，表示要继续推行熙宁新政，并罢去韩忠彦，起用投机新法的蔡京，曾布在与蔡京的争权中失败，不久即被赶出朝廷。从此，徽宗与蔡京一伙，组成一个极端腐败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的黑暗统治达二十余年之久。
宋徽宗和蔡京等一伙，标榜要“事事绍述熙丰（指熙宁、元丰）”，其实是以推行新政为大棒，打击异己，并从根本上篡改熙宁年间的新法。徽宗一伙利用道教作为统治工具，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同时立“道学”，设道官，置道阶。徽宗和蔡京一伙宠臣终日装神弄鬼，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个统治集团不但政治上极端腐败，生活上也腐朽不堪。徽宗平时好玩珍宝，“天下珍异悉归禁中”，供其享受。为了搜罗更多的珍宝，从崇宁元年起，在苏州、杭州等地设立“造作局”，搜括民间原材料，集中各种工匠数千人，专门制造各种名奇珍贵的工艺品。徽宗还大兴土木，广建宫殿园林，并公然发布诏旨，令群臣不得反对。这个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使阶级对立更加严重。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起，河东、河北、京东、江西、广东各路，都先后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宣和年间，农民革命斗争形成新高潮，爆发了东京的宋江起义及震撼东南的方腊起义。宋江、方腊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却严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腐败统治。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南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虏去徽、钦二帝，北宋亡。赵构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新王朝。由于军民的奋勇抗金，才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
金统治者一心想灭亡南宋，对宋一贯采取攻势。南宋统治者一向惧怕金兵，打击主战派，重用投降派，相继与金人签订了“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用屈辱投降来换取南宋王朝表面和平的局面。但是统治集团中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核心，高宗在位36年，参知政事前后更换了48人，平均不到一年更换一次。孝宗看到秦桧独相18年的弊病，决心引以为戒，在位27年，任命宰相15人，其中将近半数的人任期不满一年，最短的仅3个月。孝宗朝参知政事也多达34人，任期不足一年的有18人，最短的仅两个月。宰相不但任期短，而且职权也受到限制。所以这时期的宰相和参知政事只求无过，不思建树。除辅政大臣外，其他寺、监、丞、簿、郎、曹、卿等，也往往不到一年就换人。这样做，不利于政治上的稳定，也不利于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
但是，从宋宁宗到宋理宗时期，韩侂胄和史弥远两个权臣几乎掌握朝廷全部大权，前后达40年。宋代历来削弱相权、增强皇权的情况更是为之大变。在这40年里，蒙古军队前后三次向南发起全面进攻。公元1276年元兵入临安，延续150年的南宋王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朝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制度。所谓中央集权，是指把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专制主义则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君主主宰一切。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制就已经确立起来，但专制主义还未至登峰造极的程度。宰相权力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汉代的宰相，权力相当大，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到了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就越来越小了，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皇帝手里。可以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从宋代逐步发展的。
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开始，就对中央官制作了调整。其特点是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的。这样，有些官只是空名，所谓“官”，其概念只是拿俸禄而已。这类官有两种情况，第一，在宋太祖、太宗统一五代十国的过程中，留用了大批各国旧官员，使他们保持官位，领取俸禄，但不使掌握实权（只对其中认为可靠者安排一些实际职务）；第二，对于宗室、外戚、勋旧，也仅授予高官，优加俸禄，而不给实职。至真宗时，便把这些措施加以制度化。按照这个制度，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还加有“职”的头衔。“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在成为官阶的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为正官或本宫，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其中有文资、武阶的区别。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也有一些差遣并不带上这些字样，如县令、安抚使等。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依阶领取俸禄，而差遣则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官员的才能，进行调动和升降。所以真正决定其实权的不是官阶，而是差遣。至于“职”，一般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并非实有所掌。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官制改革后，撤销馆职，另设秘书省职事官，自秘书监丞、著作郎以下，都称馆职。其他文臣兼带馆职，武臣带阁门宣赞舍人，则称“贴职”。
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宋史·职官志一》说：
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又说：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这样，各级官府层次重复，叠床架屋，机构空前庞大。但是，却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用人大权，他可以随时提拔官阶较低而有才能者担任要职，也可随时撤换无能之辈。历代的官制，宋朝大多保留下来。《宋史·职官志》云：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
自赵匡胤建宋以后，三师、三公之制虽承唐制保留下来，但授与大臣者为数并不多，尤其是太师一官，只以赵普与文彦博两人功高德厚方予特拜。但自蔡京擅政以后，拜三公者在宣和年间竟多达18人。这18人中，除了蔡京父子及童贯、王黼等宠臣外，其他多为宋徽宗的儿子（太子除外）任职。
宰执
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据李焘《长编》卷5所记，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的事。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据《长编》卷5载：“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zhu1n，音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以分其权。到了太宗时，又进一步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据《长编》卷37载：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正月戊子，太宗诏曰：
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亲王得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
都堂就是政事堂。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这就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而宋代所设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并使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
概而言之，宋代宰相制度大体有五次变动。
第一次是北宋初，宋神宗元丰以前。如上所述，就是这时期的变化情况。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另一方面的变化是，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的阶段。职权的转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声。
第二次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开始的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元丰改制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不过，这三个官位只是虚设，从不授人。又仿照唐制，用尚书左仆射、右仆射代行尚书省的职权；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他们是正宰相。这时，参知政事的名称被取销，而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
第三次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8年），蔡京任宰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钦宗靖康年间，又废除太宰和少宰，改为尚书左仆射和右仆射。
第四次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式以左仆射和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又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还取消尚书左、右丞的官称，大体上恢复了宋初的制度。
第五次是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改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照旧。除去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的虚称。门下并入中书，称中书门下。左右宰相主中书事，兼尚书省之长，六部直属于宰相，尚书省之制已废于无形，实际上这也是三省合一。从此，左右宰相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尚书省只掌握六部，奉命执行政务。当时大臣虞允文、梁克家为首任左、右宰相并兼枢密使。
除宰相之外，尚有“平章军国重事”一职。《宋史·职官志一》说，哲宗元祐中，置平章军国重事，以文彦博、吕公著相继任之。其位在宰相之上，专以处高德老臣，以示宠幸，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政事堂）。但这一官职只是一种最高荣誉职位，并没有多少“军国重事”可管。南宋时，情况有些变化，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韩侂胄任平章军国重事，“所预者广”，“所任者专”，独擅朝政。理宗时，权奸贾似道也升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窃位日久，恩宠日隆，位在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重事”便独揽军、政大权，出现了军政合一的定制，而宰相则屈居于副职的地位。
宋初的宰相称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沿袭唐代的，中书门下的长官编制不固定，大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同时不超过五人。或三相一参，或三相而无一参。太宗以后，以三相二参或二相二参居多。
唐代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在政事堂办公。政事堂先设于门下省，后迁至中书省，最后干脆就改称为“中书门下”。宋初虽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名称照旧，但这些与唐代之制已大不相同。首先是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其次是三省的职权已转移。唐代三省分掌定策、封驳和执行之权。但宋代三省的权力被削弱。这个削弱，与“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有关。《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就记载了元丰改革官制以前，三省权力旁落，官署冷清的情形：“中书省、门下省者，存其名，列皇城外两庑、官舍各数楹。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账，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报版、流外、考校诸司附奏挟名而已。”至于尚书省，实际上自唐末五代就已经逐渐荒废了，至宋代就更是名存实亡。因此，北宋前期经常有大臣建议恢复尚书省的地位。例如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九月，右谏议大夫王化基上疏言五事，其一便是“复尚书省”。他建议“废三司，止于尚书省设六尚书分掌其事。”唐代的尚书省分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握行政、财政、司法、仪礼的大权。至宋代，官吏的选用，另设审官院，“除授者皆出中书，不复由吏部”。户部则归于三司。这样，行政权归于政事堂，财政权移归三司。三司的设立，是宋太祖收回财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王化基废“三司以实尚书省”的建议，自然不被采纳。但是为了搪塞众议，宋太宗对尚书省长官的地位也给予某些提高。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升尚书令于三师之上。然而，这并没有提高尚书令的职权，何况尚书令又很少授人。因此，到至道、大中、祥符年间（公元995年—1061年），不断有大臣提出恢复尚书省制的问题，但均未有结果，这个问题至神宗元丰改制以前，一直争论不休。实际上，尚书省职权之分割，是宋代分散中枢机构的权力而强化皇权的反映。正是这种变化，在其后促成了三省制的消亡而演进为一省制。
三省六部
门下省：又称“左省”。其长官名义上是门下侍中，但很少委任过，实际上有名无职。副长官是门下侍郎，另外又委派一名给事中任“判门下省事”①真正掌管本省的职权。其属官有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以及给事中等。门下省的职权是主管皇帝宝玺、大朝会设位版、赞拜、拜表、宣黄、外官和流外官考课、年满斋郎转补以及各司附奏署名等事。神宗改革官制时，重新恢复三省的实际地位和职权，门下省专司审议，但自门下侍郎成为尚书左仆射（宰相）的兼职或副宰相的专职后，便不再和门下省本身的职事相关了。
中书省：又称“右省”。其长官名为中书令，实际上也有名无职。副长官为中书侍郎。又另委派一名中书舍人任“判中书省事”，真正掌管本省职权。其属官有右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等。中书省的职权是主管郊祀、皇帝册文、州县官考课、斋郎等年满复奏、文官改赐章服、僧道给赐紫衣师号、举人出身及寺观名额等事②。神宗改革官制后，中书省则专司取旨出令。但自中书侍郎成为尚书右仆射（宰相）的兼职或副宰相的专职后，便不再和中书省本身的职事相关了。
门下和中书两省的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通称“两省官”③。门下省的起居郎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称“小两省官”。④。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等称“大两省官”⑤。北宋前期，大两省官员虽名为谏官，但除非皇帝特旨供职，并不得谏诤。
尚书省：又称“都省”。其长官名义上是尚书令，还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等，但尚书令从不委任。实际上另外委派诸司三品以上者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尚书省的职权是总辖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和司封、司勋、考功、度支等二十四司，并主管议定官员谥号、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赠、注甲发付选人、二十四司人吏迁补等事。尚书省所辖六部二十四司，分属左司和右司，左司掌管吏部（下辖司封、司勋、考功）、户部（下辖度支、金部、仓部）、礼部（下辖祠部、主客、膳部）；右司掌管兵部（下辖职方、驾部、库部）、邢部（下辖都官、比部、司门）、工部（下辖屯田、虞部、水部）。左、右司各设郎中1人，员外郎1人。
宋太祖时，设立流内铨（简称铨司）、委派“权判流内铨事”2员，专管考试选人、判决案例和拟定差遣等事。还设立三班院，委派“知三班院事”或“勾当三班院”，员数不定，负责对东西头供奉官等武臣的考课和拟定差遣等事①。太宗时，设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职州县官院，总称磨勘院，负责对京朝官和选人进行考核。随后，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②。太宗时还设置“京朝官差遣院”，负责对少卿监以下京朝官注拟差遣。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也并入审官院。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设置审官西院，主管武臣阁门祗候以上到诸司使等的磨勘、注拟差遣等事。又改审官院为审官东院，主管文臣京朝官以下考核功过、叙其爵秩、注拟差遣等事。两院各派知院、同知院各1员、主簿2员。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为全面改革官制措施之一，是铨注之法全归吏部，撤销审官东院而改为吏部尚书左选、主管寄禄官在京朝官和职任非中书除授的文臣；撤销流内铨而改为吏部侍郎左选，主管从初任到选人的文臣；撤销审官西院而改为吏部尚书右选，主管升朝官以上和职任非枢密院除授的武臣；撤销三班院而改为吏部侍郎右选，主管副尉以上到从义郎的武臣。据《宋史·职官三》载，从此以后，以上文、武官员的选试、注拟、责任、升迁、叙复、荫补、考课的政令以及封爵、策勋、赏罚、殿最的制度，都归吏部掌管。吏部的长官为吏部尚书，设一员，副长官为吏部侍郎，其下有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分管尚书左、右选和侍郎左、右选。此外，还有司封、司勋、考功的郎中和员外郎各两员，官告院主管官一员等。
户部：宋初设三司总管全国财政，户部几乎无所职掌，只委派“判户部事”一员，接受各地土贡，至时陈列于殿廷。神宗官制改革时，撤销三司，全国财计始归户部。户部主管全国户籍、土地、钱谷的政令以及贡赋、征役等事。设户部尚书一员，左、右曹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度支、金部、仓部各二员。左曹分管户籍、税赋、土贡、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义仓等事。度支掌管全国财政预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国的货币收支，藏于府库；仓部掌管仓库贮积和收支等事。
礼部：宋初设太常寺礼院。真宗时又设礼仪院，主管礼仪之事。礼部只委派“判礼部事”一员，掌管科举，奏补太宙斋郎等事。神宗时，撤销太常礼院，其职权划归礼部。礼部设尚书、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礼部下设祠部、主客、膳部等三司。掌管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科举之政令。
兵部：宋初设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令，武臣铨选则归三班院和审官西院负责，兵部只管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委任“判兵部事”一员。神宗时设兵部尚书、侍郎各一员，职方、驾部、库部和本部等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职权略有扩大，主管民兵、弓手、厢军、蕃兵、剩员，武士校试武艺，及少数民族官封承袭等事。
刑部：宋初刑部是最高司法机构之一，主管全国刑政，并审复大理寺所定大辟案件。太宗时，创设审刑院，将刑部审复权拨归审刑院，审刑院成为全国另一最高司法机构。神宗时，撤销审刑院以及纠察在京刑狱司，将其审复等权归还刑部，从此，刑部的职权大为扩大，主管全国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设刑部尚书一员，侍郎二员；郎中和员外郎，本部各二员，都官、比部、司门等司各一员。本部郎中和员外郎，又分左、右两厅，厅各二员，左厅掌管详复，右厅掌管叙雪。
工部：宋初只设“判工部事”一员，所属屯田、虞部、水部的职权全被划归“三司”，工部职权很少。神宗官制改革时撤销“三司”，工部才恢复职权。设工部尚书、侍郎各一员，本部和屯田、虞部、水部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主管全国城郭、宫室、舟车、器械、钱币、河渠等政令。南宋时，将军器监和都水监并归工部，工部的职权就更为扩大了。工部还兼管军器所和文思院；高宗时还设立制造御前军器所，委任提点官二员和提辖、监造官各若干员，负责制造武器；文思院负责制造金银、犀玉等器物，设提辖官一员、监官三员。
枢密院与三衙
枢密院是总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简称“枢府”。宋代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共掌文、武大权，称为东、西“二府”。《宋史·职官志二》说：
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又《通考·职官考四》说：
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使始与宰相分权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权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主武事，副使佐之。
枢密使为枢密院之长官，或称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或同签书枢密院事。其下设都承旨和副都承旨，负责“承宣旨命，通领院务”，由武官担任。还设编修官，不定员。枢密院“掌兵籍，虎符”，若得皇帝的批准，有调动兵马之权。枢密使的地位略低于宰相，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等统称为“执政官”。枢密使这一官衔在唐太宗时就设置了，但唐代的枢密使只负责管理军事情报，机密情报之类，由宦官兼任，直至五代时还保留这个官衔。而宋代的枢密使地位抬得这么高，权力这么大，其原因是与当时国内外的阶级矛盾、政治形势有关。宋时阶级矛盾一开始就相当尖锐。北宋初年就发生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在边境，又有契丹、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并立，形成边防的紧迫局势。内忧外患使得宋王朝需要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方能抵抗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因而，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管理这支军队，这就是宋代设立枢密院的原因。同时，枢密使的设立又可以削弱宰相的权力，也是强化皇权的重要措施。所以，元丰改制后，枢密院照样保存下来。但是北宋的枢密使与中书的关系都极不正常。王明清的《挥麈录·后录》说：“枢密使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宋神宗的御史滕达道也说，战守安危之所政，中书主打，枢密使主守，这样怎么能取胜呢？明确指出这种互相牵制所造成的殆误军国大政的弊端。南宋统治者接受了这一教训，为了对付经常性的对外战争，不得不实行兵政合一，设立“平章军国重事”这一官衔。
北宋初年，仍然沿袭后周的制度，由殿前司和侍卫司统领全部禁军。但是赵匡胤在禁军的人事安排、组织编制和部署等方面，都作了重大的调整。据《长编》卷2记载：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一个晚上，赵匡胤把曾经帮助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请来喝酒，对他们说，自己当了皇帝后整天提心吊胆，还不如作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说，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如果你们手下人贪图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想不干也不行呀！石守信等人领会赵匡胤的意思，大为震惊，次日即称病，主动要求解除军职。赵匡胤答应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同他们结成儿女亲家，说这样就可以使“君臣之间，两无猜疑”，赵匡胤就把石守信等人调到外地去当节度使，脱离他们原来掌握的军队，这就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在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军权之后，提拔了一批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当禁军将领。但就是对这些人也严加控制，处处防范。
同时，赵匡胤还取消了殿前都点检和殿前副都点检这两个职务，由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率领禁军，合称“三衙”，互不统属。禁军从此没有统帅，将领分别听命于皇帝本人。“三衙”长官都指挥使之下，各设副指挥使，都虞候，副都虞候各一员。真宗时，废除侍卫两司的都虞候之职。南宋时，殿前司掌管殿前各班、直和步、骑各指挥的名籍，侍卫亲军马、步军司分掌马军、步军各指挥的名籍。并负责属下军队的管理、训练、戍守、升补、赏罚等政令。“三衙”与枢密使所掌之兵权不同：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
三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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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是北宋前期最高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唐末税法混乱，田赋、丁税的收入无法维持王朝的庞大费用，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和度支。五代后唐明宗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司”，宋初沿之。三司的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长官是三司使，其权位之重，与执政无殊，号称“计相”。《宋史、职官志二》说：
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
三司之副长官为三司副使。宋太宗时，罢三司使，另设盐铁、度支、户都三使。真宗时，又罢三使，重设三司使一员，另设盐铁副使、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盐铁之下设七案，即兵案、胄案、商税案、都盐案、茶案、铁案、设案等，掌管全国矿冶、茶、盐、商税、河渠和军器等。度支之下设八案：赏给案、钱帛案、粮料案、常平案、发运案、骑案、斛斗案、百官案，掌管全国财赋之数。户部之下设五案：户税案、上供案、修造案、曲案、衣粮案，掌管全国户口、两税、酒税等事。三司的附属机构，据《宋史·职官志二》载，有磨勘司、都主辖收支司、拘收司、都理欠司、都凭由司、开折司、发放司、勾凿司、催驱司、受事司等。由此可见三司职权之广泛，与事务之殷繁。北宋前期，全国财政支出大部分依靠三司，三司实际上取代了尚书省的许多职务。元丰改革官制时虽废三司仍归户部、工部管辖，其中胄案改置军器监，这些改革似较合理。但是财用大计毕竟不是户部所能尽办，因此，北宋末期又有总领财赋官及经总制使以别掌之。
北宋前期，中书门下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政，三者鼎足而立，彼此不相知，而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神宗改制后，宰相实际上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兼任枢密使，又兼管部分军政。这样，宰相重新握有民政、财政和部分军政之权。
监察机构
宋代监察机关，沿袭唐制，中央设御史台，下设三院，《宋史·职官志四》说：“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御史台设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名义上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但宋初不除正员，只作为加官，授予其他官员。检校官带宪衔的，有检校御史大夫。元丰改官制后，一并除去。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御史台的真正长官，称为台长；副长官是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官的职掌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监察弹劾之列。官阶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者，称“监察御史里行”。此外，还设推官二员，专管审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评论朝政或弹劾官员，按规定必须先向中丞报告。仁宗时，刘筠任中丞后，御史言事就不必请示本台长官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