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博主按：从本学期开始，我开始有计划地持续阅读丸山真男，我在国内硕士阶段仅仅阅读过《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译本，《丸山真男讲义录》因为硕士论文写作的需要，阅读也是半途而废。对于一个研究日本政治外交的研究生来说，没听说过丸山真男或者没阅读过丸山真男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南开大学刘岳兵先生翻译《日本的思想》之后记中，对中国从事“日本研究”的研究生们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在日本拿到法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当然包括中国留学生，往往会侧重于思想史的厚度和深度，在此意义上的政治学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思想史学，还有一种是外交史学，近年来日本政治学理论（纯理论）也逐渐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这类理论上的东西根还在美国。基于此，丸山真男就成为这类学者们学术研究中重要的参照物，无论是褒奖也好、批评也罢。持现实主义（或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者往往喜欢拿他来跟某些保守的政治学者进行对比，持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立场的学者则把丸山的观点奉为圭臬。我的博士论文不是研究丸山真男，选修的课程里面也没有关于丸山真男的讲义，只是从一种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角度来看，必须阅读丸山真男。前几日从网上拍下来一套《丸山真男集》（岩波书店，计15册），希望能够在这至少四年的时间里，能阅读其中的大部分经典。有些同学留言说我写的日志越来越看不懂，越来越专门化，坦白说实在没有办法，到了读博士的阶段，只想把自己平日所学、所读、所感分享给需要的人看，也希望他们给出批评意见。一 个持续较长周期的丸山真男读书笔记将要诞生，欢迎各位（特别是对丸山真男和日本政治感兴趣的同仁们）监督并批评。
卡尔·施密特曾经指出，近代西欧国家一个特色是“中性国家”，根据丸山真男对中性国家的理解：这类国家对真理以及道德问题往往采取中性立场，而把这类价值选择和判断的裁决权交给国家之外的其他社会集团（比如教会）甚至个人，而主权国家则仅仅作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法律机构。（但是，这种中性不同于韦伯所说的valuefree）当然，很多人都会对这一观点持不同意见，但丸山的论点并不在这里，而是通过与西欧国家形式的比较，来讨论日本的国家形式。十分明显的是，近代日本国家的成立缺少这种中立的性格，明治维新以后，无论是天皇本人还是明治寡头们也没有想过要让他们的国家追求这种中立性。丸山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日本与西欧在近代国家成立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鲜明的不同点在于对宗教的态度，简单说就是信仰问题。因为有了基督教，西欧普通人民完全可以不用去信仰他们的国王或皇帝，但是日本没有这种信仰的自由，日本人对宗教的信仰和对天皇的信仰是捆绑在一起的，这也是近代日本“天皇制国体”发轫的根源，“天皇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制度”，在更大意义上它是日本人的精神信仰。无论这种信仰是主动还是被动，其最终的结果都是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有了坚定的支持基盘。
日本军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往往会犯下很多暴行，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活体实验等自不待言，即使最普通的杀人放火事件都无不洋溢着一种内在的自豪感。这些出身低下的日本士兵（包括中下级军官）哪来的勇气乱杀无辜呢？在论文《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中，丸山真男给出了如下解释：这是由皇军的地位决定的，军国主义制度框架下，“皇军”即“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并不向内阁以及政党负责，天皇具有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这从而造成了一种超国家主义的现象。本来在乡下农村的最下等公民，在日本国内的二等兵，一旦得以机会穿上军服奔赴海外的战场，成为代表天皇利益的皇军，那么这些下等兵便拥有了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这也是靖国神社所致力于宣传的一种效果。这些士兵享受天皇制绝对精神给他们带来的“快感”，同时也深刻感觉到“卑微的国民”同“天皇的军士兵”之间巨大的落差，这帮士兵们便被这种骄傲（pride）冲昏了头脑。（《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第26页）在他们的眼里，天皇制高于一切，而皇军又是天皇制得以延续的最重要支撑，所以烧杀抢掠在他们看来变成了一种信手拈来。当然，丸山的这种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说服力，自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我本人虽然觉得丸山说的不无道理，但还需要在更深层次上的加工，才能让这种解释更加完美。我虽不是性善论者，但也同时不相信在这世界上会存在如此惨无人道的群体（我相信惨无人道的个体的存在）以及绝对的“恶”，希望在接下来的丸山思想史解构中，能够阅读到相关的内容。
提起法西斯主义，一般人很容易想到战时的德国和意大利，对于日本，我们一般称它为军国主义。但在丸山的分析中，军国主义显然是一个比较肤浅的概念，而且具有片面性。法西斯主义则更能够比较全面地代表那个时代日本的思想和现实风貌。（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学术分析中还是在日常的话语体系中，日本人似乎更倾向于用“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军国主义”，就我所接触的人以及有限的阅读而言，整体感觉是这样）丸山把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划分三个时期，这一点对我们了解战前和战时日本的思想构造十分重要，至少可以避免一些明显的误区。这三个时期分别为：1）法西斯主义的准备期，大概始于大正8-9年(1918年左右)直至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之间，这一时期也可以成为“民间右翼运动时代”。2）法西斯主义的成熟期，满洲事变前后直至二·二六事件之间的这一段时期，在该时期内，法西斯主义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场民间运动了，而是逐渐被军部法西斯主义所利用，各种法西斯主义政党开始活跃在日本政坛，这一时期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成熟期。3）法西斯主义的完成期，即从二·二六事件之后直到战争结束。一般人往往会认为这一时期才是值得关注、值得研究同时也是值得批判的重点，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一时期这是宣告一个法西斯体制的完成，其具体内容正如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即日本对内的思想统制和对外的侵略扩张。
所以，法西斯主义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发展演化的，是最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一点往往为后来人所忽略。后代的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侧重于日本法西斯主义（这里其实就是指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事实，而忽略了意识形态上（思想史）的形成和发展。丸山下面的这句话能够比较精确的概括这一研究状况：正是由于我们对东条独裁有着比较深刻的记忆，从而使得我们比较容易陷入对这一历史时代过重评价的误区。如果不能注意到这一点，那么那些战后所谓的民主主义者们却只会反对东条英机，民众也被这一虚像蒙蔽了双眼（39页）。
首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问题时，在法西斯主义的第二阶段中，日本的民众为何会被中下层军官所利用和蛊惑？更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日本的中下层军官为何会在一次又一次的事变、暗杀中如鱼得水？其实这也是跟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分不开的。虽然日本较早的实现了明治维新和近代化，但放眼望去日本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农业社会（20世纪30年这一时点），农业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5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也赶上20年代末期的大萧条，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农民则食不果腹。巧合的是，军部的下级军官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看到自己的父老乡亲因饥饿而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军事政变和暗杀就变得不难理解了。丸山称这一社会现象为“农本意识相态”，倒不是说农业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占据着多大的地位，但是农业的稳定与政治的稳定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意识形态的雏形。联系今天日本的政治，或许能看到当年农本意识形态的某些残影。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很快实现了经济的复兴，并迈入先进国家的第一集团。但是，农业依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日本的政治走向。战后，自民党曾长期将农村的选举区视之为他们的票仓，关于这一点我想已经不用赘述。最近一段时期，炒得比较火热的TPP问题，其核心也是如何最小程度的减少对日本农业的打击，当然说到底日本的政治家们并非人为农业是日本的命脉，但农业确乎能够决定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就是农村选举区的选票）。
还有一点，明治维新以后的都市化以及地域差距多少让我看到了当代中国的缩影。明治时期著名的国粹主义学者志贺重昂写到：“据日本国之财力集合与东京一地，东京业已繁华极尽，地方却是匮乏累累，此乃东京之日本实非日本之东京”。当代中国很多时候都在重复着日本式的宿命，当然每个人都不希望学习日本的败笔之处。到底是北京的中国还是中国的北京，虽然尚不至于争论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但是以举国之力建设北京的行为，其背后的逻辑一般人都能理解。所以，这才有了“北京到底是北京人的北京，还是共和国的北京”之类的争论。
（《丸山真男集》第三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