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一个叫李清照的女子，在自己颠沛流离、离乱困顿之际，写诗赞项羽，“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完全可以卷土重来的项羽，面临滔滔流水的乌江，为何不肯过江东回家？历史没有回答，历史已经回答。其实这一切，都源于他血液里的贵族意识，和在这种贵族意识支配下酿成的成败心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英雄，与刘邦之流不同的是，项羽出身于楚国的贵族世家。今天的江苏宿迁至今仍有霸王举鼎的遗迹。年轻时他看到秦始皇的人马车队耀武扬威地出游巡视，就意气盎然地指出：彼可取而代也。后来他果然领导反秦义军消灭秦军主力，自立为西楚霸王。不幸的是，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中，年仅三十岁的盖世英雄项羽，被五十四岁的汉王刘邦组织的“统一战线”击败，突围至乌江（今天安徽和县），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感叹天亡我，自刎而死。比马其顿的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死时，还要年轻三岁。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成王败寇的浓厚文化下，作为一个失败者，项羽却为何总被后来人来来回回的缅怀？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时代，一个在汉人的情感视野里永远消失了的贵族时代，一个以春秋人格为内骨的时代。项羽的英雄业绩经过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渲染，流芳千古；但历来人们对于项羽不肯过江东回家一事的评论，却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的嫌疑，并且多烙有自己时代的影子。
杜牧《题乌江亭》说：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认为项羽完全可以卷土重来击败刘邦，表达了唐人的自信，即使到了晚唐时分，依然不减盛唐时节。王安石在《乌江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认为项羽即使回到家乡，也不可能东山再起，这里说的其实就是北宋那时退缩防守的形势。李清照《夏日绝句》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项羽壮士成仁的怀念，隐藏了对于南宋半壁江山的无奈。这一情绪使得明末的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到底决不后撤，明朝最后连半壁江山也无法保留。
在内地一个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上，学生围绕“项羽该不该过江”的讨论，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种意见，最后老师总结道：大家的辩论非常精彩，不分胜负。作为一位豪气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项羽的悲剧，引申出两个层次的人格意志，一是人格意志是坚韧还是脆弱，在失败时是继续进取还是从此消沉；一是人格境界是崇高还是卑下，在没有办法时是选择玉碎还是瓦全。过不过江东？是迂回地活着？还是刚烈地死去？是忍气吞声地争取？还是干净利索地放弃？项羽过不过江东几乎成了中国式的“活着还是不活”，一直在考问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两千多年过去了，项羽的英雄形象至今令人难以忘怀。项羽死了，国家似乎统一了，然而他的乌江自刎。却在国人心中留下了一块永恒的疤痕。渡不渡江，成了中国人心中永恒的千年疼痛。
项羽是中国真正最后的贵族。早在很久以前的文章中我已经论述过，出身贵族的人和官僚阶层是不一样的，他对自己属下的子民有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天然责任感。项羽的这种贵族责任，出身亭长的居委会小官僚小流氓刘邦就没有，也是他无法理解的。所以刘邦可以和后来历代争天下的流氓领袖、流氓皇帝一样，无所不用其极。
唐人胡曾的《乌江》诗曰：“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项羽不愿东渡乌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耻于再向东吴起兵。他自言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正是耻于起兵的明确表述。例如西楚四年，项羽二失成皋之后，与刘邦再次在荥阳对峙。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这是一个具有贵族血统和教养的年轻人和一个骨子里是个流氓无赖的老者的一问一答。
但有人也曾指出：这说明项羽已经意识到“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是由他和刘邦两人争战不休造成的，因此他要单独和刘邦决斗。项羽要和刘邦决斗的想法太幼稚，但是，他能够意识到为了自己当霸王而让天下百姓受苦太自私了，他的这种在贵族心理上独有的忏悔意识在流氓的刘邦身上是绝对看不到的。刘邦不惜牺牲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女，一心要做帝王，成就帝业，当然不可能顾及天下百姓之苦了。项羽既然有此忏悔之心，他当然不愿再次兴兵与刘邦争夺天下，这将会再次扰动江东父老。
历史翻页过去了两千年，毛泽东理解不了项羽。项羽乌江自刎这一悲壮的举动，引起了历代诗人的无限情思。但冒充诗人、附庸风雅的现代“流氓皇帝”毛泽东，却无法理解项羽的这种贵族情怀。历经两千年主子奴才文化的熏陶，中国虽然早已经没有了贵族，中国人身上虽然没有了贵族情操，但人们还是知道贵族情操的珍贵。人们普遍认为，项羽虽在斗争中失败了，但他不失英雄本色，连女诗人都歌颂项羽是人杰与鬼雄。于季子的“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胡曾的“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汪绍焻的“乌江耻学鸿门遁，亭长无劳劝渡河”等诗句，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
但是作为厚黑学的忠实门徒，毛泽东早年就曾说过：对于挑战者来说，宁可失败而被杀，也不自杀。因为自杀对人格的保全有相对价值，而反抗到底即使被杀，却能使身心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伸张，“则直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性质最足以印人脑腑”。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赌徒那种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也要不顾一切地翻本的“战斗到底”。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的一次演讲中，毛泽东又谈项羽。他说：项羽是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也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从前有个人作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再去招八千子弟兵来打天下，我们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其实，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干到底的精神，相反是一个精于逃跑的专家。他的两个弟弟就比他“迂”，一个死在战场上，一个死在监狱里，而毛泽东自己又上过战场，又蹲过监狱，但他却有本事不死，因为他是善于见风转舵、见好就收的投降专家。毛在蒋介石的围剿和日本的进攻下一路逃跑，以及他在文革期间颠三倒四地退却，就是明显的例子。毛还把自己的“逃跑经”总结出来，叫什么“敌进我退”。
毛氏晚年读《历代诗话》，其中有《二乔》一则，从杜牧的《赤壁》，说到其《题乌江亭》一诗：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评诗者认为：项氏者，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毛泽东读史至此处，批了四个字：此说亦迂。“迂”在何处？根据毛泽东的流寇主义，牺牲老区人民是没有问题的。而杜牧诗的评者没有超出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贵族主义局限，并以贵族的荣誉感断送了流寇的政治前途。------这显然不合毛泽东的冷酷心肠，所以他一再告诫手下的党徒“不可沽名学霸王”。所以他的党徒因此也就完全不要了名节，甚至化公为私、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发展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的崛起，必须从“不肯回家”开始。现在中国要崛起了。但是没有一点贵族精神作为支撑，任何崛起都是无法持续的。项羽不肯回家，因为他是最后的贵族。项羽之后，中国终于一步步堕入了流氓刘老汉的深渊，等到刘老汉的几代孙汉武帝的推恩令一下，中国最终失去了生长的动力，变成了一个群氓的杂烩。推恩令让所有的儿子均分家产，好像公平合理，其实是瓦解了扩张的力量。从此中国不再可能扮演殖民者的角色，而是坐等别人来殖民：五胡、鲜卑、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轮奸中华。至于中华儿女呢？大家都窝在家里等着分田分地，甚至不惜裹上小脚，死也不肯离开老家一步。1980年，中国的“独生子女令”一下，社会就更加堕落了，独生子女骄纵无比，必要时撒泼打赖，要挟父母长辈。进而理所当然地成了宅男宅女，坐吃山空。
这使人想到欧洲：真正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政治，是从贵族精神发育和培育出来的，每个公民都要保持人的尊严和贵族精神并让他人保持人的尊严和贵族精神。没有了贵族精神，民主政治不会成功，贵族精神的衰退和氓民意识的兴起，只会瓦解民主政治。
在古代的中国，没有贵族精神的刘邦战胜了具有贵族精神的项羽。在现在的中国，没有贵族精神的流氓官僚战胜了具有贵族精神的民主人士。刘邦不仅没有贵族精神，反而鼓励流氓精神，杀害甚至烹调和他同时起兵反秦的各路英雄。所以后来的汉朝无论怎样辉煌，都无法沿着春秋战国的开放社会继续发展、走向海外扩张，而只能沿着“推恩法”的内斗路线一直没落下去，直到投怀送抱于十常侍（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再沿着太监路线堕落下去，直到五胡乱华，结束了第一期的中国文明。
“不肯回家”，这是一个 民族必须滋养贵族精神的真正起点，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是一个生长中的社会的真正标志；是第三中国的出现、第三期中国文明兴旺的真正标志。欲再造真正的中国，请先从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春秋气节开始。
中国的贵族精神是如何消亡的（二）：为贵族精神消亡付出的历史代价
贵族精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消失，带来的影响有其两面性。好的方面是，等级森严的制度也随之消失，天生的世袭思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民的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但在另一方面，贵族阶层毕竟是培养贵族文化的最好土壤，平民阶层无法提供这样一个生长环境。所以贵族文化的那种优雅精致和担当，那种人与人之间讲规矩与讲诚信，那种视荣誉如生命，自然就丧失了光彩。取而代之的，是无恒产便无恒心的流民意识，和一盘散沙状的社会结构，这也是中国两千年的社会本质的渊薮所在。在一个不讲诚信不讲规则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翻脸如翻书，人与人为了蝇头小利可以尔虞我诈，随着这样的人源源不断地大面积的进入官僚集团，也把这种农民流氓文化带进了官场，所以中国的官场自古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苏轼语），其实是日渐式微的贵族精神斗不过流氓文化。因为中国的官场不像英国文官集团那样，是洋溢着欧洲蓝血贵族精神的官场，而是农民流氓文化的跑马场。
应该说流氓皇帝刘邦是个历史分水岭，秦始皇好歹还是个贵族出身的皇帝，而自刘邦之后许多开国皇帝都基本出身平民，甚至大部分是出身于平民中的流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现象。比如，蜀汉的开国皇帝刘备，他是织席小贩；南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卖鞋为业；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年轻时穷困潦倒；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可以用赤贫两个字来形容。所以往本质上说，中国两千年的王朝换代史，就是根植于农耕文明土壤上的农民流氓精神，打败前朝的贵族精神的历史，就是流氓打败贵族。中国的开国皇帝骨子里都是流氓，只是他们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后代，后来才逐渐有了点贵族气。林语堂早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史时似乎说过大意如上的话，但在哪本书里一时找不到了。
在贵族社会中，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甚至是军事战争中，彼此都会留有余地，行事相对比较温和，一方对另一方也不赶尽杀绝。到后来，却成了斩草务必除根的帝制社会的政治斗争了。因此，后来中国的历代皇帝在他们的精神层面上，不要说离贵族精神遥不可及，连基本的人性都达不到。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儿，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己之忍、容人之忍、尤其是对付政敌之残忍；第二就是要有极强的权力欲。以至于后来有了这样一个标准：谁在集权专制社会的政治斗争中心慈手软，谁就是懦弱。而懦弱是可耻的，当然也就没有人会去懦弱。于是他们也就继续进行着那种没有人性的政治斗争和残酷杀戮，一直这样延续了两千年，并将继续延续着、杀戮着。
我们应看到，生活在当今文明下的国人，依然还有那么多的人将悲天悯人的贵族情怀当成胸无大志，而将野心勃勃的私欲当成伟业雄图；将赤诚真挚、一诺千金当成傻瓜笨蛋，而将撒谎骗人、视规则如撇履当成智慧聪明；将救死扶伤当成软弱无用，而将杀人如麻、流血漂杵当成英雄气概；将人道的启蒙当成无知的呓语，而将强权霸道的逻辑当成天下惟一的人生至理箴言和历史的规范法则，岂不悲哉？如此下去，这个民族怎会有希望？
潄杯水于沧溟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222a180102e594.html
